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我一直都很好奇。”看着小法院的长凳上挤满了看热闹的民众，本·卡利说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周一早上无事可做，跑来看热闹。但我也必须得承认，他们这些人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的看法。你注意到那个开运动服饰店的女人没有？就后排那一个，戴着一顶跟她紫红色妆容或头发不搭配的黄色帽子。如果她把店交给那个叫格芙蕾的小女孩看管的话，今晚一定会发现店里的零钱少了。那女孩十五岁的时候，我就接过她的案子，帮她逃脱罪名。她自打学会走路后就开始偷钱，一直到现在仍然还在偷。不能让任何一个女人独自看管收银台，相信我。还有那个叫安妮·博林的女人。这是我头一回在法院看到她，不知道她怎么能逃避这么久才来。她姐姐一直在为她支付账单，没人知道她把钱真正花在哪儿了。或许是有人在勒索她吧，只是不知道是谁。我觉得有可能是白鹿酒馆的亚瑟·沃利斯。他每周要支付三种不同的账单，而且还有新的账单出来，这仅靠一份酒馆侍者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


    罗伯特任由卡利在那唠叨，其实他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只是很清楚，今天来法院的观众，不是平常出现在周一早上消磨时间的游手好闲之人。经由神秘的米尔福德镇的传播渠道，消息已经四处传开了，他们是过来看夏普母女受审的。通常法院枯燥乏味的氛围是那些穿着女人服饰的同性恋制造的，他们喋喋不休的闲谈让人昏昏欲睡。


    他看到一张面孔，一张本该是怀有敌意的面孔，现在却奇怪地充满了友善，是韦恩太太，他上次见她还是在艾尔斯伯里的梅多赛德巷，她当时就站在自己可爱的小花园里。他无法把韦恩太太想象成一个敌人。他喜欢她、尊敬她，也因终将揭露的真相而提前为她感到抱歉。他想过去向她问好，但是现在棋局已经摆开，他们却分属不同颜色的棋子。


    格兰特到现在还没出现，但哈勒姆已经到了，正在跟一位警官说话，就是流氓打砸闹事那晚去过法兰柴思的那位警官。


    “你的侦探调查得怎么样了？”卡利在他喋喋不休的评论中停下来问道。


    “还算顺利，但现在的问题太复杂了。”罗伯特说，“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一个小丫头对抗整个世界。”本嘲笑道，“我正期待亲眼瞧瞧这个粗俗的丫头。我猜，在收到那么多拥护者的来信、结婚的请求以及被比作圣女伯纳黛特之后，她一定觉得乡下的警察法庭这个竞技场太小了，她有被邀请过登上舞台吗？”


    “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我想她母亲会阻止这些发生的。那边穿棕色套装的女人就是她母亲，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女人，但真的无法想象她怎么会有那样一个女儿，像——哦，她是被收养的，不是吗？真是个可怕的警告。我一直都很惊奇，人们对住同一屋檐下的人是多么不了解啊。哈姆格林的一位妇人有个女儿，据那母亲所说，女儿从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但有一天女儿一气之下离开家再也没回去，惊慌发狂的母亲号哭着去警察局报案；后来警察发现，那个看起来从未离开过母亲一个晚上的女孩已为人妻，而且还有一个孩子，她只不过是接回孩子去跟丈夫生活。如果你不相信本·卡利，可以去查看警方的笔录。嗯，还有，如果你对你的那个侦探不满意的话，就告诉我一声，我会给你介绍个非常不错的侦探，并把他的地址给你。轮到我们的案子了。”


    他遵从法官的指示站起来，同时还在继续着自己的独角戏，滔滔不绝地谈论法官的脸色、大概的情绪以及昨天可能审理的案件。


    法院依次受理了三个常规案件，那些惯犯老手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预料之中的法庭程序，罗伯特却内心隐约期待有人说一句：“等一等，可不可以啊？”


    接着他看到格兰特悄悄进来，坐在记者席后面的观众席的一个座位上，他知道时间到了。


    喊到她们的名字后，她们一起走了进来，在那个可恶的小长凳上坐下，而她们的神情就像是在教堂就座一样自然。在他看来，真的就像是那样：那平静的表情、敏锐观察的眼睛以及等待表演开始的态度。但是他忽然想到，如果琳姨此时此刻坐在夏普老太太的位子上，他会是什么感觉。他第一次完全体会到，玛丽恩是如何不得不忍受这种让她母亲受尽折磨的场面。即使巡回法庭宣判她们无罪，又有什么能补偿她们曾经忍受的种种呢？要让贝蒂·凯恩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才算是罪有应得？


