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现代派的胜利

    又名：去叫律师来


    鉴于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要对你述说一则与我本人有关的离奇故事——当然，你必须明白，这是用一种完全间接的方式讲述的——因此，我就先提供一些有关我的情况吧。


    那我就开始说了，我三十二岁，个子不高，沙褐色头发，戴眼镜。直到两年前，我都住在芝加哥，在那里谋得了一份办公室职员的工作，这份活儿养活我自己绰绰有余。我尚未结婚，因为我有点害怕女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怕的是实体的女人。在幻想和想象中，我向来胆子很大，但实体的女人总让我胆战心惊。她们会无声地微笑，仿佛在说——这一点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自孩提时代起，我就立志当一名画家，不过，实话实说，这倒不是因为我想要创作出什么伟大的艺术杰作，仅仅因为我一直很向往画家的生活。


    我总想以这样一副样子示人（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戴一顶帽子，将帽子略</a>微歪向头的一侧，留一撮小胡子，拿一根手杖，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说起诸如形式、节奏、光效、质量、表面等术语。我这一生中读过大量谈论画家其人其作，以及有关他们交友和情史</a>的书，我在芝加哥时很穷，不得不独居一间斗室，我向你保证，我曾靠想象自己是个在世上广受赞誉的画家，度过了许多无趣而困倦的夜晚。


    那是一个午后，我干完了白天的工作，正闲逛去一个画家的画室。这个画家还在作画，房间里还有两个模特，是两个裸体坐着的女人。其中一个朝我微笑，我心里闪过一丝羡慕，不过，哼，我对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


    我走过房间，来到朋友的画布前驻足观瞧。


    此刻，他略显不安地盯着我。我可是更杰出的那个，你懂的。这一点用不着掩饰，可谓众人皆知。无论别人怎么说我这位朋友，他都从未说过能与我平起平坐。其实，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是更杰出的那一类。


    “我画得怎么样？”我朋友说。你们看，就如我所说，他完全在等我评判，简言之，他就像一个马上就要被绞死的人在等我发号施令。


    为什么要这样？真该死！他为什么要把所有东西推到我头上？一个人将如此重负扛在身上会很累的。一个画家应自己评判自己的作品，而不该来问画友，刁难画友。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好吧。如果你们觉得我话说狠了，那只能怪你们自己。“你用的黄色有点浑浊。女人的手臂无法被感知到。在画中，人们应该能感知到女人的手臂。我建议你更换个画盘。颜色抹得太多了。要把颜料集中起来。一幅画中的颜色应该黏在一起，就该像男孩丢出去粘在墙上的雪球一样。”


    在我步入三十岁之际，也就是两年前，我从姑姑，确切说是我父亲的姐妹那里，获得了一小笔梦寐以求的遗产。


    我从未见过这个姑姑，但我总对自己说：“我一定得去看看姑姑。要不然这个老妇人会生我的气，等她去世后，我就一个子儿也捞不到了。”


    然后，我真是个幸运儿，在她去世前，我去探望了她。


    我怀着势在必得的决心离开了芝加哥，我从未和她待过一天，但这不是我的错。尽管我理应去陪我姑姑（我还不至于蠢到连这点都不知道）待一天，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她住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我周六早上到了那儿。房门关着，窗户被木板封住了。幸运的是，正好送信的人来了，我告诉他我是这家主人的侄子，他听后给了我她的住址，随后又说起了有关她的消息。


    她这几年一直饱受枯草热的折磨，每年夏天都要去找地方避暑。


    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立刻去了酒店，写信告诉她我来探望她了，并尽我所能表达了因未能见到她而多么悲伤。“我一直以来都想这么做，现在真要这么做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做得好一些。”我对自己说。


    首先，就像人们给一个老妇人写信时都会写的那样，我谈起了天空。“天空中布满了斑驳的云朵。”我写道。随后，我用一种随意得有些突兀的方式，直接坦陈相告，我说我其实因为悲伤而一蹶不振。老实说，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特别喜欢写东西，你看到了吧。笔端文思泉涌。


    我写道，我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地来到我唯一的女亲戚家中，并在信中顺便提起了我其实是一个孤儿。“可想而知，”我写道，“当我发现这座房子房门紧锁，窗户封闭之后，内心该有多么悲凉而孤寂。”


