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月，杏树开花了。三月，梨树、桃树和苹果树上开满了花朵。一个月后，溪流的水悄悄地越涨越多，之后又回到了正常水流。五月初，收割牧草，到了月底，收割燕麦和大麦。杏树已经胀满了夏意。六月，最早成熟的梨子已经随着收割期而出现。水源已经开始干涸，热气不断增长。大地的血液在这一头干涸，却在另一头把棉花催开了花，也为最早一批的葡萄注入了糖分。天空刮着很热的大风，把土地都吹干了，也几乎在各地引起火灾。然后，忽然间，一年过了大半。很快，葡萄收获结束了。九月到十一月，大雨横扫大地。雨就这么下着，夏天的播种才刚告一段落，各种播种工作紧接着展开，各条溪水猛然涨起，丰沛地奔涌。到了年底，有些土地上的小麦已经发芽，有些土地才刚犁完土。再过一段时间，杏树再度在冰蓝天空的映照下转为白色。新的一年在大地和天空里继续迈进。烟草已经种下，葡萄已经耕种且已经施肥，果树已经嫁接。同月，欧楂果已经成熟。又到了夏日干草收割和耕耘的时节。年中的时候，桌上多了很多多汁又粘手的硕大水果：无花果、桃子和梨子，人们趁着打麦子的间歇狼吞虎咽地吃着。接下来葡萄收成时，天空被覆盖了，来自北方的椋鸟和画眉黑压压地无声掠过。对它们来说，橄榄已经成熟，不久便是采摘的时候。湿黏的土地上，小麦再度发芽。同样来自北方的层层厚重云朵，从海上和陆地上飘过，如泡沫般扫过水面，让水晶般天空下的海面变得干净冰冷。几天之中，晚间远方还出现无声的闪电。最初的寒意来了。


    大概是这个时候，梅尔索第一次卧病在床。胸膜炎几次发作，他没法出门，在房间里待了好几个月。等他终于下床，舍努瓦最近的山坡上的树已经开满了鲜花，一路蔓延到海边。他从来不曾如此细腻地感受过春天。于是，康复后的第一个夜晚，他久久地穿过田地，缓缓走到蒂帕萨沉睡的废墟山丘。在一片充满了天空细致声响的寂静中，夜就像流淌在世间的乳汁。梅尔索行走在悬崖上，整个人沉浸在这一夜严肃的思绪之中。下方的大海轻轻呼啸着，海上看起来满是丝绒般的月色，如野兽般灵动又光滑。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好像离自己如此遥远，他是如此孤独，对一切，甚至对他自己都无动于衷。梅尔索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填满他内心的这种平静，来自于他耐心持续的自我放逐，这场放逐的寻觅和完满要归功于这个世界，它热情且毫无怒意地否认他。他轻轻地行走，脚步声显得有些陌生，又或许是熟悉的，那熟悉感就好像野兽在乳香黄连木树丛里的窸窣声、海浪的拍击声，或是天空深处夜的躁动声。他也同样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但是凭着相同的外在意识，比如这春夜的暖风吹拂，从海上飘来的盐味和腐烂的味道。他在世间的奔跑、他对快乐的追求、扎格尔斯满是脑浆和骨头的可怕伤口、在“眺望世界之屋”度过的甜蜜而克制的时光，他的妻子、他的希望和他的天神，现在，这一切都在他眼前。但犹如所有故事中最偏爱的一个，这种偏爱并没有明确的理由，既陌生又隐隐感到熟悉，那是一本讨好且印证内心最深处的书，却是别人所写出来的。这是他第一次没有感受到其它现实，只有一股对冒险的热情、对活力的欲望，和与世界连接的一种智慧且诚挚的本能。他没有怒火也没有恨意，所以没有遗憾。他坐在一块岩石上，手指感受到它粗糙的脸庞，他望着大海在月光下无声地膨胀。他回想着他曾经抚摩过的露西安娜的脸庞，想着她微凉的嘴唇。光滑的水面上，月亮宛如一滴精油，映照出无数个游移不定的长长的笑容。海水像嘴巴一样微凉，软绵绵的像是要潜入一个人的身下。梅尔索始终坐着，这时他感觉到快乐离泪水是如此之近，在这整片无声的激昂里，人一生的希望和绝望都交织其中。梅尔索虽然有意识，但又觉得陌生，被激情吞噬又无动于衷。他明白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就将在这里结束，他今后所有的努力都将与这份快乐相处，并且面对它可怕的真相。


    他现在想要潜入暖热的海水里，让自己迷失又重新找到自我，在月色和微凉中游泳，好让内心属于过去的部分闭嘴，并让他快乐的深沉歌声得以催生。他脱下衣服，走下几块岩石，进入海里。海水如一具温热的身体，顺着他的手臂溜走，又以一种难以捉摸却无所不在的拥抱，粘附在他的腿上。他有规律地游着，感受到背部的肌肉有韵律地运动着。他每次举起手臂，都在无垠的海面上挥洒出无数银色的水滴，在静默又生机勃勃的天空面前，犹如一次快乐地收获灿烂的种子。然后手臂再次沉入水中，像一把强劲的犁铧一般耕耘着，把水流一分为二，好从中获得新的倚靠和一份更加年轻的希望。在他身后，随着双脚的拍打，水上泛起泡沫，还有啪啪的水声，在孤独而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清晰。他感受到自己的节奏与活力，突然变得异常兴奋，他前进得更快了，很快发现自己已经远离海岸，独自人来到了夜晚和世界的中心。他突然想到自己脚下的海水有多深，突然停下了自己的动作。他身下的一切，宛如一张陌生世界的脸庞，深深吸引着他，那是让他回归自己的夜晚的延伸，是尚未探索过的生活中，水和盐的核心。他心头浮现出一股欲念，但随即被身体的巨大喜悦所摒弃。他游得更用力且更往前。他感到美妙的倦怠，他即将回到岸边。就在这时，他忽然被卷入一股冰冷的水流，不得不停下来，他牙齿打着颤，手脚僵硬。大海的这波惊喜，令他叹为观止；这阵寒意侵入他的四肢，又像神的爱一般使他灼热，是一种既清醒又狂热的激情，使他完全任其摆布。回来时比去时费力许多，他站在岸上，面对着天空和大海，牙齿打着颤，穿上衣服，快乐地笑着。


