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

    我想，我大概脑袋一碰上枕头就睡着了——就像迷迷糊糊地沉进一股黑黝黝的深沉的潮水，沉啊，沉啊，一直深深地沉入平时永远无法探到的自我解脱的底层。然后，过了很久，才开始做了个梦。这个梦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头的。我只记得，我又站在一个房间里，我想，是康多尔的候诊室吧，突然间又开始传来这可怕的声音，几天来这木头的声音一直在我太阳穴里直敲，这阵有节奏的拐杖的声音，这可怕的笃、笃、笃、笃声。起先这声音很远，仿佛是从大街上传来，然后近了一些，笃、笃、驾、笃，现在已经很近了，而且来势很猛，笃、笃、笃、笃，最后近得可怕，就打在门上，我从梦中怵然惊醒，直跳起来。


    我睁着眼睛直愣愣地凝视黑洞洞的陌生房间。可是又响起了笃、笃的声音，硬邦邦的指关节猛敲房门。不，我不是在做梦，有人在敲门。有人在外面敲我的房门。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急忙打开房门。门外站着值夜班的门房。


    “少尉先生，请您接电话。”


    我直瞪着他。我？接电话？……我这是在哪儿呢？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原来是这样……我是在……啊，对了，我是在斯察斯劳。不过我在这里可是一个人也不认识啊，谁会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呢？——胡闹！现在大概起码是午夜时分了吧。可是门房在催我：“请您快点，少尉先生，维也纳来的长途电话，名字我没听清楚。”


    我顿时睡意全消。维也纳来的！这只能是康多尔。他肯定是要给我消息：艾迪特已经原谅我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对门房嚷道：


    “快下楼去，说我马上就来。”


    门房走了，我急急忙忙披上件大衣，里面只穿件衬衫，跟着他就跑。电话装在楼下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门房已经把听筒搁在耳边。我急躁不耐地把他推开，尽管他说：“线路断了。”我使劲地听着听筒。


    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从远处传来一阵轻微的嘶儿……嘶儿……的声音，就像铁蚊子的翅膀在轻轻搏动。“喂，喂。”我喊了两声，等着，等着。没有回答。只有这种揶揄人的、毫无意义的呜呜声。我觉得浑身发冷，是因为我除了披在身上的大衣之外什么也没穿还是因为陡然心里害怕使我发冷的？说不定事情到底还是败露了，或者说不定……我等着，侧耳细听，热乎乎的橡皮圈紧紧地贴在耳朵上。终于传来克尔克斯……克尔克斯……的声音，接线的开关一响，听见电话员小姐的声音：


    “您的线路接通了吗？”


    “没有。”


    “可是刚才接过来了，维也纳来的电话！……请等一会儿。我马上查一查。”


    又是克尔克斯……克尔克斯……的声音。电话机里在接线，嚓拉嚓拉、壳落壳落、咕噜咕噜直响。然后是飒飒的风声，呼呼的颤抖声，接着，又传来电线发出的轻微的嘶儿……嘶儿……呜……呜……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忽然间响起一个生硬粗犷的男低声的嗓音：


    “这里是布拉格要塞司令部。你是陆军部吗？”


    “不是，不是，”我拼命地对听筒直嚷。那声音又含糊不清地大声嚷嚷了几句什么，然后突然消失，消失在虚无之中。于是又只听见那愚蠢的呜呜声和颤动声，接着又是从远方传来一片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说话声。终于又听见电话员小姐的声音：


    “对不起，我刚才查了一下。线路断了。因为有个紧急的公务电话。等对方再打过来，我马上给您信号。现在请您把话筒挂上。”


    我把话筒挂上，精疲力竭，满心失望，一肚子火。远方传来的声音明明已经拉到身边，却没有能拽住，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我仿佛过于急速地爬上了一座雄伟无比的高山，心口怦怦直跳。这是怎么回事？打电话来的只可能是康多尔。可是他怎么现在夜里十二点半打电话给我呢？


    门房客客气气地走过来对我说：“少尉先生，您完全可以到楼上房里去等。一有电话，我马上跑上楼去。”


    可是我拒绝了。我不愿意再错过一次电话。我一分钟也不愿浪费。我必须知道出什么事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多少里路之外已经出事了。打电话来的只可能是康多尔和乡下那一家子。只有康多尔才可能把我旅馆的地址告诉他们。反正准是要紧的事情，紧急的事情，要不然不会半夜三更把我从床上叫起来的。我全身的神经都在颤抖：人家需要我，迫切地需要我！有人有什么事求我。有人有些举足轻重的话要对我说，事关生死存亡。不，我不能走，我必须留在我的岗位上。一分钟也不能错过。


