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迁时的遐想

    张佩芬　译


    乔迁不仅是意味着某些新事物的开始，而且是意味着抛弃了某些旧事物。如今在我迁入新居之际，真要衷心感谢那位好心帮我建成此屋的朋友，由于他和其他几位朋友的大力协助，房屋才终于落成，我只能一再对他们的友谊致以谢意。


    关于这幢新屋我没有很多话可说，目前就要我对它尽情描写、赞誉和歌颂，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办不到，因为一件新事情刚刚迈出第一步，怎么能够大肆加以赞美呢？难道黄昏还不曾来临就能够对一整天加以称赞吗？当然，我们在举行新屋落成典礼时，心里可以抱着种种愿望，也可以让朋友们对新居的未来和我们的生活暗暗抱有种种期望。至于对新屋本身发表什么意见，甚至作出什么切实的报道，讲述和提供自己的体会和看法，那么还需要等待一个时期。


    然而在我迁入新居时，我认为有必要追念一下我从前住过的其他房屋，这些屋子在我一生以往不同时期中给了我栖身之处，保护了我的生活</a>和工作。我感谢我住过的每一幢房子，我对每一幢房子都保存着数不清的回忆，每一幢房子都帮助我回忆起我在那里住过的年代，给予它们各自独特的面貌。因而，在举行这等难得的家庭庆典时，总要先回忆往昔，追念已故者，我今天就是要回忆我们美好家庭的所有先辈，重新唤起他们在我头脑中的形象，并且向朋友们细细述说他们的故事。


    尽管我生长在充满古老特征的家庭里，我的青年时代却并不缺乏教养，首先他们对我作了很多训练，所以我始终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家庭和住所充满了关心和爱。我对自己寓所的外貌看得并不重，我当时装饰我居室的外表仅仅因为让它适合自己的需要。使我感兴趣和令我喜欢的并不是房间的大小，也不是墙壁、角隅、高度、色彩、地板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外表。我感兴趣的只有我自己带进房间的东西，我亲自安放、悬挂和摆设的东西。


    一个充满幻想的十二岁的孩子布置第一间自己单独居住的房间并不是根据任何欣赏趣味和装璜艺术；原始的趣味却比所有一切装璜艺术更为深刻得多。就这样，我十二岁那年，自豪地在我父亲的宽大住宅里第一次分得一间属于我个人的房间，我简直没法安排这间又高又大的房间，我并没有尝试用颜色或家具把房间布置得漂亮而舒适，而是先考虑床铺和衣柜的位置，其他诸如此类的家具就难以照顾了。相反，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屋子里的几处地方，它们并非有什么使用价值，而是我视它们具有神圣的意义。那些摆设中最主要的是我的斜面写字桌，我早就想有这么一张写字桌，现在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是这张写字桌的斜面盖板下有一个空间，这是我的宝库，里面收藏着许多我努力奋斗才得来的秘密战利品。这是一些别人不需要的东西，没有人肯花钱购买它们，它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对我却具有纪念价值，甚至其中的一部分还具有魔术意义。这批收藏中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头盖骨，我也弄不清它的出处何在，还有一些干枯的树叶，一只兔子的脚爪，一片厚厚的绿玻璃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它们静静地躺卧在斜面盖板下幽暗的洞穴里，除了我没有人见过它们、知道它们，它们是我的财产，我的秘密，它们对我来说比任何其他财富更具有重要意义。


    仅次于这个秘密仓库的地方是斜面书桌上端那一小块平面，这里经过我一番装饰已不再显得特别狭窄，但却流露出一些炫耀做作的味道。对这块平面，我不想加以掩饰，而是要卖弄一番，因为这里必须壮丽美观，除去鲜花和大理石装饰品之外，还必须放上照片和其他画像，而我最热切的愿望是在这里安放一座雕像，不管什么样的雕像都行，抑或只是一座只有三寸高的雕塑也可以，不管是人体像，还是头像都行，我这个愿望如此强烈，以致有一天我终于偷了一个马克，花了八十芬尼买了一座小小的胸像，一座陶制的威廉皇帝青年时代的半身像，这是一件毫无价值的粗制产品。


    我十二岁时所具有的欲望直至我二十岁时还仍保存在身上。因此我生平第一次自己挣钱，也就是我在蒂宾根当书店学徒时所得的报酬，便全部用来购了一座由普拉希特利斯雕刻的海尔米斯(1)的雪白的石膏像。若是在今天，我绝不会把这样一座胸像放在房间里作摆设的，而在当时我对它怀有强烈的感情，同我儿童时代对那座陶土的皇帝胸像的感情一模一样，它是一座富有肉感的、具体的、可以摸得着的自然仿制品，似乎具有一种原始的魔力。虽然海尔米斯的石膏塑像比那座皇帝的胸像看来更为华贵，但是从欣赏趣味来看，却实在无法证明它具有什么根本性的进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明，我在蒂宾根当学徒的四年中，对于房子和居室仍然是一贯地毫不在乎。我的蒂宾根寓所在海伦贝格街，四年里我一直住在那里，那是我父母亲在我抵达那里时为我安排好的。


