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就是引起这段公案的那件倒霉的蠢事。如今我心情平静，而且事隔多年，我重新把这段幼稚的、带来一切灾难的插曲设想一下，我必须承认，其实我是完全无辜地跌进了这个误会之中；邀请一个下肢瘫痪的姑娘跳舞，这样的蠢事，即便是天资最聪明、经验最丰富的人，也在所难免。可是当时我刚受惊吓，一时发蒙，觉得自己不仅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而且行为粗野，简直是个罪犯。我仿佛觉得自己用鞭子抽打了一个无辜的孩子。其实我当时只要镇定自若，泰然处之，所有这一切全都可以挽回；可我并未设法赔礼道歉，却干脆像个罪犯似的溜之大吉，这一来可是无可挽回地把事情弄糟了。我站在府邸门口，第一阵寒风吹拂我的额头时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一点。


    我站在府邸门口时的心境，简直难以形容。在那灯火辉煌的窗户后面，音乐已沉寂下去；大概只不过是乐师休息片刻而已。可是我自以为犯了大罪，所以立刻想到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中断了跳舞。现在大家都拥到那间小房间去安慰那个哭得泪人儿似的姑娘。所有的客人，太太们、先生们，还有姑娘们，都在那扇紧闭着的大门后面争先恐后、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个十恶不赦的小子，他跑去向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邀舞，这样恶作剧之后又胆怯地逃之夭夭。明天——想到这里，我冒出一身冷汗，军帽下面又湿又冷尽是汗水——全城都会知道我如何当众出丑，大家传来传去，百般取笑。我眼前已经看见我的那些伙伴，费伦茨啊，米斯利维茨啊，尤其是那个该死的玩笑大王约茨西，他们将嘴巴啧啧连声地向我走来：“好哇，东尼，你表现得不错啊！只要一不管你，你就给全团丢脸！”这种讽刺挖苦在军官食堂将延续好几个月，我们当中只要有人在什么时候干过一件蠢事，就会在我们聚餐的桌旁叫人一再反复地讲上个十年二十年，每一件愚蠢的行径都会代代相传，每一个笑话都会被人牢记。事隔十六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讲骑兵上尉伏林斯基的无聊故事。这位上尉从维也纳回来，乱吹自己在环城大道上认识了T侯爵夫人，当天晚上就在她公馆里过夜。两天之后在报上登出了被T侯爵夫人解雇的那个使女的丑闻。她在各家商店里和艳遇中冒充侯爵夫人，招摇撞骗。除此之外，这位卡萨诺瓦[1]还不得不到团里的军医那里去治疗三个星期。谁要是在伙伴们面前丢过人出过丑，就永远成为可笑人物，他们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我越是描绘这种场面，越是想象这种景象，我便越发陷入无奇不有的胡思乱想。此时此刻，我觉得用食指迅速轻快地扳动一下手枪的扳机，远比以后几天经受这地狱般的苦刑要容易一百倍。这难熬的苦刑便是无可奈何地等着看，伙伴们是否已经知道我丢的丑，是否在背后窃窃私语，暗暗笑话。我也深知我的脾气，只要人们开始对我讽刺嘲笑，把我的事东传西传，我是绝对不会有力量来忍受这一切的。


    我当时是怎么回家的，今天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回家第一件事便是一把拉开柜子，那儿放着一瓶我为客人准备的斯利波维茨烧酒，我一口气灌下去两三大杯，压一压嗓子眼里那股讨厌的恶心的感觉。然后我就和衣倒在床上，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设法细细思索一下。可是在黑暗中我头昏脑涨，奇思怪想纷至沓来，犹如温室里的花卉加温过度而疯长，在闷热的土地上飞速生长，长得乱七八糟、光怪陆离，变成刺眼的攀缘植物，使人窒息。在我那热昏的头脑里，最最荒诞不经的恐怖图像以做梦的速度飞快组合，交替出现。我心里暗想，这下子丢一辈子的脸，为社交界所摈斥，受伙伴们的讪笑，成为全城的话柄！我永远也走不出这个房间，永远也不敢走上大街，唯恐碰到那帮知道我这罪行的人当中的一个（那天夜里，神经过于激动，我觉得我这一桩无足轻重的傻事是个罪行，而我自己则成为众人揶揄嘲弄、紧追不舍的牺牲品）。最后我终于昏昏入睡，可是睡得很不踏实，很不安稳，我那惊恐的状况依然存在。因为我一睁开眼，面前就出现一张愠怒的女孩的脸庞，我看到她那颤抖不已的嘴唇，死命抓住桌子的双手，我听见木制物件掉地的撞击声，我事后明白，这掉地的想必就是她的拐杖。一阵愚蠢的恐惧蓦地从我心头升起，房门可能突然打开，她父亲身穿黑外套，白胸衣，架着金丝边眼镜，撅着稀疏的修饰整齐的山羊胡子踱到我床边来。我吓得直跳起来。看到镜子里我那睡了一夜吓得汗水淋漓的脸，我真恨不得向模糊的镜子里面的那个笨蛋劈头盖脸地打去。


    幸而已经天亮。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楼下小推车从石块路上隆隆经过，玻璃窗上映着明亮的天光，人的头脑思考起来也比关在可恶的黑暗之中要清醒一些，黑暗是喜欢臆造出各式各样的鬼来的。我对我自己说，也许一切并不那么可怕。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事。当然她是永远也不会忘怀，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事的，这可怜的脸色苍白的姑娘，这患病的瘫痪的姑娘！我的脑海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很有用处。我急急忙忙梳理了一下我蓬乱的头发，套上军装，从我那惊诧不已的勤务兵身边跑过。而他用那蹩脚的带小俄罗斯口音的德语在我背后拼命叫喊：“少尉先生，少尉先生，咖啡已经煮好了！”


