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结局在望
3个月前 作者: 厄尼·派尔
最后,我们离开了突尼斯中部,向北推进,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如此。在突尼斯的漫长缠斗已经到了尾声。这场杀戮不会再拖上多久。
英国在突尼斯的部队人数,以及部队的经验都比我们要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为他们分担了很多,但随着英国第8集团军的到来,英国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试图从中得出险恶的推论是不对的,因为事实本来就是如此。自从蒙格马利从埃及一路追杀隆美尔,打造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成就之一,人们就认为英国人应该负责厮杀。
第8集团军是一个伟大的组织。我们这些记者都为之折服。我们的部队也同样对他们钦佩不已。它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军队之一。我们沿着突尼斯海岸追了几天,近乎带着敬畏之情来到他们身边。
它的持续行军安排得如此完美,看起来更像是商业大公司,而不是毁灭性的军队。在沙漠的阳光下,第八集团军的军人们皮肤黝黑,衬得眉毛成了白色。大多数人都穿着短裤,看上去很健康。他们的士气很高涨。我们自己部队的士气也不错,但那些来自炙热沙滩的男孩们充满了征服者的活力。
他们友好、骄傲、自信。他们在沙漠里待了三年,脸上带着胜利的表情。我们羡慕他们,为他们感到骄傲。
北部乡野与我们美国人刚刚度过冬天的半沙漠地带完全不同。在北方,土地肥沃,一切都是碧绿的。
突尼斯北部到处是丘陵和山谷,一棵树也没有,但在春天,大地被深绿色覆盖,牧场和新鲜生长的谷物郁郁葱葱。小野花洒满了乡间。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可爱、更温柔的国家。它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似乎在诉说它的富饶。那是一片丰满、成熟的土地,春季的生活似乎是甜蜜而值得的。
那里到处都是弯弯曲曲的碎石路,村庄坐落在山坡上,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是明信片里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突然开车走进那片清爽的绿色,感觉像是伸出双臂拥抱这片青翠的美景。它与我们所见过的突尼斯大不相同。
然而,宁静的绿色渐渐被鲜血染红。道路上挤满了棕色的车队,拖车上摆着长长的枪管。蔚蓝无比、白云朵朵的天空中,成队的战斗机发出巨大的轰鸣。没过多久,突尼斯整个东北角就呈现出一种暴力感,与这片土地上大自然赋予的仁慈完全不相符。
我们唯一能为自己开脱的就是,即便是在亵渎美的过程中,人们依旧有能力欣赏美。
无数士兵都希望,在和平时期,有朝一日能把妻子和孩子带到突尼斯,让他们看看我们曾经熟知的战场。但除了城市,他们找不到多少东西能够提醒他们昔日这里曾经存在的凶残与暴力。
我走遍了突尼斯战区——我们所在并因此而熟悉的这部分,还有因为被德国人占领而不了解的那部分。
我没有看到印象中一战时法国照片里那种荒凉的乡村。那是因为战斗是机动的,双方都没有使用永久性的大型武器,而且大部分地区没有树木,空空如也。但战争依旧留下了许多痕迹。
在埃尔盖塔以东,在一个宽阔的山谷里,一条平整的碎石路穿过,我看到远处平地上有一些深色物体。它们是战斗双方烧毁的坦克。在路边1英里(1.6千米)处的地方,两辆坦克像双胞胎一样坐在一起。其中一辆坦克,巨大的履带断开,在后面拖了50英尺(15.2米)远。坦克里面一片狼藉。烧焦的残肢、机械碎片散落在外面。我们的士兵已经取走了德国坦克残骸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但仍有大扳手、浸了油的手套和变形的子弹盒躺在那里。
