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黑暗降临

    党员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同志是我们这儿最重要的一份晨报《导报》的文字编辑。这是一份体面的、报酬丰厚的工作。他得到这个职位正是在纳粹掌权不久的1933年初。这项任命部分是对他长期服务于国社党的奖励，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文章总是写得铿锵有力，而且饱含“血与土”的德国精神。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属于文化上的激进分子，即所谓的“城市先锋”那一类，相反，他写了很多关于狩猎的文章，即使在共和时期，他也在喜欢这类文章的读者群中赢得了一个温和作家的声誉。在他的书中不乏对迷人的自然景色的描写，还有不少生动的铅笔画，画面通常是温柔的母鹿、骄傲的雄鹿、肥胖的野鹅，猎人在草丛中蹲坐着守候猎物：“灰色的晨雾像银色的纱巾一样遮掩着山谷，露珠像珍珠项链似的装点在草叶上。”


    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是一个谦逊的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参加纳粹是因为不喜欢犹太人，特别是不喜欢某些他认为过于耍小聪明、见风使舵的同行，而他觉得这样的人里犹太人居多。他觉得他们喜欢把一切事情都肢解成碎片，然后再用一种纯然负面的精神对这些碎片进行分析。他们喜欢亵渎所有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起到惊世骇俗的效果。他相信纳粹上台会净化德国文坛，使得他自己非常珍视的价值观得以回归，比如祖国和荣誉，坦荡的胸怀和勇气，古老的传统和习俗，男人之间的友谊，终日在壁炉前忙于家务的女人们的自豪感。


    他写的书，加上不定期地给杂志投稿，已经给他带来足够的收入。现在作为晨报的编辑，每个月的收入又能多五百马克，这让他心满意足。他把家安在了城外的森林边上。他买了汽车，每天开车上下班也成了一种惬意的休息。这段时间里他可以回顾和整理自己工作上的思路。每天晚上开车离开拥挤的城市和街道回到自己的领地，这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看看这儿。”他对妻子说，一边透过书房巨大的窗户指着外面。通过这扇窗户，他家正面的景色一览无余。“看！这一切都是咱们的私人领地。小河、猎场、草地和树林。咱们的领地，咱们的王国。除了你和我，没有别的统治者。”他的妻子微微笑着。她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女人，黑黑的发辫像皇冠一样盘在头上，穿着德国乡村式样的衣服，配上精心挑选的木珠项链和旧珊瑚胸针，显示出她的艺术气质。


    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小儿子汉内斯·阿道夫在他的父亲当上《导报》文学编辑的时候才十一个月。


    小儿子的名字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元首。他过第一个生日那天埃伯哈特举办了一个聚会，请来了所有的邻居。城里的朋友们也来了，有画家、演员、作家。一个大号啤酒桶放在屋子中间。父亲骄傲地说，六岁的黛安娜是“狩猎女神黛安娜的教女”，而四岁的艾尔菲是根据林中的小精灵命名的。这两个小女孩每天晚上都要到各个邻居家的草坪上表演玫瑰花环舞，而今天她们的节目是朗诵她们的父亲为了今晚而写的诗。当朗诵到歌颂元首“像一个永远隐身在我们中间的万能的守护者”的诗句的时候，两个孩子一起高扬右手行纳粹礼。这时，这个聚会的小主角，坐在鲜花环绕的婴儿椅上的汉内斯·阿道夫，被吓得大哭起来。


    八点钟，孩子们回去睡觉了，大人们继续留下。晚会的主角还有埃伯哈特太太和年轻的轻歌剧明星格丽塔·麦茨。埃伯哈特太太今晚穿着宽摆收腰的织锦晚礼服，由于兴奋面孔微红，显得颇为迷人。而麦茨小姐今晚穿一袭玫瑰色的绉缎长裙。据她自己说，这很适合她这种“苗条的类型”。她白金色的头发烫得一丝不苟，但是上面却戴了一顶类似于加冕时用的皇冠。这使得她看上去相当滑稽。这顶皇冠差点毁掉整个晚会，而我们的男主人当然要尽力避免灾难的发生。简单地说，有人奚落格丽塔·麦茨，而有些话弄不好会惹来政治上的麻烦。


    这时埃伯哈特太太走过来轻声对他说：“他们喝得太多了。”同时有些忧虑地看着她的丈夫。她去厨房煮咖啡了，而他振作了一下，准备努力恢复晚会友好轻松的气氛。


    事情是这样的：客人里有一位画家暗恋着麦茨小姐，而她头上戴的那顶皇冠让他很生气。他非常清楚这是谁送给她的礼物，于是公然嘲笑“区长大人”的艺术品位还停留在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时代。


    “女人都非常需要有人崇拜，”他说，“但是还得看看她的崇拜者是什么品位。你啊，小姐，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允许你漂亮的小脑袋被一个毫无品位的人弄得如此滑稽可笑，就算这个人比我们尊敬的区长大人还要位高权重一千倍也不行。”


    麦茨小姐一口否认。


    “这是我的姐夫最近送给我的礼物。”


    但我们这儿是个小城市。像区长这样的大人物送给一个年轻女歌星贵重礼物这样的事很难避人耳目。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顶皇冠来自哪个珠宝店，也知道最近有谁光顾过。大家还知道麦茨小姐曾经对区长大人的追求表示过冷淡，而这使她几乎失去她在歌剧院的位置。从那以后，她就被视作区长的未婚妻了。画家对这些自然了如指掌，所以不肯就此打住。


    “格丽塔，”他说，“别不承认。咱们的歌剧院正在走下坡路。区长大人没有品位，艺术总监没有骨头，所以在艺术上自然是每况愈下。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你们这些艺术家都在跟风，随着上面的喜好行事。我们的剧院确实变成了一个公共场所，但它是在最坏的意义上——变成了那些穿军装的人的地盘。每一个冲锋队员都可以到歌剧院找他们喜欢的东西。如果你们这些‘自由的艺术家们’不那么趋炎附势，上帝就会出手帮助你们。”


    吓坏了的主人赶快出来制止。


    “亲爱的古斯塔夫，你的幽默感哪儿去了？军装也是剧院的一道风景。喜欢穿军装的人就是‘趋炎附势’？咱们的冲锋队员和咱们的区长一样，都是英俊的小伙子。”


    “你说他英俊？四十二英尺的大肚皮外加罗圈腿？得了吧，格丽塔，快把那个玩意儿摘下来。你真的就这点品位？”


    格丽塔不回答，转过身用背对着他。这时埃伯哈特的上司，《导报》的总编辑开口了。


    “你还是别说了吧。是不是一定要惹出麻烦来？”


    画家的脸红了。看得出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把冲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我是开玩笑的，”他说，“开玩笑还是可以的吧？”


    埃伯哈特松了一口气。正好这时他的妻子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走进来，于是一切都复归平静。


