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

    Ⅰ．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


    18世纪的民主哲学可以用下面的定义来表达：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定义的涵义。


    那时人们认为存在着一种共同福利 ，它是政策的指路明灯，它一直是容易解释清楚的，每一个正常人通过合理争论都能了解它。因此没有任何借口说不了解它，事实上没有理由说还有不了解它的人，除非是无知——这是可以改变的——愚笨和反社会利益集团。此外，这个共同福利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因而每一桩社会事实，每一种采取或准备采取的措施都可以被它来毫不含糊地划分为“好”或“坏”。由此，所有人必须同意，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存在人民的共同意志 （即全体有理智个人的意志），它完全与共同福利、共同利益、共同福祉或共同幸福是一回事。除了愚笨和罪恶的利益集团外，有可能产生意见分歧和可能出现反对派的唯一一件事，即几乎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究竟应以何种速度达到它这个意见的分歧。因此，意识到这个目标，知道他或她内心思想，分辨得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积极负责地促进好的和反对坏的，把全体成员团结在一起，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


    管理某些事务需要专门的才能和技术，这是实在的，因而不得不委托具有才能和技术的专家。但这点不影响那个原则，因为这些专家完全为了执行人民意志而行动，正如医生为了执行病人要求治愈的意志而行动。在一个任何规模的社会里，特别是在表现出劳动分工现象的社会里，要每个公民为了行使统治或管理的职责，必须在每一个问题上与其他全体公民接触，一定极不方便，这也是真实的。较方便的办法是，只保留最重要的决定由每个公民表态——譬如用公民投票的办法——其余事情让由他们任命的委员会来办理——代表大会或议会将通过普选选出。如同我们业已了解，这个委员会或代表机构在法律意义上不代表人民，但在较小的技术意义上它代表人民。它将表达、反映或代表选民的意志。这个委员会的规模如果很大，它可以按照公共事务的不同部门分解为较小的委员会，这也是为了方便起见。最后，在这些较小委员会之间将有一个总事务委员会，主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称为内阁或政府，在它头上可能有一个总书记或替罪羊，他就是所谓的总理。 (1)


    一旦我们接受这个政治机体理论提出的——或它暗示的——全部假设，民主确实获得一个完全不含糊的意义，除了怎样付诸实行外，对它不再有什么问题。此外，我们只需要忘掉几个逻辑上的疑虑，就能够补上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不但是所有可以想象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而且不再有多少人愿意去考虑任何别的制度。可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假设是那么多事实的陈述</a>，如果我们要作出上面的那个结论，每一个陈述的事实必须得到证实，而实际上反驳这些事实却要容易得多。


    首先，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这点主要不是因为某些人可能需要不同于共同福利的东西，而是由于更根本的事实，即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福利必然意指不同的东西。功利主义者由于他们对人的价值标准看法的狭隘而看不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将使一些原则问题产生隙裂，它不是合理的论证所能弥合的，因为最终价值——我们认为生活和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观念——不是纯逻辑推理所能解决的。隙裂可能用妥协方法在一些事例中得以弥合，但在另外一些事例中就做不到。有些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个国家武装到牙齿，然后为全世界争取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另一些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个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这个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的唯一途径。”二者面临对最终价值的不能缩小的分歧，妥协只能使事情更糟。


    其次，即使有一种充分明确的共同福利——譬如功利主义者提出的最大经济满足 (2) ——证明能为所有人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对各个问题都能有同等明确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可能重大到足以产生关于目的本身“根本性”争论的大部分后果。例如，以眼前满足对今后满足的估价为中心的问题，甚至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估价为中心的问题，即使在每个公民都相信功利主义之后，还是解决不了。“健康”也许是所有人都想望的，可是人们对种痘和切除输精管仍旧意见不一。诸如此类的情况不止一端。


    提出民主学说的功利主义先驱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件事情的全部重要性，完全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习惯的本质性改变。他们看不到18世纪五金商以外的世界。


    第三，作为前面两个命题的结果，功利主义者据为己有的这个人民意志的特殊概念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个概念必须以存在人人认辨得出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为先决条件。与浪漫主义者不同，功利主义者的观念中不存在赋有自己意志的半神秘实体，即历史上的法学派曾大肆宣扬的“人的灵魂”。他们坦率地从个人意志引申出他们的人民意志。除非至少从长期看来存在全体 个人意志被其吸引的中心——共同福利——我们就得不到特殊类型的“自然的”共同意志。功利主义的重力中心一方面统一个人意志，以理性讨论的方法将它们融入人民意志，另一方面授予它们以古典民主信条具有的独有的伦理尊严。这个信条不仅仅在于崇拜人民意志本身 ，而是依赖对意志的“自然”目的的某些假设，这个目的得到功利主义理论根据的批准。这种普遍意志的存在和尊严一到我们不相信共同福利这个概念时也就不存在了。古典学说的两根支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


