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

    太阳落山了，但他的希望永不坠落，


    星星升起了，但他的信念早已升起，


    他凝视着茫茫的宇宙，


    一切显得那样深邃而古老，


    时间默默地流逝，


    他在苦难中磨砺出辉煌。


    他的言辞比细雨还轻柔，


    黄金时代因他而再度回归，


    他的行为赢得了无限敬仰，


    一切功绩都因此而黯然失色。


    对于自己创造的作品，


    他既不懊悔也不夸耀，


    因为事实会替自己说话，


    如同从不改悔的大自然，


    她的每个行动都留下了印迹。


    我曾在书中读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些听过查塔姆勋爵讲话的人认为，人类身上有一些品质比这位勋爵所宣扬的更加美好。还有人抱怨我们英国那位杰出的法国革命历史学家，说他虽然讲述了有关米拉波的种种事实，但这些事实并没有证实他对这位天才的评价言之有理。在普鲁塔克的英雄录中，有关格拉古兄弟、亚基斯、克莱奥梅尼等人的史实记载与他们的名声也不相符。菲利普西德尼爵士、萨克斯伯爵、沃尔特罗利爵士都是声望很高而成绩甚少的人。在关于华盛顿功绩的著述中，我们无法找到一丁点关于他个人体重的描述。就希勒的著作而言，也多少有些名不副实之感。名声与作品或轶事的不符，不是用“雷声短、回声长”这句话就能解释的了的，真正的原因或许是，伟人有一种能力，可以使大家对他们的期望远远超越他们的一切作为。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能力是潜在的，这种能力就叫做“性格”。这是一种储备的力量，它不需要借助任何手段直接就能发挥作用。人们认为它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力量，一种精灵或守护神，人受它的驱动力的指引，但不能与他人分享它的良策；与它作伴的人通常是落落寡合的，或者，如果这些人碰巧生性合群，他们也不需要与他人交往，自己待着就能自得其乐。纯粹的文学天赋时而显得很高超时而又显得很渺小，但性格具有一种恒星般永恒的伟大品质。别人的成就是靠天赋和口才来实现的，他是靠某种独特的吸引力来实现的。“他只发挥了一般的力量。”他取得胜利靠的是显示优势而不是大动干戈。他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的出现就能使事态得到改观。“伊俄勒啊！你怎么知道赫拉克勒斯是神灵的？”“因为，”伊俄勒回答说，“我一看到他就满意了。当我看到提修斯，我希望我可以看到他挑战，或至少策马进行登山战车比赛，但赫拉克勒斯并不需要比赛，不管他是站着、坐着、走路或是做其他什么事，他的一举一动都标志着胜利。”人通常只是事件的附属物，只有一半笨拙地依附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上，在这些例子中他似乎分享着事物的生命，他是主宰潮汐、太阳、数字和数量等自然法则的集中体现。


    这里我要举一个更加朴实的例子、更贴近大家生活的例子。我注意到，在我们的政治选举中，如果这种因素出现，它只能以最粗糙的形式出现，我们能充分理解它无与伦比的价值。人们知道，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人不仅要有才华，而且还要有能力使大家信任他的才华。如果某人在当选代表之前就被万能的上帝指派去代表一个事实（他自己对这个事实深信不疑），这样，那些最狂妄、最凶猛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种连厚颜无耻和暴力恐怖都无法攻克的抵抗力，即对事实的信仰，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那么即使这个人博学多才、机敏聪慧、口才一流，人们也不能把他送去国会参加选举。那些在辩论中战胜对手的人不用问他们的选民应该说些什么，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所代表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情感和观点在他们身上可以得到最及时、最真实的反映，一种无私的充分的反映。家乡的选民会倾听他们的讲话，观察他们的表情、脸色，然后，就会像对着镜子那样修饰自己的面容。我们的公众集会恰好可以用来检验代表们的男子气概。我们国家西部和南部那些坦率的同胞对于人的性格十分感兴趣，他们想知道，新英格兰人是结实强壮的人还是不堪一击的人。


