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现代国家的形成

    本讲目的——15世纪的特性——国家和政府的逐渐集中——第一，法国的——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形成——路易十一的统治——第二，西班牙的——第三，德国的——第四，英国的——第五，意大利的——国家外部联系及外交的起源——宗教思想运动——贵族政治改革尝试——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宗教议会——平民政治改革尝试——约翰·胡斯——文学复兴——对古典时代的赞赏——经典学派或自由思考者——一般活动——航海、发现、发明——结论


    我们已经到达了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史——我们自己所处社会的门槛。这个社会的制度、意见和生活方式，四十年前是法国的，现在是欧洲的，经历了法国革命所带来的巨变后，依然对我们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正如我说过的，现代社会的真正开端是在16世纪。在进入这一时代之前，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发现了当今欧洲的所有基本要素。我们看到它们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彰显自己、扩张自己。在历史的第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些要素的分离、孤立的趋势，以及地方化、特殊化的生存状态。这一目的刚刚实现——封建制度、自治市和教士刚刚获得各自的独特形式和地位，我们就看到它们倾向于彼此靠拢、重聚，形成一个大社会，形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结果，欧洲各国专心致志于内部共存的所有不同制度，向神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探索社会团结的原则、政治和精神的连接纽带。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或势力知道如何掌控社会、通过其统治确保它有一个真正的公共命运。我们发现这一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共同的利益和思想。我们看到所有一切都还太特殊、太个别、太地方化了；必须长期强力推进集中化才能使社会同时进行扩展和巩固，同时变得伟大和正规——这是它必须追求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14世纪末期欧洲所处的状态。


    对于我努力向你们说明的这种处境，欧洲自己一无所知。它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在追寻什么。然而它一直在追寻，就像它知道似的。14世纪结束了，欧洲自然地可以说是本能地走上了通往集中化的道路。15世纪的特征就是不断趋向这一结局，努力创造共同利益和共同思想，使特殊性和地方性精神消失，重新团结并提升生活和思想，总之，创建迄今为止从未大规模存在过的民族国家和政府。这一事实的爆发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但它的准备阶段是在15世纪。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正是这一准备阶段——这种无声无息、不为人知的，既包括社会关系也包括思想上的集中化工作，这种未经预谋或设计、由事态的自然发展历程完成的工作。


    因此，人类随着一项自己从未感知甚至也许无法理解的计划的展开而前进。他是一位聪颖、自由的工匠，在制作一件并不属于自己的作品。他无法辨认或理解这件作品，直到后来，当它在现实中显露庐山真面目时，他才能认出并理解，即使到这个时候他的理解依然是极不全面的。然而，正是依靠他，依靠他的智力和自由的发展，这一作品才得以完成。设想有这么一台巨大的机器，关于它的想法只存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它的不同部分被委托给不同工匠制作，这些工匠分散在四处，彼此并不认识。他们中谁也不知道整个工作，不知道它将产生什么确切的总体结果，然而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智力和自由，通过理性且自愿的行动执行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上天对于这个世界的计划就是这样借助人类之手完成了。文明史</a>中展现出来的两个事实也是这样共存的，一方面，是超越科学和人类意志的命运，另一方面，是人的自由和智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的个人意志通过自己的思想和倾向所发挥的作用。


    为了正确理解15世纪，为了清晰、精确地认识这个可说是现代社会前奏的时代，我们将区分不同种类的事实。我们首先将考察政治事实，即有助于形成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各种变化。随后我们将考察精神事实，观察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各种变化，从而推导出尚在酝酿中的民意舆论。关于政治事实，为了简单快速讲解，我将粗略提及欧洲的所有大国，向你们介绍它们在15世纪期间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时期始末它们所处的不同状态。


    我将以法国作为开始。正如你们知道的，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上半叶是伟大的民族战争——英法战争的时代。这是法国对抗外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称号的时代。粗略回顾一下历史即可发现，尽管有大量纷争和叛国行为，法国社会各个阶层以何等的热忱共同投入至这场战争中；封建贵族、市民甚至农民们的爱国热情是何等的高昂。即使没有其他证明，单单圣女贞德的事迹就足以说明这一事件的普遍性质了。圣女贞德来自民间，激励她、支撑她的是人民的情感、信仰和热情。宫廷人士和军队首领以怀疑、鄙夷甚至敌意的目光看待她，但她一直拥有士兵和民众的支持，正是洛林的农民派她前去支援奥尔良的市民。再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更能令人印象深刻地显示这一战争的普遍性质，以及整个国家对待它的感受。


