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我小心翼翼地把以前的邮差罗特打发走，他个子矮小，战时给我们区送信。罗特过去是个感伤的人，当时他不得不经常传递噩耗，这件事他老记在心上。在和平的岁月里，每次他来送信，人们总是高高兴兴地望着他，可是在战时，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几乎只给人以恐惧的形象。他带来征兵的命令和可怕的官方信件，信上写着：“在战场上光荣阵亡。”战争打得越久，他所送的这种信件也越多，他的到来唤起哀叹、诅咒和眼泪。后来有一天，他不得不也给自己带来一封可怕的信件，而且一周以后又来第二封，于是他垮掉了。他变得沉默寡言，精神轻度失常，邮局管理部门不得已叫他退休。因此，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通货膨胀时被判处慢性饿死，因为各种退休金总是调整得太晚。几个熟人照顾这个孤老头。战后没有几年，他又开始外出，可是他的精神依然错乱。他以为自己还是个邮差，戴着一顶旧邮差帽走东家串西家，继续给人家传递信息。但是，经过多年传送噩耗之后，如今他想给人送去好消息。他收藏他四处捡来的信封和明信片，把它们当作俄国战俘营的来信分发。他还补充说明，那些人们以为已死的人，事实上还活着，他们没有阵亡，不久就会还乡。


    我留心瞧着这次他塞到我手里的明信片。这是一张古老的印刷品，它招揽人家参加普鲁士的有等级彩票娱乐。这在通货膨胀的今天，是个愚蠢的笑话。罗特必定是在某个地方的废纸篓里捡到的，这明信片是寄给一个名叫扎克的屠夫的，他已经死了好久。“多谢，”我说道，“这确实令人高兴！”


    罗特点点头。“他们现在很快从俄国回来，我们的士兵们。”


    “是的，当然啰！”


    “他们全部回来。不过时间稍长一些。俄国那么大。”


    “我希望您的两个儿子也回来。”


    罗特暗淡的眼睛活跃起来。“是的，我想也是。我已经有了消息。”


    “再一次感谢您。”我说道。


    罗特微微一笑，没有看我，继续走着。邮政局管理部门开始时试图阻止他外出，甚至打算把他关起来，但是遭到众人反对，所以现在没人理会他。当然，在一家政治上持右派立场的小酒馆里，不久前有几个常客曾经想了个主意，叫罗特把谩骂攻击的信件送给政治上的反对派，同样，也把不堪入目的下流信件送给单身妇女。他们认为这么做会叫人笑破肚皮。就连海因里希·克罗尔，也觉得那是一种受人欢迎的绝妙的幽默。海因里希在小酒馆里，在他那一类人中间，与在我们这里判若两人，他在那里甚至被看成是个爱说风趣话的人。


    哪些家里有人阵亡，罗特自然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他不加选择地投递他的明信片，虽然喝啤酒的爱国者派了个观察员跟罗特一道去，防止常客们侮辱人的信件不致投错地址。他把那些住家指给罗特看，随后自己躲藏起来，然而偶尔还会发生差错，罗特把几封信投错了。比如有一封给莉萨的信，他投给神父博登迪克。信里约定夜里一点在玛利亚教堂后的灌木林里来性交，报酬是一千万马克。博登迪克像印第安人一样蹑着脚步走近窥视的人，突然站到他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把两个人的脑袋撞在一起，狠狠地踢了正在逃跑的第三个人一脚，踢得他飞了起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逃脱。博登迪克在迫使人迅速忏悔的艺术上是个老手，后来他在打他们耳光的同时，又用他那双农民的大脚来踢他们。他们立即坦白供认。由于这两个被抓的人都是天主教徒，他问起他们的姓名，命令他们第二天要么去忏悔，要么去警察局。他们自然情愿去忏悔。于是博登迪克开释他们的罪责，但同时遵循他当教堂神父时对待我的办法——他命令他们一周不饮酒，以表示悔过，一周以后再去忏悔。两个人担心，若是他们不履行悔过，会给教会除名，由于他们不愿使事情闹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只好再去一趟。博登迪克毫不留情地吼叫着要求他们每个星期都得去忏悔，而且不喝酒，就这样把他们造就成为咬紧牙关戒酒的第一流基督教徒。他做梦也没料到，这第三个犯罪的人竟是沃尔肯施泰因少校。少校被踢了一脚以后，前列腺不得不进行治疗，而政治立场上变得更加鲜明，终于加入纳粹党。


