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前 作者: 纪德
    在我心里,高兴总是占着上风,正因为如此,我到达时总比别离时更真诚。在别离时让高兴的心情表现出来,往往是不得体的。离开凯勒寄宿学校我很高兴,但我不让这种心情过分地表现出来,担心会使雅各布先生感到难过。我非常喜欢他。我这位老师,大家都称呼他的名字凯勒先生,或者更可能是他出于对他的老父亲——这所寄宿学校的创立者和校长的尊敬,自己要人家这样称呼他的。雅各布先生像《殷切期望》中的韦米克一样,对自己的父母——因为他母亲也还活着——主要是对自己年迈的父亲,有一种近乎宗教的、始终不渝的崇敬。他自己尽管已经很成熟,还是使自己的思想、意图和生活,附属于这位长辈。这位长辈学生们几乎不认识,因为他只在隆重场合才露面,但整个学校都感受到他的权威。老爷子待在二层房门紧闭的卧室里,每当大家看见他从那里下来时(就像摩西带着摩西十诫从山上下来一样),他的神情总像充满了使命感。那间卧室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只有罕见的几次被允许进</a>去(因此我能证明这位长辈确实存在),而且是陪母亲进去的,单独一人我绝对不敢。我们被引进一个胡格诺教派式的小房间。老爷子成天待在这里,坐在一张带棱纹平布椅套的大扶手椅里,靠近一扇窗户,从窗户里观察在院子里走过的学生。他首先表示歉意,不能站起来接待我们。他的右臂斜放在一张桃花心木办公桌的台面上,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我注意到,在他左边的一张独脚小圆桌上,搁着一本厚厚的《圣经》,还有一个蓝色的碗,给他当痰盂用,因为他患有严</a>重的卡他性炎。他尽管个子很高,但岁月并没怎么使他弯腰驼背。他目光坦诚,嗓音严厉;他的吩咐总由雅各布先生传达全校,在大家的理解和感觉中,这些吩咐雅各布先生是直接从上帝那里接受的。


    年迈的凯勒太太自行决定先离开了人世。在我的记忆</a>里,除了我祖母,她是我所见到的最干瘪的老太太。她比我祖母还要瘦小,不过皱纹也稍许少一点。


    雅各布先生本人已婚,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三个孩子大致与我年龄相仿,融入了寄宿学校大多数学生之中。我与他们只有若即若离的关系。雅各布先生在学生面前,尽量摆出一副吓人的面孔,把仁慈的天性隐藏起来,但不管用,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更确切地讲应该说宽厚——在我心目中,这个词说</a>起来包含着某种孩子气的意味。他生性诙谐,但不很机智,所以常常用同声异义的文字游戏代替俏皮话,而且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文字游戏,仿佛是要表明,重要的仅仅在于显示他脾气好,而且因为种种操心的事妨碍他想出更有趣的文字游戏。例如,当我有点匆忙地翻译我那本维吉尔的诗集,一陷入误译时,就必然会听见他说:“别急别忙,才会身宽体胖。”如果偶然他出了差错,他就会叫起来:“对不住,先生,是我搞错了。”啊!多么好的人!瑞士是这种人的祖国,托普费(1)是他们的创造者。


    礼拜日早晨,他在圣母街的礼拜仪式上弹奏风琴,奥拉尔先生和普莱桑塞先生则轮流在仪式上布道。普莱桑塞先生是一位年迈的牧师兼参议员,几乎和巴夫莱泰尔牧师一样容貌丑陋。他是《时报》编辑之父,一位相当雄辩的讲道者,但是爱唠叨,又患有慢性鼻炎,使他的讲道有时达不到最感人的效果。在感恩歌开始之前,雅各布先生即兴创作演奏一些平平常常的前奏。我吗,完全缺乏音乐方面的想象力,只能欣赏他想象力的丰富。