    同样的动力也表现在贸易领域。战场、政治、文学中有天才，贸易上也有天才，为什么一个人比其他人幸运，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关键还是在于那个人，任何人只能这样告诉你。看见那个人你就能轻易地明白为什么他能成功，这就像看见拿破仑，你就能马上明白他为何有那样的命运一样。在新的事物中，我们可以通过他人的认知辨识到那套老把戏——那种直面事实、毫不逃避的习惯。一旦你看到天生的商人，大自然好像就认可了贸易，与其说他看起来像是个私人代理人，不如说是大自然的代理人和商务部长。他天生正直，对社会运作有独到的观察力，因而，他不会去耍诡计花招。他会向大家传递自己的信仰——合同契约不容个人解释。他的思考习惯就是自然平等的标准和公众利益的证明，他令众人景仰，大家都想和他打交道，因为他不仅具有精神，而且因为他有朴素的正义感，也因为他才华横溢。这种无限延伸的贸易，把南太平洋的海岬变成了他的码头，把大西洋变成了他熟悉的港口，这种贸易只集中在他的脑海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善他的地位。在他的客厅里，我看到他整个早晨都在努力工作，眉头紧锁、幽默依旧，他想要显得谦恭有礼就必须得这样做。我清楚地看到了今天他完成了多少坚定的行动，看到了今天他多少次勇敢地说出了“不”，换做其他人，他们只会说那些贻害无穷的“是”。透过他的艺术追求、高超的算术技巧和丰富的联想能力，我看到了作为世界原始法则的代理人和玩伴的意识。他也相信没有人能替代他，相信做贸易靠的是天分，学是学不会的。


    这种品质如果出现在目标较单一的行动中，就会更加吸引人。它在小圈子和私人关系中可以发挥最大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种无法估量的非凡力量。体力过剩的话会被它搞瘫痪。高尚的天性可以通过某种催眠作用来压倒低劣的天性。各种身体官能被封锁起来，无力进行抵抗。也许这就是普遍规律。当高层的事物不能使低层的事物就范，那么索性它就使低层的事物瘫痪、麻木，就像人用魔法控压制约动物的反抗一样。人对彼此也相互施加这种神秘的力量。一个真正大师的影响力往往使一切魔法故事显得逼真可信。一条统摄之流似乎从他的眼中倾泻而下，流进注视着他的人的心田，这股强烈的忧郁之光像俄亥俄河和多瑙河一样，把他的思想渗透给他们，使所有事物沾染上了他的思想色彩。“你用的是什么方法？”有人问康西尼的妻子关于她对待美迪奇家族玛丽的问题，她回答说：“不过是强大的心灵对弱小的心灵产生的那种影响力罢了。”囚禁中的凯撒难道不能脱掉镣铐，把他们转戴到监狱看守西博或斯拉索的手脚上吗？铁手铐难道是一种永远的枷锁吗？假如几内亚海岸的奴隶贩子本应把一帮黑奴装上船，但那艘船竟然把杜桑·纬路杜尔那种人也装了上去；或者，再让我们想象一下，船上载的是一群戴着手铐脚镣和黝黑面具的华盛顿。当他们抵达古巴时，船上人员的相对秩序是否还会和出发时一模一样？会不会只剩下绳索和镣铐？那里没有爱和尊严了吗？那可怜的奴隶贩子的思想里难道没有一点正义之光吗？难道船上这些人不能逃跑、躲避，不能采用任何方法战胜一两英寸铁环的拉力？


    这就是像光和热一样的自然力，整个大自然都会与它合作。为什么有的人的存在我们能感觉的到，有的人的存在就感觉不到，这就像万有引力的原理一样简单。真理是存在的顶峰，正义是将真理应用于实践的过程。所有的个人天性都处在一个等级表中，纯洁度不同等级也不同。纯洁的意志从中流向其他天性，就像水从高处的容器流向低处的容器一样。这种自然力和其他自然力一样，都是我们无法抗拒的。我们可以把一块石头朝上扔，让它在空中待一会，但所有石头终究是要落地的；无论举什么样的例子，比如盗窃之徒逍遥法外，或有人相信谎言，正义肯定会战胜一切，真理的特权就是让人相信真理。性格就是透过个人天性的媒介看到的道德秩序。个体就是一个外壳。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必然、真理和思想，都不再被自由放任。现在，宇宙就是一个围场围栏。人身上的一切都会沾染上他灵魂的色彩。他将自己的所有品质灌输到他所能触及的万物中去，他不会在茫茫宇宙中迷失自己，但不管经历多长的曲线，最后，他的所有注意力都会回归到自己的利益中。他尽可能地使一切富有活力，而且他的眼中只有那些被他激发的事物，就像爱国者包围祖国一样，他把世界包围起来，当做他性格的物质基础和他演出的剧院。健康的灵魂会与正义、真理的步调一致，就像磁铁会与磁极靠拢一样。对于所有旁观者来说，这个灵魂就像是他们与太阳之间的一个透明物体，谁朝太阳走，谁就必将朝那个人走。因此，对于不在一个水平上的人来说，他就是最高影响力发挥作用的媒介。所以，有性格的人是他们所在的社会的良知。