    通到克诺普夫家的几扇门敞开着。缝纫机嗡嗡作响。上午，买来了一叠叠黑布，现在做母亲的和做女儿的正在缝制丧服。上士还没有死，但是医生已经断言，那只不过是数小时或者最多是数天的问题。他放弃给克诺普夫治病。由于穿淡颜色衣服见死人在克诺普夫家看来是名誉上的重大损失，所以妇女们正赶紧做准备。在克诺普夫断气的那个时刻，全家人都要穿着黑色丧服，克诺普夫太太戴上一块黑面纱，四个人都穿上不透明的黑袜，甚至戴上黑帽。一定得使小资产阶级名誉感得以满足。


    格奥尔格的秃头像半块奶酪一浮一沉地漂过窗子边沿。泪人奥斯卡陪他一道前来。


    “美元的牌价怎样？”他们进来时我问道。


    “今天十二点时正好十亿，”格奥尔格答道，“假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大典来庆祝一番。”


    “我们可以这么做。那我们什么时候破产呢？”


    “如果我们把货都卖光。您喝什么，富克斯先生？”


    “您有什么就喝什么。可惜在韦尔登布吕克这地方没有伏特加酒！”


    “伏特加？您战时在俄国待过？”


    “怎样啦！我在俄国甚至还是公墓的司令。多么美好的年代啊！”


    我们惊异地注视着奥斯卡。“美好的年代？”我说，“您这个多愁善感，人家叫哭就能哭的人，您认为是这样吗？”


    “那时是美好的年代，”泪人奥斯卡斩钉截铁地说，一边闻闻他的酒，仿佛我们要毒死他，“吃得多，喝得多，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干</a>着轻松的活——此外还有什么要求呢？死亡就像传染病一样司空见惯。”


    他像个花花公子在品尝他的酒。对于他深奥的哲学，我们有些困惑。“有些人见惯了死，就像见惯玩斯卡特牌时的第四个人一样，”我说，“例如埋尸人利伯曼。他觉得埋死人好比在公墓上种花。但是一个像您这样的艺术家——”


    奥斯卡怀着优越感微笑着。“这里还有个天大的差别！利伯曼缺少真正玄妙的敏感：永恒的死和变。”


    格奥尔格和我吃惊地面面相觑。难道泪人奥斯卡是个被埋没的诗人？“那您经常有了？”我问道，“这种死和变？”


    “多少有一些。至少是不自觉的。我的先生们，你们这里就没有吗？”


    “我们偶尔有，”我反驳，“主要是在就餐前。”


    “有一次事先通知说陛下要驾临我们这里，”奥斯卡梦幻般地说道，“上帝啊，太令人激动！幸好在附近还有两座别的公墓，我们可以借用。”


    “借用什么呢？”格奥尔格问，“墓地的装饰品？还是花？”


    “哎呀，一切都办妥了。地地道道的普鲁士方式，您听懂吗？不，是尸体。”


    “尸体？”


    “当然，是尸体！自然不是尸体本身，关键是尸体生前是什么身份。士兵，当然每座公墓都过剩，上等兵、军士、士官和少尉也太多，但是，更高的军阶，那就困难了。例如，附近公墓上我的同行有三个少校，我一个也没有。可我有两个中校和一个上校。我跟他交换，拿一个中校换两个少校。另外我在做这交易时，还捞到一只肥鹅，因为我的同行觉得没有中校是个耻辱。要是没有已故的中校，他真不知怎样去欢迎陛下。”


    格奥尔格用手捂住自己的脸。“这事情我现在想也不敢想。”