还有许多坦克分散在山谷中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在一辆坦克的背面,离巨大金属残骸不到五英尺(1.5米)的地方,有一个新搭的坟墓,里面埋葬的是一个德国坦克手,土堆上只有一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没有写名字。
山坡上,白色的弹片依然清晰可见,那是炮弹爆炸后留下的火药痕迹。通信兵的电话线缆太长了,没办法收集在一起,只能散落在路边。
碎石路上,有炮弹或俯冲式轰炸机留下的大坑。路边不时地站着孤零零的小坟堆,上面插着木头十字架。有些电话杆被砍掉了,还有许多空的弹药箱。但这些东西,人们必须很仔细地看才能看到。这里发生过一场大厮杀,却只留下细微的痕迹,很难摧毁附近几英亩的金盏花和广袤而鲜嫩的沙漠草地构成的美景。
西迪布济德就是那个白色的小村庄,2月份时我看着它被炮弹炸毁。几个星期后,我才得以走近仔细观看,因为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它被德国占领。它是我曾经非常了解的乡镇之一。但我回来时,只看到一派可怜的景象。它几乎不复存在了。曾经的几十所白色石头土坯矮屋,现在变成了一堆废石墟。它已经死了,因为德国和美国坦克纵队相向而行,在这里相遇。双方的炮弹倾泻着怒火,对着它轰炸了好几个小时。这里肯定得有一个新的西迪布济德。
法伊德隘口是格兰德多萨尔的最后一个关口,从这里往东走,就是长长的平原地带,再往前就是斯法克斯边上的地中海。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渴望地盯着法伊德隘口,试着攻打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德国人大撤退时,自愿离开了法伊德隘口。他们放弃得如此彻底,又充满恶意,埋下许多地雷,我们根本不敢开下马路,生怕被炸飞。
我们的工程师带着电子仪器在雷区扫雷,一旦发现地雷,便做上警告标记,直到把它们挖出来,或者引爆它们。警告标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用膝盖高的棍子把地雷围起来,再在棍子上围上一圈白色带子;另一种是在棍子上面插上两个相反的箭头,白色箭头指向左边,意味着那边是安全的,红色箭头指向右边,意味着那边有地雷。
相信我,在看过几辆被地雷炸翻的卡车和吉普车后,我们怕死了地雷,每次经过路边的箭头时,都害怕地贴着另一侧路边走。
我不愿意想起可怜的斯法克斯。我觉得,它是我们看过的突尼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有点迈阿密比斯坎大道的感觉,还有点圣地亚哥的风情。但它被摧毁了——至少市中心的商业区被摧毁了,因为它就在前线的海边,盟军的轰炸机对它大肆轰炸。不过在轰炸前,整个商业区进行了疏散,人员的伤亡可能很轻微。
轰炸过后,斯法克斯的部分地区像是闪电战中的伦敦。一辆机车散落在人行道上。皇家棕榈树被连根炸起,可怜地躺在街上。那些小公园已经是空无一人的坑洼之地。碎石街道上有很大的裂缝。市中心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炸成了废墟。
法国人觉得我们不应该轰炸斯法克斯,因为它是法国的地盘。但它是德国最大的补给港之一,如果不炸掉它,它将切断我们的喉咙,还有法国的喉咙。
凯鲁万是一个神圣的城市,是一个较小的圣地,[1]但对德国人来说并非如此。整个冬天,他们都把它当作一个主要的铁路和公路供应点。
德国人在第8集团军面前逃跑后不久,我们就到了凯鲁万。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体验重新占领的场面。我们的三名记者坐着吉普车进城,却惊讶地发现街上挤满了人,他们挥手欢呼,为每辆路过的车辆鼓掌。
他们不知道我们跟第8集团军有什么差别,同样热情地对待我们。我们也兴高采烈地冲他们挥手,仿佛是我们把德国人赶跑了似的。
凯鲁万被轴心国统治了近三年,但没有遭受太多轰炸。这里可能出了一点错,有报道说,我们的飞机炸毁了华丽大酒店,那个酒店曾经是德军的一个指挥部。事实是,华丽大酒店依旧矗立着,丝毫没有损毁。
