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18世纪的英国——怀特菲尔德——斯威夫特——斯泰恩——约翰逊——休谟


    在今天这一讲中，我们将看一看18世纪的英国，这个世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此，19世纪的我们会非常感兴趣。


    在上一讲中，我们看到1800年来形成的信仰体系里面，有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看到那个时期所形成的人类思想的伟大里程碑最后崩塌，化为自杀性的毁灭。我们看到一个杰出的民族毁灭了：在伟大的时间种子田里，颗粒无收。因而歌德说得好：“我的遗产，一无所有！时间，一无所有！”因为人类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像把种子撒进田地里，它在那儿不断地生长。但法国人什么也没有播种，不仅如此，伏尔泰还把火扔进了干燥的树叶里，引起的燃烧我们会慢慢注意到。关于伏尔泰我们只能简略地说一说。他是一个内心快活的人，非常敏锐，表现出最辉煌的天才，但缺乏深度；他涉及的问题多且广，但在重大事情上，除了令其溃烂、毁灭之外，没有其他作为。人们曾一度认为人类陷入了怀疑论，我们可以想见其他所有思想领域必定会变成同样贫瘠的沙漠，比如说政治。在法国，也出现了马布利 注2 、孟德斯鸠和其他众多持怀疑论的作家，最后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集中体现出来。他们认为智慧的最大用处不是用来观察自然的外部特征，不是特定情形所要求的爱或恨，而是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并解释它、论证它。在英国以及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如此。


    法国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两个特征是形式主义和怀疑论，这两个特征成为那个世纪所有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法国文学在所有国家都扎了根，迄今为止最肤浅的事情之一是它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东西，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信息。但另一方面，它最讲求逻辑的精确性，遵循已有的规则，精心筹划，这一点渗入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在德国，法国文学有一个时期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几乎占据了公众的思想。在英国、在西班牙也同样如此。在西班牙，波旁王朝把法国文学介绍进来，塞万提斯的优秀作品被法国文学挤占了，此后再也没有重现其过去的辉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人们怀疑任何一个特殊的信条，而是因为社会变得完全不可信赖，宗教信仰完全变成了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因此，对任何一个观察者来说，宗教信仰是否在地球上存在都尚有疑问。人们看到欺骗盛行，看到周围的真理被践踏得粉碎，看到骗子在他的办公室里上班，而且看到骗子干得比其他人还要好。直到最后人们也赞同这种新的秩序，自己也加入这种可悲的安排，热衷于追逐名利，除了信仰一些人们通常信仰的金钱自有金钱的价值以及享受就是快乐之外，没有其他的信仰。如果可能，为那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悲哀吧，因为他们不管做什么，总是期待回报！看到这些很令人难过。这样的时代特别令人痛苦——它是一个国家的隆冬季节。如果没有春天来临，那么为这个国家悲泣吧！所有的人都会为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而痛苦。


    在英国，这种有害的精神不像在法国那样深，这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英国人在本性上比法国人要温和、深沉得多，任何时候都不像法国人那样容易被吸引，不管是被怀疑论还是被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度，它与法国截然不同，是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一个英国人可以调和他的意见，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们发现许多英国人只相信自己对世界上各种大事的调查研究，尽管不能把彻底的怀疑论这块黑色的领域完全置于身外，他们仍然全心全意地、勇敢地做许多事情。与此相反，在法国，一切事情都处在一种极度糟糕的状态，很多事情都要依赖耶稣基督。无论如何，18世纪——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争论的世纪，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信仰，但它是一个矛盾的世纪，除了争论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论争，特别是关于萨谢弗雷尔博士的 注3 论争。所有的东西都要接受同一个标准的检验，从对萨克威瑞尔博士的论争，到整个形而上学，再到摩西的神圣使命，从休谟、培利 注4 ，一直到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所撰写的有关奇迹以及类似问题的文章。尼克尔斯的《18世纪的掌故》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描述了这一论争状态的有趣画面，其中十分之九的掌故是关于教会和教会问题的，好像人的智慧除了用于辩论便没有别的用武之地了。现在，虽然我对逻辑表示我最大的敬意，但我要斗胆说，像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这些重大问题，如果只能用逻辑来表达的话，实际上和失去意义一个样。我要你们记住歌德说过的话：“最重要的东西是表达不出来的。”神圣的事物中总是蕴藏着最深的秘密，庞培 注5 在耶路撒冷神殿里寻找有什么秘密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在古埃及的塞伊斯(Sa?s)，有一尊蒙着面纱的雕像，但那也不是让人看的。一个没有秘密的人也被看作没有理解世界上最伟大、最出色的东西的能力。我十分赞赏写在瑞士人花园上的那句箴言：“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在话语尽情地表达过之后，沉默便囊括了所有话语忘记表达或不能表达的东西。说话有时间性，是现时的；沉默是永恒的，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沉默的，当用逻辑对它们进行辩论时，它们实际上等于失去了意义。语言根本不可能证明信仰或道德，因为如果我们想一想，逻辑意味着什么呢？它好像是在强调人们要信仰一个东西，但那样做实际上不可能带来这种强制性。把所有的事物都放在逻辑面前看一看，我发现只有一件事情要完全依靠逻辑，那就是欧几里得的原理。在其他方面，准确地说，逻辑只能向别人详细说明你信仰的是什么。你这样做了之后，一个有你这样心理的人，看到你的信仰，可能也会像你一样去信仰。但在数学上，一切东西都是按照某种简单的、权威性的名称来称呼的，那就是它的最终情形，就像二加二等于四、半圆的角是直角一样。但人们对称谓词的含义也有不同看法，这要视情形而定。比如，我们拿美德就是实用为例。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对美德和实用有不同的界定，让他们陈述</a>自己的信仰，但不要试图用狭隘的逻辑来限制对美德和实用的界定。尽管以前学过逻辑，但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完整的三段论，没有看到过一个排列正常的三段论，不过我能看出它会推导出一个无知、可悲的谬误。


