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亭其人及其他

    这篇文章是小说《那些度日的人们》中的一个片断。它虽然不是游记,但中间插写了一些我在游记中所漏掉的事情,所以我给它加了个“朱雨亭其人及其他”的题目,并附录于此。


    朱雨亭其人及其他


    ……远未有想写点儿什么的心思，即使硬是要写，能写的东西也可以说没有——不，也并非什么都没有。那种素常在我心中，无论如何以我自己的力量都难以驾驭，一言难尽的某种感情，正充斥着胸臆。我不知道如何来写这纷乱的满腔心事，而且也觉得不能把它硬写出来。然而，不把它向外宣泄的话，我的心即使现在也鼓胀得几乎要跳出来，痛苦得几乎透不过气。


    这并不只是比喻。我在这一刻，才真正明白了求死之人的状态。人类在单纯的精神痛苦下是不会自杀的，只有精神上的痛苦达到极限而转化为生理上的东西时——就如处于最剧烈的病痛的顶点的病人，急不可耐地指着自己的头或胸口，对守护着的人大叫：“快点在这儿开个口吧！”那时的心情一样。并且，这事得是由他自己亲自动手，才会有自杀之举。我瞬间地，但又不止一次地，体验到了濒临这种状态的感受。我有时甚至想，如果把如此纠缠不清且痛苦不堪的心情全部一吐而出的话，自己一定会痛快一些；若那时还不能痛快，就能以自己所写的东西为遗书而自杀了。实际上，我有时也想不存问世之心，只是纯粹把它先写下来再说——但马上便嘲笑起自己幼稚的浪漫主义。好在这样一来，一时间心情倒也平静了下来。


    我的内心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对于自己边自重边自嘲，对于我所怨恨的那男子既存着极度侮蔑而又不再怀有敌意的方法。但是，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忘掉她，总也没办法做到。最初，我试图用憎恨她的方法使自己疏远她，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恨她之事，甚至连一丁点儿线索也没找到。每每想起她，我非但不怨恨，反而思念得更加厉害了。那时，我的心里就只剩下了爱恋。提笔写的是给她的信，但她却决计不会收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不把信投入邮筒，只是封上口放进了自己的抽屉。我知道自己过于痴情，但还是至少写了长长短短近二十封她大概一生都不会看到的信。——“记下近日相思情，论功可封五品官。”这首和歌是谁所作、何时流传下来的呢？似乎是在《万叶集》里的吧。我写完信痴想了二十多分钟后，突然想起上面那首《万叶集》里的和歌，于是凝视着桌上的信件，无聊地跟自己开玩笑道：“不知谁会付我这信件的稿费。”接着，勉强笑了笑。


    我那么深情地写的东西并不是文稿，但是我又必须写点文稿——世人认为我是不必为衣食之忧而写作的，这是误传。假定我的父亲有什么恒产的话，自然可以这么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此时我已是十九二十岁的人了。而且不管有什么复杂内情，如何没存犯错之心，总归是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了情网。谁又能以因这事而无法工作为理由向父母或兄弟厚着脸皮要钱呢？再加上我已六十岁的父亲及母亲已察觉到，由于这些纠葛，很长时间以来我几乎是完全不动笔了。不知是父亲还是母亲，曾经偷偷往我房内看了一眼，见我在桌上写东西，就变得非常高兴。因为稿纸相同，他大概以为我写的是什么作品吧！但那只是我写给她的信。


    “你写出什么了吗？”父亲偶尔会在吃饭时这样漫不经心似的问我。我只好狼狈地糊弄道：“嗯，没呢。因为怎么也写不好所以又全撕了……”口气含糊，仿佛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的话，我会变得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吧。且慢，这样下去是什么意思？我奇妙地，并非针对任何人地起了反抗之心。同时，我也觉得必须得写点什么。说是出于面子也可，说是出于志气也可，还有几许是出于对父母和那位大概其后一直挂念着我的女子的安慰。另一个原因是，正如我曾经于别的机会、别的场合中所写的那样，从那时起，我的乱买东西、胡乱花钱的老毛病又犯了，以至于做出把未完成的、三四年前的旧稿拿出来卖钱之类的浅薄之事。没有了零花钱，我一直蔫到了心里。再加上近来天气潮湿，一直下雨，已不适合我前些日子那种外表看上去挺有精神地在大街上各处闲逛的生活了。还有，我想安慰一下自己悲凉的——不，我不再使用这样漂亮的词语了——只是疲惫之极、孤寂乏味的窝居生活。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写点东西了。


