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三位直接继承者

    1．成吉思汗</a>儿子们的封地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在他生前时每人就已经接受了一份兀鲁思（一定数量的部落）和一块“禹儿惕”，足以维持这些部落放牧的领地。 〔1〕 随之产生了“引主”，即一份与宫廷和奴仆们开支相应的税收，其中包括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伊朗的臣属地区内定居民所上交的赋税。 〔2〕 这里把牧民们的牧场，即突厥-蒙古大草原看成是惟一可分财产的看法是正确的说明。北京和撒麻耳干周围的农耕地区仍属于帝国领土。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在他们之中瓜分地盘时从未想到要把定居民所在地区算在内，相应地，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突厥斯坦可汗或波斯苏丹。要成为上述统治者的继承人的这种想法是从1260年起才开始萌发的，对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来说，这种想法是完全陌生的。确实，在他们心目中，对草原的瓜分绝对不会引起对成吉思汗帝国进行瓜分。这种分封将在“封地联合”之下继续保持着兄弟间的和谐。然而，正如巴托尔德所观察到的那样，由于游牧的规律，对可汗绝对权威的不重视，国家是属于整个王室，而不是属于他本人的。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 〔3〕 在其父之前6个月去世（约1227年2月），死于咸海以北的草原上。尽管成吉思汗从未以他的可疑出身公开地反对过他，但父子之间</a>的裂痕在接近后期时已经很深了。1221年4月夺取玉龙杰赤（术赤参加了这次战争）之后，在1222年至1227年期间，术赤就隐退到图尔盖和乌拉尔斯克的封地上，再没有参加过他父亲发动的战争。这种莫名的隐退使征服者感到不安。他开始怀疑他的长子是否在阴谋反对他。术赤的死很可能避免了父子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


    术赤的一个儿子拔都继承了对其父封地的管辖权。在蒙古传说中，拔都被描绘成一位明智而高贵的王子（他得到“好汗”的雅号），罗斯人称他是残忍的征服者。后来他以成吉思汗家族首领的身份，在争夺帝国王位所产生的争吵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争吵中，他的形象是“拥立大汗者” 〔4〕 。同时，相对而言他的年纪较轻，他父亲的去世和对其家系合法性私下所产生的疑点都使“术赤家族”在帝国事务中仅仅起着不明显的作用。然而，按蒙古法律的核心，即长子领地是在离父亲驻地最远之处，术赤家族面向欧洲，形成了蒙古帝国的攻击翼。属于术赤家族的地区是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以西直到“蒙古马蹄所及之处”的草原，即谢米巴拉金斯克、阿克摩棱斯克、图尔盖、或阿克纠宾斯克、乌拉尔斯克、阿台和花剌子模（希瓦），再加上期望从钦察人手中夺取伏尔加河以西的全部征服地，这是在者别和速不台远征时就已预计了的掠夺物。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 〔5〕 （死于1242年）受征服者之命管理札撒和负责蒙古纪律，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严厉法官，是成吉思汗法典的严谨执行者，他还是一位习惯于军队生活的好战士，但他有点缺乏想象力。当他的父亲任命他的弟弟窝阔台继承最高汗位时，他没有表示异议。察合台得到的封地是原喀喇契丹国［西辽］所在的草原，即从回鹘地区到西方的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因此基本上包括了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楚河上游和怛逻斯河流域。他还得到了喀什噶尔和河中地区，不过应该记住，这些是定居民族的地区，在河中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是由大汗委派的官吏直接管理。根据长春真人的记载证实，察合台常驻地是伊犁河南岸。


    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 〔6〕 接受的封地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东北部地区，即叶密立河［今新疆额敏河］和塔尔巴哈台，黑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乌伦古河流域。乌伦古河流域在原乃蛮部境附近，而窝阔台的营帐常常扎在叶密立河畔。


    最后，按蒙古人的习俗，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 〔7〕 正像他被称呼的那样，叫斡赤斤（Ochigin，或者更准确的写法Otchigin），即“关系着火和家灶的儿子”。换言之，他是构成“祖业”的土兀剌河、斡难河上游和怯绿连河上游之间地区的继承人。拖雷被描述成一心只想征服的勇士和杰出的将领（他在1232年进行的河南之战将是指挥巧妙的一仗）。然而，他是一个十足的酒鬼（他因酗酒于1232年10月过早地去世，年仅40岁），缺乏伟人所具有的洞察力。但是，他娶了一名非常聪明的女人，原克烈王室的唆鲁禾帖尼公主（她是已故王罕的侄女），她与所有的克烈部民一样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后来她为她的儿子们保住了帝国。


    此外，成吉思汗的两个弟弟，哈撒儿和铁木哥的家族也得到了封地。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纳河和海剌儿河附近；铁木哥的封地在蒙古东端，即今吉林省内原女真国附近。


    按蒙古法律和作为“火和家灶”守护者的资格，拖雷在成吉思汗死后监国（1227—1229年），直到选举出新的大汗为止。作为摄政者，他得到了他父亲的斡耳朵，或者说扎营的宫营，它包括宫廷和1227年蒙军总数129000人中的101000人。余下的28000人分配如下：成吉思汗的其余三个儿子每人4000人，幼弟铁木哥5000人，成吉思汗的另一位弟弟哈赤温的儿子们3000人，三弟哈撒儿的儿子们1000人，母亲月伦额格家族3000人。 〔8〕


    直到1229年春，才在怯绿连河畔召集了库里勒台，或者说蒙古诸王公的大集会，推举大汗。这次会议只是认可了成吉思汗的意愿，他曾指命他的三儿子窝阔台为他的继承人。 〔9〕


    2．窝阔台的统治（1229—1241年）


    成吉思汗挑选的继承人窝阔台是诸子中最明智者。他具有与父亲一样的判别能力和稳重，但没有继承其父亲的天才、统治热情和能力。他是一位行动笨拙、生性随和和无忧无虑的酒徒，待人非常宽厚和慷慨，他利用他的绝对权威按自己的方式饮酒取乐。蒙古帝国的事务由于有札撒便自行运转着。


    窝阔台驻营于哈拉和林。他选择的地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正是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古代突厥-蒙古人的大多数帝国，从古代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都在此建都。8世纪的回鹘可汗们在附近的哈喇巴喇哈森建他们的斡耳朵八里，成吉思汗的都城最初就是以同样的名字斡耳朵八里（宫廷之城）为人所知。几乎是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至少是从1220年起，哈拉和林，或者是它附近的某地，可能已经被选为理想中的都城，但是，正是窝阔台于1235年在哈拉和林周围筑起防护墙，才使它成为新帝国的真正都城。 〔10〕


    窝阔台对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a>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耶律楚材企图建立起一个与纯军事政府相对立的中国式行政管理机构。他同意回鹘学者的意见，在蒙古中书省的机构内设立中国、唐兀惕、回鹘、波斯等局（回鹘人在长时期内起着重要作用）。蒙古人长期使用适应军事需要的传令制度，耶律楚材与他的热心的模仿者们沿着这些道路，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立粮仓。 〔11〕 首先，耶律楚材给蒙古帝国制定了一种固定预算，以此为依据，中国人按户以银、丝和谷物交纳赋税，蒙古人交纳其马、牛、羊的10% 〔12〕 。结果，直到当时一直只被看成是任意获取掠夺物的源泉之地的中国被征服地区，于1230年被划分为十路，每路都有由蒙古官员和中国文人组成的行政管理人员。耶律楚材还在北京和平阳办学，对年轻的蒙古封建主进行儒家教育。同时招收大批中国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他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 〔13〕


    除了耶律楚材外，窝阔台还信任聂思托里安教徒、克烈部人镇海，成吉思汗已经给予他很大荣誉，普兰·迦儿宾把他描述为“首席秘书”即帝国丞相，伯希和写道：“在中国北方所公布的任何法令，都附有镇海的一行回鹘［畏兀儿］文字。” 〔14〕


    在军事领域内，窝阔台的统治目睹了蒙古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波斯和南俄地区的征服。


    3．蒙古灭金


    蒙古人在中国又作出了新的努力。在木华黎死后，而成吉思汗又忙于西方事务之时，金朝收复了一些失地。血管中仍有力地流动着通古斯人血液的这支古代女真民族显示出惊人的活力。他们不仅继续呆在河南省，即新都开封周围，而且还收复了陕西中部的几乎整个渭水流域，包括扼守通往河南的要塞潼关。他们还夺取了山西西南角、黄河以北、与潼关相对的河中（蒲州）要塞。金末代皇帝宁甲速［金哀宗，1223—1234年在位］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15〕


    1231年，蒙古人夺取渭水流域上的平凉、凤翔等城，由此重开蒙金之战。为进行1232年的战争，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 〔16〕 。他们未能攻下潼关，就从其东北方和西南方向包抄它。当窝阔台率领主军和大量军需物资夺取河中城时——占有河中城，使他以后能顺流而下地渡过黄河——他的弟弟拖雷正率3万骑兵穿过西南方，形成了大包抄之势。拖雷有意穿过宋境，从渭水流域进入汉水上游流域，夺取汉中（南郑，在宋境内），继续沿四川嘉陵江流域前进，在四川洗劫了宝宁地区。然后，回军东北，过汉水中游流域（他于1232年1月横穿过该地），突然出现在河南南部南阳附近的金境内。与此同时，窝阔台在占领河中城之后率主军渡黄河，从北面入河南（1232年2月）。两军在河南中部的钧州（今禹州）汇合，在此之前几天，拖雷已经在钧州城附近打败了金军 〔17〕 。在这场大决战中，金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令蒙古将士们钦佩，这方面蒙古将士们最有识别能力。金将士宁死不屈。但是，他们的形势十分险恶。在西北方，蒙军最后终于占领了潼关（1232年3月）。窝阔台已经指命他最杰出的战略家、波斯和罗斯战争中的胜利者速不台去围攻金都开封。只是在经过了长期的抵抗之后，开封城于1233年5月被陷。耶律楚材劝阻窝阔台不要毁掉该城，从此，开封成为蒙古领土的一部分。在开封城被陷之前，金哀宗已逃出城，企图在开封城外的其他地区组织抵抗。最初，他逃至归德［今河南省商丘］避难，后又逃到小城蔡州（汝宁）。当蒙古人发动最后的攻击时（1234年2—3月），他在蔡州城内自杀 〔18〕 。宋朝企图对它的宿敌金国进行报复，借给蒙古人一些步兵帮助蒙古军夺取蔡州。