    Ⅱ．人民意志和个人意志


    当然，反对人民意志这个特殊概念的这些论点不管具有何等结论性，它们并不阻止我们试图建立另一个更现实的概念。我不想怀疑当谈论国家意志时我们想到的社会心理事实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分析这些事实肯定是使研究民主问题有所进展的先决条件，但最好不要袭用这个名词，因为它往往会使人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一旦我们割断人民意志与它的功利主义涵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在建立一个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论，而且在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事物的理论。我们有一切理由提防那些民主保卫者前进路上的陷阱，那些人虽然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压力下，接受越来越多的民主过程的事实，可是还试图在由民主过程产生的成果上涂上从18世纪的坛子里取出的圣油。


    不过，虽然某种共同意志或公众意见依旧可以说是从“民主过程”的个别的或集群的形势、意志、影响、作用和反作用的无限复杂的混乱中出现的，但其结果不但缺少合理的一致性，而且缺乏合理的认可。所谓缺少合理的一致性的意思是，虽然从分析的观点说，民主过程不仅仅是混乱的——对分析者来说，凡能解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混乱的——而且其结果本身（除非碰巧）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它不能像实现任何明确目的或理想时那样有明确的意义。所谓缺乏合理认可的意思是，因为那个 意志不再与任何“福利”相一致，为了使声称这个结果具有伦理上的庄严，有必要退回到无条件信任政府本身的民主形式——原则上不得不与后果的是否称心合意完全无关的一种信任。正如我们业已了解，要自己采取这种观点是不容易的。但是，即使我们采取这种观点，舍弃功利主义提倡的共同福利，依然会在我们手中留下一大堆困难。


    特别是，我们依然有实际需要把根本不现实的独立性和理性这些品质加在个人 意志头上。如果我们坚持说，公民意志本身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政治因素，它首先必须存在。也就是说，它必须是较之松散地对道听途说</a>的口号和错误印象发生影响的一组不确定的含糊冲动更有意义的某种东西。每个人必须明确地知道他要支持的是什么。这个明确意志的贯彻要有正确地观察和解释每个人直接能接触的事实的能力和批判地取舍他未直接接触的事实的信息的能力。最后，根据这个明确的意志和根据这些已证实的事实，就能以极高的效率，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律，对一些特殊问题必然可作出清晰而敏捷 的结论——此外，每个人的意见可以被认为大致上和任何其他人的意见几乎一样，不存在触目的荒谬。 (3) 综上所述，一个模范公民必定独立自主地行动，不受集团压力和宣传力量的影响， (4) 因为强加在选民头上的意志和论断显然不足以取得民主过程的最终论据的资格。这些条件是否已完成到能使民主政治起作用所需要的程度的问题，不应鲁莽地加以肯定，也不应鲁莽地加以否定。只有在一大堆互相矛盾的证据中作艰辛的鉴别和评价，才能作出回答。


    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要真正弄清读者是否完全懂得上文已经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因此我想再说一遍，即使民主过程使用的每个公民的意见和愿望是充分明确而独立的可以作为根据，即使每个人都以理想的理性和敏捷性按照这样的意见和愿望行事，也不一定能推论说，这个过程用这些个人意志为原料而生产的政治决定，可以有说服力地称为代表人民意志的东西。任何时候把个人意志分割成许多份，由此产生的政治决定不但可以想象而且非常可能不会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也不能这样回答：如果决定不正是他们需要的，他们将得到“公正的折衷办法”。可能有这种折衷。那些属于数量性质的问题和允许逐步进行的问题出现折衷的机会最大，如倘若每个人赞成为失业救济花钱，准备花多少的问题。可是属于质量性质的问题，如应否迫害异教徒或应否参战问题。决定的结果可能同样使所有人厌恶，虽然厌恶的原因有多种多样，而由非民主机构强加的决定，可能证明更容易为他们所接受。


    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问题。我认为，我可以把拿破仑当第一执政官时的统治称作军事独裁。当时最紧迫的政治需要之一是宗教上的和解，它能廓清大革命和执政府时期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并为千万人的心境带来和平。这件事的成功是由于他的一些妙着，其最重要者是与教皇达成的契约（1801年）和“体制条款”（1802年），它们调和了不可调和的事情，把正好适当程度的自由给予宗教礼拜，同时大大地提高国家的威望。他还改革法国天主教的组织和财政收入，解决微妙的“宪法”教士问题，还以最小的摩擦使新建体制得到最大的成功。如果认为人民实际要求某种确切的东西有正当理由的话，上述的安排提供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事例。不论是谁看了当时法国阶级结构必然会明白这一点，而拿破仑的教会政策大大有助于执政府享受几乎绝对的威望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很难看出用民主方法怎能获得这样的成就。反教会情绪尚未熄灭，这种情绪绝不限于被击败的雅各宾党人。怀有这种信念的人或他们的领导人不可能妥协到那个程度。 (5) 在天平的另一端，愤怒的天主教情绪的高潮正逐渐获得动力。具有那种情绪的人们以及依赖他们善意的领导人，他们的行动不可能停止在拿破仑划下的限度内；特别是，当时他们正在注视事情向哪个方向发展，他们虽没有让步的动机，但他们也不能十分坚决地对付教皇。而需要教士、教堂和教仪比什么都迫切的农民的意志势必因十分自然的恐惧而瘫痪，他们害怕一旦教士——尤其是主教——再次掌权，可能危及土地问题的革命性解决。任何以民主方法解决问题的企图最可能的结果将是引起越来越大愤怒的僵局或无休止的斗争。但拿破仑能够合理地解决问题，确实是因为不能自愿地放弃他们自己主张的所有那些集团同时也能够并愿意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安排。


