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琴弦上的父亲 3.享受饥饿

    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


    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


    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那是在潭头的“教授大院”，留洋归来的关伯伯教我用英文唱的一支英国儿歌，唱的是名字叫塔米、塔克儿的小兄弟两个，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还赖在床上。他们的母亲说，快快起来吃早饭呀，接着就通报了早饭要吃的东西，有面包倒也罢了，还有“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奶酪、果酱和牛油。使我咏叹不已的正是“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惹得父母亲心烦意乱，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


    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但是我记得，父亲领着他的“小塔米塔克儿”穿过宝鸡街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背着背包、面部晒得黑红的女学生。他急忙趋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从河南来的同学吗？”女生说：“是呀！”父亲又问：“是K女师的同学吗？”女生说：“不是，是K女中！”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K女师的同学或老师吗？”女生说：“碰见过呀！”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她们的音乐老师吗？”父亲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却未能锁定目标。女生们说：“哎呀，先生，我们不知道谁是她们的音乐老师！”又模仿父亲的口气说：“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吗吗？”女生们大笑，父亲不笑，说：“对不起，只剩下一个‘吗’了，你们知道K女师跑到哪里去了吗？”女生们说：“先生，真的不知道，都跑零散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父亲问：“那么，你们是往哪里去呢？”女生说：“不知道，我们找不到学校了！”


    我知道父亲想念宛儿姨，不知道她是被困南阳、还是随学校逃亡他乡了？


    我已经顾不上想念宛儿姨。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失去的是菜盆里的维他命C，是的，父亲讲过的，还有一种十分了得的叶绿素。这时出现了奇迹。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从此，这位名叫杨锁的河南籍少年成了我的人生导师。


    他首先教我学推磨。我在磨道里转了几圈就喊叫头晕。他寻思说，小毛驴拉磨不头晕，是因为扣上了草帽辫儿编的“碍眼”。你不是毛驴儿，不能戴“碍眼”，就用我这条高级毛巾蒙到你眼上试试。那毛巾黑糊糊的像一条抹桌布，还发出刺鼻的馊味和汗臭。我毫不领情地推开了毛巾。他说，咋？你嫌它脏？这可是一个小娘们儿用过的上等毛巾，是我扒火车来宝鸡时，从车厢行李架上掳下来的。原本白生生的，还洒过香水儿。你认认毛巾上印的是啥字儿？我从黢黑的污垢下边找到了“祝君早安”。他就怪样地笑着说，听听，是向咱问安哩，蒙上这毛巾吉利！他哄着我蒙上毛巾，我又在一片漆黑中迟迟不敢迈步。他又取下毛巾，露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仰天叹息说：“你那个教授爹是咋着调教你的，你们家的玉米粒儿总不能囫囵个儿地吃吧！”他觉得我不堪造就，只好让我去罗面，看我笨手笨脚，却干得满头冒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好比戏里唱的落难公子，按说，应该有个心肠好、模样俊的女子来搭救你，可咱收容院里没女娃儿，你就忍着点儿，叫我想想办法。”


    那天磨了玉米，他十分郑重地问我：“你想不想吃肉？不是面虫，是真真格格的肉。”我比较含蓄地点了点头。他就领着我溜出了收容院，沿着墙根向暗处走，找到地上的窟窿，瞄准撒了一泡热尿，不多时，窟窿里就有一只屎壳郎拱出来逃避水灾。他看了看说：“不行，是个公的！”就一脚踹了屎壳郎，又找到一个窟窿，让我如法炮制了一泡热尿，又有一个屎壳郎拱出来，他惊叹说：“咦，还是教授家的娃子尿好，一泡尿就浇出来一个母的，肚大肉多！”他把母屎壳郎攥到手里，领我进了山沟，捡来一捆柴火，取出藏在石头夹缝里的铁锨头，用石头支起来，说：“这是咱的锅。”他向铁锨头上堆了细细的沙子，点起柴火烤着沙子，又把屎壳郎焐在柴火里。不多时，屎壳郎的外壳烤成了焦炭，肚子上滋滋地冒出油来。他捡起一根带尖杈的柴梗如同拿起吃西餐的叉子，叉起屎壳郎递给我说：“中了，肉熟了！”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馈赠，他就当仁不让地一口吞了下去，用舌头搅拌着烫嘴的烤肉，呜里呜噜说：“你得学会吃这肉。西安有个很大很大的飞机场，那些开飞机的美国兵就这样拿着叉子吃烤肉。”


