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获得爱的途径和对于拒绝的敏感

    仔细想想神经症患者多么需要爱，又多么难接受爱，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在适宜的感情氛围中或许会成长得很好。但另外一个难题是：他们同时又对任何拒绝都很敏感，不管这种拒绝是多么轻微。一个适宜的氛围，尽管令人安心，但也会被视为一种拒绝。


    很难形容他们对拒绝的敏感到了什么程度。约会中的变化、等待、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任何不合意的事情……只要他们自己感觉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都视其为一种拒绝。而且，拒绝不仅使他们重温基本焦虑，他们还将其等同于羞辱。后面我会解释为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羞辱。拒绝本身确实含有羞辱的成分，因而会激起他们极大的愤怒，这种愤怒很可能公开化。例如，一个姑娘因为她的猫没有回应她的爱抚变得异常愤怒，把猫扔向墙壁。如果他们被迫等待，他们就会将此解读为“自己太无关紧要了”，所以别人没有必要对他们守时；而且还可能触发敌意，或导致他彻底回避所有感受，变得冷漠且没有回应，就算他们几分钟前还曾热切地期待着这次见面。


    感觉被拒绝和感觉被激怒之间的联系更常是无意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更容易发生，是由于拒绝可能太过于轻微，以至于逃脱于意识的觉察。于是，一个人感到恼怒，或变得心怀恶意，或是感到疲乏、抑郁或头疼，却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为什么。再者，产生敌意反应不仅是因为拒绝，或被视为拒绝的事物，还可能是因为预感自己被拒绝。例如，一个人可能怒气冲冲地提问，因为在他心中，他预感自己会被拒绝。他可能不给自己女朋友送花，因为他预感她会觉得这份礼物别有用心。他可能出于同一原因，极其害怕表达任何积极的感受、深情、感激、欣赏，因此在他自己和别人看来，他比实际中更冷酷、更无情。或者，他可能蔑视女性，因而采取报复的手段来回馈他所预期的拒绝。


    如果对拒绝的恐惧急剧发展，可能会使一个人避免将自己暴露于任何被否定的可能性中。这种躲避，可能从买香烟不索要火柴延伸到不申请工作。一个人若是害怕任何被拒绝的可能，那他也会避免与自己喜欢的人有任何进展，只要他无法绝对确信自己不会遭到拒绝。这种类型的男性往往对必须邀请姑娘跳舞而恼怒不已，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姑娘只是出于礼貌而同意他们的请求，而且他们认为女性在这方面好得多，因为她们不需要采取主动。


    换言之，害怕被拒绝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抑制，使他陷入胆怯之中。胆怯被当作一种防御手段，以免自己被拒绝。不讨人爱的信念也被当作这种防御来使用。这类人好像告诉自己：“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我，所以我最好待在角落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以免遭到任何可能的拒绝。”因此，害怕被拒绝严重阻碍了对爱的渴望，因为它阻碍了一个人让别人感觉到或知道他想得到一些关注。再者，因为预感到会被拒绝而激起的敌意，非常容易使他意识到焦虑，甚至加剧他的焦虑。这是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恶性循环由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各种内涵所组成，可以大致概括为：焦虑；对爱的过度需要，包括要求专一和无条件的爱；当要求没有被满足时感觉被拒绝；对拒绝的强烈敌意反应；因为害怕失去爱而需要压抑敌意；对愤怒扩散感到紧张；焦虑增加；安全感的需要增加……因此，正是这种用于安全感以对抗焦虑的手段，反过来引发了新的敌意和焦虑。


    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我们的讨论范畴内具有典型性，总的来说，它是神经症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任何保护性措施，除了具有借以获得安全感的属性，还具有引发新焦虑的属性。一个人可能为了减缓焦虑而酗酒，同时又害怕酗酒会害了他。或者，他可能为了释放焦虑而手淫，然后害怕手淫会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针对焦虑接受了一些治疗，然后很快开始忧虑不安，唯恐这种治疗会对他有所损害。恶性循环的形成也是重度神经症恶化的主要原因，即便外部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揭露恶性循环及其所有的内涵都是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任务。神经症患者自身无法领悟这些东西。他只注意到这些后果，只觉得自己陷入无助的境地之中。这种被困感是他对自己陷入无法挣脱的铁网中的反应。任何看似可以带他走出来的途径，都再次把他拖入新的危险中。


