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无华，抑恶扬善

    ——浅谈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小说


    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位勤奋写作的作家，他每日清晨五点起床，五点半修改前一天写下的文稿，六点开始创作，案头放一钟表，规定每一刻钟必须写出两百字，一直写到九点半，然后去邮政总局上班，即使在出差或旅行途中，他也严格遵守这一写作规定。就这样他一生共写出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再加中、短篇小说、游记、传记等，多达七十余种卷帙浩繁的著作。


    这位作家名叫安东尼·特罗洛普。他当时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同奥斯丁、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等同时代作家齐名，有时在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他们。


    一


    安东尼·特罗洛普一八一五年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父亲性格古怪，业务不振，后又经商不利宣告破产，随后全家七口人就完全依靠母亲弗朗西斯写作赚钱维持生计，据统计她一生共写了四十一部小说和游记。母亲这种坚强勤劳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安东尼，使他后来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多产作家。


    特罗洛普青年时期由于家境贫寒，只能走读上学，时常受到寄宿生富家子弟的歧视凌辱；举家移居到比利时后，他又见到父亲和一兄一妹因贫病交加而相继死去，心中受到很大创伤，这一切使他后来在小说中常寄深切同情于贫苦老百姓。他十九岁进入邮局工作，充当小文书，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后来，他曾被派往英国西南部组织乡镇邮政事务，经常骑马驰骋于六七个郡之间，熟悉了民间风俗习尚，以及乡民和牧师的生活情况；一八五五年他发表的一部以乡镇教区为背景的小说《巴彻斯特养老院》，使他一举成名。自此后，他一边在邮局做一名公仆，一边业余写作，直到五十二岁时才辞去公职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一八八二年，他中风去世，享年六十七</a>岁。


    特罗洛普前期的主要作品是六部一组的“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集中描写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含蓄地揭发教会中人事倾轧和尔虞我诈的黑暗面，同时穿插爱情故事，勾勒出新兴资产阶级虚伪丑恶的面貌。后期主要作品是六部一组的政治或议会小说，又名“巴里赛”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维多利亚王朝风俗习尚和政治舞台上纷纭复杂的情况，并针对当时社会上道德日趋败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腐化现象作出了有力的批判。


    特罗洛普文笔隽永幽默，讽刺犀利，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发展自然流畅，叙述明净。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敏锐，并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而且常在作品中注入高尚的道德教育。他曾说：“一部小说的目的应寓道德教育于趣味之中。”特罗洛普认为小说家的首要职责应是宣讲美德，劝人为善，但他又不主张直接干巴巴地道德说教，而主张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行动和话语令人信服地自然表达出来。


    但是，特罗洛普在他逝世后发表的那部《自传》中，开诚布公地道出了他按日定额写作的情况，并且认为写作同其他诸如鞋匠、家具匠或抬棺人等行当一样都是赚钱糊口为生的职业，从而损伤了他身后的声誉。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机械般写作，只能说是个写书匠，最多也不过是个社会纪实者或摄影师；本世纪初的西方文学史家一般只重视他早期的作品而把他归入次要作家的行列。直到他逝世五十年后，一些英美评论家才开始对他重新加以评价，发表了许多研究专著，他的声誉也随之日益复苏。近三十年来，他的小说再度在西方受到读者的欢迎，安东尼·特罗洛普终被公认为一位十九世纪重要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


    二


    在特罗洛普一生的创作中，中、短篇小说为数也不少，总计约有百万余字，构成他的作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一八六〇年，他四十五岁，已经发表三部“巴赛特郡纪事”小说，并在萨克雷主编的《康希尔》刊物上连载他的长篇小说《弗雷姆利教区》，声誉日隆，许多刊物相继约稿，他于是开始撰写中、短篇小说供他们刊载。


    据今人统计，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小说共有四十五篇，其中一部分收集在他亲自编选的《世界各地故事集》（第一、第二集，1861，1869）、《洛塔·施米特和其他故事》（1867）、《一位编辑的故事》（1870）和《佛罗曼太太为何抬高她的价格和其他故事》（1880）五部集子里。他的短篇篇幅大都限制在十至二十印刷页内，中篇一般约为三四万字，个别的长达八九万字。