    房子坐落在一条毫无吸引力的街上，我住的那间冷清清、空荡荡的房间是在这幢沉闷难看的房屋的底层。虽然我喜爱美好事物，但是住在这种住宅里倒也无所谓了。其实那里也谈不上是什么“寓所”，因为我从早到晚始终都在外边，在书店里，等我回家时，天色大都已经昏暗了。我只求一个人清静、自由地读书和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此外便无所需求了。当时我也不懂什么样才是“美丽的”房间，只知道经过装饰就算是美丽的了。至于装饰品，我倒有很多。墙上钉着许许多多大照片和从各种画报或出版广告上剪下来的小图片，至少有一百多张男人的画片，这些都是在某一方面令我崇拜的人物，那几年我始终没有停止这一收集工作；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为了选购一帧盖哈特·豪普特曼的画像，如何叹着气付出一笔当时看来很大的价钱。那时我刚刚读完他写的《汉奈蕾升天记》；此外还有两帧尼采的照片，一张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大胡子相片，目光向上凝视着；另一张是油画原作的照片，是尼采病重时画的，两眼深陷，神情茫然若失，蜷缩在一张户外的软椅上。当时我经常站在这幅画像前。再有便是方才已经提到的海尔米斯像以及一张肖邦的放大照片了。除了这些装饰，我在沙发上端的半面墙上，还照学生的样子排列整齐地、对称地挂了两排烟斗。这里也放了一张斜面书桌，在它那黝暗的洞穴里仍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机密的东西，它也是我的宝库，是我从平淡的人间世界逃避进来的魔术王国；唯一的区别在于其中不再是头盖骨、兔子爪、挖空的七叶树果和玻璃片，而是各种本子和零散的纸张，上面写满了我创作的诗歌、幻想故事和论文杂感。


    一八九九年秋天，我那年二十二岁，我从蒂宾根来到巴塞尔，首次开始严肃而热情地从事造型艺术工作：我在蒂宾根时期的空闲时间，全都贡献给了文学和文化工作，尤其对于歌德和尼采作品的研究简直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到巴塞尔后，我的眼界更开阔了，我开始注意建筑艺术和美术作品，并很快成了行家。当时在巴塞尔接待我，并且帮助我提高修养的那一小部分人中，尤以雅各布·布克哈特(2)对我的影响最深，布克哈特已于不久前去世，他在我后半生中逐渐取代尼采而占据重要地位。我居留巴塞尔的几年中也首次开始尝试把卧室布置得美观和谐，那时我在巴塞尔老城租赁了一幢奇特房屋的一间原本十分漂亮的房间，房里有一个很大的老式釉砖壁炉，一副古色古香的气派。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满足。房间确实很漂亮，却从来没有暖和过，尽管在那个大壁炉里燃烧着大堆的木材。窗下那条看来很僻静的街道自清晨三点钟起就有许多牛奶车和运货车从阿尔班门方向驶来，轰隆轰隆地驶过石板路面，夺走我的好梦。因而不久之后，我便逃出了这个漂亮的房间，搬迁到现代化的郊区去了。


    从这时起才开始了我一生的新时期，我不再经常轻易地搬家，而是定居在这所我喜欢而且觉得对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房子里。这些年中，从我一九〇四年第一次结婚，到我一九三一年迁居卡塞·布特梅尔，我一共住过四幢住宅，其中有一幢还是我自己建造的。我今天还一直在思念着它们。


    如今我不会再搬迁到一幢讨人嫌或者说是不起眼的屋子里去了。我已见识过许多古老的艺术，我曾到过意大利两次，因此也改变和丰富了我的生活。我辞别了以往所担任的职务而结婚了，我同时还决定将来要完全定居在乡下。对于这些决定：选择居住地点，选定我们将来居住的房屋等等，我的第一位太太起了很大的作用。她认为最有意义的是过一种简朴的、乡村式的、健康而又尽量清心寡欲的生活，同时在一切简陋之中却又要住得非常舒适，也就是说房子必须坐落在美丽的环境中，可以看到美丽的风光，但这种美丽又必须十分富于特色和高贵，而不是平平庸庸的。她的最终理想就是一幢半是农家、半是华贵的乡村别墅，屋顶铺着青苔，房间宽畅，周围都是古老的树木，大门前尽可能要有一道潺潺流动的泉水。我也完全有同样的想法和希望，这当然是受了太太的影响。


