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浴

    事情发生在八月里。大家都到野外或者莱茵河畔避暑去了，我们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不得不仍然留在城里。去年我们干得挺卖力气，如今身体并不像亲朋好友所期望的那样硬朗，于是决定去洗个土耳其浴解解乏。这个小故事只记录了一个人的亲身体验，不过我们希望取得读者的谅解，允许我们在这里运用编辑部惯用的“我们”这个词儿。这个故事是不是还能用什么别的方式来叙述，那可就说不准了。反正我们决定去洗个土耳其浴，于是就在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摆出澡堂里特有的那种阿拉伯式的尊贵派头，轻装上阵，大摇大摆地从浴室的外间屋走进里间屋。


    并非人人都在杰明大街那家土耳其浴室里洗过澡，因此我们不妨先尽量简短地描绘一下身历其境的情景。我们当然是按照常规惯例那样走进去的，在许多聚集在门厅那儿的体面的服务员簇拥下，把帽子啦、靴子啦、“贵重物品”啦统统寄存起来；就在我们走进去的那当儿，我们看到大街对面有个身材矮胖的中年绅士站在那里，衣着褴褛，手套破烂得尤其惹人注目。一个生活富裕的男人可能不戴手套，也可能手里拿着一副，与其说是使用它，倒不如说是把它当成一种时髦的摆饰。但是，手上戴一副破烂手套，在我们看来，真是一种试图保持外表体面而实际上却是白费心机的表现。这叫我们感到莫名的哀怜。我们深信干编辑这一行的人都见过那种破烂手套，而且理解它所勾起的哀愁。要是哪位编辑对一位女士手上的破烂手套无动于衷，心没软下来，那他决不是我们的哥们儿。眼下这个例子，那副破烂手套是戴在一位男士手上，尽管透着寒酸相，那位先生走起路来却带着一点洋洋自得的样儿，避免了叫人怜悯、被人亵渎。我们只看了他一眼，可我们进入那座挂着东方文字招牌的楼房，脱掉靴子，掏出怀表和皮夹子的时候，心里却一直还在想着他。


    我们当然得到澡堂子提供的两条花格毛巾，尽管竭力想表示我们从小就习惯自己把其中那块大点儿的毛巾称心如意地裹在身上，可结果还是让一位年轻伙计帮忙围好。那些东方小伙子在澡堂里溜来滑去，熟悉这门行业的本事，真叫人叹服。我们很快就不害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得精光；这当儿，周围的沙发上正躺着五六个年轻人，我们认出其中一位是任职于财政部的沃尔克，看上去他即使赤身露体，也跟衣冠楚楚的时候几乎同样是个好样儿的。然后我们就把另一条毛巾拖带在身后，神气活现地进入浴室。我们大概去洗过五六次，细心观察过全过程，有意把那种既轻松自在又富有东方情调的入浴方式推荐给年轻朋友们。有人爱把另一块毛巾当作披巾那样披着，这无疑会起到一点权当外衣的那种体面作用，却叫人整个儿失去了尊严而显得女里女气——那副模样就跟一位五十岁的太太有时清晨七点起床，四处寻找她的女仆，打算梳妆打扮过再吃饭一模一样。有人只把它简简单单地当做一块毛巾夹在胳膊底下，这些人出于英国人那种任性的脾气，存心破坏这家澡堂别致的东方气氛，殊不知那原本是它顶顶诱人之处咧。另有少数人把那块毛巾当作穆斯林头巾那样缠在脑袋上面，够资格达到那种身份地位的人无疑都该那样打扮。我们注意到凡是能那样做的人都气派轩昂地走进浴室，格外受到尊敬，别种方式都没法儿产生那种效果。我们也试图如法炮制，可是那块包在眼睛上方的头巾转眼间就会整个儿垮下来，挡住了视线，我们只好忍痛放弃那样做。至于个人的气度，一部分取决于步伐，几分仰赖眼神，而主要则依靠衣着，应当承认“不是行动本身，而是我们的企图毁了我们”(1)。绝非人人都能把一大块蓝毛巾当成头巾，像开罗大街上的阿拉伯人那样裹得好好的，双臂交叉在赤裸的胸脯上面，慢条斯理地进入杰明大街那家澡堂的浴室。不是行动本身而是企图确实糟糕透顶地把人毁了。所以，我们建议那另一块毛巾应该耷拉在屁股后头。这种效果不错，而且这种方式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


    我们拖沓着步子进入浴室，慢腾腾地朝一把扶手椅走去，惯于在这种场合坐下来等着发汗。那里也有大理石躺椅，谁要是能在石头上躺半小时，除去拍手唤人，发出一声要水的瓮声之外，身子一动也不动，那么这种效果也不赖。他要是在那张硬邦邦的躺椅上辗转反侧，可就前功尽弃了；我们承认自己的胳膊肘儿总喜欢舒舒服服待着，何况那样躺着，我们的骨头也会酸痛不堪。这种大理石沙发想必是给年轻的土耳其人准备的。一个人即使在一个钟头里大部分时间平躺在石板上不感到难受——更了不起的也许是一点儿也没露出难受的样儿，他还得记住这远远不算大功告成。很大的程度上还得取决于他拍手的方式和唤水的瓮声瓮气。我们发觉拍手得拍两下。头一下要轻得不起作用，甚至对那些听觉迟钝的伦敦人来说，也好像一开始就需要东方情调似的。我们其实听到了三声，不过我们认为这也得多加练习；即使有人拍得十分完美，声调也往往显出西方人那种急躁而缺乏东方人那种凝重。除去“水”那个字之外，别的什么话都不许说，效果好像应该是那人正全神贯注于发汗过程，其他任何杂念都该摈弃似的。在那种费劲儿的尝试中，还应该显出近乎痛苦挣扎的样儿——好像那个忍受痛苦的人，尽管意识到如果成功了就会通体舒畅，赛过活神仙，却也认识到处于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也可能在这番尝试中彻底完蛋似的。拍两次手，唤一声水，每隔十分钟重复一遍，一个年轻土耳其人四仰八叉躺在大理石躺椅上，只允许自己这样表明他还活着呐。


