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个人主义

    大正三年(1)十一月十五日于学习院辅仁会讲演


    今天我第一次来到学习院。这和我以前心目中对学习院的估计究竟有无出入就不知道了。进入学习院内部，当然是头一次。


    正如刚才冈田先生介绍我时顺便约略提到的，学校曾约请我今年春天到他们那里做一次讲演，到了春天，我有些不方便，没有去——冈田先生比我记得清楚。他说为了请你理解，现在要先说明一番，反正请你暂时无论如何不要去了。但是，空口说不去就不去，未免有失礼貌，便临时加了个条件等下次请务必光临。当时我为了周到起见，便问冈田先生，这下次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今年十月。所以，我心里就大致计算了一下从春天到十月的日数，以为有这么多天，在这期间总会有时间的，回答了一声好吧，就接受下来了。但是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后来得了病，九月份整整一个月卧病在床，紧接着就到了约定的十月。十月份虽然没有躺在床上，可是身体虚弱，站着尚且打晃，当然无法讲演。不过不能忘记有约在先的讲演，所以心里一直嘀咕和害怕，心想说不定现在就有人传什么话来。


    在这期间，身体衰弱也终于好了，不过，我这里等到十月底也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一晃十月就过去了。当然，我也没有把我闹病的事通知对方，因为有两三家报纸登过我闹病的消息，所以我推测，他们也许已经知道我闹病的事，说不定有谁已经替我做了讲演，而且为此放了心。但是没有料到冈田先生突然来访。可能是雨天的关系吧，冈田特意穿着长统靴子来的。他如此打扮远道来到早稻田的腹地，结果是他提出以前约定的讲演延期到十一月底举行，请我务必践约等等。我已经感到自己似乎有意爽约，所以他的来访使我有些吃惊。不过还有一个月的充足时间，在这期间总会有办法的，便一口答应下来。


    情况如上所述，从今年春天到十月，又从十月底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这期间，多次准备了足够系统地谈一谈的时间，不过因为情绪有些不好，一思考这类事就感到非常麻烦。盲目估计大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来之前不要紧，所以就拖拖拉拉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眼看日期越来越近，快到期的两三天前，意识到必须有所考虑才行了，但是，依然是一思考就情绪别扭，终于用绘画来消磨时间。谈起绘画，听起来好像说不定能画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实际上画的都是不成样的东西，把它贴在墙上，只是独自一个人茫然地望它两三天而已。大概是昨天吧，有人来了，他说这画很有趣——说并不是说画有趣，而是说看得出作者画此画的时候情绪极好。于是我就说，我可不是愉快时画的，而是觉得心里不愉快才画的。这样，把我的心态告诉了他。像人世间那些把因为不愉快感到别扭而沉下心来的结果画成画，用书法把它化为字，或者把它敷衍成文的人一样，因为不愉快，才想什么办法让自己的心情好些，于是拿起笔来画成画，或者写成文章。这样，不可思议的是看看这两种心态的结果所表现的，大多是非常一致的。但这仅仅是我顺便提到的事，并不是和话题有关系的问题，所以不必深入下去。因为，我毕竟只是茫然地望着那奇奇怪怪的画，一点也没有用它来结构讲演的内容而生活过来的。


    这期间，二十五日说话之间就到了，不管愿意与否，必须到这里来了，所以，今天早上把思考整理了一番，看来所做的准备是不够的。内容可能达不到能够完全满足大家要求的水平，预先请大家给以谅解。


    我不知道这个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认为，每次你们都邀外边的人来请他讲演，按一般惯例来说，我认为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其次，从另一方面来看，你们那么热烈希望的有趣讲演，我以为并不能够随便从什么地方拉来，或者拉来多少人以及拉来什么样的人就能容易达到。你们大概不是只觉得外来的人稀奇就以为可以的吧？


    我从单口相声表演家那里听过的故事中，有个讽刺性很强的段子。它说的是：


    从前，有两位诸侯去目黑那一带捕鹰，跑了许多地方之后，觉得肚子饿了。很不巧，来时没有准备盒饭，又和随从们走散，所以也就拿不到他们带来的干粮，没有办法，只好跑进很脏的农家，说什么东西都行，请费心让我们吃一顿。于是那农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太非常同情他俩，家里只有现成的梭鱼，便决定给他俩烤梭鱼，做麦饭招待他们。两人吃饱之后说那烤梭鱼非常香。离开农家，到了第二天仍旧感到昨天的烤梭鱼香味扑鼻，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鱼香味。结果其中一个诸侯在招待客人时就决定用烤梭鱼招待贵客。接到这个命令使诸侯的近侍大吃一惊，但是，主人的命令就是这样，当然不能违背，就命令厨子把梭鱼哪怕最细小的鱼刺也一根一根地剔出来，用料酒泡好，然后用最佳的火候炸，以飨来客和主人。但是，客人和主人肚子不饿，加上烹调技术过于细致，梭鱼的诱人美味全弄跑了，主人和客人用筷子夹了些尝尝，认为一点也不好吃。于是两个人面面相觑，几乎同时发出一致的结论是：要吃梭鱼，除了目黑以外其他地方的一概不行！这就是这个相声段子的精彩结尾。就我来看，这学习院是一所优秀学校，受教于这所学校优秀教师的诸位同学，从春等到秋，一直等着听我的讲演，我以为可能是和吃腻了太牢(2)的美味，想尝尝目黑的梭鱼一样的心理。