    法兰西民族性质就是这样形成的。在瓦卢瓦王朝之前，统治法国的是封建性质，法兰西民族、法兰西思想、法兰西爱国精神统统不存在。从瓦卢瓦王朝开始，严格意义上的法国才开始存在。正是在瓦卢瓦王朝的战争中、在它的命运发展各个阶段中，贵族、市民和农民们第一次被一种精神纽带团结起来，被共同的名称、荣誉和征服敌人的共同愿望团结起来了。但是不要期望能够从中找到任何真正的政治精神，或在政府和制度中找到任何伟大的统一意图，就像我们当今所理解的那样。在这个时期，法国的统一仅仅在于它的名称、它的民族荣誉，在于存在一个统治全国的君主，只要不是外国人，谁当国王都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英法战争强有力地促进了法兰西民族的形成，推动了它的统一。法国就以这种方式在精神上得以形成，民族精神得到发展，同时，它可说在物质上也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它的领土得到调节、扩张和加强。正是在这一时期，组成法国的大部分省份进入了法国版图内。在查理七世统治期间，在赶走了英国人之后，英国曾经占领的几乎所有省份如诺曼底、昂古穆瓦、都兰、普瓦图、圣东日等，最终成为了法国领土。在路易十一统治期间，十个省份——其中三个后来失而复得——并入了法国，即鲁西荣和塞尔当、勃艮第、弗朗什-孔泰、皮卡第、阿图瓦、普罗旺斯、曼恩、安茹和佩尔克。在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统治期间，安妮和这两位国王的相继婚姻为我们带来了布列塔尼。因此，在同一时期，在相同事件的发展历程中，法国的领土随思想一道得到形成；法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时获得了力量和统一。


    让我们从国家转移到政府上，我们将看到类似事实也已经发生，朝着同样的结局发展。在查理六世统治期间以及查理七世统治的第一阶段，法国政府缺乏团结、联系和力量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法国政府。在查理七世统治末期，一切事情都变了模样。权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扩张和组织，所有重大统治手段——税收、军事力量、法律——得到大规模的创建，具备了一定的统一性。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常备军——由雇佣连队组成的骑兵和雇佣弓箭手组成的陆军。依靠这些雇佣连队，查理七世在那些由于战后的混乱和苛捐杂税而荒芜的省份恢复了一些秩序。当时的历史学家谈起这些雇佣连队的惊人作用时都惊叹不已。正是在同一时期，国家的主要税收之一人头税变成了永久性的，这对人民自由是重要打击，但对政府的正规化和强化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同时，政权的重要工具司法机构也得到了扩展和组织。议会成倍增长。在非常短的时期内，组建了五个新的议会：路易十一统治期间的格勒诺布尔议会（1451年）、波尔多议会（1462年）和第戎议会（1477年），路易十二统治期间的鲁昂议会（1499年）和埃克斯议会（1501年）。在这一时期，巴黎议会在司法领域、在制订司法权政策时，重要性和严格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因此，在军事、税收和司法方面，即在基本组成要素上，15世纪的法国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久性和正规性，公共权力最终代替了封建权力。


    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没那么明显，给历史学家留下的印象相对较少，但意义也许更加重大，这就是路易十一在统治方式上带来的变化。