    奥斯卡点点头，点燃一支细雪茄。“当时还没必要与第三个公墓司令交换什么，”他乐滋滋地说，“他根本没有更高级的货色，就连一个少校也没有，少尉当然一大堆。他感到绝望。我的花色品种齐全，最后多半出于迁就，我把用一个中校换来的两个少校中的一个，再换得两个上尉和一个护卫联队的上士。上尉我有的是，只有在编的护卫联队的上士才稀罕。您知道，这些猪猡总是蹲在离前线远远的地方，几乎不上战场，他们也算是虐待士兵的军官，于是我出于迁就要了三个，因为我很乐于得到一个不会再咆哮的护卫联队的上士。”


    “您没有将军吗？”我问道。


    奥斯卡摇头否定。“将军！阵亡的将军稀奇得像……”他在找个比喻，“你们收集过甲虫吗？”


    “没有。”格奥尔格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


    “可惜，”奥斯卡说，“也就是像只大甲虫，即深山锹形虫，或者，你们若是收集蝴蝶，那他就像只人面蛾。不然哪有战争？我的上校是死于中风的。但是这个上校。”


    奥斯卡突然咧开嘴笑了。这种效果很独特，由于经常哭泣，他像只英国猎犬一样，脸上有许多皱纹，而且他的表情通常也总是那么阴郁严肃。“因此，第三个司令当然得有个校级军官。他愿意提供我所要的一切，我都齐全了，甚至在编的护卫联队的上士我也有了，我在一个显眼的角落给了他一个墓地。最后我让步——换三十六瓶最好的伏特加。为此，我当然给的是上校，而不是中校。三十六瓶呀！因此，我的先生们，如今我特别喜欢伏特加。在这儿，无论哪里都搞不到。”


    奥斯卡勉强表示愿意再拿一瓶谷物酒作为补偿。“您对尸体做了这么多工作，有何目的？”格奥尔格问，“您还得给这些尸体改葬。为什么您不干脆立几个十字架碑，刻上假造的姓名和军阶？这么做，您甚至可以弄个中将。”


    奥斯卡被激怒了。“可是，克罗尔先生！”他略带点责备口吻说，“这么做可是一种伪造啊！或许甚至是对尸体的亵渎——”


    “如若您让一个死去的少校充当一个军阶更低的军人，那才算是亵渎尸体，”我说，“但是，让一名士兵当一天将军，不能算亵渎。”


    “那您可以在空墓穴上立些假的十字架碑，”格奥尔格补充说道，“那么就不会亵渎尸体了。”


    “但伪造的事实始终存在。总有一天会败露的，”奥斯卡反驳道，“或许是通过埋尸人。尔后会发生什么？此外——一个冒牌的将军？”他内心在颤动，“可陛下必定认识他的将军的。”


    我们把这问题搁在一边。奥斯卡也一样。“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可笑吗？”他问道。我们默不作声。他的问题只是反问，并不要求回答。


    “参观前的一天，一切都被取消了。陛下根本没来。我们可栽植了无数樱草花和水仙花。”


    “您交换的尸体退回了没有？”格奥尔格问道。


    “那样事情就麻烦了。证件已经改过了。而且死者迁葬的事，已经通知过他们的亲属。这是常有的事。公墓成了战场，后来一切都得重新规划。唯有司令在为伏特加恼火。他甚至试图勾结司机来撬开我的门，再把这几箱酒拿回去。但是我早就把它们藏好了。藏在一座空墓穴里。”奥斯卡打了个哈欠，“是的，这就是当时的年代！那时我手下有数千埋尸人。今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两块嵌上大理石板的中型峁形墓碑，克罗尔先生，可惜全部就这些。”


    我穿过夜幕已经降临的精神病医院的花园。很久以来，伊莎贝尔没去做祷告，今天算是头一次。我找她，可是没找着。我倒是碰到博登迪克，他身上散发着神香和香烟的气味。


    “此刻您算是什么？”他问道，“无神论者，佛教徒，怀疑者或是已经回头走在通往上帝的途中？”


    “每个人总是在通往上帝的途中，”我厌倦地回答，“问题在于，这话怎么理解。”


    “妙极了！”博登迪克说，“另外，韦尼克在找您。为什么您还这么固执地为了像‘信仰’这类简单的事情而斗争呢？”


