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的精神决定命运。


    ——希罗多德


    自以为是或过多的理论假设无助于我们获得对人性的科学理解。与此相反，我们需要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去实践和理解人性。自古以来，探索人性就是一项繁杂艰巨的科学任务，解决人性的问题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因此，这门科学的目标应是让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自己或他人，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临时培养一批所谓的学科领域专家。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应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视为研究团队的专属财产，而应共享这一点是比较难于接受的。


    与以往传统的大家庭和注重邻里交流的生活方式不同，当今社会，人们处于相对孤立或隔离的生活状态之中，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对人性了解不多。从童年早期开始，我们就很少有机会接触人性。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都限制自己与亲人之间发展必要的、亲密的人际关系，与家庭成员处于隔离的状态。然而，家庭成员中亲密关系的建立对于个体从科学和人文角度发展出对人性的理解至关重要。由于与亲人没有足够的接触机会，对他们不够了解，我们不能准确判断他们的言行和意图，常会做出错误的行为反应，成为他们的“敌人”。因此，“在社会或是家庭的生活圈子中，人们都将他人视为陌生人，尽管一起生活、谈话，但却不能真正地交流，是熟悉的陌生人”就成了至理名言。在家庭成员间我们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父母总说理解不了孩子，孩子总说被父母误解。究其原因，对他人整体态度的形成有赖于对他人的了解，这种了解必须建立在彼此间有社交联系的基础之上。当家庭成员彼此隔离，无法深入了解对方时，上述现象就会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人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会更容易，令人困扰的人际关系问题会大大减少。我们就会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仅仅是由彼此不够了解，互相掩饰，使得对方形成一些错误判断所造成的。


    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理解人性这门科学的前提、所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以及预期结果，并尝试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并奠定人性研究的科学基础。


    首先，我们已经熟知精神病学是一门需要很多人性知识的学科。精神病学家必须拥有快速并准确洞察神经症患者精神世界的能力。在这一特殊的医学领域，只有准确掌握患者当前或即将出现的精神活动状态，医师才可以进行有效的判断、治疗和下医嘱。医师被患者的表象所欺骗，没有做出准确判断，会给诊治过程带来严重后果。相反，医师能够充分了解患者的疾病表现，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治疗效果。换而言之，治疗是否成功是精神科医师对人性知识了解与否的有效检验指标。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需求的错误判断可能并不会立即产生这样明显的后果。因此，那些在误解他人和产生的不良后果之间经历较长时间的个体，并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常常会对误解他人在几十年后才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感到震惊。由此可见，学习科学的人性知识对于每个人都非常必要，也应成为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神经系统检查结果显示，神经症患者常表现出精神异常、复杂的认知行为症状和错误行为，但在症状构成、诱发因素和行为表现方式上与正常个体没有本质差异。唯一的区别在于患者的精神症状和行为表现更为明显，更易被识别。利用这一发现，我们可以从病例中学习，以便更敏锐地观察和掌握与正常的精神活动相关的外在行为表现或特征。除此以外，在任何专业领域中，系统的训练、对学科的热情和耐心都是不可或缺的。


    弗洛伊德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个体童年早期的经历是其成年后的人格和精神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他的许多学生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一观点进行大胆探索，获得了相似的研究结果：个体能将最早被自己回忆和肯定的童年经历、印象和态度整合到成年后的精神活动中；个体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精神活动处于一个明确的、持续的动态模式之中。因此，我们能将童年早期的经历和态度与成年后的经历和态度做比较。从二者的联系中，可以发现，个体当前精神活动的单一表现对于理解这一个体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表现只能作为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当我们发现这些表现在个体的整体生活方式、普遍行为模式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了解了个体童年早期隐秘的生活目标与成年之后的生活态度存在一致性时，这些单一的表现对于我们了解个体就具有了价值。简而言之，上述研究的发现可以归纳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自童年期到成年期，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某些精神活动的外在形式、具体化和口语表达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它们的本质、目标和驱力等因素都会保持不变，这些因素会驱动个体的精神活动始终朝向最终目标而努力。例如，对于一位主要表现为猜疑和不信任他人、与社会隔离的成年焦虑障碍患者，在他3~4岁时就可以看到与成年期相一致的性格特质和行为表现，只不过他小时候的类似行为更容易被大家当作孩子气的表现。因此，我们对所有患者进行精神状况检查时应遵循一条准则：要在患者主动告知他们的童年经历之前，通过患者成年的表现来揭示他童年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以及告知患者我们在其成年时观察到的特点是其童年经验的直接投射。