    这个例子当然不是孤立的例子。 (6) 如果，从长期看来证明能使一般人满意的结果可以视为民享 政府的试金石的话，那么古典民主学说所想象的民有 政府常常通不过这个检验。


    Ⅲ．政治中的人性


    还有几点有待回答，即关于投票人意志的明确性和独立性，他观察和解释事实的能力和他清楚而迅速地运用意志与能力作出合理推断的才能。这个主题属于社会心理学一章，题目可以是政治中的人性 。 (7)


    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作为同质单位的人的个性的观念和作为行动主要动力的明确意志的观念，甚至在泰奥迪勒·里博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代之前已逐渐趋于湮没。特别是，这两个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不受重视，而人类行为的超理性和无理性要素在那个领域却越来越得到重视，这点有帕累托的《心理与社会》为证。在累积许多反对理性假设证据的众多学说中，我只提下面两个。


    其中一个依旧是——尽管后来有远为精细的著作——与群集心理学（psychology of crowds ）的创始者或无论如何是第一个有效阐述者古斯塔夫·勒邦的名字连在一起。 (8) 他的学说告诉人们（虽然过分强调）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他使我们面对每个人皆知但无人愿意正视的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由此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传说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无疑关于勒邦的结论的事实基础的狭隘性有许多话可说，例如他的结论不适合英国人或英裔美国群众的正常行为。批评家尤其是讨厌社会心理学这个分支涵义的那些人成功地利用它的许多弱点。但另一方面绝不可忘记，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的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无不流露出（不论以怎么温和的形式）暴民闹事时那种十分触目惊心的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此外，这些现象也不限于作许多人群集意义解释的人群。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一个党的党员，即使不亲身聚集在一起，他们也非常容易逐步发展为心理学上的人群，形成疯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试图进行理性争论只会煽起兽性。


    我即将提到的另一个幻想破灭的例证要次要得多——只是一派胡言而没流血的场面。学会更细致地观察事实的经济学者开始发现，甚至有关最寻常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消费者也不能完全做到经济学教科书所传达的观念。因为，一方面消费者的需要极不明确，他们根据需要的行动极不理性和敏捷。在另一方面，他们很容易接受广告和其他宣传方法的影响，以至于看来生产者常常指导消费者，而不是接受消费者的指导。成功的广告技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确几乎总是存在一定的对理性的吸引力。即使仅仅使用断言，只要再三反复，往往比理性论证有更大的效果，直接进攻采取试图引起全属超理性（常常是非理性性质的）快乐联想形式的下意识，也有同样的效果。


    结论虽然明显，作出结论必须小心。在作寻常的、常常是作过多次的决定时，个人要受有利和不利经验的合理和有益的影响，他也受相对简单和不成问题的动机和利益的影响，而这些动机和利益只偶然受情绪激动的干预。从以往的事实看，消费者想要鞋的欲望至少部分是生产者提供吸引人的鞋和大事宣传而形成的；可是在一定时间内，它是真正的欲望，它的明确性超出“一般鞋”范围，它长时间的实验廓清了原来可能围绕它的许多非理性的东西。 (9) 此外，在那些简单动机的刺激下，消费者在公正的专家忠告下学会了在某些事情上（住房、汽车）怎样行动，而他们自己在其他事情上成为专家。说主妇们在食物、熟悉的 家庭用品、衣服等方面容易受愚弄是完全不正确的。就像每个销售人知道他的成本一样，大多数主妇有一套坚持要她们确切需要物品的方法。


    当然，在画面上的生产者一方，这点当然更显然是正确的。无疑，生产者也许是个懒汉或一个蹩脚的机会判断者，或者才不胜任；但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改造他，或者消灭他。泰勒学说就是以这样的事实为根据，即人可以从事简单的手工工作几千年，仍然做不好这些工作。但尽可能合理地行动的意愿或者对趋向理性的稳定压力，在我们挑选出来观察的任何水平的工业或商业活动中，都不成问题地存在。 (10)


    在每个公民充满现实意识的内心小圈子里，对日常生活所作的大部分决定就是这样的。粗略地说，决定涉及的都与他直接有关的事情，包括有关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他的嗜好、他的朋友与敌人、他的区乡与选区、他的阶级、教会、工会或其他任何他积极参预的社会团体——他亲自观察得到的事情，他熟悉但不是报纸告诉他的事情和他能直接施加影响或管理的事情，以及与他的行动的有利或不利结果直接有关因而负有一定责任的事情。


