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里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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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柳泽淇园的《独寝》可以看出，他是把游里纯粹作为游玩的地方，至于嫖妓是否对自己的妻子或者相当于妻子的女性造成“信义”上的破坏，则是完全不考虑的。对于“一贫如洗、卖子求生”的家庭可否将自己的子女卖到妓院，对于他来说似乎也不成问题。卖淫所造成的严重的伦理上、人道上、社会上的问题，像他那样的聪明人竟然没有意识到，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在纳妾是男人公然的权利的时代，在那个贫富贵贱取决于个人的出身家庭、而不将其作为社会问题来看待的时代，这些自然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这种所谓自由为什么具有某种积极的文化创造的意味呢？柳泽淇园等人的冶游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文化生产”的价值，并且在其天赋的人格中赋予了一种教养和风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至于今天我们是否也能按照柳泽淇园那样的方式去生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柳泽淇园之后不久，游里特别是像吉原街上那样的游里，就已经不再是男人显示其教养的地方了，游里文化的基础本来就是不自然的，过了享保年间，游里的崩溃迹象就渐渐显示出来了。正如污泥中的莲花，当它的根部的养分开始缺乏的时候，那种蛊惑性的、幻影般的丰丽就不能持久保持了。在极乐世界的背后，地狱的大门渐渐地显出了轮廓。


    享保年间，游女的生活工作环境还好，但许多游女已经不愿待在里边了（参见《独寝》上卷之五）。然而对游里而言，越是其内部缺乏生气与活力，就越要在表面上制造繁荣气氛。越是在表面上装潢门面，借钱负债就越是增加。随着负债的增加，他们的显摆与铺张的余地就越小，游里的生活就越来越痛苦了。在这种情况下，游里就成了俗话说的“苦界”，游女就像笼中的鸟儿那样渴望外面的自由，急欲挣脱出来。


    随着游里的海市蜃楼般的诱惑力逐渐减少，游里内和游里外判若两个世界的魔法似的感觉效果就丧失了。被囚禁在游里内的小鸟，渴望着飞出去变成普通女子，而那些好色的町人老板和“意气”[1]的小伙子，就想拯救她们，并向她们求爱。于是，“情死”和“逃走”便成为江户时代后期游里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关键词。当然，情死在任何时代都有发生，但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其时的数量频率在逐渐增加，其性质也有了变化。在大阪地区，近松写作的“情死剧”主要是在元禄年间之后到宝永、正德、享保时代[2]。而且，虽然同样是情死，享保年间之前的情死文艺，不像后期的那样带有丰后节[3]特有的颓废、忧伤和绝望。总之，无论是在大阪地区还是江户，前期的游里的关键词是“大财主”，而后期的关键词却变成了“情死”和“逃走”。由此，我们对江户时代游里这朵地狱之花如何由灿烂到衰败，就会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了。文化、文政年间的短暂的繁荣只不过是过了季节的花朵。在那个时候，已经迎来了所谓“艺者”[4]这一秋季的花朵绚烂绽放的时节。


    我对江户时代游里崩溃的过程大体上持有以上的理解。对这个过程做具体的研究描述，是我力所不及的，我想指出的，这个变化开始出现的时候对人们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宝历、明和、安永年间[5]的随笔作品对此作了清楚的反映。特别是三味线演奏家原盛和，在宝历十三年六十七</a>岁时写的《北里剧场邻之疝气》，是记述那个过渡时代的珍贵文献。虽然对这本是由老人发着牢骚写成的书，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有所分析和鉴别，但他作为一个目击者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则是可信的。


    原盛和是元禄十年出生的，因而他二十岁的时候应该是享保元年，三十岁的时候应该是享保十一年。正如《我衣》的著者所言，元禄时期游客的做法是：别人花一百，我花一千；而到了享保以后，别人花十块，我花五块。尽管这种情况已经普遍存在了，但毕竟还有纪文奈良茂那样的富豪，还有第九代高尾和玉菊等名妓在那个时期度过了青年和壮年时代。吉原的品位和规格在人们心里仍有记忆。但是，在那位时年六十七岁的老人眼里所见到的，却已经是丧失了生气的、衰微的、靠注射樟脑酊剂维生的吉原。


    享保末年的短暂的起色姑且不论，直到今天作为吉原重要节日的夜樱节和灯笼节就是那个时候兴起或恢复起来的，但是吉原的衰微靠这个是不能挽回的。要是在从前，“五节日及纹日[6]不用说，平日从大门口到水道两侧的茶屋里，很少不是客人满堂、女郎侍奉左右的。扬屋街[7]在扬屋女郎来回的道中，两层的茶屋中都有女郎陪酒，真是热闹非凡。现在固然也有五节日、纹日，但街上的客人和女郎都很稀少了”。而且这时候的女郎，也都没有了格调和品位，而是浓妆艳抹以吸引客人眼球，这一点也是“靠注射樟脑酊剂维生”的一种表现。