    于是我就坐在门房给我端来的那张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他满脸不胜惊讶的神情，我等着，两条赤裸裸的腿藏在大衣底下，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瞪着电话机。我等了一刻钟，半小时，因为焦躁不耐，说不定也因为冷而浑身哆嗦。可是同时又一而再地用衬衫的袖子擦拭额头上突然冒出来的汗水。终于响起了丁零零的铃声。我冲过去抓起听筒，现在，现在我可要知道全部情况了！


    然而，这是个愚蠢的误会，门房马上就让我注意到了这点。刚才响的不是电话铃，而是外面的门铃。门房赶快给一对晚归的情侣开了大门。一位骑兵上尉带着一个姑娘踩得刺马针叮当乱响地走进敞开的大门，从门房走过时向我投来惊诧的一瞥，显然把我看成怪人。我身上披着一件军官的大衣，露着脖子，光着两条腿，直瞪着他。他向我匆匆打个招呼就和他的女伴一同消失在半明半暗的楼梯里。


    现在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摇动电话机的曲柄，问女电话员：“电话还没有打过来吗？”


    “哪儿的电话？”


    “维也纳的……我想是从维也纳打来的……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前。”


    “我马上再问一次。请等一会儿。”


    这一会儿可是拖了很长。终于信号来了。但是电话员小姐只是宽慰一番。


    “我刚才已经向那边问了一下：还没有回音。请再等几分钟，我马上就叫您。”


    等！再等几分钟！几分钟！几分钟！—— 一秒钟之内一个人就可以死去，一个命运就可以决定，一个世界就可以沉沦</a>！为什么让我等，为什么让我等那么长时间？真不像话！这简直是让人受刑，简直是发疯！时钟已经指着一点半。我已经在这儿傻坐了一个钟头，浑身哆嗦，挨冻受冷，一个劲地等着。


    终于，终于又响起了电话铃声。我全神贯注地静心听着，可是女电话员只是通知一声：“我刚得到回音。对方已经把长途电话退了。”


    退了？这是什么意思？退了？“请等一等，小姐。”可是她已经挂上了。


    退了？为什么退了？他们为什么在半夜十二点半打电话给我，然后又把电话退了？准是出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是非知道不可的事情。我没法穿透这遥远的距离、悠长的时间，可怕，真叫人不寒而栗！我要不要反过来给康多尔打个电话呢？别打，现在是深夜，别再给他打了！要不然他太太会心惊肉跳的。大概他也嫌时间太晚了，宁可明天一早再打电话来。


    这一夜，我简直无法形容。一幅幅杂乱无章的图像在我眼前急速闪过，一个个荒谬绝伦的念头从我脑海里掠过，我自己既疲惫不堪，又分外清醒，总是全部神经都紧张地等待着，谛听着楼梯上、走廊里传来的每一个脚步声，大街上传来的每一阵丁零当啷的声音，每一个动静，每一个声息，同时又累得摇摇晃晃，真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然后终于被瞌睡压倒，睡得太沉，时间太长，简直像死了一样不知终始，犹如一片虚无，深邃无底。


    等我一觉醒来，已是晴日临窗。一看表：十点半。我的天，我得马上去报到，这可是上校的命令！我还来不及开始思考个人的事，部队的事、公事又在我心里自动地发生作用了。我披上制服，穿戴整齐，急步跑下楼梯。门房想拦住我。不行——别的事情一律回头再说！首先去报到，这是我以人格担保，答应上校的。


    我按照规定，身上系着武装带，走进办公室。可是屋里只坐着一个小个子红头发的军曹，他看见我进来，吓了一跳，抬起眼睛望我。


    “少尉先生，请您遵命快下楼去吧。中校先生明确命令，整个驻地全体官兵必须在十一点整到齐。请您赶快下去吧。”


    我飞快地跑下楼梯。果然，我们大家——整个驻地的全体官兵——都已经在院子里集合。我刚好来得及走到随军神父的旁边，师长已经出来。他的步子迈得出奇的缓慢庄严。他打开一张纸，开始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声音传得很远：


    “一件可怕的犯罪行为业已铸成，奥匈帝国和整个文明世界对此深恶痛绝。”——（我惊慌失措地想道，什么犯罪行为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哆嗦起来，就仿佛是我犯了这个罪似的。）——“卑鄙地谋杀了……”（什么谋杀？）“我们衷心爱戴的皇储殿下，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及大公夫人。”——（什么？有人谋杀了皇储？什么时候？对了，在布律恩不是有那么多人站在布告前面吗——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使我们尊贵的皇室陷入深沉的悲哀和惊愕之中。但是奥匈帝国的军队首先……”


    下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犯罪”和“谋杀”这几个字像铁锤似的砸在我的心上。倘若我自己就是那个凶手，我也不会吓得更加厉害。一件犯罪行为，一次谋杀——这不是康多尔说的吗。猛然间，这位身穿蓝色军装，胸前缀着勋章，头戴羽毛头盔的人在那里放大嗓门、喋喋不休地嚷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了。我一下子想起了昨天夜里打来的电话。为什么康多尔早上不给我消息？莫非临了真的出了什么事了？我利用宣读命令后全场混乱的局面，没向中校报到就赶快跑回旅馆，说不定在这段时间里又来了个电话。