    再说一遍，思想和行动的明确性和合理性 (11) 不是这种对人和对事的熟稔，也不是那种现实感和责任感所能保证做到的。好多别的条件常常不能具备，但它们是做到这一点所必需的。例如，人们一代又一代因卫生问题上的不合理行为而受苦，仍然不能把他们的苦难与他们的陋习联系起来。只要做不到这一点，客观后果不论怎么有规律，肯定不会产生主观的经验。因此证明，人类要理解传染与流行病的关系有无法相信的困难。这些事实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误解的，但在18世纪末以前，医生们在隔离传染病人（如麻疹和天花患者）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在既无能力又不愿意承认患病的因果关系时，或者在为某种利益反对承认这种关系的时候，情况可以想象必然会更坏。


    但是，尽管有人在很多方面具有种种良好条件，每个人凭他现实感、熟悉感和责任感所能辨认的领域是极为狭窄的，当然狭窄程度在不同集团和不同个人之间是不同的，而且差距不是一点而是很大。这个能辨认领域包含着相当明确的个人意志。这些意志可能常常是非理性、狭隘、自私的，使我们感到惊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当这种意志作出政治决定时，为什么我们应对它们的神龛顶礼膜拜？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感到必须把每一个政治决定算作一个神龛，而没有一个决定算两个或更多的神龛呢？无论如何，要是我们一定选择要去膜拜，至少我们不应发现那个神龛是空的。 (12)


    现在这个比较明确的意志和比较合理的行为，不会在我们不再关心教育和训练我们的那些家庭和事业的日常生活时突然不见。在公共事务领域里，有一些部门比起其他部门来，在公民心目中更加重要。首先，对当地事务，公民就比较关心，即使在当地事务上我们发现人们辨别事实的能力减退，根据事实的行动准备松懈，人们的责任心减弱。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种人——他常常是很好的典型——他说当地行政事务与他毫无关系，他面对当地实际事务冷淡地耸耸肩膀，他宁死也不愿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为这些事务受苦。怀着劝告心情的高尚公民，他们宣传选举人或纳税人的责任心，可是他们莫不发现，选举人并不感到对当地政治家所做的事情有责任。而且，尤其是在范围不大，人们接触较多的社会里，爱乡土的观念在“使民主政治起作用”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一个乡镇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类似一家工业企业的问题，熟悉后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熟悉前者。制造商、杂货商和职工们不需要跨出他的世界，也能对街道整洁或市政厅的作为有一个合理的、说得头头是道的意见，当然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


    第二，有许多全国性问题与个人和集团的关系非常直接和明显，以致激起足够真实和明确的意志。涉及投票人个人或集团的直接和本身金钱利益的问题提供最重要的事例，如直接税、保护性关税、白银政策等等。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般投票人对任何这类事情反应得迅速而合理。但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显然从这种理性表现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投票人证明他们自己在这种问题上是蹩脚的实际上是腐化的判断者， (13) 而且他们甚至对他们的长期利益也是蹩脚的裁判，因为政治上产生效果的只是短期的许诺，有效地表明自己的只是短期合理性。


    可是，进一步离开个人关心的家庭和工作场所，进入全国性和国际性事务领域（与个人关心的事情没有什么直接明确的关系），个人意志、对事实的掌握、推断的方法立即不再满足古典学说所需要的条件。最使我吃惊的和在我看来是困难核心的，是现实感的完全丧失。 (14) 在正常状况下，在典型公民的心理经济学中，重要政治问题和他们的够不上嗜好的业余兴趣及不负责任的闲谈主题处于同等地位。这些问题看来如此遥远，它们根本不像业务上的计划；国内国际大事中的危险可能根本不会成为事实，要是真的来到，它们可能证明不很严重；人们觉得自己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


    这种减弱了的现实感不但造成责任感的削弱，而且促使有效意志的丧失。当然，人有他的空话，有他的愿望、白日梦和抱怨；尤其是，人有他的喜爱和不喜爱的东西。但一般地说，这些并不等于我们所说的意志——有目的负责任行动在心理上的对应物。事实上，对于思考国家事务的公民来说，这样的一种意志并无发挥作用的余地，也没有它承担的任务。他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委员会——整个国家委员会——的成员，这就是为什么他花在理解政治问题上的精力还没有花在打桥牌上的精力多的原因。 (15)