    我像一阵风似的冲下营房的楼梯，像支飞箭从那些还没有穿戴整齐懒洋洋地站在院子里的轻骑兵身旁一掠而过，他们都来不及向我立正敬礼。我一口气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跑过，穿过军营的大门来到门外。我以不失少尉身份所允许的速度径直跑向市政厅广场上的那爿花店。早上五点半，所有的商店都还没有开门，我心里焦急，自然把这层忘得一干二净。幸而古尔特纳太太除了鲜花之外还兼卖蔬菜。一小车土豆停在门口，已经卸了一半，我使劲猛敲窗口，听到她已经趿着拖鞋下楼来了。急忙之中我编了个故事：今天是我好朋友的命名日，我昨天把这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过半小时我们就要出发了，因此我希望能马上把花送去。快把花拿来，赶快，把她店里最美丽的花拿来！这位身躯肥胖的女店主还穿着睡衣，就马上拖了两只破了窟窿的拖鞋打开店门，把她最珍贵的宝藏拿给我看，这是一大蓬长柄玫瑰。她问我要多少。我说，都要，统统都要！她问我：就这样简单地把花捆在一起还是最好装在一个美丽的花篮里？好吧，好吧，来个花篮吧。我这个月剩下的饷银订了这篮美丽的鲜花就全报销了，这个月最后几天我就得省下晚饭，不上咖啡馆，要不就得借钱。可是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些全无所谓，甚至可以说，我干的这件傻事能让我付出重大代价，我心里反而高兴，因为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感到一种恶意的乐趣，要好好惩治一下我这个蠢货，要让我为自己干出的双重蠢事付出沉重的代价。


    可不是吗，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最娇美艳丽的玫瑰漂漂亮亮地安放在花篮里，并且立即十分可靠地派人送去！可是古尔特纳太太玩命似的追上了大街。她问我，叫她把这些花送到哪儿去，送给谁呀，少尉先生可是一句话也没说呀。原来如此，我这三重蠢货刚才一激动，忘了这事。我嘱咐她，送到开克斯法尔伐别墅去，感谢伊罗娜那时吃惊地一叫，我及时想起了我那可怜的受害者的名字：送给艾迪特·封·开克斯法尔伐小姐。


    “当然，当然，封·开克斯法尔伐老爷家，”古尔特纳太太自豪地说道，“这是我们最好的主顾！”


    我刚又准备迈步走开，她又提出了新的问题，问我是否还要附上一笔？附上一笔？那当然啰！附上寄信人，送花人的姓名！要不然叫她怎么知道这花是谁送的。


    于是我又走进花店，取出一张名片，写上：“敬请原谅。”不行——这怎么可能！这一写可就是我干的第四件荒唐事了，为什么还叫人想起我干的蠢事？然而不写这个又写什么呢？“深表真诚的遗憾。”——不行，这更要不得，末了她会以为这遗憾是针对她说的。所以最好不加任何附言，什么也不写。


    “您只要把这张名片放在花篮里就行了，古尔特纳太太，除了卡片什么也没有。”


    现在我心里轻松多了。我急急赶回军营，一口灌下我的咖啡，好歹熬过了训话时间，也许比平时更加心烦意乱，更加精神涣散。可是在部队里要是有个少尉早上萎靡不振地跑来值班，这并不特别使人感到奇怪，有多少军官在维也纳荒唐了一夜，精疲力竭地返回军营，眼睛都睁不开，在马匹快步小跑的时候竟然会骑在马上睡着。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里得不断地发出口令、检查队形、骑马奔驰，对我真是求之不得。因为值勤多少驱散了我内心的不安，当然，我的两个太阳穴里，使人极不自在的回忆一直在翻腾，我的嗓子眼里总有挺大的一团什么东西像苦味的海绵似的堵在那儿。


    可是中午，我正要到军官食堂去的时候，我的勤务兵使劲喊着“少尉先生”，跟在我身后急步追来。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一个长方形的信封，蓝色的英国纸张，微微洒了点香水，反面精致地印着纹章，信上的字写得修长细密，一望而知是女人的笔迹。我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念道：“尊敬的少尉先生：衷心感谢您馈赠的美丽鲜花，我实在愧不敢当。看到这些鲜花我喜不自胜，现在还在高兴。请您有空到舍下来喝茶，随便哪个下午都行。不用事先通报。我遗憾的是！—— 一直待在家里。艾迪特·封·开。”


    一笔娟秀的字。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她那纤细的孩子一样的手指用力抓住桌子，我想起她那苍白的脸突然涨得红里透紫，就像有人把波尔多葡萄酒注进了一个杯子。我把这几行字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连读了三遍，深深舒了口气。她是多么审慎地避开了我干的蠢事！同时又多么巧妙，多么得体地暗示了自己的缺陷：“我遗憾的是！——一直待在家里。”再也没有比这样宽恕人家更高贵的了。丝毫没有受委屈的口气。于是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被告，原来以为要判无期徒刑，可是法官站起身来，戴上平顶礼帽宣判：“无罪开释。”不言而喻，我不久就得出城去向她表示感谢。今天是星期四——那么星期天我到城外去拜访她。啊不，还不如星期六就去！


    * * *


    [1]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善于追逐女性。这里以此讽刺上尉伏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