    当天晚上，埃伯哈特躺在床上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给太太讲了她去煮咖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你能想象吗？我当时都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儿看。”


    埃伯哈特太太的黑头发散在白色的枕头上，两臂交叉放在胸前，若有所思地看着天花板。“情况是不太好。我是说在剧院，在咱们这儿，甚至整个德国，都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可能都是暂时的吧。不管怎么样，对你没办法改变的事生气也没用。”


    丈夫点点头：“我希望总编没有太当真。反正上帝知道，这不是我的错。”


    潮湿清冷的空气透过卧室开着的窗户进到屋里来，几乎已是满月的月亮高悬夜空，月光洒在屋里两张窄窄的床上。通向孩子们房间的门开着，母亲觉得自己可以分辨出是哪个孩子发出的呼吸声。其实今夜非常安静，没有任何声音。


    当“伟大的时代”降临德国的时候当个记者非常不容易。原来的狩猎主题作家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不得不经常把稿件带回家。他对动物和大自然的描写仍然得到高层的，实际上是最高层的认可。但是一旦他不能再按自己的喜好，而要听命于官方的安排而写作。写作本身的乐趣就大大降低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很多事情，而他又有基本的诚实，那些不能说的事情比他不得不写的文章对他的折磨更甚。


    城里的文化生活——剧院的节目，学校和大学</a>的课程，教会的处境，这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但对现状的任何批评，哪怕是最谨慎小心的批评都是被禁止的。不仅如此，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禁忌，只要提到它们就是危险的。


    这就是1936年的德国。一切都是渐进的，埃伯哈特自己也说不清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焦虑和愤怒。他清楚地记得去年曾经写过一篇经过精心伪装的短文，非常小心地影射和批评了元首。故事是杜撰的，说的是一辆挤满乘客的巴士被司机开进了沟里。他引申这个故事，最后说明“雇佣一个不负责任的司机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


    “乘客完全没有想到过危险，他们不假思索地相信这个开车的人一定会将他们安全送到目的地。而司机呢，不知是因为得意忘形还是因为根本不怎么会开车，却将车开得飞快。他根本不管弯道和其他危险，直到车子失去控制。这时乘客们才注意到这个司机是个冒牌货。他们想跳出去挽救自己，但是已经太晚了。巴士满载着男人、女人和孩子侧翻到壕沟里。上帝保佑那些信任这样一个司机并且没有及时发现危险的人吧——当司机犯下第一个错误的时候，就应该坚决地撤换他。”


    这篇小评论用小号字登在《导报》的第四版上，但还是引起了小城中各个不同圈子读者的注意。文章传来传去，亲密的朋友圈中都在热烈地议论。所有人都知道“司机”指的是谁。令埃伯哈特吃惊的是，地方当局居然没有追究，主编居然也没有训斥他。过了不久，这件事就过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汉内斯·阿道夫五岁了，长成了一个迷人的，金发黑眼睛褐色皮肤的小家伙。根据有关规定，应该每天让他在幼儿园过两个小时。埃伯哈特太太想把他留在家里自己照看，但是一个纳粹党任命的负责有关事项的年轻女人亲自跟埃伯哈特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让他习惯集体生活是如何重要，而埃伯哈特不敢违背她的要求。黛安娜和艾尔菲现在也很少在家。除上学以外，她们还要参加“德国少女联盟”（B.D.M.）的各种课程、活动和野营。实际上，埃伯哈特太太也很难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一周好几个白天和晚上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的活动，而后来她又被“委派”到金属加工厂当一个粗工。


    这些年埃伯哈特很难再提到他的“私人领地”了。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什么私人领地了，一切都要让位给元首和他的随从们的命令。就在他的住宅附近建起了集中营的木制监房，透过他家的落地窗看出去的风景已经不那么赏心悦目了。虽然他们说对付国家的敌人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但是那些丑陋的大房子还是让人觉得是这个时代令人哀伤的象征。


    “不要让小汉内斯自己一个人在房子前面玩吧，”埃伯哈特对妻子说，“自从他们建了集中营，各类不三不四的人越来越多了。”


    埃伯哈特太太点点头。她完全不明白丈夫说的“不三不四的人”是指谁。囚犯们都被关在里面，而身穿制服的守卫们似乎不能被称作“不三不四的人”。


    “我会看好他的。”她说，“但是以后别再叫他小汉内斯了。他的名字是汉内斯·阿道夫。我们老是叫他小汉内斯，好像又给他起了个小名，别的小孩也嘲笑他是妈妈的小宝贝儿，要不就是养在笼子里的小金丝雀，而不是一个将来要成为帝国战士的男子汉的名字。”


    1938年的夏天带来了他在职业生涯中第一件不愉快的事。德国艺术日一直以来都是个大日子，庆典的高潮是由元首本人发表关于艺术的演讲。他的演讲刊登在德国所有报纸的头条位置上，《导报》当然也不例外。文学编辑的职责是要写一篇对演说的介绍和评论，说明元首的演说如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用说，元首的演说必须全文照登，不能有任何删减和编辑。元首说的话就是最神圣的。尽管作为编辑和短篇小说作家的埃伯哈特并非一流的文体风格大师和德国语</a>言大师，但仍然不免在元首演说中随处可见的重大语法错误面前眉头紧蹙。每当元首的讲话稿出现在案头，他手中的红铅笔就似乎要自己动起来。就在他正坐在那儿琢磨着如何下笔，应该用什么形容词来赞美的时候，他的铅笔几乎不知不觉中在所有错误的句子、所有用错了地方的比喻和暗喻之处画了下横线。之后他数了一下，整篇演说有三十三处重大的语法和文体错误。


    埃伯哈特，手里拿着红铅笔，忍不住笑出声来。“三十三条错误——不及格！”他在最后一句话的后面写下了分数。光是这最后一句话就有两处错误。


    主编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埃伯哈特着实吓了一跳。


    “写好了吗？”主编问。


    埃伯哈特跳起来，快速地用几张报纸盖住了红笔批过的稿子。


    “让我看看。”主编察觉到他的下属有些异样，走过来从报纸底下抽出那张稿子。埃伯哈特站在那儿没有动。


    “上帝啊！……”主编开始结巴了，“我看你——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一个白痴开的玩笑——我只是……”


    主编的脸色铁青。


    “一个彻头彻尾的、完全出格的白痴玩笑。”主编说。同时，他恨不得用眼神把自己正在发抖的下属碾碎。埃伯哈特真想让地板裂开一条缝把自己吞下去。但是地板没有裂开。


    “我有的时候会问自己你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正常，”主编的声音稍微平静了一点，“实际上我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比如说上次你写了那篇见鬼的什么巴士司机的时候。这样的例子还有，我想你应该不会忘了吧。老兄，你到底图的是什么？”