    回去的路上，他身体感到不适。站在从海边通往房屋的小径上，可以看到正前方的岩石岬角、高大光滑的柱身，以及那些废墟。忽然间一阵天旋地转，他发现自己倚靠着一块岩石，半卧在一片乳香黄连木树丛上，被压断的枝叶散发出浓浓的气味。他吃力地回到家里。他的身体刚才带他体验了极致的愉悦，现在却让他陷入集中在腹部的痛苦，他不得不闭上双眼。他泡了杯茶。但他煮水时拿了一只脏的平底锅，结果泡出来的茶油腻到令他恶心。但他还是把茶喝了，然后就睡了。脱鞋子时，他注意到自己苍白无血色的双手，指甲异常粉红，又长又弯，覆盖了指尖。他的指甲从来不曾这样过，这使他的双手看起来有一种残酷而邪恶的感觉。他感到自己的胸口被老虎钳夹住了。他咳嗽并吐了几次口水，但嘴里还是有血腥味。他躺在床上，开始浑身打哆嗦。他感觉冷战从身体末梢传递上来，犹如两道冰冷的水流在肩膀处汇合。他的牙齿在被单上打战，感觉床单都被沾湿了。房子显得很大，一些他常常听到的熟悉声响被无限扩大了，仿佛没有任何墙壁能阻挡它们的回荡。他听到水流和鹅卵石翻腾的大海，大玻璃窗外颤动的夜，还有远方农场里的狗叫声。他觉得热，掀开了被子，又觉得冷，便又把被子盖上。这样摇摆在两种折磨之间，使他无法入睡的昏沉和担忧，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生病了。他很焦躁，因为想到自己可能在这种昏沉中死去，而无法看清前方的路。镇上教堂的大钟响了，他却听不出敲了几声。他并不想这么病死。至少，他不希望这场病是常常见到的那种，不断地削弱他，像是一种向死亡的过渡。他潜意识里所希望的，还是用充满血色和健康的人生来面对死亡，而不是已经有死亡在场，或是已经有行将就木的东西在场。他站起来，艰难地拉了一把扶手椅到窗前，裹着被子坐下。他透过轻薄的窗帘没有褶皱的地方，看到窗帘背后有星星闪烁着。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以缓和颤抖的双手紧握扶手，想要重新恢复清醒。“可以的。”他心想。就在这时候，他想到厨房煤气没关。“可以的。”他不断这么想着。清醒的神智也是一种漫长的耐心。凡事都能赢得或者争取到。他用拳头敲打着椅子的扶手。没有人天生就强、弱或者意志坚强。人都是后来才变强或者变清醒的。命运不在人的身上，而在人的周围。他发现自己落泪了。一种莫名的虚弱，一种因病而生的软弱使他回到了童年，重新流下了泪水。他双手冰冷，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反感。他想起自己的指甲，搓了搓锁骨下方显得无比巨大的淋巴结。外面的世界一片美好。他不想抛下自己活下去的渴念和欲望。他想起在阿尔及尔的那些夜晚，在鸣笛声的召唤下，人们从工厂出来，喧嚣声升向绿色天际。苦艾的气味、废墟间的野花以及萨赫勒地区周围柏树的孤独，一种人生画面在其间编织，其中的美丽与快乐面朝着绝望，帕特里斯从中感受到某种稍纵即逝的永恒。他不愿抛下它，即便有一天他不在了，这幅画面也会持续下去。他感觉自己内心充满了叛逆与同情，这时他看到了扎格尔斯望向窗外时的表情。他咳了很久，呼吸艰难。睡衣令他窒息。他觉得冷，又觉得热。他心中燃烧着混沌的熊熊烈火，握紧双拳，全身的血液在脑袋里怦怦跳着；他眼神空洞，等待着新的一波战栗令他再次陷入盲目的高烧。他又开始战栗，然后再次陷入潮湿又封闭的世界。他合上双眼，压制了那野兽的暴动，它嫉妒他的渴和饿。但就在快要睡着之前，他看到窗帘外泛起了鱼肚白，并随着黎明的世界苏醒，听到像是温柔和希望的强烈召唤，想必这种召唤消融了死亡带来的恐惧，同时也安抚了他，并让他知道，他将在那些曾经支持着他活下去的理由中，找到死亡的理由。


    他醒来时，天已经大亮，鸟儿和昆虫在热气腾腾中欢唱着。他想到露西安娜今天就要到了。他感觉筋疲力尽，吃力地爬回床上。他口中残留着发烧的味道，还有那种脆弱的感觉，在病人眼中，世事变得艰难，其他人都变得难以相处。他把贝尔纳请来。贝尔纳来了，依然是沉默寡言、行色匆匆的模样。他替梅尔索听诊，摘下眼镜擦拭镜片。“情况不妙。”他说着替梅尔索打了两针。打第二针的时候，尽管梅尔索没那么虚弱，但还是晕了过去。他醒过来时，贝尔纳一手握着他的手腕，一手拿着表，凝视着秒针嘀嗒嘀嗒地移动。“你看，”贝尔纳说，“昏了十五分钟。你的心脏太弱了。要是再昏一次，你可能醒不过来。”


    梅尔索闭上眼睛。他感到精疲力竭，嘴唇发白、干燥，呼吸急促。


    “贝尔纳。”他说。


    “嗯。”


    “我不要这样死在昏迷中。我需要清清楚楚地看着它到来，你能明白吗？”


    “明白。”贝尔纳说着，给了他几瓶安瓿，“如果你觉得虚弱，就打开它吞下去。这是肾上腺素。”


    贝尔纳走到门口时，正巧碰上过来的露西安娜：“还是这么迷人。”


    “梅尔索生病了？”


    “是啊。”


    “严重吗？”


    “不严重，他很好，”贝尔纳说，离开前又说了一句，“对了，建议你还是让他独处吧。”


    “啊，”露西安娜说道，“所以没事吧。”


    一整天，梅尔索都闷得透不过气来。他两次感受到冰冷而顽强的空虚试图将他再一次吸到昏迷之中，但是肾上腺素两次都将他从这种沉潜中拉了回来。一整天，他深邃的双眼望向那美好的景色。四点左右，一艘宽宽的红色小船缓缓地出现在海面上，逐渐变大，在阳光、水和鱼鳞的衬托下闪闪发亮。佩雷兹站在船上，规律地划着。夜色骤然降临。梅尔索闭上眼睛，自昨天以来，他第一次笑了。露西安娜已经在他的房间里待了一阵子，她隐隐感觉不安，立刻冲上去亲吻他。


    “坐吧，”梅尔索说，“你可以待在这里。”


    “别说话，”露西安娜说，“这样太耗费力气了。”


    贝尔纳来了，替他打了针，便离开了。大片大片的红云从天际缓缓飘过。


    “我小时候，”梅尔索脑袋沉沉地陷在枕头里，望着天空吃力地说，“妈妈告诉我，云朵是上了天堂的人的灵魂。我当时觉得很惊喜，灵魂居然是红色的。现在我知道那是要起风了。但还是很好。”