    衡量这种力量的自然标准是对环境的抵抗力。不纯洁的人把生命看成是表现在观点、事件和个人上面的那个样子。行动不完成，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生命的道德因素预先存在于行动者身上，不论它是对是错，都很容易预测。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有两极性的，或者说有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这里有男性和女性，有精神和物质，有北方和南方。精神是正极，物质是负极。意志是北方，行动是南方。可以把性格的天然位置看成北方。它具有这个体系的磁流性。软弱的灵魂被吸引到了南极或负极。他们这些人总是紧盯着行动的利害结果。他们从来不顾原则，除非这个原则被一个人接纳。他们不想变得可爱，但却想被人爱。有一类性格希望听到他们自己的缺点，还有一类不愿听到自己的缺点，他们崇拜事件，只要他们确定了事实、联系和一系列的情景，就不会再问别的了。英雄明白事件是附属物，事件必须依从他的指令。事件的某种秩序不能给他想象力为他带来的那种安全感，美好的灵魂会逃避所有境况，而成功属于一种心态，它将把这种力量和胜利这种天然的成果引进到任何一种事件的秩序中。环境的变化无法补救性格的缺陷。我们扬言自己已经摆脱了许多迷信，但如果我们看到了任何神像，那也只是转移了崇拜对象而已。我不会再杀公牛来祭奠朱庇特、尼普顿，或杀老鼠来祭奠赫拉特，不会在复仇三女神、天主教炼狱或加尔文教派的最后审判日面前颤抖战栗。如果我在观点或所谓的大众舆论前发抖，或者在面对攻击的威胁、傲慢、恶邻、贫困、残疾、叛乱或谋杀的谣言时发抖，那我有什么长进呢？如果我真的发抖了，那么我到底因什么而发抖还重要吗？我们每个人特有的“恶”按年龄、性别、气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如果我们有恐惧感，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恐怖的事。贪婪和恶毒使我痛心，我会把它们归咎于社会，但其实它们就是我自己的品性。我总是被我自己包围着。另一方面，正直是永远的胜利，庆祝这种胜利的不是喜悦的欢呼，而是宁静——它是习惯性的喜悦或是喜悦的另一种形式。为了证实我们的真理或价值而急冲冲地去做某件事是可耻的。资本家不是时时刻刻都跑到经纪人那里，把他赚到的钱铸成流通的货币。当他在市场行情报告中读到他的股票稳步上升时，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最好是事件以最好的秩序发生，这同样会使我狂喜不已。我了解我的地位时时刻刻都在改善，而且我已经在主宰支配我希望发生的那些事件，因此，我必须学会保持清晰的头脑。只有对事物的秩序做预先的判断、审视，才能控制那种盲目的狂喜情绪，这种远见如此高明，我们所获得的所有成就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性格在我面前所显露出的样子就是自给自足。我敬重那些有钱人，因此，我认为他们不会孤单、贫穷，不会流浪他乡，不会郁郁寡欢，他们不会是受别人救济的人，而是永远的资助者、施与者和享福的人。性格是就是中心，不可被替代或推翻。人应该给我们一种大众感。社会是轻浮的，它把岁月撕成碎片，把对话变成俗套和消遣。但如果我去看一个有头脑的人，他给我一些小恩惠、小殷勤，我就会认为自己遭到了怠慢。他本应该岿然不动地站在原来的位置上，让我体会体会，这是否仅仅是他的抗拒。我知道我已经遇到了一种全新的积极品质，这给我们俩都带来了很大的振奋。他很可能不接受传统的观点和做法。那种不顺从将仍然是一种刺激和警醒，所以每个探寻者都先要把他驳倒。不进行斗争，就没有真实和用途可言。我们的家里到处是欢笑和流言蜚语，但这些没有多大用处。但是，粗野的、无法被利用的人给社会带来了麻烦和威胁，社会不会悄悄放过他们，反而会崇拜他们或憎恨他们。各方面的人，无论是舆论的领导者还是无名之辈，或是乖戾之徒，这些人都觉得自己和他有某种关系。他乐于帮助他人，他冤枉了美国和欧洲，通过解释那些未经证实的和不为人知的事物，他消灭了这个怀疑论——“人就是玩偶，让我们尽情吃喝玩乐，这些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默许现有的体制，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这都表明信念不够坚定，头脑不够清楚，这种头脑必须看到房屋落成才能明白它的设计构造。智者不仅不考虑多数人，也不考虑少数人。源泉、源泉、自我驱动的人、专心致志的人、统帅（因为他被人统帅）、自信的人、主要的人，他们都是出色的人，因为是他们使我们了解了超能力的短暂存在。