    问题出现了，尽管内心障碍重重，但到底有哪些道路向神经症患者敞开，使他能获取他决意想要的爱。这里需要解决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得到所需要的爱；第二，如何向自己和他人交代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获得爱的各种手段：贿赂；诉诸怜悯；诉诸公正；威胁。当然，就像列举心理学因素一样，这个分类并不严格，只是表示一个大体的趋势。这些手段并不相互排斥。某几个手段可能同时或交替起作用，这取决于环境和整个性格结构，也取决于敌意的程度。事实上，这四种获取爱的手段的排序表明了敌意的增长程度。


    当神经症患者尝试通过贿赂得到爱时，他的座右铭可以描述为：“我深爱着你；因此作为回报，你也应该爱我，并为了我的爱而放弃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这个策略，这主要是由于女性所生活的环境。千百年来，爱不仅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领域，事实上还是她们满足需要的唯一或主要途径。男性在成长过程中相信，如果他们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在生活中有所收获，而女性认为通过爱，并且只能通过爱，她们才能得到幸福、安全感和名誉。这个文化态度的差异对男女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这里讨论这个影响不太合时宜，但这种影响的后果之一是：在神经症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常把爱作为一种策略。并且同时，爱的主观信念被作为提出要求的正当理由。


    这种类型的人处于一种特定的危险之中，即在恋爱关系里陷入痛苦的依赖中。例如，试想一个对爱有神经症需要的女人，她依附于一个同样类型的男人，然而她只要一接近他，他就会躲开；这个女人对于这种拒绝充满敌意，而她又害怕失去他，因而要压抑这份敌意。如果她试图让自己退出，他又会再度开始索取她的爱。那么她不仅要压抑自己的敌意，还要用更炽热的爱来掩饰。她会再次被拒绝，再次如此反应，最终不断加深爱。因此，她会逐渐相信，自己被一种无法克制的“热恋”所控制。


    另一种可能被视为贿赂的手段是：通过试图理解对方、在精神上或事业发展上帮助他、改善他的困境等来赢得爱。这是男性和女性都经常使用的手段。


    第二种获得爱的手段是诉诸怜悯。神经症患者会使他人注意到自己的痛苦和无助，其座右铭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痛苦无助。”同时，痛苦被当作有权过度要求的正当理由。


    有时，这种申述非常公开化。一个病人会表示他病得最严重，因而最应该受到分析师的关注。他可能会鄙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更健康的病人。并且，他会怨恨比他更善于使用这种策略的人。


    诉诸怜悯多多少少掺杂着敌意。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单纯诉求我们的善良品质，或是以一种激进的手段勒索爱，比如使自己置身于灾难性的情境中，以此强迫我们给予援助。任何一个在社会或医护工作中与神经症患者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个策略的重要性。有些神经症患者会实事求是地解释自己的困境，他们与那些试图夸大其词地诉苦以引起同情的患者极为不同。我们在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身上也会发现同样的倾向，他们所采取的形式也相同：小孩要么因为委屈而想要被安慰，要么无意识地发展出某种令父母害怕的情境，如不能进食或不能小便，试图以此强求关注。


    使用诉诸怜悯的手段的前提是这样一种信念：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得到爱。这个信念可能被理性化为对爱的普遍不信任，或是采取另一种形式，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得到爱。


    第三种得到爱的手段是诉诸公正，其座右铭可描述为：“这是我为你做的；而你要为我做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经常会指出，她们为孩子付出太多太多，因而她们有权要求孩子不断奉献。在恋爱关系中，答应求爱也可能被作为这些要求的资本。这类人常常过于想要为对方付出，并偷偷期望自己能得到任何想要的回报，如果对方没有同样地想要为他们付出，他们就会感到极度失望。我在这里并不是指那些斤斤计较的人，而是那些全然不知自己在有意识期待某种可能性回报的人。他们强迫性的慷慨，也许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魔术手法。他们为别人所做的，正是他们想要别人为他们所做的。失望所带来的剧烈痛苦表明，这种对回报的期望确实在起作用。有时，他们会有一本心理账簿，给自己的牺牲一个无限额的信贷，而这些牺牲其实是不起作用的，诸如彻夜未眠，然后把别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小化，甚至是视而不见，从而严重歪曲事实，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要求特别的关注。这种态度会反弹到神经症患者自己身上，他可能变得极度害怕承担责任。他本能地以己度人，害怕自己若是接受了别人的爱就会被剥削。


