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一种早已为人所知并被描述过的状态，它通常发生在经受了强烈的机械震荡、火车灾难以及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人们把这种状态称作“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刚结束不久的那场可怕的战争使这类疾病的患者大大增加了。不过，至少人们已经不再把这种紊乱现象的原因归之于由机械作用造成的神经系统组织的损伤。创伤性神经症表现出来的诸多症状中有大量的相似运动性症状，这一点很接近癔病（hysteria）的症状。但是，一般说来，它比后者具有更强烈更显著的主体失调特征［这一点很像疑病症（hypochondria）和忧郁症（mncholia）］，而且出现更全面精神能力衰弱和干扰现象。不管是战争性神经症（war neuroses）还是和平时期发生的创伤性神经症，至今还没有人对它们做出完整的解释。在战争性神经症中有这样一个事实，既有启发作用，又令人困惑：同样的症状有时候会在没有任何巨大机械作用干涉的情况下出现。在普通的创伤性神经症中，存在着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其病因似乎主要是惊讶和惊恐的因素；第二，某种同时遭受的损伤或伤害通常会阻碍神经症病状的发展。“惊恐”、“恐惧”和“焦虑”这几个词不恰当地被人们用作同义词，其实它们在与危险的关系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焦虑”指的是这样一种特殊状态：预期危险的出现，或者是准备应对危险，即使这种危险可能是未知的。“恐惧”则要求有一个确定的、令人害怕的对象。然而“惊恐”一词则是用来描述人所遇到的这种情况：一个人陷入危险中但对这种危险毫无准备。“惊恐”强调的是惊讶的因素。我认为焦虑不会引起创伤性神经症。因为焦虑具有某种保护主体使其免受惊恐的作用，所以不至于引起惊恐性神经症（fright-neuroses）。稍后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1)


    我们可以把对梦的研究看作探讨内心深处心理过程的最可靠方法。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通常具有这样的特征：梦反复地将患者带回到当时他所遭遇事故的情形中。这种情形使得患者在惊恐中从梦中惊醒。人们对这一点几乎完全不感到惊奇，他们认为，创伤性的经历甚至在睡梦中也不停地对患者施加压力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经历的强大力量。有人会说，患者固着于这种创伤。我们在研究癔病时，就已熟悉患者固着于使他发病的经历的现象。1893年，布诺伊尔（Breuer）和弗洛伊德曾经宣称：“癔病患者主要是受着回忆之苦。”费伦奇和齐美尔也早已能用患者对创伤发生时刻状况的固着来解释战争性神经症中的某些运动性症状。


    但是，我没有发现创伤性神经症患者在醒着的时候也经常地回忆他们所遭遇过的事故。或许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去想这些事。如果有人以为，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应该把他带回到引起他发病的情境中去，并且还把这看作一种毋庸置疑的事情，那他已是误解了梦的本质。假如梦给患者展现的是一些他过去身体健康时的图片或者是他希望得到的治愈时的景象，那么这才与梦的本质更加一致。如果我们不想由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而动摇我们关于梦的要旨是满足愿望的这一信念，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或许可以论证，在这种情况下，梦的功能，一如</a>其他许多功能一样，被扰乱了，偏离了它的本来目的。或者我们可能被迫去思索自我的那种神秘莫测的受虐倾向（masochistic trends）。


    在这里，我打算抛开创伤性神经症这个模糊而沉闷的主题，转而探讨一下心理器官在其最早期的常态活动中所采用的活动方式，这种最早期的常态活动是指儿童的游戏。


    人们对儿童游戏所做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只是最近才由普法伊费尔（Pfeifer，1919）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和讨论。我愿意向我的读者推荐他的论文。这些理论试图探究引起儿童做游戏的动机，但是它们却没有把经济的动机和对做游戏而产生愉快的考虑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我并不想对包含这类现象的整个领域做出论断，只是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能对一个一岁半小男孩自己发明的第一个游戏提出某种见解。这种见解并不仅仅是短暂观察的结果，因为我与这个孩子及其父母在一个屋檐下住了好几个星期，而且是在住了一段日子之后，我才发现他的那个不断重复而又令人不解的活动所包含的真实意义。


    这个孩子在其智力发展方面根本不属于早熟的类型。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只会说几个能被人理解的词，也能发出一些声音来表达他周围的人可以理解的意思。但他与他的父母以及一个年轻的女仆相处得很好，他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好孩子”。夜晚他并不打扰他的父母，而且认真地听从大人的命令：不乱碰某些东西，不随便进入某些屋子。最重要的是，当母亲离开他好几个钟点时，他也从不哭叫。同时，他又非常依恋他的母亲，因为她以前不仅亲自哺育他，而且亲自照看他，不用外来人的帮忙。然而这个好孩子却有一种偶尔会给人带来麻烦的习惯：他喜欢把凡是能拿到手的小玩意儿扔到屋子的角落里，扔到床底下等这一类地方，结果寻找和拾捡这些小玩意儿常常成为大人们要做的事情。他一面扔东西，一面口中还要拖长声调喊着“噢——噢——噢——噢”，同时脸上带着一种感兴趣和满足的表情。孩子的母亲和作者都认为，这不是随随便便的叫喊，而是代表德文“不见了”这个词的意思。后来，我终于意识到了，这是一种游戏，对这个孩子来说，他所有的玩具的唯一用途就是用来玩“不见了”的游戏。一天，我做的一次观察证实了我的想法。这孩子有一只木制的卷轴，上面缠着一根绳子，他从未想到可以将这个木线轴拖在地板上，比如当作一辆车子拖着玩。他只是抓起系在木轴上的绳子，提起木轴然后熟练地将它扔过用毯子蒙着的、自己的小摇床的栅栏，使木轴消失在小床里。与此同时，他嘴里喊着“噢——噢——噢——噢”。