在凯鲁万,我们又见到了白人女性,我们大多数人很久都没有见过了。三个法国女孩在街角站了几个小时,在盟军的坦克和卡车经过镇上时,她们一边微笑一边挥手。其中一个女孩穿着蓝色裙子、白色上衣,她从其他女孩中脱颖而出。这一幕之后,无数士兵跟我说起,他们在凯鲁万见过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最后,他们描述了她的穿着,原来他们说的都是那个蓝裙子白上衣女孩。
一个女孩,只是站在街上挥挥手,就让远离女性太久的士兵们产生了幻觉,仿佛置身于许久不见的百老汇大街。
加夫萨是一个南方小镇,在被德国占领几个月后,又被我们夺回。它没有被枪弹损伤太多,却遭受了残忍士兵的毒手,究竟是德国人,还是阿拉伯人,我说不好。
一个法国军官估算过,加夫萨的阿拉伯人里面,支持德国人的占85%,支持法国人的占5%,剩下的10%两边不靠。这证明了德国的宣传能力,因为阿拉伯人是强权的倾慕者。
无论如何,当我们回到加夫萨时,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所有犹太人和富裕阶层的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房屋都被毁了。窗户被打破,地毯和所有贵重物品被偷走,家具被砸碎,扔到街上,让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偷走。强盗们走进不错的小旅馆,用锤子砸坏每个洗手间、每面镜子、每扇窗户,还毁坏了镇子上所有制冷系统。
他们对城市发电厂的严重破坏是合乎逻辑的,但一时兴起对私人物品及花园的损毁与摧残却是野蛮的,仅仅是因为野蛮。
德军中断这个国家的粮食供应,造成的惨痛,可能比实际战斗中任何一方都要多。被坦克蹂躏的田地会再次生长,流沙会填满那几十万条壕沟,弹药箱、煤气罐和废弃的坦克会自行生锈而被人遗忘。毁掉的小镇会被重建。而阿拉伯人,正如几个世纪以来那样,会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缓慢地处理自己的事情。
非洲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场战争与上次在法国的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在非洲,有太多的美国人睡在罂粟花</a>下,罂粟花是那么红艳、生动,它们的美,奇怪地令人感到悲伤。
沙漠里的战场和北方的战场一样,鲜花盛开。它们长得狂野,像草丛一样茂盛,覆盖着大片的土地。它们绽放在大片红色、黄色和橙色的土地上,旁边是同样茂盛的清新的绿色嫩草。所有这些都被茂盛的绿色新草所包围。我们当中,即便是最迟钝的人,也不禁被这种反常的美丽感动。
我不时停下来看看战场上的一些坟墓。德国人把死者埋葬在路边的小坟墓里,但我们一般集中在少而大的墓地里,通常在城镇的边缘。阿拉伯人被雇来挖坟地。
加夫萨有一个美国人的陵园,有600多座坟墓。它在一片沙地上,坟墓在裸露的灰色土地上整齐排列。每个坟墓上都有一个齐腰高的木十字架。旁边的一个帐篷里,有一大堆现成的十字架,还有一堆新做好的大卫之星的木头标记,是给犹太死者用的。
德国的小公墓总是用一排排白色的石头围着,有些公墓,还用白色石子摆成字母。我记得有一个是说(大概的翻译):“这里的死者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荣耀献出了自己的灵魂。”
在一个大约有100座坟墓的德国公墓里,我们发现了11个美国人的坟墓。他们跟死去的德国人躺在一起,没有隔开。他们的坟墓与德国人的坟墓完全相同,只是木制十字架上的名字下面写着“美国人”,下面是他们的部队编号。想必他们的“狗牌”[2]和他们埋在了一起。
在其中一座坟墓上,部队编号下面还写着“T-40”。显然德国人认为这是他的编号的一部分。事实上,它指的是,这个士兵在1940年第一次注射了破伤风疫苗。
参观这个墓地时,我的朋友帕特·多纳迪奥中士跟我一起。离开时,他说:“他们尊重我们的亡者,和我们尊重他们的一样,知道这一点很令人欣慰。”我们还看到田野里有些意大利人的坟墓。它们也有很好的标记,每个坟墓前面都有一束枯萎的金盏花。在一小片标记和装饰都很漂亮的意大利墓地里,有六座坟墓,显然是在撤退前的最后一刻挖好的,只是简单的土堆,每个土堆上除了倒插着一个空酒瓶之外,没有任何标记。我们可以看到瓶子里的纸片,上面写的显然是意大利亡者的姓名和编号。当然,我们不会拔出瓶子,破坏这些坟墓,但即便想这样做,我们也不敢。我听过有些传言,虽然无法证实,这些墓穴标记有时候是诱杀装置。
