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江月明

    我们离开集美学校，踏上了归途。


    不久，就到了船家等候的沙滩。这一带都被红色粉末染红了，看样子可能是集美学校校舍的红砖是在这里卸货的缘故。我们叫醒了因久等不至而在舱内打盹的船家，他指了指水边，一脸的不高兴，大概是因为本想趁退潮的水势回去，可是现在海水已大半退完了。他像是报复似的，说由于逆风，所以撤下了船篷。好在太阳渐西，水上的阳光已经不太厉害了。我们的小船戗风而行，于近岸的群山，穿行在它们的水中倒影之上。尽管时间花得长了一些，但我丝毫不觉得无聊。非但不无聊，我还要感谢那天的逆风，是它使我们的小船速度变慢，让我欣赏到了鹭江的黄昏。那天，鹭江的黄昏实在是美得令人如痴如醉。自那以后，我完全相信了鹭江风光居中国沿海地区之首，甚至西湖也不及它的说法（尽管我不了解西湖和其他地方）。


    就我自己而言，那日的黄昏，是我生平所见最合我性情的自然风光，并且以后再也没见过可与之媲美的了。


    水程过半，渐渐可以望见一些小岛了，夕阳就在我们眼前不慌不忙地、一点一点地向西沉。西面的群山上，淡淡的晚霞正缓缓消失，宛若轻烟的飞逝。连绵不断的群山，还有那错落有致、高低起伏的鹭江江岸，在落日的光辉里投下了自己浓浓的倩影，不久便层层迭上浓淡各异的紫、蓝、绛青、黄、赤和一些难以形容的色彩。而且，随着日脚的静静移动，它仿佛带着一种慵懒又任性的情绪，捉摸不定地不断变幻着。小船前方，平静的水面上流光溢彩，宛如溶入了金子一般。当水上的金色变成红色的时候，由山脚开始，群山一点点地转为灰色，再逐渐暗淡下去。虽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余晖将天空染成了茜红色——宛如彩虹之中的红色，它不久也淡了下去。不知是大气的什么原理，余晖从日落处的山顶上一线划向遥远的东面，就像一条红色的银河。我顺势向东望，想寻找余晖的尽头，不意却望见了在低低的山顶上方仅几寸处的一轮幽淡的满月。它圆圆地飘浮在空中，仿佛最终克服了害羞之情似的，一分一分地增加白色——现在还称不上光，只是白色。在这无光的月下，离小船不远的山脚处的退潮地带，伫立着一只白鹭。夜幕将近，这只高高的、颇具神韵的大鸟显得愈发地白了。这时的大自然，恰似印度艺术家泰戈尔之笔。白鹭悄然立了一会儿，随后在尚可看得见的、黑湿的江滩上啄了一下，就轻轻巧巧地飞起来了，从我们小船的上方——我们甚至能感觉到它翅膀的振动——一掠而过，笔直地消失在天空中。滩上只有一种叫作加靛的黑黝黝的灌木。不知是否因为这一带曾是牡蛎养殖地，此地排放着无数细长的砌石，有某种废墟似的荒凉。月亮的白色静静地化成了光线。


    “啊，快看！”


    小郑指着船前方大叫。只见在微明的水面上，有一个约两米长的黑色物体，形状就像漂浮的小舟的底。它浮了又沉，沉了又浮……三度沉浮后就不见了踪影。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那是什么？”


    “是神鱼……白鳄！”小郑边在我的记事本上大大地写着，一边说道：“白鳄一般长约十尺以上，鹭江各处都能见到。若有船靠近，它就立刻潜入水中，自古以来从未袭击过船只，所以人们称其为神鱼，以表达感谢与尊敬之情。”


    这种说明暂放一边，还是先安静地欣赏四周景致才最为要紧。月亮的光彩越来越强，宛如珍珠之光。月光首先浮现在远处西岸微暗的山影的涟漪之上，这时，我的心就像那伴着月光散发幽香的夜来香的花朵，被夜月及夜月统治下的四周的风景俘虏了。水上的夜色更深了，在一片幽暗之中，一切都显得哀婉典雅，再加上刚才孤立的白鹭与古怪的神鱼，更增添了一分凄迷与奇异——正是阿尔贝·萨曼的诗的世界。而且，阿尔贝·萨曼的诗也罢、亨利·德·雷尼耶(1)的小说也罢，在情趣与变化上又如何能与大自然——今日这令人无限遐想的鹭江黄昏——相提并论呢！