    我们的行动应该严格建立在我们的物质之上。在大自然中，没有错误的估价。在海上的暴风雨中，一磅水的重力并不比它在仲夏池塘里的重力大多少。万物都是严格依照自身的性质和数量发挥作用的。它们不会去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只有人类除外。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去尝试那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在一本英语回忆录中，我读到：“福克斯先生（后来成了荷兰的勋爵）说：他一定要掌管财政部，他已经能完全胜任了，所以他想要拥有它。”色诺芬和他的“万人军”完全有能力实现他们想要的，他们也确实实现了，正因如此，人们就不会怀疑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辉煌业绩。那件事直到现在依然标志着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至高水准。从那之后，许多人都去进行了尝试，但都心余力绌。行动的力量只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任何制度也不会比超越制度的建立者。我曾认识一位和蔼可亲、卓有成就的人，他发起了一场实际改革，但我从他身上从来也找不到他所宣扬的爱心。他靠道听途说</a>和对书本的理解来进行这场改革。他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实验性的，这些行动就像一小块迁到田野里去的城市，它依然是城市，因为没有什么新的事实，所有人们对此不会产生多少热情。如果这个人有某种潜力，某种可怕的、不曾表现出来的天赋；如果这天赋使他焦躁不安、尴尬难堪，那么我们最好警惕起来。智者应该洞察到邪念，并提出补救的方法。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延缓我们的生命，不要占领我们应得的领地，煽动我们的只是某个想法，不是某个精灵。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这些就是生命的特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增长的讯号。人应该机智而真诚。他们也必须使我们感觉到，他们前方是一个可控的幸福未来，这未来使逝去的日子也变得光辉夺目。英雄总遭到误解和歪曲，因此，他还没来得及揭发每个人的错误，就又踏上了征程，为他自己的领地增添新的力量和荣誉，对你的心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你还留恋旧的事物，如果你没有通过积累财富来和他保持联系，那么这种要求就会使你破产。新行动仅仅是旧行动的辩解，高尚的人可以提供和接受这些辩解。如果你的朋友因为某件事使你不快，你不应该坐下来反复考虑这件事，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忘得一干二净，他已经开始加倍努力地为你效劳，不等你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就会给你一大箩筐祝福。


    我们不喜欢用实际结果去衡量仁慈之心。爱是永不枯竭的，如果爱的庄园废弃了，爱的粮仓空了，爱依然会欢呼雀跃，富足充实。人虽然在睡觉，但他似乎还在净化空气，他的房子还会装点风景、加强法律。人们总是能看到这种差别。我们知道谁是仁慈的，不是看他给救济团体捐了多少款，而是另有识别的办法。可以列举的只是一些小的功绩。当朋友们表扬你做的好事的时候，如果把话说得太满，你就会害怕。当他们站在那里，流露出游移不定的胆怯目光，半敬仰，半厌恶，而且一定要在多年之后再对你做出判断评价，这时，你可能会开始憧憬。对于能活到现在的人来说，那些能活到未来的人总是显得十分自私。因此，那就是好心人里默笔下的小丑。里默写过歌德的回忆录，他列出了一张歌德捐赠和行善的清单，比如：多少钱给了师第林，多少钱给了黑格尔，多少钱给了蒂施拜因，给沃斯教授找了一个肥缺，给赫尔德找了一个大公爵手下的职位，给迈耶弄到一笔津贴，把两位教授推荐给了外国大学</a>，等等，等等。最长的救济金明细单看起来会很短。如果用这种方法衡量一个人，那么他就太可怜了。因为，凡此种种，都是例外。一个好人的规矩、习惯和现世的生活就是善行。歌德真正的善行可以从他给艾克曼博士的一段描述中推断出来，这段描述是歌德花钱方式的。“我的每句妙语都值一袋黄金，我继承的财产，我的薪水，五十年来我写作赚来的大笔收入，这些钱中有一半（五十万）都花在了学习我现在所掌握的知识上了。我还看到……”