    蔡州的失陷完成了蒙古帝国对金国的吞并。从此，蒙古人成了中国宋王朝的近邻。为报答宋朝在攻金的最后战斗中的援助，窝阔台允许宋朝收复今河南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宋理宗皇帝（1225—1264年在位），或者说他的朝廷，对这一报酬并不满足，他们想得到河南全境，于是竟相当愚蠢地对蒙古人发起了进攻 〔19〕 。最初，宋军没有经过战斗就重新占领了开封和洛阳（1234年7—8月）。当然，他们很快就被蒙古人驱逐，在1235年于哈拉和林举行的库里勒台上，窝阔台决定征服宋朝。


    蒙军分三路进攻宋朝。由窝阔台的次子阔端（Godan） 〔20〕 统率的一路军进攻四川，夺取了成都（1236年10月）。由窝阔台另一个儿子阔出（Kuchu）和将军铁木台统率的第二路军于1236年3月占领湖北襄阳。第三路军由孔不花 〔21〕 王子和察罕将军统率，从今天的汉口顺流而下，进军至长江边的黄州，但是未能在此站住脚。1239年襄阳又被宋朝收复。事实上一场长达45年（1234—1279年）之久的战争开始了。窝阔台将看到的不过是战争的早期阶段。第四路蒙军前往征服高丽。1231年12月高丽都城开城（今汉城西北）被蒙古人攻陷，蒙古人将高丽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以72名达鲁花赤统治之。但是，第二年，由于高丽王高宗［王疄］的命令，所有这些蒙古驻军都被屠杀。高宗于1232年7月逃到汉城西的江华小岛上避难。由窝阔台派来的新军于1236年成功的占领了高丽，或者说至少是占领了大陆地区。另一方面，高丽朝廷宣布投降（从1241年起，派使者去蒙古宫廷承认其属臣地位），但是仍在江华岛上又苟安了30年 〔22〕 。


    4．蒙古征服西波斯


    当窝阔台即位时，蒙古人不得不对伊朗进行再征服。


    1221年11月，成吉思汗迫使花剌子模帝国的继承人札兰丁逃到印度避难（看第241页）。德里苏丹、突厥人伊勒特迷失欢迎这位流亡者，并把女儿嫁给了他。但是札兰丁阴谋反对他而被放逐（1223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刚回到突厥斯坦，留在他们身后的呼罗珊和阿富汗地区是一片废墟，几乎渺无人烟，至少是就城市和乡镇而言。这些地区构成了一种无人区，他们在离开之前没有在这些地区内建立任何正规形式的行政管理；而波斯中部和西部在经历了者别和速不台的袭击之后，国界线混乱。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征服，尽管它是正规部队采取的正规方式的行动，并且蒙古人还在这些地区呆了三年之久，但它只是游牧民席卷而过的旋风。


    札兰丁利用蒙古人对伊朗事务表面上的冷淡，于1224年返回伊朗 〔23〕 。他作为蒙古旋风来临前的最后一位合法权力的代表，顺利地得到了起儿漫和法尔斯的阿塔卑（或称世袭突厥长官，在起儿漫，是地区忽特鲁汗朝的建立者霍吉勃博刺克；在法尔斯是1195年—1226年的萨尔古尔朝的撒德·伊本·赞吉）承认为苏丹。札兰丁从泄剌失［设拉子］出发，继续去从他弟弟嘉泰丁手中夺取伊斯法罕和伊剌克·阿只迷，嘉泰丁已在那里建立公国（1224年）；接着他又出发去征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阿哲儿拜占的阿塔卑月即别（这个强大的突厥封建家族自1136年起一直统治着该省）曾以大量的贡赋设法使该省免遭者别和速不台的入侵。随着札兰丁的到来，他更加不幸。新的入侵者迫使桃里寺［大不里士］投降，并使自己在全省内的统治得到认可（1225年）。从桃里寺，这位花剌子模王子继续前往征讨谷儿只［格鲁吉亚］。这个基督教王国曾在4年前遭到过者别和速不台的猛烈攻击，当谷儿只在乔治三世的妹妹、著名的女继承人鲁速丹皇后统治下正在艰难地从这次灾难中恢复时，札兰丁出现了。这位苏丹于1225年8月于哈儿尼打败谷儿只人。在次年的第二次攻击中，他攻陷梯弗里斯城，同年3月他破坏了该城的全部基督教教堂。1228年，他第三次返回谷儿只，在罗耳附近的闵多尔打败了城主伊万涅率领的谷儿只军队 〔24〕 。札兰丁对高加索的这些远征巩固了他在阿哲儿拜占的势力。


    现在，札兰丁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整个西伊朗（起儿漫、法尔斯、伊剌克·阿只迷和阿哲儿拜占）的主人，他以伊斯法罕和桃里寺［大不里寺］为都。原花剌子模国部分地得到了恢复，只是稍微向西偏了一点。然而，这位卓越的骑士特别缺乏政治意识，凭着使他成为一个令伊斯兰世界震惊的武士的胆量和勇气，花剌子模苏丹们的这位继承人在占据波斯王位时，他的行为仍像一位游侠骑士。这位伊斯兰教的斗士不是巩固他的新波斯帝国，准备对付必将返回来的蒙古人，而是与可以作为他天然盟友的西亚主要的穆斯林王公们争吵不休。1224年，他以入侵威胁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接着在长期围攻起剌特要塞后于1230年4月2日从大马士革的阿尤布朝苏丹阿尔·阿昔剌夫 〔25〕 手中夺取该要塞（在凡湖西北，亚美尼亚境内）。最后，他自己促成了阿尔·阿昔剌夫和小亚细亚的（科尼亚苏丹国）突厥王、塞尔柱克苏丹凯库巴德的联盟。1230年8月，两位王公在埃尔津詹［幼发拉底河上游］附近彻底击败了札兰丁。正在这个时候，蒙古人发起了新的入侵。


    为了中止这个意想不到的花剌子模帝国的复辟，窝阔台派出由那颜绰儿马罕 〔26〕 统率的3万蒙军进入波斯。1230至1231年之冬，在札兰丁还来不及集合军队之前，蒙古人以闪电般的速度经呼罗珊和剌夷抵达波斯，并直奔札兰丁的常驻地阿哲儿拜占。消息传来，这位杰出的武士惊慌失措。他离开桃里寺，逃往阿拉斯河和库拉河河口附近的木干和阿兰草原，后又逃到迪亚巴克尔［今土耳其东部］，像其父当年一样，他始终受到蒙古轻骑兵的追赶。最后，他于1231年8月15日在迪亚巴克尔山中被库尔德族农民谋杀，不明不白地死去。


    1231年至1241年的10年中，绰儿马罕一直是驻扎在波斯西北部的蒙古军首领。他在库拉河和阿拉斯河下游的木干和阿兰平原 〔27〕 上建立了固定的司令部，因为这片草原水草丰美，适宜于他的骑兵。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使木干和阿兰草原从1256年起，就成为波斯的蒙古汗们喜爱的留居地之一。一百多年来，蒙古人正是在阿哲儿拜占西北的这些牧地对具有灿烂都市文明的定居的古代伊朗实施统治的。


    札兰丁消失之后，绰儿马罕派蒙古小军团去伊朗-美索不达米亚边境进行抢掠。在亚美尼亚，蒙古人屠杀比特利斯和阿尔吉斯居民。在阿哲儿拜占，他们占领蔑剌合，并以惯用的方式在城内纵情地屠杀。桃里寺城民吸取教训，他们投降了，并送给蒙古人所需的一切，为了使绰儿马罕息怒，还送了一件为大汗窝阔台织的珍贵手工织品 〔28〕 （1233年）。在南部，迪亚巴克尔和埃尔比勒地区遭到了可怕的洗劫，伊本·艾西尔描述了大屠杀的一些场面：


    尼西比斯地区的一个人告诉我，当他躲藏在一间房屋里从一个小孔向外张望时，看到每当蒙古人要杀人时，就呼 ha i ah（嘲笑穆斯林的惯用语），屠杀结束后，他掠夺城市，掳走妇女。我看到他们在马上嬉闹、用他们的语言又唱又 ha i ah。


    艾西尔又叙述了另一件轶事：我所听到的事情很难使人置信，恐怖之甚使安拉深入每人心中。例如，据说，有一个鞑靼骑兵，独入一个人烟密集的村子，陆续杀其村民，竟无一人敢反抗。又听人说，有一个鞑靼人，手无兵器，而欲杀所虏之人，便命其卧地后去寻找刀，归来杀此人，此人竟不敢逃。又有人告诉我：“我曾与十七人同行。见一鞑靼骑兵至。他命令我们互相反绑两手于背后，同伴们皆服从之，我对他们说，他仅一人，应杀之而逃，同伴们答道，‘我们十分害怕’。我又鼓动他们说他将会杀死你们，让我们先把他杀死，可能安拉会拯救我们。但是，竟无一人敢杀他。于是我用小刀把他杀死，我们才安全逃脱。” 〔29〕


    在高加索，蒙古人摧毁了刚加后入侵谷儿只，迫使鲁速丹皇后从梯弗里斯城逃到库塔伊西［在今苏联格鲁吉亚境］（约1236年）。梯弗里斯纳入蒙古的保护之下，谷儿只封建主在蒙古战争中作为辅助军参战。1239年，绰儿马罕在大亚美尼亚洗劫了阿尼和卡尔斯城，两城都属于谷儿只城主伊万涅家族。 〔30〕


    尽管绰尔马罕在谷儿只和亚美尼亚境内进行战争行动，但是，原则上他并不敌视基督教，因为在他自己的人中也有聂思托里安教徒。 〔31〕 此外，他在1233—1241年统率军队期间，当他在阿哲儿拜占时，窝阔台派被称为列班·阿塔 〔32〕 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西蒙作为处理基督教事务的专员。 〔33〕 为保护亚美尼亚的基督教会，列班做了大量的工作。