    因此,我在离开凯勒寄宿学校回到阿尔萨斯学校之前,总想找到某种巧妙的方式,向雅各布先生表示,他亲切的关怀给我留下了多么激动人心的回忆。寄宿学校就位于去阿尔萨斯学校的路上,显然我可以继续去看他,不时去拜访他,可是见到面我找不到任何话对他说,再说仅仅见见面也不能令我满足。这种荒唐的敏感,或者更确切地讲,这种证明我敏感的需要,使我凡事都追求完美,弄得自己时而被毫无必要的顾虑所折磨,时而对自己所关心的对象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殷勤。正是这种敏感使我产生念头,每星期去凯勒父子家寄宿一次。这里面也包含着尝一尝寄宿生规章制度滋味的欲望,所谓尝只不过是用嘴唇沾一沾。经商定,我每逢星期三在寄宿学校吃中饭。这一天是吃小牛肉。我以为会安排我与其他学生坐在一起,但雅各布先生一定要把我当成贵客对待。他为我安排的位置真让我尴尬至极。约十五名学生坐在宽大的餐桌一头用餐,凯勒先生和太太坐在另一头主持,我呢坐在雅各布先生旁边,与其他学生之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仿佛与雅各布先生一块儿在主持。最不恰当的是,凯勒先生两个儿子也坐得离他们的父母挺远,而与班上其他同学混在一起。为让我自己适应规章制度的努力,反而使我显得与众不同,就像每次我试图加入集体时的情形一样。


    我从此之后对一切都非常感兴趣。这种兴趣主要来自这种情况:爱玛妞到处陪伴着我。我不论发现了什么,都想立即告诉她;我的快乐没有她分享,就不完美。在我阅读的书里,凡是我觉得值得我们欣赏、惊叹、喜爱的句子,我都在旁边写上她的名字的开首字母。没有她,生活对我变得毫无意义。我渴望她到处陪伴我,就像在拉洛克,夏日的清晨,我拉着她到树林里去漫步一样:全家还在睡梦中我们就出了门。野草沾着露水沉甸甸的,空气清新,玫瑰色的曙光早已退去,斜照的朝阳向我们欢笑,那样鲜艳迷人。我们手拉着手朝前走,或者当路太窄时,我就走在她前面几步。我们步履轻快、无声无息地走着,以免惊动任何神和野物,像松鼠、野兔和麋鹿等。它们或嬉戏着,或抖动着身体,在这没有危险的清晨,完全没有戒心,而是在人类还没醒来,日光还没完全清朗之前,使它们的乐园重新活跃起来。纯洁耀眼的光芒啊,愿你的回忆在死亡的时刻战胜黑暗!我这在中午时分灼热的灵魂,多少次在晨露中清新如洗……


    我们分手之后就相互写信。从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不间断的书信往来……最近我想重读我那些信,但那笔调已令我不堪忍受,它使我显得丑恶。现在我竭力让自己相信,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天生单纯淳朴。我嘛,需要从许多曲线之中,理出自己的路线。况且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前进之中要经过错综复杂的道路。我感到笔被钩住了,但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钩住的。我不灵巧,理不清,只好剪断。


    就在这时,我开始发现了希腊人,他们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勒孔特·德·李勒(2)的译著终于出版了,人们纷纷谈论,(我想)吕茜尔舅妈送了我一套。这些著作有着锐利的锋芒,奇异的光辉,充满异国情调和令我着迷的回声。甚至连译作的艰涩和表面的小小难点,人们也表示感谢。这些难点要求读者在阅读时更加认真,抱着更大的好感,而使没有诚心的人望洋兴叹。通过这些著作,我冥想奥林匹斯山、人类的痛苦和诸神微笑而严肃的面容。我了解神话,拥抱美,将美紧紧贴在我炽热的心头。


    我的女友则阅读《伊利亚特》和古希腊悲剧。她的赞赏极大地激起我的赞赏,并与我的赞赏相互吻合。我想在福音的复活节上,我们是否甚至更加水乳交融。真奇怪!这种不信教者激越的热情,恰恰在我准备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燃烧起来。现在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我们在一起竟极少感到拘束。如果我是一个不大热心的初学教理者,这还勉强可以解释。可是我不是不大热心的初学教理者。待会儿我会谈到我的热情,以及我使它达到何等狂热的程度。说真的,我们心灵的殿堂,恰如东方的清真寺,时时都敞开着,任凭阳光、音乐和芬芳美妙地涌进来。对我们来讲,排斥是对宗教的亵渎。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美好的,我们就会敞开心扉欢迎。