    于是我们便去寻找这幢已设想好的房子。最初我们在巴塞尔附近寻找了一番，因为这里到处都是美丽的村庄，接着我们在第一次拜访住在爱密斯霍芬的艾米尔·斯特劳斯(3)时，第一次看见了博登湖，最后我太太在巴登的恩特湖畔一个叫盖恩霍芬的村子里发现了一幢空着的农舍，农舍面对一座乡村教堂，中间隔着一个幽静的小广场。当时我正住在卡尔夫老家，和父亲、姐妹们住在一起，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在轮下》。我同意妻子的选择，我们租下了这座农舍，每年租金是一百五十马克，当时在我们看来是极便宜的。我们从一九〇四年秋天开始布置新居，开始时碰到很多困难，让我们非常沮丧，从巴塞尔托运的家具、床铺迟迟不到，我们等了又等，每天都到湖边去等候从肖夫霍森开来的早班轮船。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等得我们心急如焚。我们把二楼那些房间里粗大的屋面梁漆成深红色，把楼下两间最漂亮的房间贴上了本色的松木护壁板，墙边那座坚固的火炉就是所谓的“艺术杰作”：这是一堵用绿色旧釉砖砌成的墙，上端呈一条粗糙的长凳形的台座，从厨房里通过来的灶火使它变得很暖和。这里成了我们喂养的第一只猫的窝儿，我们管这只美丽的雄猫叫加塔梅拉塔。


    总而言之，这是我的第一个家。确切地说，我们只租用了这幢房子的一半，另一半是仓房和牲口厩，还都由那个农家自己使用着。这幢木架房屋的居住部分的底层是一间厨房和两间住房，有巨大釉砖火炉的那间比较大，是我们的起居室和餐厅，我们沿着半边墙壁摆了一溜粗糙的长板凳，背靠木板壁坐在那里是很暖和、很舒适的。隔壁那间比较小的房间是我太太的领地，放着她的钢琴和书桌。一架很粗糙的木板梯子可以通到二楼。上面那个大房间相当于楼下的起居室，开着两个成对角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教堂和湖滨景色的一角，这间便是我的书房，里面放着一张大书桌，是我当时定做的，也是留存至今的那些年代里的唯一物品，当然这里也少不了一张斜面书桌，房间四周堆满了书籍。进门时要当心那高高的门槛，一不小心就会在低矮的门框上撞痛脑袋，这样的事故已经发生过多次。年轻的斯蒂芬·茨威格来访时，一进门至少躺了一刻钟才缓过气来，他情绪过于激动，走得太急，使我根本就来不及提醒他注意门槛。二层楼还有两间寝室，再上面就是大阁楼。房子周围并没有花园，只有一小片草地，草地上栽有两三棵小果树。我在房前挖了一溜花坛，种下一些醋栗树和几种花儿。


    我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三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于此地，我的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在《图画书》和一些其他著作中都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一些描写。后来我们所住的一些房子就没有再像这所农舍那么讨我喜欢，因为它毕竟是我的第一个家啊！它是我们新婚夫妻的第一个隐蔽所，是我从事专业写作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室，它使我第一次获得定居的感觉，当然同时也不时产生被俘虏、受规矩限制和约束的感觉。这里是我自己选择作为家乡而第一次沉入美丽梦境的地方。我在这里创作和奋斗。而一切只是花了极少、极俭朴的代价。房间里的每一枚钉子都是我亲手钉下的，而且都不是花钱买来，而是从我们托运行李的木箱上起下的，我把它们一枚一枚在房前的石阶上敲直了。我用麻屑和纸张把二层楼墙壁上的裂缝都嵌平了，然后在上面漆上红漆，为防止住房四周那些低劣的土壤板结，为使刚栽下的花儿不被晒死，我费尽了心血。我们竭尽青年时代的全部热情安排这座住宅，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责任感，为此我们把全部身心都投入进去了。同时我们也曾经尝试让自己在这幢农民住宅里过一种乡村的、自然的、单纯坦率、没有城市气息和不时髦的生活。这种思想和理想引导我们的生活变得像罗斯金和莫利斯(4)的生活，也像托尔斯泰的生活。我们的尝试一部分成功了，也有一部分失败了，可是我们两人都做得非常认真，一切都是怀着真诚和牺牲精神去做的。