    门房递给我一份电报。他告诉我，这份电报今天一早就寄来了，可是因为我急急忙忙地从他身边冲了过去，他没能把电报交给我。我一下撕开电报的封套。一眼看去，不明白电报里写的什么。连个签名也没有！一份完全莫名其妙的电文！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邮局的通知，我自己在下午三点五十八分从布律恩发出的电报无法投递。


    无法投递？我直瞪着这几个字。给艾迪特·封·开克斯法尔伐的一份电报会无法投递？在那里这么一个小地方可是每个人都认识她的呀。现在我再也承受不了内心的紧张情绪。我立刻叫门房给我向维也纳挂个电话，找康多尔大夫。“是急事吗？”门房问道。“是的，急事。”


    二十分钟以后电话接通了——不祥的奇迹！——康多尔居然在家，立刻自己来接电话。三分钟之内我就知道了一切——打长途电话可没有多少时间让你把话说得委婉动听。鬼使神差，阴差阳错把一切全都毁了，那不幸的姑娘对我的悔恨，对我内心真诚的决心一点也不知道。上校想掩饰这件事情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全都是白费力气。费伦茨和伙伴们从咖啡馆出来，没有回家，又进了一家酒店。不幸的是，他们在那儿遇见药剂师正好和许多人在一起。费伦茨这个好心的笨蛋纯粹出于对我的友爱，马上就向药剂师发起猛烈攻击。他当着众人的面责问药剂师，怪罪他对我散布了这样卑鄙无耻的谎言。这可是耸人听闻极为轰动的大丑闻，第二天就传遍了全城。因为药剂师感到自己的名誉深受伤害，一大清早就跑到军营去强迫我为他作证，听到我已经不见了这个消息，觉得里面有鬼，就驱车到城外去找开克斯法尔伐一家。到了那里，他就在老人的办公室里向他大吵大闹，吼得窗玻璃都震得叮当直响。他说，开克斯法尔伐家的人用那个“愚蠢的电话”耍弄了他，他作为世世代代居住本地的市民不能让这帮放肆的军官对他这样无礼。他已经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胆怯地溜之大吉，别说这不过是开个玩笑，他不会受骗上当的，这后面掩盖着我的极端卑劣的无赖行为——即使官司一直得打到部里去，他也要把这事搞个水落石出，绝不允许这帮小流氓在公开的酒店里辱骂自己。


    开克斯法尔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使这暴跳如雷的药剂师消了气，把他送走。惊慌之中，他只希望，艾迪特一点也没听见药剂师的那些粗鲁不堪的猜疑。然而不幸的是，办公室的窗户洞开，这些话越过天井清晰可闻地一直传入客厅的窗口，而艾迪特就坐在那里。大概她当时立刻就下定了计划已久的决心。可她还是善于作假，她再一次叫人把新衣服拿来给她看，和伊罗娜一起扬声大笑，对父亲态度亲切，七问八问，问了好多琐碎的小事，什么这个、那个有没有准备好，装进箱子。可是暗地里，她悄悄地委托约瑟夫给军营里打个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留下句话。军营里值勤的传令兵如实地告诉他，我是因公调离，时间未定，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什么消息。这番话起了决定作用。她为心灵的焦灼所折磨，一天也不愿等，一小时也不愿等。我使她极端失望，使她受到致命的打击，她再也不愿继续信任我，我的软弱竟不幸地使她坚强起来。


    吃完饭她叫人把她送到露台上去，伊罗娜似乎有一种朦胧的预感，对她这种异乎寻常的欢快情绪惴惴不安。她一步也不离她的左右。可是到四点半——正好是我平时到她们家里来的时间，也正好是我的电报和康多尔几乎同时到达的一刻钟之前，艾迪特请求她那忠心耿耿的表姐去给她取一本书。不幸的是，伊罗娜接受了这个表面看来毫无杂念的请求。这个焦躁不耐的姑娘，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就利用这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实践了她的决心——就像她在这个露台上向我预言的那样，就像我在噩梦</a>中看见的那样，她干了那件可怕的事情。


    康多尔发现她还活着。不可理解的是，她那轻柔的身躯并没有显出什么重大的外伤，他们用一辆救护车把这失去知觉的姑娘送到维也纳去。直到深夜，大夫们还希望能把她救活过来，所以康多尔在晚上八点从疗养院给我挂了个加急电话。可是六月二十九日那一夜，恰好是皇储遇害的那一夜，帝国各个官厅都骚动不宁，所有的电话线都被民政部门和军事部门占用，公事电话接连不断。康多尔白白等了四个钟头，线路一直不通。一直到午夜以后，大夫们一致诊断，不复存在希望，他才把电话退了。半小时以后，她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