    我承认，去罗列这个简单而快速的能力的特点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闲谈，这就等于是用炭笔去画闪电；但在这些漫漫长夜里和悠长假期里，我喜欢这样聊以自慰。除了这种力量本身，什么也不能模仿它。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诚话就能充实我。我会无条件投降。在这个生命之火之前，那些文学天才是多么冷酷啊！这些就是振奋我沉重灵魂的力量，它们给了我看穿黑暗天性的眼睛。我发现，我认为自己最缺乏的地方，恰恰就是我最富足的地方。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性的复兴，当然它也会再次遭到一些新性格的责难。吸引和排斥交替往复，这真是奇观的现象！性格批判智慧，但同时也激发了智慧；性格转化为思想，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表现，然后它又在新的道德价值的光芒面前感到自惭形秽。


    性格是自然的最高形式。模仿它与抵抗它都是徒劳的。反抗、坚持、创造这种力量多多少少都是可能的，这力量将挫败所有的模仿。


    这个杰作只有在大自然插手的地方才会最为出色。当心，那些注定有大作为的人会滑进生命的阴暗处，有着千里眼的雅典没有关注他，也没有宣扬年轻才俊的每个新思想和每个令人脸红的情感。最近，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两个孩子让我引发了思考。当我试图探寻他们神性和丰富想象力的来源时，似乎他们两个都这样回答：“这是由于我不屈从，我从来都不去听你们人类的法律，或者听所谓的信条真理，这只会浪费我的时间。我满足于我自己的朴素而贫乏的法则，因此也满足于这中间的甜蜜。我的工作虽然从不会使你想到那种甜蜜，但它完全是甜蜜的。”大自然在这样的人身上替我大肆宣扬，在民主的美国，它不会被民主化。与市场和丑闻彻底隔绝！在今天早晨我才送出这些林神的野花。它们是对文学的一种解脱，它们都是从各种思想情感的源泉里吹来的阵阵清风。这就像我们在修正和批判的年代，欣赏一个民族最初的几行散文和诗句一样。无论是埃斯库罗斯、但丁还是莎士比亚、斯科特，他们对于他们珍爱的书籍是多么的着迷啊，就好像觉得他们与那些书息息相关似的，谁触动了那书，也就会触动他们，尤其会触动那些与世隔绝的批评家，触动他写作的灵感之源——帕特摩斯岛，因为他不曾意识到有人会阅读这个作品。他们能像天使那样继续做梦吗，不会因为被比较、受恭维而醒来？但有些人的本性太善良了，他们不会被赞美宠坏，只要他们的思想足够深邃，他们就不会变得虚荣。严肃的朋友会警告他们被大吹大擂冲昏头脑的危险，但他们只是付之一笑。我记得，一位雄辩的公理会教徒对一位神学博士善意的警告愤怒不止：“朋友，人不能接受赞美，也不能接受羞辱。”原谅那些忠告吧，她们都是出于本性的。我记得，当几个机智超俗的外国人来美国时，我脑子里当时的想法是：你们来到这里是不是上了当？或者，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告诉我：你们会上当吗？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大自然会把那些主权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不管我们的布道和戒律怎样冒冒失失地分配部分功劳，或者宣扬法律可以塑造市民，大自然依然会我行我素，使最有智慧的人蒙受冤屈。它无视各种信条和先知，这就好像一个人还可以生育许多的子女，但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照看每个孩子。有一种人，他很长时间才会出现一次，他们拥有非凡的洞察力和美德，因而被所有人奉为神明，他们似乎积累了我们看重的那种力量。神圣的人物就是天生的性格，借用拿破仑的一句话，他们就是有计划的胜利。他们经常受到恶意的攻击，因为他们是新奇的，人们夸大了上一个圣人的性格，而他限制了这种夸大的做法。大自然从来不会使它的子民同声同韵，不会把两个人造得一模一样。当我们看见一个伟人时，我们就想象他与某个历史中的人物相似，然后会预测他的性格和命运，他肯定会使我们的希望落空的。除了他自己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否则，根据我们的偏见，谁也不能解决他的性格问题。性格需要自己的空间，不能被人们挤来挤去，也不能根据从几个场合获得的一时之见来作出评判，就像要了解一幢大楼一样，了解一个人的性格需要看到他的全景。它可能不会很快建立关系，我们不应该要求它的行动对大众伦理道德以及自我的道德品行作出草率的解释。