    每当我想起这幢房子，想起在盖恩霍芬村的那几年生活，就有两幅景象、两次经历清晰鲜明地出现在我眼前。第一幅景象是一个温暖的、阳光灿烂的夏日清晨，也就是我二十八周岁生日那一天的清晨。一清早我就被一阵惊人的声音吵醒了，我慌忙穿上衬衫跑到窗口，只见窗下站着我的朋友路德维希·芬克赫，他召集邻村一帮人组成了一支乡村吹奏乐队，正在演奏一首进行曲和一支赞美诗，号角和单簧管在阳光下金光闪闪。


    这是我想起盖恩霍芬故居时必然联想起来的第一幅景象。第二幅景象也同样和我的朋友芬克赫有关系。这一次我也是从睡梦中被吓醒的，不过是在半夜里，窗下站的不是芬克赫，而是布希勒，他通知我说，路德维希·芬克赫为自己的新娘购买的小房子不幸失火了。我们沉默地穿过了村庄，看到火光映红了天空，眼巴巴地望着这所小巧别致、刚刚造好、油漆过、布置妥当的小房子，在顷刻间化成了灰烬，房子的主人正蜜月旅行在外，明天一早就要偕同太太归来。瓦砾堆在冒烟，余烬还在闪着火光，我们却不得不上路了。我们得去接芬克赫夫妇，向他们叙述这场灾难的实况。


    我们和这所农舍告别虽然花去了很多时间，但还算是轻松的，因为我们早就决定了自己盖一幢房子。这方面各种各样的理由是很多的。首先是我们可以和外界少接触，过简单俭朴的日子，使我们每年都能储蓄一些钱。其次因为我们很久以来就盼望有一所真正的花园，而且是建立在比较开阔、比较高的地带，可以让我们眺望远处的景色。还因为我太太体弱多病，加之如今又有了一个孩子，以致浴池、烧水锅炉之类的奢侈装置也不像三年之前那么无关紧要了。我们考虑过、讨论过，倘若我们的孩子要在这地方长大，那么让他们在自己家的地板上、自己的房子里、自己家的树荫下生长是最为美好和妥当的。我不知道我们两人是如何形成这种看法的，不过我们夫妇对这一看法确实非常认真。也许这仅仅是浓厚的小市民家庭观念，虽然我们两人对这种看法并不很强烈——其结果是我们败坏了那几年获得的丰富果实；或者这也是由于农民意识在其中作祟吧？我自认为我的农民意识其实并不很牢固，即使当时也是如此，可是自从托尔斯泰以来，也自从耶勒米阿斯·高特海尔夫以来，早在当时德国就已展开了颇为活跃的从城市逃避到农村去的运动，这些人要求在农村过一种以道德和艺术为基础的生活，而这个美丽的信念也在我的脑子里模模糊糊地形成了，并在我的小说《彼得·卡门青特》中得到表现。我已记不清自己当时对“农民”一词作何理解，就连今天我相信自己也不会解释清楚。我恰好是和农民相反的人，也就是说（按照我的天性），我是一个流浪汉、猎人，一个没有住地的人和一个孤独者。是的，我当时所想的从根本上来说和今天所想的并无多大不同，如今我把“农民——流浪汉”视为对立，而当时是把“农民——城市人”看作对立的，我对农民气质的理解是：不单是远离城市，而且首先是接近自然，准确地说，这种气质引导人们去过一种并非按照理智，而是顺从本能的生活。至于我的农村意识，仅仅只是理智这一事实，对于我本人并无任何妨碍。我们的爱好常常具有一种惊人的伪装才能，也给自己的世界观套上一层假面具。我在盖恩霍芬生活阶段的错误并非在于我对农民气质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抱有错误的观点，而是由于我的一部分思想意识引导我所努力从事的事情和我本人的真实欲望完全不相符。我太太的意识和愿望究竟对我抑制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清楚。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最初几年中，我得承认她的农民意识比我更强。