    埃伯哈特仍然站在那儿一言不发。他的上司接着往下说：“你还不满足吗？你不觉得现在是你最好的时候吗？你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份头等的职位吗？你不觉得现在德国发生的一切，至少是几乎一切，都是很了不起的吗？”


    埃伯哈特点点头。大口地喘着粗气。


    “三十三处错误！”主编挥动着那份底稿，说，“你真了不起啊！发现了三十三处错误。但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元首就是用他自创的德文写作又怎么样呢？和别人有关系吗？你以后少管闲事，做好你自己的事！”他突然大声叫起来，脑门上暴出了一条难看的青筋。“我现在告诉你，你分内的事并没有做得足够好，别想还这么混下去！”


    埃伯哈特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居然在此时反守为攻，令他的主编一下子泄了气。


    “我说同志，”他开口说道，甚至还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我这个愚蠢和不是时候的玩笑至少让我对你的某些观点有了更深的了解，对此我很高兴。必须坦白地告诉你，我对你的怀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不久前，咱们俩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你应该记得的，那天正好是你太太的生日——你说你不用听就知道那个发言的人要说什么，就这么一遍一遍地听同样的话完全是浪费时间。还有一次，我们要登出一篇赞美那个杀害陶尔斐斯[1]的凶手的文章，你说……”


    主编的眉毛皱了起来。


    “哦，行了行了，忙了一天，你就别提这些了。你知道得很清楚，我的观点永远是和组织上保持一致的嘛。”


    “我也是，”埃伯哈特说，“我的观点也一样，我的同志。而且我确信，你并不会因为那几处用红铅笔做的记号就当真要与组织作对。”


    他不动声色地从主编手里拿回那份稿子，撕得粉碎后丢进了废纸篓。


    “请你给我再拿一份稿子，”他说，“五分钟以后我就把评论送到排版车间。”


    主编出去给他又拿来一份。


    “很好。五分钟以后。”


    主编出去了。


    只有此时，当房间里又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觉得浑身发抖，额头上满是汗珠。真悬啊，太他妈的危险了。他知道虽然这一关勉强过去了，但从今往后他肯定被死死地盯住了。这次多亏了自己的冷静，但是就因为这个冷静，主编会特别恨我。他就算不再追究这次发生的事，也不会轻易化解因为我的冷静而引起的仇恨。他埃伯哈特居然敢去提醒他的头儿自己手里有他致命的把柄，而且还威胁要告发他。头儿是绝不会原谅他的。不管他这次表现得多么冷静和机智，这件事最终会毁了他。


    一年以后，这位《导报》的文学编辑还是被解职了。自从“三十三个错误”发生以来，他一直保持最大程度的谨小慎微。他避免做出任何会引发哪怕是一点点争议的事情，不让他的对手以此作为解除他职务的借口。就算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文字摆在眼前，他也不会失去理智，而是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半步，更不会自己冒险写出类似巴士司机那样露骨地批评元首的文章。他的解职信写道：“教育和宣传部认为应该立即解除党员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的职务。”而主编则表示他本人对此“深表遗憾”。


    埃伯哈特感到了一种奇特的轻松。这是他“在职”的最后一天。他再也不用为元首的演说写介绍，也不用写文章宣扬德国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了。他搜肠刮肚地回忆自己是否犯过什么严重的过错，最终确认完全没有。于是，他去找了主编，后者见到他时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我真的太遗憾了，同志。”主编说，“但是那篇关于南蒂罗尔州（意大利北部说德语的自治省，曾发起脱离意大利和奥地利合并的运动）的文章实在是说不过去。一定是有人把你那篇迷人的文章送到部里去了。不是我夸口，部里一直很关注咱们《导报》。”


    “南蒂罗尔？”埃伯哈特问道，“但那篇文章我是完全按照官方口径写的啊。”


    主编耸了耸肩。


    “就是这么倒霉，”他说，“你写文章的时候确实完全按照官方口径，但是在文章发表的时候却是完全违背了官方口径。因为在这段时间，官方对南蒂罗尔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你应该有印象啊，同志。我们就在你的文章发表前不久得到了新的指示。你不记得了吗？”


    埃伯哈特当然不记得。但是他突然明白了，主编故意没有给他看新的指示。他耐心地，顽强地等待了十一个月，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他看了埃伯哈特写的关于南蒂罗尔的文章，文章称南蒂罗尔是“德国文化最古老的地区”，而南蒂罗尔的德意志人是“他们古老祖国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治的边界有什么重要？两个地区使用不同的货币，有不同的政府有什么重要？他们有着同样的血统和语言，有来自不朽的德意志的传统和思维方式，其他的区别就永远没那么重要。让我们伟大的友好的南方邻居伸出双手保护南蒂罗尔。他们耕耘的土地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根深深地植入于此，他们的生命会得到护佑。”


    写这种句子连他自己都觉得恶心，于是他又在文章里加上他最擅长的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他把整篇文章看成是一篇国家社会主义的范文，只是正巧在意识形态上无懈可击。然而刊出的时间拖后了。整篇文章有六栏，所以必须等版面。正是在这段时间，上面的口径变了，而埃伯哈特没有注意到，于是文章在错误的时机刊出了。不用问是谁让教育部注意到这篇文章，看一眼主编那张脸就知道谁是这个“某些人”。


    虽然埃伯哈特感到的是巨大的解脱，但还是忍不住说：“一定是我疏忽了。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不再重视我们在南蒂罗尔的兄弟了？要放弃这一块生存空间了吗？你不觉得奇怪吗？”


    主编不耐烦地用铅笔敲着桌子。“这跟我们无关，同志。‘除非另有通知，必须严格避免有关南蒂罗尔话题。’这就是上面的指示，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而你违反了命令。”


    他又敲了一下桌子，表示谈话结束了，然后埋头看他的文件。就这样，埃伯哈特被解职了。


    狩猎散文诗人汉内斯·戈特佛里德·埃伯哈特在《导报》当了六年文学编辑。六年来，他所做的就是唯命是从，并为此获得一份相当丰厚的报酬。他住在城外的小别墅里，不事声张地生活着，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攒了一万五千马克。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没有把钱存在银行里，而是投资于名画和旧的挂毯。后来在1937年，他经过政府批准，把这些东西运到了英国。官方的评估师给他的这笔小收藏评出一个离奇的高价，所以他不得不支付一大笔出口税。随后这些东西在专门机构的监督下被打包然后运往国外。很多纳粹官员都在国外有资产，有些甚至有未经批准的银行账号。不管怎么说，埃伯哈特也算是纳粹党中级别比较高的一员。