    我们坐下来，很明白自己绝对达不到那种活神仙境界，于是满足于尽情享受俗人那类舒适。椅子两个两个排列着，由此而兴起了一种习俗——我们决不会认为这也起源于东方——根据这种习俗，朋友们坐在椅子上相互交谈，消磨时光。我们觉得真心诚意去洗土耳其浴的人根本就不会开口讲话，不过交谈声如果很轻，介乎耳语和清晰发音之间，那么这种悄悄声倒也并不招人讨厌。我们闹不清这样运用嗓音是否也是东方式的，只觉得这样做倒也增添了一种神秘气氛，总而言之，并不伤大雅。不用说，那种洪亮而刺耳的说话声是要不得的。那位跟朋友大声谈论生活琐事的人不仅自私、无知、缺乏诗意，而且准是一个没教养的英国人。除了蠢人，还有谁会炫耀自己那驴叫般的大嗓门，数说议会那天开会一直开到半夜三更，而把十来位浴客的幻觉驱散呢？


    尽管朋友们可以在土耳其浴室里轻声交谈，可是独自前去的人却几乎很难跟别人交谈起来。据说我们的同胞没经正式介绍，压根儿就不会彼此交谈；两个人，赤身露体，只围着一块毛巾，彼此又不相识，当然更不大会攀谈。您发现身旁有这样一位装束的人，真不知道该怎样开个话头。再说，您觉得应该保持某种程度的尊严，这种心理无疑是在您脱去裤子袜子之后油然而生的。就我们来说，还得承认更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是近视眼，因为要发汗，还要洗头洗澡，不得不把眼镜寄存起来。那里的气氛妙倒是挺妙，我们却没法儿在那昏暗的灯光下辨清周围的人。对我们来说，弗赖迪大街的琼斯或者财政部的沃尔克，看起来都跟那些伺候我们的亚细亚伙计一模一样，那些仆役在那里轻步走来走去，彬彬有礼，自尊自重。我们刚一坐下，就有另一位浴客迈着庄严的步子慢慢走向我们身旁那个座位，坐下来，把两条光腿伸直，光膀子朝后一靠，挺符合那里的规矩。每逢遇到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往往事先推测一下他们的性格和大致的境遇。我们当编辑的，有责任这样做。要不观察公众各式各样的心理状态，我们怎能投合他们的兴趣呢？我们觉得一眼就能看出此人不同凡响，而且我们在这个故事的开头，也可以断言随后发生的事证实我们最初的印象完全正确。由于室内光线暗淡，再加上我们的视力不足，我们看不大清那位先生的容貌，不过倒能从他的一举一动看出这人一丝不苟，一定周游甚广，东西方在他看来都一个样儿，准是个世界主义者。我们承认很想聊聊，竭力想找个合适的话题，却怎么也想不出来。要不是那位伙伴更有准备，我们真就会默默消磨那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先生，”他转过身来，带着一种别具魅力的风度说，“我希望不至于因为跟一位陌生人说话而触犯或者违反了任何一条斯文礼仪的规矩。”他的态度既自在又不失尊严，同时还带点儿饶有风趣的幽默感。我发觉他有点儿爱尔兰口音，若真如此，那种我一向喜欢的土腔在他嘴里却因为跟别的方言经常交流而几乎消失了，因此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或者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哪儿的话。”我们转身答道，可惜错过了他方才那种温文尔雅</a>的风度。


    “我认为，”他说，“两个人坐在一块儿，因为互不相识而不敢交谈，只好干坐一个钟头，真是天底下最荒谬不过的事了。这跟一个人穿着或者没穿着裤衩儿又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确有把握了，因为他提到那条男人短裤时生动地加重了语气，而且那个字眼儿当然是爱尔兰词汇。那可亲的声调又有谁不熟悉呢？除了爱尔兰人之外，又有谁会刚跟一个陌生人相识几分钟，就愿意表明自己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呢？


    “不过，”我们说，“人是衣裳马是鞍，总得靠衣着外表。”


    “这倒是实话。”我们的朋友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信不过自己就往往信任他们的裁缝。有谁在发言时不带一点儿说教零碎儿，有谁能讲出内心的大道理而不喋喋说教呢，您倒指给我看看。”他说得挺带劲儿，嗓音却恰到好处。要是说得太响让别人都听见了，那我们当即就得转移地点，退避到更热的一间屋里去啦。他的话语清晰可闻，却是用得体的低嗓门说出来的。“我有个信条，”他又接着说，“那就是哪怕是一刻钟时间，咱们也不该白白浪费掉。伦敦城里存在着多么古怪的一群人呵！”


    “混沌一团，却并非全无章法。”(2)我们答道。


    “天哪——章法可够难寻的。”他说。接着他便高谈阔论起来了，仿佛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却又不想提它似的。这也许正是爱尔兰人唯一常犯的毛病。“正像那位诗人所说，不管有无章法，我们都可以畅怀细说。伦敦叫人多么捉摸不透呵！您能了解纽约或者君士坦丁堡——甚至巴黎。您知道那些城市里的人在干什么，心中有什么欲望。”


    “所有的城市里，人的欲望几乎全部一样。”我们说——而且认为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您别是指金钱吧，”他又夸夸其谈起来，“对，没错儿，金钱是人们最大的需求——最有权势的东西，最理想的美，最完美的体现。”(3)显然他对柏拉图和蒲柏都很熟悉。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一小小的炫耀而认定他彻底精通那位哲学家或者那位诗人的作品，不过我们认为要真的进行交谈，杂七杂八的肤浅知识总比只熟悉一两件事物要强得多。他接茬儿说：“金钱无疑是一切；rem-rem；rem，si possis recte，sinon—(4)下文您当然知道，不消我说。我对此并不抱怨。我自己也喜欢钱，了解它的价值。我也有过钱，不过——说出来不怕您笑话，先生——我现在可是个穷光蛋。”