    继绰儿马罕之后那颜拜住</a>成为波斯的蒙军（即在木干和阿兰平原上的）首领，拜住的任职期是1242年至1256年。 〔34〕 拜住由于进攻科尼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在蒙古征服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凯库思老苏丹统治（1237—1245年）的小亚细亚的这一个大突厥王朝当时似乎正处于鼎盛时期。但是，拜住于1242年攻下额尔哲鲁木城之后，又在埃尔津詹附近的柯塞山给由苏丹亲自统率的塞尔柱克军以毁灭性的打击（1243年6月26日）。这次胜利之后，拜住占领了锡瓦斯，锡瓦斯城及时地投降，又遭到掠夺。企图抵抗的托卡特和开塞利城遭到彻底洗劫。凯库思老称臣求和。这次战争使蒙古帝国的领土扩展到东罗马帝国边境。 〔35〕


    亚美尼亚（西里西亚）聪明的国王海屯一世（1226—1269年在位）十分明智地于1244年主动将自己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下。他的继承者们也都沿袭这一政策，它使亚美尼亚人把亚洲的新君主当作反对塞尔柱克或马木路克伊斯兰社会的保卫者。 〔36〕 1245年，拜住占领起剌特和阿米德，由此巩固了蒙古人对库尔德斯坦的统治。接着，蒙古人把起剌特交给了伊万涅氏族的谷儿只属臣们。毛夕里［摩苏尔］的“阿塔卑”别都鲁丁卢卢是一位与海屯一样精明的政治家，也自愿承认蒙古的宗主权。


    5．拔都和速不台在欧洲的战役


    此时，奉窝阔台汗之命，一支由15万精兵组成的蒙古大军在欧洲开战。军队名义上是由统治着咸海草原和乌拉尔山区的拔都汗率领，在他身边会集了成吉思汗各支的代表们：拔都的兄弟斡儿答（Orda） 〔37〕 、别儿哥（Berke）和昔班（Shayban）；窝阔台之子贵由（Güyük）和合丹（Qada''an）；窝阔台之孙海都（Qaidu）；拖雷之子蒙哥（Mongka） 〔38〕 ；察合台之子拜答儿（Baidar）和孙子</a>不里（Büri）。真正的领导者是征服波斯、罗斯和中国的胜利者速不台，他现在已是60岁左右的人了。


    据伊斯兰史籍，战争是于1236年秋以灭保加尔人的卡马突厥国而开始。速不台攻陷并摧毁了他们的都城，即保加尔人的贸易中心，该城坐落在伏尔加河附近，在伏尔加河与卡马河合流处以南 〔39〕 （俄国史书将此事置于1237年秋）。


    1237年初春，蒙古人进攻俄罗斯草原上仍处于半原始状态的异教的突厥游牧部落；穆斯林作家称他们为钦察人，匈牙利和拜占庭人称他们为库蛮人 〔40〕 ，俄国人称他们为波洛伏齐人。一些钦察人投降。正是这一因素以后将构成被该地原君主们称为钦察汗国的这一蒙古汗国的种族和地理基础，这一蒙古汗国又被称为金帐汗国，它属于术赤家族中的一支。一位名叫八赤蛮的钦察人首领在伏尔加河岸边躲藏了一阵，但最终在该河下游的一孤岛上被擒（1236—1237年冬）。 〔41〕 蒙哥把他拦腰砍为两截。据《史集》提供的证据，别儿哥于1238年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使钦察人遭到了致命的失败。正是此时，钦察首领忽滩（在谈到1222年者别的战争时曾提到过他）率余部4千户迁往匈牙利，他们在匈牙利皈依了基督教。1239—1240年冬（准确地说，是1239年12月左右），蒙古人在蒙哥的率领下，攻占了蔑怯思城，该城似乎已经成为阿兰人，或者说阿速人的都城，由此完成了对南俄罗斯草原的征服。 〔42〕


    正是在南俄罗斯草原上进行的这两次战役之间，对罗斯诸公国的远征开始了。这些罗斯公国的领地支离破碎，便利了蒙古人的征服。里亚赞大公尤里和罗曼兄弟二人各自守住里亚赞和科罗姆纳。里亚赞城破，尤里被杀，全城居民都遭屠杀（1237年12月21日）。罗斯王公中最强大的苏兹达里亚大公尤里二世徒劳地派援军支持科罗姆纳城守军，罗曼在城堡前战败被杀，接着科罗姆纳城被占领。莫斯科遭到洗劫（1238年2月），当时莫斯科还是一个二流城镇。尤里二世大公也未能阻止蒙古人摧毁他的苏兹达尔和弗拉基米尔城。苏兹达尔城被烧，弗拉基米尔城于1238年2月14日被攻占后，经历了恐怖的场面，战争爆发期间在教堂内避难的人们全部被屠杀。尤里二世本人在莫洛加河支流、锡塔河畔的一次决战中战败被杀（1238年3月4日）。其他蒙古分队洗劫了雅罗斯拉夫城和特维尔城。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因沼泽地带而幸免。 〔43〕


    在第二年年底，战事又起，这次是对付中世纪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大部分在今乌克兰境内）。蒙古人在洗劫了切尔尼戈夫之后，夺取乞瓦［基辅］，几乎彻底摧毁乞瓦（1240年12月6日）。接着，他们蹂躏了罗斯的加利奇国，加利奇王丹尼尔逃入匈牙利境内避难。


    在这些远征的过程中，蒙古王公之间产生了分歧。窝阔台之子贵由和察合台之孙不里两人不满拔都的最高地位，对他犯有不服从的罪，使窝阔台不得不把他们召回，不里甚至与拔都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拖雷之子蒙哥也离开了军队，但仍与拔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拔都与贵由和不里的不合，以及与蒙哥的友谊对以后的蒙古史</a>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在拜答儿和海都统率下的部分蒙军从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出发，开始进攻孛烈儿［波兰］。 〔44〕 1240—1241年冬，蒙古人越过了结冰的维斯杜拉河（1241年2月13日），洗劫了桑多梅日城，向克拉科夫城郊进军。于1241年3月18日在赫梅尔尼克（Chmielnik）打败孛烈儿［波兰］军，向克拉科夫城进军，孛烈儿王博列思老四世从克拉科夫逃往摩拉维亚。蒙古人发现克拉科夫城民弃城而逃后，纵火烧城。在波兰历史学者们称为拜塔——无疑是拜答儿——王子的统率下，蒙古人进入昔烈西亚，并在拉蒂博尔处渡过奥德河，与西里西亚的孛烈儿大公亨利交战，亨利率领着一支由孛烈儿人、日耳曼十字军与条顿骑士团组成的3万军。4月9日，联军被消灭，亨利在莱格尼察附近的瓦尔斯塔特被杀。在这次胜利后，蒙古人进入摩拉维亚，将该地夷为废墟，但是他们未能攻下奥尔米茨城，该城由施泰贝格的雅罗斯拉夫守卫。这支蒙军从摩拉维亚出发，与在匈牙利活动的另一支蒙军会合。


    在此期间，由拔都统率和速不台直接指挥的另一支蒙军确实分三路侵入匈牙利：昔班率一路军从北面而来，即从波兰和摩拉维亚之间攻入。在拔都统率下的二路军从加利奇而来，攻克了乌日哥罗德和穆卡切沃之间的喀尔巴阡山峡谷，并于1241年3月12日击败了负责防守该地的伯爵。在合丹率领下的第三路军从摩尔达维亚向奥拉迪亚和琼纳德进军，当时两城都被摧毁，居民以各种残酷的方式被屠杀。在4月2日至5日，蒙古的三路军队（至少是部分）在佩斯对面集合。 〔45〕 佩斯城的匈牙利王贝拉四世匆忙集合他的军队。4月7日当他出城迎战时，蒙古军缓慢地撤退，一直退到绍约河［《元史</a>》作漷宁河］与蒂萨河合流处。正是在合流处上游的莫希南部，速不台于4月11日赢得了他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志费尼和拉施特描述了拔都在战争前夕，以成吉思汗的方式登上高地，呼唤蒙古人的最高神腾格里——长生天，祈祷了一天一夜的情况。


    两军分别对阵于绍约河两岸。速不台于4月10日—11日夜间率军在吉里勒斯和纳吉·者克斯之间渡河 〔46〕 。次日早晨，他派出他的两侧翼军，从侧面包抄敌营，直达扎卡尔德。据志费尼，决定性的战斗是由拔都弟昔班领导的。匈牙利人被彻底击败，他们或者被杀，或者逃跑。


    蒙古人强攻并焚烧了佩斯城，而匈牙利王贝拉逃到亚德里亚避难。居民们遭受了难言的暴行之后，接着常常是被集体屠杀。《可怜的诺基里·卡曼》是一部充满悲剧的故事集，故事内容大多相似：蒙古人鼓励逃亡的居民重返家园，答应完全赦免他们，在使他们消除疑虑之后，背信弃义地把他们全部杀死。在另外一些场合中，他们把俘虏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强攻设防的城市。“他们躲在这些不幸人们的后面，嘲笑那些被打倒的和杀死那些退却的人”。在强迫农民为他们收割庄稼之后把他们杀死，正像在他们继续前往别处掠夺之前，在撤走时杀死被他们污辱过的当地妇女一样。 〔47〕 整个匈牙利，直到多瑙河畔都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只有少数抵抗的城堡除外，如格兰、斯特里戈里姆、埃斯泰尔戈姆和阿尔巴尤利亚。1241年7月蒙古军的先头部队甚至抵达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塔特。拔都于1241年12月25日亲自越过了结冰的多瑙河，继续去夺取格兰。


    1241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蒙古人都留在匈牙利的无树平原上休整，这片平原无疑使他们想起了故乡。在1242年初，他们只是派合丹王子追击已经在克罗地亚避难的贝拉国王，没有其他活动。在蒙古军的前锋到来时，贝拉逃到达尔马提亚群岛。合丹一直追到亚德里亚海边的斯普利特和科托尔，洗劫了科托尔城后，才返回匈牙利（1242年3月）。