    “因为在天国，对于一个战斗不已的怀疑者，比之对于九十九个从儿童年代起就唱着赞美诗的神父，有更多的欢乐。”我回答。


    博登迪克微微一笑。我不想跟他争论，我回想起他在玛利亚教堂树丛里的成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忏悔室里见到您？”他问道。


    “完全像玛利亚教堂那两个罪人一样？”


    他愣住了。“一样，您知道了？不，不一样。您是自愿的！请您别观望过久！”


    我没有答话，我们客气地告别。在通往韦尼克房间的那条路上，树叶像蝙蝠在空中飞舞。到处都弥漫着泥土味和秋天的气息。夏天到哪里去了？我想。它几乎还没来过！


    韦尼克整理好一堆文件，把它们搁在一边。“您见过特霍芬小姐吗？”他问道。


    “在教堂里。不是在别处。”


    他点点头。“您暂时不必关心她。”


    “好的，”我说，“别的命令呢？”


    “您别那么傻！这不是命令。我认为怎么做对我的病人有利，我就怎么做。”他更仔细地端详我，“您还没有爱上吧？”


    “爱上？爱上谁？”


    “特霍芬小姐。还会有谁呢？她是个漂亮的少女。真该死，在这件事上，我压根儿没有料到。”


    “我也没有。在怎样一件事上？”


    “那就很好。”他哈哈笑着，“此外事情于您丝毫无损。”


    “是吗？”我回答，“我一向认为，在这儿只有博登迪克是代表上帝的。现在我们又添上了您。什么事有害，什么事无害，您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吗？”


    韦尼克沉默片刻。“确实如此，”他随后说道，“这没关系！真遗憾，我一次也没听到过！偏偏是您！傻瓜的对话必定精彩！您拿支雪茄。您没注意到现在是秋天了吗？”


    “是的，”我说，“这一点我同意您的意见。”


    韦尼克把烟盒朝我伸来。我拿了一支，若是我拒绝，他会说这是恋爱的一个征兆。我突然感到异常难受，真想呕吐。尽管如此，我还是点燃雪茄。


    “我想我有责任对您作一番解释，”韦尼克说，“她母亲！我在这儿观察她两个晚上。她终于一蹶不振。母亲年轻漂亮，丈夫早死，她有个情夫，女儿显然也热恋着他，母亲和情夫行为不检点，女儿就妒忌。有一次他们正打得火热时，她出其不意地来找他们，或许她注意他们已经相当久了——您明白吗？”


    “不。”我说。我厌恶这一切，犹如我讨厌韦尼克发臭的雪茄一样。


    “我们刚才说到这里，”韦尼克兴味盎然地继续说道，“女儿的恨、厌恶、心理变态在个性分裂中得救，专业上叫逃脱一切现实和过着梦幻生活的那一类型。母亲后来还跟她的情夫结婚，这就使得事态变得尤为严重——您现在明白了吗？”


    “没有。”


    “可是这件事那么简单，”韦尼克不耐烦地说，“过去，要了解事情真相是困难的，但是现在——”他搓搓双手，“现在我们倒很幸运，她的第二个丈夫，即以前的情夫，叫拉尔夫或鲁道夫或类似这样的名字，现在再也不是障碍了。三个月前他们离婚</a>，两个星期前他死于车祸。根子已经铲除，道路已经畅通——现在您明白了吗？”


    “是的。”我说道，我真想往这得意忘形的科学家喉咙里塞块浸过氯仿的抹布。


    “好，您瞧！现在已经到了解决的时刻。她母亲已经不是情敌，母女两人见面，是经过周密</a>安排的——我为这件事准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很顺利，您已经亲眼看见特霍芬小姐今晚又去祷告了——”


    “您以为是您使她改变信仰？是您这无神论者，而不是博登迪克吗？”


    “胡说八道！”韦尼克说道，他对我的迟钝有点恼火，“风马牛不相及！我觉得她变得更开明，更容易接近，更不受约束——您最后一次来这儿时，还没察觉吗？”


    “是的。”


    “好，您瞧！”韦尼克又搓着双手，“这是继第一次长时间休克之后又一可喜的结果。”


    “如今休克也是您治疗的结果吗？”


    “也算是。”