    关于路易十一与国内高层贵族的斗争、对他们的贬低、对市民和下层阶级的偏爱，已经有不少评说。虽然大部分内容不免夸大其辞，但其中不乏真实性。同样真实的是，路易十一对不同阶级的行为往往对国家弊大于利。但是，他做了一些更重要的事。在这一时代之前，治国安邦几乎完全依赖武力和物质手段。在这之前，人们很少重视说服、演说和驾驭人心，总之，很少重视权术——固然有虚伪和欺骗的权术，但也有驾驭人心、深谋远虑的权术。在其统治中，路易十一用谋略代替物质手段，用诡计代替武力，用意大利式权术代替封建手段。看一看这一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两个对手，莽汉查理和路易十一。查理是旧统治方式的代表，他只会诉诸武力，动辄兵戎相见。他不知道忍耐或笼络人心，使其为己所用。相反，路易十一乐于避免使用武力，通过沟通交流和投其所好来各个击破。他改变的既不是制度，也不是机构，而是幕后的操作手法和运用权力的策略。在政治手段和政治目的中，努力用公正代替一己私利，用公开代替阴谋诡计，这种更大革新的尝试尚待现代人来完成。然而，放弃动辄使用武力，发挥智力优势，通过攻心而非大开杀戒来进行统治，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路易十一虽然犯下不少罪恶和错误，并非良善之辈，但他凭借自己的过人才智首</a>开了这种统治方式的先河。


    说完法国，我再说一说西班牙，在这里我发现了相同性质的事情。在15世纪，西班牙的国家统一也是这样形成的。在那个时候，随着格林纳达王国的沦陷，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长期斗争宣告结束。随后这个国家也实现了集中。通过天主教徒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婚姻，两大王国卡斯特尔和阿拉贡统一为一个政权。和法国一样，王权在这里得到扩张和加强。支撑王权的不是议会，而是新兴的一种更严厉的机构，拥有更凄凉的名字，这就是宗教法庭。它包含了未来模样的种子，但在当时与成熟阶段的它并不相同。它最初与其说是宗教性的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其目的与其说是捍卫信仰还不如说是维持秩序。不仅制度类似，人物之间也能找到相似性。天主教徒费迪南德的性格和统治方式与路易十一很像，只是少了一些诡计、心计和永不歇息的忙碌劲。我一向不看重武断的比较和凭空想象的对比，但在这里，无论是在总体事实上还是在细节上，他们之间的相似性都非常深刻、非常明显。


    在德国也能找到相同的事实。正是在15世纪中期，在1438年，奥地利王室重登帝位，在它的帮助下，帝国权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久性，随后进行的选举不过是正式批准这位世袭继承人的仪式罢了。在15世纪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最终确立了其家族的统治地位，开始正规行使中央权威。为了维持秩序，查理七世在法国最早创建了常备军，马克西米利安在其世袭国家内同样最早用相同手段达到了相同目的。路易十一在法国建立了邮局，马克西米利安将其引入德国。为了服务中央政权，人们在所有地方不约而同地培育出了文明的相同成果。


    15世纪的英国历史由两件大事组成：对外是与法国的战争，对内是玫瑰战争。即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两种不同战争带来的结果相同。与法国的战争得到了英国民众的狂热支持，而这种狂热仅仅对王室有利。这个国家曾比其他国家更擅长巧妙并坚定地控制国家的军力和供应品，在这一时期却毫无远见、毫无限制地任由国王挥霍。正是在亨利五世统治期间，从他登基开始，关税这项重要税收被授給了国王，一直到他过世。当对外战争结束或差不多结束时，与此相关的国内战争还在继续。先是约翰家族，后是兰开斯特家族，两大家族争夺王位。当这场血腥争夺结束后，英国高级贵族们已经毁灭殆尽，再也无力保卫他们一直行使的权力。大贵族的联合再也无法左右王位归属。多铎王朝开始统治，随着亨利七世在1485年登基，政治集中和王权胜利的时代开始了。


    在意大利，君主制没有得到确立，至少没有在此名义下确立，但这对结果来说关系不大。正是在15世纪期间，各共和国纷纷覆灭，即使在依然保留共和国名称的地方，权力也被集中在一两个家族手中，共和制已经寿终正寝。在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伦巴第共和国都被并入了米兰公国。1434年，佛罗伦</a>萨落入梅地奇家族统治下；1464年，热那亚臣服于米兰公国。大部分共和国，无论大小，都让位于君主家族。很快，外国君主就提出了对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主权要求，包括北部的米兰公国和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