    与此同时，窝阔台大汗于1241年12月11日在蒙古去世。当时，因出现继承问题使蒙古人撤离了匈牙利。贵由和蒙哥已经回到蒙古，其他军队首领也急于这样做。这无疑拯救了欧洲，使它摆脱了自阿提拉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蒙古人开始撤走，然而，他们并非没有对他们的俘虏灌输一种假安全感，俘虏们被告之说，他们随时可以返回家园，只是会遭到突然袭击和被砍死。1242年春，拔都缓慢地踏上了经保加利亚到黑海的道路，他从保加利亚出发，经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于1242—1243年冬抵达他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


    1236年至1242年间的蒙古远征的结果是大大地扩张了术赤在伏尔加河以西的领地。按成吉思汗的遗愿，这一兀鲁思将包括也儿的石河以西、蒙古马蹄所到之处的一切地区，现在蒙古马蹄已经印在从也儿的石河到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的土地上，甚至到达了多瑙河河口。这一辽阔疆域成了拔都的领地，这一事实又因拔都起码是1236—1242年远征的名义上的首领而更具有合法性。从此，在历史上他是以被征服地区之名被称为“钦察汗”。


    6．脱列哥那的摄政（1242—1246年）


    窝阔台于1241年12月11日去世时，他的遗孀、能干的脱列哥那（T?r?g?n?）被委任摄政。 〔48〕 这位公主的前夫是蔑儿乞部人， 〔49〕 据说她本人也属该部，尽管她更有可能是乃蛮部人。她从1242年至1246年期间掌权。窝阔台最初想立三子阔出（Kuchu）为继承人；后来当阔出在反宋朝的战争中被杀（1236年）之后，他选择阔出的长子、年轻的失烈门（Shir?m?n）为继承人。但是，脱列哥那想使她的亲生儿子贵由继任为大汗，并以延长她的摄政为贵由的当选作准备。


    脱列哥那摄政时期的特征是一大批深得窝阔台宠爱的辅臣被贬官，特别是已故皇帝的丞相、克烈部人聂思托里安教徒镇海 〔50〕 和窝阔台的理财大臣、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脱列哥那任用穆斯林奥都剌合蛮取代了耶律楚材。奥都剌合蛮答应从税收中给她增加一倍的收入。 〔51〕 耶律楚材看到他的明智政策不被采纳，并预见到人民将承受过度的负担，不久于哈拉和林忧愤而死，享年55岁（1244年6月）。脱列哥那还罢免了另外两位大臣的官职，一个是突厥斯坦和河中的长官穆斯林麻速忽·牙剌洼赤，他暂时被革职；另一个是东波斯的长官回鹘人阔儿吉思，他被处死，斡亦剌惕部人阿儿浑·阿合取代了他。


    这位摄政者的权力，尽管得到了老察合台的保护， 〔52〕 但基础仍不稳固。她摄政后不久，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带着某种不明确的目的率军向帝国斡耳朵挺进，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封地是从东蒙古一直延伸到吉林地区。贵由从欧洲返回他的叶密立［额敏］河畔的封地，使这些阴谋计划落空。最严重的是贵由的私敌、钦察汗拔都对贵由的仇恨，由于贵由在远征罗斯时不服从拔都的命令，为此贵由被召回蒙古，拔都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拖延召开脱列哥那希望贵由当选为大汗的库里勒台。当大会最终召开时，他称病未出席。 〔53〕


    7．贵由的统治（1246—1248年）


    1246年春夏，在离哈拉和林不远的阔阔纳兀儿 〔54〕 和鄂尔浑河河源一带召开了库里勒台。在此出现了巨大的帐篷城 〔55〕 昔剌斡耳朵，即黄帐（金帐）扎营地，成吉思汗各支宗王（除拔都外）都赶到这儿聚集，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省长官和臣属国王。其中职位较高的有：再次出任突厥斯坦和河中长官的麻速忽·牙刺洼赤，波斯长官阿儿浑·阿合，谷儿只的两位争夺王位的王子大卫纳林和大卫拉沙，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亚美尼亚（西里西亚）王海屯一世的兄弟森帕德将军； 〔56〕 还有以后（1249年）成为小亚细亚苏丹的塞尔柱克人乞立赤·阿尔斯兰四世；起儿漫阿塔卑的使者们；甚至有一位来自报达哈里发的使臣。依照摄政皇后脱列哥那的意见，库里勒台选举她与窝阔台所生的儿子贵由王子为大汗，贵由于1246年8月24日即位。 〔57〕 新的大汗是在帝国应该由窝阔台家族世袭继承的条件下才接受权力的。接着，“全体宗王们脱帽，解开宽腰带，把贵由扶上金王位，以汗号称呼他，到会者对新君九拜表示归顺，在帐外的藩王及外国使臣等也同时跪拜称贺 〔58〕 。”


    1246年召开的库里勒台是从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普兰·迦儿宾的报道中知道的。他是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往蒙古的信使，教皇在信中恳求他们不要再攻击其他民族，希望他们皈依基督教。迦儿宾于1245年4月16日从里昂出发，途经德国、波兰和罗斯（他于1246年2月3日离开基辅）。1246年4月4日，他在伏尔加河下游受到钦察汗拔都的接见。拔都派他去蒙古见大汗，他经巴尔喀什湖南、原喀喇契丹国境——通常的路线是经讹答剌、伊犁河下游、叶密立河——过原乃蛮境而至。1246年7月22日，迦儿宾抵达帐殿（昔剌斡耳朵），即离哈拉和林只有半天路程的地方，库里勒台正在此召开。他目睹了贵由的当选，并留下了对贵由的生动描述：“在他当选时，约有四十，最多四十五岁。他是中等身材，非常聪明，极为精明，举止极为严肃庄重。从来没有看见他放声大笑，或者是寻欢作乐。”就宗教信仰而言，贵由信奉聂思托里安教，迦儿宾目睹了在贵由帐前举行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们的庆祝集会。他的丞相、家庭教师合答黑和他的丞相、克烈部人镇海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的另一位辅臣是“叙利亚人列班”， 〔59〕 即列班·阿塔（汉名列边阿塔），“他负责有关聂思托里安教的宗教事务。” 〔60〕 正是在镇海和合答黑的斡旋之下，迦儿宾向大汗陈述</a>了他访问蒙古宫廷的目的。然而贵由致罗马教皇的回信——最近，伯希和在梵蒂冈档案馆中发现——几乎不提倡基督教。信中，蒙古君主以一种威胁性的口吻邀请教皇和基督教诸王公，在企图宣传基督教福音之前，到他的驻地来向他表示效忠。贵由宣称他的权力受到神权的保护，他是以诸神和各地主宰的最高代表长生天的名义在说话（长生天，突厥语是M?ngü T?ngri，蒙古语是Mongka T?ngri） 〔61〕 。


    迦儿宾得到贵由的回信后，于11月13日离开帐篷城昔剌斡耳朵，踏上归途，他经伏尔加河下游和拔都驻地返回，他是于1247年9月5日到达拔都驻地的。从这儿他又经基辅返回西方。


    亚美尼亚大将军森帕德这次是作为其兄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的使臣来见贵由（森帕德的旅行从1247年一直持续到1250年），他似乎比迦尔宾更加懂得通过与蒙古的联盟使基督教世界获得好处。贵由汗亲切地会见了他，赐予他一份证书，保证了海屯王得到他的保护和友谊。森帕德于归途中曾写信给他的妹夫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该信仍保留至今，信中注明日期是1248年2月7日，发自撒麻耳干，他在信中强调了聂思托里安教徒在蒙古帝国和蒙古宫廷中的重要性。他写道：“东方基督教徒已经把他们自己置于大汗的保护之下，大汗以极大的敬意接见了他们，并使他们获得免税权和公开禁止任何人干扰他们。” 〔62〕


    贵由给迦儿宾产生的庄重的印象还可以从拉施特的记载中得到证实。他能干、专横、非常小心地提防他的权力不受别人的侵犯，他认为在宽厚的父亲统治时期和他母亲摄政期间，国家的肌腱已经松弛，他决定把大汗与宗王之间的权力关系恢复到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状况。他对图谋攻击摄政皇后的叔祖父铁木哥斡赤斤的某些可疑态度进行了调查，并惩罚了他的随从。伊犁河流域的察合台汗在1242年去世时选他的孙子哈剌旭烈兀（木阿秃干之子，木阿秃干于1221年围攻范延时去世）为他的继承人。贵由以君主身份干涉察合台兀鲁思事务，以他的好友察合台的幼子、也速蒙哥取代了这位年轻人（1247年）。 〔63〕 他派亲信野里知吉带［晏只吉带］到波斯，从1247年—1251年间，野里知吉带的职位与木干草原上的蒙军统帅拜住将军平级，或者级别还要高些。 〔64〕 在远东，管理着被征服的中国行省的财政大臣奥都剌合蛮因贪污被处死，以马合谋·牙剌洼赤取代之。信奉聂思托里安教的克烈人镇海重新被任命为帝国丞相，当迦儿宾见到他时，他正任其职。在他的纳贡民族中，贵由把谷儿只分给了两位对立的争夺王位者，大卫沙拉得到卡特利亚，女王鲁速丹之子大卫纳林只保有埃麦利蒂亚。在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科尼亚），贵由把王位给了乞立赤·阿尔斯兰四世，而没有给予直到当时一直在位的、乞立赤之兄凯卡兀思二世。 〔65〕


    在贵由决定取消成吉思汗其余各支已开始享有的、并不断扩大的自主权时，他与长支，即赤术家族之首拔都发生了冲突。1248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双方都在开始备战。贵由在巡视他的叶密立世袭领地的借口下，离开哈拉和林西进。与此同时，拔都已经得到拖雷家族的指挥人物、唆鲁禾帖尼公主的密报，也向谢米列契耶进军。他一直抵达离海押立（今卡帕尔城附近）不到7天路程的阿拉喀马克。巴托尔德解释说他到达了位于伊塞克湖和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这次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了，直到贵由由于长期的酗酒暴食衰竭而死，他死于距别失八里一天路程的途中。巴托尔德认为他可能死于乌伦古河地区；伯希和说是在别失八里（今济木萨）东北部 〔66〕 。中国史书把贵由去世的时间定在1248年3月27至4月24日之间。 〔67〕 当时他仅43岁。


