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献给她的红玫瑰

    伯尔·艾夫斯[1]在都柏林的演唱会将永远成为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记忆之一。这次演唱会格外的不同寻常。在科利斯医生特殊的家庭中——如今我也是其中一员——有一个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孩子，是医生在贝尔森[2]收养的。他有着深色的头发，深色的皮肤和一双灵动的眼睛。医生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十分虚弱，而最近他的肺病又复发了，必须去伦敦的胸科医院做一场大手术。伯尓·艾夫斯在都柏林时就见过他，对他喜爱极了，现在艾夫斯经常到胸科医院去给这个孩子以及病房里的其他人唱民谣。


    一天下午，科利斯医生正在伦敦，在就这个孩子的病情咨询克莱门特·普莱斯·托马斯爵士[3]，此时他还处在康复阶段，他的半个左肺已经切除了。科利斯医生和爵士一起来到病房，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热烈的演唱会。伯尓·艾夫斯和大家一起唱歌、欢笑。这时科利斯医生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他想请艾夫斯在都柏林办一场演唱会，作为对脑性瘫痪患者的援助。伯尓·艾夫斯欣然同意了。


    回到都柏林之后，科利斯医生来看我，告诉了我这一切。


    “我的具体想法是，”他说，“由伯尔·艾夫斯演唱，我会为脑性瘫痪患者做出呼吁。但如果由你来做，将会更切题。”


    “我，”我说，“怎么做……？”


    “用你的脚。”他说。


    “我的脚。”我说。


    他笑了。“现在你已经写完了第一章，关于字母A和你的母亲。”他说，“如果到时候我能朗读你的作品，大家会对脑性瘫痪产生更多内在的了解，这比我对着他们演讲一个小时要更有效果。但你必须和我一起上台，坐在我旁边，这样大家就知道我读的是你的作品，而不是我写的。”


    我思考了一会儿。我的脑海里浮现了这样的画面，在我面前的是无数观众，上千张脸都在抬头看着我，陌生的脸，写满疑问的脸和注视的目光。他们看到我怪异的举动，扭曲的双手，歪斜的嘴巴。我犹豫了。科利斯医生微微侧着头，他读懂了我的想法。


    “你愿意吗？”他说。


    “可以。”我说，“我可以，当然——”


    但我心里害怕极了。


    活动在飞速地推进着。这次演出将由爱尔兰美国联合会资助，邀请了很多名人参加。地点设在格雷舍姆酒店的阿伯丁宴会厅，这是个可以容纳五百多人的华丽场地。接着开始放票，媒体发出了通告，著名的专栏作家进行了采访。消息传遍了整个城市，我的家里简直沸腾了，每个人都说要去听伯尔·艾夫斯的演唱。母亲还说她想听科利斯医生读我的作品。在我看来，如果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能拿到免费的门票，他们大概可以把整个宴会厅填满，就没有位置留给为脑瘫而来的听众了！激烈的讨论持续了许多天。当然，父母是一定要去的。然后佩吉说她一定要坐在我旁边。那把她也算进来。莫娜和她的丈夫说他们会去买票。托尼、彼得、帕蒂、吉姆、埃蒙、肖恩、弗朗西斯还有丹尼说，如果不是为了听我的演讲，他们是不会买票的！莉莉和安都没有得到机会表达她们的意见，但无论如何，她们也是要被算进来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在周日的下午从克拉姆林[4]到市中心的奥康奈尔街去，我又怎样进入到格雷舍姆酒店里，这家酒店的大堂总是充满了人。莫娜说：“我们怕是要租一辆克罗斯朗普尔埃里安[5]公交车。”


    而最后，是我们家的一位朋友——席德·马科奥，主动承担了我们这个颇具规模的布朗家族的交通。他有一辆巨型美式出租车。


    罗比·科利斯，科利斯医生的儿子，是个高个子、浅色头发、身体强壮的医学生。他会从酒店的后门把我送进去，让我在活动开始前就座。


    这一天到来了。整个上午，我们家都像是周六晚上的酒吧一样热闹，大家跌跌撞撞的，所有人都在同时讲话。母亲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件羊毛大衣，正在试穿。“我看上去怎么样？”她站在厨房的中央，摆着不同的姿势问道。


    说话声戛然而止，我们都扭头，看向眼前的模特。没有人作声。我们都不想对这个尴尬的问题表态。终于，彼得又拿起他的报纸，低垂着目光，漫不经心地说了句：


    “昨晚我看到一只熊从动物园逃了出来……”