    保守的罗伯特相信因果报应。他可能不会完全认同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古代领袖——译者注）的看法——并不总是能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他绝对同意吉尔伯特的说法：量罪判刑。他当然也不相信只要向牧师忏悔并保证改过自新，就能让罪犯变成值得尊重的公民。“真正的罪犯，”他记起某天晚上，凯文对刑事改革长篇大论之后说的话，“有两个亘古不变的特质，也正是这两个特质让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那就是极度的爱慕虚荣和绝对的自私。二者不可分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们的皮肤肌理之中。你也许会说这就像‘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那样荒谬。”


    “但是，”有人提出反对，“也有一些爱慕虚荣和绝对自私的人并不是罪犯。”


    “那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把银行当成牺牲品，”凯文指出，“多少书籍史料都尝试给罪犯下定义，但其实它的定义非常简单。罪犯就是将个人直接需求的满足当作行为动机的人。你无法纠正他的利己主义，但你可以让他认识到放纵于利己主义的后果是不值得的，或者一点儿都不值得。”


    罗伯特记得，凯文关于监狱改革的想法，就是将罪犯放逐到一个刑事罪犯殖民地——一个孤岛社区，在那里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凯文认为，这不是为了让囚犯受益而进行的改革，这会让看守有更好的生活，让这个拥挤的小岛，有更多的空间为善良的公民建房子和花园；更何况，大多数罪犯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就是辛苦劳动，所以这会比现行刑罚更具威慑力，在凯文看来，现行刑罚并不比三流公共学校的惩罚性好到哪里去。


    看着被告席上的那两人，罗伯特想到在“糟糕的旧时代”，只有犯罪的人才会戴上枷锁示众。而如今，却是将未经审判的人押来示众，而真正的罪犯却直接隐藏到安全的阴影区。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夏普老太太戴着一顶黑色缎面平顶帽——就是《早间话题》报道她们事件的那天早上，她出现在他办公室时戴的那顶帽子——看上去深具学术气质、令人尊敬，但总感觉有些奇怪。玛丽恩也戴着一顶帽子——他猜想，那并不是出于尊重法庭，而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遭受那些公众注视的目光。那是一顶短檐乡村毛毡帽，其传统的款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她平日自行其是的气质，将她黑色的头发隐藏了起来，在那双明亮的眼睛上投下一圈阴影，她看上去就跟平日在户外暴晒的女人一样黝黑。尽管罗伯特很喜欢她那乌黑的头发和明亮的双眼，但他认为今天她应该看上去尽可能的“普通”，这对她们来说是件好事，那些充满敌意的家伙可能会因此减轻对她们的折磨。


    接着，他看到了贝蒂·凯恩。


    记者席上一片骚动，罗伯特知道她出庭了。通常记者席上只是常驻两个无聊的报道实习生：一个来自《米尔福德广告人》（每周五发行一次），另一个联合代表了《诺顿快报》（每周二和周五发行）与《拉伯洛时报》以及支持这些报刊的其他人。然而，今天的记者席却坐满了人，而且并非是一些年轻无聊的面孔，这些人早已蓄势待发，随时准备享受这场法庭盛宴。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为贝蒂·凯恩而来。


    从上次看到她身穿深蓝色校服站在法兰柴思的起居室之后，罗伯特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而现在他又再一次为她的青春年少和单纯无辜感到惊讶。自从第一次看到她，接下来的几周里她在他脑海中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把她视为堕落邪恶的东西，并认为是她造谣惑众将两个无辜的人送上被告席。而此时此刻，再次亲眼看到贝蒂·凯恩本人，罗伯特很是疑惑不解。他知道这个女孩跟他脑海中的怪物是同一个人，但同时又很难相信。而如果他——自认为现在非常清楚贝蒂·凯恩的真实面目——在当面看到她时，都会有那样的反应，那么等到案件受理时，她这副小女孩般单纯的魅力对那些善良的人们以及事情的真相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她今天穿的是便装，不是校服。一套云彩蓝的休闲装，让人联想到乡间田野的蓝色勿忘我小花、森林深处的袅袅炊烟、明丽素雅的风信子以及远方美好的夏日，那是小心计划过可以迷惑清醒冷静之人判断力的一身装扮。她那顶款式清纯简单又显示家教良好的帽子微微向后戴着，露出迷人的双眉以及那双相距很远的大眼睛。甚至都没有细想，罗伯特就认为韦恩太太没有蓄意为今天的场合给她设计这身装扮，但又恨恨地意识到，如果她整夜不睡来设计今天的着装，恐怕会有更好的效果。


    念到她的名字后，她走向证人席，罗伯特偷偷瞥了一眼可以清楚看到她的那些人的表情。只有本·卡利是唯一一个例外——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就像参观博物馆展览一样——而其他人都是同一种表情：一种深切的怜悯之情。他发现，那些妇女并没那么容易任由摆布。那些已为人母的，显然是怜悯她的年幼和无助，而那些稍年轻的，仅仅是过来看热闹，除了好奇之外也没什么情感。


