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切本应怎样

    第一次要前往诊所时，我兴奋极了。我完全猜不到它会长什么样。我在脑海里想象着冰凉的大理石墙壁，身着白大褂的人们和挥之不去的消毒剂的味道。


    在那个难忘的周一早晨，圣约翰救护队的救护车在九点半左右停在了我家门外。我迫不及待地透过窗户望过去，在我的想象中，救护车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和葬礼联系在一起：灰暗、令人沮丧的事物，满是流血的身体。


    然而，司机是个快乐的、面带微笑的人，他帮着父亲把我抬到车上。这让我少了些害怕。当我坐下来，环视周围的其他病人，发现自己大概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我面前的担架上躺着一个小孩，还只是个婴儿，胳膊扭曲僵硬，腿蜷曲着，脑袋以一种奇怪的角度歪斜着。在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小女孩，金色的浅发，大大的眼睛。她很漂亮，但双腿很瘦而且变形了，骨节突出。她的手像我一样不停地抖动，但比我的手小，也更柔弱。她总是在微笑着，试图拨开挡在眼前的卷发。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躺着一个小孩，她完全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好像僵住了一般，只有两只眼睛一直转动着，好奇地打量四周。这两只眼睛是她身上唯一可以活动的部位——就像一间黑暗的屋子里的两扇透着光的窗户。


    最终救护车开进了梅里恩大街，停在了一幢石灰色大楼的前面。


    我望向窗外。这是一条又宽又长的大道，两侧满是高大的建筑。路上是车水马龙的繁忙声音。街道上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仿佛有要务在身，马上要奔赴重要的会议。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稍后我就发现，在马路的另一头就是政府大楼，各种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都在那里进行。


    我扭头便看到瓦尔南医生正从我们停靠的大楼前沿着台阶走下来。又一次见到他，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我不能走路，但据我观察，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车子或轮椅要送我进到楼里面。我看着瓦尔南医生，他也在看我。


    “我必须再扮演一回大力士了，我的大孩子。”他说着，耸耸肩膀。


    接着他就抱住我的腿，把我放到他的背上。当他扛着我上台阶的时候，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块金色的牌子，上面写着：


    “都柏林整形外科医院。”


    这听起来很糟糕，我自言自语道。那个复杂得出奇的单词[1]究竟什么意思？


    趴在瓦尔南医生的肩膀上，从我的位置并不能看到四周的环境，但根据进入我视野的地面和墙壁底部推断，我们径直穿过了大楼，走下一段台阶，然后在半明半暗中沿着一条走廊走了一阵，最后打开了一扇晃悠悠的老门，又来到了室外。


    “这才只是一程，”瓦尔南医生气喘吁吁地说，“现在要走另一段了。”


    我看到我们在一片田野之类的地方，因为在我们走过的石子路两侧都长满了草，当我把头从俯视的角度稍稍抬起来，就瞥见了四周长满的树木。但我没有心情欣赏这些风景，当然我现在的姿势也不适合观赏。瓦尔南医生每走一步，我都能感到自己一小时前吃的早餐此刻快要返回我的喉咙里。我必须收紧喉咙，把食物顶回去。


    “这条崎岖的路尽头，克里斯蒂——就在眼前了！”瓦尔南医生大喘了一口气，说道。


    我用力扭头，看到了一幢单层的狭长木质建筑，看上去像是个健身房。当我们抵达它附近时，我听到里面充斥着孩子的声音，有笑声，有哭声——大部分是在尖叫。


    医生背着我推门进去。我们进门的那一刻，所有的喧闹声迎面席卷而来，几乎造成了一种生理上的冲击。声音震耳欲聋。孩子们大叫大喊着，尖号着，把玩具和他们能摸到的一切东西砸到墙上和地板上，踢着腿，跺着脚，像螃蟹一样一个个扭打在一起。太可怕了。当瓦尔南医生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看着四周，怀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因为我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是超过三岁的。它看上去更像是托儿所或育婴室。而房间里除了我和瓦尔南医生之外，唯一的一个成年人，我认出来是加拉赫尔先生。看到我时他笑了笑——后来我发现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