    “女郎从前是涂抹以红粉白粉为下品，扬屋女郎哪怕是淡妆，虽说属于扬屋风格，但也仍然被视为低俗。发型是兵库结[8]，用一把简单的梳子拢起来，脚穿隐藏脚指头的草鞋，是有别于良家女子的那种漂亮。而如今女郎的发型则是由发油固定，头插两三把木屐齿似的梳子，头簪也是五颜六色地插着七八支，在节日聚会上看上去，与弁庆[9]的人形[10]差不多，天气晴朗的时候穿着木屐，仿佛是助六。不明白扬屋女郎应有自己的打扮，看上去却像是舞女，穿着小袖和服，像夜鹰在白天现身。……根津品川地方的游里地方宽敞，人也朴实，但这里却总体上品格低下、寒碜、下贱，似乎是把阴羽町和品川的坏的方面合为一处了。”即便像这样刻意打扮，甚至头插“花八九两甚至二十两”买来的一把梳子，但是效果仍然不佳。假如没有出手阔绰的客人，实际上情况就很窘迫。于是，“无论是讨厌的大佬、粗野的武士贵人，还是街上的小老板，都不再光顾，也不再谈论这里了”。过去全盛期的女郎被花大价钱应邀参加子待、巳待、庚待[11]之类的活动，呈现无限的风光，如今这种事再也没有了，许多女郎们只能在游里内表演杂耍的地方、卖面条的地摊上买零食吃。在这种情况下，客人们也认为，“嫖妓还是以价钱便宜为第一，不去大地方玩了，就去小游里吧”，这和热衷于琢磨玩法的原盛和的年轻时代很不一样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吉原妓院区脱离了世间的需求，只是这种需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作为“性欲美化的道场”的性质丧失了，而蜕化为仅仅是性欲满足的场所。


    根据《嬉游笑览》一书记载，享保五年有“散茶女郎”近两千人，天明六年游女及见习雏妓总共二千二百七十人，享和初年三千三百一十七人，文政八年三千六百人（那时男性艺妓二十人，女性艺妓一百六十人）。当时江户城人口增加的比例不得而知，但从绝对数上看，越到后来游女的数量越增加了。然而街上的客人少了，茶屋萧条了，富豪少了，游女日子不好过了。为了迎合多数人的趣味，趣味就必然低下，而且多数嫖客都去私娼集中的地方，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遏止的。百年来的传统一朝中断了，明和、安永以后直到庆应年间，不仅是江户人最感到自豪的“江户儿”是如此，地方人士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这样，游里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的势力就必然走向死灭。而留下的，只有对美好的过去的回忆，对没落现实的惋叹，还有那些表现在卖身的苦海中挣扎、为追求真诚爱情而呼唤的绝望的、充满忧愁的歌舞戏曲。然而，随着母体的衰弱，附着在母体上的哀诉之声也逐渐消失了。流传到后世的，不过都是一些便于保存的形骸。于是，我们对于游里的考察，也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至于从以前的舞女发展演变而来的艺妓，在宝历年间以后开始盛行，对此不遑作详细考察了。我只想指出，作为私娼的艺妓在妓院街上蔓延开来，竟然威胁到妓女的生意。这一点我们从宽政七年的《新吉原町定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想象，其中有云：“茶屋为吸引客人，招来许多艺妓，其中有与客人陪宿者，固有种种情形，但陪宿超过了经营许可范围，致使客人不能到游里过夜，妨碍游里经营……”可见，艺妓在吉原街上已经很猖獗了，达到了“妨碍游里经营”的程度。对于官府而言，采取措施遏制此种情况，保护吉原街的经营，是理所当然的。吉原的艺妓作为游里的附属产物，是非卖身的“艺者”，可以说是在最肮脏的场所中的一群干净的游动艺人，这种传统直到今天仍保持着。然而仅仅是吉原街区里面的艺妓是这样的，至于街区以外的新出现的艺妓，无论是官府还是吉原街都没有办法加以有效控制。作为宴会的陪同者，或者是作为私娼，无论如何都是为了满足“游者”的需要而产生的，于是作为一种女性职业的艺妓便在妓院区之外繁荣起来。它的繁荣是与私娼的兴盛和吉原的衰微相伴随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发展演变的结果。