    总而言之，我们作出决定购买土地，计划盖一幢住宅。一位从巴塞尔来的建筑师，我们家的朋友兴德曼先生承担了兴建事务，大部分建筑款项是从我岳父母处借来的。当时土地很便宜，我记得，每平方米只要两三个银币。就这样，我们在博登湖畔的第四年上终于买下一块土地并盖起了一幢美丽的住宅。我们选中了离村庄较远的一块地方，可以一览无遗地眺望恩特湖的风光。我们可以望见瑞士河岸、赖兴瑙岛、康斯坦茨教堂的钟楼以及远处的山峦。新住宅比原来的农舍更舒适更宽大，还专门为孩子、女仆和客人设了房间；还定做了衣柜和箱子，用水也不必像从前那样从水井里汲取，而是装上了自来水管，底层还有储藏酒类和水果的地下室，还有一间专为我太太洗印照片用的暗房，此外还有这种或那种漂亮和舒适的设备。我们搬进新居后也碰到了一些叫人头痛、让人心烦的事。下水道经常堵塞，厨房水槽里的脏水非但排不下去，还有溢出来的危险，一直等到我和喊来帮忙的建筑师两人肚子贴地地躺在住宅前，用竿子和铁丝重新挖通了排水管道，才免除了危险。不过总的说来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愉快，我们的日常起居和从前一样简朴，不过多少有点儿小的奢侈品，这是我过去连做梦都从未想到的。我的书房里建起了一个藏书室，新添了一个大书橱。四面墙上挂满了画。我们现在结识了许多艺术界的朋友，这些画中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买的，另一部分则是朋友们馈赠的。马克斯·布希勒离开后，这年夏天我们的客房里住进了两位慕尼黑来的画家：布罗迈尔和雷纳尔，我们很合得来，至今还是好朋友。


    我很想把书房里的火炉改装得讲究些，于是砌起了一个巨大的绿釉砖炉子，这样就可以不停地添煤燃烧了。我们为这只火炉费了不少劲，建造过程中，有一次我还将整整一车釉砖退回给工厂，因为这些釉砖上的绿釉没有我订购时所见到的那样绿和漂亮。不过恰巧就是这个火炉给我们显示了一切舒适设备的阴暗面和技艺的精美：这家伙确实很暖和，但是稍微有点儿南风便会有煤气漏出来，简直无法加以驱散。有一天炉子里面突然爆炸了，那一声巨响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书房里顿时满是煤气、烟雾和煤屑，大家赶紧把炉子里的煤块拨出来灭掉，然后赶到两小时路程外的拉多夫采尔去喊炉匠，接着便有好几天不能使用炉子和书房。这种事连续发生了三四次，有两次我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出门旅行去了，几乎是没等爆炸声和烟雾消尽，我就拿起手提箱跑开了，我在拉多夫采尔请好炉匠，便动身赴慕尼黑，我是那里一家杂志社的出版者之一。总而言之，这种越出常规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


    和房子几乎同样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便是花园了。我还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花园，于是我在属于自己的地基上修了一所花园，园内的草木全都由我自己安排、种植和照料，这种事我过去也已干过多年。我还在花园里修建了一间用来堆放劈柴和园艺工具的棚屋，花园中的小径和花圃的位置是我和一个老农的儿子共同商量规划的，我们栽了一些树木，其中有栗子树、一棵菩提树、一棵桃树和一棵山毛榉树，还种了一些醋栗和好看的果树。果树苗在冬天时受到兔子和小鹿的啃食而毁坏殆尽，其他树木则都长得很茂盛美丽。当时，我们花园里的草莓、覆盆子、菜花、豌豆、莴苣丰盛极了。此外我还种了许多天竺、牡丹，而在那条长长的林荫道两侧，我种了数百枝极大的向日葵，在它们脚下则是上千棵呈现不同层次红、黄相间的金莲花。我至少在盖恩霍芬和伯尔尼居住了十年，这期间我独力种植、照料着我们的蔬菜和花卉，给苗圃施肥、浇水，清除路上的杂草，甚至连全家需用的柴火都是我自己锯断和劈开的。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和富有教益的工作，可是到最后总是都变成了沉重的奴隶劳动。如果把农务劳动当作游戏，那么这些农活却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当它们成为习惯和责任时，乐趣便消失了。霍哥·巴尔(5)根据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材料所写的书，对我这一段盖恩霍芬时期的曲折道路作了十分详尽的描绘，尽管它们稍稍过于直率，并且对我那位朋友芬克赫有点不敬。我在这里确实获得了极多的温暖，并且较他所想象的具有更多的情趣。


    此外，那周围的环境景象制约、歪曲，甚至纠正我们的想象，同时给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印象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以致我清楚地感到自己羞于回忆我们在盖恩霍芬的第二所住宅。直到今天我还能极清晰地描绘出花园的面貌，我可以清楚地说出我的书房以及书房外宽阔阳台的每一个角落，可以指出当时每一本书所放的位置。对其他房间里的情况，由于事隔二十年，我就难以叙述清楚了。