    诉诸公正还可能依据：神经症患者只要有机会就乐意为别人付出。他会指出，如果他站在对方的位置上，会多么爱对方，或多么牺牲自己，并且他认为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要求对方做的都是他自己也会做的。实际上，这种正当性的心理比神经症患者自己意识到的更为复杂。他对自身品质的描述主要是：他无意识中僭取了他本来要求别人的那种行为方式。然而，这也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的确有这种自我牺牲的倾向，这种倾向出于缺乏自我主张、失败者的自我认同、强迫自己像要求别人宽容他那样宽容别人。


    当要求是出自补偿所谓的伤害时，表现在诉诸公正之中的敌意就最为明显。座右铭是：“你让我痛苦或伤害了我，因此你有义务帮助我、照顾我、支援我。”这种策略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中的策略。我对创伤性神经症并没有个人经验，但我在想，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是否属于这个类别，他们是否把受伤作为一种依据，倾向于在任何事情上以此提出要求。


    我将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表明，为了使自己的要求看起来正当合理，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唤起内疚感或义务感的。一位妻子病了，因为她的丈夫不忠。她完全没有表达出任何责备之意，也许甚至在意识中完全没有这样觉得，但她的病无疑是一种活生生的责备，企图唤醒丈夫的内疚感，使他自愿全身心地投入在她身上。


    另一个这种神经症患者，是一个有强迫和癔病症状的妇女，她有时会坚持要求帮她的妹妹做家务。一两天后，她又会无意识地感到深恶痛绝，因为她们接受了她的帮助，而且还躺下休息。随着症状的加深，她不仅强迫妹妹自己做家务，还迫使她们多了一个照顾她的任务。同样，她状态的损伤表达出一种谴责，并要求别人给予补偿。也是这位妇女，当其中一个妹妹批评她时，她曾一度昏厥，从而证明了她的愤恨，也证明了她强求她们同情自己。


    我有一个病人，在精神分析的某个阶段每况愈下，并且开始幻想分析师除了抢走她的全部资金外，还使她疲惫不堪，因此未来我应该全心全意地照顾她。这种反应在每种治疗中都很常见，并常常伴随着对医生的公然恐吓。对于程度比较轻微的情况，下面这种事情也很普遍：若分析师度假去了，病人的状况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损伤；他会暗示或坦言，他的状况恶化都是分析师的错，因此他特别要求分析师的注意。这个例子可能很容易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经历。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这类神经症患者甘愿付出痛苦的代价，即使是极度痛苦，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表达谴责，并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下提出要求，从而可以继续维持他们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利用威胁的策略去获得爱，不是威胁要伤害自己，就是威胁要伤害别人。他会用某种铤而走险的行为施加威胁，如败坏名声、对他人或自己施以暴行。自杀威胁，或企图自杀，就是种常见的例子。我有一个病人，通过这种威胁得到了两任丈夫。第一个男人略有避而不见的迹象，她就在最拥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跳下河去；第二个男人看起来不愿意和她结婚，她就在确定能被发现的时间打开了瓦斯。她的明显意图是表明没有这个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于神经症患者发出威胁的目的是让他的要求得到默许，所以一旦他有希望达到目的，就不会继续威胁下去。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驱动之下继续发出威胁。


    第九章　性在爱的神经症需要中的作用


    爱的神经症需要常常也会采取性迷恋的形式，或是对性满足欲求不满。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全部表现是否受性生活不满所促进，对爱、交流、欣赏和支持的渴望是否更多是受不满足的“力比多”所驱使，而非安全感的需要。


    弗洛伊德可能倾向于那样看待这个问题。他曾经注意到，许多神经症患者渴望依附于他人，并且很容易依附于他人；他把这种态度描述为起源于不满足的“力比多”。然而，这个观念是基于某种前提的。它预先假定，所有不带性色彩的行为表现——如希望得到建议、赞同或支持，都是被衰减或“升华”的性需要的表达方式。它还预先假定衷情是性驱力的一种被压抑或“升华”的表达方式。


    这些前提都未经证实。对爱的感觉和衷情的表达与性之间的关联，有时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紧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体的爱是文化的产物。布里福特[1]提出，性与残暴的联系比衷情更紧密，虽然他的说法并不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然而，通过我们文化中的观察可以知道，性的存在离不开爱或衷情，并且这种爱或衷情也离不开性的感觉。例如，并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衷情是性的本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性元素可能出现了，这也是弗洛伊德的发现。我们可以观察到衷情与性之间的许多联系：衷情也许是性感觉的先行者；一个只意识到衷情的人也可能有性渴望；性渴望可能激发或逐渐变成衷情。衷情与性之间的这种转化，明确指明了二者的密切关系，不过最好谨慎一点，最好假设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别的感觉，它们可能同时发生，也可能相互传递或彼此替换。