    入夜了。他看到很多画面。一些巨大的奇幻的动物，它们在空旷的田野上方点着头。梅尔索在高烧中，轻轻将它们推开。他只让扎格尔斯那张兄弟一般血淋淋的脸庞亲近。那个曾经赐死别人的人，现在要死了。就像当时的扎格尔斯那样，他清醒地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是以一个“人”的视角去回顾的。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生活。现在，他可以讲述自己的人生了。从前曾带着他奔赴未来的鲁莽冲动，人生中转瞬即逝的充满创造力的诗意，现在只剩下波澜不惊的真相，完全是诗意的对立面。在他背负的所有人当中，就像每个人在人生一开始所背负的那样，在那些让彼此盘根交错但不互相混淆的人当中，他现在知道自己是哪一个了：而这种在人身上创造命运的选择，是他凭着良心和勇气做出的。这便是他不论活着还是死去时所有的快乐。他曾经像野兽一般惊慌失措地看待死亡，现在他明白，害怕死亡就是害怕生命。对于死亡的恐惧，说明人对于生命有着无限的依恋。而所有那些没有做出关键性举动提升自己人生的人，所有那些害怕并赞颂软弱的人，他们都害怕死亡，因为死亡会为人生带来惩罚，而这人生是他们未曾参</a>与的。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活过，所以总感觉没活够。而死是一种姿态，使拼命想喝水的旅人再也找不到水。而对其他人来说，死是一种致命又温柔的姿态，对感激和反抗都一样报以微笑。他在床上坐了一天一夜，两条手臂搁在床头柜上，脑袋埋在两臂之间。他躺下便无法呼吸。露西安娜坐在他边上望着他，一言不发。梅尔索时不时地看看她。他想，等他死后，她便会瘫软在第一个搂她腰的男人怀里。她会把自己的乳房和胴体整个献上，就像当初她把自己献给他那样，然后世界将在她微微张开的温热的嘴唇间继续运转。有时候他抬起头，从窗口看出去。他没刮胡子，眼眶发红且深陷，眼睛失去了原本深邃的光泽，苍白到发青的胡楂下是凹陷的两颊，他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


    窗玻璃上映照出他病猫一般的眼神。他努力地呼吸着，转过去看露西安娜。然后他微笑了。这个坚定又清醒的微笑，在这张一切都渐渐衰败、疲软的脸上注入了一种新鲜的力量，一种带有愉悦的严肃。


    “还好吗？”露西安娜用微弱的声音问他。


    “好。”说着他又把脑袋埋回到两臂之间的黑暗里。他的体力和抵抗力都已经到达极限，于是他第一次且发自肺腑地与罗朗·扎格尔斯汇合了，虽然扎格尔斯的笑容最开始总会把他激怒。他短促的呼吸在大理石的床头柜上留下了潮湿的水汽，它把他的温度又反射回来。在这阵向他涌上来的不祥的温热感之中，他更清醒地感受到手指和双脚冰冷的末端。这甚至像是揭开了一场人生，在这种从冷到热的过程中，他体会到扎格尔斯内心的狂热，理解了他为什么要感谢“人生允许他继续燃烧”。他感到心中对扎格尔斯油然而生一股强烈的手足之爱，他曾经觉得自己离这个男人如此遥远，而他明白了，因为自己杀了他，自己便永远与他紧紧相连了。这段含着泪水的沉重历程，在他内心就如一种融合了生与死的滋味，他了解到，这是他们的共同点。甚至是扎格尔斯面对死亡时的无动于衷，他都能从中看到自己人生中隐秘而晦涩的一面。高烧帮助他看清这一切，他坚信自己必将保持意识清醒，直到最后，睁着眼死去。那天，扎格尔斯也是睁着眼，而且还有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但那是不曾有机会真正活过的人最后的软弱。梅尔索并不害怕这种软弱。在那总是差几厘米而没有触碰他身体极限的流动的灼热里，他知道了自己不会有这样的软弱。因为他充分地演绎了自己的角色，完美地履行了人唯一的职责—快乐。或许没有快乐太久。但是，时间长短对快乐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它只能是一种障碍，或者什么都不是。他摧毁了这种障碍，而他内心所酝酿出的这个兄弟，能存在两年，还是二十年，根本无关紧要。他曾经存在过，那就是快乐。


    露西安娜站起来，替梅尔索把从肩膀滑落的被子盖好。这个举动使他一阵战栗。自从他在扎格尔斯别墅附近的小广场打喷嚏那天，直到此时此刻，他的身体一直忠实地为他效力，带着他向世界打开。但同时，他继续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并没有和他外表所呈现的那个人结合。这些年来，它经历着一种慢慢的瓦解。现在，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准备好要离开梅尔索，把他还给世界。梅尔索意识到自己承受着的冷战，这又是一次默契，这默契在过去已经为他们赢得了那么多的喜悦。仅仅是基于这一点，就足以让梅尔索把这种冷战视为一种喜悦。他现在需要的是意识，没有欺瞒、毫不示弱、孤独地与自己的身体面对面，睁大双眼直视死亡。这是男人的担当。什么都没有，没有爱，也没有布景，只有一片孤独和快乐铺就而成的无垠沙漠，梅尔索在这里打出手上最后几张牌。他感觉自己的呼吸变得微弱。他吸了一口气，而在这个举动中，他的胸口如管风琴般呼呼作响。他感觉自己小腿肚发凉，双手已经没有感觉。天亮了。


    这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早晨。太阳很快升起，一下跃到海平线上。地面上覆盖着金色和热气。在晨曦中，大片大片的色斑跳跃着，为天空和大海镀上蓝色和黄色的光芒。一阵轻风吹起，从窗外飘来一股带着盐味的气息，梅尔索的双手感觉到一阵清新的凉意。中午，风停了，白昼像是成熟的果实一般爆裂开来，在突如其来的蝉鸣奏乐中，温热而令人窒息的汁液滚滚而下。海面上覆盖着金色的油脂一般的汁液，向阳光倾轧的地面送去一波热气，阵阵苦艾、迷迭香和发烫的石头的气味升腾而起。梅尔索从床上感觉到这份震撼和献祭，他睁开双眼，看到浩瀚呈弧形的大海，一片火红，浸满了天神的微笑。他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床上，且露西安娜的脸就在自己的脸边上。他感觉仿佛有一颗小石子从腹部慢慢爬上来，直到喉头。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持续攀升着。他望着露西安娜。他淡然地微笑着，这笑容发自肺腑。他躺回到床上，细细感受体内那种缓缓的升腾。他凝望着露西安娜饱满的嘴唇，还有她身后大地的微笑。他以相同的眼神、相同的欲望，望着她们。


    “还有一分钟，一秒钟。”他心里想。这种升腾停止了。他成了众多石子中的一颗，在亘古世界的永恒真理中，回归内心的喜悦。


    （全文完）


    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


    导读 世间壮丽的这一天


    作者：章乐天


    （译有《责任的重负》、《开端：意图与方法》等。）


    路上空无一人。这是一条微微上升的缓坡。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走在尘世的晨光之中，他听着自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在这条寒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着。


    那种扑面而来的酷，加缪式的酷，源于他笔下仿佛下意识地生成的一种标志性的矛盾结合—一方是感性的快乐体验；另一方是对人在冷漠宇宙之中的“存在性孤独”的认识。依靠着在阿尔及利亚的早年生活，加缪，这位“黑脚法国人”的后代，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即小说《局外人》（1942年初版）和《鼠疫》（1946年初版），而《快乐的死》这个小作品的完成时间比《局外人》还要早三年多。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对个人风格的初探，看到一种《局外人》的“准备动作”。


    一、健康的人


    这个动作里有加缪真实生命的无数痕迹，像绝大多数初学写作的年轻人一样，他把自己生活过的不多的年月作为“启动资金”。比如，在书中你可以看到两个地名：贝尔库，里昂街。那条街的93号公寓，就是加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全家的居所。在这个区，阿拉伯人和黑脚法国人并肩生活，此外还有来自地中海周边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像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突尼斯人、希腊人、犹太人。“黑脚”（法语pied-noir）一词的来源，可能是地中海水手满是泥炭的脚，也可能是法国士兵的黑靴子，它指的是在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时期，在此地生活的一百万欧洲裔殖民者，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法国人，其生活一般比较朴素，没有那种把阿尔及利亚原住民和穆斯林都踩在脚下的做派—至少加缪本人是这么个印象。