    远方渐渐出现了灰色的厦门街市的一角，然而那里亮着的街灯在尚未完全黑下来的空气中显得虚幻而朦胧——这是特纳(2)的构图。从西岸的山背后现出的月光，现在更亮了，好像厚实的银箔。西面驶来了一只舢板船，远远地从我们的船前经过，向厦门的码头驰去。我们的船家也收了风帆，划起桨来。超过几只帆船以后，厦门街市的灯光已开始在水面上闪烁，月光已准备全面撤退了。


    “小郑！”我在惠斯勒(3)描绘的小船中快活地说道：“在今晚剩下的时间里，去看看那个歌妓吧！就是你几天前看过的那个，你回来后说你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美的少女。对了，叫小富贵！她歌唱得不错吧？”不论小郑是否明白，但我知道在这样的夜晚不听音乐的话，以后就绝不会有听音乐的夜晚了……


    在世上绝无仅有的鹭江黄昏、惠斯勒笔下的小舟中，对于我的这个提议，小郑当然同意了。然后他说，若要看歌妓，不如干脆邀上林正熊做伴，反正林正熊每晚必去寮仔后的花街的。于是，他让船家把船停在鼓浪屿的离林正熊家较近的码头。船家向我们索要两元银元作为这一日去集美的往返船费，但小郑只给了他一元五十钱。船家又说了些什么，于是小郑又加了十钱，随后就下了船。月光与夜色混为一体，使得我们在地上摇曳的影子十分暗淡。我们决定先上坡去林正熊家。


    林正熊是位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四五天前的晚上，在新高银行厦门分行行长林木土为我举行的晚餐会上，他也是应邀前来的客人之一。当时的介绍是“著名的漳州军参谋长林季商的长子”。据说他父亲林季商本是台湾人，属于台湾第一大名门，由于对日本政府统治不满，他不顾任何劝阻，固执地说：“我终究是劣等之人，所以希望成为‘劣等国家’清的国民。”遂提出还籍申请，后来终于到了厦门。林正熊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他那豪爽的父亲，他甚至有些女孩子气，见人时会有些害羞。但是毕竟出身名门，人品优雅。林木土家的晚餐会结束之后，他邀了三四个人去厦门玩，小郑也去了。当时我也被邀请了，但那天晚上我想与林木土一起在他家的阳台上享受凉爽的夏夜，所以没去。半夜回来的小郑第二天早上告诉我，当晚林正熊逛了六处歌妓院，大概花了一百多元。小郑就是在那天晚上看见了这个叫“小富贵”的美丽妓女。从那天起，他就一直劝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绝色的女子。


    上了坡，左面不远处，是一道很长的砖砌围墙。里面树木繁盛，一只狗听见我们在墙外走动的声音，就向我们凶猛地咆哮起来。我们在外面沿着围墙走，它在墙内听着我们的脚步声，不断地叫唤。


    小郑说道：“这就是林季商的住宅。”


    这个狗声狂吠不停的林家大宅的围墙十分长，我们绕着它转了一圈后，来到了大门口。那只狗也跟到了大门口，它仍在叫着。因是夜晚，饰有蔓藤花样的铁门——无论是大门还是侧门，都紧锁着。小郑大声叫门后，门卫从门房中走了出来。随即他又进去了，是去通报小郑的话。小郑看着门房的背影说：“他是这一带有名的拳击手。”林家的管理措施非常严格——这一带诱拐儿童、拦路抢劫的事时有发生，而警力又十分薄弱；特别是四年前，就在林家附近的林荫道上发生过杀人事件。因此，像林季商这样经济富裕、地位特殊的人家，这样的管理措施当然是必要的。刚所说的拳击手不一会儿就出来了，他一边呵斥仍在咆哮的狗，一边开了大门让我们进去，那只狗稍稍嗅了嗅我们的脚边。