    无论我们观察欧洲的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研究它的哪一部分历史，无论是关于国家自身，还是关于其政府或制度，我们到处都看到旧有社会成分和形态处于消失边缘。传统的自由消失了，新的、更加集中、更加正规的权力出现了。欧洲旧有自由的覆灭令人悲痛，在当时激发了人们最深切的哀伤。在法国、德国尤其是在意大利，15世纪的爱国者激烈地质疑、绝望地哀叹这场在所有方面都可能带来专制的革命。他们的勇气令人不得不感到钦佩，他们的悲痛令人不得不感到同情，但同时人们必须理解这场革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是有益的。欧洲的原始制度、旧有的封建自由及公共自由在组织社会上已经失败。构成社会活力的是安全保障和发展进步。任何无法在当前保障秩序、在未来取得进步的制度都是错误的，都会很快被人抛弃。古代政治形态、15世纪期间欧洲旧有自由的命运就是这样。它们既无法给社会带来安全保障，也无法带来进步。人们只能从其他原则、其他途径来寻求安全保障和进步。这就是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这些事实的意义。


    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件在欧洲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正是在15世纪期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频繁、正规和持久。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伟大的联盟——和平联盟或战争联盟第一次形成，并在后来带来了均衡体系。欧洲的外交诞生于15世纪。在这个世纪末期，你们能看到欧洲大陆上的各股主要势力，包括教皇、米兰公爵、威尼斯人、德国皇帝、西班牙及法国的国王们，在纵横捭阖、谈判联合、彼此制衡。当查理七世发动针对那不勒斯王国的远征时，西班牙、教皇和威尼斯人结成了一个对抗他的庞大联盟。几年过后（1508年），对抗威尼斯人的康布雷同盟形成了。1511年，直接对抗路易十二的神圣同盟接替了康布雷同盟。所有这些联盟都起源于意大利权术，起源于各君主想霸占意大利的欲望，起源于对其中某位君主独霸意大利从而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恐惧。这种新秩序对君主制的发展特别有利。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外联系的性质，它们只能由单个人或少数人来执行，并需要一定的保密。另一方面，民众如此缺乏远见，以至无法理解这种联盟所能产生的结果；它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内在或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对它毫不在意，将此类事务留给中央政府，任其自由裁量。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外交就落入了国王们的手中，并且，这种外交事务专属于国王的观念、这种国民虽然享有自由，有权投票决定税收和干预国家大事，但不应当参与外交事务的观念，可以说如同一项公认原则、一条普遍准则，几乎在所有欧洲人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打开英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历史，你们将看到这一观念发挥了多大威力，在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为英国自由带来了多少障碍。往往就是在这一原则的名义下，媾和宣战、商贸往来和所有外部事务都变成了君主的特权；正是凭借这一原则，绝对权力在与国民权利的对抗中得以保全自己。国民在争夺这一特权时表现得极度懦弱，这一懦弱使他们付出了昂贵代价，因为从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时代即16世纪开始，欧洲的历史实质上是外交的历史。在接近三个世纪期间，外部关系是历史的重要事实。国家内部已经走上正轨，至少在欧洲大陆国家内政已经不再引发剧烈动荡，也不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现在引人注目、充斥史书的是外部关系、战争、谈判和联盟，因此大部分国家的命运被抛弃给了君主特权和中央政府。


    事实上，不这样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公众能成功参与此类事务之前，必须要有文明的巨大进步、智力和政治技巧的巨大发展。从16世纪到18世纪，人民离这种合格水准还差很远。看看17世纪初期詹姆士一世统治下的英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女婿巴列丁选帝侯(1)、波西米亚的当选国王，丧失了自己的王位，甚至还被剥夺了自己的世袭封地巴列丁奈特(2)。整个新教世界都在关注他的前途，因此英国对他产生强烈兴趣也是很有道理的。英国民意沸腾，强烈要求詹姆士国王支持他的女婿，为他夺回巴列丁奈特。议会愤怒地要求开战，许诺提供战争所需的一切手段。詹姆士不愿意开战，他虚与委蛇，尝试了几次谈判，往德国派出了一些军队，然后告诉议会需要90万英镑才有可能获胜。没有人说国王的估算有点夸大，事实上看起来也并非如此。可是议会对这笔费用大感惊恐，开始打退堂鼓，于是它勉强投票批准了7万英镑，去帮助一位君主复位，去重新征服一个距离英国九百英里之外的国家。公众在此类事务上就是这样的无知和无能，他们不了解事实就贸然行动，不肯承担任何责任。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条件通过正规、有效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就是外交落入中央政府之手的主要原因。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条件——且不说使外交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很少虑及这一点——保证外交的连续性和合理性。