    “对您后一种情况，我们深表同情。”我们说，态度尽量显得谦逊而自然，心想我们总不能老摆出当编辑的架势。


    “我抱怨的是，”我们这位朋友一边悄声说，一边摸摸胳膊和大腿，看看室内温度有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一个人在伦敦即使有一颗钻石，有一双靴子，或者有某种特殊的本领，也没法儿拿到适当的市场上去换取适当的价钱。”


    “他在君士坦丁堡就能办得到吗？”我们问。


    “要比伦敦容易些，估价也准确得多。在巴黎也可以！”我们不大相信这话，正想如何表达我们的怀疑，他却一下子把话题岔开，谈起我们特感兴趣的供应和需求问题，结果使我们失去一次跟他争论那个原则问题的机会。“一位文人，”他说，“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文人，总能在巴黎找到一处销售他的产品的市场。”


    “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文人在伦敦也同样可以办到，”我们说，“一旦他证实了自己确有才学就行。在巴黎，他也得先证实一下啊。”


    “对——他得证实一下。顺便问一下，您要不要抽一支雪茄烟？”他边说边伸手从身旁那块石板上拿起他早就放在那儿的两支土耳其方头雪茄。接着他解释因为热气的关系没把烟盒带进来，可他一向“储备”——这是他用的词儿——两支雪茄，以便万一遇到个熟人就可以一块儿享受一番。我接受了那支烟，随即我们俩就溜到一个为雇客点烟而准备的火头儿那边去，然后又回来坐下。他走起路来有股帅劲儿，真叫我觉得怪可惜的是他平时穿得那样褴褛，远远不如眼下这样体面咧。我得承认那烟叶的味道不像是一流货，可我不经常抽雪茄，因此对东方烟草不便妄加评论。“对——在巴黎，一个人也得证实一下他的才能；不过，要是有可以证明的事实在，他多么容易就可以办到！要是他手头有出售的玩艺儿，市场又多么没问题！”


    我们当即说明两个首都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指出这样一桩我们深信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个或那个首都，肯定一向都同样极难判断某人掌握了能为报刊写稿的才能，何况何谓写稿的才能也很难定个标准。“只有成就卓然才能令人信服。”我们一边说，一边拍了一下胯股，劲儿大得完全跟一个土耳其浴客不相称。


    “一个人也许很有才能，只有用起来才能发挥！一个人也许有颗钻石，只有把它卖了才算它货真价实！可是一个人想在英国出版界五花八门的职务当中挑选一种干干，他该怎么着手呢？他该怎样开始呢？在纽约，这样一个人，我可以立刻给他指出门路。让他在交谈中显出自己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就会在报馆里试用他——他们就会让他在刊物上露一露，碰碰运气。可是在这儿，他即使把手指头写断了，也不会有哪位编辑会看看他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会看的。”


    这一下子他可把我们惹火了。他提到了刊物，我们认为他搞错了。“报纸嘛，”我们说，“外界投去的稿件，我们料想不大可能受到报社的青睐，不过投给杂志社，至少有那么几家会过目的。”


    “我认为，”他说，“那不过是一种装潢罢了，纯粹是出小小的闹剧。他们雇用一名练习生，让他把来稿看上一两行，然后就原封退回。整本刊物只充塞了某些作家陈词滥调的文章，那些作家确信自己不管写些什么，市场都需要——一帮铺张词藻的写作贩子，每天干八小时，可是简直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我们再次大声表示他说得不对，伦敦确实有几家杂志社的社长殷切期望得到他称之为具有才能的作家的协助，不论在哪儿，只要能找到，他们就需要。我们坐在土耳其浴室里，身上只裹着一块大毛巾，没法儿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给一个陌生人，而且我们觉得当编辑的通常都应该叫人难以识别出来——不过我们确实十分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如此说来，您的意思是，”他略带嘲讽说，“一个一直在别的国家——譬如说，在纽约或者在都柏林——用英文写稿的人，一位肯定很有才华的作家，如果想在伦敦一试身手，他也会获得发言的机会。”


    “当然会的。”我们答道。


    “除非他带着什么特殊朋友的介绍信，否则的话，编辑会接见他吗？”


    我们顿了一顿才答复，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似乎具有一种特别的含意。尽管一位编辑问心无愧地恪守职责，尽管他白天连带晚上一半时间都在审稿，在读者和那些喂养读者的作家之间保持公正平衡，尽管他永远勤劳不倦，永远坚守原则，毫不偏袒，可是一遇到某些他没法儿不给予否定答复的人，他还是愿意尽可能不以个人身份出面来拒绝他们。但是眼下我们在土耳其浴室里，身份不大为人所知，很可能像一位局外人那样冒冒失失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位朋友提到的那些来访者我们倒是见过不少，今后也许还会见到许多。


    “是啊，”我们说，“一名编辑可能接见也可能不接见这样一位先生；不过，非见不可的话，他无疑还是会接见的。一名英国编辑就跟一名法国编辑一样，很可能会那样做的。”这一点我们说得挺带劲儿，因为觉得自己让他那种断言激怒了，他居然认为在处理这类事情上，巴黎或者纽约都比伦敦强。


    “那么——先生，如果明天上午我带着一小篇文稿来拜访，您会接见我吗？”这位爱尔兰朋友用恳求的声调对我们说，就跟那些认识我们的邻居和商人那样称呼我们。我们顿时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了，这家伙向我们投来了一把匕首。