    特罗洛普曾经给他的一位想写作的美国朋友凯特·菲尔特提供了一个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要讲些多多少少富有传奇性质的简单情节或故事，但仍应当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首先要这样叙述，即让那些不大喜欢动脑筋的读者在阅读你的作品时能从中寻求到一些优美的乐趣和消遣。等你一旦掌握了讲故事的诀窍后，再试图向更大的目标发展。”(1)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多半简洁而轻松，趣味性浓，可读性强，原因恐怕就在于此，但在结构上，相比之下，就没有亨利·詹姆斯、吉卜林、劳伦斯或乔伊斯那样精雕细琢。毋宁说他更接近于狄更斯和盖斯凯尔夫人，喜欢写些富有趣闻轶事的短小精悍的故事，不过他跟他们一样，在后期创作成熟后也写出了一些气势宏伟或精巧细致的作品，诸如《花狗酒馆》《任性的凯琴姑娘》《马拉凯海岬》等篇，堪称维多利亚时代中、短篇小说中的杰作。即使在他那些较次要的短篇中，读者也可以体会到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这主要表现在他那幽默的自我绘像、他对人性的深沉探讨以及他对创作的独到见解等方面，而这些又往往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中较少见到的。


    在创作上，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和他的长篇迥然有别。他在中、短篇小说中喜欢采取素描淡写的手法刻画人物或描绘场景，幽默讽刺更为犀利，一些引起读者怜悯同情的因素也比较突出，但是通篇也不乏波德莱尔称赞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所具有的那种“统一的格调”和“强烈的效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中、短篇的素材大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的，真实可信，易于让人接受，一八八二年伦敦《旁观者》报曾对此作出极为恰当的评论：“特罗洛普先生的作品一向富有情趣，短篇故事更加趣味盎然，特别是他在这些作品中把矛头指向他在社会上精细观察到的种种贪图私利或由此而身败名裂的花招诡计时，其情节更能引人入胜，这类现象也只有特罗洛普这样的社会微观学家才予以重视发掘。”(2)


    三


    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第一类是关于作家、编辑和写作的故事。特罗洛普身为作家，又主编过三年《圣保罗杂志》，对作家和编辑的生活十分熟悉，对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相当了解。他根据亲身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得心应手地写下不少这方面的作品，例如他在《大亨》中道出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甘苦，在《土耳其浴》和《玛丽·格里斯莱》两篇中描绘了一些一心想挤入作家行列的男男女女的坎坷遭遇，在《花狗酒馆》中刻画了一个落魄自毁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类故事大都穿插着特罗洛普任编辑时的经历和自我写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一位机灵的绅士想方设法跟我搭讪，我闹不清他怎样知道我是一位编辑，接着他又怎样千方百计地迫使我注意他写的小文章；另有一位女士怎样使用一个挺诱人的笔名，又怎样采用同样大胆的作风跟我通讯；我这里称之为玛丽·格里斯莱那类娇小可爱的女人怎样投来稿件，哀求我予以协助……另一个可怜的酒鬼具有丰富的知识，怎样试图自拔而做出最后的挣扎，却在那一过程中自行毁灭，酿成一场可怕的悲剧；最后还有一位软弱可怜的编辑怎样在一名被退了稿的作者的诉讼威胁下差点儿给逼疯了”(3)。


    特罗洛普通过这类故事还表达了他对创作的态度。总的说来，他认为作家应当养成一种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创作应该是一项主动性工作。他反对写作需要等待灵感之说，认为那纯属偷懒的托辞。此外，写作又应忠实地描绘生活，言之有物，而胡乱编造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第二类是爱情和婚姻故事。特罗洛普在《自传》中很少提到自己的婚事，但承认自己的婚姻是美满的。我们从他的小说中可以觉察到他虽然主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却坚信男女应该完全由自己来选择对象，不容任何人插手干预，这样的结合才是理想的婚姻；同时他深信爱情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在《麦肯齐小姐》那部长篇小说中，他说：“一个女人的生活只有在给自己添了一个丈夫之后才算完美。同样，一个男人的生活如果没有给自己添一个妻子也算不上美满。”美国评论家R.C.泰瑞认为特罗洛普的小说多半都“围绕着维多利亚时代这句幸福的格言转”。


