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种“阐述”形式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很奇怪；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要把这种形式当作是陶冶性的，那么它过于严格；而如果将之视作是严格地科学性的，那么它又有着太多精神陶冶的倾向[1]。关于后者，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而关于前者，我则要说，那不是我对之的看法；如果真是那样，如果它真是过于严格而无法作为陶冶性的，那么，按照我的概念来看，这就是一个错误。当然，如果说它是由于“并非每一个人都有接受这种陶冶的前提条件”而无法对于每一个人都有陶冶性的意味，这是一回事；然而，它具备“那陶冶性的”[2]特质，这则是另一回事。在基督教的立场上看，就是说一切，一切都应当为“陶冶”服务[3]。这种类型的“科学性”，如果它最终不是陶冶性的，那么它恰恰就因此而不是基督教的。一切“基督教的东西”在其表现中必须有一种与“一个医生在病床前的说法方式”[4]的类似；虽然只有懂医的人能够明白病理，但是他绝对不应当忘记：这是在病床前。“那基督教的”的这种对于“生活”的关系（与一种对“生活”的“科学性的距离”相反），或者“那基督教的”的这种伦理的方面，恰恰是“那陶冶性的”；并且不管这种表现方式在别的方面是怎样地严格，它是完全地不同（在质的意义上不同）于这一类型的“科学性”；这“科学性”是漠不关心，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它的崇高的英雄主义远远地不是什么英雄主义，以至于它在基督教的视角之下只是一种不具人性的好奇心。从基督教的角度看，“敢于去完全地成为自己”才是英雄主义，这在事实上可能是很罕见的，敢于去完全地成为自己，一个单个的人，这个特定的单个的人，自己单独地直接面对上帝，自己单独地站立在这种巨大的努力和这种巨大的责任中；但是，去迷恋“纯粹的人”的概念[5]，或者去用世界历史来玩那种惊奇游戏[6]，这都不是基督教所认定的英雄主义。所有基督教的认识，不管它的形式在别的方面是怎样地严格，都应当是关怀的[7]；而这种“关怀”[8]正是“那陶冶性的”。“关怀”是与“生活”的关系，是与“人格”之现实的关系，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在基督教的意义上，就是“严肃”；从基督教的立场看，“漠不关心的[9]知识”的崇高性，远远够不上是更严肃的，它只是基督教所认为的笑话和虚妄。而“严肃”则又是“那陶冶性的”。


    因此，在一种意义上看，这个小小的文本有着这样的特性：一个师范生[10]能够写得出这书；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却可能是如此：并非每一个教授都能够写得出这书。


    但是，这论文的写作形式是它所是的这种形式，它至少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并且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无疑也是正确的。一种更庄重的文风是存在的，如此庄重以至于并不显得意义重大，并且只是因为人们对之太熟悉了而很容易变得不具有任何意义[11]。


    另外，只有一个说明，无疑这是一种多余，但我还是想说出这多余的话：我想一了百了地提请读者注意；在这整个文本中，“绝望”——正如标题所说——被解读作“病症”，而不是作为良药。也就是说，绝望有着这样一种辩证意义。其实在基督教用语中也是如此，死亡是对于“最严重的精神上的糟糕状态”的表述[12]，而对之的医治则恰恰就是“去死”，“去弃世而死”[13]。


    18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