    我们当然都确切地记得我们这一安居乐业阶段时的生活环境，我们房前有一棵宁静的、独一无二的大树，它也是我们家的，这是一棵苍老挺拔的梨树，我特地在树下安放了一条长凳，我勤劳地耕耘、修整、装饰我们的花园，不久我的大儿子就拿着小铲子跟着我在花园里嬉戏了。可惜我们认为是永久的东西却未能恒久保存。我为盖恩霍芬耗尽了精力，却觉得它对我已不再具有什么生活意义，我开始经常出门作短期旅行，外面的世界如此广阔，我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夏天旅行到了印度。当今的心理学家们认为热心于放荡不羁是一种所谓的“逃避”，当然对于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是一样。不过我这样做也是一种尝试，以便能获得鸡零狗碎的体验。一九一一年夏天我动身去印度，直到年终才回到家里。不过这一切仍未能令我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不满足从内在的缄默发展到了外表，这种情况在男人和女人间本来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们已经生了第二个、第三个儿子，我们的大儿子也到了上学年龄，我太太不时想念着自己瑞士的故乡，还想搬到城市附近去住，这样可以多接触朋友和音乐，于是渐渐地我们经常想到出售这所住宅，让我们在盖恩霍芬时期的生活成为一段插曲。一九一二年，时机终于成熟，有一个人想购买这幢房子。


    我们在盖恩霍芬生活了八年后，要搬到伯尔尼去了。我们当然不会搬到闹市区，否则就未免太过于叛离我们的理想了。我们希望在伯尔尼附近找到一所安静的乡村式的房子，类似我的画家朋友阿尔培特·威尔第几年来所居住的那幢特别美丽的古老庄园。我从前曾去过几次伯尔尼，每次都去看他，他那幢坐落在伯尔尼附近的漂亮的、稍显凌乱的房屋和花园实在是中我的意。总之我太太一直想念她青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对伯尔尼和伯尔尼的习俗，甚至伯尔尼的庄园都非常喜爱，至于我的情况呢，看到那里有威尔第这样的朋友，于是也就同意迁到伯尔尼去了。


    当我们果真从博登湖畔搬到伯尔尼后，一切情况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在我们迁居伯尔尼前几个月，威尔第和他太太相继得病并很快就去世了，我到伯尔尼参加了他们的葬礼。这时便形成了这种局面，倘若我们想迁居伯尔尼，那么最好就是接收威尔第的住宅。我们心里都不大愿意这么做，因为那里刚死了人，未免太晦气了。我们想方设法在伯尔尼附近另找一幢，但是总找不到符合我们心意的房子。威尔第的住宅并不是他的私产，产权属于伯尔尼一个显贵家庭，我们可以接替威尔第续租，连同屋里的一些家具，威尔第家的狼狗朱西，我们也可以一并留下。


    房子坐落在伯尔尼的梅尔辛布尔路，就在维第希柯芬宫的上方，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是我们这类人的最理想的住宅，也正是我们自从巴塞尔时期以来久已有之的想法的实现。这是一座纯属伯尔尼风格的乡村别墅，有着圆圆的伯尔尼式的山墙，一种强烈的不规则性给这座房子增添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我们觉得这座房子混合着农民和贵族的特征，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它就像我们自己设计的那样，朴素和高雅参半，是一幢典型的十七世纪的建筑，侧屋和内部结构则具有拿破仑帝国时代的艺术风格，庭园里古树森然，其中一棵巨大的榆树几乎把一幢房子整个儿地罩住了，那是一幢充满奇妙的角隅和空地的房子，这些角隅和空地有时候令人愉快，有时候却让人感到似乎有鬼魂在飘游。别墅还附带一大片农田，农田分配给一家佃户照管着，我们的牛奶和种植花草的肥料就是这家农户供给的。花园位于住宅南端，两排石头台阶对称地坐落在花园平台的两侧，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果树，此外，离住宅二百步左右处有一片被称之为“丛林”的小树林，那儿长着几十棵老树，其中有些极漂亮的山毛榉树耸立的小小的山丘上，似乎是在居高临下地辖制着周围的环境。屋后有一座美丽的石头井台，水声潺潺。朝南延伸的大游廊缠满了纵横交错的紫藤，站在游廊里可以纵览附近的风光和远处树木葱茏的山峰，只见一座山头联结着一座山头，从透纳福贝尔到维特霍恩，像一条锁链似的一览无余，中间是巨大的少女峰群。我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梦中之屋》里，有一段描写同这幢住宅和附属的花园非常近似，这部未完成作品的书名是为了纪念我的朋友阿尔培特·威尔第，因为他有一幅极富特色的画用的也是这个题目。住宅内部还有许多极其有趣而珍贵的东西：美丽的老式壁炉、家具和种种装饰品，极雅致的带玻璃罩的法国座钟，高高的绿玻璃古镜，你往镜前一站便像看见了自己的一位祖先，还有一座大理石壁炉，每年秋天黄昏我都要坐在这座炉边烤火。