    但是，所谓的小说——主要描写人们思想冲突的小说，我本来就不会写。即使不是这样，在这对于人生倍感压抑厌倦的日子里，我也实在是写不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我是中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如小说般的现实之毒了吧。所谓小说，一定要具备坦率而勇往直前的男子汉气概，对人生的悲剧决不逃避，也不轻率地喜怒感叹，才能写得出来吧。我以前时常写的东西，简直是一个奇怪的童话般的世界。可是现在的我，疲惫不堪，思维混乱，即使要描写这样的世界，也不能无拘无束地、整个身心地投入。


    这样想来，我好像最终还是什么也写不成了。但是我必须要自己努力设法写点什么，况且我又开始觉得写什么都可以了。于是，我在又一次的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写游记。我可以按回忆写，回忆时只有欢乐，而不会有痛苦；还可以凭一时兴致，写回忆起的事物；此外，不管结果多么没趣，都可由措辞添乐。而另一方面，我若能完全沉浸于对一年前的旅行的回忆的话，至少在写游记的这段时间里，是能忘却“今日”的吧。而且，那样用脑的话，一定会很疲劳，这样我晚上也许就能睡好觉了。“就这样！就这样！”我拼命鼓励着自己，开始起草名为《厦门采访手札》的游记。


    我是以一种可以说自暴自弃的笔调胡乱地写《厦门采访手札》的。由于回忆中的过去总是美丽而愉快的，再者所写的又是我所喜爱的异乡，所以可以说，我达到了忘却“今日”的目的。但是，在这些回忆的间隙里，在我文思阻涩之时，“过去的日子”就会结束，我的思绪就会不知何时、不知因何契机而迅速从旅行的事情跑到了“今日”的事情上。——尽管那使我烦恼不堪的事发生在旅行结束后不久，和旅行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我一心想忘掉现实，因此不顾文章的前后状况，只管往前写，就如同被驱赶着一般孜孜不倦地、拼命地往前写。我又拜托别人故意频频催稿，用这种方法使写好的东西从我这儿不断地被拿走——这样的话，心肠软弱的我，为不使讨稿者空手而归，就只有拼命努力写作了。同时，我做事虽爱凭一时的兴致，但又过于认真拘束，喜欢再回头看看先前写好的部分。因此，为了防止自己因厌烦先前胡写之处而中途停止，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写好的原稿不在身边。天哪！我一边用了这么多方法，一边自暴自弃地写着……


    我不知道所谓的记忆，到底残存在人们的心灵或脑海的哪一部分，但现在它成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我就在这神奇的力量的作用下，从不久前的事物开始，以自己喜欢的种种事物的唤起顺序为次第，把它们杂乱地写了出来。就这样，我一边赶着《厦门采访手札》的稿子，一边挣扎于进展不快的困境中。当这种感觉在我自己的心灵及脑海的各个角落漫游彷徨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想起了自己曾经遇见过的一个人。起初我只是不经意地记起了他，而后我却想稍写一下其人其事了。


    这个人的名字，是朱雨亭。那是在我从厦门出发，想前往当地内乱的中心漳州考察的时候的事。原先的向导因故与我分别，因此去漳州时，我将没有向导陪同。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同伴，这是在出发的前一天才定下来的。就在同一天，在厦门热情关照过我的周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并对我说：


    “我向你介绍他吧。这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是漳州中学的老师。两三年前来的漳州，精通当地的地理、历史及现在各方面的情况。他是个认真的新思想家，而且对日本也很有兴趣。我对他提起过你，他也非常高兴与你结识。今天他来厦门，明早和你乘同一只小蒸汽船回漳州。明天你肯定能在船上碰见他。我已跟他说好了，大概他会先认出你来，和你打招呼。他叫朱雨亭。”周先生指了指名片上写着的“朱雨亭先生”几个字，又接着道，“他是英语老师，因此尽管不会贵国语</a>言，但一定可以用英语和你交谈。”周先生自己也是用英语和我交谈的。


