三死

    一


    秋天了。两辆马车在大路上风驰电掣地飞驶着。前面那辆轿式马车里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太太，消瘦而苍白。另一个是侍女，容光焕发、脸色绯红、胖胖的，她那干涩的短发老从褪了色的帽子底下滑出来，所以那只戴着破手套的红红的手不时要把头发塞进去。那裹着粗毛披巾的高高的胸脯透出健康的气息，那双滴溜溜的黑眼睛，一会儿注视着窗外掠过的田野，一会儿胆怯地看看太太，一会儿不安地打量着马车的角落。太太那顶挂在网架上的帽子在她的鼻子前面摇晃着，一条小狗躺在她的膝上，她的脚跷着，让开放在地上的一堆小匣子，随着弹簧的颤动声和玻璃的震动声，可以微微地听见她的鞋底敲在小匣子上的声音。


    太太把两手叠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靠着垫在她背后的靠垫上微微摇晃着，微皱着眉头隐隐地咳嗽着。她头上戴一顶白色睡帽，娇嫩、苍白的脖子上系着一条浅蓝色的围巾。在睡帽下面笔直的头缝把她那淡褐色的、非常平整的、抹了油的头发平分着，那条宽宽的平分线的白皮肤上，现出一种干枯的死色。她的面貌虽然秀丽，可是微微发黄的皮肤却干枯松弛，两腮和颧骨上一片潮红。她的嘴唇是干的、不安的，稀疏的睫毛没有卷，呢子的旅行外衣在她那凹下去的胸部形成一条条直褶。虽然太太的眼睛闭着，她的脸上却现出疲倦、恼火和惯有的痛苦的表情。


    那个听差正在赶马车人的座位上把胳膊肘支在软椅上打瞌睡。那驿站的马车夫精神抖擞地吆喝着，赶着四匹汗淋淋的高头大马前进，他间或回头看看在后面那辆四轮马车上吆喝着的另一名马车夫。轮胎的宽阔的平行痕印在泥泞的石灰路上均匀而迅速地向前延伸。天空是灰色而寒冷的，潮湿的尘雾洒落在田野和道路上。马车里面很闷，而且有一股花露水和尘土的气味。病人把头往后一靠，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那双大眼睛发亮，黑得好看。


    “又来了。”当侍女的大衣下摆微微碰着她的腿时，她便用那美丽的瘦骨嶙峋的手神经质地把它推开，说道；她的嘴痛苦地歪扭着。玛特廖莎用双手提起自己的大衣，用壮实的两腿微微欠身起来，把身子挪开些。她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满是娇艳的红晕。病人那双美丽的黑眼睛贪婪地注视着侍女的动作。太太用两手按着坐位，也想欠起身子，往上坐一坐；可是她力不从心。她的嘴歪扭了，她整个的脸由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恶意的嘲讽的表情而变得难看。“你哪怕帮我一下呢！……哎呀！不用了！我自己会，劳你驾，请你别把你的麻袋之类的东西放在我背后！……既然你不会，你就别碰我！”太太闭上了眼睛，接着，又很快抬起眼皮，瞧了侍女一眼。玛特廖莎咬着红红的下唇望着她。从病人胸中涌上一声深沉的叹息，可是叹息在中途便变成了咳嗽。她转过脸去，皱起眉头，两手揪着胸口。咳嗽完了，她又闭上了眼睛，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驶进了一座村庄。玛特廖莎从披巾下伸出一只胖乎乎的手来画了个十字。


    “这是什么？”太太问道。


    “驿站，太太。”


    “我问你为什么画十字？”


    “有座教堂，太太。”


    病人转身对着车窗，开始缓慢地画十字，睁大那双大眼睛瞧着她那辆轿式马车经过的那座乡村教堂。


    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都在驿站前停住了。病人的丈夫和医生下了四轮马车，来到轿式马车跟前。


    “您觉得怎么样？”医生把着她的脉问道。


    “嗯，你怎么样，亲爱的，你不累吧？”丈夫用法语问道，“你不想下来吗？”


    玛特廖莎抱起包袱蜷缩在角落里，免得妨碍他们谈话。


    “没什么，还是那样，”病人答道，“我不下去。”


    丈夫站了一会儿，就走进驿站里去了。玛特廖莎从轿式马车上跳了下来，踮着脚跑过泥泞，走进了驿站的大门。


    “我不舒服，并不能作为您不吃早饭的理由。”病人微笑着对站在车窗旁的医生说。


    “他们谁也不管我，”当医生刚轻轻地迈脚离开她，很快地跑上了驿站的台阶时，她自言自语地寻思道，“他们身体好，所以他们不在乎。哦！我的上帝！”