    我们需要看到，艺妓的兴盛是与吉原街内部组织上的根本缺陷密切相关。由组织结构上的矛盾而产生的内部破绽，导致了自我灭亡和新的衍生物的产生，于是，吉原街上的公娼制度也有了自己的“Dialektik”[12]。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关于艺妓本身的发展演变，已经有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如三田村鸢鱼先生的《江户艺妓研究》（载《中央公论》大正十五年五月号）。像我这种外行人也就不必再多说了。


    那么，江户时代游廓组织结构上的根本矛盾是什么呢？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就是要女奴隶扮演色界女王。作为色界女王而加以培养的人，结果却必须担当女奴隶的功能。为了掩盖这个矛盾，买卖双方都要在这个根本事实之上加以形形色色的美丽装饰，并以此蛊惑人心，这的确是游廓经营者的高明招数。因为太夫有品格、有技艺、有色道的训练，因而嫖太夫就使人感觉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行为。太夫的矜持和傲气，使她有自由不接待她所不喜欢的客人，这就让太夫自身感到了自己的尊严，让受到太夫青睐的客人也觉得光荣和满足。然而在这里是不能达到爱恋的最终目的的。一些喜爱危险游戏的嫖客，最终的目标就是以自己的热诚之心抓住太夫的心。而面对这种为最终目标付出的热诚之心，太夫们就会对他说：自己身为“接客者”，不能不侍奉许多男人，而且自己身边还有许多竞争者。这样的话反而更加激发了嫖客的热情。


    然而，当游女真正对某位嫖客动了真情的时候，她的女奴隶的身份就使得她不堪其重了。即便有多年的训练，也深知如何把握心诚的限度，但“接客者”的身份本身对她来说是不可摆脱的苦痛。在这个意义上，游廓与恋爱是矛盾的。在江户那样男女的纯洁接触并不自由的时代，男女在游廓中发生恋爱却是很常见的。但是要实现恋爱，就必须逃出游廓才有可能。毕竟游廓是从兴味到恋爱之间的一片原野，人一旦进入了这片原野，就必然会受到魔法般的美的诱惑。然而当这个魔法没有足够的财力做保护的时候，当没有这种保护只能依靠零头碎脑的钱来支撑的时候，就必然会削弱其吸引力。当品格、教养、矜持、傲气都黯然失色时，当感到游廓中开始丧失生气时，女奴隶与狎客赤裸裸的关系，以及游廓的地狱本相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不过，在江户时代，游廓是恋爱发生的场所，这一功能一直没有丧失。在那里发生感情的人，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是不幸的。因而，在游廓中发生的恋爱自然都充满着悲伤、绝望、忧愁，这是对游廓“行规”的逆反，是游廓自灭的征兆，也是吉原街在精神上的堕落。从人道的立场上看，也可以说是从被诱拐的人的灵魂，向着本来的自然灵魂回归的一个过程。人，特别是有诚实之心的人，已经对游廓的游戏不堪忍受了。


    在这个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艺妓这一阶层，都以小女孩，特别是以处女的身份登场了。当时那些“在游玩中踏出恋路”的、精通色道的“通人”，离开了越来越赤裸裸地流于色情买卖的游女，离开了充满征服的自由与失败的危险的游廓，离开了山寨化的华丽，而转向了周围那些似乎很合乎自己趣味的私娼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里比吉原街更隐蔽，那里更适合做恋爱的游戏，那里有着合意的房子和可口的饭菜。不知道那些以性欲满足为唯一目的的人是怎么想的，反正大趋势就是那些玩家都逐渐远离了吉原街。


    如此说来，吉原街就只有什么都不留下而走向消亡吗？不！它留下的是“游”的精神。而新的艺妓阶层则是继承了这种精神的“吉原之子”。


    注释


    [1] 意气的：原文“意気な”，意为风流、潇洒、仗义的。


    [2] 宝永、正德、享保时代：1704—1736年间。


    [3] 丰后节：江户时代净琉璃曲调的一种。


    [4] 艺者：艺妓。


    [5] 宝历、明和、安永年间：1751—1781年间。


    [6] 纹日：妓院中每月初日和十五例定举行的活动。


    [7] 扬屋街：江户时代的高级妓馆区。“扬屋”又作“举屋”，是倾城、天神等高级游女的住处及接客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游女又叫作“扬屋女郎”，也用来指代该场所的老鸨、管家。


    [8] 兵库结：又称“兵库髻”，女性的一种发型，将头发拢到头顶后部并隆起。


    [9] 弁庆：镰仓初期的僧人，又名鬼若丸，曾保护落难的源义经，后战死。其事迹在后来的文艺作品中多有表现。


    [10] 人形：用于观赏和表演的人偶、木偶。


    [11] 子待、巳待、庚待：当时带有宗教民俗性质的节日。


    [12] Dialektik：德文，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