德国人撤退得干净、彻底。他们的回收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的需要。我们走遍了他们撤离后的突尼斯乡间,证明他们来过的东西很少。我们在田野里看到烧毁的坦克,看到被炸毁的侦察车和意大利卡车躺在路边的沟渠里,就只有这些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修复的东西。汽车残骸的轮胎、仪表和车灯都被拆除了。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留下许多锡罐、盒子或其他垃圾。
德国人撤退时,我们没怎么看到被烧焦的土地,可能是因为向北撤退来得太快了。有些桥梁被炸毁,山口和被破坏的桥梁周围的小路上都埋满了地雷。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电话线都被毁了。公路旁的电线杆,每隔几根,他们就砍掉一根,还剪断了大部分电线。电线杆不是被砍断的,而是在离地面约两英尺(0.6米)的地方被锯断,而且锯得非常整齐。
在我们北上时,上天似乎下定了决心,要慷慨地补偿我们在冬天遭受的苦难。天气好得谁都说不出什么来,堪称完美。雨季结束了,寒冷也消失了。一切都是葱葱郁郁,鲜花在乡间绽放。太阳很早就升起,阳光明媚,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阴雨和大风之后,这种天气真的是上天的恩赐,就好像弗吉尼亚的6月一样。
我不知道战斗部队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但就我自己而言,我迷醉在这春天里,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在阳光里,良心都过不去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记者在一片杏树林中扎营,在脚踝那么高的蓝草里。阳光从树间洒落,偶尔有蜜蜂在身边嗡嗡叫着,让我想起美国中西部的夏天,那些懒洋洋的日子。那片杏树林是我所知道的最宁静的地方之一,我经常在帐篷外躺上几个小时,就躺在草地上,沉浸在“罪恶的知识”中逃避工作、逃避战争和其他一切。
我们离前线太近了,可以一直驻扎在这个营地,去前线只要半个小时。德国战斗机每天都来,但我们的空中优势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根本不抬头看。炮声整夜隆隆作响,地面不停颤动。刚来时我睡不着,现在早已习惯了。
让我不习惯的是我们的空中优势。虽然不习惯,但我不得不说,在与臭名昭著的敌机短暂“交往”过后,我发现它们其实是一种最愉快的陪伴。
己方有了空中优势,人们就可以在帐篷里坐着,不用每次听到飞机的声音就赶紧跑出去谨慎查看。有了空中优势,人们就可以开着吉普车一路前行,而不是每次看到远处有一只鸟在飞,就赶紧钻到壕沟里去。有了空中优势,人们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就知道那是自己的飞机,而不是敌人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如果看到一架德国飞机,我们都不会大惊小怪了,因为我们知道天空中到处都是我们的“老鹰”在巡逻,在它造成伤害之前,它们就会对付它。
那些日子,我们在突尼斯拥有了空中优势,天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不久之前,我们的优势本来是五比一,但随着德国人撤回一些飞机,加上有些飞机又永远地坠入了尘埃,我们的优势便与日俱增。
我们的地面部队终于体验到了,战斗上一整天,而天上没有敌机对他们俯冲轰炸的美妙感受。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强、敌人的削弱,我们差点开始可怜对方的地面部队了,他们也在品尝来自天空的苦酒。