    “我——不——相——信！”她宣誓的时候，本压低声音说道，“你是说那个孩子失踪了一个月？我不相信除了书本之外她还碰过什么？”


    “我会带证人来证明的。”罗伯特喃喃自语，甚至连卡利这样老于世故、愤世嫉俗之人也被迷惑了，罗伯特很是气恼。


    “你可以找来十个无可指责的证人，但仍然没有一个陪审员会相信，而最终作出评判的是陪审团呀，我的朋友。”


    没错，哪个陪审团会相信她有错啊！


    看着她讲述自己的故事，罗伯特想起艾伯特对她的评价：“家教良好的女孩。”没有人会把她当作成熟女人看待，但事实上她曾用冷静娴熟的手法吸引她选定的男人。


    她嗓音很美，充满青春活力，温柔清脆，口音纯正，又无任何矫揉造作之感。她就像模范证人般讲述自己的故事，明确解释所讲述的每一点内容，亦没有任何多余的陈述</a>。那些记者也都被她吸引，频频从速记簿上抬起头来看她，法官显然也是对她偏爱有加（祈祷上帝派些更坚定的人到巡回法庭吧）。警察们也都微微流露出怜悯的神情。整个法院都屏气凝神，没有任何动静。


    没有一个女演员受到过如此捧场的接待。


    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看出，她相当冷静，而且看上去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引起的效果。她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强调某一点，或是明显提出某个信息。罗伯特自己倒是怀疑这种轻描淡写是她蓄意的，而她也十分清楚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事实上，你缝补床单了吗？”


    “那晚我被鞭打得手指僵硬，但后来还是缝补了。”


    她说这一句的时候就像是在说“我当时正忙着玩桥牌”那样自然，这给她的故事增添了相当分量的真实性。


    在她的自我辩护中也察觉不到胜利喜悦之感的任何迹象。她说了关于关押地点的这个那个，而且她所说的这个和那个都已经证实确实如此。但对于这一事实，她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快感。被问到能否辨认出被告席上的两位妇人以及她们是否就是关押殴打她的女人的时候，她静静地严肃地看了她们片刻，然后说她能确认就是她们。


    “您要质询吗，布莱尔先生？”


    “不，法官先生。我没有问题。”


    这引起整个法庭内一阵惊讶和失望的轻微骚动，他们都等着看好戏呢。但原告也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一行为，那么这自然意味着案子将移交另一法庭受理。


    哈勒姆已完成了他的陈述，在那女孩之后，紧接着是佐证证人出庭。


    看到女孩被一辆汽车接走的证人，是一个叫派珀的邮局分类员。他在拉伯洛和伦敦之间线路上的一辆邮车上工作，回程途中，他在曼舍尔车站下了车，因为他家就在附近。他当时正沿着穿过曼舍尔的那条笔直的伦敦路走着，然后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巴士站牌等候去伦敦的巴士。尽管他们之间仍有一段距离，但他还是注意到了那女孩，因为一辆伦敦巴士半分钟之前从他身旁经过，那时他还看不到公交站牌；而后来看到她在站牌那里等车，便知道她一定是错过了刚刚那班车。他继续朝她的方向走去，但离她仍有不少距离，这时一辆汽车从他身旁疾驰而过。他甚至都没有朝那汽车看一眼，因为他当时把关注重点都放在了那女孩身上，考虑着经过她的时候，要不要停下来告诉她那辆去伦敦的巴士已经开走了。接着他看到那辆汽车在女孩身旁慢了下来，女孩弯下身跟车里的人说话，然后就自己坐上车被带走了。


    那个时候，他已到了足以看清那辆汽车的距离，但还不足以看到车牌号。反正他也没想过看车牌号，只是很高兴看到女孩那么快就能搭上便车。


    他无法宣誓指证那天看到的女孩就是现在眼前的这位，但他自己心里是很确定的。她穿了一件素色的外套，戴了一顶帽子——他认为是灰色的——还穿了一双黑色拖鞋。


    拖鞋？


    嗯，就是脚背上没有皮带的那种鞋子。


    船鞋。


    嗯，是船鞋，但他把它们叫作拖鞋（而且还语气明确地表示，要继续称之为拖鞋）。


    “您要质询吗，布莱尔先生？”


    “不，谢谢，法官先生。”