    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比我事先想象的更为好些——尽管从一开始它就蒙上了阴影和不幸。因为我们新生活的开始正好是威尔第先生和太太的死亡之时，所以原来是有一个不祥的预兆的。然而我们迁居初期还是大大享受了这所房子的种种长处，那些无与伦比的景色，汝拉山脉的夕照，美味的水果，伯尔尼的旧市区，我们有一些朋友住在旧市区，可以到他们家听听美妙的音乐，可惜这一切后来我们便慢慢舍弃了，变得兴味索然了。几年之后的一天，我太太才告诉我，她一开始虽然和我一样对这幢古屋十分着迷，却常常感到恐惧和不安，害怕自己会突然死去，害怕有鬼魂出现。后来，压力慢慢来临，我改变了我迄至那时为止的生活，其中一部分还受到了彻底摧毁。在我们迁居伯尔尼还不到两年，世界大战爆发了，它摧毁了我的自由和独立，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危机，迫使我重新建立自己的全部思想和全部工作，造成了我的小儿子——三儿子——长期缠绵于病榻，给我的太太带来了精神病的征兆。由于战争，我的工作过度紧张，精神上也越来越感到绝望，我以前感到幸福的一切东西也渐渐地破碎了。战争后期，我这偏僻的房子里连电灯也没有了，我常常只好黑灯瞎火地闲坐着。我们的钱慢慢地用完了，经过长期艰难的生活后，我太太的病终于发作了，不得不长期住在疗养院里；我们这个具有过于宽敞而荒芜的伯尔尼住宅的家庭几乎难以支撑下去了，我不得不把孩子们送进寄宿学校，一连几个月，我和一个忠心耿耿留在我家的女仆孤孤单单地呆在荒凉寂寞的房子里，倘若没有我的战时职务，我恐怕早就远走高飞了。


    到一九一九年春天，我这个职务也终于完结了，我又成了自由的人。我离开那座自己住了将近七年的着了魔的房子。我发现自己在和伯尔尼告别时心里毫不难受。我看得很清楚，只有从事精神工作，我才有存在的可能：在一切工作中我首先考虑的是我的文学工作，我只依靠文学生活，既不怕家庭解体，也不考虑手头拮据，甚至把一切置之度外。这项工作倘若不成功，我也就完了。我坐火车前往卢加诺，在索伦哥呆了几星期，到处寻找房子，最后在蒙太格诺拉村找到了卡萨·卡摩采别墅，并于一九一九年五月迁进了这座别墅。我只从伯尔尼运来书桌和全部书籍，因为其余家具全都是租赁的。这里是我迄今所住房子中的最后一幢房子，一共住了十二年，最初四年是整年居住，后来就每年只在温暖的季节里来住。


    如今我又要和这幢漂亮得惊人的房子告别了，这幢房子对我有重要的意义，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是我生平居住过的房子中最别致、最漂亮的房子。其实我在这里一无所有，我也没有占用整幢房子，只租用了四间房间中的一间小的，因为我现在不再是房屋主人和一家之长了，既没有房产、孩子，也没有仆人了，不再需要呼唤狗和照料花园了。我现在是一个可怜的、一贫如洗的文人，一个衣衫褴褛、令人生疑的陌生人。我依靠牛奶、米饭和通心面为生，衣服也都破了，秋天时，从树林里采些栗子等果实回家当作晚餐。但是很幸运，这次尝试是成功的，尽管这些年代生活十分困难，却过得很美好，有成果。我好似从噩梦</a>中觉醒过来——前几年的生活真是一场持续很久的噩梦——我尽情吸取自由、空气、阳光，享受孤独和工作的乐趣，第一个夏天里我就写了《克莱因和瓦格纳》以及《克林格梭尔》，解除了内心的紧张不安，使我得以在冬天时开始写作《悉达多》。就这样，我没有消沉下去，我再度振作起来，全力投入工作，证明了自己还有工作和集中精神的能力。这一场战争并没有如我自己所害怕的那样，把我的精神搞垮。战争的几年中，倘若没有许多朋友一直忠诚地给予援助，我也许在物质上不能维持很久，工作也会无法开展。没有温特图尔那位朋友的支持，没有亲爱的西阿迈森一家人的帮助，我的情况将会更糟，柯诺·阿米特对我的交情更是深厚，他收留了我的儿子布鲁诺。