    对，向我们投来了一把匕首。这当儿我们要是穿着衣裳，觉得自己一如往常，就会老实不客气地斥责他一顿。可是事实上，我们只能站起来，把他给我们的那支不干不净的方头雪茄抽剩下的烟头掼掉，拍六七下手招呼一名亚细亚人过来给我们洗头。但是那个爱尔兰人就在我们身旁。“允许我明天来拜访您吗？”他说，“我叫莫洛——迈克尔·莫洛。我身边没带名片，因为东西都存在外面了。”


    “有没有名片，根本无所谓。”我们说，又拍手招呼那位洗头的服务员。


    “这么一说，我可以去拜访啦。”迈克尔·莫洛先生说。


    “当然可以，悉听尊便。”我们粗野地同意了这种强加的请求，然后就坐在石板上，让那名肤色黝黑的服务员搓澡。他捶我们的胸脯，捅我们的肋骨，捏我们的脚指头，接着给我们冲洗，先用温水，渐渐换成冷水；就在这操作的全过程中，我们心里却一直在琢磨着迈克尔·莫洛先生，回想他叫我们落入跟他交谈的圈套那种办法。这个无赖想必一开始就筹划好了，尾随我们进入浴室，带着深思熟虑的计谋在我们身旁坐下来。他恰恰是我们不想接见的那种手里拿着一篇毫无价值的文章的投稿人。我们觉得这种事完全可以靠通信来解决，又爽快又利索。可是，一旦同我们的敌人面对面相遇，我们就往往觉得自己虚弱不堪。这当儿我们挺生莫洛先生的气，却又意识到自己的感情里搀杂着一点自豪感。依我们看，莫洛先生明明是个不平凡的家伙；这样一个人竟会想方设法同我们接近，倒也叫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儿得意忘形。我们已经发现他是个见多识广、颇有风趣的绅士；至于他叫莫洛，有意为我们的刊物写文章，倒也不能真给当作一桩贬损他的长处的事。然而，这无疑是个给我们设下的圈套——显而易见的骗局。这家伙假装不认识我们，靠这种手段骗取了我们的信任。但是，这种借此想捞到点什么的念头，倒也抬举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既能摘引贺拉斯的话，又能谈论最理想的美，死乞白赖想接近我们，这就说明我们权势不小。我们洗完澡，回到外间屋，四处张望，想见到穿上平时普通便服的莫洛先生，可他还没有在那儿出现。我们一边抽着自己带来的雪茄烟，一边等着，他却一直没有再露面。他已经达到目的，我们猜想他大概宁可冒险久久待在热浪里，也不愿意再在那天下午见到我们，以免前功尽弃。临了我们只好离开那座楼房，而且不得不承认当天夜晚迈克尔·莫洛先生的形象一直萦回在我们的脑际。


    我们毕竟也可能从那人所采取的独特的自我介绍方式中受益。他当然十分聪明，如果他能写得跟他说的那样好，他的效劳也可能有价值。在约定的钟点，他准时来到了，我们丝毫没有拒绝会见他的意思。莫洛先生的策略总算成功了，我们当时简直没法儿采取惯用的手法，什么声明工作太忙，无暇接见任何人啦，什么叫他不管有什么事，都该写信来说明啦，等等等等。我们也想到莫洛先生既然付得起三先令六便士洗个土耳其浴，想必不会是那种苦苦哀求的来访者，那些人的央求对心肠软的编辑来说，真是叫人特别难受。“我愿意白天黑夜地拼命干活儿，为了养活妻儿子女；您如果能把这篇短文登载在贵刊下一期上面，那就会使我们老少全家一个月不挨饿啦！对，先生，不会——挨饿啦！”谁能抗拒或者抱怨这种央求呢？然而，编辑明白为了诚实又非得抗拒不可，并且练就一副铁石心肠，让这种哀求对他一点儿也不起作用，至少就他主办的那份刊物来说应该如此。可是话说回来，要是那篇玩艺儿写得还不赖，并非荒谬透顶，那么，把它登出来，又会对谁有害呢？要是浪费了——让我们称之为浪费吧——六七页篇幅而能拯救一家人一个月免于饥饿，那么这种浪费又何乐而不为呢？可是，这种善心又绝对跟诚实——也跟谨慎水火不相容。我们相信读者诸君会体谅我们这种难处，会理解编辑为什么希望避免见到那些破烂手套。不过，我们的朋友迈克尔·莫洛先生花得起三先令六便士洗个土耳其浴，有钱买两支——当然啦，质量挺次的雪茄，则当别论。我们正在这样想，迈克尔·莫洛先生给引进我们的办公室来了。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副破烂手套，接着我们顿时认出这位中年的矮胖先生就是我们踏进澡堂时见到站在杰明大街对面的那个人。在这之前，我们压根儿没想到这两个人竟会是同一个人——尽管街头那个人的寒酸相曾经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绝对没有料想到。这位先生的容貌至今我们还没有看清呢。然而，不管他穿着衣服也好，还是没穿衣服也好，我们都能一下子就辨认出他的外表和步态。这当儿，他戴着一只破烂手套，另一只拿在那只戴手套的手里。我们一见这情景，当即意识到先前的想法全错了，通常那种央求肯定会出现，我们不得不尽力予以抵制。他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还带着一点儿洋洋得意的神情。“那我希望，”他跟我们握手时说，“您不会因为我使用了把您抓到手的小小的计谋而见怪吧。”


    “如此说来，这真是个诡计，莫洛先生？”


    “谁说不是呢，编辑先生。”


    “可是您去洗土耳其浴，不是因为我们也去了的原故吧。”


    “遗憾的是看到你们进去，我也不得不洗个澡。我身边总共只有三先令九便士，于是我想，迈克尔，好家伙，这可是个投资的好机会，千万不可错过。三先令六便士让那些蛮子给我搓个澡，三便士从拐角那家小铺里买两支方头雪茄烟。我希望为了您的原故，那烟还凑合着能抽吧。”