    在场的大森教授是和我同一年或者前后差不多久从大学</a>毕业的，大森老师曾经跟我说，最近学生不好好听他的课，真让人头疼。他对我还谈了其他不合适的事。他这番评论，不是专指这个学校的学生，我记得是针对某私立大学的学生说的。我对当时的大森老师说了些不礼貌的话。


    把当时说过的话在这里重复一遍，尽管确实难为情，但是我不得不重复。我当时对他说，怀着感激心情听你这位老师讲课的学生，哪个国家有啊？当时的大森老师也许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作一番预防误解，因为在我们当书生的年代，和你们年龄相仿或者年龄稍大的年代，比你们还懒，几乎可以说根本就没听过老师的课。当然，这是以我自己为标准而谈的，也许不适用于圈外，不过，以现在的我回眸以往，就不能不产生这种想法。现在我所看到的学生，表面上好像很温厚、老实，但其本质决非认真听课之辈。始终怠于学，游手好闲。按这种记忆看现在认真学习的学生，一定像大森老师那样，没有攻击他们的勇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终于对大森老师说了极其粗暴的话。我今天不是为了向大森老师道歉而特意到这里来的，但我想顺便在大家面前预先谢罪。


    话说的离了题，回到原本上来，条分缕析地说一说，那情况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


    你们进著名大学，受著名教授指导学业，每天从这些老师那里接受专业和一般的课的教育。尽管如此，还要从别处找来我这样的人到学校来讲演，我以为这就和我方才说的诸侯特别赏识目黑一带的梭鱼一样，也就是说，和只是为了好奇想尝一口的想法是一样的。老实说，和我这样的人所说的话比起来，我想，你们每天总要见面的聘任教授的话更有益处，而且更有趣。即使我当了这所大学的教授，单凭没有新的刺激这一点，就不能聚集这么多人听我的讲演，出于热心也罢，出于好奇心也罢，都不可能聚集这么多人，你们说是不？


    我为什么作这种假定？说起来，是因为我从前曾经想当这个学习院的教师。不过我根本没有为这事活动过，是我那位供职于这个学校的朋友推荐的。那时的我，是个马上就要毕业的学生，可是直到当时还是个不知道想什么办法谋个衣食之途的愚昧者。但是走上社会一看才知道，如果双手往怀里一揣等候职业找我，首先是房租钱就没有着落，能不能当个教员的问题先别考虑，反正首先必须找个地方呆下来，所以终于按照朋友所说，开始了在这个学校谋一枝栖之地的活动。那时候我有一个竞争这一席位的对手，也就是敌人。但是我的朋友不断给我鼓劲，说事情似乎稳操胜券，所以我情绪上仿佛业已走马上任一般，就向人家打听当了老师必须穿什么衣服才行。那位老兄说，不穿礼服是上不了课堂的，因此，差事还没有决定我就订做了礼服。而且，我竟然还不知道学习院在什么地方，应该说这实在够荒唐的了。订做的礼服做好了，没有料到本来指望十拿九稳的学习院的教员一席，居然确确实实名落孙山。结果是我那竞争对手填补了英语教师的空位。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忘了个精光。我倒没有感到如何遗憾。听说那人是从美国回来的。如果那时从美国回来的人不被采用，我歪打正着地当了学习院的教师，而且一直当到今天，也许像这么郑重地接受学习院的邀请，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和你们大家谈话的机会，也就永远不会来。我这番讲演让你们大家从春天一直等到十一月才听到，完全是我报考学习院教师名落孙山的结果，从而成了你们得以品尝目黑的梭鱼的论据。


    我现在开始简略谈谈我没有考上学习院教师之后的情况。这比按讲演的顺序讲应该说更有意义，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我今天讲演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来听。


    我报考学习院教师，不幸名落孙山，只好光穿这身礼服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可穿的西装，实在没法子，也只好如此。你们猜我穿那身礼服去了哪里？那时候和现在不同，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使你感到，不论你面向哪个方向，好像大门都朝你开着。总而言之，因为到处都缺人的缘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几乎同时采用我，同我联系。我对替我向高等学校斡旋的前辈同学给予半承诺的同时，对于高等师范那边也周旋得恰到好处，所以事情就出现了奇妙的情况。本来因为我年轻，办事不牢靠，考虑不周倒是难免的，想不到自己被它所累，想起来似乎是没办法的事，结果弄得我很不够面子。我被我的前辈同学在高等学校执教多年的教授叫了去，他谴责我说，你一方面跟我说要到这里来，又和高等师范那边随便打招呼，你脚踩两只船，让我这介绍人伤透脑筋了。我因为年轻，肝火特别旺，心想，干脆两边都不去总行了吧？于是办了不应聘手续。这样一来，有一天接到当时的高等学校校长，现在的京都理科大学校长久原先生的通知，让我到他们学校去一下，跑去一看，高等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那里。嘉纳校长和给我介绍工作的我那前辈同学当场商量好，对我的忠告是：不必顾虑这里如何如何，去高等师范好吧。我当然不能说不愿意，所以就答应下来了。但心里却不能不想，这实在是一件麻烦事。想起来都觉得本来是很不应该的事，因为我对高等师范的职位并不觉得多么向往。我第一次见到嘉纳校长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像你一样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成为学生的模范，我是很难做到，因而逡巡不前。嘉纳先生是杰出人物，他说，既然你这么坦率，我就更加希望你到我们那里去工作了。看起来他坚持己见。因此还没有成熟的我，尽管没有贪而无厌打算身兼两校，但最后还是由于有关人士过分操心，我终于去了高等师范。