    当知道这批收藏已经安全运到英国后，埃伯哈特去了本市的美国领事馆。他备齐了所有资料，向领事馆申请移民，并且在一年后拿到了移民签证。整个过程他都对外保密，包括他的太太。他对自己说：有备无患。一本带签证的护照就像一个护身符。虽然如此，真的移民到国外这件事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虽然可怕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但他还是德国人，一个诗人，一个德国城市的市民。对他而言，外面的世界即使不是敌意的也是非常陌生的。他怎么可能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当难民呢？


    即使被报社开除，而且下一步可能被开除出党，他仍然没有想到那本护身符。和过去一样，他继续坐在家里写关于动物的散文。埃伯哈特太太还是去金属车间做工，而他知道自己早晚也会被招到某个地方做类似的工作。他觉得这并不算最坏的，起码好过每天坐在编辑部里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祖国而干活”现在看来比每天写那些违心的东西更好忍受。


    这些年里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渐渐改变了。他不再相信他们作为一个群族是“破坏性的”和“腐朽的”。现在他觉得对他们的指控是不公正的和不体面的。指控他们的人采用的是双重标准。他最无法忍受的是看到那些就在自己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干活的集中营里的囚犯。他们中间有犹太人、天主教徒、共产党人、民主党人，还有其他各种人。埃伯哈特心里觉得他们都是无辜的，都和自己被报社突然开除一样的无辜。


    这些瘦弱的人弯腰曲背地在他面前干活，手里拿着镐头和铲子。他们永远被全副武装的警卫监视着。那些警卫三三两两悠闲地坐着，一边喝酒一边说笑。有时某个囚犯干活不够快，或者铁锹装得不够满，或者哪怕是停下来喘一口气，就会被在后面突然踢一脚或在脸上挨几拳。埃伯哈特坐在那儿根本无心写作。他要写的是关于动物的优美词句，而他面前的这些人所受的对待还不如动物。他生气地把稿纸揉成一个团，突然意识到他给自己文章中的主人公，一个猎人，赋予了一种可笑的，完全不合时宜的对自己猎物的怜悯。“这样不行。”他大声说，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招呼一个冲锋队员过来，那个人很听话地过来了。


    “我不想看到你的人殴打那些囚犯。你们这样做影响了我的工作。如果你们一定要如此，最好在房子里面或者什么隐蔽一些的地方。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个，不光我能看到，别的什么人也可能看到，而那些人可能把这些事传到国外去。上面肯定不愿意让国外对我们的负面宣传得到更多素材。”


    那个冲锋队员安静地听着。


    “我会向上级反映的，虽然我觉得没什么用。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是尽量不去虐待囚犯的。如果我的同志们不愿意这么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上面从来没有反对过虐待囚犯。实际上，他们说过对待囚犯要‘毫不留情’。无论如何，我会向上级报告你的投诉，别的事我就做不了了。”


    他的“投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对囚犯的折磨愈发残忍。他向一个老朋友抱怨说，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也无法好好休息。这个老朋友就是上次在小汉内斯生日聚会上险些因说话捅出娄子的那个画家。


    几天以后他被捕了。


    他在本市的监狱度过了六个星期，这是他这辈子最长的六个星期。他的太太每周获准来看他一次，每次可以带一个小孩。这样黛安娜、艾尔菲和小汉内斯轮流着来。每次会面的时间是四十五分钟。因为有看守在旁边，每次见面他们也说不了什么，每一个人，除了小汉内斯，在见面的时候都非常沮丧和尴尬。小汉内斯太小了，不懂事情的严重性。埃伯哈特最想看到的就是自己这个七岁的小儿子。


    “小汉内斯！”他一遍一遍地叫着他，轻轻抚弄他的金色头发，“小汉内斯！你又长大了，你是个小巨人！”


    小汉内斯在监狱里东张西望，一点也没有不自在。


    “这地方真恶心！”他大声发出小男孩的高音，“你肯定不愿意待在这儿，对不对？”


    埃伯哈特说这地方没那么坏。他最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被关在这儿，但是这个话题是不能讨论的。埃伯哈特太太对丈夫无声的提问摇摇头。不，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关到这儿。


    最让他难受的就是想到揭发他的人一定是他的那位画家朋友。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他从来没有和任何其他人讲过。南蒂罗尔的事已经过去太久了，除了对集中营的事说的那些话，再没有什么事会让他进监狱。埃伯哈特暗自希望他们快些审判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他被捕的原因，而最难受的莫过于现在这样每天胡思乱想。


    他终于出庭受审了。他很走运，而他的运气全都来自那个接受他投诉的冲锋队员。非常偶然的，这名冲锋队员知道向他投诉的那位作家被捕了，他立即去找了集中营的指挥官，然后又去了国家警察局。他证明埃伯哈特先生没有任何恶意，投诉集中营对待囚犯的方式是为了避免国外反德国的宣传找到口实。这位冲锋队员由此得出结论说，埃伯哈特对画家说的话也不会是为了反对国家。他认为也许只需要给埃伯哈特先生一个普通的审判就可以了。


    国家警察局同意了，埃伯哈特可以准备为自己辩护。


    他发现当着他的画家朋友的面很难说话。画家是作为控方证人出庭的，他的声音嘶哑而粗粝，始终不敢直视他所指控的被告。一个问题一直在啃噬着埃伯哈特：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他并不恨他，只是觉得很悲哀。这个年代可以让一个人堕落得如此之深。


    冲锋队员做了完美而独特的辩护发言，发言的简洁和质朴彻底征服了法官。


    “法官大人，我相信被告毫无恶意。他是一个作家，一个爱国者，我也相信他是一个好人……”他结束发言时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但恰恰是这一点起到了作用。埃伯哈特被判无罪，并于当天释放。


    “不玩儿了。”用护照里的那张护身符，离开这里去过另外一种日子。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的？埃伯哈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这个决定应该不会是在监狱里做出的，因为他在里面的时候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还能恢复自由。纳粹的恐怖之轮能把一切碾为齑粉。一旦陷入其中，很难再有什么希望。


    但是当他和妻子孩子坐在车里驶过我们这座城市的街道时，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都过去了。他要走了，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前面是老集市广场和那座熟悉的骑士塑像，然后是狭窄的贝尔街，接下来是宽阔漂亮的林荫道，先通过火车站，然后通往郊外。他看着这些，好像在和老朋友告别。夏天带有山里气息的空气像是在梦中一样不真实。他自己的房子，落地窗前的写字台，卧室里两张并排放着的窄床都好像不再是他的。只有孩子们是属于他的，还有他那已经越来越消瘦和疲倦的太太。每次偷偷看她一眼，他的心都会抽紧。


    他以为出国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但事实证明他又错了。问卷、表格、规定、禁令，埃伯哈特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与魔鬼共舞。