那段时间,我又和一些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住在一起。我发现,打破平衡对他们的影响和对地面部队的一样。他们沉醉在这种优势中,飞得前所未有地畅快,因为他们终于成了食物链的顶端。
阳光明媚,晒得干草暖洋洋的。地勤人员疯狂地工作,让飞机保持可飞状态。飞行员的工作强度很大,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们可能撑不了太久。有些战斗机飞行员一天要执行五次任务,以前一天顶多一次。战斗机什么活都干——护送、地面扫射、空中缠斗,甚至是小规模轰炸。
我来告诉你们空中优势是怎么一回事。以往,我们会派战斗机掩护轰炸机,但战斗机总是不够用。现在,我们有了空中优势,我们不仅有充足的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甚至还可以给那些用作掩护的战斗机再派一层掩护。双重掩护,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许多“自由巡航”的战斗机,远在轰炸机的视线范围之外,只是为了拦截一切可能出现的敌机。作为收尾,轰炸机离开目标后,为了避免常规掩护的战斗机遇到麻烦或燃油不足,我们还派出别的飞机接应轰炸机。这种就是“扫荡任务”,它铲除了许多顽固的害虫。
那一整个冬天,双方都在空中不断巡逻。从黎明到黄昏,每天有两到六架飞机不停地在每个机场上空盘旋,随时做好准备,等待敌机出现。在我们占了上风之后,我们仍然在巡逻,但我们也做了一些额外的工作。我认为这是空中优势的最终体现:我们也在德国机场上空巡逻!
事实上,我们的战斗机在一个大型德国机场上空巡逻了整整一个下午,来来回回环绕飞行,逼得所有德国飞机无法起飞。当然,这是一个特例。我并不是想让你们认为,我们一直在所有的德国机场上空巡逻。但其实发生这种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惊人的。
是的,空中优势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是生活中小小的奢侈,而我却渴望它成为日常。
我们在北非的部队里依然充满了传言。大多数是关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家的。有传言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说,突尼斯战役一旦结束,北非士兵们的母亲、妻子和情人们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这个传言迅速地传开了,士兵们立即将其解释为,在最后一个德国人离开非洲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可以回家。我们的一些部队热切地相信这一切真的会发生。
橘子的季节结束了。在这里作战期间,甘甜多汁的北非橘子是最让我们愉悦的东西之一。几个月来,我们每天都要吃上十几个。橘子过季后,我们偶尔能喝到美国运来的罐装果汁。在英国人的食堂,我们发现了一种小瓶装的、叫作抗坏血酸片的药片。我们每天吃这种药片,弥补饮食中缺乏的水果。
受到英国军需品的启发,我们有了一种新型的美国口粮,有些经常出行的士兵觉得它比别的口粮都要好,那就是“U口粮”,它设计得非常好。四到五个必须在旅途中自行安排饮食的人所需要的一切,这份口粮里都有。
它装在木箱中的纸板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罐装的,或小袋装的,分量只够一顿吃的。随附的还有两份印刷的菜单,指导人们如何食用。我弄丢了一号菜单,二号菜单是这么写的:早餐——番茄汁、全麦麦片、培根片、饼干、咖啡;午餐——豆子汤、烤牛肉、速食米饭、饼干、柠檬水、硬糖;晚餐——肉和蔬菜的杂烩,干梅子,咖啡,杏酱。
口粮里还有根汁汽水[3]、橡皮糖、罐装黄油、粉末状的番茄汁和两大包卫生纸。番茄汁味道很差,但罐装培根口味绝妙。上帝保佑U口粮!