    “怎么样，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丈夫看到医生时，带着愉快的微笑搓着手说，“我已经吩咐他们把食盒[1]拿进来，您对此意下如何？”


    “行。”医生答道。


    “嗯，她怎么样？”丈夫叹了口气，压低声音，扬起眉毛问道。


    “我说过：她不仅到不了意大利，就是到莫斯科也得看天意了。尤其是在这种天气。”


    “那怎么办呢？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用手捂着眼睛说。“拿到这儿来。”他对拿着食盒进来的仆人说。


    “本来就该待在家里。”医生耸耸肩膀答道。


    “请问，我有什么法子呢？”丈夫反问道，“您知道，我曾经想尽一切方法阻拦她，我提到了费用，提到了我们必须撇在家里的孩子，以及我的一应事务，可是她什么都不听。她订出在国外的生活计划，好像她是个健康人似的。可是把她的病情如实告诉她——又无疑是杀害她。”


    “其实她已经被杀死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这一点您必须知道。人没有肺是活不成的，而肺是不能再长出来的。这的确很悲哀、很难过，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你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她尽可能平静地死去。现在得请牧师了。”


    “哦，我的上帝！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吧，得提醒她立遗嘱。随它去吧，我反正不能跟她提这件事。您知道，她是多么善良啊……”


    “不过，您还是得想法子劝她等路冻结实了再走，”医生意味深长地摇着头说，“要不然，在路上也许会出事……”


    “阿克休莎，哎，阿克休莎！”驿站长的女儿尖声喊道；她把一件敞胸短上衣顶在头上，在满是泥泞的屋后的台阶上跺着脚。“咱们去瞧瞧希尔金家的太太去。听说她胸口疼，要到外国去。我还没见过害痨病的人是个什么样儿呢。”


    阿克休莎从门里跳了出来，她们俩手拉手地跑出了大门。她们放慢步子从轿式马车旁边走过去，向放了下来的车窗里张望了一下。病人向她们转过头来，可是，一发觉她们好奇的神情，就皱着眉头把脸转了过去。


    “妈……呀！”驿站长的女儿很快地转过头来，说道，“从前她是个大美人儿，可现在成了什么样儿了？真可怕。阿克休莎，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是呀，可瘦啦！”阿克休莎附和着说，“咱们假装是到井台那边去，再去瞧瞧。瞧，她把脸转过去了，可我还是看见了。多可惜呀，玛莎。”


    “瞧这些烂泥！”玛莎答道，接着她俩又跑回大门里去了。


    “看来，我的样子很可怕，”病人想道，“但愿我能尽快、尽快到外国去；我在那儿会很快恢复的。”


    “怎么，亲爱的，你怎么样？”丈夫走到轿式马车跟前，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说。


    “问来问去就这句话，”病人想道，“可他自己还在吃！”


    “没什么。”她待答不理地说。


    “你要知道，亲爱的，我担心在这样的天气里旅行会加重你的病，爱德华·伊万内奇也这么说。咱们不如回去吧？”


    她生气地一言不发。


    “说不定天气会好起来，那时路也就好走了，你的病也见好了；我们大家再一块儿去。”


    “对不起。如果早先我不听你的话，那我现在已经在柏林了，而且健康完全恢复了。”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天使，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你要是肯再等一个月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大大地好起来；我也可以把事情办完，孩子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了……”


    “孩子们没病，我可有病。”


    “不过你要明白，亲爱的，假如因为这种天气你的病在路上加重……那时候咱们至少是在家里。”


    “在家里又怎么样？……在家里等死吗？”病人勃然大怒地答道。但是死这个字显然把她吓住了，于是她央求地和疑惑地望了望丈夫。他低下眼睛，沉默了。病人的嘴突然像孩子似的撇了一下，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丈夫用手帕捂着脸，默默地从轿式马车旁走开了。


    “不，我要去，”病人说时眼望着天，抱着胳膊，开始低声说些不连贯的话，“我的上帝！这是为什么呢？”她说时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她热烈地祈祷了很久，可是她的胸部还是那样疼痛，喘不过气来；天空、田野和道路还是那样阴沉和灰暗，那同样的秋雾，既不密，也不稀，依旧落在泥泞的道路上、屋顶上、轿式马车上和马车夫们的皮袄上。那些用洪亮、愉快的声音交谈着的马车夫正在给车轮涂油和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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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轿式马车套好了；可是车夫在磨蹭。他走进了车夫们待的小木屋。木屋里又热、又闷、又黑，有一股人味、烤面包的味、白菜和羊皮袄的气味。有几个马车夫在正房里坐着，一个女厨子在炉旁忙着，火炕上躺着一个穿羊皮袄的病人。