    可是我根本还没有取得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资格就以为多么神气，所以我觉得很拘束，感到诚惶诚恐。嘉纳先生甚至说，你这人诚实得过了头可就实在不妙了，狡猾一些也许好点。但是我即使想狡猾些也无奈做不到。打开窗户说亮话，那时的我活像个给菜馆或点心铺打杂的。


    一年之后，我终于去了乡村中学。那是伊预地方位于松山的一所中学。你们一听松山中学就要笑，但是，你们大家大概都读过我写的《少爷》吧？《少爷》里有个外号叫“红衬衫”的人，那时候常常有人问我，写的到底是谁呀？要说写的是谁的事，我要说，当时那个中学只有我一个文学士，如果把《少爷》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找出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人，那么红衬衫就肯定是我了，所以，就我来说那是应该实在感激不尽的。


    我在松山也不过只呆了一年。我要走的时候，某知事出面挽留，因为我和那个将要去的单位有约在先，我不得不婉言辞谢而告别了那里。于是在熊本的高等学校站定脚跟。我就是从中学到高中，再从高中到大学，按这个顺序取得教学经验的，所差的只是没有教过小学</a>和女子中学而已。


    我在熊本呆的时间很长。教育部征询我是否有意去英国留学，那是我到了熊本之后很久的事了。当时我想拒绝留学。因为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任何目的，只是说去过外国，对于国家并没有什么用处。然而掌握教育部明确意图的副院长说，你说的这些，部里对你未必没有考虑，你没必要对自己再做评价，反正按命令行事岂不很好？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没有坚持不去的理由，也就遵照命令去了英国。果然不出所料，到了那里简直什么事也没有。


    为了说清楚这件事，必须把直到这一时期为止的我这个人说个明白才行。这一部分就构成我今天讲演的一部分内容，希望大家按照我这个说明来听。


    我在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也许有人问，这个英国文学是什么东西呀？我专门干了这么多年，它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我仍然朦朦胧胧。那时，一个名叫杰克逊的老师，这位老师让我在他面前读诗或者读文章，我作文时把冠词漏掉因而遭到训斥，或者发音有误也惹得他大发脾气。考试时竟出这类题目：华兹华斯(3)是哪年生人哪年去世？莎士比亚的版本有几种？或者按年代为序把司各特的作品列出来，等等。即使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也能想象到，这究竟是不是英国文学？暂且把英国文学放在一边，首先是什么才算文学还没有弄明白，照这样学下去根本就无法弄懂。既然如此，自学是不是能行呢？说起来就像俗话所说的瞎子窥篱笆孔一样劳而无功。进了图书馆也是四顾茫然，无从下手。这不仅是自己力量不足，而我以为这方面的书也不足。总而言之，学了三年始终也不懂文学。所以说，我烦闷的根源也在于此。


    与其说我是以马马虎虎的态度走上社会，终于当了老师，倒不如说我被打扮成了一名教师更合适。侥幸的是虽然说话怪腔怪调，但总算对付过去了，每天倒是平安无事，但心里空虚自是难免的。既然空虚，也许下定决心就能好，但某些不愉快的难以言喻的冷漠东西，潜藏于各处，让人实在受不了。另一方面也是我对当一个教师毫无兴趣。自己缺乏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单单在课堂上教英语，就让我感到麻烦的厉害。我始终以半立半坐的姿态工作，心里光想着，一旦有机会我就飞往我本来行当的领地。但是属于本来行当的领地，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不论面朝哪个方向，都无法下决心飞到那里去。


    我知道，既然生在这个世上就必须干点什么，但是干什么好呢？却是一点主意也没有。我像封闭在雾里的孤独人一般，呆立于原地不敢动弹。心里想，与其希望从哪个方面射来一束日光，倒不如自己用聚光灯哪怕照出一条光也能靠它看清前方。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无不模糊一片。也可以说四顾茫然。那情绪，就好像被装在口袋里无法挣脱一样。万分着急，总想手里哪怕有一只锥子，我也会扎破一个地方。不幸的是这锥子别人不会给，自己也找不到，只是心里不断地思考，终日过着心情阴郁的生活。


    我怀着如此这般的不安心情终于大学毕了业，并带着同样的惴惴不安去了松山，又从这里迁到熊本，随后把同样的不安像叠衣服一样叠起来收在内心深处而远涉重洋去了外国。但是，一旦去了外国留学，新的自觉精神必然会使自己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应负的责任。于是我就尽可能作最大的努力，为了作出某些成绩而努力了。但不论读什么书，自己照旧不能从口袋里钻出来。冲破这个口袋的锥子找遍了伦敦也没有找到。我在公寓的一间屋子里开始思考了。觉得这实在无聊。我意识到无论读多少书也不能果腹的时候，就死了这分心。与此同时，连我也照旧不明白为什么要读书了。