    我想到伊莎贝尔还在她房间里。“我祝贺您。”我说道。


    韦尼克虽然留心听着，却没察觉这是反话。“第一次草率会面和治疗当然使一切有所倒退，这也是我的意图，但是自那以后，我抱着巨大希望！您明白，如今我不需要什么来转移注意力了。”


    “这我明白。不需要我了。”


    韦尼克点点头。“我知道您可能会明白的！您也有点科学家好奇的心理。有一段时间，您的用处可大呢，但是现在——您怎么了？您觉得太热吗？”


    “是雪茄，味道太浓了。”


    “正相反！”这个不知疲倦的科学家说，“这种巴西烟看上去味道浓，可却是现有的烟中最淡的了。”


    这雪茄就是浓，我想。随手把它放在一边。“人的脑袋呀！”韦尼克如痴如梦地说，“以前我想当个水手、原始森林里的冒险家和探索者——真可笑！最伟大的冒险就藏在这儿！”他敲敲自己的额头，“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从前对您说过一次。”


    “是的，”我说，“经常说。”


    绿色七叶树树皮在我脚下沙啦啦作响。像个傻子堕入情网，我想，这个对事实糊里糊涂的人怎样理解呢？若是那么简单就好了！我朝大门走去，差点儿擦到一位缓缓向我走来的妇女。她穿着一件皮大衣，不是精神病医院的病员。在黑暗中，我望见一张苍白的模糊不清的脸，一阵香水味从她身后飘来。“这是谁？”我问门口的值班人。


    “韦尼克大夫请来的一位夫人。她已经来过这里几次。我想她家有个病人在这里。”


    是位母亲，我想着，并且希望不是她。我站在外面，凝望着医院。我气愤极了，为自己的幼稚而恼火，随后又怜悯起自己，但是最后，无非是感到孤独无援。我把身子靠在一棵七叶树上，感觉到树干的凉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希望什么。


    我继续走，走着走着，心绪好了一些。伊莎贝尔，我想，让他们议论吧，让他们笑我们是傻子吧！你这甜蜜的、可爱的生命，你这展翅飞翔、无拘无束的生命，你平安地踏上其他生命都沉没的地方，你在炮火蹂躏过的地方漂浮，但是你卷到其他生命瞧不见的蜘蛛网里和边界线上去，为了挣脱而淌着鲜血——他们对你有何要求？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把你拖回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即我们的世界上来？为什么他们不让你在原因、作用、时间和死亡的彼岸像蝴蝶一样生存呢？这是不是忌妒呢？是不是一无所知？或者是真的像韦尼克说的，他一定要挽救你，以免你的健康变得更糟糕，以免无名的恐怖向你袭来，这些恐惧比他自己召唤来的还要强烈，最后，以免你像癞蛤蟆一样，昏昏沉沉地变成痴呆？但是，他有把握做到吗？他在救援时，有把握不让你毁坏，或者有把握不把你推向他原想使你避开的地方吗？这有谁知道呢？这位科学家，这个蝴蝶收藏家，他知道什么是飞翔、风暴、危险以及没有时空、日日夜夜的兴奋吗？他认识未来吗？他饮过月光吗？他知道植物在呼喊吗？他对此付之一笑。他觉得这一切无非是对残暴经历的一种回避的反应。但是，他是预见什么事将发生的先知吗？他是知道什么事一定发生的神吗？关于我，他知道什么？假使我有点儿堕入情网，他知道这是好事吗？但是对此我自己知道什么呢？事情已经开始，在向前奔流，没完没了，我预料到什么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献身于某人？在这几个星期里，日子就像遥远的地平线上不可企及的落日一样，难道不是我自己一再将这经历赶跑吗？可是我埋怨什么？我害怕什么？难道不是一切都可以变好，伊莎贝尔可以恢复健康，以及—


    我在这儿顿住了。后来怎么啦？她不想离开吗？后来，她母亲不是暗中突然来了，她穿着皮大衣，身上洒了一些不太浓烈的香水，以亲属名义为女儿提出种种要求吗？对于我这个连买一套西服的钱都积不起来的人来说，是否意味着失去了她？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迷惘？而其他的一切，由于麻木不仁的自私自利，就只不过是装饰吗？