    再者，如果我们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不满足的“力比多”是寻求爱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何从生理角度看，有些人的性生活是完全得到满足的，我们却同样能在他们身上发现对爱的渴望以及所有并发症——占有欲、无条件的爱、感觉不到被需要等。然而，由于这种案例无疑是存在的，结论就必然是：不满足的“力比多”不能解释这些案例中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原因在性领域之外。[2]


    最后，如果爱的神经症需要仅仅是一种性现象，那么我们就不知该如何理解其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例如占有欲、无条件的爱、被拒绝感。人们确实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还详细描述过了，例如嫉妒被追溯到手足之争或“俄狄浦斯情结”，无条件的爱被追溯到口腔性欲，占有欲被解释为肛门期性欲，等等。但还没意识到的是，前面章节所描述的所有态度和行为反应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总体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把焦虑视为爱的需要背后的驱动力，我们就没法弄清需要在增加或减少时所具备的精确条件。


    在分析过程中，通过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有可能准确观察到焦虑与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注意病人爱的需要的起伏变化。在彼此合作的建设性工作阶段之后，病人可能突然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对分析师的时间提出要求，或渴望与分析师做朋友，或盲目地赞美分析师，或是变得十分嫉妒、有占有欲、对“只是一个病人”敏感。同时，焦虑也会增加，要么表现在梦中，要么表现为匆忙感，要么表现在生理症状上，如腹泻或频繁的小便冲动。病人并没有发现自己焦虑，或发现焦虑是由于自己越来越依附于分析师。如果分析师发现了这个关联，并把它告诉病人，他们就会同时发现，还没触及突发的迷恋问题就已经激起了病人的焦虑。例如，他可能会把分析师的解释视为一种不公平的谴责，或是一种羞辱。


    这一系列反应就像这样：问题出现，讨论激起了对分析师的强烈敌意；病人开始憎恨分析师，幻想自己奄奄一息；他很快压抑住自己的敌对性冲动，变得惊恐万分，为了安全需要，他紧抓住分析师；当这些反应得以解决，敌意、焦虑以及随之增长的对爱的需要，统统变得不再重要。不断增强的爱的需要太容易表现为焦虑，以至于我们可能自然而然地把它作为一种警报，表示一些焦虑快要显露出来以及他需要安全感。这里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全然不局限于精神分析。同样，相同的行为反应也会发生在个人人际关系中。例如，在婚姻关系中，一个丈夫可能强迫性地依附于他的妻子，他满怀嫉妒与占有欲，把他的妻子理想化，赞美她，尽管在内心深处，他憎恨她、害怕她。


    有理由认为，言过其实的爱作为一种“过度补偿”叠加在隐藏的憎恨之上，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个词语只是一个粗略的形容，而不是在说这个过程的动力便可。


    如果出于这些原因，我们拒绝接受爱的需要的性欲说，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爱的神经症需要是否只是偶然与性渴望联系在一起或一起出现，或者，以性的方式感觉和表达爱的需要是否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


    某种程度上，爱的需要的性表达取决于外部环境的支持。某种程度上，它取决于文化、生命力和性别气质上的差异。最后还取决于这个人的性生活是否满足，因为若是不满足，相较于那些有满意的性生活的人，他更倾向于表现为性的方式。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的确影响了患者的行为反应，但是也不能充分解释基本的个体差异。在表现出爱的神经症需要的既定群体中，这些反应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常常强迫性地迅速表现出或强或弱的性色彩，而在其他人身上，性的兴奋性或活动力保持在正常的感受和行为范围之内。


    属于前面这类的男性和女性，会不自觉地从一段性关系陷入另一段性关系。更详尽地掌握他们的行为反应会发现，当他们没有性关系时，就会感到不安、不受保护，并且十分古怪无常。同样属于这一类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几乎没有性关系，尽管已经有了更多的抑制反应，但他们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性欲氛围，不管那些人是否格外吸引他们。最后，属于这类的第三种人，尽管他们很容易性兴奋，并强迫性地在任何男人或女人身上都看到潜在性伴侣的特质，但他们在性方面仍受到更多的抑制。对于这类的最后一种人，强迫性手淫也许会（不一定必须）代替性关系。


