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夏天的港口充满了喧嚣和阳光。十一点半，太阳仿佛从中间开裂成了两半，沉沉的暑气压迫着码头堤岸。阿尔及尔商会的货棚前，一艘艘有着黑色船身、红色烟囱的货船正在装载一袋袋麦子。细密粉尘的芬芳与太阳炙烤出来的厚重沥青味交融在一起。在一艘散发着油漆味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有些人在喝酒，一些穿着红色紧身衣的阿拉伯杂耍艺人在发烫的地面上不断转动着身体，阳光也在他们身后的海面上跃动着。扛着一袋袋货物的码头工人完全不看他们，专心致志地走在码头和货船甲板间的两块有弹性的长木板上。到了甲板上，工人们身后顿时海阔天空，只剩一片碧海蓝天。在一片卷扬机和桅杆之间，他们终于停留了片刻，虽然脸上蒙了一层白花花的汗水和粉尘，但眼睛炯炯有神，心醉神迷地望向天空，然后就一头扎进了弥漫着热血气味的底舱里。沸腾的空气里，汽笛嘶鸣着，一声声不绝于耳。


    长条木板上，工人们突然停下脚步，场面一片混乱。他们中的一人跌落到了厚木板之间，幸好木板排列紧密，把他给托住了。但他的手臂被折到了背后，被那袋很重的货物给压断了，他发出一阵痛苦的号叫声。这时候，帕特里斯·梅尔索从办公室出来了。刚到门口，一股暑气便令他窒息。他吸了一大口的柏油热气，喉咙像被刮了一般，然后走到那些码头工人面前。他们已经把伤者抬出来了，他躺在木板上，周身弥漫着粉尘，嘴唇由于痛苦而发白，手肘上方断了的手臂就这么了无生气地任人处置。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可怕的伤口淌着血。鲜血沿着手臂滚滚流下，一滴一滴落在发烫的石板上，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一阵青烟升腾起来。梅尔索怔怔地看着这血，一动不动，这时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是埃马纽埃尔，那个“跑腿的小伙子”。他向梅尔索指了指一辆朝他们开来的卡车，卡车的铁链发出阵阵爆裂声。“走吧。”帕特里斯开始狂奔。卡车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立刻追上去，很快便被淹没在噪声和尘埃之中，两人气喘吁吁，视线模糊不清，心神狂乱，只感觉到在卷扬机和其它机器的狂乱节奏中，自己被狂奔的冲力带动着。伴随着海平线上船桅的舞动，他们一路经过的船在那儿不断晃动，船身像是麻风病人的皮肤。梅尔索对自己的体力和灵活性非常自信，他一跃跳上了卡车，然后又帮着埃马纽埃尔坐上来，两人就这样垂着双腿，在这白蒙蒙的漫天粉尘和明晃晃的暑气中，在阳光、大海、布满桅杆和黑色起重机的港口的奇妙衬托下，随着卡车飞速离去了。码头的地面崎岖不平，卡车一路颠簸着，埃马纽埃尔和梅尔索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得头晕目眩。


