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走出门。四月末的阳光向我们倾泻了下来，仿佛是从一只盛满光和风的巨大金盒里倾倒出来。我们停住脚步。花园万紫千红，春天像一把竖琴在白杨树的嫩绿枝叶间窸窣作响，已经有一株紫丁香绽出花朵。


    “通货膨胀！”我说，“你这次遇到的通货膨胀，是最凶猛的一次。看来就连自然界也知道得用万和百万进行计算。你瞧，郁金香在那里做什么！那边的白花和红花以及到处的黄花！那是什么气味啊！”


    格奥尔格点着头，闻闻巴西雪茄的味道，抽了一口。他这时可以抽支雪茄烟，就觉得自然界增添不少秀色。


    我们感到太阳照在自己脸上，我们观看这壮丽的景色。屋后的花园同时又是我们的墓碑陈列场。它们竖立在那里，如同一位瘦削的少尉率领的一连士兵那样，它们也由站在紧靠门口的方尖碑奥托率领。这座方尖碑就是我劝说海因里希出售的那座，是公司里最年长的墓碑，是公司的象征，那副奇形怪状的样子并不好看。在它后面，是些用砂岩和水泥浇铸成的廉价峁形小墓碑，它们是给那些生前勇敢正直、辛苦一辈子而且当然也是一事无成的穷苦人用的。接着是些较大的、带有基座的峁形碑，可是总还是便宜货，是给那些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的人用的，他们由于在生前不可能过上好日子而希望至少在死后过得好一些。这种墓碑的销路比起普通峁形墓碑的销路要好，谁也说不清死者亲属的这种迟至的虚荣心是感人的还是荒谬的。再后面是砂岩造的峁形碑，它们镶嵌着大理石板，灰黑花岗岩或黑色瑞典花岗岩。对于靠双手劳动为生的人来说，这些墓碑已经过于昂贵。它们的主顾是小商人、小工场主和自己经营的手工工匠，当然也包括那些永远不幸的人，即总是不得不装得比其实际情况更阔一些的小官吏，这些勇敢的穿着立领服装的无产者，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本事时至今日还在苟延残喘，因为他们薪俸的提高总是来得太晚。


    所有这些墓碑不过是我们称之为小畜生的玩艺儿，在它们后面才是一座座大理石和花岗岩制成的墓碑。首先是单面磨过的，它们的前面光滑，侧面和背面凹凸不平，基座各面都很粗糙。这个级别的墓碑是供小康的中产阶层、雇主、商人和比较富裕的店主用的，当然也包括英勇的不幸的人，即高级官僚，他们如同小官吏一样，为了保持排场，死时的开销比之生前所赚的还要多。


    当然，墓碑中的贵族还是各面都磨光的大理石和黑色瑞典花岗岩碑。这些墓碑的侧面和背面都不粗糙，不论是看得见或是看不见的地方，甚至于基座，统统都搞得亮光光的，它们不是仅有一个或两个基座，往往含有倾斜安放着的第三个基座，而如若是真正的磨光墓碑，其上方还有个用同一块碑材雕成的庄严的十字架。当然，这样的墓碑不过是给富裕的农民、拥有实物的大亨、做黑市买卖和搞长期期票的商人用的，这些商人仰赖那个一向以空头支票支付一切的帝国银行生存。


    我们同时望着唯一的一座磨光石碑，它在一刻钟以前还是公司的财产。它停放在那儿，颜色乌黑，像一辆新汽车的漆那样闪亮。春天在它周围散发芳香，紫丁香花</a>朵对它低垂着头，它像个高大的女士，冷淡、无动于衷。她的处女期只有一个小时了，随后农场主海因里希·弗莱德森的名字将用镀金的拉丁字体被镌刻在她狭窄的腹部上，每个字母的代价是八百马克。“你去吧，黑狄安娜！”我说，“去吧！”我脱掉礼帽，“诗人永远无法明白，即使是完完全全的美人也得服从命运的法则，而且必须痛苦地死去！你去吧！你将成为骗子弗莱德森卑鄙灵魂的广告，他夺走城里穷困寡妇的最后一张一万马克钞票，只给她们昂贵的冒充黄油的人造黄油，至于小牛排、猪排和红烧牛肉贵得吓人的价格，那就不用提了！你去吧！”


    “你把我折腾得饿了，”格奥尔格说，“到瓦尔哈拉饭店去，还是你先去买条领带？”