    对我进行培养的库夫牧师,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敬的人。可是天哪!他的课多么枯燥乏味!我们随他上课的,总共十来个人,无论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我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上课的地点是库夫先生家的餐厅。他家住在圣米歇尔大街卢森堡公园附近。大家在椭圆形餐桌四周坐好,先是背诵库夫先生上回指定的《圣经》中的经文,然后开始讲课,在讲课前和讲课后都要进行祈祷。头一年用于讲解《圣经》。整个这一年我都抱着希望,下一年的课会活跃一些。可是,无论是研究教义还是阐述教理,库夫先生总是那样严肃,毫无表情,而这,我想正是他的正统观念的组成部分。整堂课自始至终只听见他单调的声音在讲解着,我们呢,则记笔记,记笔记,为的是应付要求在下堂课做的概述。枯燥乏味的课程,课后还要做更加枯燥乏味的作业。库夫先生正统得连语调都是正统的,像他的灵魂一样平板、有力;他那不动声色的冷静,比什么都更令我焦躁不安。我毕竟还是一颗非常稚嫩的心灵,但在这里总要表现自己……多么沮丧!我正逐步接近神圣奥义,正像人们接近依洛西斯秘密仪式(3)。我每次提问时颤抖得多么厉害!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告诉我有多少位先知,以及圣保罗历次旅行的路线。我打心灵深处感到失望。由于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禁不住寻思,人们让学习的这门宗教——我想讲的是新教——是否就是对我的祈求做出回应的那个宗教?我本想对天主教也略有了解,因为说到底,对于围绕这个宗教的一切艺术,我还是敏感的。在阅读波舒哀、费奈隆或帕斯卡尔时那种激动不已的心情,在库夫先生的教育中,我根本感受不到。


    我天真地向库夫先生本人敞开心扉,在私下谈话时竟至对他说,我这颗正在寻觅上帝的心灵正在向哪个神坛靠拢,我不能肯定……这个善良的人于是交给我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天主教的教义得到恰如其分的阐述。这当然不是一本赞扬的书,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本小册子,比任何东西都让我扫兴。它像法院的一篇笔录一样干巴巴,像库夫先生的一篇叙述一样毫无生气。因此,毫无疑问,我就想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只好让自己处于焦渴状态,或者直接去汲取。我正是狂热地直接汲取。就是说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开始阅读《圣经》。我贪婪地、如饥似渴地但很有条理阅读《圣经》。从头开始读,然后接着读下去,只是同时从几个方面开始读。每天晚上在母亲卧室里,我坐在她身边,朗读一两章历史、一或数章诗歌、一或数章先知言</a>论。这样,我很快就对《圣经》有了整体的了解。然后我一部分一部分重读,更加从容不迫,但如饥似渴的热情丝毫不减。我怀着虔诚的崇敬钻研老联盟版本,但从中获得的激情可能不单单是宗教方面的,也不像《伊利亚特》和《悲剧三部曲》(4)赋予我的激情那样,纯粹是文学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思想上艺术和宗教是虔诚地结合在一起的。二者如此和谐地融合一起,令我非常着迷。


    可是,福音书……啊!我终于找到了爱的缘由、相思和无尽的消耗。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情感,使我明白了我对爱玛妞的情感,并使这种情感得到加强。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情感与我对爱玛妞的情感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它仅仅加深了我对爱玛妞的情感,使之在我心里占有了真正的位置。我只有晚上如饥似渴地读《圣经》,到了早晨又由衷地拿起《福音书》来读,整个白天还是读《福音书》。我口袋总是揣着一本《新约》,从来不离身,随时掏出来,不仅单独一个人时是这样,就是当着那些恰恰我担心会嘲笑我,会把我当成笑柄的人,我也会随时掏出来,例如在电车里,就像一位教士。在凯勒寄宿学校或后来在阿尔萨斯学校课间休息时,也常常掏出来,在同学们的奚落下,窘得满脸通红地向上帝祈祷。初领圣体的仪式与我的习惯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别;圣体圣事也没感受新的喜悦,甚至没有明显增加我已暗自品尝到的狂喜。相反,那一天人们喜欢搞的盛大宗教仪式和宗教裁判,多半令我感到局促不安。在我眼里这些盛大仪式和宗教裁判几乎是糟蹋了这一天。正如这一天之前没有任何萎靡不振,这一天之后也没有丝毫的意气消沉。相反,领了圣体之后,我的热情更加高涨,在翌年达到了顶点。