    我觉得这很顺利，因为那天我虽然已经约了两位同伴，但他们也是第一次去漳州，且我感到他们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像是善解人意之人。他俩都是台湾人，所以会些日语，这就是唯一的可取之处吧。但那日语也着实说得令人心里着急，也许还不如我的英语会话能力有用呢，从此也可想见其日语的糟糕程度。


    第二天，我登上了逆流而上、去漳州的小蒸汽船。船上挤满了人，使人觉得十分危险。出发时间比我们预计的晚了半个多小时。在船开之前，我一直在想：朱雨亭会在哪里呢？但是，我在这一大群人中，根本不可能认出他，因而只有寄望朱雨亭早些认出我这个全船唯一的日本人了。我边这么想，边像替自己做广告一样，不时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四周张望。随后，我又告诉了两位同伴自己在找人，我想只要他们稍稍显得友好一点儿，我就请他们在人群中喊一声：“朱雨亭在不在？”但是这两个小学</a>老师可能认为那样做不雅，并且本身也不愿意那样做吧。“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找不到吧。”他们咕哝着，又继续聊自己的话题了。这时我甚至想，倘若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日语的话，我就自己起身大叫：“请问朱雨亭先生是哪一位？”我心里是如此依靠朱雨亭，可是始终没有任何人向我打招呼。于是我想：朱雨亭也许今天没上这船，那么只好到漳州后去他的中学看看再说吧。于是，我便不再找了。


    那天，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其他地方，我都没被朱雨亭认出来，我也没能认出他。到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中学找朱雨亭，但因正值暑假，他没去学校。我又想去他家，可听说他家在城外相当远的地方，于是我只好死心了。可是又想起周先生说过朱雨亭也想见见我、了解日本的情况，所以我就在学校里留下了当日自己的住址和名片，请别人在朱雨亭万一来校之时转告一声。


    从中学回来，我与两位同伴怀着不浪费这短暂逗留的一点点时间的想法，由另外一个居住在当地的台湾人的儿子领着，去看了街市的古城门、新建的市场和公园等地。这个男孩年纪不大，但眼珠灵活，显得十分聪明伶俐。他的态度要比我那两位同伴干脆许多，但他和我之间毫无能够沟通的语言。当他站在什么东西面前，抑或是指着远处的什么详细说明之后，我的同伴们只替我译了少量而且不得要领的内容。那男孩在一旁以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切，又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在说：“我说得那么清晰明了，你都懂了吗？”我虽然很喜欢男孩的导游，但为不能与他直接对话而心里着急，又为同伴的过于迟钝而生气。所以，我一心只愿次日能由朱雨亭先生来做向导。但是次日仍不见朱雨亭先生。于是我们这一日仍由男孩领着，几乎转遍了可看之处并不很多的漳州城内外。在太阳光最毒的时候，我们回到男孩的家里，按当地习惯睡了午觉，一直睡到临近黄昏。


    我们全都睡醒后，就在家门口附近坐着闲聊。这时，两个青年向这里走来，其中的一人看上去认识我的同伴，立刻与他们打了招呼。然后我的同伴就告诉我：“朱雨亭来了。”我一得知来的这两人中就有朱雨亭，马上就起身相迎。朱雨亭就在我面前——到现在为止和谁都没怎么说话的青年，大概就是朱雨亭吧。他没有仔细看刚从椅中起身的我的脸——一定是刚才注视过了吧，并且在与我说话前用中文小声对他的伙伴说了些什么。他的伙伴（就是刚才与朱先生谈话的青年）立刻用在台湾人中也属上乘的日语对我说道：“朱先生说如果是你的话，他已经见过两次了，现在正吃惊呢。”