    责任心的减弱和有效意志的缺乏转过来又说明为何普通公民对国内国际政策的无知和缺乏判断力，这种情况出现在受过教育与在非政治性事业中取得成功的人们中间要比出现在地位低微、未受教育的人们中间更令人吃惊。报道甚多，俯拾即是。但这看来并不使事情有所不同，我们也不应对此大惊小怪。我们只需比较一下一个律师对他辩护状的态度与他对报纸上所载政治事件报道的态度，便能明了是怎么一回事了。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位律师知道专业才能是他的利益所系，在这种明确的刺激下，经历多年有目的的努力，他有资格鉴别他经办案件中各种事实的中肯与否；在某种同样有力的刺激下，他于是集中他的知识、智慧和意志，推敲辩护状的内容。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没有下苦功去取得鉴别的资格；他不关心去收集信息，不想把他得心应手的批评武器使用在信息上；他也没有参预漫长而复杂争论的耐心。所有这一切表明，没有来自直接责任心的主动积极性，不管面前有怎么完整而正确的大量信息，不会改变无知的存在。甚至作出值得称赞的努力，不仅提供信息，并且利用讲座、课堂、讨论会来教导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无知会仍然坚持不去。效果不会一点没有，但小得可怜。硬把人们抬上梯子是不行的。


    因此，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幼稚的，局限于他实际利益的范围。他又成为原始人了。他的思想变得易于引起联想和充满感情。 (16) 这种情形必然带来两个具有预兆意义的后果。


    第一，即使没有试图影响他的政治集团，典型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往往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他在政治上应用的推理方法的软弱无力，他对得出的结论缺乏有效的逻辑控制，这些本身就足以造成那种状况。此外，就因为他做不到“头脑清醒”，他甚至达不到他通常的精神水平，偶尔他还向黑暗的冲动让步，私生活的条件本来有助他抑制这种冲动。至于他的推论和结论的智慧和合理性，如果他屈从于一阵愤怒的爆发，同样不可能是合格的。这种情形使他更难看清事物的正确形象，甚至最多只能一次看到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因此，如果他有一次真的不再像寻常那么模糊不清，确实表现出民主经典理论规定的明确意志，他很可能变得比平时更不聪明更不负责。这种状况在某些关键时刻，可能证明对他的国家是致命的。 (17)


    第二，无论如何，公众心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越弱，合理批评以及个人经验和责任心所施展的合理影响消失得越干净，而某些另有企图集团的机会越多。这些集团包括职业政客、经济利益的代表、这种那种理想主义者或者只是对上演政治戏剧和控制政治表演有兴趣的人们。这些集团的社会学观点对当前争论无关重要。这里唯一重要的一点是：既然政治中的人性 是现在那样，这些集团就能够在很大限度内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我们在分析政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不是真正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意志。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常常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一般意志 相适应。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


    制造争论问题的方法和制造对任何重大问题的人民意志的方法完全类同商业广告的方法。我们发现接触下意识的同样企图。我们发现创造赞成和反对联想的同样手法，这些联想越不合理越有效率。我们发现同样的规避策略，同样的缄默策略和同样的以一再重申主张来制造舆论的诡计，这个诡计显然能成功地躲避合理的争论和避免惊醒人民批判能力的危险，如此等等。只是所有这些技术在公共事务领域比在私人和专业生活领域有无限大的发挥余地。世上曾有过的最美姑娘的照片，从长远观点看，它无力维持劣质香烟的销路。在政治决策问题上同样没有有效的保证。许多命运攸关的重要决定不具有公众可能以低廉代价在空闲时候加以实验的性质。即使有实验可能，一般说来，作出判断不像实验香烟那么容易，因为政治效果是难以说得清的。


    可是上述这类技术以商业广告领域所未闻的程度，使自称诉诸理性的那些政治广告形式失去效力。对于观察者来说，反理性的或者至少是超理性的呼吁以及受害者的没有自卫能力，当用事实和论据掩盖时反而更加清楚地显突出来。从上文我们已经了解，使公众知道关于政治问题的正确信息以及由此作出的逻辑正确的推论是如何的困难，为什么关于政治问题的信息和论点只有当它们与公民先入之见相连接时才能“挂上号”。但一般说来，这些先入之见不够明确，不能决定是否接受特定的结论。因为它们本身是可以制造的，有效的政治论证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是一种把现存意志的前提扭曲成特殊形式的企图，而不仅是贯彻这些前提或帮助公民作出决定的企图。


    这样，真正被接受的信息和论点很可能成为政治意图的奴仆。因为人们为他们的理想或利益愿意做的第一件事是说谎，我们预期，事实上我们发现，有效的信息几乎总是经过掺假或挑选， (18) 而政治上有效的推理主要就是试图把某些主张提高为公理，把其他主张说</a>成不值一顾；于是这样的推理只能是一种上边提到的心理技术了。认为我过分悲观的读者，只需自问他有否曾听人说过，或者他本人是否说过，这种或那种讨厌的事实必不可公开宣扬，或者某种推理的思路虽然有根据，却是要不得的。如果那些根据流行的标准可称为可尊敬的甚至是心胸高尚的人，尚且对这种情形心安理得，他们岂不是由此表示了他们对人民意志的价值甚至人民意志的存在是怎么看的吗？