    从这时候我开始醒悟了，文学究竟是什么，除了基本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它的概念之外，没有救自己的道路。好不容易才发觉，直到现在为止，完全是他人本位，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漂漂摇摇，终究不行。我这里说的“他人本位”，就是请别人喝自己造的酒，然后听他的品评，以这个品评所定的是非为是非地模仿他人。因为简而言之全是混帐话，也许以为谁也不会把那样模仿别人认为奇怪，事实决不是那样。最近流行的柏格森(4)也好，欧肯(5)也好，西方人动不动就提他们，日本人也就盲从，跟着起哄。况且那个年代只要说这是西洋人说的，那就不管什么一律盲从，还自以为神气得很。所以，随随便便排列起用楷体字母写的人名(6)，向别人大肆吹嘘而洋洋自得的人比比皆是，实在无聊之至。我这不是骂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比如读了西洋人甲评论西洋人乙的作品时，不管评论得对与不对，也不想想自己是否消化，便鹦鹉学舌般地随便传扬。总而言之，说他囫囵吞枣也好，说那是知识机械也可，反正不是有血有肉的东西，而是把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意见重复一遍，毫无生气，也毫无新意。然而时代就是那样的时代，大家对此依旧给以夸奖。


    但是尽管受到人们的夸奖，毕竟是借别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的，虽然神气一阵子，却难免心虚，忐忑不安。因为毫不费事拔下孔雀翎插在自己身上虚张声势，到后来终于意识到，再不去掉浮华而力求真挚，自己的心将无法放下来。


    比如，即使西洋人说这是很好的诗，韵调极佳，那只是西洋人的见解，即使对我不无参考价值。我如果不这么想，那也没有必要重复别人的话。我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绝对不是英国人的奴婢，这是作为国民一分子必备的素质。单从世界互通重视道义这一点来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决不让步。


    不过，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地道的评论家说的话和我的观点发生矛盾时，一般情况下我甘居下风。然而也不能不考虑这样的矛盾从哪里产生的。比如，风格、人情、习惯一直上溯到国民性，肯定都是矛盾的原因。一般学者往往把它和文学、科学混同起来，以为甲国国民中意的东西一定会得到乙国国民的赞赏，错误地认为包括了这样的必然性。必须指出，这是错误的。即使不可能融合这个矛盾，但还是能够说明的。于是，即使仅仅这个说明，也足以给日本文坛投下一道光明。那时我就是这样领悟的。我这话说晚了，不胜惭愧之至，因为是事实，我不能不实话实说。


    其次，为了巩固我在文艺上的立足之地，与其说巩固，倒不如说为了建立新的，开始读和文艺根本无关的书。好不容易才想到“自我本位”这四个字，为了证实这自我本位，才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现在时势不同了，凡是头脑多少灵活的人都明白，然而那时的我不仅幼稚，而且社会也没有进步，我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的。


    从把“自我本位”这句话紧紧掌握在自己手心之后，我比从前强大多了。有了“他们算得了什么”的气概。使过去一直处于茫然与自失的我，站在这里，给自己下命令：必须从这条道路往前走下去，实际上就是“自我本位”这四个字。


    如果让我自白，我要说：我是从这四个字重新起步的。这样，就从现在习见的只是盲从，跟在别人后面空喊、起哄，心里没底，以为不接触西洋人反倒好，以为这些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理由。我想在他们面前抖落给他们一看，我以为自己一定愉快，别人也喜欢，于是就想，凭着著书或其他手段，以取得我的成就，以此作为我一生的事业。


    那时，我的忐忑不安完全消失了。我以轻松的心情纵目观看阴郁的伦敦。打个比喻来说，我就像多年懊恼的结果，好不容易用</a>自己的十字镐一下子掘到矿脉上了，或者说，那就像过去被封闭在雾里的人居然找到了方向，从而凭着这个判断明白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我受到这样的启发时，已经是留学以来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知道，在外国很难完成我的事业，反正先收集好材料，回国后再好好整理。和出国的时候比起来，回国的时候尽管偶然，我确实得到了某种力量。


    但是，还没有决定回不回去的时候，很快发生了为衣食而奔走的问题。我去高中教过书，也去过大学。后来因为钱不够用就找了一个私立学校。这时不得不给杂志创作些不太像样子的作品弄些稿酬。由于各种情况，我计划的事业终于半途而废。我写的文学论，与其说它是我事业的纪念，倒不如说是失败的骸骨，而且是个畸形儿的遗骸。或者说它是一个建筑群还没有建成就遭遇地震而成了一片废墟。


    然而“自我本位”是在那个时候我所得出的结论，现在依然在继续中，不，应该说是随着光阴的飞逝越来越感到它的强劲。作为著作事业来说，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那时确实掌握着的自己是主，而其他不过是宾而已，这一信念，给了今天的我以非常的自信与安心。我迄今仍旧继续下去，那心情是以此表明我一直在活动。实际上站在这样高高的讲台上向大家讲演，也许靠的就是这个力量。


    以上所说的话，总算把我的经验交代了一番，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完全出于供你们参考的好心。你们这就要离开学校走上社会。有的同学还要等上好长时间毕业才能离开，有的人不久就要活跃在实业界，不论活跃在哪个领域，可以预料都有可能重复我经历过的烦闷（尽管种类不同）。也可能像我一样急着要冲出去但无论如何也冲不出去，想抓住什么，然而总像抓秃头一样，溜光得什么也抓不住，以致心急火燎，类似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如果你们之中有人已经全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一条道路，那是例外，或者跟在别人后面就心满意足，遵循一条老路走下去的人，我决不说这样不好（如果自己心安理得而且满怀自信地追随下去也无不可），但是，如果并不是这样，那就无论如何也得用自己那把十字镐开掘下去，一直掘到矿脉才能停下，不然就不行。我这里用了“不行”二字，原因是自己掘不到矿脉，这个人的一生就不可能愉快，比别人始终矮一截，在这个世界上只能仿徨徘徊。对于这一点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原因只在于此，决不是让别人把我当作模范。即使像我这样不成器的人，如果有自己朝着自己打开的道路前进的自觉，从你们大家的角度看来即使那条道路没什么出息，那是你们的评论和观察，对于我没有丝毫损害，我将满足于自己这种状态。不过我决没有想过，自己因此而有了自信与安心，这条道路也就当然成了你们的模范之路，所以请不要误解。