    母亲并不屑于把他的话放心上，她取出了自己的英伦帽，在镜子前戴上。莫娜建议她搽点粉、涂上口红，但母亲说她可不想中毒。


    父亲也大变了样。他拿来一套新西装和一顶古怪的帽子，看上去是介于软毡帽和圆顶硬礼帽之间的样式。有了这身行头，他看起来时髦极了。那顶帽子他戴着刚好合适。


    接着他们就开始给我穿晚礼服，是从外面租来的，我竟然毫不知情。不管我怎么抗议，彼得和托尼还是坚持把我塞了进去。他们说：“要看起来得体一点。”


    出租车准时到了，我们出发的样子像极了乘着双驾马车的皇室家庭。然而车上最多只能挤进去六个人，其他人就只能坐公交车过去：兄弟姐妹们、妯娌连襟、外甥内侄——大概有十八九个人，还没算上一大群朋友以及其他的亲戚。当他们挽着胳膊走到街上，浩浩荡荡就像是游行的队伍一般。


    我们先开到了科利斯医生的家里，罗比在那里挤上车，他只能坐在别人的腿上，也可能是别人坐在了他腿上，我记不清了。


    最终，我们来到了酒店。其他人先在酒店正门下车，然后车子载着我绕到了酒店背面。我以为自己很重，但罗比·科利斯只弯腰就把我抱了起来，连口气都没喘就把我送进了酒店。表演还没开始，帷幕低垂着。我坐在一张椅子上，身旁是母亲、父亲、佩吉、托尼，还有他的妻子希拉。帷幕外传来人们落座说话的声音和脚步声。我知道大厅里一定有很多人，帷幕随时都会升起。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到场的人比售出的票要多得多，很多人从我们身后的舞台背面挤进来。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被安排在了舞台的右侧，中间的位置留了出来，那里有三四张椅子，现在爱尔兰美国联合会主席、电影导演约翰·赫斯顿先生，还有科利斯医生坐了上去。正后方还有一位光彩照人的女士，我猜一定是位电影明星，此外还有一大群我不认识的人。


    舞台一侧的小门内，有什么格外醒目地吸引了我的目光。是一个人。但我第一眼望过去，只能看到亮晃晃的金色马甲和绿色的裤子。然后我看到了衣服的主人。之前从没见过体积这么庞大、这么光彩夺目的人。他不仅块头很大，个子也很高。大概有六英尺[6]高，二十多英石[7]重。他的满月形脸上挂着笑容，小眼睛，留着山羊胡子。他的肩膀上斜挎着一把吉他。眼前的这个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巨人，被簇拥在一群凡人中间。他就是伯尔·艾夫斯。


    接着，帷幕升起，演出开始了。我抓住椅子的边缘，努力稳住身体。我只能看到一大片白晃晃的模糊的脸都在盯着我。我的身上时冷时热。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个不自觉的动作，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动作，都会被无限放大而让我深受痛苦的折磨。那感觉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舞台上，一束亮光打到我身上；又好像我被放在了显微镜下，没有任何一个举动能逃得过检视。我感觉自己被一千双眼睛盯着，那种熟悉的慌张感在体内升腾着。


    伯尔·艾夫斯开始演唱了。他有一副绝妙的嗓音，柔和又甜美，还带着一种幽默的转调，他的唱法巧妙又滑稽。我闭上眼睛听着他的歌声，几乎忘了我在舞台上的恐惧。


    很快，当他唱到《蓝尾巴苍蝇》《青蛙先生去求爱》《祖母住的房子》时，我和大家一起笑起来。最后，他让每个人都和他一起唱。


    “有个老婆婆，吞下了一只苍蝇。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会吞下一只苍蝇——


    这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我意识到自己也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


    我笑个不停，以至于忘记了其他的一切。突然，艾夫斯停下来，走下了舞台。几次返场之后他离开了。接着爱尔兰美国联合会主席宣布，科利斯医生将代表脑性瘫痪协会发言。


    科利斯医生起身走向麦克风。他面前的观众还沉浸在欢笑和愉悦的交谈中，想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容易。


    他从口袋里掏出我的书稿，放在面前的台子上。


    “我没有准备演讲，”他说，“也不会发出呼吁。我将为大家朗读一段东西，向大家展示一个因脑性瘫痪而身体残疾的人的内心世界。这是克里斯蒂·布朗的自传的第一章——”他伸手指向我，“是他用左脚写的。”