    我们来到一个约有二十张榻榻米大小的客厅，一个年轻人出来和小郑交谈了几句就又进了内室。他是林正熊的弟弟，说是哥哥正在吃饭，因此请我们稍等片刻。屋内有许多美术品，但看来此间的主人好像不太精于此道，居然陈列着两三个像西餐馆的装饰品一样、算不上美术品的俗艳的花瓶，不过这些东西也许不是主人而是儿子们的。小屏风是由红土与白土炼成石纹类物质再凝固而制成的，倘若这是条纹大理石，且它的天然纹理类似饮水之虎，或奔走之鹿，或流动之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被当作自然珍品而备受注目。可它绝非天然，只不过是人工特制的而已。现在漳州附近，就有许多这样制成的砚台。我曾听说有人以三十钱左右买来，想作为特产带回日本，可在海关通关时被定价为三十多元。所以，我觉得这屏风也没什么稀奇的。还有一只青瓷大花瓶，我不太了解它作为古董的价值，但它形状古朴，插上牡丹花的话一定十分漂亮。墙壁上有两幅左右相对的不大的山水画，嵌在乌木边的玻璃画框中。我想在这样的屋子里，如此布置南画，似乎有点儿不和谐。看看画上的秋天山水之景，原来出自名古屋的南画家石川柳城之笔。柳城翁与家父也是老相识，彼此还通过信。原先，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他曾做过台湾的官吏，也就是那时与这家主人相识相交的吧。


    我正在沉思之际，林正熊来了，还有一人也一块儿出来了，据说是林正熊的朋友。他脸色发红，似乎刚喝过酒，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林正熊的酒肉朋友，每晚约林正熊出去花天酒地一番。他脸红通通的，拿着小牙签剔牙的样子，怎么看都像个粗俗的浪荡子。在一旁的林正熊，穿戴与上次颇有不同。上次我见到他时，他穿着刚做好但却不太合身的西服，相貌显得不很出众。可现在身穿淡蓝色衣衫，身材高挑，面容苍白消瘦，神情有些漠然，令人不禁感到确实是位高雅的中国贵公子。与其说我想看林季商的这个不肖子，不如说我对这位名门美少年的游玩的样子更感兴趣。


    小郑向林正熊低语了几句，他笑着进了另一间房间。这时他弟弟进来了，他交给那朋友两张唱片。弟弟约十七岁，很有些男子气概。兄弟俩一点也不像，不知是否因为哥哥像母亲而弟弟像父亲？那朋友拆开了像是刚到的新唱片的封口，走到房间一角的留声机处放起了唱片。唱片里唱的是北京的歌曲，他边听边哼，十分入迷。而林正熊的弟弟似乎是知道了兄长与朋友的去处，对一身白袍再次出现的哥哥揶揄着些什么。


    外面月色皎洁，我在日本从未见过这么明亮的月色。到码头时，月色与水色相互交映，愈发亮了，简直是白得耀眼。因为这月光，远远望去，厦门街市的灯火宛若萤火一般微弱。我们登上了舢板。不久，舢板在英租界码头的稍稍下游处靠了岸。这一定就是寮仔后了，刚才在水上时我就已听见这里传出的琵琶声。


    下船过了一条小路，就来到了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横穿街道后有一条小巷，小巷的一边有个有十多级石阶的房子。我们上了二楼，先在这家游玩。这里名叫“月红堂”，好几个女子一拥而出，纷纷向林正熊打招呼，然后给我们每人一把瓜子——西瓜种子的晾干物。这些女子之中有一个特别美丽，小郑用眼睛朝我示意了一下，说道：“她就是小富贵！”她容貌果真非常端庄秀丽，我正打算仔细看她时，小富贵已含羞到了别的房间。这时从别的屋里出来了一些别的女子，又给了我们一些瓜子。


    小富贵换上天蓝色盛装，再次出来后，林正熊就催促小郑和我离开这里。小富贵带了一个像三十多岁的女佣，和我们一同出来。原来，由于我和小郑还没吃晚饭，所以林正熊就打算带着小富贵和我们一起去吃饭。于是，我们就去了附近的马玉山街的西洋菜馆。事后我才知道，在厦门带歌妓外出的话，客人要付银元十元——太贵了！小郑说不光是外出，在厦门虽然物价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最多也就是二分之一，但只要是与女人有关的事，就都贵得不得了。