    到了贝尔库，梅尔索和埃马纽埃尔下车了。埃马纽埃尔唱着歌，他歌声嘹亮，但五音不全。“你知道的，”埃马纽埃尔对梅尔索说，“这是自然而然从胸口涌上来的。我高兴的时候就会这样，去海里游泳的时候也会这样。”的确如此。埃马纽埃尔总是在游泳时放声高歌，嗓音因为水压变得沙哑，在海上根本听不见，但是和他粗壮的手臂动作韵律一致。他们走过里昂街。梅尔索身材高大，他昂首阔步，摆动着宽大又厚实的肩膀。他一脚踏上人行道的姿态，以及灵巧地扭动胯部避开有时候围上来的人群的模样，都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身躯，能够为它的主人带来肉体上极致的愉悦。休息的时候，他像是为了展示自己身体的柔软度，把整个人的重心都压在单侧臀部上，仿佛从运动中，他已经了解了自己身体的特性。他下意识地做着手势和埃马纽埃尔说着话，双眼在略显凸起的眉弓下闪亮亮的，微翘而灵活的嘴唇噘着，他拉了拉领子，想给脖子透透气。他们走进常去的那家餐厅，坐下，默默地吃饭。屋里照不进太阳，很凉爽。苍蝇嗡嗡飞着，还有餐盘碰撞的声音和人们谈话的声音。餐厅老板塞莱斯特朝他们走来。塞莱斯特身材高大，留着小胡子，他撩起围裙抓了抓肚皮，然后又放下围裙。“还好吗？”埃马纽埃尔跟他打招呼。“像个老头儿。”他回答说。塞莱斯特和埃马纽埃尔互相拍着肩膀，说了几句“噢！老伙计！”便寒暄起来。“你知道，其实那些老头儿，”塞莱斯特说，“他们都有点儿蠢。他们说，五十多岁的男人才是真男人，但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以前有个朋友，他只有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才开心。他们常常一起出去，一起吃喝玩乐，还一起去赌场。我那个朋友说：‘为什么我非得和一群老头子出去？他们成天就会唠叨说自己吃了泻药，或者肝疼。我更喜欢跟我儿子出去。有时候，他去勾搭姑娘，我就装聋作哑，自己去搭电车。再见，多谢了。我玩得很开心。’”埃马纽埃尔笑了。“当然，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还挺喜欢他。”然后，他又对梅尔索说，“我宁可喜欢这样的人，也不喜欢我以前的另一个朋友。他成功的时候总是指手画脚地仰着头跟我说话。现在，他什么都没了，也没有以前那么骄傲了。”


    “活该！”梅尔索回答说。


    “哦，不过做人也不该太苛刻了。他抓住了机遇，他做得对。九十万法郎……啊！要是我能搞到九十万法郎就好了！”


    “要是有了九十万法郎，你会怎么做呢？”埃马纽埃尔问道。


    “我会买一栋小木屋，在肚脐眼上涂一点儿胶水，然后再插一面旗子。这样我就能等着看风是从哪儿来的了。”


    梅尔索安静地吃着饭。这时，埃马纽埃尔开始跟老板讲起自己在马尔纳打的那场著名的战役。


    “我们这些佐阿夫[1]都被编进了轻步兵营……”


    “你可真烦人。”梅尔索平静地说。


    “指挥官说：‘冲呀！’然后我们就冲下去了，下面像是一道沟壑，只有一些树。他让我们冲，但是前面根本没有人。我们就这样往前一直走，一直走。突然间一堆机关枪朝我们扫射，大家纷纷倒地，叠到了一起。死伤的人太多了，沟壑里血流成河，都能划船了。有些人哀号道：‘妈呀！太可怕了。’”


    梅尔索站起身来，把餐巾打了个结。老板去厨房门后用粉笔标注了他点的菜。厨房门就是他的账本。有人有争议时，他就把门整个拆下来，把账目扛出来。老板的儿子勒内在一旁的角落里吃着溏心蛋。“可怜的家伙，”埃马纽埃尔说道，“他的胸口有毛病。”他说得没错。勒内总是一声不吭又一脸严肃的模样。他不算太瘦，眼神很明亮。这时，有个客人正在跟他说：“只要愿意花时间，小心照料，结核病是可以治好的。”勒内点着头表示同意，边吃蛋边抽空回应着对方，神情凝重。梅尔索走到他身边，靠在柜台上，点了一杯咖啡。那个客人继续说：“你认识让·佩雷吗？就是那个在煤气公司工作的。他死了。他之前肺出了毛病，但是他非要出院回家，因为家里有他老婆。他老婆是个力大如牛的女人。这病把他搞成这样，你知道，他成天就骑在他老婆身上，他老婆不愿意，但是他脾气很大。就这样，每天要搞两三次，本来就生病的人就这么没了。”勒内嘴里叼着块面包，停下了咀嚼，盯着那男人。“是呀，”他说，“坏事来得快，但去得慢。”梅尔索用手指在起雾的大咖啡壶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他眨眨眼睛。从这个淡定从容的结核病人到歌声嘹亮的埃马纽埃尔，他的人生每天就这样在咖啡味和柏油味之间摇摆，与他自身的存在和他所有的兴趣脱节了，也远离了他自己陌生的真心。相同的事情，在其他情况下本该深深吸引他的，现在他却不想再谈论，因为他正忙着亲身去经历。直到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筋疲力尽，再小心翼翼地去熄灭内心燃烧着的生命之火。