    第一道障碍是兵役义务。埃伯哈特是处在征兵年龄的雅利安德国人，这样的人不准许移民。埃伯哈特于是报告说，他妻子的一个叔叔是住在美国的一个美德协会的成员，一直不懈地为第三帝国做宣传。正是这个叔叔希望埃伯哈特一家移民美国，因为他急需一个刚从德国来的能干的助手来打破在美国流传的不利于新时代德国的谣言。一位秘密警察的高层官员认为这个理由非常充分，特别是当埃伯哈特签署了一份文件以后。这份文件说“由于偿还债务的需要”他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转让给了这个官员。


    前面还有多少个章要盖，多少份申请要写，多少个关口要过！最可怕的是税务，如果国家没有百分之百的满意，埃伯哈特就拿不到这最后一个章。其实整件事在他看来非常简单，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变卖。他卖得不多，一共一万两千马克，当然不用说这笔钱一分不剩地交了出去。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某天早上海关的首席督察员巴特尔没有事先通知就来到了他的家。


    这位高官看上去情绪很好。


    “这么说你打算离开我们了，同志？”他开门见山地说，“都准备好了？行李托运许可证拿到了？”


    埃伯哈特正在看一本画册。小汉内斯趴在他腿上玩。


    “据我所知已经都准备好了。”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但是这周我已经去了五次警察局，不知为什么就是拿不回我的护照。一开始他们说找不到了，昨天又说我的护照在柏林！”


    “你的护照就在我这儿！”首席海关检查员说，一面用手拍拍他右边的上衣口袋，“但这边，在我左边的上衣口袋里，装着另一份文件。你要是不介意，把这个小家伙先送到外面去，咱们可以好好谈谈。”


    “去外面玩一会儿，小汉内斯。”小家伙跑出去了。


    “你在英国有一些收藏是吗？一些画和挂毯？”


    埃伯哈特愣了一下。“是的，当然。你不记得你对那些东西做了评估，而我已经全数交过税了？”


    检查员友好地笑了。“我当然记得。你把那些东西卖了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卖呢？东西都在伦敦的一个保险箱里。”


    检查员看看他的笔记本：“我们当初的评估是两万两千马克。如果你现在在英国卖掉它们，应该至少可以拿到一千五百英镑，我的意思是就算你不那么在意的话。”


    “你想让我寄给你们多少钱？”埃伯哈特问道。他心里已经准备把这笔钱都寄回来，只要能拿到自己的护照。


    “寄回来？同志，谁在和你谈什么寄回来？你必须现在就把这笔钱交出来，否则就别想走。明白吗！”


    埃伯哈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


    “但是这根本做不到！”他大声说，“你让我怎么能做到？我在英国谁都不认识。而且那些画和挂毯也不值那么多钱。为什么你们——我是说我们——要这样高估它们的价格？我根本不可能凭这笔收藏拿到一千五百英镑。”


    巴特尔先生捋着他的短胡须，他阴沉的声音充满了这间屋子。


    “一千五百英镑。一分钱都不能少。”


    埃伯哈特知道这不可能，于是尽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先生，我有个提议，我想您一定能接受。我把那些东西从英国运回来。我马上给我的银行打电话，一两天之内东西就可以运回来，我就可以走了。”


    检查员脸上透出轻蔑和带有一丝怜悯的微笑。


    “埃伯哈特先生，我们不要你的画。我们只要一千五百英镑现钞。明白吗？”


    “如果我拿不到这笔钱呢？”埃伯哈特觉得自己的血往上涌。


    检查员耸了耸肩。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说得很慢，加重每一个音节，“我这儿不只有你的护照，还有另一份文件。非常坦率地告诉你，是一份逮捕你的命令。如果你非要让我行使我的权力，那可就太遗憾了。”


    房子和检查员先生的身影在埃伯哈特眼前翻转起来。


    “一千五百英镑，一千五百英镑。”他小声地嘟囔着，“你给我多少时间？”


    检查员站起身来，脸上露出刚签订完一份公平合同似的满意微笑。


    “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祝你好运，再见。”


    一个星期以后，埃伯哈特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他本来赖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收藏品，那些画和挂毯，在伦敦卖掉了，一共卖了九百英镑，全数存进了在伦敦一家德国银行里开设的德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的账号。还剩的六百英镑是从他在伦敦唯一的熟人那里拿到的。这个人在共和时期曾在本城有一个办事处，埃伯哈特给他打电话时心里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这关乎我的生死，”他和这位熟人说，“我的生死和我的孩子们的生死。”


    这位英国商人犹豫了一下，然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把剩下的六百英镑存入了纳粹在伦敦的账户，同时通知了德国海关。


    埃伯哈特得救了。巴特尔检查员从心底里祝他好运。


    “你看，我说过的。”他显得很大度地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他把护照拿出来交给了瑟瑟发抖的作家，好像在授予他一枚军功勋章。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还要去盖那些要命的章。


    “现在，现在，”检查员的善意溢于言表，“剩下的就是走形式了。你需要的只是去找对那些部门，让他们看你的文件，你的章就会一个一个盖上去。”


    埃伯哈特开始跑“部”前进。一共有九个窗口，对应所需要的九个章。其中八个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九个窗口的官员有疑问。


    “你最后一次交水费的单子怎么没有呢？你还欠两马克二十芬尼水费。你的文件里没有这张收据。”


    埃伯哈特又感到血往头上涌，似乎要涨破皮肤。他嘶哑着声音小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几个星期前我就把收据送来了。不管了吧，现在给你两马克二十芬尼，马上把护照还给我。”


    “我亲爱的先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查清楚这件事。很可能你已经付过钱了，那样我们就不能再收你的钱，但是必须得找到那张收据。但是如果你没付这笔钱，那就显然是你的疏忽，而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这需要一点时间，一个星期以后再来吧。”


    “够了！”埃伯哈特突然咆哮道，他最后的自我控制力消失了。他的眼前跳动着红的和绿的火星，一只手抓着窗台让自己不要跌在地上。“太过分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一切！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所有的钱，我的生活</a>，我的尊严，我的家乡，我的一切！一切！我现在已经欠了一个在外国的陌生人的钱。这都是因为你们，你们这些掌管着德国的疯子，你们还掌管着每一个人，也包括你，你这个坐在窗口后面的人。你现在为了我已经交过的两马克二十芬尼难为我，因为你找不到收据——我告诉你，我受够了！”他尖叫着，手在空中挥动着。“还给我护照，马上还给我！你听见了吗？”


    与此同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完了，一切都完了！死定了！我被诅咒了，必死无疑。”但同时他好像觉得轻松了一些，好像卸掉了灵魂里的重担。


    他周围的人，那些在其他窗口排队的人，都被吓呆了。有几个人看着他，但多数人装着什么也没发生。那些办事的官员也都静静地继续他们的工作。但他对面的这个找不到收据的官员从窗口里把埃伯哈特的护照递出来给了他。后者的脑子还在晕眩中，接过褐色封面的护照，眼前的东西都有双影，但还是看到了那个意味着一切的章，意味着结束和开始。然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大街上，但完全不记得是怎么走出来的。