    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还有那最理想的美和摘自贺拉斯作品的六七个字也全是莫洛先生那出小把戏的一部分！他耍得多棒啊！这人的衣着，现在看来，既褴褛又寒碜，他的神态也由此而显得猥猥琐琐。但是，他全身只围着一条蓝格儿大毛巾，大摇大摆地溜来溜去时，却一点儿也不显得卑贱。这家伙多么鬼，多么了解自己的能耐呵！“您现在来了，莫洛先生，我们能为您效劳点什么呢？”我们一边尽量装得和颜悦色，一边问道。下文是什么我们当然早就预料到。马上掏出一卷文稿，其实我们早已看到那份稿子从他胸前那个兜儿里滋了出来，接着就会向我们保证那篇玩艺儿的内容正合我们的需要。如今，人在这类事情上不再踌躇，不再缺乏自信——张口就会提出要求，就会歌颂自己，而不再缄默不语。自从竞争性考试已经成为当今的制度，一切都变了，如今没有哪个男人，哪个女人，哪个姑娘，哪个小伙子，会不好意思提出自己的优点和能力。“这只是一篇议论社会风俗的短文，”莫洛先生说，“您如果赏脸过目一下，我相信您会发现我说得恰到好处。题目是《五点钟的午茶》。”


    “哦——《五点钟的午茶》。”


    “您喜欢这个标题吗？”


    “有关社会风俗，是吗？”


    “只对某些现象略微敲打敲打。尖锐、简练、果断！我相信您会喜欢的。”


    我们仿佛出于本能，连忙声明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类文稿，这当然就跟买马人说他不喜欢那头牲口的大腿或者说臀腰太瘦一样。莫洛先生对待我们的拒绝也跟卖马人对待他的主顾一样。他面带微笑——我们能在那种微笑背后觉察到他忧心如焚——向我们保证那篇小文章正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当然早已准备好答复。他如果愿意把稿子留下，我们会过目的，如果不合要求，就会退给他。这种答复给人留下一半希望，往往使一位初次投稿者内心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这种人担心的是下次再来时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们的朋友莫洛先生却是个老油子，深知他应该尽量利用这次花了不少代价才换来的机会。“您会过目的，——对不对？”


    “当然。当然会过目。”


    “如果行的话，您会用这篇稿子，是不是？”


    “这一点嘛，莫洛先生，眼下无可奉告。我们总得照顾自己这份刊物的利益。”


    “言之有理，不过刊登这样一篇文章，本市西区的各位夫人肯定都会看的，对贵刊来说，这不是再好不过了吗？”


    “不管怎么说，尊稿我们会看一下的，莫洛先生。”我们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准备送客。


    可他不大想走——真的没走。“我是个结了婚的人——先生。”他说。对这项声明我们只点了点头。“我希望您能有机会见见内人。”他补充道。我们嘟哝了几句，大意是说我们当然乐意跟一位十分贤慧的夫人相识。“在天堂这一边，您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她那样好的女人啦，尽管我不该这样夸口，”他说，“我们有三个小孩儿。”接下来我们明白他就会提出一番理由——这一招儿我们可太了解啦，却又实在没法儿接受。“请您稍坐——先生，”他接着说，“听我给您讲讲实情吧。”我们借口眼下特别忙，还有好多事要办呐。“当然，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莫洛先生说，“那就是——进来得快，出去得也快。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话的时候，两眼闪烁着幽默的神情，简直叫人无法抗拒，我们不由得扑哧笑出了声。这一笑叫我们整个儿缴了械。“得了，编辑先生，您要是想想我花了多大的代价才来到这儿，就无论如何也会再听我唠叨五分钟。”


    “那好吧。”我们说，又坐了下来——同时想起那三先令六便士啦，两支雪茄啦，最理想的美啦，蒲柏那句诗啦，还有贺拉斯那半句话。这家伙为了达到眼下坐在这里的目的，确实费了挺大的劲儿。先前我们俩光着身子待在一块儿，我觉得他处处比我强；可是现在只因为他有货要卖，如果还适用的话，我们非得勉为其难地买下不可，因此不想接见他；真格的，我们怎能这样处世为人呢？


    于是，他讲了他的经历。至于巴黎、君士坦丁堡和纽约，他坦白承认自己对这三大城市其实压根儿一点也不了解！我们面带不高兴的样儿，这种神情我们事后才觉出来，对他说他不是装得好像很熟悉这三个城市流行的文学吗？他答道那样说两句“不过是让谈话透着光彩罢了，可决不能巴望从中发现什么奇珍异宝”。都柏林嘛，他倒对那里的每条大街小巷、每家报社、每一位编辑都很熟悉，可是地方出版界那种贫困、唯唯诺诺和普遍乏味的现象把他压垮了，他便大胆决定在“文学首府”搏斗一番，试试身手。他跟我们提到《博恩闲话》《克隆塔夫纪事》、《唐尼布洛克论坛》和《埃林回声》这四家报刊社的经理，并且保证我们会发现他在这些畅销报刊社的办公室里相当知名而且受到尊重。他告诉我们他博览群书，涉猎甚广，笔在他手中随时准备着，就跟犁在庄稼汉手中随时准备着一样。他如此热情投身到他称之为“竞技场”的伟大场所，在这“文学首府”试试运气，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高尚的抱负呢？他等着我们回答；我们不得不承认，且不说我们这位朋友多么精明能干，他的勇气确实毋庸置疑。“勇气在这儿呐，”他说，“都在这儿呐。”他用那只戴着破手套的左手抚摸着右胸脯。


    他感动了我们。“莫洛先生，”我们说，“我们会看看您的大作，尽力而为。说句公道话，我们并不喜欢您写的这个主题，不过，文章要是写得好，您不妨试着写点儿什么别的东西。”


    “当然可以，听从您的吩咐，天底下没有什么我不能写的。”


    “我们若能帮您什么忙的话，莫洛先生，一定尽力而为。”于是编辑的架子卸下来了，人与人之间开始平等对话。“不用我说，莫洛先生，文人那颗心素来同情另一位文人。”