    “不，商店打烊还早。星期六下午，美元没有新的牌价。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至星期一早晨，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究竟为什么呢？这必定有什么蹊跷。为什么马克过周末不往下跌？是上帝把它拦住吗？”


    “因为交易所没开门。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人是由里及外还是从外向里活着？”


    “人活着，完了。瓦尔哈拉饭店有辣味红烧牛肉配土豆、腌菜和色拉。我从银行出来时就看到过菜单。”


    “辣味红烧牛肉！”我摘了朵樱草花，把它插在我的纽扣洞里，“人活着，你说得对！哪个继续再问，他就输了。来，让我们来气气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吧！”


    我们走进瓦尔哈拉饭店的大餐厅。老板爱德华·克诺布洛赫是个肥胖的巨人，头上披着棕色假发，身穿飘逸的晚宴礼服，他看到我们时做了个鬼脸，仿佛他在吃小鹿背肉时咬到一粒霰弹。


    “您好，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说，“今天天气好极了！这天气会使人大开胃口的！”


    爱德华神经质地耸耸肩。“饮食过饱有碍健康！对肝脏、胆囊以及所有其他器官都有害。”


    “在您这儿不会的，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真挚地回答，“您的午餐使人健康。”


    “健康！可是太健康了也可能是有害的。按照最新的科学研究的说法就是肉太多——”


    我轻轻拍了一下爱德华的柔软肚皮，打断他的话。他缩了回去，仿佛有人抓住他的下身。“安静，顺应你的命运，”我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吃穷。诗作得怎样？”


    “去讨饭吧！没有时间！这年头！”


    我并没有取笑这种愚蠢行为。爱德华不仅是老板，而且也是个诗人，但是他不能这么恶劣地对待我。“哪还有空的桌子？”我问。


    克诺布洛赫环顾四周。他的脸突然亮堂起来。“我的先生们，我感到特别遗憾，但是我恰好看到，一张桌子也不空。”


    “没关系，我们等着。”


    爱德华再次向四周看了一下。“看样子似乎暂时还不会有桌子空出来。”他高兴地宣布，“先生们都还在喝汤，你们今天或许还可以在旧城酒家或在车站饭店里试试看。那里的饭菜也过得去。”


    过得去！这一天挖苦的话似乎是太多了。首先是海因里希，现在是爱德华。但我们要为辣味红烧牛肉斗争，即使我们需要等待一个小时——那是瓦尔哈拉饭店菜单上的名菜。


    可是爱德华不仅是个诗人，而且似乎也会读心术。“没有必要等了，”他说，“辣味红烧牛肉从来就不够，总是不到时间就卖光的。或许你们想要一份德式煎牛排吗？这个你们可以在这儿吧台上吃。”


    “宁肯死，”我说，“我们也一定要吃到辣味红烧牛肉，哪怕我们必须把你本人宰了。”


    “真的？”爱德华真是个肥胖的、多疑的家伙。


    “一点不假，”我回答，在他肚皮上又轻轻地拍了一下，“来，格奥尔格，我们有桌子了。”


    “在哪里？”爱德华迅速问道。


    “就在那位先生坐着的地方，他看上去像个衣橱。对了，就是那个红头发的人，他带着个漂亮的女士。他已经站了起来，在向我们招手。爱德华，那是我的朋友维利。你叫个服务员去，我们要点菜！”