    当《快乐的死》中贝尔库出现时，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五方杂处，过着一种热汗蒸腾、身体气息十足的生活。可以参考加缪早期写的一则散文《运动》，其中记录了一场拳击赛的实况，对赛双方分别是一位法国海军士兵和一名奥兰当地的拳手，两人打得正酣，台下的观众是如此表现：


    他们的嘘声里没有仇恨。观众们分成两边，似乎为了公平起见。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顺着精力透支后的漠不关心而作的。如果法国人浮步不稳，如果奥兰人忘了不该打脑袋瓜子，他便会受到嘘声，但是一会儿喝彩声又代之而起。[1]


    比赛进行到最后也难分胜负，于是按惯例进行抽签，法国人最终获胜，观众显然以本地人居多为由，认为裁判作弊。于是抗议之声四起，然而这时，“那水兵走上前去拥抱他的擂台对手，吮吸着他兄弟的汗水。这足以改变观众的看法，使他们又爆出喝彩。我的邻座不错，他叫道：他们不是蛮子”[2]。


    这是个寓意深刻的情节，它表现出社区的某种和谐，人各有各的欲望和好胜心，却又能以一种古希腊式的身体审美去公平地欣赏别人的力量和长处。加缪一向特别强调身体健康这一点，在《快乐的死》中，主人公帕特里斯·梅尔索之所以能同时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和它的冷漠、残酷，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个健康的人：因为健康，他才不需要乞求岁月温柔相待，也才会不惮于想象和思考死亡，也才能够在贝尔库的码头上，以一种轻松的心情“观赏”一个惨遭重伤的工人：


    他们已经把伤者抬出来了，他躺在木板上，周身弥漫着粉尘，嘴唇由于痛苦而发白，手肘上方断了的手臂就这么了无生气地任人处置。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可怕的伤口淌着血。鲜血沿着手臂滚滚流下，一滴一滴落在发烫的石板上，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一阵青烟升腾起来。梅尔索怔怔地看着这血，一动不动……


    他凝视着那个伤者，直到被一个同伴拉走，两人快跑了一段路后，又搭上了一辆卡车，随着路面的颠簸，他俩被震得晕乎乎的，却又笑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健康年轻人的特权，所有的痛苦都可以是自找的，是对自己雄厚的本钱的认可。受伤的工人的样子越凄惨，能够快跑、能够扒车的梅尔索就越是强大。


    在第一部第二章，我们看到了梅尔索所处的社会的日常景象：


    夏天的港口充满了喧嚣和阳光。十一点半，太阳仿佛从中间开裂成了两半，沉沉的暑气压迫着码头堤岸。阿尔及尔商会的货棚前，一艘艘黑色船身、红色烟囱的货船正在装载一袋袋麦子。细密粉尘的芬芳与太阳炙烤出来的厚重沥青味交融在一起。在一艘散发着油漆味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有些人在喝酒，一些穿着红色紧身衣的阿拉伯杂耍艺人在发烫的地面上不断转动着身体，阳光也在他们身后的海面上跃动着。


    我们看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一个加缪式的季节；我们看到了靠身体吃饭的杂耍人，看到了显得精力充沛的阳光，在海浪上炫耀着自己的灵活；我们还看到了茴香酒—阿尔及尔的标志性饮品，在十年后发表的《鼠疫》中，加缪就用城里重新飘起了茴香酒的香味作为鼠疫过去、社会恢复正常的写照……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在加缪写来都是“慷慨”的，正是这些激发他去猎取、去品尝活着的幸福和快乐。除此之外，玛尔特的肉体和容貌对梅尔索来说也是一种盛大的供应：“她走在他前面，笑靥如花，美得摄人心魄。”


    二、被丰盈覆盖的贫穷的人


    加缪以一场枪杀来为这篇小说开头：腿脚灵活有力的梅尔索，开枪打死了一个双腿被截的男人罗朗·扎格尔斯。你若事先读过《局外人》，必然会想到默尔索的杀人，然后感到两个杀人事件之间似同似异：同样是晴好的天气，同样是在一种整体算是悠闲的气氛下做出的一个极端“冷酷”的行为，默尔索很快就要受审，而梅尔索只是舌头发干，脑袋嗡嗡作响，身体有些发冷，并无其他的惩罚在等着他。


    要到后来，我们才能逐渐得知这次杀人的缘由（这就明显区别于《局外人》中完全无因的杀人）。他好像是应被杀者的邀请杀死他的，这个人让梅尔索夺走他的性命，并拿走他的钱。残疾人扎格尔斯对梅尔索说的一番话，不像是加缪的典型风格：


    人没有钱不可能快乐。就是这样。……我发现某些精英分子身上有一种自命清高，他们总以为金钱不是快乐的基础。这很蠢，显然也是错误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懦弱的。……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们耗费生命去赚钱，但明明应该用钱来换取时间。这就是一直以来唯一让我感兴趣的问题。它很明确，很具体。


    这些关于钱、幸福和时间的关系的论说固然有着哲理色彩，其中的焦虑却是简单浅白的：对一个拥有健康、相貌的年轻男人来说，要实现个人自由只剩最后一道障碍：贫穷。日后在加缪的其他作品里，贫穷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强调，在《鼠疫》中，贫穷甚至是圣徒一样的人物塔鲁用来自我历练的选择，塔鲁告诉里厄医生，他因为不满检察官父亲判人死刑而离开了富裕的家，去过穷苦日子。


    实际上，加缪是真正体会过穷苦的滋味的，在里昂大街，加缪一家人的住房条件差到了极点：在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他和妈妈以及哥哥吕西安、他们的舅爷艾蒂安、外祖母和清洁工凯瑟琳·海伦共用三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楼里没有电，没有管道系统。加缪和哥哥、妈妈共住的房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穷是无法掩饰的。我们还可以从加缪的散文中推知一些真实的信息：他喜欢在一家阿拉伯人开的咖啡馆里坐很久，那里长时间空无一人，他会尽量坐得晚一些，等到必须回家睡觉时，他不用开灯就能摸着黑上楼，他把每一步都抬得很高，避免绊倒，他的手从来不敢碰栏杆，以免摸到过路的蟑螂。


    《快乐的死》中写到一个箍桶匠卡多纳，也很像从加缪自己的生活里抽取出来的，他是“一个不喜欢待在家里的穷人”，因此总是选择咖啡馆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那是个“出入方便、华丽敞亮且随时欢迎他光临的家”，几家生机勃勃的咖啡店，有人群的热气蒸腾，“是对抗孤独的恐惧及其朦胧愿景的最后庇护所”。