    “今天上午不需要做治疗，克里斯蒂。”瓦尔南医生从我身边走过时笑着说，他胳膊上还抱着两个婴儿，要到房间的另一头去。“放轻松，随便看看。”


    然而这次观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是关于人类遭受的苦难的教育和启示。这于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震撼的体验。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看到过在家以外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和我面前的这些生命相比，我在卢尔德看到的那些更像是些幻影。而这些是实实在在的，真正兑现的悲惨预言。我在卢尔德的山洞里见到的都是成年人，成年的男男女女，很多人确实在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过去和未来的人生残破不堪，但至少他们还能够理解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至少可以选择屈从于命运；但眼前却不是这样——这里不存在任何逻辑和道理，只有无助，无助和近在眼前的恐惧就呈现在那些扭曲的、畸形的孩子身上。他们四肢残疾，头变了形，面部扭曲。有些躺在地板上挤作一团，一动不动的，像在房间里被随便丢得到处都是的空麻袋。还有一些在止不住地、疯狂地抽搐，他们小小的身体颤抖着，好像有电流一直在通过他们的身体，使他们不停地震颤、扭动，或者突然地抽搐；他们的小手紧攥着，腿蜷曲着，好像被老虎钳绞在了一起；他们的脑袋东倒西歪。突然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幼年时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我对他们很容易产生同情之心，毕竟他们那么小，那么无助和恐惧，完全要依靠他人活下来，但我却克制住了，因为我想起那种同情的目光曾经是怎样伤害了我。放下同情，我开始对他们产生共情，我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它让我看到并且感受到在那些扭曲的表情和紧张的肢体背后真实的个体，一种兄弟般的纽带让我透过那些变形的肌肉和骨骼去看到他们内心被禁锢的灵魂。我看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幽禁在监牢里的孩子。


    那天回到家，家里所有人都围过来，问我诊所是什么样子。但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不是通过任何言语能描述的。


    在诊所待了大概有一周之后，用瓦尔南医生的话说，在这期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也逐渐开始进入了治疗模式。这其实和我在家里接受的治疗差不多，只是更系统，更具规模。在诊所接受的训练更细化，也更复杂——执行起来也更艰难。起初，坦白地说，做这些练习让我感觉自己很愚蠢；坐在一屋子小孩中间，和他们做着同样的训练，自己看起来可笑极了——说实话，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群小猫中间的一头大象，我相当确信，事实上看起来也是如此。


    常常，当我在这些孩子中间俯卧拉伸的时候——所有的锻炼都是要趴着进行的，因为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背部移动——我会突然停下来，就好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周围的环境一样，缓缓地环视躺在我身边地板上的所有扭曲的、蠕动的身体，看着瓦尔南医生和加拉赫尔先生冲着孩子们弯腰时的脸，天花板上交错的褐色梁柱，还有木墙上高高的窗户，透过窗户我瞥见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还有外面花园里树上的绿叶——我看着这一切，猛然间，我顿住了，不禁问自己：


    “我，克里斯蒂·布朗，究竟在这里做什么？这一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奇怪的叫作诊所的地方，那两个单穿着衬衫忙碌的医生，还有那些残疾孩子怪异扭曲的肢体、耷拉着的脑袋——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在这个奇怪的地方，而不是在家中的卧室写作？”


    是的，事实是，我始终还没有适应这个“外面的世界”。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所谓的现实——我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它陌生而令人困惑，它是全新的、飞速运转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与事。我就像一个穴居的人，一直幽闭在自己的那一方狭窄、暗无天日的小天地里，如今突然冲进了这个广阔、喧闹的世界，茫然四顾，好像第一次看到了刺目的阳光，眼前的一切都令他眩晕。


    很多次，当我蜷身坐在地板上，眼神空洞地发呆时，突然感到身后有脚趾在轻碰我，我回头望去，发现是瓦尔南医生，正站着冲着我微笑。


    “又在做白日梦啦！”他对我说，“在想你将来要写的所有书吗？快振作起来，孩子！你知道，现在有工作要做。”