    当他走进家门的时候他的太太吓了一跳。他的脸色空洞而恍惚，两眼露出凶光，好像一个上午掉了十几磅重。他进屋收拾最后的一点杂物，身体似乎很难站稳。接着他给轮船公司和航空公司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人无一例外地开始非常复杂的说明和解释。这时埃伯哈特用手半遮着话筒，低声和太太说：“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像疯子一样地大喊大叫。现在也不晚。”


    “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电话那头的人在问，“没事，没问题了。就头等舱吧。”


    最难的时候熬过去了，看起来埃伯哈特开始顺风顺水了。1939年8月24日那天，他像疯子一样从窗口要回他的护照，而8月28日他们全家将乘飞机到伦敦。几天后就会有一艘轮船起航，他在船上定了两个船舱。太太和两个女儿用一间，他和儿子用一间，但这间还要住进来轮船公司分配的其他乘客。


    1938年8月的最后几天，一种深深的不安攫住了我们的城市。埃伯哈特觉得似乎所有的居民都在以一种友好和同情的方式为自己的流亡做着精神上的准备。


    人们在街上相互询问：“怎么，我们要走了吗？”


    埃伯哈特太太出门了，想为小汉内斯买一件大衣。她对自己说：我们当然是要走了。就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我们就要去一个好一些的地方。她很清楚，城里人普遍的焦虑并不是针对她和她的家人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未知的和死亡的气息，如果留下来的人将面对一场不是征服就是死亡的战争，那么将要离去的埃伯哈特一家就真的能幸免吗？


    这几天埃伯哈特太太没怎么关心时事。她几乎没时间看一眼《导报》，也没有心情打开收音机收听反复播放的夹杂着音乐的新闻。德国和苏俄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埃伯哈特认为元首走到这一步就意味着彻底撕破脸，完全不管自己以前所有发出过的信誓旦旦的诺言。英国和法国当然“吓破了胆”，而当第三帝国的军队如所有人预料的那样开进波兰的时候只能听之任之。


    “我根本不相信会打仗。”埃伯哈特如是说。这说明他一心想尽早离开这个国家的主要动力远远不是因为害怕即将爆发并将摧毁一切的战争，而是自从首席海关检查员出现在他家的那天早上以来就一直缠绕着他的一个模糊的噩梦</a>。


    但城里大多数居民并不认同埃伯哈特对时局的看法。他们都在战争前夜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因为看起来没有任何事是能够确定的。再加上他们弄不明白谁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于是这恐慌就愈发令人无法忍受。是英国和法国吗？没错，这两个国家包围了德国，他们要把我们饿死，就像在上一次伟大的战争中那样。他们贪婪成性，睚眦必报，唯利是图，他们是我们永远的敌人。但是这些敌人进攻我们了吗？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和波兰达成一个友好协议吗？我们一定要得到但泽[2]吗？但泽对我们那么重要吗？那条走廊[3]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也没有！人们希望自己的元首不会因为对这片遥远的领土过于热心而不惜发动一场战争。


    一场只针对波兰的战争确实能够取得快速和低成本的胜利。另一方面，我们的市民们长期被告知苏联像人类的瘟疫一样恐怖，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政府灵活的政治艺术，因为这个政府可以在一瞬间把昔日的红色敌人变成今日驯服与友好的朋友。但是和埃伯哈特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英国和法国会愚蠢且老派地坚守它们对波兰的承诺，它们是那种死抱着已经过时信念的民主国家。我们当然比英国和法国强大，因为我们有意大利和苏联作为盟友，而且我们有专制体制。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们还是要饿死我们。说到底，如果我们的儿子和父亲在战场上被杀，小孩子们会被饿死，我们的胜利又有什么用处呢？


    元首确实一次又一次地郑重承诺不会发动战争。他有自己独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在不发动战争的前提下获得新的领土。我们目睹了足够多的这类“不流血的胜利”，本来可以对他的创造深信不疑。但报纸上每天都在发出各种威胁，宣泄疯狂的愤怒：成百上千“德国血统的弟兄们”在波兰被折磨和屠杀。不管有没有这回事，这样的消息印在报纸上四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坏兆头。至于捷克人，他们肯定在苏台德地区对我们的兄弟们做了同样的事。之所以迄今为止没有酿成战争是因为英国人抛弃了他们，没有给他们任何承诺，因此到最后他们只好认怂。


    战争动员还在继续。很多人上了朝东开的火车。那些穿制服的在大街上齐步走过。制造商胡贝尔先生是一位预备役军官。他身穿制服，胸前戴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正在对他的装配线工人们发表演说，动员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做出伟大的牺牲。他声嘶力竭的演说换来的是冰冷的沉寂。当他结束演说时，响起了德国纳粹党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但这位制造商发现底下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跟着唱。一位工长紧闭双唇，似乎在竭力保守一个秘密。他是最近从农村来的，并且和很多人一样，曾经在监狱里待过一阵子，尽管他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一个勤快和诚实的小伙子。所有围在他身边的工人都不唱。他们低着头，好像迎着风雪。胡贝尔先生暗忖：这些家伙是危险分子，应该有人盯着他们。可是他又反应过来：这不干我的事，而且如果政府遇到什么麻烦也不干我的事。我看他们会有麻烦，而且麻烦才刚刚开始。说到底，他觉得自己像被敌人囚禁在一个船上的囚犯，很乐意看到这艘船沉掉，只要自己不跟着一起沉就行。他正想着，歌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有了，下面的人也散了。


    市医院像一口热锅，舍巴赫医生忙得团团转。征兵体检没完没了，病房人满为患。列车出轨和相撞的事故次数直线上升，而城里由于停电造成的事故数量也大大增加。全国范围的动员和备战造成了这一切。法学教授哈伯曼在一次停电中从楼梯上头朝下跌了下来，大腿骨折，现在正躺在莫克斯太太死去时所在的118号病房。


    莫克斯太太的儿子弗雷德尔现在在医院工作。舍巴赫医生一开始安排他担任救护车上的担架员，后来又安排他做自己的助手。弗雷德尔跟着医生查房，负责传递剪刀、钳子、绷带这些东西。他很灵巧，安静，有条不紊，让病人觉得可靠。舍巴赫觉得自己可以依靠他，就像他是亲生儿子一样。


    “我不会让他们送你去前线，”他说，“我要自己征用你。这里绝对不能没有你。”


    事实上医生已经不能想象没有这个男孩在自己身边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他我又会觉得自己脏兮兮的，身上发黏，好像没有洗干净。想到这里，医生的眼睛停留在男孩的脸上。他的脸颊仍然是下陷的，表情也很紧张，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愁苦、绝望和愤世嫉俗。