    “赫韦多尔大叔！喂，赫韦多尔大叔！”一个穿着皮袄、腰里掖着鞭子的年轻马车夫，走进屋来对病人说道。


    “饭桶，你找费季卡[2]干什么？”有个马车夫答应道，“瞧，你们的马车在等着你哪。”


    “我想借他的靴子；我这双破了。”小伙子回答时把头发往后一甩，并把掖在腰里的无指手套塞好。“他睡着了？喂，赫韦多尔大叔！”他走到火炕跟前，又喊道。


    “什么事？”一个微弱的声音答道，接着一张长着红胡子的瘦脸从炕上探出来，向下张望着。接着，一只苍白瘦削的毛茸茸的大手拉过一件粗呢上衣，盖在穿着肮脏的衬衫的瘦肩膀上。“给我点水喝，小伙子；你有什么事？”


    小伙子递给了他一勺水。


    “是这么回事，费佳[3]，”他说时两脚倒替着站着，“现在你大概不需要那双新靴子了；让给我吧，你大概不会再满处跑了。”


    病人把疲惫无力的头俯在那光滑的木勺上，下垂的稀稀拉拉的胡子浸在浑浊的水里，他无力而贪婪地喝着。他那蓬乱的胡子很脏，凹下去的、无神的眼睛吃力地抬起来望着小伙子的脸。喝完水，他想抬起手来擦擦濡湿的嘴唇，可是力不从心，只好在粗呢上衣的袖子上蹭了蹭。他默默地、困难地用鼻子呼吸着，强打精神直望着小伙子的眼睛。


    “也许你已经答应给别人了吧，”小伙子说，“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算了。主要是，外面潮湿，我得出去干活，所以我想：我去把费季卡那双靴子借来吧；他大概不用了。要是你自己要用，那你就说……”


    病人的胸中有什么涌上来了，咕噜咕噜地直响；他佝偻着身子，连咳带呛地、没命地咳嗽起来。


    “他要靴子有什么用！”女厨子突然怒气冲冲地嚷起来，嚷得整个屋子都能听见，“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炕了。瞧他这个咳劲儿，只要一听见他咳嗽，连我都觉得心口疼。他要靴子有什么用？总不会给他穿着新靴子下葬吧。他早就该走了，请上帝饶恕我的罪过！瞧他这个咳劲儿。应该让他搬到别的屋子里或是什么地方去！听说城里有这种医院；像他占着这一大片地方——哪行？得了吧。弄得你简直没一点空地儿，还讲究什么干净。”


    “喂，谢列加！上车去吧，老爷们在等着哪。”驿站长向门里叫道。


    谢列加没有等到答复，刚想出去，可是那病人一面咳嗽，一面用目光示意他有话要说。


    “你把靴子拿去吧，谢列加，”他忍住咳嗽，歇了一会儿说，“可是你听我说……等我死后，你给我买块碑石吧。”他声音嘶哑地加了一句。


    “谢谢大叔，那我就拿走了，碑石我准给你买。”


    “我说，伙计们，听见了没有？”病人还有话要说，可是他又佝偻着身子喘不出气来。


    “好，我们听见了，”有一个马车夫说，“走吧，谢列加，上车去吧，要不然，驿站长又要跑来了。你知道，希尔金家的太太正病着哪。”


    谢列加赶快脱下自己那双大而无当的破靴子，把它们往长凳下面一扔。费多尔大叔的新靴子正合脚，谢列加打量着那双靴子，走出木屋，向轿式马车走去。


    “嗨，多棒的靴子！让我来给它擦点儿油吧，”当谢列加爬上自己的坐位，拿起缰绳的时候，一个手上拿着上油毛刷的马车夫说道，“白送给你了？”


    “你眼红吗？”谢列加答道，他微微欠起身来，用粗呢上衣的下摆把腿裹好。“走吧！我的宝贝儿！”他扬起鞭子向马吆喝道；于是载着乘客和大小皮箱的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便在潮湿的大路上飞快地驶去，在灰蒙蒙的秋雾中消逝了。