    加缪在他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写到，自己从未从贝尔库艰辛、困厄的童年里恢复过来。可是《第一个人》的文字完全成熟，以至于我们读后，对他早年生活最深的印象不是贫苦，而是某种带有诗意的“清寒”，是一个人为了充分体会外界的慷慨丰盈而必须付出的成本。他对贝尔库地区和阿尔及尔整个城市及其居民的描写，都很容易让人忽略贫穷这一现实：里昂街非常宽阔，道路两旁栽种着无花果树，铺设着电车轨道。小街里店铺密集如林，手工作坊和公寓比肩而立，孩子们在街上玩棍子球，闹哄哄地在行人之间穿梭，跨过流浪狗和母鸡，小心别撞到各种小贩—一个“人间烟火”的丛集之地，“地气”充沛，永远热闹。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尔及尔平等开放的氛围吸引来了很多欧洲人在此活动，加缪认识很多艺术家、运动员、小店主。杂耍艺人和广大的工人都是穷的—不穷也不会去做体力劳动—但似乎并没有到赤贫的程度。虽然困厄但也随时会受到慷慨的补充：海滩和海水—并没有被少数有钱人圈起来独享，而是一视同仁地滋养荣华、抚慰穷困。不管你是高官子弟还是一文不名之人，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都能脱得赤条条地去领取免费的日光和空气。海滩上还有标准的海景舞厅，穷人家的街坊儿女可以在那里半日尽欢。阿拉伯老人在玩多米诺骨牌，咖啡馆里坐着喝薄荷茶的顾客，世俗化的人和宗教信徒穿着对比鲜明的服装走在同一条路上，至今如此。


    加缪笔下丰盈的身体感受完全覆盖了对物质条件的顾虑。对地中海的爱简直是他的名片，被他随时携带，成为灵魂的背景。在《鼠疫》中，里厄医生一旦难忍城里的喧哗和焦虑，就沉入海水之中，哪怕只是暂避一时。文字中的加缪就死死地留在这暂时之中：活着若还值得继续，人就必须探求与世界融为一体，而这一点，只有当其在水中畅游或坐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时才能体会到。


    三、两个无从幸福的人


    在《快乐的死》中，我们看到加缪对此尚有根本的不满足—不满足于精神和体感上的丰盈，也不满足于物质上的贫穷；不满足于享有自己已经享有的，也不满足于缺失自己一直缺失的。他托身于“帕特里斯·梅尔索”这个名字来确认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个梅尔索—加缪的合体对自己的感知有着无穷的热情，他极度自恋，但这种自恋似乎基于想要打通人和他所处的世界之间那种天然的界隔的动机：


    （杀人取钱后的梅尔索）他打了两个喷嚏，小山谷里响起回声，像是一种嘲笑，在清澈的天空中越飞越高。他的脚步有些蹒跚，便停了下来，深深吸了口气。从湛蓝的天际落下千千万万个小小的白色微笑。它们嬉戏在满是雨水的叶子上、在小巷湿漉漉的石板上，它们飞向血红色瓦片做顶的屋舍，又振翅飞向刚才孕育了它们的湖泊。


    这是加缪一直坚持的追问：人的活动究竟能赋予自然环境以怎样的意义？常人都不会想到的是，自然界并非为人类所准备，自然界可以壮丽、优雅、美好、凶暴，却不会回应人的赞美和惊骇。所以“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也是不可靠的，不失为幻想；可是加缪却要在此追问，他要去想象，并用笔来让自然界里的事物尽量动起来，同时又不让其仅仅成为“触景伤情”里的“景”，或成为人的情绪的回音壁和应声虫，他那些事物是自顾自地动，以自己的节奏和逻辑。于是，所谓的“荒谬”（中文的“荒谬”一词用于描述加缪的观点终究是不够合适的，无数肤浅的理解来自望文生义）在此趋向于深刻，那“千千万万个小小的白色微笑”并不是回应梅尔索的心情的，它像是一种莫名的起哄。


    加缪显然还在摸索之中，浮夸的修辞是他为自己的“荒谬”的世界观定调的需要，他试图捏合感知敏锐的人物，始终对人物保持陌生的环境，他想在两者间实现一种频繁的周转：“窗外，早晨在金色的寒冷大地上展露笑颜。一股冰冷的巨大喜悦和鸟儿发出的不安的尖锐叫声，还有那漫溢的冷酷无情的光线都为这个早晨描绘出一张无辜又真实的脸庞。”这里浮现出的重点—“无辜又真实”，可以用到自然界里每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上，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的确，外物都是真的，只有人是世故的，有着复杂的焦虑和不满，会掩饰，懂避讳，相对而言就太“假”了。追求真实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戴着假面，加缪就说过，只有在海水中或沙滩上，他才能把一张名叫“阿尔贝·加缪”的面具取下来。


    残疾人扎格尔斯开着房门，为了让夺他性命的人进来。他房间的矮柜里，黑色手枪熠熠发亮，“宛如一只优雅的猫镇压着扎格尔斯的那个白色信封”—这个让人想起弗兰纳里·奥康纳那篇惊世骇俗的故事《好人难寻》中的杀人事件，加缪在后文里慢慢叙述其原委。半身残疾的扎格尔斯不肯赖活着，为此，他奇怪地把活着的意义寄托在了让年轻的梅尔索更好地活着上面：“梅尔索，拥有这副身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乐地活着。”健全的人受到残疾人的祝福，这很合理，但是为了这种祝福，残疾人请健全的人枪杀自己并拿走自己的钱，这一点却怎么也难称是合理的。


    这是加缪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则手记里写下的话，那时他正在写这本小说：


    有价值或无价值。创造或无创造。在第一种情况中，一切都有正当理由。毫无例外，在第二种情况中是彻底的荒谬。剩下的就是选择最美的自杀方式：婚姻、四十小时工作制或手枪。


    执迷于这种思索的加缪是不会考虑合理性的。杀了人的梅尔索，不像《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出乎自己意料地受到了良心的追责。他的行为也没有引来法律后果，仿佛只要他自己不在意，那些司法力量、舆论力量就自觉退散了似的。在第一部第四章，我们看到梅尔索决定杀扎格尔斯，真就是出于对生活本质的无意义的认识。他目睹了一个熟人—那位箍桶匠卡多纳的情况：


    一扇朝着院子的窗户紧闭着，另一扇窗也才开了一条缝。悬吊着的煤油灯周围围绕着一圈小型纸牌，平行的圆形光线投射在桌面、梅尔索和卡多纳的脚上，以及墙边一张面对着他们的椅子上。这时，卡多纳把照片握在手中凝视着，亲吻着，用沙哑的声音说着：“可怜的妈妈。”但他其实也在顾影自怜。她被葬在城市另一端的可怖墓地，梅尔索很熟悉那里。


    卡多纳很穷，但他的问题不是穷，不是母亲去世，也不是母亲葬在“可怖”的公墓里，而是儿子无法给她一个更好的归宿—在梅尔索眼里，卡多纳代表了一个真实人生的典型样子：人因为经济限制而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进而只能依恋他已有的东西（一门可以糊口的手艺）和人（感情深厚的母亲），以及一条狗。而这些拥有又注定是要失去的。丧母后的卡多纳十分忧伤，自己也一下子衰微下去：