    于是我在卡萨·卡摩采住了十二年，关于这座房子和花园的情景，我在《克林格梭尔》和其他作品中都作了描写。我曾十多次替这所房子画素描，我脑子里一直在探索它那复杂而奇特的外形。特别是在最后两个夏天，我为了向它告别，曾从游廊、窗口、阳台各个角度描绘了它的各种景色，尤其是一些美得惊人的角隅和花园里的矮墙。这座豪华的住宅是摹仿巴洛克式猎宫建筑的。七十五年前由一位台新纳尔州的建筑师所设计，除我以外还有许多人租用过房间，可是没有人像我住得这么久，我还相信，没有人像我这么爱它，对着它微笑，并且把它看成是第二故乡。整个建筑充满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活泼生动的趣味，它克服了许多地形上的不足，使自己这座既庄严、又滑稽的住宅具有丰富多彩的外貌。房屋正门前有一道富丽堂皇的、具有舞台色彩的华贵石阶通往花园，花园里有许多平台，其间点缀着台阶、斜坡和矮墙，一直向下深入到一个峡谷里。花园内所有的南方树木都长得极其茂盛，它们盘根错节，身上爬满了紫藤和松萝。住宅本身几乎完全为村庄所掩蔽。从山谷往上看，它那台阶形的山墙和小钟楼高高耸立在宁静的林脊上，完全就像是艾兴多夫小说中的一所乡村宅邸。


    十二年中，这里也有些变化，不仅是我的生活，而且连屋子和花园也有所变化。花园深处那棵庄严的老洋苏木，是当时我所见到的最大的树木，每年的五月上旬到六月间它总是繁花似锦，而在秋、冬两季则以紫红色的荚子呈现出一派奇特的风貌，这么一棵大树却在一个深秋的夜里为飓风吹倒了。我在《克林格梭尔》中写到的那棵巨大的夏木兰树就生长在我的小阳台前，它那幽灵似的白花几乎伸进了我的房间，有一年却在我离家外出时被砍伐了。当我隔了很长时候，从苏黎世转回家时，发现我家原来那扇顶呱呱的大门真真实实地不见了，却筑起了一堵矮墙，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好似在梦中，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他们事先也不和我打个招呼，便作了上述改建工作。不过这一改动倒也了却了我的烦恼，我进出自由，比从前更为方便了，因为我不是这里的主人和家长，而只是一个单身汉而已。我在经历了巨大的灾难后，在这里度过了痛苦的艰难岁月，有时候我常常完全忘却自己的职务，许多年中我听任自己沉溺于孤独的最深处，也忍受着孤独带来的痛苦，我写了许多诗，绘了许多画，吹着自我安慰的肥皂泡，就像我青年时期遇到麻烦而别无其他办法时所做的那样。为了向这幢房子表示感谢，我常常歌颂它，为它画像，想方设法地报答它，报答它过去所赠给我的。


    倘若我永远停留在孤独状态之中，我就不可能再找到一个生活伴侣，那么我大概也永远不会再离开这座卡摩采住宅了，尽管这所房子对一个年事渐长、身体渐弱的老人来说有许多不便之处。我曾在这所童话般的房子里忍受过严酷的寒冷和其他种种痛苦。因而后来几年中我脑子里常常出现下列想法，却从未真的下决心去做：我要不要再搬一次家，再买一幢房子，或者租一幢房子，或者干脆自己再盖一幢，新房子可以让我的老年过得更为舒适、更为健康。但是这些仅只是希望和想法而已，从没有付诸实施。


    这时这个美丽的童话般的奇迹发生了：一九三〇年一个春天的黄昏，我和一些朋友坐在苏黎世的“拱门”里闲聊，话题转到房子和建筑问题时，我也提到了不时出现的关于房子的想法。这时B先生突然笑着对我说道：“你是该有房子啦！”


    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句笑话，是酒喝多了以后的一个善意的笑话。但是这个笑话后来却成了真事，我们当时认为开玩笑、梦幻似的房子现在已告落成，房子又宽敞又美丽，足够我后半辈子享用。我精心安排，反复布置，以供我终身之用，这个“终身”这回大概可以肯定无疑了。


    有关新屋的故事要留待以后再写，因为现在才住进去。今天还轮不到描写它。我们要和大家碰杯，我们要用目光向所有给予我们帮助的朋友表示谢意。我们要为他们，也为我们的新屋干杯。


    * * *


    (1)　普拉希特利斯（Praxiteles），四世纪希腊雕塑家，《海尔米斯和酒神的婴儿》是他的著名作品，这里描写的塑像当然是复制品。


    (2)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尤以关于文化和艺术史的研究著作闻名于世。


    (3)　艾米尔·斯特劳斯（1845—1903），瑞士书商和出版商，黑塞的私人朋友。


    (4)　约翰·罗斯金（1819—1900）和威廉·莫利斯（1834—1896），均为英国作家，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理想社会。


    (5)　霍哥·巴尔（1886—1927），德国作家、批评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避居瑞士，成为黑塞的好友。这里说的是巴尔写的一本书《赫尔曼·黑塞，他的生活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