    “什么，已经两次了？在哪儿？——一次也许是船上吧，可另一次呢？”我大为惊讶，不禁用了一种自然而随便的口气，一种不同于平常谈</a>话时的语气。对方告诉我，一次是昨天傍晚时在公园里，另一次是在小蒸汽船上；而且两次遇见时，我们离得都很近，应该都互相看见了。我又一次不可思议地、仔细地盯着朱雨亭的脸：原来如此！我那般辛苦寻找的人——朱雨亭，竟与我相遇了两次，而且当时两人还相距不过一米多。岂止如此，船中自不用说，在公园里我们也是相对了二十多分钟，这些全是真的。


    我又记起，不单单是这两次：我在小蒸汽船上，在朱雨亭尚未上船、还在舢板上正要上小蒸汽船时，就已经注视过他了——他就是在小蒸汽船开船信号响后急急忙忙地下了舢板，颇为危险地登上来的我们那只小蒸汽船的最后一位乘客。当时我正好坐在船舷边，他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白色西装的袖子擦过了我的肩膀。我那时甚至想：现在才上船，在这么拥挤的人群中坐哪儿呢？于是回头向他望去，看见他走进了我斜后两三排的人群之中。那里还有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好像与慌慌张张的他是朋友。青年旁边有两个姑娘，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在这荒落的船中最引人注目，看样子是这一带极少见的女学生。我从刚才因船久久不开而想排遣无聊起，就不时注意她们。她们一定是这一地区的所谓激进新思想之地——漳州的女孩吧。不光是发型，她们的表情、动作之中也透出一股毫不做作的泼辣之风。因此，开船以后，我也自然地时时向那边望去。当然，同时我也就注意到了那个几乎要迟到误船的、坐在她们身旁的青年——他就是现在站在我眼前，介绍自己是朱雨亭的人。


    也不单单是这件事，我与朱雨亭不是还并坐了二十多分钟吗？那是昨天傍晚、我与两位同伴由那伶俐的男孩领着在公园散步时的事了。我的同伴们偶然发现公园草坪上的一个熟人，于是就站着聊开了。那位我不认识的青年像是台湾人，却说着十分流利的日语。我的同伴们说厦门话，而他却一直以日语回答。那位青年说：“我一直在做的事很没意思，所以放弃了。今后想养蜜蜂。”加上另外的事，大约说了二十多分钟。我无心听他们的交谈，可他们总也说不完，于是我便在附近的公共长椅上坐了下来。那位打算养蜜蜂的青年的同伴——他看样子也与三人的谈话没什么关系，这时就走到我坐的长椅边也坐了下来。他，那时在我身边坐下的青年，正是朱雨亭。那时说想养蜜蜂的青年，就是现在在朱雨亭与我的交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充当翻译的那个青年。据说朱雨亭在船上一眼就看出了我这个日本人，但他依据周先生的话，认定我是孤单一人、无任何同伴地来漳州观光的。因此，虽然看见了我，但觉得与周先生所说的有所不同，就认为不是同一个人了。我们大家按各人方便混用着日语、英语、厦门话，说了好一阵子，总算把朱雨亭和我奇妙的失之交臂的前因后果弄清楚了。


    “那么，观光结束了吗？”朱雨亭这么问我——好像是这么问我。我现在感到到目前为止的交谈中，朱雨亭与我的直接问答是多么地困难了。这是因为在我听来，朱雨亭的英语发音实在难听，就像笨拙的日本东北地区的人的声音，并且说话中又时时停顿。他作为一个英语老师，学问是有的，但发音太糟了。而从朱雨亭的角度，也可以说我的发音是如何地不好和难听吧。不过，在习惯了英语的人听来，我和朱雨亭也许是半斤八两。的确，我几乎不会英语。但是与周先生也罢，小郑也罢，还有别的许多人，我们用英语都勉强互相表达了意思。只有与朱雨亭，我俩怎么也相互沟通不了。


    于是我指望着有人给我翻译而用日语答道：“基本上都看过了，只剩下一座叫南院的寺院了。”


    还是那位要养蜜蜂的青年替我译了，然后不等朱雨亭回答就自己答道：“那么我们一块儿去那儿吧，它离这儿不远，晚饭前就能回来。”