    当然，所有这一切是有限度的。 (19) 杰斐逊的格言说，最终，人民毕竟比任何个人聪明，还有林肯关于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人民”的格言，其中是有真理的。可是这两个格言都意味深长地强调从长期来看这一点。毫无疑问，有可能争辩说，在一定时间里集体心理将会发展成高度合理甚至极为敏锐并常使我们吃惊的意见。可是，历史由一连串短期形势组成，它们可以永远改变事情发展的线路。如果所有人民在短期里能被一步一步“愚弄”到接受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这个情况不是可以忽视的例外事例，那么不论有多少事后回顾的常识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实际上人民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决定问题，决定他们命运的问题是正常由别人为他们提出和决定的。民主爱好者较之任何其他人有更多理由接受这个事实，更有理由洗刷有人说他们的信条依靠假话骗人的诽谤。


    Ⅳ．古典学说存在的理由


    但是，一种与事实如此相悖的学说为何有可能存在到今日，并将继续在人民心中和在政府官方语言中保持其地位？反驳的论据是人人皆知的；每个人以完全坦率态度，常常用讥讽的坦率态度接受这些论点：学说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的唯理论——业已死亡；没有人把它当作正确的国家理论来接受它。为什么这样，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首先，虽然集体行动的古典学说可能得不到经验分析结论的支持，但它得到与宗教信仰有关思想的有力支持，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乍一看这种情况也许不明显。功利主义领导人绝不是宗教这个词通常意义上的宗教领袖。事实上他们相信自己是反宗教的，人们也普遍认为他们如此。他们以采取他们认为显然是非形而上学态度而自豪，他们完全不同情当时的宗教制度和宗教运动。但我们只要看一下他们所画社会过程的图画，就可以发现画面体现出基督教新教信仰的本质特性，事实上它来自那个信仰。对于抛弃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来说，功利主义信条提供了宗教的替代品。对于保持宗教信仰的许多人来说，古典学说成为宗教的政治补充物。 (20)


    古典学说进入宗教范畴时，它的性质变了。结果以它为基础的民主信念也变了，于是不再需要对共同利益 和最终价值 产生逻辑上的顾虑了，所有一切都由主宰万物的造物主的计划为我们安排好了。以前看来不明确或无目的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和有说服力。例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意旨。以平等 为例，它的含义是拿不准的，只要我们囿于经验分析的范围，就很难有任何合理根据把它提高为基本原理。但基督教教义含有强烈的平等成分。救世主为所有人而死，他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一视同仁。他这样做，证明各人灵魂的内在价值是不容分成等级的价值。在我看来，这不是对“每个人只能算一个，任何人不能算几个”的认可，而且是唯一可能的认可吗？ (21) 这不是对将超尘世意义注入民主信条的条文中（除此外很难找到别的）的认可吗？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托出整个理由，但就其所涉范围，它似乎解释了许多除它之外无法解释、实际上也毫无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它解释清楚信仰者对批评的态度。又和社会主义的情况一样，根本不信这个道理，被看做不仅错误而且有罪；它不仅引起逻辑上的反驳，也引起道德上的愤怒。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讨论我们的问题，说用这种方式推动的民主不再是像蒸汽机或消毒剂那样可以合理地讨论的单纯方法了。它实际上成为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原以为它不可能成为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理想，或者应该说是事物理想图式的一部分。民主这个词可以成为一面旗帜，成为一个人所宝贵的所有一切的象征，成为他对他的国家所爱的（不管是否合理地具备条件）任何东西的象征。一方面，民主信仰中意指的种种不同主张怎么会与政治事实相关的问题将变得与它无关，就像对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亚历山大六世的所作所为怎么会与围绕教皇宝座的超自然光环相符合一样，变得与他无关。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民主主义者在接受含有大量平等、友爱涵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一定会完全真诚地接受几乎有任何程度偏离这些原理（可能包括他自己行为或立场）的东西。那种情形甚至不是不合逻辑的。仅仅与事实有距离不是反对伦理准则或神秘希望的理由。


    第二，存在这样的事实，古典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言辞在许多国家里与它们历史中的事件和发展相联系，这些事件和发展得到大多数人的热情赞许。对一个现存政权的任何反对，不管反对的含义与社会基础如何，很可能使用这些形式和言辞。 (22) 如果反对得势，如果嗣后的发展证明使人满意，那么这些形式将会在国民意识中生根。


    美国是突出的例子。它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是和一场反对君主和贵族政治的英国的斗争相联系。除了少数保皇党人，美国人在格伦维尔当政时期可能已不再把英国君主看做他们的 国王，把英国贵族政府看做他们的 贵族政府。在独立战争时期，他们作战的对方实际上在他们感情中已经变成干预他们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外国君主和外国贵族政府。从困难时期的早期阶段起，他们根据不可剥夺的人的权利 ，按照古典民主政治总的原则，提出他们的事业（实际上是全国的事业）是“人民”反对其“统治者”的事业。独立宣言的措辞和宪法的措词都采用了这些原则。接着的巨大发展吸引了和满足了大多数人民，从而似乎证实了这个国家神圣文件中所标榜的学说。