    对于这种类型，他们所获得的生理满足程度有很大差异。除了他们性需要的强迫性，这个类型的共同点是对性伴侣不加挑选。他们也具有我们在讨论爱的神经症需要中那些患者所具有的特征。此外，有一个矛盾之处会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打算拥有一段性关系，不管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但他们与他人的情感关系却严重障碍，相较于折磨普通人的基本焦虑，这种障碍更全面彻底。这些人不但无法相信爱，实际上当给予他们爱时，他们还极其烦躁不安——或对男性来说，表现为虚弱无力。他们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防御态度，或他们习惯于指责自己的伴侣。在后面这种情况中，他们相信自己从未遇见过一个值得爱的姑娘或男士。


    性关系对他们来说不仅是释放显著的性紧张，也是与人接触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已经相信，对他来说，得到爱在实践上毫无问题，那么身体接触可能被当作情感关系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性，如果不是唯一，那也是与他人接触的主要桥梁，因而得到了过分的重视。


    对于有些人，在有关潜在性伴侣方面不加选择；他们会在两性中都积极搜寻性关系，或被动屈从性要求，不管要求他们的这个人是异性还是同性。在此我们对第一种类型并不感兴趣，因为尽管他们投入太多性的东西用于与人的接触，而且其他方式很难达成这种接触，但与其说这个强烈动机是对爱的需要，不如说是力求征服，或更准确地说，是制伏他人。这种努力势在必行，以至于性别差异变得相对不重要了。男性和女性都必须制伏，不管是以性的方式，还是以其他方式。但是第二种类型的人，他们很容易屈服于任一性别的性示好，爱的无止境需要驱使着他们，尤其是他们害怕失去对方，因而不会拒绝性要求，或不敢自卫以对抗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要求，不管这些要求合不合理。他们不想失去对方，因为他们极为需要与对方接触。


    在我看来，基于双性恋来解释性关系不分性别的现象是个误解。在这些案例中，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是真的偏爱同性。一旦健全的自我主张代替了焦虑，那些看似同性恋的倾向就会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对异性无所区分的现象也会消失。


    有关双性恋态度的解释也能清楚地说明同性恋问题。事实上，在我们所说的“双性恋”类型与明确的同性恋类型之间存在许多过渡阶段。在同性恋的发展中，有诸多解释他拒绝异性做性伴侣的特定因素。当然，同性恋问题太复杂了，我们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理解。这里只需要说，我还没见过有哪个同性恋者，他身上没有我们在“双性恋”类型中所提到的那些因素。


    最近几年，有些精神分析师提出，由于性兴奋和性满足是焦虑和受压抑的心理紧张的出口，因而性渴望可能被强化。这种机械论的解释有合理之处。不管怎样，我也认为，存在诸多从焦虑到性需要增长的心理过程，而且我们有可能识别出这些心理过程。这个观点既基于精神分析的观察，也基于结合病人性领域之外的性格特点与病史的研究。


    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一开始变得狂热迷恋分析师，急切地要求一些爱的回报。或者，他们可能在分析过程中保持一种深思熟虑的超然态度，把他们的性亲密需要转移到某个局外人身上，这个局外人被当作替代者，他与分析师相似或都出现在梦中就印证了这一点。或最终，这类人需要与分析师建立一种性接触，这种需要可能仅出现在梦中，或出现在会谈时的性兴奋之中。病人常常被这些确凿的性渴望信号所震惊，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分析师吸引，也没有任何喜欢分析师的意思。事实上，分析师所散发出来的性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作用，这些病人的性气质也不比其他人更冲动鲁莽或难以控制，他们的焦虑程度也和其他病人一样。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深切怀疑任何真挚的爱。他们完全相信，分析师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另有所图，如果真是这样，那在分析师内心深处，他是鄙视他们的，他很可能对他们有害无益。