    杨锁又向铁锨头下边续了柴火，解开他的扎腿带，竟有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从他的裤腿里源源不断、稀里哗啦流出来。我问这玉米是谁给的？他说：“谁也不会给咱。磨玉米的时候，我几次背着脸，解开裤腰带挠痒痒，就把布袋里的玉米挠到裤裆里了。”这时，他讲了一个警句：“记住，人的手就是耙子，得学会叫它抓挠东西。”他把玉米粒儿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不多时，沙子里“噼啪”作响，香喷喷的玉米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吃饱了玉米花儿，又经他允许，把一兜玉米花留给了弟弟。他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儿，开始夸耀他卖过蒸红薯的光荣历史，然后仰脸躺在山坡上，扯着嗓子让我聆听属于他的音乐：“不甜～不面～不要钱的热～红～薯～喽～～！”嗓音婉转嘹亮，在山沟里引起了震荡不已的回响。他也要听听我的腔口，我就鼓起勇气，跟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夸我腔口不赖，等到打败了鬼子，他还要回到河南老家卖红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扒火车回去。我由于弟弟的牵累而迟疑不决。他对此表示遗憾，感到我的弟弟葬送了我的前程，要不，我跟着他卖红薯，一定是个好样的！


    我跟他勾了中指，他说这是同生共死的意思，从此我应该尊他为“义兄”，我是他的“贤弟”。但是，在我跟“义兄”同生共死的节骨眼儿上，宛儿姨的影子扑闪了一下，我就乱了方寸，给“义兄”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那一天，杨锁拉着架子车，说他好比“驾辕”的骡子，又在车把上系了麻绳，要我为他充当“帮梢”的毛驴，进城把两布袋玉米拉了回来。路过一条胡同，他看四下里没人，就把架子车拉进胡同里说：“你去胡同口盯着，要是看见有咱收容院的人过来，你就喊一声‘红薯热哩’！”


    我去胡同口放哨时，看见对面一座大院子门前贴着一张条幅：“K女师流亡师生报到处”，心里一动，想起了宛儿姨，却忘了自己是杨锁的哨兵。我鬼使神差地溜进“报到处”，问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您知不知道一个叫宛儿的音乐老师，她来报到没有？老人认真翻了报名册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还没来报到。我又看见屋内的山墙就是一整块黑板，上写“留言处”，墙上贴着许多写了字的纸条，还有用粉笔写下的留言：某某来后，速到某地联络，某某在那里等你；某某来后，速告某地某某，以免悬念，等等。我拿起一截粉笔，爬上方凳，在黑板上留言：“宛姨：我想你，爸爸找你。来后，速到宝鸡难童收容院找我。”老人在我背后说：“叫她去收容院找你，你是谁呀？”我又郑重地写上了“斑斑”，加上了年月日。老头说：“娃呀，写这样的留言也真难为你了！”


    我从“报到处”出来，才想起我是杨锁的哨兵，急忙跑进胡同，杨锁和架子车已经没了踪影。我一口气跑回收容院，却望见杨锁正竖在影壁墙底下罚站，脚下放着冒尖两大碗玉米粒儿。我怯生生地凑过去看他，他给了我一个愤怒的鬼脸，然后就仰脸怒视着天空。弟弟说，他躲在胡同里向自己的大裤裆里装玉米，被“同学”看见，向院长告发了他。院长解开他的扎腿带，玉米粒儿就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裤腿里流出来。