    贵由的去世很可能使欧洲免遭一次可怕的灾难。贵由梦想的不只是打败钦察汗——根据迦儿宾的记载——而且要征服基督教世界。无论如何，他似乎已经把注意力专注于欧洲。然而，拖雷家族宗王们的继位——先是蒙哥，然后主要是忽必烈——将把蒙古人的主要努力引向远东。


    8．斡兀立·海迷失的摄政


    贵由一死，其遗孀斡兀立·海迷失（Oghul Qaimish）正式宣布摄政。多桑认为斡兀立·海迷失出身于斡亦剌惕部，尽管伯希和对此已作纠正，认为她属蔑儿乞部。 〔68〕 1250年，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和霍博地区，或者说，在窝阔台家族的世袭领地上，她接见了来自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天主教多米尼克修会的三位教士：安德烈·德·朗朱米和他的兄弟盖依，以及让·德·卡尔卡松。他们经波斯（桃里寺）和沿怛逻斯河而来。她把他们转呈的、法王送给她的礼物作为贡物接收，并要求法王应该更明确地表示臣服于她。使者们最早是于1251年4月才在凯撒里亚见到路易王。


    斡兀立·海迷失很想把王位传给窝阔台系的一位王子，要么是贵由的侄儿失烈门 〔69〕 ，或者最好是传给她与贵由所生的忽察（Qucha，当时还很年幼）。 〔70〕 但是，作为成吉思汗家族之首的拔都在这些事情上起了主导作用，他决定排除窝阔台系。更准确地说，他与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或名莎儿合黑塔尼）联合起来，唆鲁禾帖尼是克烈部人（王罕脱斡邻勒的侄女），因此也是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她不但精明，还很明智。 〔71〕 早些时候，当贵由对许多成吉思汗宗王们有损于国家的、滥用权利的罪行进行严肃调查时，已经证实了由于她的缘故，拖雷家族的行为自始至终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 〔72〕 现在，在她看来，她家族的转机来到了。她可以说服拔都提名她与拖雷所生的长子蒙哥为大汗。 〔73〕 因此，大约于1250年在伊塞克湖以北、拔都的阿拉喀马克营地，为此目的召开了库里勒台，会上，拔都推举和强加于大会的人选正是蒙哥。然而，投票赞成蒙哥的只有术赤和拖雷家族的代表。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的那样，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代表们或者是未出席这次集会，或者是在选举前就离开了阿拉喀马克。当他们得知蒙哥的提名后，他们拒绝承认这次选举，理由是这次集会是在远离成吉思汗的圣地的地方召开的，无论如何，参加的人数很不充分。因此，拔都决定在斡难河，或者怯绿连河畔的原蒙古圣地上再召集一次有更多的人出席的库里勒台。他邀请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成员们参加，当然，他的邀请遭到了拒绝。


    不顾他们的反对，拔都委托他的弟弟别儿哥在怯绿连河畔的阔帖兀阿兰 〔74〕 重新召集了一次库里勒台。别儿哥不顾窝阔台家族的抗议（该家族的成员们拒绝承认他们从王位上被排挤掉），也不顾支持该家族的察合台兀鲁思首领也速蒙哥的抗议，宣布蒙哥为大汗（据志费尼记是1251年7月1日）。于是，帝国的统治权最终从窝阔台家族转归拖雷家族 〔75〕 。


    这次政变相对而言是轻易地获得了成功，其原因由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蒙哥是强者的典型，与他相比，正统的窝阔台诸王们既年幼又不受尊重。此外，拔都作为成吉思汗家族的长者和长支之首，在王位空缺期间居于一种行使独裁权利的地位。然而，窝阔台家族被赶下王位和拖雷家族获胜是对正统性的侵犯，主要受害者不可能不进行任何反抗就接受它。被罢黜的窝阔台宗王们（其中最突出的是失烈门）在库里勒台快结束时到达，好像是来对新选出的大汗表示效忠，而实际上似乎是想袭击并推翻新汗。但他们的计划被发觉。他们的卫队被缴械，他们的顾问被处死，其中包括合答黑和镇海。 〔76〕 他们自己也被拘捕。


    蒙哥严厉地惩罚了这些不幸的堂兄弟们。前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被剥去衣服受审，然后被缝入一口袋，投入水中淹死（1252年5—7月）。蒙哥十分憎恨她（他告诉卢布鲁克说，“她比一条母狗更卑贱”）。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把失烈门带往驻扎在中国的蒙军中而暂时救了他，但是，后来他未能阻止蒙哥把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投入水中淹死。贵由年幼的儿子忽察被放逐到哈拉和林以西的地区。合丹像海都一样，主动投降，得到赦免（很可能有一位与合丹同名的人行使了蒙哥对贵由安置在波斯的高级大臣野里知吉带的报复）。因此，合丹和海都仍保有叶密立兀鲁思。后来海都举起窝阔台正统性的旗帜，给蒙哥的继承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最后，蒙哥处死了察合台兀鲁思的首领也速蒙哥，他曾站在反对蒙哥的一边，蒙哥以察合台家族的另一个王子、哈剌旭烈兀取代了他。以后又以哈剌旭烈兀的遗孀、兀鲁忽乃公主继位（1252年）。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不里被交给拔都，拔都处死了他，因为他在欧洲战争时犯下了反对拔都的罪行。 〔77〕


    9．蒙哥的统治（1251—1259年）


    蒙哥即位时43岁，他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杰出的蒙古大汗。蒙哥沉默寡言、不好侈靡和狂饮暴食，惟一的乐趣是打猎。他使札撒和祖辈的戒律恢复其原来的严厉性。他是一位能干的领袖和严厉而公正的管理者（他支付了他的前辈们签字而未付款的大量票据） 〔78〕 ，他是一位头脑冷静、有理智的政治家，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因此，他完全恢复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机器。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他的种族特征（他的继承者忽必烈也是如此），他加强了行政管理机构，把蒙古帝国建设成为一个正规的大国。在他统治初期，他对拔都的感恩（实际是拔都使他当上了皇帝）如果不是在法律上，那么也是在事实上导致了一种权力的分裂，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的，实际上拔都由于这种权力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内实行独立统治 〔79〕 。但拔都的去世（最迟于1255年）又一次使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君主。各个兀鲁思，或者说成吉思汗诸封地上的首领们认为他们有权享受免税权，或者是与中央政权的代理人一起分享国家的税收。蒙哥禁止了这些做法。显然，如果他活得更长久些，或者如果他的继承者继续执行他的政策的话，那么，蒙古帝国就不会分裂为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这四个汗国，而将继续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


    蒙哥是由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母亲、克烈部公主唆鲁禾帖尼抚养大的，他倾向聂思托里安教信仰。他挑选了克烈部人、聂思托里安教徒孛鲁合 〔80〕 为丞相。但是，他也倾向于佛教和道教。1251—1252年间，他任命一位道教首领和佛教国师作他的贴身随从，前者是李志常</a>道士，后者是“来自西土的”那摩喇嘛。 〔81〕 最初，李志常最得蒙哥恩宠。1255年，蒙哥出席了在和林举行的、佛教僧侣那摩和一些道士们展开的辩论会 〔82〕 。1256年，在哈拉和林他的宫中举行了一次佛教会议。他对卢布鲁克说：“一切宗教犹如手的五指。”但对佛教徒他说：“佛门如掌，余皆如指。”确实，在保持道士与佛教徒之间的平衡之后，蒙哥最终好像稍微倾向于支持佛教徒，特别是在1255年辩论会之后，会上道士们被指控传布伪经，歪曲佛教起源。总的说来，蒙古统治者利用各种宗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把海云和尚作为佛教徒的首领派到佛教徒中，把同样献身于蒙古利益的人派到道士中去。


    10．卢布鲁克的旅行


    在蒙哥统治期间，法兰西路易九世（圣·路易）派方济各会会士卢布鲁克村（在卡塞尔附近）的威廉访问蒙古人。 〔83〕 卢布鲁克于1253年5月7日离开君士坦丁堡 〔84〕 ，过黑海后前往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区，于5月21日在苏达克城登陆。一穿过克里米亚进入俄罗斯草原（即钦察汗国），卢布鲁克就感到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游牧民的世界。由于对原钦察突厥人进行全面的大屠杀，这片俄罗斯草原成了一个更加荒凉的世界。一片不毛之地，在它的地平线上，蒙古巡逻骑兵将会突然出现。“当我发现自己在鞑靼人之中时，我真感到我好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界。”卢布鲁克对游牧民的描述仍是一篇名作：“鞑靼人没有固定的住处，从多瑙河延伸到远东的整个斯基泰人的地区在他们之中被瓜分了；每个酋长，按他管辖人数的多少，就知道他牧场的界线以及春夏与秋冬游牧的地方。冬季来临时，他们要去到南方温暖的地区，而夏季他们又往北迁。”卢布鲁克接着描述了蒙古人架在车上的毡帐，常常聚集成流动村子。至于蒙古人本身，没有人能比这位方济各会会士的描述更加生动了。“男人们在头顶剃光一小方块，剩下的头发辫成辫子，从两边下垂至耳部。”冬天，他们用毛皮裹住身体，夏天穿着来自中国的丝绸。最后，他提到了他们饮大量的乳酒——发酵的马奶——和葡萄酒。 〔85〕