    “梅尔索，你比较有文化，你来说说吧。”老板说道。


    “得了，改天再说吧。”梅尔索说。


    “你今天早上吃了炸药吧。”


    梅尔索微笑着从餐馆走出来，穿过马路，上楼回到了房间。他房间的楼下就是一家马肉铺。从阳台向外探头，就能闻到一股血腥味，还能看到招牌上写着：“致人类最高贵的胜利。”他倒在床上，抽了一支烟，然后便睡了过去。


    他睡的这间房间，以前是他母亲的。他们一起在这套三室的公寓里住了很久。只剩下他一人之后，他便把两间房间租给了他朋友介绍的一个箍桶匠，那箍桶匠和他姐姐一起住。他自己保留了最好的那间房。他母亲五十六岁去世了，她曾经是个美人儿，本以为可以凭借一股风骚劲儿过上好日子，活得光彩耀人。可是到她快四十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她没法再穿漂亮衣服，也没法梳妆打扮了，只能穿病号服。她的脸因为可怕的浮肿而变形，双腿因为浮肿而不便行走，整个人失去了活力，最后变得半瞎，整天在那暗淡无光、无力整顿的房子里疯狂地摸索。最后一击突然而短暂。她以前就有糖尿病，但她没有在意，这种满不在乎的生活方式又加重了病情。他不得不辍学去工作。直到他母亲去世，他一直坚持读书和思考。十年间，他母亲忍受着这种病人的生活。这场折磨持续了太久，周围的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都忘了她病得很重，随时可能会丧命。然后有一天，她死了。街坊邻里都很同情梅尔索。大家都期待着葬礼，都为梅尔索对母亲的情深义重而感动。大家请求她的远房亲戚们不要哭泣，以免徒增梅尔索的伤心。大家请求亲戚们好好保护梅尔索，多关心关心他。梅尔索穿着自己最高级的行头，拿着帽子，注视着一切筹备工作的进展。他跟着送葬队伍，参加了宗教仪式，撒了一抔土，和大家握了手。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震惊于接送宾客的车辆居然这么少，并且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也仅此而已。第二天，公寓的一扇窗户上便出现了一张告示：“出租。”现在，他住在他母亲以前住的房间。以前，虽然他很穷，但是因为有母亲陪在身边，日子也总有一种温馨。晚上，他们会围着煤油灯一起安静地吃饭，这种简单的静默中，自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快乐。四周的街区静谧无声。梅尔索望着母亲疲惫的嘴角，笑了一下。她也笑了。他又重新开始吃饭。灯有点儿冒烟，母亲伸长右手，身体往后仰着，用这种疲惫的姿态调了一下。“你不饿了吧？”过了一会儿，她说。“不饿了。”然后他就去抽烟或者读书。看到他抽烟的时候，母亲就说：“又抽烟！”看到他读书的时候，她就说：“靠灯近一点儿，眼睛要坏了。”如今，孤身一人的贫穷却是一种可怕的苦难。每当梅尔索痛苦地想起已经过世的母亲，其实他是在可怜自己。他完全可以找更舒适的公寓，但他割舍不下这里，以及它所散发出来的贫穷的气息。至少，在那里，他还能沉溺到过去的回忆里，沉溺到他曾经一直想要逃离的生活里，就是这种可耻又漫长的对抗，让他得以在痛苦悔恨的时光里重新找回自己。他保留了门上的一块黑色纸板，尽管纸板的边缘已经起毛，但上面有他母亲用蓝色铅笔写的他的名字。他还保留了那张铺着锦缎的老铜床和祖父的肖像。祖父留着小胡子，浅色的眼珠一动不动。壁炉上，一群有男有女的牧羊人摆设围着一座已经停摆的老摆钟，还有一盏他几乎从不点燃的煤油灯。一把草编椅，中间微微凹陷，一个衣柜，镜子微微泛黄，还有一个盥洗小桌，桌角缺了一块，这些残破衰败的摆设，对他而言并不存在，因为习惯早已经将一切都磨钝了。他就这样踱步在被阴影笼罩的房间里，完全不费力气。如果换了别的房间，那他又要重新习惯一遍，重新斗争一番。他想要尽可能减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占的面积，然后一直睡到一切消耗殆尽。基于这个目的，这个房间很适合他。它一面朝着街，一面朝着总是晒满衣物的露台。阳台再过去一些，则是几个种着橘树的花园，花园狭小，围在高墙里面。有时候，夏天的夜晚，他关了房间里的灯，并打开面向阳台和阴暗果园的窗户。随着夜越来越深，浓郁的橘树气息飘上来，犹如轻薄的围巾一般围住他。整个夏夜，他的房间和他自己都沉浸在这沁人心脾又馥郁浓烈的芬芳中，仿佛在长时间的死寂之后，他终于第一次打开了自己的生命之窗。