    按我的判断，我所经历的烦闷，你们肯定会常常遇到，是否如此？如果确实如此，在解决之前，做学问的人，受教育的人，把它当作一生的工作，或者把它当作十年或二十年的工作，难道不是很必要的吗？啊，这里有我前进的道路！好不容易掘出了这条路！当这样的感叹词从内心深处喊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才会一块石头落地的吧？不容易被瓦解的自信，难道不是随着这种喊声响起而眼睁睁地抬起头来的么？已经达到这种地步的人也许已达多数，如果有途中遇到雾霭而懊恼的人，我想，不论付出多大牺牲，也应该挖掘到矿床之处才住手。不一定只是为了国家才这么坚决地干，我也不说为了你家老小才这样干，我说为了你自身的幸福，绝对必须这样努力。假如走了我所走过的道路而且走过了头，那是没办法的，但是某处出了障碍，那就必须把障碍粉碎后继续前进。说起前进，却不知如何前进，这就难免到什么地方碰到什么。我可根本没有对你们提什么忠告硬让你们接受的意思，而是想到那也许是你们将来的一种幸福，就无法沉默了。心里犹犹豫豫，不彻底，此刻是这样，转眼又是那样，怀着海参一般什么都怕的精神，茫然地面对一切，这完全是不知道这将使自己很不愉快。只要说一声并不是不愉快，这也好，或者说一声那种不愉快已经走过来了也行。我祈祷谁都能顺畅地走过来。但是，我这个人离开学校已经三十多年还没有走过来。这种痛苦当然是钝器击伤之痛，不过这和年年岁岁感到的痛苦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座的有人得了我这种病，我非常希望他勇敢地前进。如果走到那里，他就会发现事实上这里才有我屁股落座的地方。我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掌握了一生的自信并从而安下心来。


    以上所说的问题，相当于这个讲演的第一部分，下面我讲的将是第二部分。学习院这个学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进得来的学校。贫穷之民无力到这里来，这大概是事实。如果我的推断不错，也就是说，在这里上学的全是上流社会的子弟，那么，在你们后面蜂涌而来的许许多多的东西之中，必须首先列举的就是权力。换言之，你们一旦走上社会，就比贫民立足于社会时使用了更多的权力。前面所说的你们工作中前进到挖掘出什么东西的地方，是为了你的幸福，为了让你们放心，这是不错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带来幸福和安宁，说起来，就是你们与生俱来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你们意识到，在那里坐了下来。而且是屁股坐定之后渐渐前进时，那个性就更加发展。这是在你意识到这里有我安住的地位，意识到你的工作和你的个性完全契合时才能谈到它。


    与此具有相同的意义是，把方才说的权力品味一下就会发现，所谓权力，就是把方才所说的自己的个性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往别人头上压的工具。如果明确地说它是工具不好，那就称它为能够使用这种工具的利器也可以。


    次于权力的是钱力。这也是你们比穷人掌握得更多的。从同样的意义来看这个钱力，在为了扩大个性上，把它当作诱惑他人的武器使用时，是非常宝贵的。


    由此可见，所谓权力和钱力，在把自己的个性比穷人更多地强加于他人头上，或者把别人引诱到这方面来的这一点上，必须承认它是非常方便的工具。因为有这两个力，使用者就显得伟大了，然而，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方才说的个性，主要是指学问或者文艺、趣味方面，自己应该落地归根的地方才有了发展说的，关于它的应用还是非常广阔的，并不仅仅限于文艺。我所知道的一对兄弟，弟弟龟缩在家里，喜欢读他的书，哥哥与他相反，多愁之身却不顾一切地留恋于钓鱼。于是这个哥哥就千方百计地想把弟弟拉过来，他认为，老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是非常要不得的，堪称大忌。他的结论是：弟弟不钓鱼所以才成了那样的厌世者，于是就想强制把弟弟从家里拉出来。弟弟对于哥哥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非常不快，简直无法忍受。但处于哥哥高压姿态之下，只好扛着钓竿、提着鱼笼，跟在哥哥后面前往钓鱼池。因为兄命难违，只好闭着眼睛钓，钓几条倒霉的鲫鱼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地回来。因此，哥哥说，终于按照他的方案改变了弟弟的性格。实际上绝非这样，而是使弟弟对于钓鱼更加反感，从而坚决反抗了。总而言之，大概因为哥哥的性格和钓鱼完全吻合，没有间隙，就是说，哥哥和弟弟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交流。这本来不是钱力的例子，是权力威慑其他方面的说明。因为哥哥的个性压迫弟弟，强制他钓鱼。本来有的时候——比如上课的时候，当兵的时候，或者即使住的是学生宿舍，却是以军队生活为主——只有在这种场合下，难免或多或少地采用高压手段。不过我主要是以某人独自走上社会的情况说的，所以请你们只能以这个准则理解我说的话。