    当掌权集团的力量和成功处于鼎盛时，反对派很少取胜。19世纪前半期，信奉古典民主信条的反对派起事，最终压倒政府，这些政府——尤其在意大利——显然处于衰败状态，已经成为无能、残暴和腐朽的笑柄。自然地虽然不是完全逻辑地，这种情形增加了民主信条的信誉，当拿这些信条与那些政府提倡的蒙昧迷信作比较，更加显示出它们的优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主革命意味着自由与体面生活的来到，而民主信条意味着理性和生活改善的福音。可以肯定，这个优点必然将失去，而民主政治的学说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必然会暴露，但曙光的魅力消逝得缓慢。


    第三，必不可忘记，在有些社会模式里，古典学说之确实适合于事实达到足够近似的程度。如上文业已指出，许多小而原始社会的情形就是这样，事实上这种社会就是这个学说的创立者们用以作原型的社会。有些社会虽然并不原始，只要它们内部分化不太严重，不存在任何严重的问题，也属于同样情形。瑞士是最好的例子。瑞士这个农民社会很少争吵，国内除旅馆和银行外，没有大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策问题如此简单和稳定，可以期望绝大多数人了解这些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如果我们能作出结论说，在上述情况下古典学说近似于现实，我们必须立即加上一条：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它描绘出一个政治决策的有效机制，而是因为在那些社会里没有重大决策要作。最后，为了说明即使在一个庞大而高度分化的有重要问题有待决定（假如已不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社会里，古典学说有时看来也适合于事实，还要再提一提美国这个例子。这个国家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众心理主要关心开发利用国内经济可能性问题，只要这个事业未受严重阻挠，对于以好脾气的轻蔑看待政客们古怪动作的普通公民来说，就没有什么根本重要的事情。有些阶层的人可能会被关税、白银、当地政府管理不善或偶尔与英国争吵所激动，一般人不很关切，只有一次实际上产生整个国家灾难的严重分歧——内战——例外。


    第四，政客们当然欣赏既能讨好群众又能提供极好机会来逃避责任和用人民名义压倒对手的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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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内阁部长职责的官方理论认为，任命部长是为了保证在他的部门里人民的意志得到贯彻。


    (2) “最大幸福”的含义仍然值得认真怀疑。但是，即使这种怀疑能消除，即使一批人经济满足的总和能够确定明确的意义，所谓“最大”仍然相对于特定的形势和特定的估价，而形势和估价标准也许不可能使用民主的方法加以改变和妥协。


    (3) 这说明古典的民主学说和普遍持有的民主信念两者皆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特性。我们嗣后将要指出，平等 怎样会取得道德基本原理的地位。说平等是人的本性，从任何可以想象的意义说不可能是正确的。人们认识这点，并常常改变这个基本原理的含义，以便意指“机会平等”。但是，即使不顾机会这个词中固有的困难，这样改变含义也不能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因为，如果在决定重大问题时每个人的投票具有相同分量的话，政治行为事务中需要的正是实际的、而不是潜在的行动平等。


    应该顺便说一下，民主辞令一直有助于促使任何种类的不平等与“不正义”联在一起，这种想法是失败者心理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利用失败者的政客的武器库里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武器。这方面最奇怪的现象之一是雅典的贝壳放逐制度，或者毋宁说是这个制度有时使用的方式。贝壳放逐法指的是以公民投票来放逐一个人，不一定要有任何特定理由：这种办法有时可以用作消灭一个令人不安的、令人感到“作用超过一个人”的杰出公民的方法。


    (4) 这里宣传这个名词是按照它原来的意义使用的，而不是按照现在它迅速取得的意义使用的，现在它的定义是：宣传是从我们不喜欢的来源里发生的任何言论。我猜想这个词是来自从事传播天主教信仰的红衣主教委员会的名字——传教事务主教会议。所以其本身并不带有贬义，特别是它没有歪曲事实的意思。例如，人可以为一种科学方法作宣传。它的意思仅仅是提出事实和论据，旨在在一个明确的方向上，影响人们的行动和意见而已。


    (5) 立法机构虽然害怕，但它实际上完全没有支持拿破仑的这个政策。他最信赖的几个将军反对这个政策。


    (6) 其他例证事实上可以从拿破仑的实践中援引出来。他是一个独裁者，在与他的王朝利益和外交政策无关的时候，他总是努力做他认为人民想要和需要的事情。这就是他给欧仁·博阿尔内的信中谈到后者治理意大利北部时给予忠告的意思。


    (7) 这是历史上最可爱的英国激进分子之一格雷厄姆·华莱斯的坦率而迷人的著作的书名。尽管在他之后许多人写过这个题材，尤其是尽管他们对具体事例的研究现在有可能对问题看得更清楚，还是可以称赞此书是研究政治心理学的最好的入门指南。可是，作者以可称赞的诚实，反对无批判地接受古典学说后，他未能作出明显可见的结论。因为他坚持科学思考态度的必要性，因为他责备布赖斯勋爵在其所著《美国联邦》一书中自称“不屈地”决意要从幻想破灭的许多事实的迷雾中间看到蓝色的天空这个事实，这一点便更加令人瞩目。看来格雷厄姆·华莱斯似乎要吃惊地呼叫，对于坚持说从一开始他就看到蓝色天空的气象学家，我们能说什么呢？但在他著作的建设性部分中，他采取完全相同立场。