    我把雕塑看成历史。我不认为阿波罗和朱庇特没有真实的情感。艺术家在石头上记录的每个特点，他都在实际生活中目睹过，这些特点比他记录下来的东西还要生动、出色。我们见过许多赝品，但我们生来就相信伟人。我们在古书上能很容易地读到祖先们最微小的活动，因为那时人还不是很多。我们需要一个人在整个风景中显得高大如柱，这样才值得把他的活动记载下来。他站起来束好腰带，准备动身去某个地方。最可信的图画是那些威严的人的画像，他们一出现就先声夺人、势不可当，人们立即就对他心悦诚服了。这就像那位东方的魔术师所遭遇的一样，他被派去检验琐罗亚斯特的功绩。波斯人告诉我们，当那位希腊圣人到达大夏时</a>，古饰塔他斯普指定了一天，让全国的首领都集合起来，他为这位圣人准备了一把金椅。后来，亚资丹所敬爱的先知赛尔图史特走进了会场，希腊圣人一看见那位首领，就说：“这个气势、这个步态不会有假，从那里只会产生真理。”柏拉图曾说，不可能不相信诸神的子孙，“尽管他们说起话来缺少必要的证据。”如果我不相信历史上发生的最好的事，我就会与我的同伴们格格不入。米尔顿说：“约翰布莱德夏看起来像个执政官，权利的束棒不会随岁月流逝而与他分离。因此，不仅在法庭上，在他整个一生中，你都会认为他在审判国王。”我发现，像中国人说的那样，一个人必须了解天命，这要比许多人了解世界来得更可靠。但没必要去找古代的例子。如果经验没有让一个人明白魔法和化学的现实和力量，那么他就是一个迟钝的观察者。最冷静的清教徒一出国也会受到各种莫名其妙的影响。一个人死死地盯着他，记忆的坟墓交出了里面埋葬的死者，那些无论是严守还是泄露都会使他悲惨的秘密必须被揭开。还有一个人，他无法说话，他身上的骨头似乎丧失了软骨，朋友一进来，他就更加优雅、大胆、雄辩了。还有一些人，他不得不将他们牢记在心头，因为是他们让他的思想无限扩张，是他们在他的内心深处唤醒了另一个生命。


    当这些密切的友好关系从深根里长出来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种关系更美好呢？有人怀疑人类的力量和装备，对于这些怀疑者最有力的回应，就是人们之间可以快乐地交往，这种交往会促使所有有理性的人坚定其信仰并采取行动。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像深入的相互理解更加使人满意，两个高尚的人长时间的相互关照，彼此互相信任，这种理解会在他们之间长存。这是一种幸福，他把一切其他的喜悦都放在次要的位置，它使政治、商务、宗教都显得毫无价值。因为，当人们想要以理所应该的那种方式相会时，每个人都是恩人，是群星，有思想，有行动，有成就，那此时就应该是大自然的节日了。异性之间的爱情是这种友谊的第一个标志，正如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爱的标志一样。那些与杰出人士的友谊，我们曾以为是青春的浪漫传奇，现在，在性格发展过程中，它变成了一种最实在的享受。


    如果能与人们建立正确的关系那该多好啊！如果我们不和他们索要任何东西，无论是赞美、帮助、还是怜悯，如果我们满足于用最古老的法则吸引他们，那该有多好啊！难道我们不能按照不成文法对待几个人或一个人，并检验这些法律的功效吗？难道我们不能向我们的朋友表示真挚的、沉默的、宽容的赞扬吗？我们用得着这么急切地找到他吗？如果我们有缘，迟早都会相见的。古代的一个传统说，没有哪个神可以通过变形来躲过另一个神。希腊有这么一句诗：