    爱德华从我们这里走开，发出吱吱的声响，仿佛他是根爆裂开来的汽车软管。我们朝维利走过去。


    爱德华耍这套把戏的原因很简单。从前人家可以在他这里预订饭菜，可以买本十张餐券的本子，这样比起一顿顿购买要稍许便宜些。爱德华当时这么做是为了把生意做活。可是前几周像雪崩一样的通货膨胀搞垮了他的计划。若用餐券就餐，本子上第一张餐券还同预先支付的价钱相当的话，那么第十张餐券就大大低于实际价钱了。因此，爱德华取消了预订本，他在这方面亏损太多了。那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巧妙。我们非常及时地探听到他的计划，因而我们在六星期前就把卖出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的全部进款用来在瓦尔哈拉饭店购买大批餐券。为了避免爱德华发觉，我们利用了各式各样的人——棺材木匠维尔克、公墓看管人利伯曼、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维利，其他几个战时的伙伴和商务上的朋友，甚至于莉萨。所有人都在出纳处为我们购得餐券本。后来爱德华取消预订业务时，他满怀希望能在十天之内了结一切预订事务，因为每一本只有十张餐券，他以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只会购买一个本子。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十多本。在取消预订业务后的两个星期，我们仍然用餐券来支付，爱德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星期以后，他得了轻度恐惧症。这时候我们吃到的等于只付半价。六星期后则相当于十支香烟的钱。我们天天去用餐，用餐券来支付。爱德华问我们还有多少券。我们总是躲躲闪闪地回答。他企图抵制餐券，我们便带了个律师去就餐，邀请律师吃维也纳的炸肉排。律师在吃最后一道菜时，给爱德华上了一堂关于合同和义务的法律课，并且用我们的餐券来付了餐费。爱德华的抒情诗蒙上了阴暗的色彩。他试图同我们和解，我们一口拒绝。他写了一首题为《不义之财富不了》的教育诗，投寄给日报社。编辑把它拿给我们看，诗中尖锐地影射了人民的掘墓人，就连“墓碑”和“高利贷者克罗尔”这些词也在其中出现。我们便又邀请我们的律师在瓦尔哈拉吃猪排。他给爱德华讲解了公开侮辱及其后果的概念，并且再次用我们的餐券付了餐费。往昔爱德华纯粹是个专写风花雪月的抒情诗人，如今开始了创作表示憎恨的诗歌。然而这就是他所能做的一切。斗争疯狂地继续进行。爱德华每天都在希望我们的储备即将告罄。他哪里知道，我们的餐券还可以用七个多月。


    维利站起身子。他身穿一套崭新的深绿色上等料子的西装，看上去活像一只红头雨蛙。他的领带上别着一颗珍珠，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沉甸甸的印章戒指。五年前他当过我们连军需官的助手。他和我同年，今年也是二十五岁。


    “让我来介绍一下，”维利说，“我的朋友和战时伙伴格奥尔格·克罗尔和路德维希·博德默尔。巴黎红磨坊夜总会的勒妮·德拉图尔小姐。”


    勒妮·德拉图尔默默地点点头，但并非不友好。我们凝望维利。维利自豪地反过来盯着我们看。“我的先生们，请你们坐下，”他说，“我猜爱德华不想让你们进餐。辣味红烧牛肉很美味，只是还可以多放些洋葱。你们来，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一群人围着桌子坐下。维利深知我们同爱德华的斗争，他怀着天生的投机者那样的兴趣注视着这场战争。


    “服务员！”我喊。


    有个服务员离我们只有四步远，刚才迈着他的平脚从我们身旁蹒跚而过，突然间他耳朵变聋了。“服务员！”我再喊一声。


    “你真是个蛮人，”格奥尔格·克罗尔说，“你侮辱了那个人，侮辱了他的职业。他在1918年是抱着什么目的搞革命的？总管先生！”


    我狞笑着。真的，德国1918年的革命是世界上流血最少的革命。革命者本身给自己吓坏了，他们立即求救于旧政府的官僚和将军，以防他们遭到自己过激行动的危害，而他们做得也宽宏大量。一大批革命者被处死，王公贵族和军官们领取了大笔养老金，以使他们有时间准备暴乱；官员们得到新的官衔；小学</a>教师成了高级中学教师；学校巡视员成了学校督学；服务员也有权被人称呼为总管；过去党的书记成了阁下；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防部长可以心满意足地把真正的将军安插在自己的部里。德国的革命仿佛陷入红长毛绒，陷入舒适惬意、聚餐会友和对制度及命令的渴望之中。


    “总管先生！”格奥尔格又喊了一声。


    服务员还是装聋。这是爱德华惯用的幼稚伎俩，他指示服务员别招待我们，试图用这手法把我们弄得兴趣索然。


    “总管！你这家伙，耳朵聋了吗？”一个用第一流普鲁士兵营语调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突然咆哮起来，这声音响彻餐厅。它好比对久经沙场的老马吹起一声号角，立即发生作用。那服务员顿时站住，他的背部仿佛中了一颗子弹。他转过身子。另外两个也从旁边奔了过来，有个地方还有人啪嗒一声把脚后跟并拢，附近一张桌子旁有一个军人模样的人低声地说：“好！”就连爱德华也拖着飘逸的晚宴礼服走来探寻这上层人物发出的声音。他知道，格奥尔格和我都发不出这样的命令。


    我们默不作声地回头望着勒妮·德拉图尔。她像个少女一样安详地坐在那里，仿佛整个事情同她毫不相干。但是刚才喊叫的人只可能是她——维利的嗓音我们是熟悉的。


    总管站到桌子旁。“先生们有何吩咐？”