    (8) 德文群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有警告的意思。群集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rowds）必不能与群众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asses）相混淆，前者不一定带有阶级色彩，它本身与研究（譬如说）工人阶级的思想与感觉方式无关。


    (9) 上文说</a>过，非理性的意思是不能按照特定愿望合理地行动，它不是指观察家意见中愿望本身的合理性，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经济学家在估计消费者的非理性程度时，有时由于把两者混淆就夸大了非理性的程度。因此，一个工厂女工的华丽服饰，在教授眼中看来是非理性行为的标志。对这点除了归因广告设计人的艺术外，别无任何解释。实际上这可能正是她渴望的。如果这样，她在服饰上的开支按上面指出的意义来说，可能是理想地合理的。


    (10) 当然，这个水平不但因时代和地点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也因不同的工业部门和不同的阶级而有所不同。不存在理性普遍模式这样的东西。


    (11) 思想合理性和行动合理性是两种不同的事情。思想合理性并不总能保证行动的合理性。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深思熟虑也会出现行动合理性，它与正确地制定他的行动的理论基础的能力无关。观察家，特别是使用采访和表格调查方法的观察家常常忽略这个道理，因而对行为非理性的重要性有夸张的想法。这点是我们频繁地碰到那些夸大其词言论的另一个原因。


    (12) 应该说明，我谈到明确和真正的意志时，并没有把它们提高为所有社会分析的最终根据，当然它们是社会过程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我的意思只是它们可以作为某种特定目的分析的根据，经济学家从任何时候都是“现成的”和不需每次作进一步分析的趣味或需求来求得价格时就会想到这个根据。同样，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明确的意志的产生，在任何时候都与制造它们的企图无关，虽然我们承认这些真正意志本身是过去环境影响（包括宣传家影响）的结果。这种真正意志与制造意志的区分（见下文）是很困难的工作，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和对所有目的都适用。可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指出对我们目的有用的、明显的常识性事例就足够了。


    (13) 边沁主义者为什么忽视这一点的理由，在于他们没有认清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群众腐化的可能性。他们在政治理论中犯了与他们在经济理论中同样的错误——他们假定“人民”是他们自身个人利益的最好裁判，而个人利益必然符合全体人民加在一起的利益——并不为之内疚。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定要容易些，因为他们虽不是有意却在实际上把资产阶级利益这个名词哲学化了，而资产阶级利益从过度节省的国家中得来的比从直接行贿得来的更多。


    (14) 威廉·詹姆斯，《辛辣的现实感》。这点的贴切中肯，格雷厄姆·沃拉斯曾特别强调过。


    (15) 假如我们问问自己，为何桥牌桌上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和清晰头脑远远比非政治家之间的政治性讨论中表现出来的多得多，就有助于弄清这一点。在桥牌桌上我们有明确的任务；我们有必须遵守的规则；成功和失败规定得清清楚楚；我们不准乱打，因为我们做出的每一个错误不但立刻发生影响，而且立刻自食其果。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里不存在这些条件，这就表明为什么他在政治中缺乏他可以在职业中表现出来的所有机灵和判断力。


    (16) 见第12章。


    (17) 这种爆发的重要性不容怀疑。但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是可能的。在许多事例中分析的结论表明，这类爆发是被某个集团的行动诱导出来的，而不是人民自发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属于（第二）级现象，对此我们将加以讨论。我个人相信，真实的例子是存在的。但我不能确知，更彻底的分析会不会揭出在它们底下有过某种心理技术的努力。


    (18) 经过选择的信息，即使本身是正确的，也是一种以说真理方式来欺骗大家的企图。


    (19) 如果重大问题频繁地用公民投票来决定，就有可能更清楚地表明这种限度。政客们大概知道，为何他们几乎一致地仇视那个制度。


    (20) 注意它与社会主义信仰的类似，后者对有些人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替代品，对另一些人也是基督教信仰的补充物。


    (21) 人们可能反对说，为平等 这个词加上一个普遍性 的含义无论怎么困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不是所有情况）从它的上下文可以演绎出这样的含义。例如，可以容许从葛底斯堡发表演说的环境，推断出林肯“所有人生来自由和平等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法律地位平等与承认奴隶制所暗示的那种不平等正好相对。这个意义足够明确。但是，如果我们发问，为什么这个主张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具有约束力，同时如果我们拒绝回答：“因为每个人生下来就和别人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只能求助于基督教信仰提供的神的旨意。这个解答可以想象地包含在“上帝创造的”一词的含义中。


    (22) 有人可能认为，对于建立公开专制政权的反对派应该看做例外。但作为历史事实，甚至大多数专制政权也以民主方式崛起，它们的统治也以得到人民的赞同为基础。恺撒不是被平民杀死的。但杀死恺撒的贵族寡头们也使用民主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