    “正因为我知道您属于那类好人，才在那边紧紧尾随在您身后。”他噙着眼泪说。


    那个盛满善心的容器像个船形黄油碟，现在拿在我们手中，我们就要把它倾倒出来，慷慨施舍。其实编辑该把这个器皿小心锁起来，即使丢了钥匙，他也不会损失惨重。这里无须乎复述我们对他所说的一切动听的话，什么诚心实意向他解释我们往往由于被迫抵制文学投稿人的央求而内心有多么痛苦啦，什么向他声明我们多么愿意发表那数以吨计的手稿从而使那些投稿人高兴啦。我们对他说我们多么理解一个女人的眼泪、一个男人的奋斗、一个姑娘的神情，并且向他保证我们天天由于没法儿叫我们的责任心跟同情心妥协一致而深感痛苦。“天哪！”莫洛先生抓住我们的手说，“您打我这儿绝对不会遇到这类麻烦。您如果像个男儿汉那样富有同情心，我会甘当牛马，拼命给您干活儿。”我们叫他放心，真的认为他也许能为我们的刊物干些有用的活儿；接着我们又站起来，等他告辞。


    “现在我想跟您说句大实话，”他说，“信不信由您，我太太此时此刻连一盎司查（茶）一磅若（肉）都没有，而且我们手头连一个镚子也不剩。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告过帮——现在也不。可您如果能预付给我一镑稿费，那就免得我把身上这件上衣当掉，随便换几个钱啦。”我们认真考虑了一下就给了他一个金币。要是那篇稿子毫无价值，我们便自认倒楣。我们既然已经倒过那个黄油碟，发过善心，也就不再吝惜一片自制的卫生面包。莫洛先生说：“我不大会为了暂借二十先令这样一件区区小事向您道谢，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耐心听我唠叨时那番感情，也永远不会忘记我在浴室里冲您发了一通怨言而您却毫不见怪。”我们向他善意地点点头，然后他就起身告辞。“不管怎么说，您还会见我，对不对？”他问道，我们作了肯定的答复。


    我们虽然很想看看那篇稿子，可是当时实在挤不出时间。等办完公事之后，我们就把那卷稿纸揣在兜儿里带回家去，一路上揣摩着莫洛先生的人品。我们仍然信任他——尽管他滔滔不绝地信口开河，措词水平明显下降，单单这一点就使他不大像个有出息的文人，可我们仍然信任他。就创作能力来说，人却不可貌相。他自有他的长处，魄力也不小；一想到他在浴室里的谈吐对我们所起的作用，我们就仍然相信他，相信他肚子里想必有点儿货色。果真如此，我们扶助这样一个人——让他站稳脚跟，让他为妻儿子女挣到家中正缺少的茶和肉，我们该多高兴啊。编辑一向力求争取让某某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在文学领域里站住脚跟——可是，唉！这种努力往往归于失败。不过这儿来了一位仁兄，我把他的手稿揣在兜儿里走回家去，对他倒确实抱着相当乐观的希望。


    可是在我这一生迄今所看到的垃圾当中，我认为这篇关于五点钟午茶的文章要算最糟糕的了，不但庸俗愚蠢，文不对题，毫无意义，而且文理不通，晦涩难懂。词汇也拼错不少。这种文章，编辑、副编辑，甚至读者都会看过十行便放下，知道根本不可能发表。我们因为对这个人发生了兴趣才硬着头皮把全稿看完；全文从头到尾纯粹是一派胡言所凑成的大杂烩，糟糕得连毫无编辑经验的人都不相信作者竟然想把这种劳什子发表出来！我们觉得莫洛先生根本不可能给他举出来的那些刊物写过一个字。他收下了我们那个金币，依我们看，莫洛先生想必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甚至怀疑他还会为自己这篇文章再来一趟。


    但是他来了，在约定的钟点准时到达；我们一看见他那张脸就觉得他对自己的成功信心十足。他洋溢着一股迎接胜利的神情，这真叫我们感到十分惊讶。他明明深信自己会在扣除借去的那镑钱之后，取走那篇文章的全部稿酬。我们还没来得及换个适当的脸色做出必要的声明，他就抢先说道：“那你们喜欢拙作了。”


    “莫洛先生，”我们说，“尊稿没法儿用。您该相信我们确实没法儿用。”


    “没法儿用？”


    “确实不行。我们不必再作解释——但是——但是——说真的，您还是改行的好。”


    “改行？”他张大眼睛，举起两只手，喊道。


    “我们的的确确这样认为，莫洛先生。”


    “你们看过稿子了吗？”


    “以名誉担保——每个字都看了。”


    “你们不打算要？”


    “对，莫洛先生，我们当然没法儿接受。”


    “你们居然不要我那篇畅论午茶的文章！”我们瞧着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确信这一拒绝叫他吃惊的程度就跟读者竟会接受那篇文章而叫人吃惊的程度一样。他把一只手举在头上，站在那里纳闷儿。“我看还是由你们自己选定题目为好。”他说，仿佛靠这种了不起的屈服好叫我们摆脱他给我们增添的一切麻烦似的。


    “莫洛先生，”我们说，“我们还想直言奉告——”


    “听我讲，”他说，“我已经对你们那么怀有好感，真可说没有什么事我不愿意为你们干啦。我把这篇文章收回，等孩子们一有了一口吃的，就再给你们另写一篇。”最后我们终于叫他明白，或许认为已经叫他明白，这事根本毫无希望，深信他无能为力替我们效劳。“难道我就这样给撵走吗？”他说，蓦地哭了起来，一屁股坐进一把扶手椅，把头埋在桌面上。“呜呜，唉！我该怎么办呢？说真的，难道我没想到咱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牢靠得跟纳尔逊纪念碑那样坚固吗？你们付给我定钱，难道我没认为事已成定局了吗？”我请他别提钱的事，叫他尽管放心收下那枚金币。“内人说不定哪天就要临产了，”他接着说，“可是眼下连半个镚子的东西都没准备！说实话，人世间真是残酷无情，人世间可太残酷啦！”说这话的正是那个在澡堂子里跟我谈起过君士坦丁堡和纽约的人，而且他还叫我相信他是人世间的一个见多识广、生活富裕的人呢！