    当然，我知道有工作要做，而且是很艰巨的工作。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五年都无法完成——事实上，这份工作可能将会花费我一生的时间。对此我很清楚。但还是会止不住地想起在我知道这样的治疗可以进行之前，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无法控制自己去想过去的日子——不是那些美好的往日，而是那些阴霾的日子，在我的人生没有什么指望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缓解当下的痛苦，或是驱散未来遥遥可见的黑暗的时候，我的人生一无所有，除了内心中巨大的痛苦，它们随着我的自我认知的增长而增长。我对于自己遭受的磨难既不能理解，又充满了愤恨。


    这是真的——我恨自己遭受的苦难，我鄙夷它。我和别人生来就不同——这残酷的不同，它令我饱受折磨、充满怨恨。但没过多久，我却意识到正是这种折磨，在我人生最糟糕的时刻视之为上帝的诅咒的折磨，将会把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带到我的生命里。


    这个时刻发生在我去诊所差不多一年之后。那是一个四月和煦的早晨，诊所即将关门停业一天，救护员刚把孩子们从诊所里运出来，在门口等车，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坐在一张吱吱呀呀的旧轮椅上，过去他们常常用这张轮椅推着我走动。我在门外，享受着四月温暖的阳光，地上的青草看起来碧绿透亮，耳边树枝在清风中发出沙沙的窸窣声响。一切都很宁静，我身后的诊室已经没人了，而人们还没有过来把我送上救护车。


    突然我听到石子路的另一头传来一阵声响，是轻快的脚步声。我从地面抬头望去，地上还散落着我用脚随意拨弄的落叶。在小路的尽头，我看到一片殷红在树木间飘动。然后一个身影绕过拐角，映入我的眼帘。是个女孩。


    我飞速地低下了头，努力假装沉浸于踢踩着脚下的落叶。我听到脚步声近了。我对自己说，现在她应该离我很近了。我不敢抬头，因为那样就不得不和她说话，而我却不能正常地说话。“不要像个傻子似的。”我告诉自己。


    当这个陌生女孩离我只有几英尺的时候，我胆怯地抬头。眼前仿佛一场梦。背景里是苍翠的绿叶，树枝的影子在缀满露珠的草地上摇曳。远处的阳光和她浅色的头发交织，消融在她的秀发里，看上去像是有一圈光晕笼罩着她。太阳落在她身上的光芒令我眩晕。


    当她走近了一些，我看到她个子略</a>微偏高，棕色的头发，碧绿的眼睛。她的五官是一种古典的美；像是从洁白的大理石上清晰地、精致地凿出的面容。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她的脸颊上透出一种清亮的光泽，目光宁静，我忍不住看了又看。我知道自己很无礼，但却无法移开目光。当她走向前来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清晰地告诉自己：“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


    看到这里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女孩看起来略微有些迟疑，然后径直走向了轮椅这边。


    “请问，加拉赫尔先生在附近吗？”她微笑问道。


    我完全说不出话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一贯的语言障碍。


    最终我语无伦次地说出加拉赫尔先生很快会回来，她再次笑了，然后经过我身旁，走进了空荡荡的诊所。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差不多要放弃再次见到她的希望了。然而，一个周四的早晨，当我来到诊所，被推进大门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女孩，她跪在一个孩子身边的地板上，正帮他脱去外套。


    渐渐地，随着时间推移，我一点点得知了关于她的一些信息：她是大学</a>里的研究生——这在一开始吓到了我——她来自戈尔韦[2]，以及，她叫希拉。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她，当她跪下和孩子聊天时，头发垂落在脸上，她用胳膊不耐烦地把头发拨了回去。当她毫无预兆地向我这边看过来时，我匆忙地扭头，口中哼着小曲。


    第二天上午，我感到格外的消沉；当我坐在那里，靠墙倚着，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痛苦之中，我盯着地面，在绝望的黑洞里失了神。我好像又滑落回往日的沮丧和无助中，这种情绪时不时地就会回来裹挟住我。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振作起来，克里斯蒂！”


    我突然打了个激灵，发现希拉正在房间的中央，鼓励地冲我微笑。这个笑容立马驱散了我的失落。


    那之后我们开始熟识起来。对于康复训练我也投入了更大的热情。之后的一个早上，一个甜蜜的早晨，我带给她一封信，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口述，由弟弟执笔写的。她把信带回了家，读过之后，第二天上午给了我回信。