    我走进一家地下室酒店。几个汽车司机坐在那里，一面哈哈镜把我的怪脸从柜台那里反射回来，在我面前的一个玻璃柜里，放着半打风干的沙丁鱼小面包，沙丁鱼由于放久了，尾巴翘得高高的。我喝着谷物酒，觉得自己的胃裂开一个深洞。我吃了沙丁鱼小面包，再吃几块别的面包，这些面包涂着厚厚的搁了很久的瑞士奶酪。它们的味道很可怕，但是我把它们填到肚子里，随后吃着小香肠，香肠很红，几乎像马一样要喊叫出声，我会越来越不幸，越来越饥饿，甚至会啃起柜台来。


    “哟，您的胃口可真大。”老板说道。


    “是的，”我说，“您还有什么东西吗？”


    “豌豆汤。您放点面包屑进去，就是稠豌豆汤了。”


    “好吧，您给我来碗豌豆汤。”


    我把豌豆汤喝下去，老板额外心甘情愿地再给我加一块猪油面包。我也把它吃下去，比以前更饿、更加不幸。司机们开始对我产生兴趣。“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人，他能一口气吃三十个煮得很老的鸡蛋。”一个司机说道。


    “完全不可能。那他就死了，这在科学上已经得到证明。”


    我恶狠狠地瞪了这个“科学家”一眼。“您看见了吗？”我问道。


    “靠得住。”他回答。


    “根本不可靠。科学上只不过证明当司机死得早。”


    “为什么呢？”


    “由于汽油蒸气的缘故。慢性中毒。”


    老板端上一份意大利生菜。他已经睡意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体育方面的兴趣。他从哪儿弄来拌有蛋黄酱的生菜，这是个谜。生菜甚至很新鲜。或许他把自己晚餐的那一份贡献出来。我还是把它吃光，带着好像依然空空的灼热的肚皮以及无所慰藉的心情动了身。


    街道上的灯光灰白黯淡。到处站着乞丐。如今这些人不是以前人们常见的乞丐，而是截肢者、打着寒战的人、失业者和默默无声的老人，他们的脸像揉皱的无色纸。我突然为我如此无聊地暴食而羞愧。若是我把我吃下去的东西分给两三个人，那么他们可以一个晚上饱着肚子，而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么饿。我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把它们分光。钱已经没有多少，但我不甘心让它遭受损失，明天上午十点，美元行市揭晓时，这笔钱反正要贬值四分之一。德国马克到了秋天就像恶化的肺病。乞丐知道这点，立即离开，因为每分钟都很宝贵，汤的价格在一小时以后可能涨几百万马克。这得看老板明天是否需要购进而定，也得看他还是不是一个处处想赚钱的生意人或者自己就是个受害者。假使他本人是个牺牲者，那么他对更小的受害者就是甘露蜜汁，他提高价格总是太晚。


    我继续走着。市立医院里出来一些人。他们把右臂高高地绑上夹板的一位妇女围起来。包扎物的气味随她飘逸过去。医院像座明亮的城堡屹立在黑暗中，差不多所有窗户都亮着灯，每个病室似乎都住满了人。在通货膨胀中，人死得快。我们也是知道的。


    我还到了大马路上的一家海外土产商店，通常别处打烊后，它还开着。我们同这家店的女主人订过一个协议。她从我们这里得到一块中等大小的峁形碑给她丈夫，为此，我们有权按九月二日美元的牌价用马克在她店里购买价值六美元的货品。这是一笔长期性的交换生意。交换到处流行，由来已久。人们把旧床和旧的床上用品换金丝鸟和小玩具，瓷器换香肠，首饰换马铃薯，家具换面包，钢琴换火腿，旧刀片换菜渣，旧毛皮大衣换改过的军用上衣，死者的遗物换粮食。四星期前，在出售一根带基座的折断了的大理石柱时，格奥尔格甚至有个机会可以买进一套几乎崭新的黑礼服。但他后来忍痛放弃了，因为他很迷信，相信死人的衣物里，长时间还留有死者的某种东西。这位寡妇对他解释，这套黑礼服她已经叫人用化学方法洗涤过，因此等于全新的一样，由于氯气烟雾已经把死者从每道衣缝里赶出去，所以可以把礼服收下来。格奥尔格犹豫不决，因为礼服他很合身，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放弃了。