    回到家里，他又拿出这张照片，对着照片，消逝的往事又袅袅浮现。他又见到了他曾经深爱又嘲弄的母亲。在这个丑陋的房间里，独自面对着自己一无是处的人生，汇聚起最后的一些力量，他意识到那段过去正是他的快乐所在。


    梅尔索虽然对这种“牲口一样的人”不无敬意，却从心眼里相信，这样的生活也会在未来等待着自己。悬浮在时间之中的生命必定毫无意义，一想到幸福只能保存在事后的追忆之中，梅尔索就心生恐惧。在和卡多纳无言抽烟的时刻，梅尔索做出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的打算。


    而在这片卑微生活的光谱的另一端，坐着扎格尔斯。扎格尔斯是玛尔特的众多前任情人之一，他也享受过生活的美好，更何况他还（自称是以诈骗手段）赚到了很多钱。然而现在，他只能整日坐在家里，连大小便都需要人服侍。通过他和梅尔索的对话，加缪写出了另一种荒谬的隔阂：明明是被邀请来做对话的朋友，梅尔索却无法从扎格尔斯那里感觉到友情。他发现，扎格尔斯企图把自己从残缺的生命中得到的羞辱转嫁到他身上，用“别人看到我这双残腿所露出来的同情总是让我抓狂”这样的话来虐待他，梅尔索激于血气，就以暗想“一个废物”来抵御。他告诫自己不要滥施同情，无情才是对真实的一种捍卫态度。


    《西西弗神话》的正文开篇已成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快乐的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考的酝酿过程：扎格尔斯确信自己不值得生存了，只是，他在截肢之后需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才做出这个判断，而二十年后，他遇到了血气方刚、四肢健全的梅尔索：


    二十年来，我无法体验某种快乐。我已经被我自己的人生所吞噬，而我却无法完全参透它。而死亡最让我恐惧的，是它会让我非常确定——我的人生耗尽时，我将从未参与其中。我被迫成了我自己人生的旁观者，您明白吗？


    他并没有明确地指示什么，但两人在沉默中达成了一致。枪响之后，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发生，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法律，也不在于道德伦理，而在于哲学。梅尔索轻松地远走高飞，去实践死者对他的忠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乐地活着。


    扎格尔斯和卡多纳，前者缺少健康，后者则主要缺钱。两人都无法得到幸福，而幸福看来又是生活的唯一意义，是人存在、生活的目标和理由。在阿尔及尔大学</a>接受的哲学教育，使加缪尤为关注真实问题，他主张真实，但真实又使人无法去行动，正如真实的大自然不会做出任何有意志的行动那样，因为一条条道路，如果真实地去展望、去描述，都无非是通往衰退、乏味和死亡之路而已，那又何来的生活意义呢？


    梅尔索对他的残疾朋友说，他觉得无论是结婚、自杀，还是订阅《画报》，都是“绝望的行动”—这种过分的清醒似乎是加缪给自己设定的写作伦理。然而，扎格尔斯一语道破了他这么认为的原因，并为了维持整个故事的哲理水平加上一句解释：


    梅尔索，您很穷。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解释了您的厌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您荒谬地同意了自己的贫穷。


    四、布瓦维尔的白日杀手和布拉格的夜游人


    193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奥兰以西的布瓦维尔海滩，加缪的一个熟人与两个阿拉伯人发生了冲突，那个人认为阿拉伯人侮辱了他的女朋友，于是去找了自己的弟兄回来与阿拉伯人争吵。在争吵之中，他被其中一个持刀的阿拉伯人打伤，他们遂回别墅拿来一把小口径手枪，要找阿拉伯人算账，不过后来并没有开枪，伤人者就被逮捕了。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各种说法出入很大，但总之，这件事被加缪用来写出了决定他命运的小说《局外人》，它是一曲存在主义的颂歌，开头几页，一个怪异的、情感疏离的反英雄默尔索，送走了他去世的母亲，同时不忘和女友玛丽看电影。他的母亲，大概像卡多纳的母亲一样，也是被葬到一个俗不可耐的乡村公墓里的。而默尔索也像梅尔索一样，时刻不忘了身体感知。“天空的强光让人无法忍受，”他说，“我可以感觉到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跳动。”


    在默尔索的世界里，阳光从《快乐的死》中的“纯真无辜”变成了一种邪恶的力量，变成了暴力的诱发剂。在一个很像布瓦维尔的海滩上，默尔索遇到了一个拿着刀的阿拉伯人，他开枪打死了他，除了令人不安的亮度和热量，没有其他明显的原因。杀人后，他仍然在感知太阳，觉得它“是和我埋葬母亲那天一样的太阳”。


    《局外人》里的默尔索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立住了的，但随着这本书被经典化，默尔索也固化为一个套路型的文学形象，被人模仿。对比之下，《快乐的死》中的梅尔索，并没有受到加缪充分的信任，他为梅尔索设计了这一场伪装成自杀的杀人行为。1938年4月完稿后，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议修改了一番，最终还是匿而不发，直到他去世十年后，这部作品才被印刷出版。


    梅尔索并非默尔索那样一个疏离的、缺乏感情表露的人，他和玛尔特的关系，也并非默尔索和玛丽的关系那样，只是因为无聊才待在一起；梅尔索对自己的男性魅力、体力、健康都有更强的感知，因此合群或离群、和谁在一起度日都是他的主动选择。在第二部中，他凭着本有的优越感（和对自己可能丧失先天的优越条件的焦虑），加上从扎格尔斯那里得来的钱，到欧洲做了一个自由旅行者，他到了布拉格，又从布拉格出发，不断换目的地，从未决定在任何地方停留。在车上，他有如下的思绪：


    在这块回归天真的绝望大地上，他身为迷失在原始世界的旅人，找回了自己的联系。他握着拳放在胸口，脸紧贴着车窗玻璃，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生命力，冲向自身及其体内沉睡着的伟大。


    行动自由的第三人称主角梅尔索，比起陷入罗网的第一人称主角默尔索来，更难获得读者的认同；可是他更像加缪本人。默尔索是现代主义小说里典型的反英雄，梅尔索却是二十多岁的加缪把从自己能量十足的青春履历里外溢的那些内容收罗起来，进行加工的产物。


    《快乐的死》的第二部中，梅尔索渡过地中海来到马赛，然后去里昂，又从那里去往布拉格，这正是1936年加缪旅行的路径。那次旅行，他是和妻子西蒙娜，外带友人布尔乔瓦一起出发的，但前往布拉格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人了。那时，肺结核已经在年方二十三岁的他身上多次发作，在异国他乡，任何一种不熟悉的气味都会触发他的心神不宁。奥利维埃·托德在《加缪传》中说</a>，加缪在布拉格“害怕病倒在没有同情心的外国人之中”，而在《快乐的死》中，如下的一段话正是加缪当时的真实状况：