    8月28日清早，埃伯哈特一家坐出租车来到集市广场。他们自己的车已经属于前面提到的那位秘密警察的高官。再说他们那辆小车也装不下五个人加上他们的行李。离开家的时候没费什么周折，只有小汉内斯回头看了一眼他出生的地方。“拜拜，我们要走了。”说完这个，他激动地拍着小手，想知道飞机是不是直接从集市广场起飞，后来才知道广场那儿只有去飞机场的巴士，这令他十分失望。


    广场上人头攒动。这么多人不可能都是去飞机场的吧？人群中多数是妇女，很多人挥动着双手激动地在说着什么。埃伯哈特在忙着清点行李的时候，他的太太弄清楚了原委：正在分发食品券、肥皂券和其他各种券。一切东西都要定量供应了。除了要面对新近升级的匮乏，大家都明白，战争就要爆发了。


    “我又要把这一切重新经历一遍！”一个老妇人对埃伯哈特太太说道，眼泪流过她的双颊。“这么可怕，这么可怕的经历难道一次还不够吗？”埃伯哈特太太别过脸去。我们现在应该离开吗？在我们的祖国面临危险的时刻？突然间她发现去机场的巴士要开车了，她帮助小汉内斯上了车。孩子们！我们是为了孩子们！为了让他们在和平和自由的地方长大……


    飞机飞得出奇的快。孩子们没法相信他们脚下已经是英国的土地。飞机刚刚起飞就降落了。


    一家人在伦敦待了三天，没怎么离开那个栖身的小公寓。埃伯哈特想约那位救了他的英国商人见面，但他不让埃伯哈特去他的办公室，甚至不愿意在餐馆见面，而是坚持自己独自来到他们寄宿的地方。


    他说：“老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事，咱们的交情不会变。一定要当心，在街上一定不要说德语。能早走一天就早走一天。”


    埃伯哈特牢记老朋友的忠告。9月1日，全家人上了去利物浦的港口联运火车。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战争爆发的那一天！


    车上挤满了士兵和水手。各大报纸的头条都用大号字报道战争的消息。很多人已经在肩膀上斜挎着一个看上去像午餐盒的小方盒子，但是里面装的却是防毒面具。很多建筑物的正面堆起了沙袋，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天空上布满了防空气球。


    人们都很安静。


    埃伯哈特警告他的家人：不许说一个德国字。孩子们不会说别的语言，埃伯哈特太太只会说很少几句英语，所以旅途中大家只好不讲话，只是在看周围发生了什么，听着周围的人讲话。埃伯哈特看得很清楚——英国人会决一死战。他们会狠狠地打，毫不犹豫。但是他们的决心并没有那种疯狂的爱国主义的成分，他们并没有让自己陷入对敌对国的盲目的仇恨。埃伯哈特甚至觉得他可以和家人说德语。一个穿着整洁的皇家海军制服的年轻人脾气很好，用友好和安静的眼神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并不针对所有的德国人，只针对那些把他们拖入战争的德国人。他们不得不变得毫不留情。这件事现在必须了结，一劳永逸地了结。用和平的方式已经尝试了足够长的时间，但没有结果。现在机会已经消失了，人人都知道，机会消失了。


    利物浦所有的酒店都人满为患。埃伯哈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两个女儿和妈妈挤在一张床上。小汉内斯经过长途旅行的劳累和被迫禁言，现在对刚刚经历过的和无法了解的一切感到特别兴奋。他躺在父亲身边说个不停。


    “他们会投炸弹吗？那咱们就得进地下室吧？船上有地下室吗？谁会投炸弹？是英国还是德国？英国人会对咱们开枪吗？美国也在打仗吗？”


    他根本不等父亲的回答，只是一股脑地讲述这几天看到和经历过的令人不解的事情，好像其他人没有和他一起看到似的。


    “我看到那么多水手……”他睁大着眼睛给他们讲，“但是他们不唱歌，也不敲鼓，我还以为他们都死了呢……”


    埃伯哈特轻轻地伸出手盖住儿子的眼睛。他的手那么大，把儿子的小脸都盖住了。孩子又念叨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翻了一个身，睡着了。


    孩子们觉得这艘船真大啊！比他们以前看到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大。


    小汉内斯念叨着：“它比房子还大，比城堡还大，比集中营的牢房还大。”但是分给埃伯哈特一家的两个房间非常小，而且互相隔得很远。第一天晚上小汉内斯就走丢了，他吓得号啕大哭，最后一个服务员把他领回了爸爸的房间。餐厅里有音乐和丰盛的食物。只要认识字，谁都可以在那个巨大的菜单上找到自己爱吃的东西。小汉内斯要了一大堆吃的，有点吃不动了。在他面前放着四种口味的冰激凌，他也已经学会了对侍者用英语说“谢谢”。


    在埃伯哈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后来知道他是个美国人。小汉内斯立即就告诉这个陌生人他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结果那个年轻人居然去过这个城市，就住在帝国饭店。他还在一个“贝尔街附近”的酒馆喝过一杯烈性酒。小汉内斯很高兴这个新发现。美国人对埃伯哈特说：“我还是觉得战争有可能避免。德国人并不希望打仗，这是我去年在那儿的时候得出的印象。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想要战争，那为什么会有战争呢？”


    那天晚上并不安宁，连孩子们都没有睡好。第二天似乎过得很漫长，因为似乎没有什么事会发生，而且那艘船好像在广阔无垠的大海上一直静止不动。


    女孩子们一直在客厅玩圆盘游戏，现在已经玩腻了。小汉内斯毫无缘由地哭着。孩子们七点钟就被送上床了。埃伯哈特太太在女儿们的床边坐了一会儿，而埃伯哈特走上甲板准备去抽支烟。他看到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倚着栏杆站着。他告诉埃伯哈特他刚从自己的小收音机里听到英国和法国已经对德国宣战了。


    “我猜到了。”埃伯哈特说。


    就在这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似乎整个轮船连同所有的乘客都在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中化作了无数碎片。几乎在爆炸的同时传来了伤者和陷入极度惊恐的人们的哭叫声。埃伯哈特和美国人被抛到甲板上。美国人被一根倒下的柱子砸中，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甲板的另一侧有很多身体在扭动，看上去像一只只受伤的野兽。其中一些人在艰难地爬行，另一些则静止不动地趴在他们跌倒的地方，已经了无生气。


    埃伯哈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还没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被第二次爆炸抛到吸烟室的窗子前。他的双手抓着吸烟室地板上的地毡，下半身动弹不得。一根穿过吸烟室窗户的柱子把他牢牢地压在底下。埃伯哈特心中默念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小汉内斯。接下来他用尽全力，居然挣脱了。