    7月31日，卢布鲁克到达拔都之子撒里答的营帐，它在距伏尔加河不到3天路程的地方。撒里答是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卢布鲁克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是，他还是被一位名叫科亚特的聂思托里安教的基督教徒引见给撒里答， 〔86〕 科亚特是宫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卢布鲁克在宫中发现了一位圣殿骑士，尽管这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撒里答对欧洲事务相当熟悉。卢布鲁克告诉撒里答说皇帝是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君主，撒里答回答说现在霸权已经移到路易王手中。卢布鲁克离开撒里答营帐后，过伏尔加河，在位于该河东岸的拔都的斡耳朵内受到拔都接见。“拔都坐在一金色的高椅上，或者说坐在像床一样大小的王位上，须上三级才能登上宝座，他的一个妻子坐在他旁边。其余的人坐他的右边和这位妻子的左边。”这次是拔都派卢布鲁克去蒙哥大汗的宫廷。卢布鲁克过扎牙黑河，或称乌拉尔河，踏上了亚洲草原，即“像海一样辽阔的荒野上”。他沿楚河继续前进，从离怛逻斯不到6天路程的地方过河。后渡伊犁河，沿伊犁河北岸，经过额忽兀斯城，该城居住着说波斯语的塔吉克人，据巴托尔德独创性的推测，这些塔吉克人可能被认定为喀什噶尔的埃基-乌古思人 〔87〕 。接着卢布鲁克经过了海押立（今卡帕尔城附近），那儿有一个活跃的聂思托里安教中心，同样也有一个畏兀儿佛教中心，在佛教徒中间，他听到反复念Om mani padme hum 〔88〕 。卢布鲁克记道，正是从畏兀儿人那里“鞑靼人（蒙古人）有了他们的文字和字母，蒙哥汗给路易九世陛下的信就是用畏兀儿字书写的蒙古语。”


    1253年11月30日，卢布鲁克离开海押立，绕过巴尔喀什湖东端后，过叶密立（额敏）河，或者说经过塔尔巴哈台地区，即地处阿尔泰山南部山脚之中、原乃蛮境边缘的窝阔台家族的封地。最后，他到达蒙哥的斡耳朵，蒙哥于1254年1月4日正式接见了他。“我们被领入帐殿，当挂在门前的毛毡卷起时，我们走进去，唱起赞美诗。整个帐幕的内壁全都以金布覆盖着。在帐幕中央，有一个小炉，里面用树枝、苦艾草的根和牛粪生着火。大汗坐在一张小床上，穿着一件皮袍，皮袍像海豹皮一样有光泽。他中等身材，约莫45岁，鼻子扁平。大汗吩咐给我们一些米酒，像白葡萄酒一样清澈甜润。然后，他又命拿来许多种猎鹰，把它们放在他的拳头上，观赏了好一会。此后他吩咐我们说话。他有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作为他的译员。”


    在蒙哥的斡耳朵里，卢布鲁克惊奇地见到了一位来自洛林的、名叫帕库特的妇女，她是从匈牙利被带到这里，给这位宗王的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妃子当侍女的，她本人与在这里当木匠的一位罗斯人结了婚。卢布鲁克在和林宫中还见到了一位名叫纪尧姆·布歇的巴黎金匠，“他的兄弟在巴黎的大蓬特。”金匠先后受雇于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和也同情基督教的蒙哥幼弟阿里不哥。卢布鲁克发现，在盛大的宫廷宴会时，聂思托里安教教士们穿着法衣，首先入席，为大汗的酒杯祝福，接着才是穆斯林教士和“异教”僧侣们，即佛教徒和道士。有时，蒙哥亲自陪同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妻子到教堂做礼拜。“蒙哥本人来了，为他带来了一张涂金的床，面对祭坛，他和妻子坐在上面。” 〔89〕


    卢布鲁克随朝廷人员前往哈拉和林。他们于1254年4月5日抵达和林。纪尧姆·布歇作为宫廷金匠受到优待，“他很高兴地接待了卢布鲁克，他的妻子是撒剌逊人的女儿，生于匈牙利。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库蛮语。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名叫巴西尔的英国人，很可能生于匈牙利，他也说法语和库蛮语。”


    在1254年复活节，卢布鲁克获准参加在和林的聂思托里安教堂内举行的群众庆祝会。教堂里有“纪尧姆金匠仿照法国式雕刻成的圣母玛利亚肖像”。除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外，和林城还有两个清真寺和12座塔，或者说是其他偶像崇拜者的寺庙。卢布鲁克在做礼拜时有机会见到了阿里不哥，他是帝国王子中最倾向于基督教的宗王之一，“他伸出手来，以主教的方式向我们划了十字的记号”。有一次，在卢布鲁克面前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的争辩，阿里不哥公开站在基督教徒一边。


    1254年5月30日，即圣灵降临节前夕，卢布鲁克在和林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宗教辩论大会，蒙哥汗派三名裁判出席大会。会上，蒙哥坚持一神教，站在穆斯林学者们一边反对佛教哲学家们。 〔90〕


    卢布鲁克于1254年8月18日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回信离开哈拉和林，信中写道：“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地上只有一个君主，即天子成吉思汗。”蒙哥以长生天以及它在地上的代表“汗”的名义命令法兰西王承认是他的封臣。 〔91〕 卢布鲁克带着信，花了两个月零6天的时间从哈拉和林来到伏尔加河。他走的路与前往蒙古朝觐大汗的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所走的路相交。卢布鲁克于9月抵达拔都的斡耳朵，当时拔都好像已经住在他的新驻地萨莱。卢布鲁克从萨莱出发经阿兰国境和打耳班关隘，来到木干草原，在此他受到波斯的蒙军统帅那颜拜住的接见，而卢布鲁克的译员去桃里寺（大不里士）访问波斯民政官阿尔浑阿合。接着，他经纳希切万（他在此过了圣诞节）、埃尔津詹、开塞利和塞尔柱克苏丹国的科尼亚，到达小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在拉齐卡乘船前往塞浦路斯国。


    亚美尼亚王（即亚美尼亚化的西里西亚）海屯一世（卢布鲁克在旅途中曾从他的旁边走过。） 〔92〕 表明了他是一位更好的外交家 〔93〕 。卢布鲁克是在害怕引起蒙古干涉的恐惧中度日，而精明的亚美尼亚王所做的一切是得到蒙古的干预，以巩固基督教世界反对伊斯兰教。抱此目的，他先到卡尔斯城，驻波斯的蒙军统帅拜住当时在此扎营（1253年）。从卡尔斯城出发，过打耳班，他来到了伏尔加河下游河畔拔都的帐中，接着又到了和林附近蒙哥的斡耳朵。1254年9月13日，蒙哥“在他全盛的显赫中登上王位”，正式接见了海顿。


    蒙哥给予这位忠实的藩王热烈的欢迎，并交给他一份札儿里黑，即授权保护他的国家的诏书 〔94〕 ，基拉罗斯的亚美尼亚编年史上说：“诏书上盖有蒙哥的御玺，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还给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另一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海顿和尚在他的《海顿行纪》中补充陈述道，蒙哥给他的拜访者保证：在他的弟弟旭烈兀汗统帅下的蒙古大军将进攻报达［巴格达］，灭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哈里发王朝；把圣地归还给基督教徒。 〔95〕 这一许诺至少是部分地将得以实现。海顿满怀信心地于11月1日离开蒙古宫廷，经通常所走的路线——别失八里（济木萨）、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阿姆河和波斯——于1255年7月回到西里西亚。 〔96〕


    11．蒙哥征宋


    蒙哥给自窝阔台去世后几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1253年于斡难河源处召开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他的弟弟旭烈兀去征服报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哈里发王朝，以此完成对波斯的征服，然后继续去征服叙利亚。其次，蒙哥本人与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 〔97〕 重新开始对中国宋朝的攻势。


    尽管杭州朝廷软弱，大臣们的无能和宋朝君主们的虚弱，但是，中国人以意想不到的抵抗来对付入侵的蒙古人。一位勇猛的中国将军孟珙（死于1246年）于1239年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控制着汉水中游地区的襄阳重镇，并为争夺四川中部而与蒙古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四川省的成都虽两次遭到洗劫，但是，直到1241年才长期地落入了蒙古人之手。 〔98〕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南方，河流山脉纵横交错，都市地区人口密集，惟一可能进行的战争是围攻战，在围攻战中，来自草原的牧民们发现他们有些不知所措。在成吉思汗后裔们之前，其他突厥-蒙古游牧民已经取得过征服中国北部的胜利，他们是4世纪的匈奴人和鲜卑人，5世纪的拓跋人，10世纪的契丹人和12世纪的金人。但是，在他们企图征服中国南方时，从拓跋人到金人，全都失败了。要在中国南方取得胜利，必须进行中国式战争，即有大批中国步兵团和由中国人和穆斯林工匠们操作的、由围城器械构成的一整套“火炮”设备。


    蒙哥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中国事务上，以便把直到当时还有些分散的蒙军行动协调起来。蒙哥要他的弟弟忽必烈负责这一任务，忽必烈对此事更加忧虑，由于他个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好像他已经下决心要在这一地区碰碰运气。1251年，蒙哥委托他统治已征服的中国地区，然后又把河南给他作为封地，这是一个远远超过今天河南省的行政地段，因为它包括了黄河旧河道与长江之间的全部地区，向西直达东经110°。 〔99〕 此外，蒙哥还封给他今甘肃省内渭水上游的关中即陇西之地。为履行他的义务，他任用中国学者姚枢为谋士，姚枢在忽必烈年轻时曾教给他一些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在河南，他向农民发放种子和工具，甚至士兵也解甲归田，由此努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


    在长江下游对宋朝发起正面进攻之前，忽必烈遵照蒙哥的命令侧击敌人。大约1252年10月，忽必烈与大将军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 〔100〕 一起离开了陕西，经四川而进入云南。云南当时尚不属于中国，它自8世纪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即南诏，或名大理，它是由罗罗人或名傣人居住的非中国人的国家，由于处在地势复杂的山区，南诏总是能够保持完整的独立。忽必烈攻占其都城大理和善阐（云南府，也许是平定乡），被中国人称为段兴智的大理王在善阐避难（1253年） 〔101〕 。忽必烈允许大理王作为“摩诃罗嵯” 〔102〕 继续保留王位，但在他身旁安置了一位投降蒙古的中国人刘时中为蒙古行政官 〔103〕 。尽管旧王朝保留了下来，但是整个云南被分割为若干蒙古军事管辖区 〔104〕 。接着，兀良哈台攻吐蕃，迫使他们——至少是与云南邻近的那些吐蕃人——承认了蒙古宗主权。


    1257年年底，兀良哈台攻安南国（都城河内）。兀良哈台从云南南下到东京平原，掠夺河内城（1257年12月），其后，安南王陈太宗感到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是明智的（1258年3月）。