    然而，在特罗洛普心目中，婚姻这件事对男人来说意味着要承担一项责任，对女人来说则是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需要审慎行之。因此，他在爱情故事中常把描绘的重点放在女方一边，着重刻画女人的心理状态。他虽然并没有把维护女权当作一种运动来看，却对那些没有机会受教育或生活上无依无靠的姑娘不无怜悯同情之心。他在《巴拿马之行》和《女电报员》两个短篇中就对女人这种苦难困境做出了极为深刻细致的描述和探讨。特罗洛普还曾在《良言》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提倡女人应与男人享有同等就业机会的文章，这在当时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特罗洛普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年轻姑娘的形象，她们多半都在没有长辈的相助或指导下自行安排婚姻大事，诸如埃莉诺·哈定（《巴彻斯特养老院》）、玛丽·索恩（《索恩医生》）、露西·罗伯茨（《弗雷姆利教区》）、卡萝琳·沃丁顿（《伯特伦一家》）、克拉拉·阿麦德鲁茨（《贝尔顿产业》）、艾丽丝瓦瓦苏（《你能原谅她吗？》）、玛丽·洛夫莱斯（《他是波普乔伊吗？》）、阿娅拉和露西·多麦尔（《阿娅拉的天使》）等等。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年轻女主人公也大致如此，特罗洛普愿意让她们完全由自己的高尚品德指导行动，爱情力量作为支柱，凡是出现了冲突或障碍大都来自男方执拗的母辈。西方评论家普遍赞扬特罗洛普擅长描写妇女的心理状态，佩服他在刻画女性心灵这一方面的细致入微的功力，亨利·詹姆斯一八八八年谈到这一点时曾说：


    “特罗洛普专心致志地研究英国姑娘的性格；他掌握了她，并且把她内心所想的全部翻腾出来。他从来没有把她作为无情讽刺的对象……他给予她最严肃、最耐心、最温柔、最丰富的考虑。他显然总是或多或少地热爱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把她描绘得那么真实，使她那样牢固地站稳脚跟，独立自主，真令人赞叹不已。但是，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他若是爱，也是出自父辈之爱……她一向鲜明而自然。她极为恰当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她一向面颊红润，两眼闪烁着感激的光芒。她没有丝毫病态，而且显得温柔、谦和，生气勃勃得讨人喜欢。”(4)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那些姑娘在爱情上的执著（甚至倔强的）感情，诚实和坚贞不屈的品德。与此同时，特罗洛普并不掩饰她们的弱点，既赞颂她们的美德，也暴露她们的缺点。然而，他在塑造这些善良的普通女性时，从未背叛她们而让读者笑话她们的痴情。


    第三类是圣诞故事。特罗洛普在《自传》中说</a>他并不喜欢这类体裁，直到后期应刊物之约才写了几篇，并提出了写这类故事的看法。


    圣诞故事是自维多利亚时代兴起来的，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一八四三年发表后，使它更为广泛流行，此后每逢圣诞季节，各报刊便争相邀请名家撰写。对狄更斯来说，写圣诞故事的目的主要是向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灌输这个节日所教导的仁爱、同情和宽容等美德，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刻画则属次要。他的这类故事近似道德说教的寓言，其中幻想、象征性和柔情成分较多，精灵鬼怪也时而出现。特罗洛普则不赞成把这类故事写得像圣诞树上挂着的儿童玩具那样的装饰品，虽说以圣诞节为背景，要宣讲美德，却仍然应该“有个真实的故事可讲，而不是为了应景而编织个故事”。因此，他的圣诞故事还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内容多半是人间的善与恶的斗争，人物也刻画得比较真实，他们的缺点使人可以理解，美德也是力所能及的。在塑造人物方面，特罗洛普一向在作品中不把好人描写得尽善尽美，坏人勾勒得无可救药；他认为人们各自总有大大小小的欲望，实在的感情，明显的失误和可贵的品德。他的圣诞故事就是在这种令人可信的程度上劝人为善，憎恶社会上的丑恶事物。


    第四类是其他题材的故事，包括旅游见闻和诙谐小品等。较突出的是一些以种种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故事，这些故事揭示了资产阶级生活腐化、道德沦丧等世风日下的丑恶现象，例如长达八万字的著名中篇《佛罗曼太太为何抬高她的价格》显示了特罗洛普洞察到当时欧洲出现的通货膨胀现象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当代著名英国作家W.H.奥登评论这篇名作时说：“在当年所有的小说家当中，最理解金钱作用的当属特罗洛普了，甚至连巴尔扎克若与他相比，都显得太罗曼蒂克了。”


    总之，特罗洛普多种多样的中、短篇小说具有朴实无华的风格和抑恶扬善的涵义，叫读者读起来丝毫也不感到费力，不仅从中获得了融融乐趣，而且会像乔治·艾略特对特罗洛普的作品给予的评价那样，“读者阅读它们等于在吸进清新空气——他们对毫无感伤色彩的善良美德充满信心。那些作品就像令人心旷神怡的公园，人们到那里去娱乐，不管想到与否，都会增进身心健康。”(5)


    四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集中仅选译了特罗洛普七个中、短篇。这些均是他的佳作，其中两篇是有关作家和编辑的故事，其余五篇是爱情和婚姻故事。