    由于他们对恶意有神经症过敏反应，所以在每一次精神分析中都会出现愤怒和怀疑，但对于有特别强烈性需要的病人来说，这些反应会形成一种永久性的刻板态度。他们使得分析师与病人之间好像有一道无形却不可逾越的墙。当面对他们的难题时，他们的第一股冲动是放弃、中止精神分析。他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他们人生中所作所为的复制品。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前，他们可以逃避，不去知道他们的人际关系其实有多狭窄、多复杂，而且他们很容易涉足到性这一点也有助于他们混淆视听，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建立性关系就表示说他们总体上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很容易同时发现我提到的这些态度，因而对于一个刚进行精神分析的病人，当他开始流露出性渴望、性幻想或有关分析师的梦时，我就准备好在他个人关系中发现极为严重的障碍。分析师的性别相对与此无关，这点与所有的观察一致。那些相继与男性和女性分析师共事过的病人，对两种性别的分析师都有完全相同的反应曲线。因此对于这些案例，只从表面来看待梦中或其他方式中的同性愿望，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因此，总的来说，正如“闪光的未必是金子”，“看起来像性的未必是性”也是如此。那些表现为性的东西，很大部分都和性没有半点关系，而仅仅是一种渴望安全感的表达方式。如果不考虑这一点，我们就必定会高估性的作用。


    有些个体的性需要在不为人知的焦虑压力下增强了，他们天真地把自己性需要的强度归因于先天气质，或归因于他没有传统禁忌。他犯的错误与那些高估睡眠需要的人一样，那些人误以为他们的体格需要1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睡眠，而实际上，他们增强的睡眠需要可能取决于种种被压抑的情绪；睡眠可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回避所有冲突的方式。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强迫性进食或酗酒。进食、喝酒、睡眠、性，都可视为至关重要的需要；它们的强度不仅随着个人体质而变化，还随着其他条件变化，如气候、是否有其他方面的满足、是否有外部刺激、工作的艰苦程度、既有的身体状况等，但无意识因素同样也会增加这些需要。


    性与爱的需要之间的联系阐明了性节制的问题。对性节制的耐受程度，是随着文化和个体的不同而变化的。对于个体而言，它可能取决于诸多心理和生理因素。然而，很容易理解的是，如果一个人为了消除焦虑，需要把性作为消除焦虑的出口，他就会尤为无法忍受丝毫的节制，甚至只是暂时的节制。


    这些观点会使我们反省性在我们文化中的作用。我们总是对我们开明的性态度充满自豪与满足感。当然，维多利亚时代之后，情况的确有所改善。我们在性关系上更为自由，也更有能力获得满足。后者对于女性尤为如此；性冷淡不再被视为女性的正常状态，而通常被视为缺陷。然而，尽管有了改观，但这种进步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深远，因为如今许多性活动与其说是一种真正的性驱力，不如说是心理紧张的出口，因而与其视它为真正的性享受或性愉悦，不如视其为一种镇静剂。


    精神分析的观念也反映了这种文化环境。弗洛伊德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在给予性所应有的重视这方面贡献良多。然而，在细节上，很多当作性方面的现象，其实是种种复杂的神经症状态的表达方式，尤其是爱的神经症需要的表达方式。例如，对分析师的性渴望往往被解释为性固着于父亲或母亲的重演，但通常，它们完全不是真正的性渴望，而是为了消除焦虑而寻求某些可靠的交往。病人常常讲述联想或梦境，例如表达出想要躺在母亲胸怀的愿望，或是回到子宫的愿望，这些内容无疑暗示着一种父亲或母亲的“移情”。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明显的移情可能只是一种形式，它表达的是对爱或庇护的现有渴望。


    即使将对分析师的渴望理解为一种直接的重演，重复他们对父母或母亲的类似渴望，也不足以证明说，婴儿期与父母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性关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于成年神经症患者，所有爱和嫉妒的特征，也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特征，早就存在于童年期，这种情况并没有弗洛伊德设想的那么常见。正如我所提到过的，我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多个不同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初级过程。它可能是儿童一个相当简单的反应，产生于父母带有性色彩的爱抚、目睹性画面、某一方父母把孩子当作盲目热情的标靶。另外，它可能是更为复杂的过程的结果。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在那些给“俄狄浦斯情结”的生长提供沃土的家庭环境中，小孩往往会产生更多的恐惧和焦虑，而且他们的压抑导致了焦虑的发展。也许在我看来，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于孩子为了安全感而牢牢抓住父亲或母亲。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完全成熟的“俄狄浦斯情结”会表现出所有倾向，诸如过度要求无条件的爱、嫉妒、占有欲、由于拒绝而产生的憎恨，而这些都是爱的神经症需要的特点。那么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就不是神经症的起源，而是一种神经症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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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罗伯特·布里福特：《母亲》，伦敦和纽约出版社，1927年。


    [2]像这种案例，明确的情绪障碍与实现性满足的能力并存，总是给一些分析师带来困惑，但这些案例并不适合“力比多”理论，也不会因此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