    甚至到现在我们也没怀疑他在跟我们说谎。他为什么要装出这副可怜相呢，至今还是个谜；我们仍然勉勉强强相信他。我们觉得他明明为了要照应妻子而失望得心都快碎了，因此我们打算再奉送他一镑钱，把这看成我们力所能及的施舍，可他拒绝了。“我从来不向人乞求，”他说，“就我来说，我倒宁愿饿死。玛丽·简同样宁肯饿死也不愿意我四处去低三下四地哀求。看来我们俩最好还是结束生命算了。”这话说得真叫人十分伤感；他把脑袋伏在桌面上，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他劝走。


    “您还是收下这枚金币吧——把它当做一件小礼物好了。”我们说。


    “决不！”他抬头瞧一眼，说道，“决不！”接着又低声哽咽。这次会晤时间拖得很长，于是我们向他提出一个建议，事后我们承认确实提得轻率而鲁莽。那就是我们建议到他家去看望一下他的妻儿。这人尽管为杂志写不出一篇好文章，不过也可能是我们私下乐意接济的一个很合适的对象。而且我们越观察这个人，越喜欢他——尽管他没有什么真本事。“那里破烂不堪。”他说，拒绝我们前去。经过我们之间这段交往，我们觉得他这样反对，真是毫无道理，因此一时怀疑他是在欺骗我们。“现在先别去，”他哭着说，“还不到去的时候。我会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容许我再来拜访一次，好吗？”


    “那您收下这枚金币吧。”我们说，借此想考验他一下。他要是拿了那枚原本可以归他的金币，我们承认就会把他当成一个骗子。他却没拿便走了，叫我们简直摸不清他的真正品质。


    三天过后，他又来了，外表依然如故。戴着那副破烂手套，上衣也没当掉，头上戴的还是原先那顶帽子——仔细一观察就会发现它已经破旧，但是若不较真儿的话，倒还像样儿。脸上也没有困苦的痕迹，此时此刻还带着近乎清新的欢快表情。“这一次我给您带来了一篇准保叫您满意的文章——除非您比阴曹地府的判官还难伺候。”他一边说，一边塞给我们一卷纸。我们立刻打开一看，看看头一页。题目是《英格兰教会——为人民发问》。这篇交到我手中的文章像是前三天急就而成的，可是按内容来说，即使一位善于处理如此重大主题的作者想把它写好，也得花费两个星期的时间。不出我们所料，头一页上的语句就文理不通，荒唐可笑。我们开始生自己的气，居然跟这样一位仁兄打交道，他根本不够格写这类文章，却自命不凡，大笔一挥。我们看稿时，他观察着我们的表情，说道：“我想这一次我投中了吧。”


    读者诸君不必劳神再听我们详述后来发生的情况了。反正前次发生的事又重复了一遍。他纳闷儿啦，争辩啦，抱怨啦，哭鼻子啦，等等等等。他谈起他的妻子和家庭，说得真好像直到这末一时刻都自信会成功似的。接下来他失望得无以复加，我们于是再次建议去看望一下他的夫人。他踌躇良久才给了我们一个霍克斯顿地区的住址，请我们尽可能晚上七点钟以后来。他再次拒绝收下我们给的钱，然后就起身告辞，知道次日晚上我们要去看望他的妻子。“你们十分肯定那篇稿子不能用吗？”他离开时又问了一声，我们做了一个十分肯定的答复。


    次日，我们提前在俱乐部吃完晚饭，就朝莫洛先生给我们的地址走去。这是八月里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走得挺暖和。我们去的那条街是一条体面的小街道，新而干净，但是四周有一种单调的压抑气氛，不过倒没有什么明显叫我们感到十分沮丧的事物。它并不四通八达，仅仅是为了适应收入偏低的体面人居住而在这一带修建起来的。我们当即估计这里的房租大概每周十先令六便士，房客大都是钢琴调音员啦，马车工匠啦，消防人员啦，公共机关的信差啦，等等。这一带尽管一点儿也不脏，却显得阴阴沉沉，色彩暗淡，叫人憋闷。我们走向十四号门牌，见大门敞着就走进通道。“进来吧。”我们那位朋友喊道；我们发现他正坐在前厅小起居室里，两个膝盖上一边坐着一个孩子，另外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年纪约摸十二岁，正坐在室内一个旮旯里补自己的袜子。那间屋子和周围的情景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样样无疑都挺朴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够简陋的，但绝非贫困。孩子们都穿得蛮体面，明明不缺乏营养。莫洛先生本人见到我，两眼闪现我先前发现过的那种幽默的神情，看来这当儿他根本没受到先前不止一次向我们展现的那种极端痛苦的折磨。“请进，先生，妈妈还没从医院回来——还没有呐，”那个小姑娘站起来说，“不过已经七点多了，她也该回来啦。”这一声明使我们感到有点儿诧异。我们确实听说过莫洛太太的情况，她预先住进医院已经挺得计，可她居然还经常每天晚上七点钟回家来，这就叫我们闹不明白了。我们的朋友莫洛又了眼，几乎让我们一时觉得自己成了某种至今给蒙在鼓里的骗局的对象。可是，这人就是那个在杰明大街土耳其浴室里洗澡的家伙，他的两篇稿子如今还在我们手中，而且他曾经哭得泪人儿似的，根本不像开玩笑。“我知道你们会来的。”莫洛先生说，同时把两个孩子放下来，站起来迎接我们。