    那生病的马车夫留在闷热的木屋里的火炕上，他始终咳不出痰来，于是使劲翻了个身，便安静下来了。


    到了傍晚，木屋里人们进进出出，不断有人来吃饭，谁也没理会这个病人。晚上，女厨子爬上炕去，迈过他的腿伸手去取皮袄。


    “纳斯塔西娅，你别生我的气，”病人说，“我很快就会把这地方给你腾出来的。”


    “得了，得了，那有什么，没有关系，”纳斯塔西娅嘟囔道，“大叔，你哪儿疼呀？你说吧。”


    “我的五脏六腑都难受极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儿。”


    “也许是咳嗽得嗓子疼吧？”


    “哪儿都疼。我快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哎哟，哎哟，哎哟！”病人呻吟起来。


    “你把腿盖严实了，就这样。”纳斯塔西娅说；当她从火炕上爬下来时，顺手拉过粗呢上衣给他盖上。


    夜间，木屋里的小灯灯光昏暗。纳斯塔西娅和十来个马车夫睡在地板或是长凳上，大声打着呼噜。只有那个病人在火炕上翻来覆去，微弱地呻吟着，咳嗽着。到了早上，他完全寂然无声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第二天早上，纳斯塔西娅在薄暗中伸着懒腰说，“我梦见赫韦多尔大叔从炕上爬下来，出去劈木柴。他说，纳斯佳，让我来帮你的忙；我就对他说，你怎能劈柴呢？可是他抓起斧子就劈，劈得飞快，飞快，木片满处乱飞。哟，我说，你不是有病吗。不。他说，我好了，于是抡起斧子，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大喊了一声就醒了。他会不会死了？赫韦多尔大叔！喂，大叔！”


    费多尔没有回答。


    “可不是吗，没准是死了？我去瞧瞧。”一个刚睡醒的马车夫说。


    那只从炕上垂下来的、满是红毛的瘦胳膊已经冷了，呈死白色。


    “好像是死了，得去告诉驿站长。”马车夫说。


    费多尔没有亲人，——他是个外乡人。第二天，人们把他埋在小树林后面的新墓地里，纳斯塔西娅接连好几天逢人便说她做的那个梦，讲她是第一个发现费多尔大叔死了的。


    三


    春天来了。湍急的溪水潺潺地沿着城市中潮湿的街道，在冻成块的粪肥间流过；穿着色彩鲜明的衣服的人们熙来攘往，热闹地交谈着。在篱笆里面的小花园里，树木都发芽了，隐约可以听见树枝在清风中摆动。到处都有晶莹的水点滴下、流着……麻雀在热闹地唧唧喳喳地叫着，鼓起小小的翅膀飞翔着。在向阳的那边，在篱笆上，在房屋和树木上，一切都在动，都在闪烁着光亮。天空中、大地上和人们心里，都充满了欢乐和青春。


    在一条通衢大道上的一家大公馆门前，铺上了新稻草；那位忙着出国垂死的病人，就在这个公馆里。


    在那间关着的房门旁，站着病人的丈夫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长沙发上坐着一位教士，他低着头，拿着一包用项巾[4]包着的东西。一位老太太——病人的母亲——躺在屋角里的一把高背手圈椅里伤心地哭泣。一个侍女拿着一块干净手绢在她身旁，伺候着老太太要用手绢；另一个侍女在用什么东西给老太太揉太阳穴，并且吹着她帽子底下的白发苍苍的头。


    “好，基督保佑您，亲爱的，”丈夫对跟他一同站在门旁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说，“她非常信任您，您同她很谈得来，所以请您去好好地劝劝她，亲爱的，去吧。”他刚要给她开门，但是表姐拦住了他，几次用手绢按在眼睛上，猛地摇了摇头。


    “好，现在我不像是哭过的了。”她说完这话，就自己开门进去了。


    丈夫非常激动，而且好像心慌意乱极了。他向老太太身边走去；可是，没走几步就回转身来，穿过房间，走到教士身边。教士看了看他，抬起眉毛，仰天叹了口气。他那浓密的、花白的大胡子也跟着扬了起来，接着又垂了下去。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说。


    “有什么办法呢？”教士叹息着说，他的眉毛和大胡子又都向上扬起，接着又垂了下来。


    “而且我岳母也在这儿！”做丈夫的差不多绝望地说，“她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要知道，她是多么爱她啊，我简直不知道有谁像她这样爱……神父，您最好想个法子去安慰安慰她，劝她离开这儿。”


    教士站起身来，走到老太太身边。


    “真的，没有人能够懂得做母亲的心，”他说，“不过，上帝是仁慈的。”