    《花狗酒馆》描述一个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为了摆脱绅士阶层的传统束缚而脱离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结果却因婚姻失败，再加上环境所迫，使他不得已而为格调低下的刊物写稿糊口，内心却极端憎恶这项肮脏的工作，以致养成酗酒的恶习。他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企图摆脱困境，却无济于事，最后只有走向自行毁灭的道路，酿成一场令人极为惋惜的悲剧。特罗洛普在这个中篇小说中针对当时英国社会上充塞血腥而猥亵的低级趣味刊物这一现象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严正的谴责。


    《土耳其浴》讲的是一个学识水平有限的人耽迷于写作，几近疯狂的程度；他耍些小花招，想方设法接近编辑，以便投稿刊载，但终因作品质量太差而未能遂愿。全篇对编辑为维护刊物质量和声誉所做的努力以及种种难言的苦衷做了合乎情理而有趣的描述。


    《马拉凯海岬》是特罗洛普的一篇富有民间色彩的名作。他以深厚的同情心描写了社会底层的一些默默无闻的劳动人民。生长在海边的野姑娘玛莉志气高傲，爷爷年高不能再从事劳动，她就勇敢地承担了捞取海草的艰巨任务以维持生计。后来，她虽然怨恨别人抢捞海草，但是当小伙子巴迪尔不慎失足落水时，她却舍身奋力搭救，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心地善良和忠厚正直。她外表上蓬头散发，粗布衣裙，可是精神上却闪烁着多么美而高尚的火花！


    《巴拿马之行》体现了特罗洛普擅长描写妇女心态的特点。无依无靠的女主人公维纳，在那世态炎凉的社会里，被迫出国嫁给一个年老的富翁。特罗洛普以十分同情的笔触，细致地描写了维纳心理上对这种肉体买卖加诸妇女精神上的折磨。这篇小说鲜明地触及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平民知识妇女的处境和出路问题，反映了妇女在社会上远远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


    《鲍什妈妈》写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不幸的遭遇，特罗洛普对那种不近情理的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给予严厉的批评。他把这篇故事的背景选在异国，无非是为了加深他那种对普天下人们的行为大抵相似的看法。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出版商，说明他游历国外所写的一些短篇小说是把重点放在“我所遇到的人们的社会处境……他们的作为、渴望、成功和失败上”，而不着重于旅行的经验和景致的描绘。这篇悲剧性故事虽然写于一八五九年，但在当今一些地方，包括我国在内，似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女电报员》是特罗洛普唯一一篇描写英国女职工生活的作品。年轻女电报员露西为人正派，勤劳憨厚，依靠微薄的工资自食其力地生活；在同伴患病后，尽管自己的生活已经相当艰苦，她仍然节衣缩食，慷慨资助，充分表现了阶级友爱的情谊。她憎恶年轻女人轻浮挑逗的举止，反对女子修饰打扮以博取异性的垂青，最后她终以纯朴的外表和善良的心灵赢得了美满的婚姻。这篇感人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英国女职工艰苦的职业生涯，无怪乎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从特罗洛普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社会上种种真实情况的写照。


    《任性的凯琴姑娘》是特罗洛普的一篇著名中篇小说，全篇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故事围绕着奥地利山区的一个任性的姑娘的婚姻大事展开，她要么嫁给一个阔绰而年老的旅店老板，要么同年轻英俊的穷马车夫结为伴侣；她通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非凡的行动，理智压倒了任性，终于作出重大的抉择。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篇的写作方式在当今英国已经近乎绝迹，而在十九世纪则为司各特、斯蒂文生、康拉德、亨利·詹姆斯等名家经常采用。特罗洛普这个四万字的中篇近似长篇小说的布局，共分十章，结构严谨，叙述明净，在创作上似仍具有值得借鉴之处。


    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作品至今在我国介绍得不多，希望这七个中、短篇能使读者对这位名家有所了解，从而进一步对他的作品产生兴趣。


    梅绍武


    1988年12月


    * * *


    (1)　见布拉德福德·艾伦·布思编：《安东尼·特罗洛普书信集》，牛津大学</a>出版社，1951年，第218页。


    (2)　见《旁观者》报1882年4月1日副刊，对《佛罗曼太太为何抬高她的价格和其他故事》一书的评论文章。


    (3)　见特罗洛普《自传》，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229—230页。


    (4)　转引自约翰·霍尔编：《特罗洛普评论集》，美国巴纳斯与诺伯出版社，1981年，第16页。


    (5)　见高登</a>·怀特编，《乔治·艾略特书信集》，耶鲁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4卷，第1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