    “汤面，辣味红烧牛肉，两份红甜羹，”格奥尔格回答，“快，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的耳膜震裂，你这懒虫！”


    爱德华走了过来。他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目光滑到桌子底下。那里没藏人，鬼是不可能这样咆哮的。我们也不会，这他知道。他猜想那是某种诡计。“我不得不请求，”他终于说道，“在我饭店里不能这样喧哗。”


    没有人回答。我们毫无表情地盯住他。勒妮·德拉图尔在搽粉。爱德华转过身子走了。


    “老板！请您来一下！”先前那雷鸣般的声音猛地又在他身后响起来。


    爱德华急忙回头，眼睛盯着我们。我们大家的脸上还是那毫无感情的微笑。他的眼睛盯住勒妮·德拉图尔。“您刚才是……”


    勒妮把自己的粉盒盖上。“什么？”她用银铃般脆亮、娇滴滴的女高音问道，“您要什么？”


    爱德华直愣愣地望着。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


    “您或许是操劳过度吧，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问道，“您似乎是得了幻觉症。”


    “但是刚才明明有人……”


    “你疯了，爱德华，”我说，“你的脸色非常难看。给我休假去。我们才没兴趣把仿意大利大理石造的廉价峁形墓碑出售给你的家属，因为你不配。”


    爱德华像一只猫头鹰那样眨巴着眼睛。


    “您像个怪人，”勒妮·德拉图尔用像笛子一样的高音说，“您的服务员听不见，您还要归咎于您的客人。”


    她笑了，笑声像是银铃与悦耳之音的迷人混合，如同从喷泉中涌了出来，犹如童话里林中的溪流。


    爱德华搔搔脑门。他最后的怀疑根据消失了。这少女也不可能是喊话的人。这么笑的人是不会有那般军人的嗓音的。“您可以走了，克诺布洛赫，”格奥尔格心不在焉地说，“还是您想一道聊聊天？”


    “别吃那么多的肉，”我说，“也许你就是吃太多了！你刚才还跟我们讲过些什么？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


    爱德华迅速转过身子，溜之大吉。我们一直等到他走得远远的，然后维利才无声地笑了起来，魁梧的身子因而在颤动着。勒妮·德拉图尔温柔地微笑。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维利，”我说，“我是个阅历浅薄的人，因此这是我年轻生命中一个最美好的时刻，但是现在请你解释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维利默然哼了一声，颤动着用手指向勒妮。


    “Excusez Mademoiselle，”我说，“Je me…”


    我说法语时，维利笑得更加厉害。


    “告诉他，洛特。”他扑哧笑了。


    “什么？”勒妮羞怯地微笑问道，但是她突然换了深沉的隆隆的低音。


    我们凝视着她。“她是个艺术家，”维利费了好大劲才把话说出来，“是二重唱的歌唱家。她唱二重唱。但只是一个人。一节声音高，一节声音低。一节用女高音唱，一节用男低音唱。”


    疑团终于解开。“可是男低音……”我问。


    “天才啊！”维利解释说，“其次当然是勤奋。你们最好能听一下她是怎样模仿夫妻吵嘴的。洛特真了不起！”


    我们表示赞同。辣味红烧牛肉端了上来。爱德华在远处观察，一边绕着我们的餐桌打转。他的错误就在于总要追根溯源。这就败坏了他的抒情诗，使他在生活中变得多疑。眼下他在为神秘的男低音大伤脑筋。他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格奥尔格·克罗尔，过去在学校里对女人献殷勤的人，邀请勒妮·德拉图尔和维利作他的客人，庆祝胜利。为了这精美的辣味红烧牛肉，过一会儿他将递给咬牙切齿的爱德华四张餐券，&nbsp；它们总价值还不够购买几根带一点肉的骨头。


    黄昏时分。我坐在办公室楼上我的房间里，倚着窗户。房屋低矮、多棱角、陈旧不堪，像这段街道一样，这座房子过去曾一度附属于教堂，教堂就在街道尽头的一个广场上。教士和教会的职员曾在这里住过，但是六十年前它成了克罗尔公司的财产。它原来由两幢矮房子构成，两幢房屋由一道拱门和一个入口隔开，第二幢房屋里住着退伍上士克诺普夫同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接着是供我们陈列墓碑用的美丽的旧式花园，后面左侧还有一间双层的木结构外屋。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就在外屋楼下干活。他给我们出售的阵亡士兵纪念碑塑造挽狮和飞鹰的模型，并且把碑文画在墓碑上，然后再由石匠镌刻。工作之余他弹奏吉他，徒步漫游，做着未来某天著名的库尔特·巴赫荣膺金质奖章的美梦，这种时候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他今年三十二岁。