    你们看到，无论我们从什么视角考察这一时期的欧洲政治历史，无论是考察各国内政还是外交关系，无论是研究战争还是司法或税收，我们到处都能发现同样的性质，到处都能看到集中和团结的趋势，看到共同利益和公共权力的形成和占优。这是15世纪所进行的秘密工作，这项工作并未在社会中带来任何非常显著的结果，或严格意义上的革命，但它为这一切铺平了道路。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即精神事实，与人的心智及普遍思想发展有关的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我们将看到同样的现象，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首先要讲的这一类事实经常引起我们的关注，总是在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下在欧洲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就是与教会有关的事实。直到15世纪，除了宗教思想外，我们在欧洲看不到任何其他能真正影响大众的普遍且强大的思想。我们看到，只有教会才有权力管理、传播和规定这种思想。固然经常会出现各种独立甚至分裂的企图，教会费了不少力气才战胜这些企图。但迄今为止教会把它们都镇压下去了，教会所批判的信条未能普遍、持久地占据人们头脑，阿尔比异端被粉碎了。教会内部虽然争吵不断，但从未产生决定性或明显的结果。在15世纪开始时，一种完全不同的事实出现了。各种新思想、对改变和改革的公开要求，震动了教会自身。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标志性大事是西方教会大分裂，其原因是教廷迁到了阿维尼翁，出现了两个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一个在罗马。两个教廷之间的斗争就是所谓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它开始于1378年。1409年，比萨宗教议会希望终结这一局面，它废黜了两个教皇，任命了第三个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大分裂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以前的两个教皇变成了现在的三个教皇。混乱和腐败日益严重。1414年，在西格斯蒙德皇帝的召集下，康斯坦茨宗教议会召开了。它提出了一项与任命新教皇极不相同的任务，它要着手改革教会。它首先宣布这个全体代表大会不可解散，地位高于教皇权力。它开始在教会中广泛宣扬这些原则，开始革除教会中滋生的腐败，尤其是供养罗马教廷的各种苛捐杂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议会任命了一个“改革团”，即我们所说的调查委员会。它由不同国家的参会代表组成，其职责是调查那些玷污了教会的弊病，提出最佳的纠正措施，并向议会提交报告，由议会商议任何执行。然而，正当议会忙于这一工作时，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在没有教会首脑亲身参与下、在没有教皇的认可下，议会能否开展革除弊病的工作。在罗马派的影响下，在一些诚实但懦弱的人的支持下，议会通过了否定决议。1417年，议会选举了一位新教皇马丁五世。新教皇被要求提交一份教会改革计划。该计划没有得到批准，议会也就解散了。1431年，出于同样目的，在巴塞尔(3)召开了新的宗教议会。它接手了康斯坦茨议会所提出的改革工作，但没有取得更多成果。在议会内部出现了和基督教世界一样的分裂。教皇将巴塞尔议会迁移至费拉拉(4)，随后又迁至佛罗伦萨。一部分高级教士拒绝服从教皇命令，继续呆在巴塞尔。就像以前有两个教皇一样，现在出现了两个宗教议会。巴塞尔议会继续自己的改革议程，任命了自己的教皇菲利克斯五世。一段时间后，它迁移到洛桑(5)，并在1449年解散，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就这样，教皇赢得了胜利，继续掌控战场，统治着教会。宗教议会无法完成它所发起的任务，但它影响了自己没有发起的、生命更长久的事。就在巴塞尔议会的改革尝试遭到失败之际，君主们利用了它所宣传的思想、它所建议的制度。在法国，在巴塞尔议会所颁法令的基础上，查理七世制订了“国事诏书”，于1438年在布尔日(6)颁发。它宣布进行主教选举，废止“初果税”(7)，革除教会中出现的各种重大弊端。“国事诏书”在法国被宣布为国家法律。在德国，美因茨议会在1439年接受了它，同样使其成为日耳曼帝国的法律。宗教权力未能成功的尝试，世俗权力似乎命中注定会完成。