    我按下店门的门把。门锁住了。当然，我考虑了一下，像只饿狼盯着橱窗内的样品。最后，我疲倦地朝家里走去。院子里竖放着六小块砂岩石碑。它们依然是处女，身上没有刻上名字。是库尔特·巴赫把它们做成这个样子的。固然这对他的天才是个侮辱，因为这种石刻作品太一般化，但是我们眼下没有挽狮和阵亡士兵纪念碑的订货任务。因此，库尔特做些价廉的小石碑存放着，这种石碑我们一直需要。特别是现在，秋天已经来临，这季度同春天一样，又是死亡的旺季。人们死于流行性感冒、饥饿、饮食低劣和缺乏抵抗力。


    克诺普夫家屋门后的缝纫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灯光从缝制丧服的起居室里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射出来。老克诺普夫的窗子一片漆黑。他或许已经死了。我想，我们应该把黑色方尖碑立在他墓上，它像个漆黑的石制手指，从地上直插天空。对于克诺普夫来说，这座方尖碑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克罗尔父子两代人也没能将这黑色的公诉人出售。


    我走进办公室。“进来！”格奥尔格在房间里喊道，他已经听到我的响声。


    我打开门，感到惊异。格奥尔格坐在躺椅上，像往常一样看着画报。他参加的那个上流社会读书会，刚才给他送来了新的精神食粮。但这并非全部，他坐在那里，身穿黑礼服、上浆的衬衫，甚至还有一件白马甲，酷肖画报里的翩翩少年。“瞧你这样子！”我说，“你把对你娱乐欲本能的警告忘得干干净净。寡妇的黑礼服！”


    “一点没忘记！”格奥尔格得意地伸展四肢，“你在这儿所看到的，恰好证明妇女们的主意比我们高明。黑礼服不是原来的那套，这一套是寡妇在裁缝那里换来的，并且用交换这种方式付款，丝毫无损我的周密考虑。你瞧，寡妇原来那套黑礼服上装的衬里是绸缎的，而这件是真丝。这件的腋下部位也更合身。按金马克来计算，即使通货膨胀，价格依然未变，这一套更神气。因此，我这种周密考虑也例外地得到好报。”


    我仔细端详。这套黑礼服质量很好，但也不是全新的。我避免搞乱格奥尔格的周密考虑，没再坚持说这套黑礼服也可能是从一个死人那里弄来的。但究竟有什么不是从死人那里弄来的呢？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绝望——哪样不是？的确，格奥尔格在战时，特别是在去年，穿过许多死人的制服，有的还留有淡淡的血迹，被子弹击穿的洞眼是修补过的，所以至今他仍不由自主地习惯进行神经质的周密考虑——这就是对过去的背叛，对和平的渴望。他觉得和平的象征就是不再穿死人的衣服。


    “电影界女演员亨妮·波滕、埃尔娜·莫雷娜和令人难忘的莉娅·德普蒂现在怎么了？”我问道。


    “她们所操的心与我们相同，”格奥尔格说，“即尽快使自己逃避到实物中去，拥有汽车、毛皮大衣、王冠、狗、房子和股票，成为影片制作者，不过她们比我们来得容易。”


    他津津有味地观看好莱坞一次聚会的画片。画片上，舞会场景的豪华，是笔墨难以形容的。男士们都像格奥尔格一样穿着黑礼服或燕尾服。“你什么时候弄一套燕尾服？”我问道。


    “等我穿着黑礼服参加过一次舞会以后。另外，我为此还要到柏林去一趟呢！去三天！在通货膨胀结束后，钱又成为钱而不是水的任何时候。在这之前我做好准备，这你已经看到。”