    1258年9月，在蒙古举行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要亲自领导征宋战争。10月，他率蒙古主军从陕西到四川，大约在1258年左右夺取保宁，尽管他全力以赴，但是，他未能夺取合州（今合川），由于合州地处嘉陵江及其两条支流的合流处，因此是战略要地。在围合州时，蒙哥染上痢疾，于1259年8月11日在该城附近病故。


    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率领另一支蒙军从河北南下，围攻长江中游湖北省汉口对岸的鄂州（今武昌）。同时，兀良哈台（他已于1257年底从东京平原回到云南）离开云南，前往广西，他在广西攻桂林，接着又到湖南攻长沙 〔105〕 。这样，当蒙哥去世时，宋朝已是北、西、南三面同时被围，蒙哥的去世使它获得了短时的喘息。忽必烈确实希望腾出手来争夺成吉思汗国的继承权，他急忙与宋臣贾似道</a>和谈，或签订停战协议——以长江作两个帝国的共同边界线，忽必烈率军返回河北。


    注释


    〔1〕 有的书中认为，兀鲁思指部民（亦儿坚irgen）和牧场，因此，分民与分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元朝秘史</a>》和《史集》都记录了成吉思汗诸弟和诸子所得的“份子”（蒙古语：忽必qubi），但数目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因为《秘史》记载的是早期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译者


    〔2〕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的“成吉思汗”条目，第882页。


    〔3〕 关于该名，参看伯希和的《有关中亚的几个词》载《亚洲杂志》（1913）第459页（词源</a>学上可能是jochin，即主人）。


    〔4〕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àtù-khan”（拔都汗）条目，第699页。


    〔5〕 或写成Chaghatai。来自蒙语chaghan（白色？）。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aghatài-khan”（察合台）条目，参看831页。在此我们仍保留Jagatai的写法。（突厥-察合台语的古法语拼写是Djaghatai）。


    〔6〕 或写作Og?d?i，来自蒙语?g?d?（高的？）。


    〔7〕 关于该名，看伯希和《有关中亚的几个词》第460页。（词源学上可能是toli，即镜子）。参考《史集》，看埃德曼的《铁木真</a>》第641页。


    〔8〕 《元朝秘史》和《史集》的分配单位是户，而原文中是人。——译者


    〔9〕 据一些史书，窝阔台继任日期是1229年9月13日。窝阔台继位后三年拖雷去世（1232年10月9日），当时只有40岁。他有力地行使了他监国的职能。


    〔10〕 该城的中国名称是和林，即哈拉和林的正规译名。关于它的创建时期，参看伯希和《哈拉和林考》载《亚洲杂志》I（1925年）372和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哈拉和林”条目，第785页。哈拉和林遗址平面图在拉德洛夫的《蒙古古物图录》第XXXVI图。


    〔11〕 据志费尼和拉施特，引于多桑《蒙古史》II，63；马可·波罗书第97章。


    〔12〕 按《元史》卷二和《圣武亲征录</a>》记：“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祮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应该是百分之一。——译者


    〔13〕 梅拉书（IX，132）。野蛮的蒙古人可能比他们的中国顾问的目光更敏锐，至少是在涉及到他们利益的地方。窝阔台要派穆斯林小队到中国，又把远东的小队派到西方。耶律楚材劝阻他，在战斗中，长途行军使军队疲惫不堪。经50年之后，远东的蒙古人成了中国人，而西方的蒙古人成了突厥人或波斯人（参考梅拉书IX，212）。


    〔14〕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8页。伯希和提到镇海的儿子中有两个具有基督教名字尤斯姆和乔治。


    〔15〕 中国史家笔下的宁甲速是译自Nangkiyas或Nang-kiyas。伯希和认为蒙古人从女真人（或金人）中知道该名，金人称宋朝为南家，即是汉文的“南方的人民”。参看伯希和《南家》（《亚洲杂志》I，1913年，460—466和《通报》1930年第17页）。


    〔16〕 蒙古传说认为最后攻金的战略计划是成吉思汗临死前制定的。


    〔17〕 这段记录是梅拉从《元史》中摘录（梅拉书IX，133—155）。拉施特书中的片断已在多桑《蒙古史》中有译文，II，613。在这次战役中成吉思汗的两位将领伴随拖雷，他们是失吉忽图忽和伟大的博儿术的兄弟秃忽鲁忽切儿比。参考上引书，II，614和埃德曼《铁木真》，207页，462页。


    〔18〕 梅拉书IX，156—207。金朝灭亡时，在英勇牺牲的人中，伯希和提到1234年聂思托里安教徒马金襄（Ma K''ing-siang）。


    〔19〕 在《1193年中国未来皇帝的训令》中可以看到宋朝内中国民族统一主义的不寻常的例子，沙畹法译本（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I，1913，28-29）。


    〔20〕 必须分清楚窝阔台的次子阔端（Godan）与第六子合丹（Qada''an），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31—1932年）第63页（203）。


    〔21〕 《中亚与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第631页。


    〔22〕 洪柏特《高丽史</a>》（汉城1901—1903）第189，195页。德米埃维尔《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2（1924年）第195页。


    〔23〕 史书：《札兰丁传》，奈撒微著，豪达斯法译本，多桑《蒙古史》IV，64及其后，材料来自奈撒微，志费尼、诺瓦里和伊本·艾西尔；朱兹贾尼的《宗教保卫者一览表》拉威蒂法译本；斯普尔《德国远东学术杂志》1938年，219页。


    〔24〕 参考米诺尔基斯《伊斯兰百科全书》“Tiflis”（梯弗利斯）条目，第795页。


    〔25〕 参考格鲁塞《十字军史》III，366。


    〔26〕 有关绰儿马罕的详细情况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51页。


    〔27〕 总的来说，阿兰（其后卡拉巴赫）是位于阿拉斯东部支流与库拉河之间的平原；木干草原是库拉河下游以东和以南，即从它与阿拉斯河的合流处到里海之间的草原。


    〔28〕 1233年，蒙军兵临桃里寺城，该城长官士绅送给绰儿马罕大量金银、布匹，绰儿马罕又命该城献金帐一顶，选择技艺高的织匠若干人，以备送回蒙古献给窝阔台汗。——译者


    〔29〕 伊本·艾西尔记，转引自多桑《蒙古史》III，70。


    〔30〕 参考阿顿尼安的著作（《Die Mongolen und ihre Eroberungen》）第35页以下。


    〔31〕 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246页（51）。


    〔32〕 列班·阿塔，列班是叙利亚的一个很普通的称号，阿塔是突厥人对“父亲”的称呼。14世纪的鄂多立克说，他在中国杭州时，人们对他使用过这两个称呼。此处的列班·阿塔是中国人称列边阿塔的聂思托里安教教长，是在蒙古攻西亚时来到蒙古，向窝阔台陈言</a>免杀基督教徒，随后奉命又回西亚招谕的。大约1246年再次到蒙古，携其国人爱薛同行。——译者


    〔33〕 关于列班·阿塔（中文列边阿塔），参看《蒙古人与教廷》236页（41）及其后页。亚美尼亚的编年史家、刚加的基拉罗斯以最崇高的语言称赞他道：“他在塔吉克人（即穆斯林中）诸城建起了教廷，直到当时，这些地区的人们仍拒绝宣传基督一名，如在桃里寺和纳希切万，两城的居民特别仇恨基督教。他建教堂，立十字架，在基督教仪式上主张用福音、十字架、蜡烛和唱圣歌。他以死刑惩罚反对者。鞑靼军队尊崇他。其民在他的印信（塔马合）的保护下，往返自由。甚至鞑靼将军们也赠送他礼物……。”《蒙古人与教廷》224页（49）。


    〔34〕 关于拜住，看《蒙古人与教廷》303（109）及其后。


    〔35〕 多桑《蒙古史》III，83。（摘自诺瓦里书、巴赫布拉攸斯和马克里兹书）。参考《伊斯兰百科全书》“凯库思老二世”条目。第679—680页；阿顿尼安的著作（Die Mongolen und ihre Eroberungen），38页。


    〔36〕 看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6。


    〔37〕 斡儿答是术赤的长子，拔都之兄。由术赤正妻弘吉剌惕氏撒儿塔黑所生。斡儿答同意拔都继位，并且正是他让拔都继位的。参看《史集》汉译本，第二卷115页。——译者


    〔38〕 据《元史》，拔都于1234年被派往欧洲，直到1235年蒙哥才受命前往欧洲参加他的战争。《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载：“太宗甲午年（1234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1235年），亦命宪宗往焉。”——译者


    〔39〕 保加尔人遗址相当于今波尔加利村，或者说斯帕斯克地区的乌斯平斯科伊，离喀山南155公里，离伏尔加河左岸7公里。参看《世界境域志》第461页。


    〔40〕 又译成“库曼”，“古曼”，“科曼”等名。——译者


    〔41〕 伯希和《库蛮》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66—167页。


    〔42〕 《库蛮》169页；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446页。


    〔43〕 原意是因冰雪融化而得救。——译者


    〔44〕 参看施特拉科什-格拉斯曼《1241-1242年蒙古入侵中欧》（1893年）。阿尔土年《13世纪蒙古人及其对高加索和小亚细亚诸国的入侵》（柏林，1911年）。莫瑞尔《蒙古人的战争》（Revue Militaire franedil;aise，1922年6—7月）。


    〔45〕 多桑认为合丹的军队没有加入会战，或者说没有加入绍约河之战。而卡洪认为合丹军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这一战争。事实上，波斯史家们提供的材料是相当混乱的。志费尼，特别是拉施特，有关欧洲的地理资料都是不充分的，常常把他们所记的事实搅乱，遗憾的是，事件并不像卡洪所希望的那样清楚。他的历史报导受到他的栩栩如生的小说《女杀人者》的影响。


    〔46〕 莫希的战地图，见斯普勒·蒙克的著作（Hand-Altas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Mittlters und der neuren Zeit）（哥达，1850）图73。


    〔47〕 卡洪（《亚洲史引论》巴黎，1896年，页376。）企图扭转《可怜的诺基里·卡曼》中陈述的某些观念，以证明马扎尔人与蒙古人之间存在着早期的协约。事实上，多桑（《蒙古史》II，146—155）的看法要恰当些。