    然而改革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与宗教议会一样，国事诏书也失败了。在德国，它非常突兀地消失了。1448年，由于与尼可拉斯五世的谈判，德国议会抛弃了它。1516年，弗兰西斯一世同样抛弃了它，取而代之的是他与教皇里奥十世的协定。君主们的改革努力并不比教士们的更加成功。但我们万万不可认为它完全消失了。就像宗教议会影响了它的身后事一样，“国事诏书”也在身后留下了在现代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巴塞尔议会所制定的原则是强大的、多产的。杰出之士和充满活力的人采用并支持这些原则。巴黎的约翰、达伊、热尔松以及15世纪的许多杰出之士都致力于捍卫这些原则。虽然宗教议会无果而终，虽然“国事诏书”一事无成便遭到抛弃，但它关于教会治理和势在必行的改革的总体信条却在法国扎下了根。它们持久不衰，渗入至议会，变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它们先是催生了詹森教派，后来又催生了高卢教派。所有这一系列旨在改革教会的准则和努力——发源于康斯坦茨议会，终结于博叙埃的四点主张——都发自同一源泉，趋向同一目的，是同一事实的连续演变。虽然15世纪期间的合法改革尝试无果而终，但它在文明发展历程中所占的地位、它间接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点也没因此减弱。


    宗教议会追求合法改革是对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阻止革命。几乎就在比萨议会开始努力终止西方教会大分裂、康斯坦茨议会开始改革教会的同时，民间宗教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波西米亚激烈爆发了。约翰·胡斯(8)的预言和发展始于1404年，当时他刚开始在布拉格教书。当时两场改革运动正在齐头并进。一场运动处于教会内部，由宗教贵族自身发起，这是一场明智但又局促不安、畏手畏脚的改革运动；另一场位于教会外部，猛烈而激昂地反对教会。这两股力量和意图之间产生了斗争。宗教议会传唤约翰·胡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至康斯坦茨，判定他们是异端和革命分子。对于我们现代人，这些事件是非常好理解的。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两场相互分离而又同步进行的改革运动，一场由政府开展，一场由民众开展，彼此对立但又发自同一原因，趋向同一目的，总之，水火不容而又殊途同归。这就是15世纪所发生的事情。约翰·胡斯的民众改革运动暂时被扼杀了。在他死后三或四年就爆发了胡斯信徒的战争。这场战争持久而又激烈，但帝国最后还是赢得了胜利。但由于宗教议会的改革已经失败，它们所追求的目的未能实现，因此民众改革运动就不会停止发酵。它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终于在16世纪初发现了机会。如果宗教议会发起的改革运动能够很好地贯彻下去，宗教改革运动(9)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但二者之中必有其一会取得成功，它们的同时发生显示了一种必然性。


    因此，这就是15世纪结束后欧洲在宗教事务方面所处的状态——一边是不成功的贵族改革尝试，一边是民众改革运动兴起、被扼杀、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但是这一时期人的思想骚动并不局限于宗教信仰领域。众所周知，正是在14世纪期间，希腊和罗马的古代遗产可说是在欧洲复活了。你们知道，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10)及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如饥如渴地寻找希腊和拉丁手稿并出版宣传它们，这种性质的最小发现也会带来极大的兴奋和狂喜。


    在这种兴奋中，欧洲兴起了一门学派，它在人的思想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远远超出人们通常对它的评价，这就是古典学派。我警告你们，不要把“古典”一词与我们当今赋予它的含义联系起来。在那个时候，它是与文学理论或竞赛项目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个时候的古典学派，不仅对古代的著作，对维吉尔(11)和荷马(12)的著作，而且对整个古代社会，对它的制度、见解和哲学，都怀有和对其文学一样的钦佩之情。必须承认，古代社会在政治、哲学和文学领域远远优越于14、15世纪的欧洲，因此它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一点也不奇怪。绝大部分高尚的、活跃的、有教养的及讲究的人都对当代的粗俗作风、混乱思想和野蛮方式产生厌恶，充满热情地投身至一个既更加正规，又更加发达的社会的研究甚至可说是崇拜当中。就这样，在15世纪初，由自由思考者组成的学派形成了，其中包括高级教士、法学家和学者。


