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市政厅广场被寒冰一样皎洁清冷的月光照得雪亮，鬼气森森，铺路石块的每一道边都照得轮廓分明，屋子的每一道线都可以延伸上去，直到屋顶和屋脊。我自己的内心也像冰块一样清晰明澈。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一瞬间思考问题这样的头脑清楚，仿佛万里晴空，云翳全无。我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情，知道现在该做什么才是我的本分。我在晚上十点钟订了婚，三小时以后又怯懦地否认了这个婚约。当着七个证人的面，我们团里的一名骑兵上尉，两名中尉，一名团部军医，两名少尉和一名见习士官，我手指上戴着订婚戒指，还让人家因为我撒的卑鄙的谎言而赞扬我。我阴险地陷害了一个热恋我的姑娘，一个正在受罪、无力自卫、浑然无知的少女。我听任别人辱骂她的父亲而不提出抗议，我发了伪誓，听任人家把一个说了实话的陌生人称做骗子手。明天全团都会知道我的耻辱，那时候全都完了。那些今天像兄弟一样拍我肩膀的人，明天将拒绝和我握手，拒绝和我打招呼。被人揭露出来我撒了谎，我就不能再在部队里混下去。可是被我出卖，受我诬蔑的那些人那里，我也回不去了，甚至对于巴林凯来说，我这人也报销了。这三分钟的怯懦，毁了我的一生。我除了开枪自杀再无别的选择。


    还坐在那张桌子边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挽回我的名誉。我现在一边穿街走巷，踏月漫步，一边深思熟虑的，只不过是执行这一计划的具体方式。我的脑子里各种思想整理得井然有序，清清楚楚，仿佛洁白的月亮一直射穿了我的军帽。我把后面这两三个小时，我一生中最后几个小时仔细分配作了安排，完全是无动于衷的神气，就像是在拆开一挺卡宾枪似的。一切都要了结得干净利索，什么也不可遗忘，什么也不可忽视！首先写封信给父母亲，因为我不得不给他们增添这样的痛苦而请求他们原谅。然后给费伦茨留封信，请求他不要去责问药剂师，这件事我一死就算了结。第三封信写给上校，请求他把这事引起的一切轰动都尽可能平息下去，葬礼最好在维也纳举行，不要派代表团去，不要送花圈。当然还得给开克斯法尔伐写几句，简单扼要，叫他向艾迪特保证我对她的最衷心的爱慕，希望她不要把我想成个坏蛋。然后在家里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无可指责，把欠下的几笔小额的债务都写在一张纸条上，委托人家把我的坐骑卖掉来填补可能出现的亏空。我没什么可遗赠给别人的。我的怀表和几件内衣应该归我的勤务兵所有——啊，对了，那枚戒指和金烟盒请送还给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


    还有什么？对了，把艾迪特的两封信烧掉，干脆把所有信件、照片全都烧掉！我的一切全都不要留下，毫无回忆，毫无痕迹，尽可能不惹人注目地消逝，就像我不惹人注目地生活过一样。反正，这两三个小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每封信都必须写得工工整整，免得日后有人说我心里害怕或者心慌意乱。然后是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躺到床上，把两三床被子严严实实地拉来蒙在头上，上面再压上一床沉甸甸的鸭绒垫子，免得隔壁的人或者街上的人听见开枪射击的声音——当年骑兵上尉费伯尔就是这么干的。他在午夜时分开枪自杀，谁都没有听见一点响声。直到天亮人们才发现他脑壳被炸得粉碎。盖着被子，然后把枪口顶住太阳穴，我的左轮手枪是可靠的，碰巧我前天还刚上过油。我知道我的手很稳。