    他醒来的时候仍然满脸睡意，浑身大汗。他梳了梳头发，小跑着下了楼，跳上一辆有轨电车。两点零五分的时候，他已经到办公室了。他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房间四面墙上有四百一十四个格子，里面堆满了文件。房间既不脏，也不阴暗，但终日让人感觉是个骨灰存放处，死去的时光在里面腐烂。梅尔索核对提货单，翻译英国船只的补给品清单，三点到四点接待那些想要寄送包裹的客人。当初去应聘时，其实他并不喜欢这个工作。但刚开始，他觉得这可以是一扇通往人生的门。那儿有很多鲜活的脸，有熟人，有一条通道和一阵气息，让他终于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他借此避开了三个女打字员和办公室主任朗格鲁瓦先生的脸。其中一位女打字员长得挺漂亮，最近刚刚结婚。另一个和她妈妈一起住，还有一个是位老姑娘，精力旺盛又举止端庄。梅尔索喜欢她华丽的辞藻，还有她对朗格鲁瓦先生说“她的不幸”时的内敛态度。他曾和这位赫比雍小姐几度交锋，但都被她占了上风。她瞧不上朗格鲁瓦先生，因为他总是一身汗，裤子都贴在了屁股上，还因为他总是在领导面前表现得慌慌张张，有时在电话里听到某些律师的名字或者身份高贵的人的名字，也会这样。这个可怜虫总是试图讨好那位老姑娘，想要感化她，但总是徒劳。这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晃悠。“赫比雍小姐，您也觉得我很不错吧？”梅尔索一面翻译着英语，“蔬菜、蔬菜”，一面望着头上的灯泡和绿色纸板折成的灯罩。他的前面是一份色彩鲜艳的日历，日历上的图是纽芬兰渔民[2]的朝圣节。


    纸扦条、吸墨纸、墨水和标尺在他桌上一字排开。从他的窗户可以看到黄色或者白色货车从挪威运来的木材。他竖起耳朵来听。墙壁外面，生命在大海和港口上方静默又深沉地呼吸着，离他那么遥远却又仿佛近在咫尺……六点的钟声响起，他自由了。这天是星期六。


