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有些人对施塔姆勒 [15] 的话信以为真，认为西欧社会政治学说中有一派好像固有不可解决的矛盾似的。我们指的是他的月蚀例子。实际上这是最荒诞的例子。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结合在一起的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不包括、也不能包括在内，而且光凭这一点，就只有疯人院里才会产生促进月蚀的政党。然而如果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内，那么凡是很想看到月蚀，同时确信月蚀不用他们促进也一定会发生的人，都不会加入月蚀党。在这种场合，他们的“无为主义”不过是避免多余的即无益的行动罢了，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要使月蚀的例子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场合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对上述政党来说本来应当把这个例子根本改造一下。应当设想，月亮是天生有意识的，并且它受蚀时在天空中所占的那个位置，在它看来是其意志自决的结果，同时这个位置不仅使它得到巨大的享受，对它的精神安宁说来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它始终充满热情地力求占住这个位置。 [16] 作了这一切设想之后，理当问问自己：如果月亮终于发现，实际上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而是相反，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它会作何感想呢？按照施塔姆勒的意见，结论是：只要月亮没有借助于某种逻辑矛盾而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这种发现一定会使它不能运动。但这个假设是毫无根据的。诚然这种发现也许会成为月亮情绪不佳、精神失调、它的“理想”与机械现实发生矛盾的正式根据之一。但是既然我们假定“月亮的心理状态”归根到底整个地全都由它的运动来决定，那么本来也就应该在运动中去寻找月亮精神失调的原因。如果细心地对待这个问题，也许情况会是这样的：当月球处于远地点时，它为它的意志不自由感到难过，而在近地点 [17] ，这种处境就成为它心情快乐精神焕发的新的正式来源。也许结果恰好相反：也许会是这样的，月球不是在近地点而是在远地点发现自由和必然相协调的方式。然而不管怎样，无可怀疑的是这种协调是完全可能的，必然性的意识同实践上最坚毅的行动是相处得非常好的。至少历史上迄今为止常有这样的事。否定意志自由的人，就其意志力说常常超过自己所有同时代人，并且对自己的意志力提出了最大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它们是众所周知的。大概施塔姆勒只有在故意不愿意看到真实的历史现实时忘记的那样才会忘记这些例子。这种不愿意例如在我国主观主义者 [18] 和某些德国庸人那里是很强烈的。然而庸人和主观主义者不是人，而是如别林斯基会说的纯粹的幽灵。


    我们且仔细地看看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过去、现在或未来的——行动始终具有必然性色彩时的那种场合吧。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如果像穆罕默德一样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像拿破仑一样自认为是绝对不可阻挡的命运所选定的人物，或者像19世纪某些社会活动家一样自认为代表谁也无法遏制的历史运动的力量，他就会表现出几乎自发的意志力，像摧毁纸糊的房屋那样，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 [19] 在他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障碍一扫而光。 [20] 不过这个场合现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而且正是如下的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表明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样去作时，而且当我的这些行动同时是一切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识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于是我之不自由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即：我不能破坏自由跟必然的这种同一性；我不能使它们互相对立；我不能感觉到自己受必然性的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就是自由最充分的表现。