    接下来是萝丝·格琳出庭。


    罗伯特首先注意到的是她那庸俗不堪的牙齿，让他想起愚笨的牙医给人装的一副假牙。毫无疑问，从未有谁、也永远不会有谁换掉乳牙后的自然牙齿，像萝丝·格琳的那般粗俗不雅。


    看上去法官似乎也不喜欢她的牙齿，于是萝丝很快就不再咧着嘴笑了。但是她的证词相当具有杀伤力。她曾习惯性地每周一去法兰柴思帮忙打扫卫生。在四月的一个周一，她像往常一样在那里工作，晚上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听到楼上什么地方传来了尖叫声。她想可能是夏普太太或小姐出了什么事，便跑到楼梯拐角往上看。尖叫声似乎是从远处传来的，像是阁楼那里。她正打算爬上楼梯，但夏普太太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问她要做什么。她说她听到有人在楼上尖叫。夏普太太说她那是胡说八道，说她出现了幻觉，还质问她是不是该回家了。那时尖叫声停止了，而夏普太太说话的时候，夏普小姐走下楼来。她们走进起居室，夏普太太似乎说了一些什么“应当多加小心”的话。她当时吓坏了，也不太清楚为什么，然后跑到厨房，抓起总是给她留在壁炉架上的工钱，就从那栋房子飞奔了出去。那天是四月十五号。她记得那天的日期，因为她决定下周一再回去那里的时候，就提前一星期告知夏普母女她要辞工的消息，事实上她也那样做了，自从四月二十九号的那个周一，她就不再为夏普母女帮忙了。


    罗伯特窃喜，显然她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糟糕的印象。她那种对戏剧性渲染陈词的明显偏好，那种添枝加叶的得意忘形，显露无遗的恶毒，以及那让人生厌的着装。不幸的是，这跟在她之前站上证人席的那个克制、理智而高品位的女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观众的表情看来，他们把她归类为邋遢、放纵的女人，没人会相信她说的话。


    但那并没有对她宣誓陈述的证据效力有任何影响。罗伯特任由她继续，同时考虑有没有办法将偷表那件事情加之于罪。她是个乡下丫头，不懂得典当行的操作，所以她不可能为了卖钱而偷那块表，她一定是留为己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想办法判定她犯有偷窃罪，而让她的证词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在她之后出庭的是她的朋友格拉迪斯·瑞斯。不像她朋友那样丰满，格拉迪斯很是矮小、苍白而且瘦弱。她害怕极了，坐立不安，支支吾吾地宣了誓。她土腔口音特别重，甚至连法官都很难听懂她的证词，检方有好几次都需要把她粗野的字眼翻译成更接近通用语的话语。但是她的证词还是条理清晰的。四月十五号，周一的晚上，她和朋友萝丝·格琳一起散步。不，不是去特别的某个地方，只是晚饭后随便走走。在伍德高地小树林走了一圈又回来。萝丝·格琳告诉她，说她觉得法兰柴思很可怕，因为她听到楼上房间传来尖叫声，而那里是不应该有人的。她，格拉迪斯，知道萝丝告诉她的那一天就是十五号周一，因为萝丝说过她下周再过去的时候打算辞工。而她确实辞了工，从二十九号的那个周一之后再也没去夏普家帮忙。


    “我想知道亲爱的萝丝抓住了她什么把柄。”她离开证人席后，卡利说道。


    “是什么让你认为她有把柄？”


    “人们不会为了友谊而出庭做伪证的，甚至像格拉迪斯·瑞斯这样的乡下白痴也不会这样做的。这个可怜的愚蠢的小老鼠吓坏了，她绝对不会自愿过来。不会的，那个‘油画式石版画’一定有什么把柄。如果你毫无头绪的话，或许这值得一查。”


    “你可知道你的手表编号？”罗伯特在开车送她们回去法兰柴思的路上问玛丽恩，“就是萝丝·格琳偷走的那只表。”


    “我甚至都不知道那表还有编号。”玛丽恩说。


    “名牌手表都有。”


    “哦，我的也是名牌手表，但是我不知道它的编号。那只表很特别，有着淡蓝色珐琅表面和金色的时间数字。”


    “罗马数字？”


    “是的，你为什么问这个？即使找回了它，我也无法忍受在那个小丫头之后再戴上那只表。”


    “我并没有特别想要找回它，我只想证明那表是她偷走的。”


    “那倒挺好。”


    “顺便告诉你们，本·卡利把她叫作‘油画式石版画’。”


    “太好笑了。刚才她就是那个样子。他就是刚开始你想把我们的案件推给他的那个人，是吗？”


    “就是他。”


    “我真庆幸当时拒绝了把案件推给他人。”


    “我希望案子结束后，你依然还能如此高兴。”罗伯特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我们还没感谢你当我们的保释担保人呢。”坐在后面的夏普老太太说。


    “如果我们开始向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道谢的话，”玛丽恩说，“那会说也说不尽的。”


    他想，除了让凯文·麦克德莫特站在她们这边——而那仅是出于友谊的缘故——他还为她们做了什么呢？差不多两个多星期之后，就要出席诺顿审判法庭接受审讯，她们却没有任何的辩护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