    从此，我结束了与爆米花儿刚刚开始的黄金岁月。收容院让杨锁远离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活计，让他为两个大寝室管理四个尿桶。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他，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宛儿姨，宛儿姨找到了一个“玉”，我要找到宛儿姨，她就会让我们吃煎饼而且会卷上肉丝。那天我忘了站岗，就是为了找到宛儿姨。杨锁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却又鄙夷地一撇嘴说：“咱们不是一个窝里的蛐蛐儿！”


    我很快便发现，杨锁就是在管理尿桶的时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他没把每个夜晚都会装得溜溜满的四桶尿倒进收容院的粪坑，而是暗自交给一个与收容院为邻的农民，农民就会塞给他一块轧过油的豆饼甚至是比豆饼高一个等级的花生饼或芝麻饼。晚上睡觉时，我可以看见他用线毯蒙着头，线毯下边发出像老鼠咯咯吱吱磨砺牙齿的声音。黑暗中有沉重的香气弥漫开来。但我心中惭愧，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与他有福同享地磨砺牙齿。他把一块芝麻饼从线毯下边塞过来时，我也宁愿沉浸在“饥饿体验”里，裹紧了我的线毯。


    我的神经再也经不起磨砺的时候，宛儿姨天使般地出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宝鸡的天空像是水洗过一样湛蓝而明净。管理员把我领到大门外边，我就看见一个面容消瘦、身材高挑的女子向我睁大了杏形的眼睛。我叫了一声“宛儿姨！”就向她跑过去抱住了她。她哭了。她蹲下来抱住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她身上找到母亲的感觉，好像她是我另一位年轻的母亲。“我差点儿认不出你了！”她流着泪，在我耳边说，“你爸爸怎把你送到这个鬼地方来了？哦，对不起！”她向管理员表示歉意。管理员说：“没关系，我所以不让你走进这个鬼地方，仅仅因为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怕这个鬼地方的孩子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宛儿姨说：“我知道的，知道的，让他在这里吃一点儿东西好吗？”管理员说：“你甚至可以把他领到饭馆里，或是领着他远走高飞，没有关系的！”宛儿姨说：“真的吗？那就太好了，我真的要谢谢你了！”管理员离去后，宛儿姨急切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说：“在宋家庄，离这里很近。”宛儿姨问：“你愿意跟我走吗？”我说：“愿意，可我还有一个弟弟在这里。”宛儿姨说：“是七年前那个刚出生的小娃娃吗？快去叫他来呀，我们下馆子去！”


    我出来时还带上了杨锁。宛儿姨问，这位小朋友是谁呀？我说他是我的锁哥，接着就借用管理员的话说，我不管到哪里吃东西，他都会受到“刺激”。宛儿姨笑起来说，走啊，也带上你的锁哥吃东西！她把“吃东西”三个字拉得很长，每个字的后边都有一个停顿，如同一个悠长而快乐的叹息。


    那一天，我们吃得奋不顾身、所向披靡。我还记得那天吃的内容以及吃的形式上的一切细节。不是我心向往之的煎饼卷肉丝，是更加实在、也更加解馋的烧饼夹五香酱牛肉，还有放了一点儿芥末的调凉皮儿和放了黄瓜片儿的蛋花儿汤。宛儿姨却没有吃，只是默默地望着我们吃，宁静地笑着，却又不停地拿出手帕擦眼泪。锁哥吃得慌张，被芥末呛住了，流着鼻涕直打喷嚏。可他吃着自己的，眼睛还滴溜溜地盯着别人的桌子。宛儿姨背过脸用手帕擦泪的时候，他的手就充分发挥了“耙子”的作用，闪电般地拿了左边桌子上剩下的半个烧饼，另一只“耙子”同时出击，掳掠了右边桌子上的一只鸡腿。宛儿姨转过脸来的时候，他的战利品已经了无痕迹地消失在无所不包的大裤兜里。只有弟弟吃得文静文雅文气文明，在温柔地咀嚼中延伸并加深着对于牛肉的理解，宛如他今日以历史学家之身分对待最新出土的文物典籍。只是到了离开收容所五十年以后，他才向乃兄坦白，他在乃兄操心不到时偶然啃过人家扔在地上的西瓜皮，当然，他补充说，啃瓜皮以前，在一条小河沟里进行了必要的卫生处理。