    整整三个月,我保持着一种高尚纯洁的状态,我想也就是圣洁意味着的那种状态。时值夏天。我几乎不再去上课,因为我得到特别关照,只去上自己觉得真正有用的课,即很少几门课。我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作息时间表,严格遵守,因为正是从严格遵守之中,我获得了最大的满足,觉得没有自暴自弃而有点自豪。我黎明即起,钻进头天晚上放得满满一浴缸的冰凉的水中,然后在开始学习之前,先念诵几段经文,或者更准确地讲,是重新念诵我头天晚上标出供第二天默祷的经文。接着就祈祷。我的祈祷仿佛是为了更接近上帝的一种可觉察的心灵运动。这种运动我每个钟头都要重做。这就势必经常中断学习,而所学的东西如果不重新作为供奉的祭品,我是不会改变的。为了体验苦行,我睡在地板上;半夜里爬起来跪在地板上,但这不再完全是体验苦行,而是急于达到极乐的境界。于是我觉得自己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我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啊!我希望降低写这段美好回忆的热情。这类叙述的骗局就是这样:最无关紧要、最毫无意义的事情不断篡夺位置,而一切可以讲述的东西,唉!在这里怎样地讲述?充满我心里的事情三句话就讲完了,我提示、拉长也无济于事。啊,充塞阳光的心灵!啊,对这阳光即将在我肉体的另一边投下阴影毫不在意的心灵!大概是效法神圣吧,我对表姐的爱情太容易适应人各一方了。一种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正在形成,在我们还没意识到之前就会显露出来。可是,我身上正在显现的东西的意义,我已经弄明白了吗?


    然而课间休息时,彼埃尔·路易无意中发现我捧读的并不是《福音书》,而是亨利·海涅的《歌集》。现在我读的是原著。我们刚上完法语作文课。彼埃尔·路易一直在上所有课程,我是在修辞课上再碰到他的。他不只是一个优秀学生,而是有某种才华。凡是他做得比较好的事情,都做得非常潇洒。每次新的语文考试,第一名的位置无可争议地总是由他得到。他远远超过名次紧随其后的同学。我们的老师迪埃茨,像其他课的老师已经常常所做的那样宣布:“第一名,路易。”任何人都不敢跟他争这个位置。甚至想都没人敢想。我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因为多年来我已习惯于单独学习,总是神经质,当着二十五位同学的面不是感受到激励,而是非常局促不安。这次作文,我也不特别觉得自己应得第一名,但迪埃茨突然宣布:


    “第一名,纪德!”他是在按名次宣布结果。


    他这样宣布时,像挑战似的,声音特别高,同时往讲台上重重捶一拳,而他圆圆的眼镜上面,洋溢着愉快的微笑。站在全班学生面前的迪埃茨,就像坐在琴前的管风琴演奏者。这位大师往往随心所欲,使我们发出最出乎我们意料、我们最不希望发出的声音。有时似乎可以说,他像一般演奏能手一样,寻开心做得太过分了点儿。不过,他的课上得真是妙趣横生!每次上完他的课,我都觉得被喂得足足的,吃得饱饱的。我多么喜欢他那充满热情的嗓音!还有他半躺在讲台后的扶手椅里,一条腿搁在扶手上,膝盖屈得和鼻子一样高那副亲切、懒散的样子……


    “第一名,纪德!”


    我感到所有目光都转向了我,竭力不让自己脸红,结果脸反而红得更加厉害,连头都晕了起来。可是我对自己的名次并不那么满意,反而黯然神伤,担心会使彼埃尔·路易不高兴。他会怎样对待这次屈辱呢?惹得他憎恨我怎么办?课堂上我只注意他,这他肯定没想到。直到这一天,我和他没有说过几句话。他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可惜的是,我却是个生性腼腆的人,经常迟疑不决,顾虑重重,呆若木鸡。然而,此刻我下了决心,要主动与他接近,对他说:“路易,现在我们应该经常聊聊。这里如果有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那就是我……”是的,我的确感到自己已准备好对他这样说。可是突然,灾难临头:


    “第二名,路易。”


    我远远地,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遥远地望着他,只见他正削着一支铅笔,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不过我觉得他手有点发抖,脸有点发白。我是从指缝间打量他的,因为我感到脸红的时候,总是用手捂住双眼。


    接下来是课间休息,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一条有玻璃窗的走廊里。走廊通向操场,其他同学吵吵嚷嚷在那里玩耍。在这里我孤独一人,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从衣兜里掏出《歌集》,开始重读:


    大海深藏着珍珠,


    天空闪耀着星星,


    用诗人的爱情来安慰我这颗为友谊而忧伤的心:


    而我的心,我的心啊,


    我心中怀着爱情。


    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彼埃尔·路易。他穿件黑白相间的小格子上衣,袖子太短,领子撕破了,因为他爱打架;一条领带飘动着……他那模样现在还如此清晰地浮在我眼前!有点笨手笨脚,像一个长得太快的孩子显得单薄、娇嫩,乱蓬蓬的头发把漂亮的前额遮住一半。我还没镇定下来,他已走到我身边,立即问我:


    “你在读什么?”