    “看到你过得这样舒服，我们很高兴。”我们答道。


    “爹过得挺舒服，先生。”小姑娘说。我们端详莫洛先生的脸容，只见他的两眼一眨一眨地闪亮。我们肯定是上了“当”，这可真是一场前所未闻的、精心设计的大骗局。我们与其说后悔给了他那枚金币，倒不如说深感懊恼自己好心周济</a>却受了骗。“妈妈回来了。”小姑娘一边说，一边朝门口奔去。莫洛先生站在室内正中央咧着嘴笑，又抱起那个最小的孩子。他好像一点儿也没有为自己干过的事害臊，甚至这当儿向我们表示的神情，也只是对那个小男孩的宠爱，而不是为自己向我们开了那么一个不光彩的玩笑而感到的悔恨。


    我们一见到莫洛太太就发现莫洛先生分明彻头彻尾撒了谎。不管她哪儿不舒服，有必要去医院，反正不是那种会使她行动不便的害喜病。她是个健壮的女人，精神饱满，四十来岁，脸上流露着既和蔼可亲又事事一丝不苟的神情，这种神态我们常在意志坚强的女人脸上见到，她们不得不把沉重的家务事承担起来。她屈膝行礼，摘下无檐女帽和围巾，把一瓶酒放进橱柜，对我们说：“迈克尔说过你会来，先生，我们当然很高兴见到你——只是给你增添了麻烦，真是抱歉，先生。”


    我们彻底给搞糊涂了，简直不知道怎样客客气气地答礼——简直不知道该不该对她客客气气地答礼。“我们真不大明白怎么会给引到这儿来了。”我们说，至少尽力保持一点儿轻松和善的语调。他仍然搂着那个男孩儿，不过这当儿脸上现出怪有趣儿的神情，看上去他几乎想捧腹大笑似的。“您的丈夫声称他陷入了困境。”我们压低嗓门说。我们出于某种敏感而克制自己，没把莫洛先生特别提到的——最不真实的——那种伤心事讲给这个女人听。


    “唉，真是的，先生，”那个女人说，“请到这边来一下。”随即她就领我们进入后边一间小屋，那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上面堆满纸张的老式写字台。她很快就说明了事实真相。她丈夫其实是个疯子。


    “疯子！”我们惊呼道，同时立刻准备拔腿就跑，以便逃脱可能遇到的极大的风险。


    “别怕，他连一个耗子也不会伤害，”莫洛太太说，“而且看管起孩子来，全伦敦再也找不出一个年轻女人比他更好的了。”我们于是听她讲述实情，觉得她对那人的率直感情是全部话语中的主要特征。她告诉我们她本人是圣·帕特里克医院的护士长，每天早晨八点上班，一直工作到下午六七点，每周挣三十先令，附带中午一顿饭。她说他们夫妻俩完全摆脱了经济上的困难。真格的，因为谈到了钱，她便打开写字台的一个小抽屉，从中取出我们那枚金币，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交还给我们。莫洛本人也是“好人家出身”。她不止一次提到这一点，让我们明白他的家族目前每年津贴他一百镑。她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念过书，后来因为屡犯小小的过失而被迫离校。他很早就热衷于报界；他俩结婚后，他就全靠剪刀和糨糊拼拼凑凑的本事在都柏林养活全家。我们没有细问他的事业历程，如果时间许可的话，莫洛太太肯定会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甚至在他神志正常的那些年月里，他也只是半清醒，用他那支极为多产的笔洋洋洒洒地写出大量稿子议论他周围的世界。“要是我让他有一支蜡烛的话，他就会没完没了地通宵写作。”莫洛太太说。我们便问她干吗还给他蜡烛呢，而且顺便打听一下稿纸的开销。她说稿纸全是由一家莫洛每天都去拜访的报社提供的，究竟是哪家报社她却不愿透露。“论起干活儿，全伦敦再也没有哪个人比他更刻苦了，”莫洛太太说，“他神志不清。他的文章我也不说完美无缺，可有的还是写得很不错，我纳闷儿他们为什么不发表。”这是她所说的唯一一句我们不便苟同的话。“对了，先生，”她说，“您还没看过他写的诗呐！”我们不得不对她说读诗会要了我们的老命。


    这个女人从容自在，一点儿不虚伪，而且乐天知命，这使我们感到高兴。她什么也不抱怨，只想把丈夫那种小小的怪癖解释清楚。我们提到他编造得挺妙的一些谎言，她立刻打断我们的话。“他确实撒谎，”她说，“没错儿，他编造得全都妙极了。可他连一个苍蝇也不会伤害。”我们觉得她分明不但爱她的丈夫，而且景仰他。她指给我们看那些塞满几个抽屉的成堆的稿子；不过那篇议论英格兰教会的文章倒是特地为我们赶写的新作。


    等她讲完，我们便回到他的身前，他冲我们微微一笑。“再见，莫洛。”我们说。“再见，先生。”他答道，还跟我们握握手。我们仔细端详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在土耳其浴室里坐在我们身旁的人。


    他后来没有再麻烦我们，也没有再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不过我们倒时常去看望他，而且发现我们的一些同行也在那样做。我们甚至乐意提供给他稿纸，他如今还在继续使用呐——我们料想，大概是为其他编辑们着想而在孜孜不倦地写稿呢。


    1869年


    * * *


    (1)　引自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麦克白夫人说的一句话。


    (2)　此句摘自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人论》第一书函，第一章，第一节。上下文是：“生活原本可以更丰富些/不只是坐井观天而后死去/让我们畅怀细说人的这种情景吧；/混沌一团！却并非全无章法。”


    (3)　见柏拉图：《会饮篇》和《理想国》。


    (4)　拉丁文：“金钱——金钱；金钱，如果可能，当用正当手段获取，如果不可能——”此句摘自罗马诗人贺拉斯《书札》第一卷，第一章，第六十六节，原文后面尚有一句“便会不择手段去捞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