    如上所述，凡是自己喜欢的事，自己以为很好的事，合乎自己性格的事，侥幸之余碰上了这些得以发展自己个性的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忘记了自我和他人的区别，于是就有了“为什么不把那家伙拉进来入伙呢”的想法。那时候，前面说过有权力的兄弟那样奇怪的关系成立了，其次，也有钱力，把钱广为抛撒，把别人造就成自己一样的人。也就是把钱作为诱惑的工具，用诱惑的力量使别人变成对自己满意的人。这两种情况，不论哪一种都会发生严重的危险。


    因此我常常这样想，你们应该落脚在使自己个性能够发展的地方，充分认识到，在发现符合自己的工作之前如果不奋勇前进，那就会造成一生的不幸。但是，为了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尊重，而且得到社会的允许，那么，也要承认别人的个性，尊重他们的倾向，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我只能把这看成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事。我想，我天性向右看，可是那家伙却向左，以为这就不像话，这实在是很不妥当的。本来，一遇到复杂的善恶或邪正之类的问题，假如不借用深入的解剖之力，岂不是无话可说么？同这些问题不发生关系的时候，即使有了关系而并不麻烦的时候，只要是自己从别人那里享受自由，你那就应该坚信对于别人也要给予同等高度的自由。


    最近，高唱自我或者自觉的极多。他们嘴上不断地说着始终尊重自己和自我，至于他人的自我却一点也不承认。假如具有公平的眼光和正义的观念，那么，我确信不疑的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就必须把这种自由也给予别人。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是绝对不能妨碍别人为了自己的幸福随意发展自己的个性。我为什么在这里使用“妨碍”二字？原因是你们之中的大多数将来就要站在能够妨碍他人的地位。你们之中，有能够运用权力的人，至于能运用钱力的人那就更多了。


    认真地说，人世间根本没有不附带义务的权力。像我这样，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俯视着你们大家，我既然有让你们安安静静地听一两个钟头话的权力，那么，我就应该有足以让你们大家安安静静地听下去的演讲内容，也就是义务，就算是很平常的演讲吧，我的态度、姿势必须足以让你们大家始终保持礼貌周到。仅仅因为我是客人，你们是主人，所以你们必须规规矩矩地听我讲话，话要是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然而那只是表面的礼节，和精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因袭的表现，根据不在议论之列。如果试举别的例子，那就可以列举这样的例子：你们在课堂上常常挨老师的申斥。但是世间如果有只会申斥学生的老师，那个老师当然也就是个没有资格讲课的人。申斥学生的另一面就是苦口婆心地给学生上好课，这是定不可移无须多说的。因为有申斥学生权力的老师也就是有教好学生的义务的老师。老师为了坚持规矩必须得到广泛遵守，为了秩序井然，他要充分地行使赋予他的权力。另一方面，如果不克尽和权力不可分的义务，也就没有尽教师的职责。


    关于钱力也是一样。按我的意见来说，不知道责任是什么意思的“钱力家”，人世间是不该有这种人的。它的原因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金钱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无论到哪，它都能自由自在地通融，比如我现在投机倒把赚了十万，我能用这十万元建住宅，也能买书，也能在花柳界好好逍遥一番，总而言之，可以变着花样搞得有声有色。其中能够用它作为收买人的精神的手段，难道它不是可怕的么？也就是说，大把花钱，确实能买人的良心，也能成为使人类灵魂堕落的工具。投机赚的钱如果对于伦理道德具有巨大的威力从而发挥作用，那就是钱的用途不当了。虽然不当，但钱就是这么通用的，所以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只能希望有钱的人有相当水平的道德良心，按道德良心行事，不用它干损害道德之事，除此之外，根本没有防止人心腐败的途径。所以我要说，钱必须给它加上责任才行。比如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财富，这笔财富用在这方面，就会出现这种结果，在那种社会用在那方面，就会产生那种影响，首先必须养成吃透如此等等的见识。不仅如此，还要配合这种见识，以负责精神处理自己的财富，不如此就对不住社会。不仅对不住社会，连自己也难以面对。


    把以上的论点集中摘要一番，那就是：第一，如果想达到发展自己个性的目的，那就必须同时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要想使用属于自己的权力，那就必须记住相伴而来的义务。第三，要想显示自己的财力，就必须重视相伴而来的责任。总而言之，许多问题都能归纳到这三条里来。


    如果把这些问题用别的语言来表达一下，那就是：如果不是伦理道德上有一定修养的人，也就没有发展个性的价值，也没有使用权力的价值，当然也没有使用钱力的价值。再换一个说法，那就是：为了自由地享受这三者的自由并体会到它的乐趣，那就必须接受这三者背后应有的以人格为主的实际。如果没有人格的人打算盲目地发展个性，那就一定会妨碍他人，想用权力时，必然滥用权力，如果动用钱力，自然会带来腐败。以致呈现出相当危险的现象。这三种事物，是你们将来最容易接近的事物，所以我以为，你们无论如何必须成为有高尚人格的体面人才行。


    话说得离题远了些。众所周知，英国这个国家是个很尊重自由的国家。尽管它非常爱自由，但是却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那样秩序良好。老实说，我是不喜欢英国的，我讨厌它。但事实确实如此，我没法不实话实说。那么热爱自由，而且那么秩序井然的国家，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日本毕竟无法和它相比。但是它们还不仅仅是自由，他们爱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别人的自由，人们从儿童时代就受到这种社会教育。所以，他们自由的背后一定伴有义务观念。“英国期待每个人履行他们的责任”，这著名的纳尔逊格言，其意义决不限于当时，而是和他们的自由互为表里地发展到今天，肯定是根底很深的思想。