    他突然停下脚步。一股奇特的味道在夜色中朝他飘来，这种气味有点儿呛鼻，有点儿发酸，唤醒了梅尔索内心全部的忧虑。他感觉舌头上、鼻腔深处和眼睛里都充斥着这种味道。它起初遥远，接着飘到街角，现在又融入了漆黑的夜空，嵌入了油腻的人行道之间，恍然间便蹿到眼前，宛如布拉格暗夜的邪魅巫术。他朝着这种味道走去，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它变得更加真实，裹挟了他整个人，呛得他流下眼泪，让他毫无招架之力。走到街角，他明白了：一位老妇人正在卖醋腌小黄瓜，正是这味道俘获了梅尔索。


    加缪恐惧那气味，他把一个路人大口咬着黄瓜的画面也写入了这篇小说中，目睹此景的梅尔索“找了根柱子靠在上面，久久地呼吸着此时此刻世界所呈现给他的奇异与孤独……”他这里使用的修辞，又会让我们想起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描写：“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走在尘世的晨光之中，他听着自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在这条寒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着。”


    五、死于荒谬与石化的人


    梅尔索思念着他熟悉的故地，那里有阳光，有海水，有女人。当他在这趟旅途的最后阶段穿越意大利北部，来到热那亚时，他的下一站就是阿尔及尔，因为热那亚已经有太多香艳的、酷似他家乡那般的景物，强烈刺激了他的性欲和归心。回到故里，他一度和三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也是加缪本人的情况：他的女人缘出奇得好，哪怕他本人一直是拮据度日，也能吸引来某些大资产阶级家的闺秀，变成围着自己打转、一起脱光衣服晒太阳的伴侣，就像书中那位卡特琳娜骄傲地说的：“我刚刚赤裸在世界面前。”


    加缪是在1937年动手写《快乐的死》的。在他长租的那座滨海的房子里，他不缺女人，不缺宜人的气候，也不缺时间，身为一个既善于勾引又懂得蔑视女性的头号唐璜，他把自己身边的女人改动名姓后，写入了小说的第二部之中，我们读起来，会感觉到它的情节略为零散，只见梅尔索自己的内心戏不断地出现：


    就像按压一块热乎乎的面包直到它失去弹性，他只想把自己的人生握在手中。就像在火车上的那两个漫漫长夜，他和自己说着话，然后准备迎接新生活。把人生当作麦芽糖一般舔舐，塑造它，打磨它，最后去爱上它，这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事情。像这样地存在于自己面前，他今后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份存在呈现在人生中的所有面孔前面，即便是以一种他现在已经知道难以承受的孤独为代价。


    被这样大段的自表决心弄到困惑实属正常，因为加缪自己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他还无法把一个人身为智慧生物的宏大自恋，同他简单、本能的基本存在之间的矛盾揭示出来；我们看到，梅尔索的大量动作都被饰以超越性的意义，“世界”“人间”像一些召之即来的小小神明，频频地出现和回响，往往显得浮夸、过分；加缪尚未形成一种讨论荒谬的语言，从《快乐的死》来看，一个总在享受生命的馈赠的人，又为生命中没有可识别的目的、为大自然的永恒冷漠而感到孤独—这种痛苦着实称得上是奢侈的。


    这种种不妥帖之处，加缪的好友雅克·厄尔贡当初已经指出过，加缪本人还需要数年时间搞明白自己真正想要说什么，以及怎样去说，并且真正沉入人的处境之中。卡多纳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最适合他寄托悲天悯人之心的落脚点（比如他在《鼠疫》中塑造了一位日子越过越消沉、最后又赶上鼠疫的格朗）；而若读他晚期的短篇小说如《不贞的妻子》，我们也将一上来就被一种沉郁的力量准确击中：


    冬天的早晨，阳光微弱，汽车走得很慢，颠得厉害，车皮和车轴叮当乱响。雅妮娜望了望她的丈夫。马塞尔的头发已经灰白了……眼神依旧是呆滞的，麻木的，茫然的，只有他那双汗毛稀少的大手好像还在活动。……它紧紧地抓住夹在两腿间的一口小帆布箱子……


    沧桑易老是人间的常道，自我优越的生命感只是个别人在个别年龄上具有的特权。那么，那位听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步履轻健地踏上杀人之路的梅尔索，又该如何肩负起活在荒谬之中的职分？


    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当小说进入一系列及时行乐的节奏中的时候，加缪考虑如何安排主角的结局：梅尔索必须死，若非如此，加缪将不能兑现他自期的“酷”的潜质，也将无从通过戳破凡间幸福的虚幻面目而将哲思推进到一定的深度。死因也不妨是肺结核，这一险恶的病症，能使患者充分感觉到活着的不光彩—加缪本人对此深有体会，他十七岁时就曾同肺结核首度结缘，若非如此，他怕是还不会有那么强的意愿，去活出别人两辈子都活不出的内容。


    “我太热爱人生了，不能只靠自然景色来满足。”梅尔索说，于是他宿命般地受罚—被病击倒。只是由于他一直持有对抗荒谬的意愿，这病才显得对他还是一种成全：在小说的末尾，他聚集起了平生所有的优势—阳光、海水、面带微笑的美丽女人，甚至还要加上依然蓬勃的情欲—来体会在肺结核面前败北的最后时光。


    他弥留之际的身体感受也被描写得极美：有石头在他胸中上拱，等他咽气时，他变成了一块石头，落入荒石之中。那道荒谬之墙被突破了，人加入冷漠的自然景物之中，在那里变冷。


    这时，我们会想起被他杀死的残疾人扎格尔斯：他的只有大半截身体的遗体变成了什么？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如愿以偿的死也是快乐的吗？加缪相信这篇小说不值得发表。他是对的，接着他就突破了自己：默尔索在临刑前夜感叹的“我第一次对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心扉”，就像一根灵巧的撬棒，拨开了那块名叫帕特里斯·梅尔索的、与冷漠世界合为一体的大石。


    图文解读 和加缪对话：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不会热爱生活


    “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在这荒谬的世界，加缪以西西弗上山那样沉重而均匀的步伐朝着荒诞走去，他知道恶不能根除，但唯其如此，才更应该怀疑、挑战和反抗，为捍卫人的尊严和幸福而斗争。加缪以他热切的哲学思考，以他的勇气和富有远见的意志，以他充满关怀的文学之笔，为我们进行着关于一个荒诞无意义的世界中人存在的意义的永恒探索。


    我们将通过“孤独的反抗者”“不屈的石头骑士”“一个真正的人”“加缪和他的朋友们”“阅读加缪”这五个方向，选择现在生存中可能遇见的种种问题，用问答方式来和加缪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去走近一个亲切的、热情的、真诚的、充满生命光辉与精神魅力的加缪。


    孤独的反抗者：置身阳光和苦难之间


    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小镇蒙多维。他还不到一岁，父亲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中重伤而亡。加缪一家迁往阿尔及尔，住进一个贫民区。母亲在一家弹药厂做工，还得兼职帮别人做家务。一起生活的还有外祖母和残疾的、当箍桶匠的舅舅，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困。


    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加缪获得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又靠勤工俭学，进了阿尔及尔大学，渐渐走上了以文字为生的道路。对于所经历的贫穷，加缪从未怨恨，而是用反抗的方式对抗现实的命运，不顾一切地为人的尊严和幸福、为世界的团结和正义辩护，并把这呼喊传向四方。