正如战时必然会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亲密的朋友有时会消失。他们走后,我们就会坐上一个晚上,讲述他们的故事,就像以前通信机飞行员执行任务一去不复返时那样。
来自密尔沃基的律师伦纳德·贝斯曼中尉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是被抓走的,而不是被杀。所以我们都希望,不久后能再次见到他,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以前提到过他。在我所认识的所有士兵中,对于战争中微小的美好,还有生命中巨大的悲剧,他是最敏感的。可能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也可能不是。我不知道。
在他被抓之前很久,他就成了勇敢的代名词。那是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勇敢,一种坚不可摧的勇敢。他迟早会牺牲或被俘。我从没听说过有人不喜爱他,不钦佩他。
晚上,我们坐在床上,因伦尼说过的话而欢笑,因为它们听上去很夸张。但我们很了解他,知道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伦尼说的都是真心话。
他被包围、压垮和俘虏的那一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我们的先遣部队前面很远,因为那是他的工作,突然他发现自己被阻截了,前面是一辆德国坦克,旁边是一排实弹机枪。伦尼跳下吉普车上,举着点45手枪,对着全副武装的敌人大喊,“出来吧,我不会开枪。”如果是其他人,这可能是虚张声势,但伦尼是认真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发现,战争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变得厌倦,但伦尼从未厌倦。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在丰富的头脑中像镜子一样映射所有与他擦肩而过的人或事。我们有一种专门安装在半履带装甲车上的高射炮,需要两个人开火。炮手们坐在枪炮后面两个桶形的金属座位上。在一次可怕的俯冲轰炸和扫射中,敌机直接冲着他们轰炸时,伦尼就躺在座位旁边,盯着那两个特种炮手。
他们一动不动,只是坐着开炮。突然,他们一起从座位上侧身倒下,死去。同一瞬间,另外两个美国人像双胞胎一样从半履带装甲车的长椅上起身,坐上了死神刚刚腾出的座位,继续开火。伦尼被士兵们自觉承担战斗责任的这一幕深深地感动,讲述这个故事时,他几乎哽咽。
最令他敬佩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炮兵给德国人密集制造麻烦的时候。德国人找不到炮兵部队,所以晚上派飞机过来搜寻。当然,这意味着我们要保持低调和沉默,一旦朝他们开火就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他们每天晚上都来,却始终没有找到我们。但每天晚上,在他们四处盘旋并最终离开后,一个孤身一人却充满轻蔑的炮手都会向他们开上一炮,就像在说:“我们就在这儿,你们这些傻子!”
一夜又一夜,敌机离开的时候,那个炮手都会开一炮。他的俏皮让伦尼感到振奋,我听到他说:“我真想跟那个人握手。我要找到他,就算他是个二等兵,我也要向他敬礼。”
我们听说,德国人把在埃尔盖塔俘获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带到突尼斯的主街上,把他们装上卡车,再拉回来,然后让他们下车,在城里游行,让人们觉得囚犯很多。伦尼的一个朋友说自己好像看到了伦尼,就在他第三次被迫沿着突尼斯的主要街道游行时,他拧着鼻子摆出一副与众不同、滑稽可恶的面孔。这是伦尼的一个小习惯,他想,“我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
还有一个朋友,我在前文提到过的,也在失踪者之列。我们几乎确定,他也被俘了。他就是密苏里州墨西哥城的托尼·隆普金上尉。托尼是某个部队的营务官——类似于军事化酒店的经理。
就在托尼失踪之前,人们刚给他起了个外号“诺亚”·隆普金,因为他似乎总是选择这种悲惨潮湿的地方当指挥所。在被俘前的最后一次行动中,颇为幽默、英俊的指挥官把隆普金上尉叫到身边,一起站在一个帐篷外面,眺望着水面的风景,祝贺他将他们安置在如此美丽的湖中。
如果托尼·隆普金能满足于做自己相对安全的“酒店管理”工作,那么他根本不会被捕。但他想亲自上阵。他是个熟练的炮手,最后他说服了指挥官,让他带上五个人和一门带轮子的小炮出去,看看能干掉点什么。
第一天,他们收获了一辆德国卡车,还有一个从他们开火的地方看上去像是卡车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头骆驼。第二天,他们往山里行进,想找到一个射击的好位置,但一无所获。第三天,他们往山里又走远了些,寻找开火的完美地点。
隆普金上尉过去和底特律的查克·米勒少校共用一个帐篷,他们和助手、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威廉·尼科林下士(我已经提到过他们两人)组成了一个亲密的团队。
第三天晚上,米勒少校回来晚了。看到托尼的帆布床空着,他很吃惊,也有点担心。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还是没看到托尼。米勒少校去见了将军,并得到允许,开始与他自己的宪兵小队一起搜寻失踪的同伴。
他们找遍了托尼去过的所有地方,最后,通过研究地形,与附近的人交谈,询问德国战俘,他们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隆普金上尉一直想去的那座山里全都是德国机枪手。许多德国人都发现了他。他们派出一支小分队,绕到他身后包围了他。后来一个被俘的德国人说,有个美国上尉用枪打死了一个德国人,打伤了另一个,然后被抓走了。
小小的隆普金-米勒-尼科林家族并不悲伤,它只是缺了一角。“我们是个完美的组合,”米勒少校说,“托尼是个慢性子,为人随和,而我脾气大,很急躁。我们彼此制约、平衡。我能让他振作起来,他能让我冷静下来。我们肯定会想念他的,不是吗,尼基?”