    就在这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发生了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希腊难民涌入意大利等事件。他们带来了更多关于古代的知识、数不胜数的手稿，以及研究古代文明的上千种新方法。不难想象，古典学派的钦佩之情和热情都成倍上涨。这是高级教士飞黄腾达的时代，尤其是在意大利，严格来说，不是在政治权力方面，而是在奢侈享乐和财富方面。他们春风得意，纵情于骄奢淫逸的文明所提供的所有享乐，尽情享受文学、艺术，社交和物质享乐。看一看这个时代在政治和文学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所过的生活，如枢机主教班博。你们会惊讶地发现奢侈享乐和心智发展的混杂、柔弱风度和强硬意见的并存。当我们扫视这一时代，目睹它的思想发展景象和精神关系状态，我们会以为自己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同样爱好智力刺激、新思想、轻松惬意的生活，同样的柔弱和放纵，同样缺乏政治活力和精神信仰，而思想又出奇的坦诚和活跃。15世纪的文人和高级教士之间的关系一如</a>18世纪的文人学士和高级贵族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有相同的见解和习惯，和谐相处，一点也不在意身边正在酝酿中的暴乱。15世纪中，以枢机主教班博为首的高级教士绝对预见不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出现，就像法国宫廷人士无法预见法国大革命一样。然而，他们的情况何其相似。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精神领域出现了三件大事：首先，教会自身发起的宗教改革尝试；其次是民众宗教改革；最后是知识改革，催生了一门由自由思考者组成的学派。所有这些巨变的酝酿背景是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变化，即人民和政府的集中化。


    这还不是全部。这一时期还是人类最伟大的外部活动的时代。它是航海、创业、各种发现发明的时代。这是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开始伟大远征的时代，是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通道的时代，是克里斯托芬·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代，是欧洲商业惊人扩展的时代。成千上万种新发明问世了，其他原本仅仅在小范围内传播的发明得到了普遍应用。火药改变了战争理论，指南针改变了航海理论。油画艺术快速发展，使欧洲遍地都是艺术杰作，而发明于1460年的铜版雕印技术使其得到复制和传播。亚麻纸变成了寻常之物。最后，在1436—1452年期间，印刷术被发明了。印刷术是老生常谈</a>和司空见惯的主题，但它的功绩和影响是再多篇幅也谈不完的。


    你们看到了这个世纪的重要性和活力，它的重要性还仅仅显露了冰山一角，而它的活力所带来的结果尚未发育完全。暴力改革似乎未能成功，政府得到了强化，国家获得了安宁。人们也许会认为社会正在准备享受更好的秩序、取得更快的进步。但是16世纪的激烈革命已经迫在眉睫，15世纪不过是它们的酝酿阶段。它们将是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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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译者注：选帝侯指有权投票选择德国皇帝（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国诸侯。


    (2) 中译者注：詹姆士一世的女婿腓特烈五世拥有位于德国的巴列丁奈特（现在的普法尔茨）领地，1619年接受波西米亚的新教领袖献给他的波西米亚王位，导致与拥有合法继位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战，使得詹姆士一世不情愿地卷入到这场被称为“三十年战争”的战争中。


    (3) 中译者注：巴塞尔，瑞士城市。


    (4) 中译者注：费拉拉，意大利城市。


    (5) 中译者注：洛桑，瑞士城市。


    (6) 中译者注：布尔日，法国城市。


    (7) 中译者注：西方宗教中，农民将农产品的第一批收成奉献给上帝，称为“初果”（first fruits）。


    (8) 中译者注：约翰·胡斯（1370—1415），捷克著名宗教改革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其追随者被称为“胡斯教徒”，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 1411年被开除教籍。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议会判定胡斯有罪，次年被处以火刑，导致了胡斯战争的爆发。


    (9) 中译者注：指马丁·路德·金在16世纪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10) 中译者注：这三人都是14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作家，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


    (11) 中译者注：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


    (12) 中译者注：古希腊著名吟唱诗人，《荷马史诗》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