    我们就由他带领，参观了南院——现在是驻扎在当地的援闽粤军的红十字医院。朱雨亭当然也去了，但是语言障碍使我们宛如置身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中间没有相通的道路。就这样，我和朱雨亭在往返的途中，几乎都没怎么互相说话。


    朱雨亭与我是这种情形，而与此相对，那位说要养蜜蜂的青年，凭其流利的日语，告诉了我许多事情。途中，我们经过旧桥时，他说旧桥的南半部又叫仰驾桥——这来自一个有趣的关于正德皇帝的传说。传说正德帝要体察民情，因此虽贵为天子，却经常微服私访。他大约到过四百多个州，也来过漳州。当他过这座桥时，看见一个贫穷的妇女正在桥脚处，向有气无力地过桥的自己行了数百次礼以迎接他。看到这个贫贱女子能认出乔装的自己，而且这般尊敬自己，正德帝既惊又喜，此后他就把这座桥叫作仰驾桥了。只不过这位应该通民情的天子，却不知在桥边向他数百次行礼的女子，不过是在水边洗衣服而已……


    小说、戏剧中关于正德帝的传说还有很多。说要养蜜蜂的青年还给我讲了“正德帝游苏州”的故事。这是一出戏剧，说的是苏州的某酒馆中有一个叫白牡丹</a>的美女，她虽身份卑贱，却是世上少有的贞烈女子。到苏州私访的正德帝也听到了关于白牡丹的传说，就把她叫来见面。一看，果然是绝色美女。正德帝迷恋其姿色而向她求爱，但遭到白牡丹的严词拒绝。正德帝见白牡丹这么看重操守，反而更加喜欢她，就告知了自己的身份。但白牡丹不相信。于是正德帝就当着她的面脱去外面的袍子，露出了里面的龙服。他下旨要封白牡丹为后，与她一起去京城。谁知途中雷电交加，最终白牡丹死于雷击。这剧的教育意义是，白牡丹确是容貌与品德兼备，但作为皇后仍缺了点什么，所以硬要使她成为皇后的话，她只能死去。——当时我只不过是将之作为中国人的不合理的故事记住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它确实很愚蠢。但是，在它极端的关于自知之明、盲从命运——这种卑微的道德观念的说教中，我现在体味到了一种与总是认为自己卑微渺小的中国人相符的悲凉的东西。


    朱雨亭与我经历了那么奇妙的失之交臂之后，才总算找到了彼此，可找到以后又因语言不通，就像没遇见一样。可朱雨亭与我的无缘并不仅此而已。那天傍晚，街上华灯初上之时，在从南院归来的路上，朱雨亭对我说：“今晚我要去看一个朋友，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厦门吧，这样，我们在船上还可以多聊聊。”


    我答应后就与他道了别。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因语言难以沟通而有意简化的约定中，漏了一个重要内容——我到底在哪儿等他呢？是朱雨亭来这离河岸很近的我住的地方邀我，还是我去河岸自然而然地遇上他呢？于是，我和同伴们商量了此事。他们说不管怎样还是先去河岸为好。可是到了河岸我发现，河岸上不仅不见朱雨亭，并且还停着一溜足有二百米长的河船，这让我到哪儿找他，或者他到哪儿找我呢？我的同伴们丝毫不在乎我的心情，径自上了其中一艘船。即使我告诉他们已与朱雨亭相约的事，他们却不知何故，甚至让人觉得好像有点讨厌朱雨亭似的，冷淡地说：“朱雨亭不一定真来呢！”然后又说，即使河船上碰不到，等到石码换小蒸汽船时一定可以碰到。河船虽有许多，小蒸汽船却只有一只，这是没错。但在那人挤人的小蒸汽船中，谁能好好聊天呢！而且河船上要花近两个小时，小蒸汽船不是只要约四十分钟就到厦门了吗？我对两位同伴的不解人意生气不已，就一个人站在船上眺望周围，希望能见到朱雨亭。不久，乘客全齐了，船离开了河岸。我想若朱雨亭是特意为我而去厦门的话，自己这样岂不是置他于不顾了吗？但转念又想，他肯定是到厦门有事。这样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去想他了。我又开始讨厌起不光在这时，而且这三天来一直不顾及我的心情、与我难以融洽相处的同伴们来了。