    接下来他开始朗读。前面几分钟，观众席里还充斥着各种声音，人们挪动脚步的声音，清嗓子的声音。我还看到一个人在读晨报。显然他只是来听一场音乐会，并不打算听什么残疾人的演讲。


    但慢慢地，随着医生的朗诵，走动声和噪声都停止了；现场只剩下安静，近乎全然的静止。我低头看着台下的一张张脸，他们不再是疑惑的神情和端详的目光，而是充满了兴趣的、热切而友善的表情。人们似乎不再盯着我看，而是盯着医生，听他朗诵我的章节。人们在倾听……！


    我依然很紧张，像电报线一样紧绷着，我坐在台上，一切都尽收眼底。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也认真听起来，紧张感随之而去。我忘记了自己交错缠绕在大腿上的变形的双手。忘了自己歪斜的嘴巴和颤抖的脑袋。我只是在听……这一切是真实的吗？我和父母坐在无数的观众面前，听着一段关于我的童年的描写；我真的写过这些东西吗？它们当真是从我的脑子里蹦出来的吗？我想自己大概在做梦。


    我听着……我记得那一天，十二月的那天，我第一次用左脚夹着一根黄色的粉笔头写下字母A，母亲跪坐在我身旁，在厨房的木地板上，告诉我不要放弃……我记得我的兄弟们，那天，托尼在一片灌木丛后面帮我脱掉衣服，把吉姆那件巨大的泳衣套在我身上，然后把我丢进河道里，可怜的吉姆站在一旁大喊：“他会淹死的……我警告过你。”我还记得那个可怕的日子，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一生都会身陷残疾，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还有那些画画的时光、那些孤独的夜晚，我躺在床上，彼得在黑暗里沉沉地打着呼噜……我记得卢尔德，以及石窟里闪烁的烛光……记得希拉来到诊所的那个十二月的清晨，她的浅发被风吹散，脸上挂着雨水……


    突然，我意识到科利斯医生的声音中止了。大厅里一片寂静。我看到第一排有人在哭。我扭头看身旁的母亲，她坐得笔直，眼里闪着光芒。我看看父亲，他的双手绞着手里的帽子，正以一种新的眼光打量着我。依然是一片寂静。这时科利斯医生穿过舞台向我走来，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帮助我站起来。接着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像海浪一样淹没了我们。


    突然，观众席里有人送上来一大束玫瑰。科利斯医生俯身接过它们。他走到母亲身旁，扬扬手，欢呼声停止了。


    “我想大家会同意，”他对观众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把红玫瑰献给布朗夫人！献给你，女士！”他说着，把花束献给母亲，并鞠了一躬。欢呼声再次响起。我看到大厅远处坐着一群我的兄弟们——吉姆、弗朗西斯、帕蒂、彼得和肖恩——他们疯狂地欢呼着、大喊着。


    母亲接过花束的样子像极了国王的母亲，就好像她已经习惯了在生活中每天都会收到玫瑰。我感觉她的脸特别红，但不知是玫瑰还是羊毛大衣的缘故。站在母亲身旁的是父亲，他的肩膀耷拉着，秃顶的脑袋低垂着。母亲用胳膊夹着花束，我听到她的嘴角发出尖声的耳语：


    “能不能站直了，帕蒂！”父亲挺直了身子，但是帽子掉了。佩吉捡起帽子。接着伯尔·艾夫斯又走上来，他开始唱爱尔兰的民歌《她穿过集市》，还有他那一版的《西班牙女士》[8]。


    现在我已经可以彻底放轻松，享受音乐。我很平静、快乐。我靠在椅子上，我的老朋友左脚和着音乐打起了拍子。


    * * *


    [1]伯尔·艾夫斯（Burl Ives，1909—1995），美国民谣歌手，演员。1955年出演百老汇《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剧中的角色获得成功，1958年凭借《锦绣大地》获得奥斯卡最佳配角奖。


    [2]贝尔森，纳粹德国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3]克莱门特·普莱斯·托马斯爵士，（Sir Clement Price Thomas，1893—1973），威尔士著名的胸外科医生，曾成功地为乔治六世进行肺部手术。


    [4]克拉姆林，都柏林南部的郊区。


    [5]克罗斯朗普尔埃里安，爱尔兰法定交通运输机构。


    [6]约合一米八以上。


    [7]约合一百二十七公斤以上。


    [8]《西班牙女士》和《她穿过集市》都是爱尔兰传统民歌，版本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