    当听到已身为父母的患者回忆自己幸福美好的童年，并对这些回忆赋予有意义的解释时，我们能通过这些回忆对患者当前的性格进行准确的重构。这一重构过程的事实依据是：尽管成年期所处的生活环境已与童年期完全不同，但是患者在童年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很难改变，并会沿袭至成年。尽管成年期的生活态度已发生改变，但患者在童年期和成年期几乎会保持相同的心理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并据此形成稳定的人生目标。如果我们想要对患者进行深入了解，试图改变他病态的行为模式，我们应将重点放在挖掘患者童年期的经历，发现他们基本的行为模式而不要试图在患者成年期的众多生活经历和主观印象中去寻找线索改变患者。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了解患者的性格特征，以及这些性格特征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贡献至关重要。


    因此，儿童的性格基础和行为模式应该成为我们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许多研究者已致力于开展关于童年早期的研究。这些研究资料极有价值，但现在还未被有效利用。在这一领域的每一位研究者都有可能在其中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资料，并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证明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理解人性意义深远。


    开展人性研究是为了全人类福祉，而非研究者个人的成果私利。因此，我们也需要发展出预防“不良性格特征”的有效方法。对于想采用实证方法来考察人性，并将研究结果付诸实践的研究者来说，教育学领域是其用武之地。因为教育学知识与人性知识一样，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理论的有效性。为了在实践中检验人性研究成果，我们在教育学领域做了长时间的探索，尝试采用教育学手段来预防儿童和青少年期的不良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促进健康成长。


    此外，我们必须通过洞察灵魂的喜怒哀乐并感同身受，来识别自己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获得对人性的理解。这就像一个优秀的画家能在肖像作品中赋予他所观察体会到的肖像人物的性格特征。人性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有着多种测量工具，其研究成果能为其他艺术门类所用，与其他艺术相辅相成。例如，在文学和诗歌中，人性知识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性研究的首要目标是拓展我们对人类的了解，换而言之，它会给予我们所有人获得丰富、成熟发展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人性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人性的了解不够，认识不深。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了解人性，即使他们在攻读学位过程中并未涉及相关研究。如果教师要考查学生对人性知识的理解程度，很多学生会觉得不可理喻。只有那些具有共情能力，在自己经历的心理危机中成长的学生，才能够体会他人的价值和可贵之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才会真正懂得人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由于大多数人对人性了解匮乏，并对别人洞察自己具有抵触情绪，如何运用有效的策略和技术将人性研究的成果付诸实践，让大众接受并从中获益就显得十分必要。例如，当我们想帮助一个有人际关系问题的个体时，如果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通过分析我们已经明确他的性格缺陷是人际关系冲突的重要根源，这会引起他明显的反感和敌意。比较有用的方法则是：明确告诉他，如果他不希望在人际交往中树敌，他应该在哪些方面要多加注意。作为学者，无视人性研究的价值，误解或滥用自己掌握的人性知识，会对自己的学术声誉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例如：总是想在人前展示自己非常了解他人；在晚餐这种场合，去公开谈论和分析自己邻居的性格特点；等等。此外，给那些对人性知识缺乏了解的人生硬地讲授人性知识的基本理论，也是危险的，即使对方具备人性的相关知识，照本宣科，生硬地说教也是不尊重他人的做法。在此重申一遍，作为研究人性的学者，谦逊是重要品质。我们需要慎重考虑，并在恰当的时机才能宣传和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只有孩子们会急切地想要炫耀自己拥有的东西，我们作为成年人则应该谨言慎行。


    作为人性研究的学者要自省，反思自己是否有过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所谓专家建议的情况。这种做法不仅对于人性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有害无益，也无助于研究者实现“理解人性”这一终极目标。对于人性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如果仅有研究热情却忽略自省，就会犯上述错误。我们应慎言</a>勤思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从部分推断整体的前提是对整体有宏观准确的把握。此外，只有当我们确信有人会从研究结果中获益时，这些研究结果才适宜发表。即使是来源于个性研究的一个正确结论，如果采用不当方式或在不当场合中阐述也会带来很多危害性后果。


    很多读者可能会对上述多个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先在此进行归纳和阐述。如前所述，关于个体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自童年期至成年期通常恒定不变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人们通常会认为自己独特、丰富的生活经验会带来生活态度的变化，而态度的变化会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两个人即使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也不会从中得出一样的感悟和结论。因此，生活经验有助于我们避开一些困境，获得看待他人的哲学态度，但并不会让我们更聪明或因此改变我们固有的行为模式。后续讨论和研究中，我们会看到个人的生活经历只是其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你的性格特征或行为模式往往会决定你经历怎样的生活。俗语说，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决定着自己怎样经历或经历何种生活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到人们总是从自己经历的事情中获得自己想要的结论。因此，有人总是会犯相同的错误。如果你能够让他认识到自己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惯用的经验或结论是错误的，他的行为模式将会发生改变。实际上，他能认识到自己以往惯用的经验是错误的，现在需要为此做出改变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大多数情况下，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长期运用的经验是错误的，也无意改变现状。有些情况下，他会找各种借口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将错误归咎于父母或是教育环境，抱怨自己从小没有得到细心的照顾，或被宠坏，或被虐待。所有这些借口都成为他逃避自己责任的完美托词。通过这些方式，他使自己的不当行为合理化，将自己不能实现目标归咎于他人，既可逃避他人的指责，也无须自责。然而，这些个体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这种行为模式下，他们不会为纠正自己的错误付出任何努力，而是偏执地去维持自己原有的错误，将错误归咎于教育的失误。这些托词对于他们摆脱麻烦非常有效，他们会愿意长期使用。因此，不同的个体会从类似的经历得出多种不同的感悟和结论，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对经历的不同解释来使之适应自己原有的行为模式。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对每一个人都并非易事。