    如果不是特意送我的话，朱雨亭一个人也会来厦门吧，我正这么想着时，果然，从小蒸汽船上见到了朱雨亭——他现在正在水中舢板上，可能和我们一样，从河船上下来后，准备上小蒸汽船。他的舢板与我们的正好相反，停在了小蒸汽船船头处的舷边。但是这次朱雨亭和我互相注意到了对方，他穿过人群来到了我的身旁。我们没有互相用生硬的外语费力说话，只是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无言地表达亲切之情。有时候他用厦门话向我的同伴们说着什么，有时候我向我的同伴们用日语说些事情。他看样子话不多，在船上与我说的也仅仅是“漳州好玩吗？”“什么时候回日本？”等寥寥数句。我脑海中浮现出几个关于漳州近况的话题想问问朱雨亭，但是表达起来颇为复杂，念及同伴们不得要领的翻译水平，我就没有问。我只是看着这个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的中国人——这个更像东京学生的圆脸的朱雨亭，抱着善意，一直注视着这位相貌堂堂的青年有时显出的一丝腼腆的、好像有些畏怯的表情。我有时想对他说几句恭维话，但是却想不出合适的英语来表达。就这样，我和他在船上几乎没怎么互相说话。


    不久，小蒸汽船到了厦门。那一天鹭江的浪很大，因为第二天就是旧历六月十九日。当地谚云：“六月十九日，无风海亦鸣。”我们的小蒸汽船进入了湾内，船周围是成群的要载客上岸的小舢板，它们在水中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尽管毫无争抢的必要，小蒸汽船的乘客们还是争先恐后地涌向舢板。我的两位同伴相继跳上了一只舢板，我也跟了上去。朱雨亭随在我身后正准备跳——就在那时，一个大浪袭来。小舢板上了三个人后本来就已经稍稍离开了小蒸汽船，现在它滑过这大浪的表面，更是迅速远离了小蒸汽船。舢板上的船家知道朱雨亭想上来，但他已满足于已有的三个乘客，不想在波浪间再次返回小蒸汽船那里。我看见了独自一人留在甲板上的朱雨亭——从此以后，我就再不会看见他了。


    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那时，在这篇文章开头部分所写的那样的心理状态中，在我一边强给自己打气，一边拼命赶写《厦门采访手札》的稿子时，我在自己记忆的最深处找出了朱雨亭。在不断回忆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禁感到朱雨亭，这个我以前仅仅认为是和自己互相用蹩脚的英语交谈过数句并仅此而已的人，不知怎么，总觉得现在对我有了什么意义。我与朱雨亭互相通报姓名之前奇妙地失之交臂的经历，好不容易见到后又因言语不通而引起的焦急感——像这些我和朱雨亭之间的种种无缘，最后以因那大浪而一句“再见”也没说的永别为结束。那次旅行中，我在所到之处，一直以旅人的心情，与有缘相识的人，或约定其实难以实现的再会之期，或各自互道珍重。只有朱雨亭，我没有机会与他告别。这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感到这与我这些日子里内心漂浮着的一种情绪紧紧联系着。因此，我决心至少在游记中尽可能详细地写下朱雨亭的事。