    老太太的脸突然整个抽搐起来，她歇斯底里地打起嗝来。


    “上帝是仁慈的，”当她稍微平静下来以后，教士继续说道，“我告诉您，在我的教区里，从前有个病人，比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病要重得多，可是有一个普通的做小买卖的用草药很快就把他治好了。而且那个做小买卖的现在就在莫斯科。我跟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说过，——咱们不妨试试，至少对病人是个安慰。对上帝说来，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她已经没救了，”老太太说，“上帝不把我带走，倒要把她带走。”接着，歇斯底里的呃逆陡然加剧，使她失去了知觉。


    病人的丈夫两手捂着脸，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他在走廊里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那六岁的男孩；那男孩正在拼命追赶他的妹妹。


    “要不要让我把孩子们带到妈妈那儿去？”保姆问道。


    “不，她不愿意看见他们。这会使她伤心。”


    男孩站了一会儿，凝神瞧了瞧爸爸的脸，突然尥着蹶子，又兴高采烈地嚷嚷着向前跑去了。


    “爸爸，她像匹黑马！”男孩指着妹妹叫道。


    同时，在另一个房间里，表姐坐在病人身边，正在用技巧的谈话努力使她对死有个思想准备。医生在另一个窗前调和着药水。


    病人穿着宽大的白色晨衣坐在床上，用枕头团团围着，默不作声地瞧着表姐。


    “哎呀，亲爱的，”她忽然打断她的话说，“别来给我做思想准备了。别把我当孩子。我是个基督徒。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也知道，要是我丈夫早肯听我的话，那我现在早在意大利了，而且也许，——甚至是毫无疑问，——我已经好了。大家都跟他这么说过。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显然，这是上帝的意旨。我们大家的罪孽都很深重，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我相信上帝的仁慈，人人都会得到宽恕，也许，人人都会得到宽恕的。我要尽力了解自己。我的罪孽也很深重，亲爱的。可是我受了多少苦啊。我一直在拼命忍受我的苦痛……”


    “那么，我去叫神父来好吗，亲爱的？您领过圣餐后，一定会觉得好些的。”表姐说。


    病人低下了头，表示同意。


    “上帝啊！请饶恕我这个罪人吧。”她低声说。


    表姐走出去对神父使了个眼色。


    “她是一位天使！”她噙着眼泪对病人的丈夫说。


    做丈夫的哭了，教士走进了门，老太太还是人事不省，在第一间房间里变得非常安静。五分钟后，教士从门里走了出来，他先取下项巾，然后整理了一下头发。


    “谢谢上帝，她现在比较安心了，”他说，“她想看看你们。”


    表姐和丈夫走进去。病人正望着圣像低声哭泣。


    “亲爱的，祝贺你。”丈夫说。


    “谢谢！现在我觉得好多了，我感到多么不可思议的甜蜜啊，”病人说，接着她那薄薄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上帝是多么仁慈啊！不是吗，他是仁慈的和万能的？”于是她又满含泪水，用热切祈求的眼光望着圣像。


    后来，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示意叫丈夫到她身边去。


    “我求你的事，你是从来不肯做的。”她用微弱的、不满的声调说道。


    丈夫伸着脖子，恭顺地听着她的话。


    “什么事，亲爱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些医生什么也不懂；倒是有些很平常的女郎中，她们治好了不少人……你瞧，神父就说过……有个做小买卖的……把她找来吧。”


    “把谁找来呀，亲爱的？”


    “我的上帝！他什么也不愿意懂！……”于是病人皱起了眉头，闭上了眼睛。


    医生走到了她跟前，拿起她的手来。她的脉搏显然地越来越微弱了。他对她丈夫使了个眼色。病人看见了这个表情，便吃惊地回头看了看。表姐把脸转过去，哭起来了。


    “别哭，别折磨你自己，也别折磨我了，”病人说，“这会夺去我最后的宁静。”


    “你真是天使！”表姐吻着她的手说。


    “不，吻这儿，只有对死人才吻手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当天晚上，这个病人就成了一具尸体，尸体入殓后，灵柩停放在公馆的大厅里。一个诵经士独自坐在这个关着门的大房间里，用有节奏的鼻音念着大卫的诗篇。明晃晃的烛光从高高的银烛台上投射在死者的苍白的前额上，投射在那双沉重的白蜡似的手上，以及投射在膝盖和脚趾处都可怕地凸起的衾衣上的僵硬的皱褶上。诵经士并不懂得自己念的诗句，只是有节奏地念着，在这个寂静的房间里，那些诗句听起来很怪，接着便静了下来。从那远远的房间里间或传来孩子们说话的声音和他们的脚步声。