    “你还没有漆皮皮鞋。”我说，使我吃惊的是，我对于世界上这个自鸣得意的人感到困惑。


    格奥尔格从背心口袋里拿出那枚二十马克金币，把它朝上抛去，接住它，默默无语地再放进口袋里。我怀着忌妒的心情端详着他。他坐在那里，没有几多忧虑，一支雪茄插在胸口口袋里，它并不像韦尼克给我的那支巴西雪茄那样苦如胆汁。马路对面住着莉萨，她迷恋着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做儿子的那个家里早已有一爿商店，而她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打零工的工人。还在格奥尔格年幼时，他穿着翻领衣衫，卷发上——他当时还是有头发的——戴着一顶水手帽，而莉萨则拖着用她母亲的裙子改成的连衣裙，惊奇地凝望着他。直到现在，这种惊奇依然发生作用。因此，格奥尔格没有必要再美化自己。莉萨压根儿不知道格奥尔格是个秃子，我想，她心目中的他，总是穿着水兵制服的市民王子。


    “你很走运。”我说。


    “这是我应得的。”格奥尔格回答说，一边合上时尚读书会的画报。随后他从窗台上拿来一盒小鲱鱼，手指着半块面包和一块黄油。“来一顿简便的夜餐，饱览一下中等城市的夜生活，你意下如何？”


    这种小鲱鱼我在大马路一家商店橱窗里看到过，我为它们垂涎三尺。现在我突然看不见它们了。“你这个人真叫我摸不透，”我说道，“为什么你才吃晚餐？为什么你不穿着你的黑礼服在那家以前叫霍亨索伦，现在称之为帝国宫廷的饭店用餐呢？吃鱼子酱和海味？”


    “我喜欢对比，”格奥尔格反驳说，“否则，我这个渴望大城市的小城市墓碑商，又该如何生活呢？”


    他穿着漂亮，伫立在窗口。突然，一声沙哑的赞许叫声越过街道传了过来。格奥尔格往前面一站，双手插在裤袋里，白马甲发挥了它的作用。莉萨兴奋异常。她裹着那件便服，跳起一种阿拉伯舞蹈，脱去和服式晨衣，蓦地光溜溜地站立在灯前，显出她暗黑的侧影，然后又披上晨衣，把灯放在自己身旁，照得暖烘烘的，春情荡漾，贪婪的嘴像一朵白花在欢笑。格奥尔格像个司令在接受这种崇拜，让我这个充数的太监在旁观看。一瞬间，那个曾经给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以深刻印象的穿着水兵服的少年，其地位又将重新得到长期巩固。当然，对于经常出入红磨坊，与黑市商人经常交往的莉萨来说，一套黑礼服并不稀罕，但是穿在格奥尔格身上，自然与众不同，它像金子那么可贵。“你真走运，”我再说一遍，“很简单！里森费尔德可以咬开自己的动脉、作诗、毁掉他的花岗岩，但是，你作为橱窗模特儿所取得的成就，他可能还办不到呢！”


    格奥尔格点点头。“这是秘密！但是我想泄露给你。你千万别把简简单单的事情复杂化。这是现存最伟大的处世哲学之一。要运用非常困难。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和浪漫主义者。”


    “还有什么吗？”


    “没有。但是，假如一条新裤子能够达到同样的作用，你就别充当精神上的赫拉克勒斯。你别把你的伙伴搞糊涂了，他用不着卖劲跟在后面跑。你保持镇静，泰然自若，而你想要的事物，用形象的语言来说，会顺顺当当落到你手里。”


    “请你当心，别让油滴到绸翻领上，”我说，“小鲱鱼容易滴油。”


    “你说得对。”格奥尔格脱去外衣，“幸福的事儿莫催促。又是一条应当铭刻在心的格言。”


    他又伸手拿小鲱鱼。“为什么你不为日历公司编纂格言录？”我尖刻地问这位轻率的处世之道空谈家，“这样老生常谈</a>的格言只对着宇宙谈论，实在可惜。”


    “我把它们赠送给你。对我来说，那是兴奋剂，不是老生常谈的格言。谁天性忧郁，而且还从事这职业，必须竭尽全力使自己乐观起来，不应该如此爱挑剔。又是一句格言。”


    我看出我无法制服他，因而当小鲱鱼吃光了，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内。可是即使在那里，我也不能尽情欢乐——因为垂死的或者已故的上士的缘故，我不能弹奏钢琴——唯一可能弹奏的哀乐，我已经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