    当然，我毫不迟疑地回复了她。此后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也因此找到了一种方式去打破我和别人之间最大的障碍之一——如果这还算不上是最大的障碍——那就是艰难的语言障碍。所有我不能用嘴说的，都可以写在纸上。


    虽然我四周的屏障依然高耸着，但我在一个个地克服它们。


    超越它们——是的，挣脱它们——是的。但在这些屏障之外又是什么呢？人们常说是“自由”，或“解放”，或“摆脱”身体的折磨。但我却发现这不仅仅是克服障碍的问题，或只是简单地像个勇敢的小英雄一样和我的残疾作斗争，等着人们拍拍我的背，告诉我“很快就会获得成功”。如果“成功”意味着最终获得生理上的康复，那这样说是对的；但如果说它意味着彻底的独立、完全的自由，摆脱一切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折磨，那这话就是错的。所有这些听起来很美好的词，比如“自由”“解放”，都将是空洞的。这是因为，过去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折磨，与现在经历的痛苦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在那些被“囚禁”的日子里，我虽然感受到痛苦；但如今，当我在努力挣脱这种束缚，当康复的希望取代了过去的无助时，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更深刻的痛苦和折磨。现在的这种痛苦被聪明的人们改头换面，称之为“觉醒”或“启悟”。这并非一种孩子般的忧郁，来去如四月的阵雨，而是一种属于成年人的痛苦，虽然也会时而出现或消失，但却会在我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伤疤和印记。当我意识到自己对自我的需求有了更深刻、更长远的认识，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体验。然而当我发现自己不可能找到一个方式充分表达这些需求时，当我看到在有生之年无论我怎样克服了这些生理上的缺陷，然而我的内心、我的精神生活，以及那些对我来说真正意义重大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恢复“正常”时，我感受到了更深切的痛苦。这些需求只能紧紧地封锁在我的内心，被压抑，无从表达。


    在将来，在这个诊所的帮助下，我也许可以克服自身的缺陷——过上正常的生活，至少是更正常、更独立的生活。但我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什么是缺失的，这种缺失让我的生命图景永远无法完整，就像是缺少了一块碎片的拼图。总有一部分是残缺的。我的残疾并非“不可治愈的”，但却有其他东西是无法弥补的——我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表达，也不能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无论我怎样战胜了自己身体的残疾，我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人，过上正常的生活。曾经的“与众不同”会永远伴随我。我那么绝望地想去爱，想要得到爱，但……


    这是个痛苦的发现，但却无比真实和必然。如果我无视自己的这些缺陷，会不会好一些呢？我曾经很多次地尝试这样做，但只是暂时地摆脱了这些痛苦，很快它们又会卷土重来。我便再次陷入悲伤和难过。当然，最终这也使我变得更加坚强。如果我永远不能像其他人一样，那至少我可以做自己，并且做到最好。


    最终，希拉成了我所能认识的最好的朋友。她就像一面镜子，在那里我可以照见最真实的自己。她是我成年人生里的第一个里程碑。从她身上，我学会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去避开一个个陷阱。我们给彼此写了很多信，我的信里满是梦幻和稀奇古怪的想法，她的则充满着智慧：


    “你在一封来信里说，有人觉得你是个英雄，但你不这么认为。虽然我不确定应该怎么定义英雄，但我对你的认识是这样的：仁慈的上帝给了你聪明的大脑和艺术的天赋。也给了你残疾的身体。正是上述这种安排导致了你目前不可避免地要和手足徐动症[3]作斗争……记住你的母亲，如果没有她的善解人意，也许你今天就成了一个总是重复‘一切本应怎样’的令人讨厌的年轻人……”


    在我的书房里有一只棕色的小盒子，我小心地保管着，里面存放着希拉写给我的所有信件，用一条令人伤感的蓝丝带捆在一起。一共是三十二封……不久前我刚数过……


    * * *


    [1]指整形外科，原文为orthopaedic。


    [2]戈尔韦，爱尔兰西部港口城市。


    [3]手足徐动症，是指手指、足趾、舌或身体其他部位相对缓慢地、无目的、连续不自主运动的临床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