    那一天我们吃圆了三个肚子以后，宛儿姨小声问我：“你知不知道，给爸爸写信要寄到哪里去呢？”我只知道一个宋家庄，别的都说不清楚。在宛儿姨面前一直是手足无措的锁哥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他说：“这事儿用不着去邮局，包给我了！宋家庄离宝鸡只有一站路，不管是客车、货车，扒上车转眼就到。下车往北走，好找。我还认得他爸，戴着‘二饼’……”我向宛儿姨加了注解，他说的“二饼”是眼镜，宛儿姨大笑。锁哥看了看窗外的太阳，说：“半后晌一准送到，天擦黑就能窜回来。我给收容院跑腿儿送过信，我知道还得叫他爸给你写个收到条，错不了的！”宛儿姨喜出望外说：“多么聪明的孩子，谢谢你了！”


    天擦黑，宛儿姨把我和弟弟送回收容院不久，杨锁就很神气地跑回来，“叭”地弹了一个响指，说：“妥了，你爸跟你姨见上面了！”他看我露出难以置信的样子，又说：“你不信？我一下火车，正碰上你爸在站台上等车。你爸看了信，我就向他要收条。你爸说，不用了，我正要上车去宝鸡，叫我跟他一块坐车回来了。一下车，就去找你姨了。”他又怪声怪气地说：“你们那个窝里的蛐蛐儿咋看咋跟俺不一样？去时候，你姨还给我买了一张车票，我没进车站就把车票卖了。你姨还给了我买回程票的钱，可是回来时，你爸又花了冤枉钱，给我补了一张票。俺这个窝里的蛐蛐儿坐车从来不买票，肉头蛐蛐儿才买票！”他又拍着大裤兜说：“这样吧，我挣下你姨的两张车票钱就算咱俩的，也给你弟分一股，咱哥仨再吃日他娘一回烧饼夹牛肉！”


    杨锁没有来得及兑现他的诺言。最让我揪心的，是盼了两天也不见父亲的到来，我开始怀疑杨锁送信的真实性，气咻咻地问他：“你到底把信送到哪儿了？是不是用它当手纸擦屁股了？”他轻蔑地用鼻子哼哼着，“自从俺娘把我生下来，我压根儿没用过手纸，我用土坷垃。你爸要是不来看你，我赔你一个爸！”他忽地流下眼泪说：“俺爹俺娘都找不见了，谁赔我？”他用袖子擦着眼泪，不再理我。


    我焦急地等待着父亲和宛儿姨的出现，收容院却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那天一大早，管理员就带领我们打扫卫生，宣布说，中午，有几位高级官员的夫人前来慰问，这一天要改为三餐。中午，我们及早蹲成了一个个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圆圈。每个圆圈的中心，都放着一大盆热腾腾直冒热气的粉皮炖大肉。每个难童还增加了一个倒进了温开水的小瓷碗，发给一颗鱼肝油丸。管理员叮嘱说，要等到慰问者莅临饭场，听到一声哨响，先用瓷碗里的温开水送下鱼肝油丸，然后开饭。那天的馍馍也是用“洋面”做的，绝对找不到“面虫”，而且像小山一样堆在一个大笸箩里。