    西梅尔 [21] 说，自由总是摆脱什么东西的自由，自由若不理解为与受约束相反的东西，自由就没有意义。这自然是对的。不过根据这个小小的起码常识不可能推翻构成哲学思想某个时候曾作出的最天才的发现之一的那个原理，即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西梅尔的定义过于狭隘：它仅指不受外部拘束的自由。当所谈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便是极端可笑的：小偷是不会自由地从您的口袋里掏走手帕的，如果您阻止他这样做，而他暂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制伏您的反抗。不过除了这种起码的和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另一种深刻得多的自由概念。这种概念对于没有哲学思维能力的人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有能力进行哲学思维的人，也只有当他们确实摆脱掉二元论，懂得在主客体两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二元论者认为可能有的那种鸿沟的时候，才会领悟这种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把自己乌托邦式理想同我国资本主义现实对立起来，并且没有走得比这种对立更远。主观主义者们陷入了二元论的泥潭。所谓俄国“学生们” [22] 的理想，其近似资本主义现实的程度，比主观主义者的理想少得多。尽管如此，“学生们”却能够找到联结理想和现实的桥梁。“学生们”上升到了一元论。按照他们的意见，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发展的进程而导致自身的否定，以及导致他们——俄国“学生们”，而且不仅只有俄国“学生们”——理想的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他，这个“学生”，就充当这个必然性的一种工具，而且无论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是根据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智能的和精神的特性，他都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不过既然他的社会地位正是使他养成了这种特性，而不是别的特性，它就不仅会充当必然性的工具，以及不仅不能不充当而且热烈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是自由的方面，同时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出来的，或者正确些说，这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转变成自由的必然性。 [23] 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某种拘束的自由；它也是同某种约束相对立的：深刻的定义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们，把它们保存在自身之中。然而在这种场合，究竟可以谈论什么样的拘束、什么样的约束呢？这是明显的：是遏制尚未摆脱二元论的人们的毅力的那种精神拘束；是不善于架设桥梁越过分隔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的人们感到苦恼的那种约束。当一个人没有通过勇敢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争得这种自由时，他就还不会完全属于他自己，于是用自身的精神痛苦可耻地迁就与自由对立的外部必然性。可是同一个人一旦摆脱这种恼人的和可耻的拘束的枷锁，一旦他的自由活动成为必然性自觉和自由的表现，他就是为新的、完整的、在这以前他所不知道的生命而生的。 [25] 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而且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他如


    天雷神电


    轰击妖魔……


    * * *


    [1] 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德国法学家，新康德主义法学派代表。——译者


    [2] C''est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tourner indépendumment de quèlque autre cause,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 insensibles de matiére magnétique. Leibnitz,Théodicée,Lausanne MDCCLX,p.598.[“这同磁针对转向北方感到高兴，认为它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不依赖任何原因，而觉察不到磁性的很少感知出来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莱布尼茨：《神正论》，洛桑，1760，第598页]


    [3] 近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近之点，远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远之点。


    [4] 俄国主观主义者，社会学中主观方法的拥护者，拉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等人认为，在建立社会科学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应该不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而是所欲望的东西、“理想的东西”等等的标准。


    [5] 普列汉诺夫这里暗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西格里县的哈姆雷特》。


    [6]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清楚地证明这类人的情感多么强烈。费拉尔公爵夫人勒奈(路易十二的女儿)在给自己的教师加尔文的信中写道：“不，我没有忘记您写给我的那些话：大卫对上帝的敌人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任何时候都不会持另一种态度；因为如果我知道，国王，我的父亲，和王后，我的母亲，和已故的先生我的丈夫(feu monsieur mon mari)，以及我所有子女被上帝抛弃了，我就会以不共戴天的仇恨憎恨他们，并且希望他们下地狱”，等等。怀有这种情感的人能够表现出何等可怕的无坚不摧的毅力啊！要知道这些人都否定了意志自由。


    [7] 西梅尔(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社会学》，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译者


    [8] “学生们”，指马克思学说的信徒。这是为逃避书刊检查，在合法出版物中使用的代号。


    [9] Die Notwendigkeit wird nicht dadurch zur Freiheit,dass sie verschwindet, sondem dass nur ihre noch innere Identit?t manifestiert wird.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Nürnberg 1816,zweites Buch,S.281.[“必然性之变为自由，不是由于必然性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暂时还是内在的同一性表现了出来”。黑格尔《逻辑学》，纽伦堡1816年德文版第2册第281页。 [24] ]


    [10] 参见《黑格尔文集》，第五卷，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1937年，第693页。


    [11] 同一位老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说得非常好：“自由就是除自己以外什么也不想要”。参见《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2卷，第98页(宗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