    小富贵在饭桌旁只是作陪，既不向我们劝酒，也不说些无关痛痒的笑话之类使客人高兴。但是美女本身就是一种品质，静静的含羞微笑之中，反而越发显示出她的价值。林正熊不时说些什么，以讨小富贵的欢心。小富贵面前虽放有酒菜，但她要么只尝一口，要么就全不动手，都给了她的女佣。女佣约二十五六岁，是福州人，头发按当地风俗，用一个剑状的大簪子束着。她似乎直率地说了些什么，使大家都笑了起来，只有我听不懂。小富贵只是常向女佣说说话，不知她是真的不饿，还是为了保持风度。她真正吃的东西只有冰淇淋。我用英语向林正熊询问小富贵的年纪，可能他以为是问他自己，就答道：“二十三。”我又追问道：“是她？”他才答道：“十七。”我不知小富贵是否真的是林正熊的爱妓，但两人并肩而坐的样子，显得十分相配，他们若是对爱侣那该多好啊。至少若是要我写爱情小说的话，我就写他们俩。


    我再次仔细地打量坐在斜对面的、总爱低着头的小富贵。在我至今为止见过的女性（自然也包括日本的女性）中，她是十分出众的，确实可称“真美”——小郑的赞美丝毫不过分。她的耳朵及耳后宛若磨玉，鼻子端正，下颚可爱。她的美不是艳丽，而是清丽。假使她的纤细的双眼皮与亮晶晶的乌黑眸子中不含羞涩的话，年轻人也许会觉得她美得冰冷，难以接近。但当她起身时，从后面看上去，则是细腰纤纤，冷艳素香。要是有相片的话，我就带回日本给喜爱女色的朋友观看，一定会被奉为至宝……


    出了西洋菜馆，我们又回到了月红堂。林正熊为我们叫了歌妓在各种乐器的合奏中唱歌。这里所说的各种乐器，首推琵琶。我记起以前曾在一家人家中见到过琵琶，它的颈部上下方用螺钿玉镶镂着“江山千古芳，绿水一特新”的诗句。在中国，琵琶和弦琴（相当于日本的胡弓）是最平常的乐器。歌妓们在只用一种乐器伴歌，而非几种乐器合奏时，往往选择琵琶或弦琴。看着歌妓们拨弄乐器，我顿感白居易</a>《琵琶行</a>》中对妇人弹奏琵琶的那段描写，真像写生一样。接着合奏的乐器包括琵琶、弦琴、发出爆响的小鼓——爆鼓、如金属的太鼓的锣、被称作喇叭的唢呐、相当于西洋乐队所用的铜钹的大钹和小钹，以及拍子——戴在手腕上的两片竹片，以相互撞击来打拍子。这么多乐器合奏的北馆（即中国北方风格的音乐），称为“开天冠”。我们听的即为开天冠，据说地处南方的厦门地区，现在基本上都是北馆，而没有南馆了。因此，我一次也没听过相当于北馆“开天冠”的南馆“打茶围”。


    单从以上列举的众多乐器看，大家也不难想象所谓的中国音乐，是如何地喧哗，甚至于简直有些荒谬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喧哗的乐声，把平素可称为“乐聋”的我——我自认为至今从未真正体验过音乐带来的愉快——的心灵引入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昂扬的状态。这在我自己也是惊讶不已。又或者这昂扬的状态是源于我的好奇心？或是源于那夜的旅人情绪？抑或是中国乐器的野蛮程度正</a>适合我的野蛮的耳朵？


    无论如何，在那喧闹的，好像暴风雨一样，又如暴风雨中正在下沉的船只一般的，由各种各样的声音构成的嘈杂的合奏声中，我忍耐了三分钟后，竟在不知不觉中全部忘记了这一切的喧嚣；而且，对于巧妙穿行在这种无与伦比的吵闹声响中的歌妓那又细又高的歌声，我听得入了迷。她的声音统御着喧杂的乐器声，越过了它们，在其上建筑了一种奇妙的静穆世界，只有它留在了我的心里。若用比喻来说明的话，这是否如听见正在沉没的船中传来爱子叫声的父母之心呢？或是与恋人永别后坐在夜行列车里的旅客，耳边虽是车声隆隆的行进之声，但却充耳不闻、全未在意，只感到列车角落里蟋蟀的鸣叫声中那沁入心灵深处的寂寞。又好像在高烧时，一边脑中浮现儿时游戏于岩石、清水之景，一边腋下生汗的心境。烦躁正如难抑的本能一样易被唤起，而沉静则如理智一般总是在旁伴行。这就像在紫色天鹅绒中，特意夹入丝丝细银。我现在感到，中国音乐是有意识地狡猾，先予人以喧嚣，刺激人的心灵与耳朵，等到人们对此已习惯、能够忍受之时，才加入音乐真正的中心——歌声，优雅地抚慰人们的心灵和耳朵。换言之，这就像爱与憎同时涌上心头，爱的感觉会因憎的存在而更加强烈一样。中国音乐中隐藏着的东西，不是略似古代悲剧作者使人情绪高涨、涕泪交加的秘密吗？古代的悲剧作者们，总是在设置无限的纠纷之后，再给予单纯的净化。