    然而，我还是忘了很多事情。那个说要养蜜蜂的青年、那个告诉了我许多事情——正德帝与白牡丹的传说、漳州军真的要和广东军决战了、连参谋长林季商昨天都从德化回到了大本营等等——的青年，他叫什么名字呢？我的确得到了一张他的名片。还有，朱雨亭的雨亭是雅号，他的真名又叫什么呢？而且我记得，他给我的那张名片上还写着他是哪里的人。他的名片在我旅行所得的名片中算是很大的，上面印得大大的活字很有手写特色，是最有中国风格的一张名片了。我确实把那一叠名片收了起来，但在哪儿呢？我最近记性越来越坏了，可是继续写游记就必须要用到那一百多张的名片。我想到这里，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我先前忘了交代，那一段日子里一直下雨，而我起来后也无事可干，所以虽是夏季闷热之时，我却弄暗房间，不分昼夜地缩于床上。稿纸就在枕头周围散乱地放着，这一切看着就像鼠窝。——好了，接着上文说</a>。我爬了起来开始寻找那些名片，因为我是加了小心收藏起来的，所以以为立刻就能找到。但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我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旅行包、箱子，还有从台湾买来的竹篮等等。我一个不漏地彻底翻了一遍。我因而越来越急躁了。我明知没有它们我也可以设法写出文稿，但是这时我产生了一种不找出来的话，干什么都静不下心的歇斯底里的情绪。最后我想到：这么找还找不到的话，它一定是在那个箱子中了。然后我就犹豫了起来：开不开那只箱子呢？


    我有一只箱子，一只当时不给别人看的箱子——看了也不会有害，但是我不想给别人看。我外出时就把那钥匙放在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在家时就把钥匙放在墙上横木上的灰尘中。我在箱中放了满满的一大堆东西——各种信件、照片、其他——我还是仅以“其他”来代替那些目录吧——总之，那些东西装得满满的。它们全是关于某事的各种各样的、作为回忆的物品，而某事是我从台湾、厦门回来后，连行装都未解之际偶然发生的。这只在中国买的、中国风格的箱子因其较大且有锁，就被我特意用来收藏上述物品——我自己也一直注意不去打开它。作为不可打开的东西，我在自己的心中以自己的意志锁上了这只箱子。我已有一个多月没开过这只箱子了。若要忘掉全部的事的话，最好的方法不就是不看与它有关的一切吗？我在心中所说的那只箱子，就是这只箱子。我正在犹豫着是否要打开它，我对自己辩解道：我现在要打开它并不是出于痴情，而是出于需要。其实我那晚一直被一种想打开它看看的情感笼罩着，况且夜已深，家里的人都在睡觉。我于是从壁橱里取出了那个不太大的箱子，然后又从横木上取下了那形状笨拙的、奇妙而庄严地做成的钥匙，坐在了自己的枕边：我是看看箱子里是否真有旅行中的人的名片的……所以我只看名片……决不再读信了，因为读信只会又一次扰乱自己的心……我这么对自己说着，插入了钥匙。我的呼吸变得如同郁闷之人的呼吸一样，我轻轻翻动了箱里的东西，尽管还是不久前的东西，可由于连日下雨，箱中发出发霉的味道。我翻着其中的物品，触及的全是一件件不待我回忆就告诉我那些回忆的东西——有的是某时她送给我的，有的是别的时刻我向她要的。这些物品混放在打开呈两部分的箱中，我的心就像这箱子一样，完全被弄乱了。“……太不果敢了，太不果敢了。”——这么泣不成声地说着的她的声音，渗入我心底的这声音，再次从我心中涌了出来。哭倒在地、已没法送我到大门口的她，在我正要登上她家门前的车子之际，匆忙拉开二楼的拉窗，站在那里目送着我——直到我俩之间出现了街角的房屋为止。我也回头看她，她一直哭着站在那里……种种情景，众多声音和幻象，一时间痛苦地集中于我的身上。


    “名片不在这里。我把它放在哪儿了呢？”


    我一个人说着这无用的话，关上了那只箱子——那只只要搭上上下部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锁上的木箱。“咔嗒”一声金属声过后，箱子自动锁上了。我把已锁上的箱子横着扔了出去，默默地在心中叫道——


    “朱雨亭！朱雨亭！”


    就像是作为代替，呼唤包括她的名字、她与我之间所有的一切，以及我自己的全部过去，特别是转变中的一切的东西似的。


    不知何时，我发觉自己不知怎么端坐在蚊帐的一角了。我一边感觉着自己心里的爽快，一直这么端坐着；一边感觉着那个我们决计听不见的巨大的时间之翼，从我们所有的一切之上飞翔而去；一边隔着蓝色的蚊帐久久凝视着因数日未扫而积满灰白尘土的房间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