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话

    这个对话是柏拉图最早的作品之一。其时代背景是苏格拉底被告。有人把此篇和苏格拉底的申辩（The Apology of Socrates）、克力同（Crito）、弗爱冬（Phaedo）等三篇合成一卷，言曰苏格拉底的审判与处刑（The Trial and Death of Socrates）。


    游叙弗伦是人名。他是宗教家和预言家（Soothsayer），自信极深，自负关于宗教的知识比任何人都丰富，自居与当时一般社会处反抗地位。他对苏格拉底表同情，自命和苏格拉底同是新人物。


    当时苏格拉底被人控告慢神和诱惑青年，他上法庭准备受审，恰巧在走廊上遇见游叙弗伦。彼此各言来意以后，游氏表示自己关于敬神和慢神的知识十分有把握。苏格拉底想向他讨教，请他说明虔敬与亵慢的性质如何，二者究竟是什么；他说，自己想得游氏指教，以便和原告辩驳。此篇对话的缘起如此。


    游氏毫不迟疑地答道，“虔敬就是做我此刻所做的事，不虔敬就是不做我此刻所做的事。”苏氏对此答案表示不满。他说问的是虔敬是什么，要的是虔敬的界说，并不要求列举一两件虔敬的实例。


    游氏进一步说，虔敬是神所喜欢的事或物，不虔敬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或物。对此界说，苏氏指出神与神之间有意见分歧，一件事也许见喜于一神，而见恶于另一神；于是神喜与不喜的话不能成为界说。苏氏协助游氏修改此界说，从而变成凡神一致所喜者是虔敬，一致所恶者是亵慢。但苏氏又说，神喜与不喜，这些都是虔敬与不虔敬的赋性，并非其本质，所要的是其本质，构成其界说的基本元素。


    游氏再进一步说，虔敬是正当的事之一部分。苏氏也进一步问，虔敬是正当的事的哪一部分？游氏说，正当的事有对人者与对神者，对神者谓之“事神”，虔敬就是这一部分。经此一番补充，虔敬的定义变成：正当的事之事神的部分是虔敬。


    苏氏再分析“事”的概念：“事”字有二义，换句话说，服事有两种，一种是以下事上，一种是以上事下，在上者有所施于在下者，在下者受惠于在上者，如马夫之于马，牧人之于牛羊。人之事神当然不是这种服事，是以下事上的服事，按游氏的话，是奴仆对主人的那种服事。


    奴仆服事主人，是替主人做事，换句话说，以下事上的服事，是在下者当在上者的工具，替他成就某种事功。以人有神，为神做了什么事，成就了什么事功？苏氏此问，游氏不能答，却另转方向，说，虔敬是祈祷和献祭的知识。


    苏氏再就祈祷和献祭二事加以分析，祈祷无非向神要东西，献祭无非把东西送给神；那么这方面的知识成了取和予的知识，彻底说，成了人与神交易的知识。这话对不对是另一问题，总是从游氏的前言推出的结论。


    一提交易，便知是双方的事。我们和神交易，从神所得的好处不胜枚举；神和我们交易，从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游氏说没有的，我们如此渺小，能有好处给神吗？神那样伟大，还需要我们给的好处吗？我们给神的只是于神无补的崇敬、赞美、感谢……而已。


    崇敬、赞美……等等，虽然于神无补，却是神所视为珍贵的，游氏这样声明。按方才的问答，虔敬的界说，由神所喜者转为正当的事之事神的部分，再由此转为祈祷与献祭的知识，再由此变成人与神的交易，再由此转为人对神的崇敬、赞美……，再由此变成神所视为珍贵者。神所视为珍贵者和神所喜者岂不是一回事？前面已推翻以虔敬为神所喜者之界说，现在却又回到原议。苏氏藉此对游氏开玩笑，向他回敬一炮，说他的话才是游移不定，回旋不休。苏氏仍然孜孜不倦，想再往下讨论，游氏却脱身走了。


    本篇大意即如上所述，读者不难见其题材（Subject matter）所在，其题材在于虔敬与不虔敬的问题。此问题并没有讨论出结论；读者不必因此而失望，本篇的价值不在于此问题本身所讨论的结果，倒在于讨论此问题所指示的用思和立言的方法，读者应当由此着眼。


    用思方面所指示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教人怎样分析问题，如何由大问题中找小问题，再由小问题中找更小的问题，如剥笋皮，一层一层地剥，以达到最里的笋尖。至于立言方面所指示的方法，第一步，告诉人一两个实例不足以成界说；第二步，指出界说的性质如何；第三步教人如何下界说，——怎样用辩证法求一物的本质，即基本元素，以构成一物的界说。


    以上阐明的是柏氏在本篇文字上所要达的目的，也可以说是本篇的贡献，——他的目的确实达到，达到了便是他在思想上的贡献。此外，本篇还有言外的用意，这和本篇的时代背景有关。前面说过，本篇的背景是苏格拉底被告，被告的罪状之一是慢神。柏氏在本篇中，特意隐隐约约地描写当时所谓宗教家对敬神和慢神的问题多么隔膜，这方面的知识多么简陋，藉此反映当时希腊的一般社会，以见得雅典人控告苏氏，甚至判他死刑，都是无理性的举动。


    此外还有四点，值得读者注意。四点之中，两点关于伦理学，两点关于方法论（名学或逻辑）。


    关于伦理学方面的：（一）苏氏曾提出：“虔敬是否因其为虔敬而见喜于神，或者因其见喜于神而为虔敬？”这问题成了后世伦理学的一个大问题。这问题的涵义（implication）引起了道德的价值问题，或道德上行为的标准问题。到底道德本身有其内在的（intrinsic）价值，或者其价值是由外面加上去（imposed from outside）的？到底道德上的行为有天然的标准，或者其标准是人定的？用浅近的话说，譬如一个人做了一件正当的事，是否此事本身就是正当的，或者因为人家都说此事正当，都要他这样做，此事才成为正当的？（二）苏氏把虔敬认为正当的事之一部分，所涵意义很重要，就是，把宗教置于伦理的基础上。这可算是苏氏对当时希腊宗教（神话宗教）的一个大革命。


    关于名学或逻辑方面的：（一）苏氏指出凡虔敬的都是正当的，却不能转过来说，凡正当的都是虔敬的。此处他所阐明的是名学上的全称正词（universal affirmative proposition）不得随便换位（conversion）的公例。若用画圈法说明，表示虔敬的小圈在表示正当的大圈之内，所以能说凡虔敬的都是正当的；可是不能反过来说凡正当的都是虔敬的，因为表示正当的圈子不在表示虔敬的圈子之内。（二）同时苏氏还说，敬是畏的一部分，奇数是数的一部分。此即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谓“别”和“类”的关系，畏与数是类，敬与奇数是别，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两个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