    诸神不会不相知。


    朋友之间也遵循神圣的必然规律，他们彼此会相互吸引，而不会相互排斥：


    如果他们彼此相互躲避，


    那么彼此就最为欢喜。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可以打造的，而是被认可的。众神必须不用管家陪伴，亲自坐在奥林匹亚山上，而且要按照神的资历排好座次。如果要劳力费神，如果同伴要走一英里路才能相见，那么社会就变质了。如果它不是社会，那么它就是一场恶意的低级争论，尽管它是由精英构成的。每个人的伟大都发挥不出来，每个缺点都在痛苦中煎熬，好像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相见就是为了交换鼻烟盒似的。


    生活在急速地向前冲。我们要么在追逐某些飘忽不定的计划，要么就是被身后的某种恐惧或命令驱赶着。但如果我们突然碰上一个朋友，我们会停下脚步。我们满头大汗，火急火燎，看起来就像个傻瓜；现在需要的是停顿、镇静，和用心智壮大当下的力量。在所有高尚的关系中，当下就是一切。


    一个神圣的人就是思想的先知，一个朋友就是心灵的希望。如果这二者能合二为一，那么我们就将送出诚挚的祝福。岁月正在开启这种道德力量。所有力量都是这种力量的影子或象征。诗歌能使人变得快乐而强大，因为它从这种力量里汲取了灵感。人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世界上，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这种力量。历史是卑鄙的，我们的国家都是乌合之众。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那种神圣的样子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对那种样子的梦想和预言。我们不知道属于他的那种威严的仪态，他的仪态会使观者感到欣慰平静。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最大的隐私就是最强大的公共能源，它的质量会弥补数量上的不足。伟大的性格在黑暗中行动，去救助那些从未见过它的人。已经出现的一切伟大，对于朝这个方向行进的我们来说，就是鼓励和开端。世界已经记录下了那些众神和圣人的历史，人们后来对这些历史顶礼膜拜，这历史就是有关性格的文献。


    岁月像一个年轻人一样欢欣鼓舞，他不亏欠命运什么东西。他被绞死在祖国的刑场上，他纯洁的本性使他的死亡绽放出史诗一样的光辉，把每一个细节都传话成了人类眼睛的普遍象征。这种巨大的失败是迄今为止我们面对的最重要的事实。但是，思想需要一种感官上的胜利，需要一种能转变法官、陪审团、士兵和国王的性格力量，这种力量能主宰动物和矿物的效能，它能融入体液、河流、风、星辰和道德力量。


    如果我们不能一下子取得这样的显赫的成绩，那么至少让我们向它表示敬意。在社会中，重大的优点往往是作为缺点赋予其占有者的。这就需要我们在预测评估时更加谨慎。如果我的朋友没能识别出优秀的性格，没能用感恩的态度来对待它，那么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最后，当我们梦寐以求的事物终于出现，灿烂的光辉从那遥远的天国放射出来，照耀在我们身上，到那时，以市井小人的粗俗、挑剔、无聊和怀疑来对待那样一位贵宾的人，便暴露出了自己的庸俗。因为，他这种做法，就犹如将天国拒之门外一样。当灵魂失去了自知之明，也不知道它的忠诚、它的宗教信仰应该放在哪里才适合的时候，它就会陷入到混乱和癫狂之中。在生命的浩瀚沙漠里，我们珍视的那种神圣情感已经开出了一朵花，而且就是为我而开的，除了知道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吗？如果没人看到这朵花，我却能看到它。哪怕只有我自己，我也能意识到这个事实的伟大。这朵花绽放之时，我会守我的安息日或圣时，暂停我的忧郁、愚蠢和玩笑。贵客临门，天性得以尽情地流露。有许多双眼睛能察觉并尊重那种谨慎的日常美德，还有许多双眼睛能在星光熠熠的夜空中找到守护神，不过暴徒是办不到的。爱可以忍受一切，回避一切，激发一切。它对自己起誓说：“在这个世界上，宁可做一个可怜虫、一个傻瓜，也不愿让任何的屈从玷污自己那双洁白的手。”当这种爱来到我们的街头和家门口时，只有那些纯洁的、抱负远大的人们，才能认出它的面孔，而他们能够向它表示赞赏之情的唯一方法，就是占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