    他们感到不平时往往举行示威运动，而政府决不干涉，只是不理不睬。但是搞示威运动的也很能掌握分寸，决不随便给政府添麻烦，或者胡作非为。最近女权扩张论者很不守规矩，报纸上有所指责，算是一桩例外了。说它是例外，但为数不少，然而即使为数很多，也仅仅止于这个程度，除了把它看作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嫁不出去啦，找不到职业啦，再加上从最早就养成的尊重妇女的风气，这些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好像不是英国人平生的态度。撕破油画，监狱里绝食，刁难监狱法警，先把自己的身体绑在议会的长椅上，再大嚷大叫，如此等等，这是意外的现象么？也许是源于妇女不论干什么，男人们都心存客气概不干涉所造成的结果。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常。一般所说的英国风度，总是如方才所说，在概不脱离义务的程度上热爱自由的。


    这样说，我的本意并不是无论什么都以英国为榜样。总而言之，没有义务心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那种唯我独尊随心所欲的自由，在社会上决不能存在下去。即使暂时得以存在，也一定很快遭到排斥，遭到践踏。我热烈地希望你们大家有充分的自由，同时也热烈地盼望着你们大家深刻地理解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公然扬言我是个人主义者而且毫无忌惮。


    对于我说的这个个人主义请不要误解。特别是对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灌输可能给以误解的东西，那是应该说对不起的，所以希望你们注意。时间紧迫，我尽可能说得简单些。关于个人的自由，正如以前所说的话，在个性发展上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个性发展与你们的幸福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凡是我向左而你们即使向右也与我没什么妨碍的自由，由自己掌握，不必追随别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在权力、钱力这一点上也是如此，我不喜欢的家伙我就不理睬，因为他不合我的脾性，所以我就必须把他打倒，对方根本没做坏事，我就滥用权力，结果会如何？那样，人的个性就全都被破坏了，与此同时，人的不幸也从此开始。比如，我根本没干什么坏事，只因为我对政府不满意，警察总监就派警察包围了我的家。也许，警察有这种权力，然而道义上却不允许他使用这种权力。其次，三井或者岩崎等等富商巨贾，只是因为讨厌我，就收买我家佣人，唆使他事无大小一律反抗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们的钱力背后还多多少少有点人格，他们就决不会无法无天地这么干。


    这种弊害，完全是因为没有理解道义上的个人主义。只是利用权力和钱力把自己无限地膨胀，一切都要唯我独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个人主义、我这里说的个人主义，决不是俗人想的那样，对国家造成危害，它尊重别人的存在，同时也尊重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我的解释，所以我认为它是个很好的主义。


    如果说得更简明些，那就是：没有党派之心而只有是非的主义。不结成朋党也不创造团体，不为权力和钱力盲动。所以，它内在的东西不为人知，因而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寂寞。既然不是党派，我就只按我应该走的路任意地走下去，与此同时，因为不妨碍他人应该走的道路，所以，某个时候某一场合人必须是散沙般地存在。这时就显得寂寞冷清了。我主持《朝日新闻》文艺栏的时候，记不得谁写文章说三宅雪岭的坏话，当然不是人身攻击，不过是批评而已。而且，全文仅仅两三行。是什么时候登出来的呢，尽管我负责该栏，可能是我闹病的时候，或者不是在病中。也许我认为发表也行。总而言之，那批评文章登在《朝日新闻》的文艺栏。结果，“日本和日本人”的伙计们大为恼火。虽然没有直接跑到我的家里来，可是找到当时给我当助手的人告诉他：要撤消那篇文章。三宅雪岭本人没有来，他的徒弟辈的人——说徒弟辈的人好像赌场里的称呼一般，似乎可笑——大概是同人吧，他说，无论如何也得撤下来。如果事实上应该撤消，那当然要撤，只是批评性质的文章为什么要撤下来？我这里除了说这是我们的自由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提出要撤消的“日本和日本人”的一部分人，在每期的杂志上发表文章骂人，这就更让人吃惊了。我没有直接参加谈判，但是间接听到那些话的时候，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我是以个人为主对待此事，而对方却是以党派的名义展开活动的。当时我对于以恶评对待我的作品文章，我照旧在我主持的文艺栏登出来，他们所说的同人，是曾经有一次对雪岭的评语说是不满意而发了怒，这让人吃惊，同时也使人感到奇怪。很抱歉，我以为这态度太落后于时代了。这使我想起了封建时代人们的团体。但是，我想到这个问题的同时，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摆脱一种冷漠。因为我想到，意见分歧，即使彼此关系密切也无法弥补这种裂痕，所以，对于出人我家的年轻人虽然劝解过，但是足以抑制那些人们发表意见的事，只要没有其他重大理由，那是坚决不干的。我对于别人的存在是那么重视，也就是给了别人那么大的自由。所以，对方既然不感兴趣，那就不管我感到受了多大侮辱，我也决不以此为助力而心存依赖。这就是个人主义的凄凉所在，个人主义把人作为目标而决定对其向背之前，首先要弄清是非，决定去就，所以，有的时候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以至心境凄凉。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罗汉松树枝如果成了捆，它的中心也显得特别结实。


    还有，为了预防误解我要先把话说在前头，这就是，一说个人主义就像反对国家主义似的，决心把国家主义破坏掉，实际上这种道理根本不能成立。说实话什么什么主义，我是不喜欢的，我想，人不能那么简单地归结到一个主义了事，为了说个明白，这里不得已只好在主义二字下面谈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有人说，今天的日本如果不实行国家主义就无法维持下去，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也有人倡导，如果不把个人主义踩碎，国家就会灭亡。事实上决不会有这种混帐事。实际上我们也是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同时也是个人主义的。