    总而言之，平素自叹毫不懂音乐的我，在那晚听了“开天冠”之后，开始承认音乐统摄人类灵魂的巨大作用了。而这一点，是我在自己故乡的音乐中尚未体会到的。——我当然知道，自己原先就对音乐一窍不通，而且在厦门时所听的又非权威歌妓及奏者的音乐。只是自己这一感受确是事实，所以大胆写了出来。——接着，按照顺序听了各位歌妓的演唱之后，我遗憾地发现了人无完人的真理——美丽的鸟儿的歌声通常不动听，小富贵的歌声简直是平常之极。歌妓中有唱得出色的，但我忘了她的名字了，只记得是一位脸较平坦的女子。我想了解厦门歌妓一般叫什么名字，就问了小郑，并写了下来。以那晚月红堂的女子（也许称少女更为准确）为例，有“千里红”、“夜明珠”、“金兰春”、“小富贵”、“小容贵”、“花宝山”、“花宝仙”、“金小凤”、“月红”、“花魁”、“月乡”、“小宝玉”等等。在别的机会下，我也曾记下过台湾歌妓的名字，如“柑仔”、“却仔”、“阿招”、“锦仔”、“玉叶”、“宝玉”、“宝青”、“宝莲”等等。所以，两地似乎多少有些差别。“柑仔”、“锦仔”中的“仔”大概与我国(4)人名中的“××子”是一样的吧。


    离开月红堂，我们在路上又遇见了两位青年，这对屈氏兄弟看来也是林正熊的朋友，于是他们也加入了我们这一伙。我们上了名为“宝凤堂”的妓楼，又听了“开天冠”——后来小郑告诉我，客人要付八元银元才可听“开天冠”。除了我不太喝酒之外，其余五人均是一番豪饮。虽然正在演奏“开天冠”，但大家丝毫没有听的意思，只顾与不唱歌的歌妓们说笑。我想这些女子一定和日本艺妓一样，在说一些粗俗无聊之事吧。可惜我什么也听不懂，这些异国的、快活的言语，在我的耳朵里只如鸟鸣之声。


    出了这一家，我们来到今晚的第三处游玩地——东园，这里不是妓楼而是茶园。这时我得知，我在初至厦门时，从大船换乘了舢板驶向码头的途中所看见的露台，就是这家之物。当时我在舢板上看见一位身穿藤色衣服的可爱少女正俯靠在露台的铁栏杆处，颇为危险地屈身逗弄着地面上的猴子或是鹦鹉，或是猫狗甚或是孩子什么的。——当时我因在舢板上，所以没看见到底是什么。这家只有几个女招待，我们在这儿没有听歌，只吃了女招待给的瓜子，喝了茶休息了片刻，就离开了。


    出门之际，女招待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宛若鸟叫——当然是送客的话。歌妓们也有自己的送客语，叫“再来坐”，与普通人送客时的话一样，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记住了。但是，我却听不懂东园女子的话，于是问了小郑。小郑告诉我她们说的是“Una Kia”。我很想知道它的文字写法，小郑说因是俗语，所以没有文字，可能是“慢走”之讹吧。总之，是“请路上小心”之类的意思。日本的艺妓都说“再来坐”，而饭店女招待则说“慢走”，看来用语在哪里都相同——我在无聊之中发现了一丝乐趣。


    出东园时已是十二点半了，我以为大家要回去了，但大家再次——不，是第四次——寻欢，到了一个新妓楼。那里好像叫作“庆云堂”。与前三家相比，它的好处是房子上有一个屋顶花园，设有座位供客人们坐。那里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几群别的客人在饮酒赏月，听歌作乐。其中的一群在听“开天冠”，演奏者中有数人是我们在最初的月红堂、后来的宝凤堂里都遇到的，看样子这儿并非每个妓楼都有自己固定的“开天冠”演奏者。