    一回到家，他就躺到床上，一直睡到晚餐时间。他煎了几个蛋，直接吃了（没有搭配面包，因为他忘记买了），然后就又躺下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快到午餐的时候，他醒来，梳洗一番便下楼吃饭。回来后，他填了两个字谜游戏，小心翼翼地剪下一张库尔什食盐的广告画，把它贴在一本已经贴满了“下楼梯的滑稽演员老爷爷”的本子上。做完这件事，他便洗了手去到阳台上。下午天气很好。但是路面很油，行人稀少，一个个都行色匆匆。他仔细凝视着每个路人，直到一个消失在视线之外，再重新找另一个观察。起先是外出散步的一家人，两个小男孩穿着水手装，短裤盖到膝盖下，僵硬的衣服让他们行为拘谨，还有个小女孩打着粉色大蝴蝶结，穿着黑色亮皮鞋。他们的妈妈跟在他们身后，穿着褐色丝质长裙，胖得像个裹着长围巾的巨兽。那个爸爸手上拿着根拐杖，看起来颇为优雅。稍后经过的是住在附近的年轻人，头上抹着发油，红色领带配上非常合身、有着镶边小口袋的西装，脚上穿着方头皮鞋。他们要去市中心的电影院，正笑着赶电车。他们之后，街上便没什么人了。各处的演出陆续开始了，现在这一带只剩看店的店主和野猫了。街道两边到榕树上方的天空尽管晴朗，却毫无光泽。梅尔索对面的烟商，拉了把椅子到自家商铺门口，跨坐到椅子上，双手抵着椅背。刚才人满为患的电车现在几乎空空荡荡。皮埃罗小咖啡馆里，服务生在空荡荡的店里打扫卫生。梅尔索也把椅子背过来，连抽了两支烟。他回到房间，掰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边吃。不久天色变暗，随即又云开雾散。但是街道上空飘过的云为街道留下一层阴郁，像是要下雨的先兆。五点时，电车在喧嚣中抵达，从郊区的体育馆载回一群又一群足球观众，他们站在踏板上或倚着栏杆。之后电车则是载回球员，从他们提着的小箱子便能辨认。他们大声地又喊又唱，说他们的队伍一定常胜不败。好多人向梅尔索打招呼。其中一人高喊：“我们打赢了他们！”梅尔索只是摇了摇头说：“是啊！”车辆越来越多。有些车在挡泥板和保险杆上插满了花。接着，这一天又过了一些时间。屋顶上方的天空镀上了一层红霞。夜晚降临的时候，街道又热闹起来。散步的人回来了。累了的孩子有的哭闹，有的就任由大人拖着走。这时，附近电影院散场的观众如潮水般涌到街上。梅尔索看到年轻人出来时手势果决又卖弄，就好像在说他们看了一部冒险片。从市区电影院回来的人则较晚才到，他们的神情更为严肃。在笑声和嬉闹之间，他们的眼神和姿态中仿佛又浮现出对在电影里看到的光鲜亮丽生活的怀念。他们在街上来回溜达。梅尔索对面的人行道上最后形成了两股人潮。这个街区的姑娘们没戴帽子，手挽着手，构成了其中的一股。另一股人潮是年轻男子，他们说着一些玩笑话，听得姑娘们笑着别过头去。人们一脸严肃地走进咖啡馆，或者成群结队站在人行道上，人潮如流水绕过小岛一般绕过他们。街道现在已经灯火通明，电灯使夜空初现的星星都失了色。梅尔索下方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灯光把油腻的路面照得发亮，远方的电车不断地把光线投射在秀发上、湿润的嘴唇上、一抹微笑上或者一条银手链上。不久之后，电车少了很多，树木和路灯上方的天空已经黑了，街区的人慢慢地少了，第一只猫慢悠悠地走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梅尔索想着晚饭的事情。由于靠在椅背上太久，他觉得脖子有点儿酸。他下楼买了面包和面条，回家煮了吃，然后回到窗边。有些人出门散步。天气转凉了，他打了个哆嗦，关上窗户，回到壁炉上方的镜子前。除了某些夜晚玛尔特来家里找他，或者他和她出去，或者和突尼斯那些女朋友往来，在这盏肮脏的煤油灯和几块面包摆在一起的房间里，他的一生都呈现在这面泛黄的镜子之中。


    “又熬完了一个星期天。”梅尔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