    我说不出话来,把书递给他。他翻了一会儿《歌集》,又问道:


    “你喜欢诗?”他那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微笑,我从来没听到和见到过。


    啊,怎么!来者并不是敌人。我的心融化了。


    “对了,这些诗我知道。”他接着说道,把那本小书还给了我。“不过,德文的诗,我更喜欢歌德的。”


    我胆怯地试探道:


    “我知道你还写诗。”


    最近班上在传阅路易写的一首滑稽诗。那是他作为被罚做的作业交给迪埃茨的,因为他在堂上“说悄悄话”。


    “彼埃尔·路易先生,下周一,你就说悄悄话这个主题,给我写三十行诗。”迪埃茨说道。


    这首诗我记得烂熟(我想现在我还记得)。它虽然出自一个学生之手,但非常受欢迎。我开始给他背诵这首诗。他笑着打断我:


    “啊!这不是严肃的诗。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另外拿一些给你看,一些真正的诗。”


    他正当美妙的青春年华,在一种满腔热情的探索中,仿佛有一种内心沸腾的激情,时时冲击着他蕴蓄的灵感,而这种探索,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


    铃响了,宣布课间休息结束,也结束了我们的交谈。这一天我又高兴又满意。可是随后几天,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发生了什么事情?路易不再和我说话,似乎把我忘到了脑后。现在想来,那是由于恋人般的羞怯,他想在其他同学面前,掩盖我们之间新生友谊的秘密。可是,当时我不是这样理解他的,我嫉妒格拉特龙、古维、布洛希,总之嫉妒我看见他与之交谈的所有人;我犹豫不决,不愿走近他们那帮人。我不愿走近他们,既不是因为胆怯,也不是清高,而是我讨厌掺和到其他人之中,根本不相信路易会把我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我窥伺着单独与他相遇的机会,这机会不久就来了。


    我说过路易爱打架。他性情急躁,但身体并不那么强壮,所以往往处于下风。阿尔萨斯学校同学们之间的争吵并不那么凶,与蒙彼利埃中学同学之间的相互辱骂毫无共同之处。但路易爱戏弄别人,经常寻衅,只要别人碰了他一下,就拼命地大打出手,所以有时他的衣服被撕破得很厉害。这一天,他的帽子被打掉了,飞得老远,落在我身边。我悄悄捡起来,藏在外衣里面,打算等会儿送到他家里(他家几乎就在学校旁边);这打算已经使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这番好意肯定会使他感动,”我心里想,“他多半会说:‘进来呀。’我起初表示不进去了,但后来还是进去了。我们闲聊起来,他可能会朗诵他的诗给我听……”


    这一切发生在放学之后。我等其他人都走了,才最后一个出了校门。路易在我前面走着,没有回头。一会儿到了街上,他加快了脚步。我跟在他后面。他到了家门口,我看见他进了一间黑乎乎的门厅,跟进去时,听见他已在上楼梯。他家住在三层楼。他到了三层平台,还按门铃……趁门打开还没关上之前,我连忙以尽可能友好但因激动有点发哑的声音喊道:


    “喂!路易,我把你的帽子给你送来啦。”


    可是,作为回应,只听见从三层落下这样一句生硬的话:


    “好。搁在门房那里吧。”


    我的失望持续的时间不长,第三天一次恳切的交谈就使之烟消云散。随后我们又交谈了许多次。不久我就养成了习惯,下午放学之后,总要在路易家里逗留,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以不影响第二天上课为度。我经常对母亲讲路易的种种优点,讲得她都听腻了,要求见见我这位新朋友。我诚惶诚恐把他带到科马耶街,生怕他不讨母亲喜欢。


    路易举止文雅,有分寸,颇得体,我把他介绍给母亲时,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地。他走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地听到母亲的评价:


    “你这位朋友很有教养。”说罢,她又自言自语般补充道:“这出乎我的意外。”


    我胆怯试着问道:


    “为什么?”


    “你不是告诉过我,他早就父母双亡,与一个哥哥生活在一起吗?”