    外屋的楼上我们租给棺材木匠维尔克。维尔克是个瘦骨嶙峋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家了。我们同他的关系是友好的，如同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一切关系一样。倘若我们知道有个死者还没有棺材，我们就介绍维尔克或给他打个招呼让他张罗；若是他知道有具尸体尚未给贪婪的竞争对手弄走，他同样关照我们。因为，争夺死者的斗争是无情的，刀对刀，刃对刃。我们的竞争对手霍尔曼和克洛茨墓碑公司的掮客奥斯卡·富克斯甚至利用洋葱为他服务。他在走进停尸房以前，从口袋里抓一把切碎的洋葱，一直闻到两眼饱含泪水为止——随后他走了进去，做出对高贵的死者表示同情的姿态，并试着做起生意。因此他叫作泪人奥斯卡。事情真怪，但是假如死者亲属在某些死者活着时能对他们表现出像他们死后那样的一半关心——这种死后的关心死者是得不到的——那么死者必定乐于放弃价值连城的陵墓。人的确是这样：只有他没有的东西，他才会真正感到它的可贵。


    街道上笼罩着黄昏时透明的烟雾。莉萨已经开了灯，然而这次却把窗帘拉上，说明屠马人已经在家。她的房子和霍尔茨曼酒店的花园毗邻。紫丁香高挂在围墙上，从拱顶上吹来一阵阵新鲜醋味。退役上士克诺普夫从我们屋子的大门走出来。他骨瘦如柴，戴着一顶有帽缘的帽子，手拿一根散步时用的拐杖。尽管他是军人，而且除了练兵规则之外未读过什么书，他的外貌却像尼采。克诺普夫顺着哈肯大街走下去，在玛利亚大街街角向左拐弯。大约在午夜时分，他才会回来，这一次是走右边。他就这样结束他逛城里酒馆的行程，这行程与一位老军人是很相称的，它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克诺普夫只喝烈酒，而且是谷物酿成的酒，别的酒不喝。在这方面，他是仅有的最了不起的行家。城里约有三四家公司酿制谷物酒，我们觉得它们的酒味道差不多都是一个样，但克诺普夫却觉得不同，他闻到酒味就能把酒区别开来。四十年的艰苦工作使他的舌头锻炼得如此细腻，以至他甚至在尝到同一种酒时都能区别它是哪家的产品。他声称，即使酒窖不同，他也能加以区别。当然不是指瓶装谷物酒，而是指装在桶里的酒。他曾经好多次在打赌中获胜。


    我站了起来，环顾一下房间。天花板低矮倾斜，房间不大，可是我需要的东西在房里应有尽有——一张床、一个摆着图书的书架、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和一架旧钢琴。五年前我在战场上当兵时，我真不敢相信我还会有过得这么美好的一天。当时我们驻扎在佛兰德，那是在凯默尔山总攻击的时候，我们连队损失了四分之三。格奥尔格·克罗尔在总攻第二天腹部中弹住进野战医院，可是我差不多挨过了三个星期，膝盖才被子弹打中。后来令人崩溃的时候到了，我终于当了教师，那是我患病的母亲的愿望，我在她去世前答应了。她当时病得很重，所以她想，假如我谋得个终身公职，我至少不会再出什么别的事了。她是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去世的，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去参加了考试，并且被派往荒原上的几个村庄，直到我感到厌烦。我向儿童灌输的那些东西，我本人早就不再相信了，我还厌恶整天把自己活埋在那些我宁愿遗忘的回忆之中。


    我试着读书，但这不是读书的气候。春天令人不安，人们在黄昏时容易迷离恍惚。一切随即变得无边无际，令人透不过气来，令人迷惘。我开了灯，立即产生一种安全感。桌上放着一个黄颜色的公文夹，夹着我用埃丽卡打字机打出来的三张诗歌。我偶尔把这些诗歌寄给报社，稿子要么被退回来，要么报社不予答复。随后我又打了新的诗歌，又把它们寄出去。只有三次我在本城日报上发表了点东西——当然是靠格奥尔格的帮助，他认识报社的编辑。这一点总算是够我成为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的成员，这俱乐部在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家的古德意志式样的房间里每周聚会一次。不久前爱德华以我在餐券事情上有伤道德为理由，企图把我摈弃在外，但是俱乐部反对爱德华的主张，说我如同多年来我们亲爱祖国的整个工业和商业一样，所作所为是令人尊敬的，再说，艺术同道德风马牛不相及。