    我的同伴们喝多少酒都不觉得够，到庆云堂后更是重新开始畅饮，我对他们旺盛的精力有些生畏了。他们都只有二十二三岁，念及此，我不禁深深感慨自己已经年届三十，同时又认识到了自己是多么不适应逢场作戏的场合。他们为助酒兴，已开始猜拳行酒令，我不会猜拳，于是又落为了孤单一人。妓女们不时想起悄然在一旁的我这个异国人，就过来一个劲儿地劝酒，待酒杯空了，再加新酒。我谢了谢她们这种不时的关照，独自欣赏起空中的满月——月光如水，乡愁亦如水。我不是易醉之人，并且醉过一次再醒来后就决计不会醉第二次了。于是，我就这么静静地体味渗入心胸的乡愁，或眺望高高的月亮，或看看月下玩兴正浓的同伴。随后口中不禁用本国语</a>言反复低吟起艾兴多尔夫(5)的那首《思乡》中的一段——艾兴多尔夫好像也是如我这样随口吟诵而作成这首诗的。


    谁要到他乡去漫游，


    一定要带爱人同行。


    别人都在欢呼，而让


    异乡之人孤苦伶仃。


    其他的客人不知何时已纷纷回去了，可我们这一伙人看样子一点儿也不想离开。他们点了“开天冠”，我们的歌声伴着那暴风雨般的乐器声飘到周围很远很远的地方。无论是在别处的妓楼，还是在庆云堂，刚才还四下里响着的弦歌声与谈笑声现在都止住了，只剩我们的声音，我们是那晚厦门最后的游玩者。我悄悄掏出怀表一看，现在已经是早上三点了！


    我们总算离开了庆云堂，到了来时下舢板的码头。我们的歌声一停，厦门就一下子寂然无声了。到底是玩累了，大家谁也不说话。码头上涨潮的潮水，几乎快要溢上道路。我们中的一人大声叫道：“船家！”


    “船——家——！”在这极其狭小、道旁却是成排的高大房屋的码头上，回答我们的是山间的回声。我们再次呼唤船家，仍只有回声作答。第三次呼唤时，与回声一起传来了一声“应！”，随后是船桨划水的声音。我们六个人登上了那只舢板，桨的每一下划水，都揉碎了月影。在这因满潮而显得比湖水还要平静的水面上，我们是唯一的一只舢板，划桨产生的水中涟漪，一直波及很远很远。不知是什么灯火，厦门岛远处渔民部落附近的唯一的灯影，细细长长地映在水上，随着泛起的涟漪而微微颤动。月下小船的速度很慢。按理，一只舢板的乘坐者不可超过五人，而我们加上船家已有七人了。在洁白的月光中，七人仿佛穿了白衣，立在舟中，谁也不想开口说话。我那醉得迟钝的、仿佛病态地透明起来的大脑里，突然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场面。前方水面上有几个很大的漩涡，好像是因为潮水下面有岩石之类的东西，这令我非常不安。我掏表一看——在月光中，秒针的走动也清晰可见——往常不到二十分钟的航程，今天已花了四十多分钟，而且离岸还有一段距离。月亮已经西倾，夏夜的天空已开始泛白了。在船家为避开漩涡而改变船向的时候，我不经意地看了看溶在月光中的他的脸。船行之慢，也并非全无道理了。在洁白的月光下看去，这位载着寻欢作乐后精疲力竭，甚至无法说话的年轻人的船家，不是一位满脸皱纹、一辈子过着如水鸟一般的船上生活的老人吗？大概是上了年纪的人睡觉时易被惊醒的缘故吧，他才第一个应答了我们的呼唤。


    这时，我那对行舟缓慢的不满，以及由疲惫的神经所产生的无名恐惧，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对这老船夫的同情与哀伤……


    * * *


    (1) 译者注：雷尼耶（1864 — 1936）， 法国诗人、小说家。


    (2) 译者注：英国风景画家。


    (3) 译者注：惠斯勒（1834 — 1903），美国画家。


    (4) 译者注：指日本。


    (5) 译者注：艾兴多尔夫（1788—1857）， 德国诗人、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