    我坐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这家酒店里，手里握着笔，创造着我的财富。我怀揣某种大胆而英勇的情绪，毫不迟疑地在信中提起了永远都不该向一个女性提起的事儿，而后用只有医生才会用的语气——说起了姑姑的乳房，我用的是复数。


    我写道，我希望能将自己这双疲倦的双手放在她那对乳房上。老实说，我当时已经写得太醉心了，而现在，我为自己写得如此醉心而感到高兴。乔治·莫尔先生、克莱夫·贝尔、保罗·罗森费尔德，以及我们当中其他技巧最为醇熟的英语作家都写过许多有关画家的文章。就如同我刚刚说的那样，有关画家生平和作品的书或杂志，只要在芝加哥能搞得到的，我全都读过。


    我现在努力向你传达的是我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一个酒店里，为我的文学才华而感到的自豪，并且，那一刻我好像真的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没有别的艺术家能像我一样迅速俘获别人的心。


    我在说出想把自己这双疲惫的手放在我姑姑那对乳房上之后（可怜的女人，她已不在人世，而且从未见过我），随即给她建立起了我的大体印象（顺便说一句，这个形象打造得既真诚又准确）：一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非常困惑，稀里糊涂地茫然度日。这个有关我自己虽虚幻但无比准确的形象，在那一刻就在我的想象中诞生了：他淌过沮丧的凄凉沼泽，越过不幸的荒野山丘，穿过孤寂的干燥沙漠，朝着世上某个渴望安宁平和的地方前行——也就是姑姑的胸脯。但是，就如同我解释的那样，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现代派，并充满了现代派的鲁莽，我没用“胸脯”这个老派作家才会用的词。我用了“乳房”这个词。我写完信后，双眼噙满泪水。


    那一天我写的信——整整齐齐贴着稿纸边缘写——总共用了七张酒店的稿纸，要将它寄出需要花四美分。


    “我该不该将信寄出呢？”我走出酒店办公室，站在邮筒前对自己说。这封信在我的食指和拇指间权衡着。


    “点兵点将，


    点到哪个是哪个。”


    我用左手手指——我右手拿着这封信——摸了摸我的鼻子、嘴巴、前额、眼睛、下巴、脖子、肩膀、手臂、手掌，随后轻轻敲打着这封信。毫无疑问，我一开始就想把信丢掉的。我一直在做艺术家的事儿。好吧，艺术家总说要毁掉他的作品，但鲜有人这么做，而真正能做到的，或许才是生活中的英雄。


    就这样，它砰一声掉进了邮筒里，我的财富随之而来。我姑姑收到了这封信，当时她卧病在床，这场病毁了她——似乎除了枯草热，她还得了别的病——从而为了我更改了遗嘱。她本来打算留下一笔数目可观、每年可带来五千英镑收入的钱，用作研究枯草热治疗方法的基金——也就是说，正如你所想的那样，这笔钱原本是留给她那些病友的基金——但现在留给了我。姑姑找不到眼镜，而一位护士——愿上帝赐她一个好丈夫——大声将我寄来的信念了出来。随后，两位女士都被深深打动，姑姑甚至还哭了。我只是将事实说给你们听，你懂的，不过我想说的是，整件事可被视为现代艺术力量的证明。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现代派的忠实信徒。用艺术评论家的话来说，我是从头到尾经历这场运动的人。起初我是一个印象派画家，后来是成了立体派画家，再然后是后印象派画家，再然后还是个旋涡派。一次又一次，在我想象的生活中，作为一个画家，我完全被这场运动迷住了。例如，我记得毕加索的蓝色时期……但我们不想深入讨论这个话题。


    我想说的是，有了对现代性（如果可以这样用这个词的话）的信仰，当我坐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那家酒店房间写信的时候，确实发现自己有一股非凡的勇气。我用了“乳房”（乳房这个词用的复数，你们懂的）这个词，所有人都会承认，在给自己素未谋面的姑姑写的信中，这个词的确用得既大胆又现代。这个词把我姑妈和我拉近成一家人。她的谦逊不可能让她承认这个词别有他意。


    然后，我姑姑真的很感动。后来，我和护士谈了谈，给了她一件相当漂亮的礼物，感谢她在这件事中所尽的力。在这封信读完之后，姑姑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她转过脸对着墙，肩膀颤抖着。要知道，我写这封信时也是非常感动的。“可怜的孩子，”姑姑对护士说，“我会让他的日子好过一些的。去叫律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