    〔48〕 关于脱列哥那，参看伯希和的《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31—1932）第53页（单行本193页）。


    〔49〕 是脱脱</a>别乞之子忽都。


    〔50〕 镇海逃跑以避脱列哥那的迫害。1246年，脱列哥那子贵由继任大汉时使他官复原职。


    〔51〕 奥都剌合蛮是大高利贷者，《元史》卷1称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都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


    （《元史》卷146将其名写成奥鲁剌合蛮。——译者）


    〔52〕 察合台曾促使脱列哥那受任摄政，他于脱列哥那摄政的第二年（1242年）去世。


    〔53〕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atu”（拔都）条目，第700页。


    〔54〕 《史集》记述是在阔阔纳兀儿之地。《元史》卷二《本纪》记述在答兰答八思之地。——译者


    〔55〕 《史集》记述，为宗王们准备了大约二千座帐幕。第2卷第216页。——译者


    〔56〕 参看《基拉罗斯编年史》载《亚洲杂志》1858年，452（《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所收《亚美尼亚史料》卷I，605）。


    〔57〕 贵由即位后2—3月，脱列哥那去世。


    〔58〕 多桑《蒙古史》II，199。


    〔59〕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8页。


    〔60〕 上引书628页和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1923年）第247页（51）。当然，贵由对聂思托里安教是持支持态度，然而，他并不违背蒙古人对宗教的普遍容忍态度，尊重其他蒙古宗教。已经知道，其弟阔端（他在甘肃有一块封地）保护西藏著名的萨斯迦寺庙的喇嘛们。阔端于1251年死于兰州。参看伯希和《古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第285页）。


    〔61〕 波斯文写本，突厥语序言和蒙古人的印。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21页（18）。


    〔62〕 参考《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收集的《亚美尼亚史料》I，605，651。南吉斯的《圣路易》（《法兰西历史著作集》XX，361—36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6—527。


    〔63〕 贵由与察合台汗的第五子也速蒙哥很要好，主要因为也速蒙哥反对他的政敌，拖雷之子蒙哥。贵由以“舍子传孙为非”为由，废哈剌旭烈兀。——译者


    〔64〕 关于拜住和野里知吉带的管理责任还不清楚，但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很可能贵由赋予野里知吉带的权力超过了拜住的权力。


    〔65〕 多桑《蒙古史》中引用的志费尼和拉施特的记载，II，206。《基拉罗斯编年史》《亚洲杂志》I，（1858）451；布鲁塞特《谷儿只史》补充I，298。


    〔66〕 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atu”（拔都）条目第700页。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58页（196）和61页（199）。


    〔67〕 巴赫布拉攸斯错误地陈述了贵由死于1249年7月22日。


    〔68〕 多桑（《蒙古史》II，246）错误地说斡兀立·海迷失是前斡亦剌惕部王忽都花别吉之女（已被伯希和纠正，《蒙古人与教廷》第61页［199］）。


    〔69〕 关于该名（可能是Solomon），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63—64页（203—204）。


    〔70〕 《蒙古人与教廷》第196页（199）。


    〔71〕 唆鲁禾帖尼是王罕兄弟札合木之女。她于1252年2月去世，其后不久，她的儿子蒙哥继位。（《元史》卷3《本纪》写作唆鲁禾帖尼，卷106《后妃表》写成唆鲁和帖尼，卷116《列传》写作唆鲁帖尼。《元朝秘史》作莎儿合黑塔尼。——译者）


    〔72〕 多桑《蒙古史》II，204。


    〔73〕 蒙语写作Mongka，突厥语m?ngü或Mangu，意“长生”参考伯希和《有关中亚的几个词》载《亚洲杂志》（1913）第451页。


    〔74〕 该名是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第62页（200）中的转写形式。


    〔75〕 多桑《蒙古史》II，249，及其后（据志费尼和拉施特）。


    〔76〕 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63页（201）。


    （《元史》记镇海是病死，年84岁。——译者）


    〔77〕 《蒙古人与教廷》第66页（204）和第77页（217）。


    〔78〕 多桑《蒙古史》II，266。是据志费尼和拉施特之书。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719页记：“商人曾从世界各地赶去朝见贵由汗，在达成了大宗的交易后，被授予要东、西方各地支付的敕令。但因他在位时间不长，那笔钱大部分没有付给，没有到那些商人手中。而在他死后，他的妻妾、诸子和诸侄做了比他活着时规模更大的买卖，并用同样的方式写敕令……”蒙哥即位后，下诏从帝国的库藏中偿还全部款项。总计为50万银巴里失。该书评价道：“一个国王偿还另一个国王的债务，从哪本史书中读到过，或者从说书人那里听说过？而从来没有人清偿他的敌人的债务。”——译者


    〔79〕 据卢布鲁克记述（第25章），划分两个统治区域的边界线是伊塞克湖北的阿拉套地区。卢布鲁克还记道，蒙哥和拔都形成了真正的双头政治，但是，正如蒙哥亲自对卢布鲁克说的那样：“一个头上有两只眼睛，虽有两只眼睛，但它们都看着同一条路。”然而，蒙哥以其统治的气质和经济意识，顺利地拒绝了甚至是拔都要钱的要求（多桑《蒙古史》II，320—321，据《元史》的记载）。


    〔80〕 参考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29页。


    〔81〕 参考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4年）第364、374页（1908年）第356和362页。


    〔82〕 上引文（1904），第367和383页。参看巴津（《亚洲杂志》II，1856年，138）。沙畹上引文。


    〔83〕 卢布鲁克的威廉奉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九世命，携带信函，于1253年东行，到蒙古见蒙哥大汗。回欧洲后，以长信形式记下他的行程，习惯以其出生村名称呼他，因此他的游记称为《卢布鲁克东行纪》，或《卢布鲁克东游记</a>》。——译者


    〔84〕 伯希和认为卢布鲁克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时间是1253年初，而不像罗克希尔所说的在1252年。参看《蒙古人与教廷》77页（221）。


    〔85〕 关于各种不同的乳酒，参看伯希和在《亚洲杂志》上的文章（1920年）第70页。


    〔86〕 卢布鲁克对聂思托里安教的偏见使他产生了一些误解，尽管如此，撒里答信仰该教已得到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基拉罗斯的证实（《亚洲杂志》I，1858年，459）。卢布鲁克对这位聂思托里安教士的一无所知的报到已被马可·波罗一家所证实，当忽必烈要求派天主教学者到北京，使他的宫廷具有真正基督教思想时，他对波罗一家发表了同样的讲话。


    〔87〕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278页。


    〔88〕 意即“嘿！宝石确实在莲花里！”这就是所谓“六字真言”或“六字大明咒”，即“唵嘛呢叭咪吽”。——译者


    〔89〕 按《卢布鲁克东游记》第36章，这些聂思托里安教的宗教节日是以狂欢而结束。在以上提到的仪式之后，蒙哥的妻子喝得酩酊大醉：“给我们呈上米酒、红葡萄酒（与拉罗歇尔的红葡萄酒相似）和乳酒”。这位贵妇手举满满的一高脚杯酒，跪下祈祷。所有的教士都高声歌唱，她一饮而尽……直到晚上。这时贵妇已喝醉了，于是坐进车子，由唱着歌，或者说是喊叫着的教士们陪伴着回宫。


    〔90〕 Tui nan或Tuin一名，卢布鲁克和西方使臣们用来指佛教僧侣，该名肯定是来自中文的“道人”，即该道上的人，涉及到“沙门”（出家人）。


    〔91〕 比较海顿和尚的称谓（《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收集的《亚美尼亚史料》II，148—150），参看“Changius Can, empereor par leandement de Deu ［sic］”。


    〔92〕 卢布鲁克可能未与海顿相遇。《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记卢布鲁克“听到了阿美尼亚国王的消息。他已于11月底经过这里……。”何高济译本第313页记“我已骑行了二十二天时，得到亚美尼亚王的消息。他在八月末经过那里，去见撒里答。”《海顿行纪》上未提此事。从两本游记来看，都未记载他们的相遇。——译者


    〔93〕 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636。


    〔94〕 札儿里黑，突厥语Yarligh，蒙古语jarliq，即帝国敕令。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292页。


    〔95〕 海顿和尚的《亚美尼亚文献》III，164—166；参考基拉罗斯《亚美尼亚史》载《亚洲杂志》（1833）第279页和I（1858年）463—47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529。顺便说，它可以用来更正亚美尼亚史家们无意中产生的某种倾向性的陈述。蒙哥反哈里发王朝的计划纯属政治性的。他对伊斯兰教也毫无敌意。相反，正如志费尼所证实的那样，他以听取基督教徒，或者其他宗教徒同样尊敬的态度听取穆斯林教士们的意见。于是，正是在1252年贝拉姆宴会上，忽毡的大法官贾马阿丁·马合木到他的斡耳朵来诵读了祈祷文，“蒙哥让他反复诵读了许多遍，并给穆斯林们很多礼物。”


    〔96〕 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168。


    〔97〕 在使用Qubi一名称呼成吉思汗的副手之后，我特意用Kui一名称呼忽必烈王子，并非因为这两名称有什么本意的区别，而是避免读者混淆。


    〔98〕 多桑记述，在窝阔台去世时（1241年12月），蒙古人占据成都。《通鉴纲目》记载，1252年，蒙古人重新掠夺成都，证明蒙古人未能有效地占领过成都。


    〔99〕 参考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52图。


    〔100〕 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77页（201），在波斯语中写成Uriankqadai。


    〔101〕 参考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5年）第1—7页；《南诏野史</a>》。


    〔102〕 梵语“大王”之意，这是大理国王原有的称号。——译者


    〔103〕 《元史》记是宣抚使。——译者


    〔104〕 云南的统治——与原王朝的统治并存——被委给成吉思汗的宗王们，其中有忽必烈之子忽哥赤，以及秃忽鲁和也孙铁穆耳（忽哥赤之子）。关于蒙古人在云南实行的政策和他们作为王室辅助人员与从前的大理王们成功的合作途径，参看沙畹上引文，第7、31页和《南诏野史》。


    〔105〕 参考沙畹上引文，第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