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凡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家，其决定因素不外乎两种：一是高产高质量；二是产量不高但富有创新精神。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爱略特属于后一类作家。她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是三部中篇组成的《教会生活场景》和七部长篇：《亚丹·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罗慕拉》（1862—1863）、《费立克斯·霍尔特》（1866）、《米德尔马契》（1871—1872）和《丹尼尔·德龙达》（1874—1876）。与其同时代作家狄更斯、萨克雷和特罗洛普相比，爱略特的作品远算不上高产，但她凭借她的创新精神，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乔治·爱略特原名玛丽安·伊万斯，一八一九年出生在英格兰沃里克郡的一座庄园上，她的父亲是这座庄园的管家。爱略特少年时就读于附近两所女子寄宿学校，很快掌握了法语和意大利语，信奉福音教，热衷于慈善事业，读了大量宗教和文学作品，而且对天文、地质、数学以及昆虫各类科学，都非常感兴趣，是方圆一带有名的才女。一八三六年母亲去世后，她辍学为父亲管家。四十年代初，她随父亲迁居考文垂市，开始熟悉城市生活。在这里，她结识了查尔斯·勃雷、查尔斯·韩奈尔等激进派青年，对议会改革、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运动、天主教赦令等重大社会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基督教起源的调查》（查尔斯·韩奈尔著）一书转变了她的宗教信仰。她先后翻译发表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文》，在当时英国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五十年代初，三十五岁的爱略特只身闯进伦敦，成为著名杂志《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和编辑。这时，她与当时的著名评论家亨利·路易斯认识并逐渐产生深厚友谊，不久又与这位有妇之夫的大学者一起出走，组成新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为上流社会所不容，因而经常旅居欧洲大陆，结交了许多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名流、学者和艺术家，大大开拓了爱略特的视野。


    爱略特的七部长篇小说是在一八五九至一八七六年间创作的。评论家一般把它们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作品主要描写英国十九世纪的乡村生活，着重描写普通人心灵中的丰富内涵和高尚情操，风格如荷兰现实主义绘画，平凡而恬静。后期作品均涉及了重大的历史和政治事件，内容丰富，颇具力度和深度。在表现手法上，前期作品着重人物形象刻画，后期作品注重人物心理分析。《米德尔马契》一书无论是人物形象描写还是人物心理分析，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米德尔马契》一书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理想主义少女多萝西娅的灾难性婚姻与理想的破灭，其二是青年医生利德盖特可悲的婚姻与事业的失败。作者运用对比、对称、平行和重复等手法，把这两条主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众多人物写了进去，成功地表现了“社会挫败人”这样一个幻灭主题。


    社会世俗扼杀人类抱负这点，在青年医生利德盖特这个人物身上写得最为成功。利德盖特是个孤儿，虽说论出身还有些地位，可他本人学医从医，是一名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他对出身看得很轻，埋头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但他不幸与米德尔马契市市长的女儿罗莎蒙德结了婚，从此陷入家庭囹圄。罗莎蒙德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却只有一颗浮名浮利培育出来的世俗之心。她的世俗要求和花销像钳子一样死死夹住了利德盖特，使其债台高筑。利德盖特的医学研究虽然阻力重重，但在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的资助下，还能进行下去。不料他的资助人早年私吞他人财产的丑闻被揭露，他的医学研究因此中断，不了了之。在债务和舆论的压力下，利德盖特为了负起家庭责任，只得迁居伦敦，为富贵人看富贵病，不到五十岁就抑郁地死去了。他是被侵蚀灵魂的世俗烦恼折磨死的，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这是那种“由于付不起肉铺的账和不得不在小处节省而酿成的悲剧”。


    作为男子，利德盖特的事业虽然最终失败，却也还切实而热烈地追求过。而作为女子，多萝西娅的理想要空泛因而浪漫得多。在她所处的社会里，女子从事社会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多萝西娅为了改革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她的庄园里实行种种尝试，却处处受挫。她的理想虽然比别的女子高尚，却仍得像一般女人一样，寄希望于缔结一桩好的婚姻。她终于碰上了老得可以当其父的卡苏朋教区长，认为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愿以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帮助卡苏朋完成他的宏伟著作。然而，又老又丑又自私、不过“一只空心大葫芦”的卡苏朋，只需要一个盲目的崇拜者。他夸夸其谈的那部“传世之作”，他一生写不出来也不准备写出来；他只要求他高谈阔论时身边有一名洗耳恭听的听众，而不是什么助手。因此，婚后多萝西娅越是急于要求帮他写书，他越是感到为难。他们夫妇因此日益疏远，互存戒心。后来，卡苏朋的远房侄子向多萝西娅揭穿了卡苏朋写书的实质，多萝西娅受到了很大震动。卡苏朋发现多萝西娅看透了自己，自尊心受到刺激，加之担心他死后多萝西娅改嫁他的侄子，便在遗嘱中对多萝西娅提出了苛刻要求，临死还让多萝西娅成为他妒忌心的牺牲品。无怪乎多萝西娅后来谈及人生信仰时感叹道：“向往伟大的目标，企图达到它，可是仍以失败告终，这是最大的不幸。” [1]


    除了多萝西娅与利德盖特，《米德尔马契》深化“社会挫败人”的幻灭主题时所描写的人物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和老守财奴费瑟斯通。布尔斯特罗德早年私吞了别人的遗产，迁居米德尔马契后娶了市长的妹妹，靠开银行发迹，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私吞别人遗产的丑闻突然被揭露，一夜之间成为众人唾弃的人物。费瑟斯通却是想利用财产做钓饵，控制别人，捉弄别人，可他突然中风，来不及立下一份如愿的遗嘱就死了。总之，在《米德尔马契》所表现的世界中，越是想在社会上显显身手的人，结局越可悲。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又主张人应该在有限的范围里认识自己的义务，使生活具有新的意义。利德盖特、多萝西娅、布尔斯特罗德夫妇、高思一家等，这些人物一方面在做些愚蠢可笑的事，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显得无能力，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中尽责任尽义务，推动着社会不停地运转。这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有关人生的哲理，让读者认识到人类的希望所在。从这点看，爱略特的幻灭主题并非彻底的悲观主义。


    在爱略特的早期创作中，客观描写是主要手法，主观的心理分析仅仅是在尝试。随着爱略特写作风格逐渐形成，心理描写渐渐占了主导地位。《米德尔马契》一书出版后，爱略特的心理分析手法引起评论界重视。随着后人对爱略特的深入研究，她的心理分析手法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有的评论家，如巴巴拉·斯摩里，为爱略特撰写专著，认为爱略特是现代小说的先驱之一。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许多现代著名作家，如英国的劳伦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美国的亨利·詹姆斯，法国的普鲁斯特，都承认受过爱略特的影响，从她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少启发。


    乔治·爱略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起伏很大。她在世时蜚声文坛，但去世后不久，由于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时兴，她的作品和声誉一落千丈，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冷遇。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她的声誉虽有不小幅度的回升，但赞扬的基调还是很有保留的。直到四十年代后期，当时的权威评论家里维斯在《审辨》杂志上发表了评价爱略特的文章，指出她的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式的思想深度。此后，英美文学界对爱略特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多方位、多层次、多命题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几乎每年都有发表和出版。


    苏福忠


    二○○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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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本书七二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