那年春天,我离开前线一段时间,和其他部队住在一起。在我离开期间,前线有许多战斗。当我打算回到前线的老朋友身边时,我在想,我是否能感觉到他们的变化。我感觉到了,很肯定。
最生动的变化是,他们谈论杀戮时已经有了漫不经心和例行公事的态度。他们已经完成了心理转变,从原本正常的认知:“夺取他人的性命是罪恶的”,变成了新的职业观:“杀人只是一门技艺”。他们不再觉得杀戮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转变令人钦佩。
我想这种新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过去没有必要跟他们一起产生这种转变。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我只有在偶然的机会或情况下才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不需要从个人角度考虑杀人,并且对我来说,那依旧是谋杀。
即使是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充满死亡与毁灭的冬天之后,我似乎只是很偶然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是多么真实,多么可怕。在真真切切的战争面前,我的情绪似乎一片死寂。我发现,看到一排排新的坟墓时,我的喉咙不再像以前那样堵着。不知为什么,看到残缺不全的尸体时,我不再会畏惧,也没什么太深的感触。
只有当我独自静坐,远离一切,或者晚上躺在铺盖上,回想我看到的一切,想啊想啊想,最后,想到新近牺牲的人们给我带来的巨大打击,就好像噩梦</a>一样。这种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想要逃离。
但是对于战斗的士兵来说,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第一次作战后,他就把这些抛在了脑后。他的血液是沸腾的,他是在为活命而战斗,杀戮之于他,就像写作之于我一样,只是一种职业。
他想单个杀人或者成批量杀人。他想看到德国人在突尼斯的陷阱中被蹂躏、被屠杀。他激动地谈起,尸体是如何堆积如山,我们的轰炸机是如何击沉载满了敌人的船只,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突尼斯、在他们自己挑起的大屠杀中悲惨地死去。
在这方面,前线士兵与我们其余人都不一样。我们其余人,你们和我,甚至是非洲战线后方的士兵们,我们都非常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但只是在理论上。而前线的士兵们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切实行动,杀死足够多的德国人,来结束这张战争。他们是真的在战斗。我们其余人,不管我们工作多么努力,都不是。不管你说什么,除了实战经验,没有什么能让人成为真正的战士。
在半决战——突尼斯中部的大扫荡——中,我们第一次有大型部队投入战斗。坦白地说,他们并非都出类拔萃。他们自己的指挥官也承认这一点,令人钦佩的是,他们没有打退堂鼓。英国人不得不几次帮我们渡过难关,但美国和英国指挥官都不担心,因为我们并不缺乏勇气,只是缺乏经验而已。他们都知道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
第一步兵师便能证明,我们美国部队在经历了磨炼之后会有多能干。小伙子们在半决战中表现很出色。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我们的人员基本没有被俘虏的。其他人要么受伤,要么死战到底。“他们毫不退让,”一位将军说,“死也死在散兵坑里。”
我听说,战斗一结束,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就去了战场。美国大兵们死在散兵坑里,手上依然握着枪,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位英国老兵一遍一遍地自言自语表示哀悼:“勇敢的人,勇敢的人!”