    然后他用线把木线轴从小床中拉出来并对其再现发出“哒”的欢呼声。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游戏——消失和再现。一般地说，人们只看到游戏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作为游戏本身不断地被重复，尽管毫无疑问更大的愉快是与第二个动作有关的。(2)


    于是，对游戏的解释变得明显了。这是与孩子的巨大文化成就——本能的克制（就是说，多本能的满足感的克制）联系起来了，这种克制使得他同意母亲的离开，并且没有抗议。因为对此，他通过让手中的物品消失和再现补偿了自己。当然，从判断这个游戏的有效性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这个孩子自己发明了这个游戏还是收到了外界的建议才发明的，这并不重要。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另一个观点：对于母亲的离开，这个孩子不可能会愿意或者无动于衷，那么他把重复这一痛苦的体验作为游戏是怎么与唯乐原则联系起来的呢？或许可以这样回答：母亲回来时的欢乐必须要有她的离开做必要的先决条件的，而且这个游戏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母亲的回来。但是观察到的事实却与这个回答相违背，这个事实是：第一个动作，即离开的动作，其本身作为游戏存在而且比有着愉快结局的全部游戏更频繁出现。


    单就对这样一个案例的分析并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有一个带有偏见的观点认为，孩子是出于另外一个动机才将自己的体验变成游戏的。一开始，他是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形中，他被这种体验控制了。然而，通过将这种体验作为游戏来重复，尽管这种体验是不愉快的，他变成了主动的一方。这些努力可以归功于一种想要掌控的本能。无论记忆本身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这种本能是独立发挥作用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另一个解释。把物品扔开让它“不见了”这件事可能满足了孩子的某种冲动，这种冲动在孩子的现实生活中是受到压制的，这个满足在对待母亲的离开上为他自己报了仇。在那种情况下，扔东西有一种挑衅的意思：“好吧，走开！我不需要你。我自己送你离开。”一年后，那个我观察了他第一个游戏的孩子，他常常拿着一个玩具，如果对玩具生气了，他就会把它扔在地上，喊着：“去前线吧！”那时候，他听到过他缺席的父亲“在前线”，而且对于父亲的缺席他一点儿也不遗憾。相反十分明显，他一点也不想在对母亲的独占中受到打扰。(3)我们知道其他一些孩子通过扔物品而不是扔人来表达相似的敌对冲动。(4)因此，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疑惑之中：在心中重演某种压倒性的体验以使自己能转而控制这种体验的冲动是否能表现为一个基本的事件，并且独立于唯乐原则之外。因为，在我们一直讨论的那个例子中，这个孩子可能只能重复他的不愉快的体验，因为这种重复伴随着另一种截然不同但直接的愉快。


    更进一步地研究孩子的游戏不会对我们在两种观点之间的犹豫起到什么帮助作用。清楚的是，在游戏中，孩子重复那些在真实生活中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切事情，而且通过这种重复，他们发泄这种印象的力量，并且使自己成为这种情境的主人。但是，另一方面，明显的是，他们的所有游戏都受一个主导他们一生的愿望所影响，及长大和能够做大人所做事情的愿望。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体验的不愉快性并不总是适合游戏。如果医生检查一个孩子的喉咙或者给他做个小手术，我们可能十分确定这些令人惊恐的体验将会成为下一个游戏的主题。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从另一个根源也能产生愉快的这样一个事实。当孩子从体验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为游戏的主动发起者时，他就把这种痛苦的体验传递到了他的游戏伙伴身上，以这种方式在替身身上为自己报了仇。无论如何，这个讨论说明了假设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模仿本能来给游戏提供动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最后，作为提醒补充一点：由成人执行的艺术表演和艺术模仿，不像儿童的，是针对观众的，它们并不为观众省略最为伤痛的体验（比如，在悲剧中），然而，它们能使观众感到极度的愉悦。这是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使在唯乐原则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仍然有足够的方法和方式使得本身不愉快的体验成为在心里反复回忆和探究的主题。对于这些最终结果是产生愉快的例子和情形的研究，应该由某个美学体系对其主题以一种经济学的方式来进行。这些对我们的目的毫无用处，因为它们预设了唯乐原则的存在和支配地位；它们也完全不能证明超越唯乐原则以上的趋向性所起的作用，即比唯乐原则更原始而且独立于唯乐原则之外的趋向性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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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弗洛伊德、费伦奇（Ferenczi）、亚伯拉罕（Abraham）、齐美尔（Simmel）和琼斯（Jones）对于战争性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的讨论。


    (2) 随后的进一步观察完全证实了这个解释。一天，孩子的母亲离开了几个小时，当她回来时就听到小孩子发出她一开始不理解的“宝贝，噢噢噢噢”的声音。然而，我们很快明白，在这段漫长的孤独的时间里，这个孩子发现了一种让自己消失的方法。他在并不接近地面的全身镜中发现了自己的镜像，因此他可以趴在地上让自己的镜像“不见了”。


    (3) 当这个孩子5岁9个月大时，他的母亲去世了，她是真的“不见了”（“噢—噢—噢”），然而小男孩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的迹象。说真的，在这段间隔中，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而这引起他强烈的嫉妒。


    (4) 参见我对歌德（Goethe）的童年记忆所做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