    我把诗歌搁在一旁。它们突然显得平庸和幼稚，如同几乎每个年轻人曾经有过的典型的尝试。我在战场上就开始写诗了，但是当时这么做有一种意义——它暂时把我从我目睹的事情引开，它是一种反抗，是对还有某些事物会超然于破坏和死亡之外的信念的小小庇护所。然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我知道，除了某些事物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我也知道，两者甚至可以同时存在。为此我不需要自己的诗歌，在我的书架上，那些书里所说的任何一件事都不知美化了多少倍。但是如果存在放弃某事的理由，某人将会有何遭遇？我们大家应存在于何处？我就这样继续写下去，可是我往往觉得，此刻在屋顶上广阔无垠的变成苹果一般颜色的夜空，是灰茫茫的一片，像是纸糊的，而黄昏时紫色的灰尘已经笼罩着街道。


    我下了楼梯，从黑洞洞的办公室走过，到了花园。克诺普夫家的屋门敞开着。他的三个女儿在灯下坐在缝纫机旁干活，犹如坐在一个火红的岩洞里一样。缝纫机嗡嗡作响。我对着办公室旁的窗户瞥了一眼。那里没有灯光，格奥尔格到什么地方去了。海因里希已上酒馆，坐到自己固定座位上，求得精神上的安慰。我在花园里转了一圈。有人才撒过尿，泥土潮湿，气味呛人。维尔克的棺材铺里没有人，库尔特·巴赫那里也是静悄悄的。几扇窗户敞开，一头雕好一半的挽狮伏在地上，仿佛它在闹牙疼，旁边两个空啤酒瓶安静地立在那里。


    一只鸟突然唱起歌来。那是一只画眉。它停在海因里希·克罗尔已经兜售掉的十字架墓碑的尖顶上，它的声音对于长着黄嘴喙的球状黑鸟来说未免太大了。它在欢呼，哀怨，拨动我的心弦。刹那间我想，它的歌对我来说是生命、未来、梦幻、一切捉摸不定的事物、陌生和新鲜的事物；对于才从花园潮湿泥土中钻出来，现在围着十字架墓碑向上爬的蠕虫来说，那无疑是通过用令人可怕的嘴喙进行捣碎而发出的恐怖死亡信号。尽管如此，我却无法自救，这信号把我驱走，它使一切都变得轻松，我突然束手无策地站立在那儿，我感到奇怪，我并没有碎裂，或像一只气球那样飞往夜空，后来我终于克制住自己，踉踉跄跄地回头穿过花园，重新尝到夜的气息。我上了楼梯，朝钢琴走去，手指按下琴键，抚摸着，我努力使自己成为像画眉那样的鸟，唱出我的感受，使我的感受发出颤音，可是我最终不过奏出一大堆分散的和音、几首支离破碎的感伤流行歌曲、民歌以及风流骑士和《特里斯坦》中的曲子，乱七八糟，简直成了大杂烩，后来街上终于有人喊叫：“天哪，首先要学习弹得准确！”


    我中断弹奏，轻步走到窗口。有个黑影在昏暗中消失，他已经离得很远，没法辩白两句了，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个人说得有道理。我弹得不准确，钢琴弹得不对，人生这架钢琴也没弹好，我从来没学会，我总是操之过急，总是太没耐性，其间总要发生点事情，总要半途而废——可是谁能弹得对头！即使他能这么做，这对他又有什么用？难道一团漆黑会因此变得不那么黑吗？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会因此变得不那么无望吗？由于永远得不到答案而产生的绝望会因此变得不那么令人痛苦吗？人生在任何时候可以因此而得到解释、掌握，像一匹被驯服的马任人驾驭吗？或者它会像一艘风暴中的巨大帆船，载着我们，而当我们想抓牢它，它就把我们抛下水吗？有时我面前出现一个洞，它似乎通到地球的中心。什么东西能把它填满？是渴望吗？是绝望吗？是幸福吗？是哪一样？疲乏？悲观？死亡？我为什么活着？是的，我为什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