    如果不掌握人性研究的理论和技术，任何人（除非是大师）在帮助促进他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困难重重。所有对他人的帮助可能仅流于表面，但他却认为事情获得显著改善或进展。实践案例表明，大部分技术在改变一个个体固有的行为模式方面作用甚微，或是仅仅只能使其表现出外显行为的变化。当个体固有的行为模式未被修正，外显的变化对其成长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无论如何，促进一个人改变并非易事。这需要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不能抱有将个体的成功改变作为自己提升知名度和虚荣心的途径的想法。另外，促进个体转变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能被个体接受和理解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打个比方，就好像一道原</a>本很美味的菜，如果厨师没有精心准备，或者是侍者上菜时非常不礼貌，客人也会拒绝这道菜。


    人性的科学研究还具有社会属性。如果人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人际关系就会更为融洽和亲近，人们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时就会给予更多真诚，更少欺骗和彼此伤害。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人际关系缺少信任，人们彼此欺骗会带来严重的危害性后果，这一点必须向人性研究领域的同行重点阐明。因为，这有助于他们认识到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价值，明白人性是一种未被察觉和了解的巨大力量，人性中既有真善美，也隐藏着假丑恶。这些认识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实践。综上所述，鉴于人性的社会属性，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学习人性的科学知识并将之付诸实践，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构建健康社会的基础。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哪些学者最适合进行人性的研究和实践呢？在人性研究中，仅有理论，或是仅知道人性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研究数据，对于实践应用是远远不够的。人性研究的理论知识最终目的是用来帮助我们将研究结果整合到实践中，并在实践中获得对人性理解的更敏锐和更深入的视角，而不局限于之前研究结果所罗列的可能性。同样，人性研究这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研究者能将理论整合到生活当中，并在生活中进一步检验和运用理论。具备这一理解是适合进行人性研究的学者必备的首要条件。由于对人性的知识了解匮乏，传统的教育实践过程并不能提供关于人类智慧的思考，导致孩子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很多人性知识并不正确。而在课堂外，每一个孩子也鲜有机会去适度地评价自己，发展自己对于人性的理解。对人类智慧的思考和关于人性知识的科学教育体系还没有形成传统。人性研究在科学中的地位，就像冶金时代化学的地位一样，尽管重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学科建设。


    此外，我们发现，那些其人际关系未被传统的教育解构的个体最适合从事人性科学的研究和实践。这些个体要么是乐观主义者，要么是不被消极想法驱动，具有战斗意志的悲观主义者。仅接触人文科学的教育并不足以理解人性，还需要丰富的生活经历。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只有一类人真正想获得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人性研究，就是悔悟的罪人，或是曾经犯错，良心备受煎熬，但最终自我拯救的人，或是常有机会接触人性，并深受人性影响的人。其他人当然也能学习人性的知识，尤其是具有识别人性和共情天赋的人。由此可见，能够洞悉他人的人，必然是过往经历丰富、自身体验深刻的人。在宗教盛行的时代，悔悟的罪人在人性研究中更具价值。在人性理解的角度，悔悟的罪人比所谓正直人士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为他们经历过生活的种种磨难，从生活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将这些不幸的经历变成提升自己的契机。因此，在理解人性时，他们具有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


    当我们发现个体的行为模式对他获得快乐的生活会带来阻碍时，在源于人性理解的内隐责任感驱动下，我们会希望去帮助他修正错误的人生观。重建的人生观有助于个体适应社会，获得幸福人生。我们在个体重建思维框架和行为模式时，必须将社会责任感和公众意识赋予重要地位。为个体的精神生活构建理想的模式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于那些感觉生活困惑并有诸多不顺的个体而言，启发他思考自己行为模式出错的起点对于改变其自身意义重大。将个体所有的行为都进行绝对的因果推论是错误的。只要个体能在过往的经历中不断地提高自我认识，反思自己的错误，相同的经历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行为结果，经历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会完全不同。生活经历会赋予个体新的价值。当个体能判断自己行为的动力和思想的源泉时，他就会在理解自己方面大大地前进一步，也会因此变得与以往完全不同，能够不再逃避由于自己原来不当的行为模式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