    童年加缪


    （内容整理改编自《快乐的死》《鼠疫》《加缪手记》《反与正》等）


    不屈的石头骑士：为了真理和自由


    无论是1938年作为记者为阿尔及利亚少数民族撰写长篇报道，呼吁法国改变其政策，还是担任《战斗报》编辑期间用手中的纸和笔与纳粹进行长期的抗争；无论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为和平与正义呼吁奔走，还是写下《西西弗神话》《反抗者》这样主张以反抗对抗荒诞的作品，在这个充满着不公、苦难与荒诞的世界，加缪像个不屈的石头骑士，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精神，勇敢地扛起时代的道德重负，以理想主义的沉着激情，以明察热切的哲学思考，为我们进行着自由与真理的永恒追索。


    （内容整理改编自《快乐的死》《西西弗神话》《孤独、团结与反抗》等）


    一个真正的人：义无反顾地爱与生活


    深读加缪的文字，总能看到在他目光所及之处，对广泛的人的关切、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追求、对正义的坚持、对道德的努力，仿佛他就站在你我中间，体验着同样的快乐和痛苦、光明和黑暗，意识到世界的荒诞之后，依然热烈地、义无反顾地拥抱生活，去以反抗来赋予人生以意义。“他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他为自己的生命写作，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


    1957年的加缪


    （内容整理改编自《快乐的死》《反与正》《西西弗神话》《加缪手记》）


    加缪和他的朋友们：“请走在我的身边”


    贯穿加缪一生的，除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反抗与孤独，还有他在“众人”之中收获的很多珍贵的友谊和情感。正如他的女儿所说：“我的父亲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不知其名。”


    ●“你永远是我的‘小加缪’”——加缪与童年导师热尔曼先生


    加缪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小学</a>老师路易斯·热尔曼却像父亲一样一直关注他，在老师的说服下，加缪的外祖母最终同意让加缪继续学习，没有让他像他的舅舅们那样去当学徒挣钱。经过热尔曼老师的帮助，加缪获得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也因为这样，加缪的人生就此彻底改变。


    1957年，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写信给热尔曼先生：“……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除了我母亲外，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您。没有您，没有您伸给当时的我—那个贫穷小男孩的温存的手，没有您的教诲，没有您的榜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个荣誉的世界并非我个人所求。但这至少是一个机会，可向您表白，您曾经，并将永远占据我的心灵……”


    热尔曼先生在回信中写道：“……如有可能，我愿意紧紧拥抱你这个大男孩，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我的‘小加缪’……加缪是谁？我感觉想要探究你个性的人们并不十分成功。你在表露你的特性、你的感情时总会现出本能的腼腆。你的特性就在于你的淳朴、你的率真。此外，再加上善良。这些印象是你在课堂上留给我的。”


    ●“我们彼此肯定，直到永远”——加缪与友人勒内·夏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勒内·夏尔在爱国抵抗运动中与加缪成为挚友，此后两人始终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


    加缪（左）与勒内·夏尔（右）


    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发觉人只能和使我们自由的人共同生活，这些人所给予我们的感情很轻盈，使人易于承受，同时也足够强烈，使我们不至于感受不到……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是您的朋友，我爱您的幸福、您的自由、您的冒险。总而言之，我希望作为您的伙伴，对于这一点，我们彼此肯定，直到永远。


    ——加缪于1957年9月17日写给勒内·夏尔的信


    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终止了对话，但这并不是沉默。他又怎么啦？我们知道，我们自以为知道，但只有当意味深长的过去敞开为他让路之时。他就在那里正视我们，很远很远，在前面……


    ——勒内·夏尔的诗《在卢马林永生》，写于加缪去世后


    ●从惺惺相惜到分道扬镳——加缪与友人、敌手萨特


    1943年，加缪在《苍蝇》彩排时与萨特初次见面，双方立即引为知己好友，加缪曾在报刊上挥洒自如地评价过萨特的《恶心》和《墙》，而萨特也早就评价过加缪的《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他们互相欣赏，都从对方身上看出了非凡的创造性和惊人的才华，被并称为“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双子星座”。但最终，两人的友谊因为哲学思想的差异而结束。


    加缪（右）与萨特（左）


    使我们接近的事情多，使我们分离的事情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友谊也是，有趋向专制的倾向。要么完全一致，要么反目成仇，而无党派者如想象中的党派斗士那样行事。


    ——萨特给加缪的信


    ●“深厚的友情”——加缪与妻子弗朗西娜·福尔


    1937年夏末，加缪认识了文静优雅、内向传统的少女弗朗西娜·福尔，她能弹一手好钢琴，喜欢巴赫，有着猫一样优雅的面容和舞蹈家一般修长的双腿，令加缪十分着迷。1940年，两人结婚，毕生互相照顾。加缪认为两人的关系是“深厚的友情”，但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责任感就像他渴望逃离这种责任感的感觉一样强烈。


    家庭和孩子并没有使加缪停下追求爱情和自由的脚步，与弗朗西娜·福尔的婚姻期间，加缪仍然与多名女性保持公开的情人关系，导致弗朗西娜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一度企图跳楼自杀。加缪反思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把它界定为“深厚的友情”，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责任感就像他渴望逃离这种责任感的感觉一样强烈。


    加缪、弗朗西娜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儿女


    ●“你会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加缪与情人玛丽亚·卡萨雷斯


    “二战”期间加缪被困巴黎，在这里，他遇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情人——西班牙裔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1944年，根据加缪创作的剧本《误解》所改编的戏剧在巴黎首演，玛丽亚·卡萨雷斯扮演女主角，加缪写到电影首映之夜的感受：“这是剧本作者可以获得的最快乐的时刻，可以听到他的语言获得了声音，被一位令人惊艳的女演员的灵魂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应该只会在梦中出现吧。”


    玛丽亚·卡萨雷斯美丽浪漫、热情洋溢、充满活力。加缪和卡萨雷斯彼此相似，在灵魂方面十分契合，此后的十六年里，他们写了近九百封信，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内心，一直到1960年加缪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


    加缪与卡萨雷斯


    就像是一个奇迹，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的期望呢？因为连我自己也常常无法看清自己，无法认清这些心情。你给我的，是我不配拥有的，而我怀着尊重和感激之情接受了，这份美好的爱情，让我重生。


    ——加缪给卡萨雷斯的信


    因为我们之间这些不同寻常的复杂情愫，我不再是1950年的我了，也不再是我自己塑造的我，而是我们共同塑造了我们自己。


    ——卡萨雷斯给加缪的信


    阅读加缪：加缪的不安，让我们心安


    每当感到迷茫焦虑或者生存的阴霾与沉重时，阅读加缪一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如同他本人对生活始终如一的纯朴的爱与激情，他的作品也以深情的关切展现了对人类命运和幸福的思考：明知世界的荒诞，仍要去热烈地拥抱它，去义无反顾地生活，去尽其所能地为所当为，去创造我们自身的价值，因为，攀登峰顶、反抗命运的本身足以照亮心灵。这样的加缪，让我们心安。


    [1] 出自加缪散文选</a>《荒谬的人》，张汉良译。


    [2] 出自加缪散文选《荒谬的人》，张汉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