    我必须重复一遍：我这一辈子处理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当时安排我的死那样井井有条、精确周密</a>。等我似乎漫无目标地到处转悠了一个小时之后来到军营前面，一切都已安排就绪，就像公文保管柜一样条理分明，一目了然，每一分钟都已分配停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的步伐完全泰然自若，我的脉搏均匀平稳，我的手始终不颤不抖，当我用钥匙去开我们军官半夜之后进出营房的那道小边门的时候，我怀着某种骄傲的心情注意到了这点。即使在黑暗中，我也一分不差地摸到了那个狭小的钥匙孔。现在再穿过院子，爬上三层楼梯！然后就我独自一人，我可以开始办理善后事宜，同时结束我的残生。可是等我穿过被月光照得通明的四方形院子，走近黑洞洞的楼梯间门口的时候，那儿有个人影动了一下。真该死，我心里暗忖：哪一个半夜回营的伙伴，就比我早回来一步，还想跟我打个招呼，末了跟我神聊半天呢！可是就一眨眼的工夫，我十分难堪地从那人宽宽的肩膀认出他是几天前才训斥过我的布本切克上校。他似乎是故意站在门洞里。我知道，这个老丘八不爱看见我们这帮人深夜回来。可是见他妈的鬼，这一切现在跟我还有什么相干！明天我就该向另外一个什么人去打报告了。所以我铁了心，想继续往前走，仿佛我没有看见他似的，可是他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他那尖锐刺耳的嗓子对我嚷道：


    “霍夫米勒少尉！”


    我走过去，向他立正。他目光尖利地打量我。


    “大衣半敞着穿在身上，是年轻先生们最时髦的打扮吧。你们以为，半夜三更在外头瞎逛就可以像个母猪似的把奶头乱晃荡是不是？往后你们还会敞着裤子吊儿郎当地走过来呢。这种样子我是不允许的！就是在午夜以后我的军官也必须把军装穿得规规矩矩，明白吗？”


    我毕恭毕敬地把两个脚跟一并。“遵命，上校先生。”


    他鄙夷不屑地瞅了我一眼，转过身去，也没打招呼，就昂首阔步地向楼梯走去。他那肥厚的后背在月光下使劲地摆动。可我这时心里冒火，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后的话竟然是一番辱骂。于是发生了一件事，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完全是无意识地，仿佛是我的身体自己在动——我急急地走了几步，紧跟着他。我知道，我在做的事，其实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前一小时还想跟一个顽固脑袋去解释什么或者纠正什么？不过，这种荒谬的矛盾性，几乎在所有的自杀者身上都有，在他们变成模样变形的尸体之前十分钟还屈服于虚荣心，硬要身上干干净净地辞别人世（这人世可就只有他们不能再待下去了），在他们把子弹射进脑袋之前，得刮刮胡子（为了谁呢？），穿上干净的内衣（为了谁呢？），是的，我想起来了，甚至于听说有个女人事先涂脂抹粉让女理发师给她烫了头发，抹了最贵重的科蒂香水，然后再从五层楼上纵身下跳。就是这种从逻辑上说来完全无法解释的感情催动了我的肌肉，我现在跟在上校背后追上去，绝不是出于死亡的恐惧或者突然的怯懦——这点我必须强调——而仅仅是由于那种荒谬绝伦的洁身的本能，不要乱七八糟地，沾满污垢地消失到虚无中去。


    上校想必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因为他猛地转过身子，两只咄咄逼人的小眼睛在浓密的眉毛下惊愕地逼视我。他显然不能理解这种骇人听闻的无礼行径：一个下级军官竟然未经他的许可，胆敢尾随他。我在他面前两步的地方停住脚步，举手行个军礼，泰然自若地挺住他那凶险的目光，说道——我的声音一定也像月光一样苍白无力：


    “请问上校先生，我能和您谈几分钟吗？”


    两道浓眉惊讶得往上一扬，绷成了一道弯弓。“什么？现在谈话？午夜一点半的时候？”


    他愠怒地直视我。一会儿他就要粗鲁地对我嚷开了，或者打发我到团部办公室去。可是我脸上大概有种什么神气使他心里不安。这两只严峻、逼人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两分钟，然后他咕噜了一声。


    “准没什么好事！随你的便吧。那么——到楼上我屋里去，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