    构成个人幸福基础的个人主义，毫无疑问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为其内容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依据国家的安危，像寒暑表一样升升降降。也许，与其说这是理论，倒不如说它是事实创造出的理论更合适，总而言之，自然状态就是这样。国家处在危难之中，个人自由的幅度就被缩小，国家太平之时，个人自由就膨胀起来，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存在人格，那么，强调得不当，在国家像亡又不像亡的时候，出于判断错误，仍然一味地追求个性发展的人是不可能有的。请考虑一下，我所说的个人主义之中，也包括对那些火灾已经扑灭，仍然强调必须照旧戴着防火头巾，本来无事却白白弄得浑身别扭的人的忠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从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创立了一个什么会。会名以及它的方针，详细情况已经忘了，只记得它是个标榜国家主义的会。当然，它并不是个做坏事的会。当时的校长木下广次先生出力不小。会员的胸前都挂着徽章，只有我一个人没挂，然而我仍然是会员。当然，因为我不是发起人，所以对于我的意见分歧很大，最后是“让他人会也没什么了不起吧”的意见占了上风我才入会的。但是，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不知什么机缘，一个会员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他是会员，对于我的大部分意见表示反对，所以使我想起，在这之前我曾经攻击过这个会的主张。然而等到成立大会时，我听一听方才登台的这个人的演说，才明白内容不过是对我的意见反驳而已。是故意呢还是偶然。虽然还不知道，但看其气势我是非答辩不可的。我没有办法，只好紧随其后上了讲台。我当时的态度，举止，我想肯定是难看的。不过我还是简明扼要地只说了该说的几句话便退下来了。也许你们要问那时我讲了什么，我讲的非常简明。我说：也许攻击十分重要，但是，从早到晚国家国家地嚷个不休，仿佛被国家迷上了似的，那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干得出来的。行止坐卧，除了国家大事以外绝对不想干别的事的人也许确实有，但是，不间断地只想干一件事的人，事实上是不可能有的。卖豆腐的边走边吆喝着卖豆腐，然而他们决不是为国家边走边卖的。根本的主意是为了得到衣食之资。但是，不管他本人如何，就其结果来说在供应了社会必需之物这一点上，也许间接成了国家的利益。和此事相同，今天午饭我吃了三碗，晚上增加到四碗，这也未必是为国家增减的。坦率地说是胃的情况作出的决定。不过，这些即使间接而又间接地说，也不一定对天下毫无影响，不，根据某种观点，说不定和世界大势有几分关系。但是，重要的是本人考虑这些事，为了国家受命吃饭，为国家而洗脸，还有，为国家而去厕所，如果这样，那可不得了。奖励国家主义，无论怎么样都没关系，但是，把事实上做不到的事装成好像为国家而做，这是虚伪——我的答辩就是这样。国家到了危急关头，没有一个人不关心国家安否的。国家强，战争之忧就少，遭受外敌侵犯之忧少到几乎没有的程度。国家观念也越来越淡薄，为了补充这种空虚，个人主义乘虚而入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今天的日本并非平安无事吧？国家不仅贫穷而且也小。所以，何时发生什么事，都很难预料。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考虑国家大事。但是，这个日本既然处于说话之间就惨遭垮台、灭亡的厄运之中，那么也就没有国家国家地到处大呼小叫的必要。这和发生火灾之前就把按救火的那套服装道具装束打扮起来，弄得浑身很不自在地在街上东奔西跑一个样。这种事情事实上是个程度如何的问题，说什么已经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啦，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啦，如果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对这些问题不能不考虑的，那些人格高尚之人，一定自然而然地面对这个方向，主动约束个人自由，减少个人活动，为国家效忠尽力，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我相信这两个主义绝对不是任何时候永远矛盾、永远你死我活地互相杀戮的。关于这一点，我本想更详细地说一说，因为没有时间了所以只说到这里吧。我提请注意的只是，国家的道德和个人的道德相比，是远远处于低段位的。本来，国与国之间即使词令上冠冕堂皇，道德良心却是另一回事。欺诈、蒙骗、糊弄，什么缺德事都干。所以，凡是把国家当作标准，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本来应该甘于低级道德，面对坏事完全心平气和才对，但是看看个人主义的基础，必须把它看作很高才行。所以，国家在平稳的时候，对于道义心高的个人主义仍旧予以重视，我认为无沦如何也是理所当然的。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时间，今天就不再多说了。


    我好不容易受到邀请，今天应邀前来，想尽可能地把和你们大家相伴一生的个人主义的必要性解释明白。我认为这对你们走上社会之后很有参考价值。我不知道，我所说的话你们是否真正理解，对于我说的话如果有意思不明白之处，那是我没有把话说明白，这是很不好的。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不要将就凑合着理解，请到舍下问我，我将尽可能地解释明白，而且请不要考虑时间合适与否。如果对于我的本意能充分理解，我将十分满意。耽误了大家很长时间，我的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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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元1914年。


    (2) 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也称大牢。这里指的是美食的总称。


    (3)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1843年封为桂冠诗人。


    (4) 柏格森（Henri Pergson, 1850—1941），法国哲学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5) 欧肯（Royd Eucken, 1846—1926），德国哲学家。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6) 指日本人用楷体字音译西洋人的名字。今天依然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