    “应当相信,”我说,“他的文雅举止是天生的。”


    但妈妈认为是教育所致。她轻轻摇了摇手(这动作有点像她姐姐),那意思无非是说:“该怎么回答我心里很清楚,但我不想和你争论。”然后,她以和解的口气补充说:


    “总之,这肯定是个出类拔萃的孩子。”


    这次见面之后不久,路易提出要我某个礼拜天陪他去乡下,譬如去莫东森林。这个地方我已经和卢森堡公园一样熟悉,但我们新结成的友谊会使它具有迷宫(5)般的神秘。这个计划的唯一阴影,是我许诺给他带些诗去,带一些我写的诗……我对他说我也写诗,真是走得太远了。的确,写诗的欲望时时折磨着我,可是我的缪斯千呼万唤难出来。老实讲,我绞尽脑汁想把自己非常看重的思想,“用诗歌形式表达出来”,就像苏立·普吕多姆(6)一样。这位诗人令我着迷,但他的榜样和教诲,对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学生,听之于耳,效法于行,真是危害匪浅。我着着实实让韵脚难住了。韵脚不仅不能为我的满腔激情提供护航、引导和依托,相反由于追求押韵,我的激情渐渐倦怠,枯竭。直到这时,我什么也没写成。出发前先一天那个礼拜六,我费尽心思写,唉!真叫人绝望,一首诗也没超过两节。这首诗是这样的开头:


    我想和他谈谈,他却不理解,


    我说我爱,他只是淡淡一笑。


    要与他谈,我也许应选好字眼,


    对心底的爱,装出蔑视轻贱,


    不流露激动,也许还应讥嘲。


    后面的不值一提,我感觉到这一点,气得不得了。不过,为了说明我的笨拙,我将告诉彼埃尔·路易,我心里只装着一本书,一本打算要写的书,它占住了我的整个身心,使我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这本书题目叫做《安德烈·瓦尔特》,我已经开始写,把自己的全部疑问,自己内心所进行的全部辩论,自己的全部迷惘和全部困惑,尤其是自己的爱情,统统写进这本书里;我的爱情是这本书的主线,其他一切都围绕它来构思。


    这本书矗立在我面前,遮挡住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可以抛开不顾。我不敢把它视为我一生的第一本书,而把它视为我一生唯一的一本书,不敢多存奢望。觉得它会消耗我的全部精力,写完之后我就会死去或者发疯,带着我的主人公与我一道,不知将陷入何等空虚、可怕的境地。很快我就会说不清我们俩是谁引导谁,因为如果什么也不属于他,正如我起初预感的那样,也可以说正如我在自己心里试验的那样,常常催促这个复制者在我前面走,我将冒险地跟随他,准备陷入他那样的疯狂。


    还要一年多我才能真正致力于写这本书,但是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以便理清内心杂乱的骚动。这些日记有许多页已经原封不动地抄到这些“本子”里。我生活在忧虑之中,而这些忧虑有一个严重的妨害,就是以内省的方式吸引我的全部注意力。除了内心的东西,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想写;我鄙视故事,在我看来,事件像不合时宜的捣乱者。如今也许只要是编得好的故事我就不欣赏,但重读当时写的那些东西,我就生气。那时我根本不理解艺术寓于特殊之中,反而企图避开一切偶然性,把任何确切的轮廓都视为偶然,而一心向往精深。


    如果彼埃尔·路易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就完蛋了。幸好他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是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就像我有音乐鉴赏力一样。你简直无法想象会存在两个天性更不相同的人,所以在与他交往中我受益匪浅。不过我们俩究竟不同到何种程度,这我们还不知道。对文学和艺术都同样爱好,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觉得(也许我们错了)这种爱好是唯一重要的。


    第二年我们分了手。乔治·路易在帕西定居了。我的朋友要去阳松学哲学。我呢,不知道为什么,决定离开阿尔萨斯学校,而进亨利四世中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决定不久就什么课也不上了,而单独准备考试,只去上几次辅导课。我希望那种哲学课能成为明智的启蒙,但我认为它必然导致内省。第一个学期之后,我马上逃离了中学。


    * * *


    (1) 托普费(Toepffer,1799—1846),瑞士小说家和幽默画画家,著有《日内瓦新闻》和《蜿蜒曲折的旅行》,其故事非常幽默,富有情趣。


    (2) 勒孔特·德·李勒(Leconte de Lisle,1818—1894),法国诗人,帕尔纳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品怀古厌世,充满悲观情调,如《古代诗篇》等。


    (3) 古希腊每年在依洛西斯(Eleusiy)举行的秘密宗教仪式,祭祀谷物女神和冥后。


    (4) 为埃斯库罗斯所著,是唯一保留完整的一部希腊戏剧三部曲,第一部《阿伽门农》,第二部《莫酒人》,第三部《复仇女神》。于公元前458年上演。


    (5) 指古埃及的墓城和阿门内姆哈特三世金字塔神庙。


    (6) 苏立·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1830—1907),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巴那斯派主要人物,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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