一天下午,我们换到一个新地方,在一条隐蔽的装甲部队战线后面几英里处。正是这条战线把我们与突尼斯北部的德国人隔开。第一天晚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不知为何,整晚我都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这个夜晚像个地标一样,在我的记忆</a>中挥之不去。
抵达新营地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还在搭帐篷,德国飞机就从头顶飞过。我们停下手上的事前去查看。这是敌机的惯常套路,地面和天空中都传来阵阵的隆隆声。突然,我们意识到一架飞机正朝我们直冲而来,我们发疯似的朝散兵坑跑去。我的两个军官朋友早就挖好了一个3英尺(0.9米)深的洞,在上面搭了帐篷。他们向帐篷跑去,我追了上去。帐篷的盖子打不开,我们紧张得挤在一起。最后,盖子终于打开了,我们一下从狭窄的洞口钻了进去。
我们趴在洞里,脸朝下,飞机在头顶上发出可怕的轰鸣声。我们都被困在里面,等待着袭击。周围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当一切结束时,我们找不到任何炸弹的坑洞,也没有人受伤。但我们能看到许多许多神色紧张的人。
暮色降临,前面的山里,大炮开始持续轰炸,因为离得不够近,声音不太清楚,更确切地说,就像是暴雨来临前的雷声——从童年起,这种声音就一直让我感到悲伤,仿佛预示着某种不可避免的厄运。
我们在帐篷里睡觉。附近农家院里有许多狗,它们叫了一整夜。炮声不断,24小时都没有停止过。偶尔有枪声,可能是德国巡逻队的,也可能不是。我们不安地躺在床上。睡意久久不来,我们辗转反侧。我啪的一声打开了手电筒。
“现在几点了?”旁边床上的克里斯·坎宁安问。
“差一刻一点。”我回答,“你没睡着吗?”
他没有。
远处一架飞机发出微弱的嗡嗡声,接着越来越近,直到飞到我们头顶。“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的?”克里斯在黑暗中问道。
“声音没有那种跳动感,”我说,“所以肯定是英国的。不过,见鬼,我也分不清,不知道是什么。”
飞机飞过,渐渐听不到声音。炮声依旧连绵不绝。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突然有一声枪响。几只母鸡发出吓人的咯咯声。我记得,就在黄昏前,一个士兵在我们的新营地向一条蛇开枪,他们以为那是眼镜蛇。我们刚刚还听说了蝎子的故事。我感到毛骨悚然,不知道我们的帐篷盖是不是足够严实。
另一架飞机在空中发出轰鸣,我们躺着听,心怀恐惧。突然,一条狗狂吠起来,在我们小小的营地里乱跑,像在追恶魔一样。我的心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平衡感,我变得神经质,对自己充满了愤怒。
飘飘荡荡的鬼魂,像波浪一样浮动,撞得我们的帐篷颤抖。鬼魂也轻轻地晃动地面,让狗吠得歇斯底里。鬼魂在天空中游荡,在我们的藏身处畏缩着,窥视着我们。到处都是鬼魂,随着战场上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们的队伍也在成倍壮大。
我们躺着,想着墓地、肮脏的士兵,还有令人战栗的大炮声,我们无法入睡。
“几点了?”黑暗中旁边床上传来一个声音。我又打开了手电筒。
“4点半,看在上帝的分上,睡吧!”
天亮前,我们终于睡着了,什么都没管。
第二天早上,我们聊了聊,发现所有人整夜都在胡思乱想。这真的令人费解,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更大的危险,许多个晚上,我们在这种炮声中照样睡得着。
只不过,有些夜晚,空气变得让人难以呼吸,心里的恐惧不知不觉地蔓延开来,我们又成了小男孩,迷失在黑暗之中。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1] 凯鲁万是伊斯兰教的圣城之一,在法蒂玛王朝和齐里德王朝是行政、商业、宗教和学术中心。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2] 军人身份确认牌。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3] 用植物根、茎调味,含有碳酸气,不含酒精的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