    “你掩面，他们便惊惶。”诗篇说，“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5]


    死者的脸是严峻、平静和庄严的。她那洁净冰冷的前额，她那紧闭的嘴唇，都一动也不动。她整个的人都在注意倾听。可是即使在现在，她是否理解这些庄严的词句呢？


    四


    过了一个月，在那位贵妇的坟墓上建立了一座石头小教堂。那个马车夫的坟上还是没有石碑，只有坟头上长出碧绿的青草，算是一个人过去存在过的唯一标志。


    “谢列加，你要是不给赫韦多尔买块碑石，”驿站上的女厨子有一次说，“那你可造孽了。你老是说冬天买，冬天买，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你还是说话不算数？要知道，这话是当着我的面说。他已经来找过你一次了；你要是不买的话，他还会来，会把你掐死的。”


    “什么，难道我能说话不算数吗？”谢列加答道，“我会去买一块碑石的，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会买的，我会花一个半卢布去买一块。我没忘，总得把它运回来呀。等我有机会进城，我一定买。”


    “我说，你哪怕竖一个十字架也行呀，”一个年老的马车夫插嘴说，“要不然，那就真不应该了。你穿着人家的靴子哪。”


    “我上哪儿去弄十字架呢？总不能用劈柴削一个吧？”


    “你说什么呀？用劈柴削不出来，你拿把斧子，早早地到小树林去，在那儿做一个不就得了。砍一棵小树什么的。不就有个小十字架了。要不然的话，你还得请森林巡查员喝酒。为这么一个破玩意儿，你也不值得请他喝酒。瞧，前几天我弄断了一根木头撬棍，我就去砍了一根新的，挺棒，谁也没说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破晓，谢列加就拿起斧子，到小树林里去了。


    树林里一切都披着一层灰白色的寒露，没有受到阳光照耀的露水还在滴下。东方刚亮，在那被一层薄云罩着的穹苍上映出它那微弱的光辉。下面连一棵小草，枝头连一片树叶，都一动不动。只是有时候听得见的密林中的鼓翅声或是地面上的沙沙声，打破森林的沉寂。突然，一个奇怪的、不是大自然所有的响声在树林边缘上传开了，接着就消逝了。但是又听到响声，而且在一棵一动也不动的树干周围有节奏地重复着。有一棵树的树顶开始异乎寻常地颤动起来，它那苍翠欲滴的叶子开始低声絮语，接着，栖息在树枝上的一只知更鸟啁啾地叫着飞动了两次，然后，它动着尾巴，飞落在另一棵树上。


    斧子在树下发出越来越重浊的响声，多汁的白木片飞落在带露的草上，从砍击声中听到一声轻微的折裂声。那棵树身整个颤动了一下，向一侧倾斜，接着很快又竖直了，紧挨根部惊恐地摇摆着。霎时间一切又归于沉寂，可是那棵树又向一侧倾斜，从它的树干上又发出折裂声，于是，它的树杈折断，树枝下垂，树冠轰隆一声倒在潮湿的土地上。斧声和脚步声都沉静了。那只知更鸟叫了一声，就往更高处飞去。它的翅膀掠过的那枝小树枝儿晃了一会儿，然后，就像别的小树枝一样，连同它的全部叶子都静止不动了。群树在新的开阔的空间以自己的纹丝不动的枝柯越发快乐地显出了自己的美丽。


    初升的太阳穿过半透明的乌云，在天空中亮了一亮，接着就照遍了大地和天空。朝雾开始像波浪似的在低谷中升腾飘忽。露水在青青的草木上闪烁、嬉戏，透明的白云在碧空中急速地向四面八方飞驰。鸟儿在树丛中忙乱着，而且，好像十分激动地在叽叽喳喳叙说自己的幸福；苍翠欲滴的树叶在树梢上快乐而平静地低语着，那些活着的树木的树枝也开始在那棵倒下的死树上面慢慢地、庄严地微微晃动起来。


    （1858年）


    芳信 译


    * * *


    [1]俄国贵族出门旅行时随身携带的食盒，其中有各种饮料和食品。


    [2]这个老人的名字叫费多尔。费季卡和费佳是他的小名。


    [3]这个老人的名字叫费多尔。费季卡和费佳是他的小名。


    [4]指披在颈上祭服下面的项巾。


    [5]见《圣经·旧约·诗篇》第一〇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