    第三次爆炸和前两次不同，似乎在上面什么地方。埃伯哈特冲下C层，像疯子一样穿过满地碎片、浓烟和尖叫着流着血的人们。


    小汉内斯没有受伤，正在他的床上号啕大哭。


    “爸爸！”他看到爸爸了，“我被打雷吓坏了。咱们被闪电击中了吗？”


    他念叨了无数次的“炸弹”真的落下来了，可是他却不能想象这么可怕的杀戮是出自人类的手。父亲一把从床上抱起孩子，给他裹上毯子和大衣，又从架子上抓了两件救生衣，然后冲出房间。


    通向船舱另一侧的通道已经关闭了，而埃伯哈特太太和女儿的房间就在另一侧。“也许只在这边有爆炸，也许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爆炸后她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埃伯哈特对小汉内斯说，但可能更多是对自己说。


    他冲向舱口的扶梯然后爬上甲板。这里的景象比几分钟之前更恐怖。但是，已经开始有了紧张但并不混乱的行动。救生船正在吊下，高级船员正在用清楚和冷静的声音发布着指令，妇女和儿童被集合在一起，被迫和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分开。埃伯哈特抱着还在哭泣着的孩子在甲板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大声叫着妻子和女儿们的名字。但是他的声音完全被其他人的叫喊淹没了。此时他注意到，最后一只救生船已经要往下吊了。吊车正在缓慢地降下船体，同时试图保持船体的平衡。船上的人拥挤地站立着。天快黑了，而黑暗更加剧了恐怖。埃伯哈特扫视着那些在最后一只救生船上的人。船上的女人多男人少，但他看不到自己的妻子。


    救生船已经满员了。这时船上的乘客中突然出现一阵骚乱。一位站在船舷靠近埃伯哈特一侧的老年妇女拼命地挥着手，大声重复着几句话。但是她所用的语言埃伯哈特听不懂。是俄语吗？还是捷克语？但他并没有觉得她要表达的意思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这位老妇人要从救生船上下来。一个留在甲板上的水手帮助她下来了，虽然这样做很危险。这位老妇人的脚刚一站到甲板上就朝着埃伯哈特冲过来，用力拉着他的袖子，表示他应该代替她上船。这时她指着小汉内斯，突然说出几句英语，听上去像是“小孩子——一定不能死——快——快！”在这一瞬间埃伯哈特犹豫不决，但那个老妇人愤怒地扯着他的袖子不放，像一个大街上强行索要的乞丐。此时救生船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埃伯哈特终于抱着孩子爬了上去。当船吊下去的时候，埃伯哈特回头看到老妇人靠着栏杆站着，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宽阔的脸上表情平静，如释重负。


    父亲的手臂最终失去了知觉，他只好把小汉内斯放下来。孩子蜷缩在他的脚下。周围的乘客尽管自己心烦意乱，但都小心地避免踩到他。埃伯哈特感到小汉内斯的胳膊抱着自己的膝盖。一股温暖和柔和的热流从他心底涌上来。


    浪涛汹涌，救生船不断地被抛到浪峰和谷底。一个水手被巨浪扫出船外，几分钟以后一个站在埃伯哈特身边的妇女又被一个浪头卷走。过了多少个小时了？黑夜似乎漫无尽头。绝望之下，救生船的乘客开始祈祷结局早点到来——任何结局。比起这无边无际的恐惧，人们甚至更愿意选择死亡。埃伯哈特不想死，脚下蜷缩着的孩子的温度制止了他对死亡的向往。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死了，他还能活下去吗？不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黑夜寒冷，他的头发着烧，面颊上流淌着咸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哭泣。


    当天开始发亮的时候，大海平静了一些。埃伯哈特陷入了一种介乎于清醒和梦幻之间的状态。当他向船外看时，他觉得自己在水里看到了人脸。那是他的妻子在朝他微笑。长长的褐色发辫衬托着她可爱的面庞。黛安娜和艾尔菲在她两边从浪里站起来。但是她们俩看上去比他昨天看到时小很多，身上穿着很多年前穿过的漂白的小衣服。接下来更换了场景，好像水中倒映出一座城市——他自己的城市，他能认出那些钟楼和带坡顶的房子。当然它们都是倒立的，那些钟楼和房子。它们不断地摇晃着，颤抖着，好像随时会坍塌和沉没。但那是因为波浪的关系，波浪搅乱了水中的倒影。倒影中的城市似乎一片漆黑，就连集市广场和骑士塑像都被遗弃在黑暗中。


    突然间人们骚动起来。埃伯哈特被惊醒，目光从水面上抬起。他周围的人们在惊呼，有的哭，有的笑。


    “看呢！看那光！”他们叫着，“那是一艘船！我们得救了！”这时他看到了一艘巨轮昏暗的轮廓，它正驶向他们。


    他脚下的小肉团还在沉睡。


    “小汉内斯，醒一醒！”他说着，抱起了儿子。


    小汉内斯揉着眼睛。


    “我们到了吗？”他问。


    “是，”父亲回答，“我们到了。”


    两百二十三名海难乘客和海员在1939年9月4日清晨被美国蒸汽机船“弗林特”号搭救。他们曾被装到救生船上，紧紧抓着漂浮的孤舟，与寒冷、疲惫和惊涛骇浪进行着无望的搏斗。在过去的八个小时中死神离他们如此之近，直到奇迹突然出现，生命重新向他们招手。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经历了地狱之后重回眼前的现实。


    埃伯哈特和他的儿子被领进船上的客厅，在那儿他们给小汉内斯准备了一张床。孩子在不断地发抖，父亲不知道他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昨夜的惊吓。很明显，孩子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被闪电击中后掉进了大海里，而现在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船上。


    “我们为什么不回自己的房间呢？”他呆呆地看着自己发抖的小身子，有些责怪地加了一句，“我在发抖。”


    父亲离开他想去找一点热茶。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妻子正坐在孩子的床边。黛安娜身上裹着一件大人的大衣，艾尔菲身上是一条褐色的毯子，两个人挨着站在沙发旁。埃伯哈特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壶热茶和一个杯子。他站在门口不敢挪动，生怕眼前的景象突然消失了。小汉内斯看到了爸爸，用他清亮的童音叫了起来。


    “我们都在这儿！”他伸出双手叫着，“我们又在一起啦！”


    埃伯哈特觉得手上端的盘子要掉下来了，觉得自己已经站不住了。他想双膝跪下，感谢他从未相信过的上帝。他安静地走向一张离小汉内斯的床不远的桌子，无言地放下托盘，又无言地向他妻子伸出了双臂。直到现在，当他把他的妻子抱在怀里，他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又在一起了。”他说道。


    * * *


    [1]1932年5月任奥地利总理，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1934年7月被奥地利纳粹分子绑架并杀害。


    [2]今天的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及周边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条约》该地区建立了独立于德国的自由市，受国际联盟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天纳粹德国收复了但泽。


    [3]指但泽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