    幸运的“小塔米塔克儿”们都在等待哨音，我却把鱼肝油丸捏在拇指和食指中间揉搓着，映着太阳审视，发现它是半透明的，与我吃过的任何药丸都不相同。好奇心使我试图揭破弹性外壳内部的奥秘，却忘了必须听到哨音再用温开水送服的规定，又想起了由杨锁亲授的向嘴里高抛玉米花儿的绝活儿，一时兴起，就把鱼肝油丸高高抛起来，仰着脸把嘴巴凑上去，不偏不倚地把鱼肝油丸吞到了嘴里。我的的表演引起了孩子们的哄笑。恰在这时，哨音响了，慰问者飘然而至。我已经咬开了鱼肝油丸，难于忍受的腥味儿使我龇牙咧嘴，连连啐着唾沫，鱼肝油丸也被我啐了出来。我的表情一定十分可笑，孩子们想憋而憋不住的笑声，也“哽儿——呃，哽儿——呃”地十分滑稽。我的鲁莽彻底破坏了迎接慰问的庄严气氛。正当我摇头顿脚、连连啐着唾沫的时候，官员夫人们迳直走到了我的身边。我看到了绣花的旗袍、腥红的唇膏、在耳朵下边闪光的悬垂，还有一双双描了眼圈、眼睫毛像蝴蝶翅膀一样眨动着向我表示惊诧的眼睛。


    “为什么吐掉了？”一位夫人问我。


    我的回答是简洁的：“腥！”


    “啊！”官员夫人们发出轻柔的感叹，并告诉收容院院长，应当教会可怜的孩子们怎样服用这种不可咬碎的药丸，还要当场教会我怎样服用。


    不是一颗、而是两颗鱼肝油丸，被送到一位官员夫人的手中。“张口！”她捏着鱼肝油丸送到我的嘴边。我发现她的手指白嫩而细长，指甲盖是豆蔻色的。“不要咬它，要这样……这样接着它……”她伸出舌头。我也伸出舌头。她把鱼肝油丸放在我的舌头上。我就用舌头托着鱼肝油丸，伸在嘴外边一动不动。“快把舌头缩回去呀！……好，很好，不要用牙齿咬它。”我极其小心地缩回舌头，等待着下一个指令。官员夫人把一个小瓷碗递到我的嘴边，“喝水，”她向后仰了仰头，“把它囫囵个儿地送下去。”我乖乖儿地接受了她的教导，成功地完成了全部程序。她笑了。她的笑十分动人，如为人间解除了一个迫在眉睫的苦难。“以后就这个样子……”她再度仰了仰脖子，“这个样子送下去，懂吗？”我心怀感激地鞠了一躬，说：“谢谢！”


    官员夫人们齐声发出惊叹：“啊，多么懂礼貌的孩子！”


    不幸，我从此又成了收容院全体难童取笑的对象。时不时会有一个孩子跑过来，毫无来由而又毕恭毕敬地向我鞠躬，挤眉弄眼地说一声：“谢谢！”还有人从地上捏起一颗小石头，黢黑的手指捏成兰花指形，娇声娇气地对我说：“张嘴，囫囵个儿地……”


    我忽然发现自己跟所有的难童都不是“一个窝里的蛐蛐儿”。锁哥也狠狠扛了我一膀子，没好气地说：“你谢她个屁！她会天天喂你吃那啥鱼油？她要真心行善，咋不把她的金镏子抹给我？”


    正当我的脑瓜儿就要崩裂、精神行将崩溃的时候，父亲和宛儿姨一起来到收容院，接走了我和弟弟。我错怪了杨锁，觉得对不起他。离开收容院时，我要向他道别，甚至想跟他探讨一下，请他暂时放弃回家卖红薯的美好向往，跟我一起去宋家庄一游的可能性，但我到处找也找不到他。我想，他也许扒火车去西安了。收容院已经发现了他用尿换取油饼的秘密，又撤了他的差事，让他远离了尿桶。他说，不要紧，他们饿不着我。西安有个飞机打靶场，飞机打靶时，从天上向地下掉弹环，一掉一大片。只要用柳条编的巴斗护着头，飞机打着靶，就能钻进去捡弹环，一个弹环能换一个烧饼。说不定，他是去西安捡烧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