    不管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多么不完美，它的精神却是最伟大的。英国做了几件大事，建了几座大型城镇，像伯明翰、利物浦，建造了庞大的工厂、造船厂。英国至少有真诚存在，比如，发明了珍妮纺织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是个真诚的人，瓦特在发明方面也很真诚，但法国不是这样。这一时期真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我们称为卫理公会的教派。表面上看，它只是汇集了一些空洞的教规，刚开始时几乎没有带给人什么启发，因为它存在于普通大众愚钝的心中。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怀特菲尔德，他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在把自己的天才付诸行动之前，和周围那股否定性的力量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斗争。他所有的逻辑和他心中的火焰比起来微不足道，自彼得隐士以来无人能比。他先是到了布里斯托尔，向附近的煤矿工人讲道，他们还都是些异教徒，他坚持向他们传教，直到他看到，像他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黑皮肤的脸上闪烁着白色的泪花”。他又来到苏格兰，在那儿募捐，用以皈化异教徒。想一想苏格兰人那种艰苦、节俭、冷冰冰的性格，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他到格拉斯哥传教，讲到印度人和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还不愿意捐款捐物去救助这个可怜的民族吗？他点燃了这个冷淡民族的火焰，结果，身上没有带多少钱的人跑回家去取，甚至抱来了毯子、农具、火腿，等等，在教堂里堆起一座小山！这是证明这项工作是好还是坏的极好例子。休谟听说了怀特菲尔德在卡尔顿山上的事，没有比这更能打动他的了。


    看一看这一时期的文学，我们发现很少有蒸汽机时代的那种精神。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德莱顿了，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的灵魂和他要写的东西不再相一致，他只关心自己在宫廷的影响，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法国的戏剧作为自己创作的范本。他变成了一个只注重作品形式的人，而不去安静地、默默地描述他内心的东西。但我们不应因此而责备德莱顿，是贫穷导致他这样做的，而非他愿意如此。德莱顿最后变成了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从他翻译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比如他翻译的《埃涅阿斯纪》，里面有许多优美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东西。


    在安妮女王时期，在那个最丢脸的家族——查理家族去世之后，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怀疑。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是安妮女王时期的特征，但在这一切之中，令人惊奇的是出现了许多美好的征兆，说出了很多真理。艾狄生只是一个外行的布道者，完全拘泥于形式，但他确实说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真理，是一个拘泥于形式的人做出不朽之事的范例。斯梯尔更加纯真无邪，但他只是艾狄生的追随者，过分地遵从艾狄生，而人们只会给艾狄生投上冷冷的一票。


    我认为那一时期最伟大的人物是乔纳森·斯威夫特，主持牧师斯威夫特。他虽从小营养不够，但身体非常强壮，有一颗真正的撒克逊人的心，对宗教不无尊敬，虽然在某些情形下宗教没有唤醒他。由于刚开始进入教会时他并不是非常愿意，所以他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使命，但看到他自己安排的一些宗教活动，你会感到很惊奇。有人看到他有一天以一种秘密的方式给他的仆人讲道，而且每天早晨一次，因为他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摆脱陈词滥调。但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心中没有上帝，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混乱、虚伪的世界上，这一点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他以言辞刻薄著称，身体和灵魂中都有敏感尖锐的神经。因为他经常生病，同时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愤慨，于是，他拿起最适合于他的武器——讽刺，并把它提到史诗的高度。他的冷嘲热讽中有一种伟大而又令人畏惧的东西，因为他的讽刺不只是追求效果，也不旨在蔑视，他对所嘲讽的事物常常怀有一丝同情。有时候，要他不带同情，不带着一种爱去嘲笑任何事物，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爱同塞万提斯对美德的普遍赞颂是一样的。斯威夫特的行为中有许多悲哀的、悲剧性的东西，应该受到责备，但我不能赞同这种看法：认为他是在残酷地、无情地胡闹。在许多情形下，他从本质上显示出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对同胞充满同情。例如，我们看到他在附近为贫穷的爱尔兰人设立了银行，当他们来借钱时</a>，他只要求他们能守信用。“把握住自己的机会，”他会说，“如果你没有把握住你告诉我的机会，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他会对他们说：“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握住机会，如果你不能守信用，你还能适合干什么呢？”这些都证明他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但对别人的缺点一点也没有耐心。不过我们当中没有人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和不幸，他被置于野心、混乱和不满的境况之中，最后陷入宿命论，患疯狂病而死。斯威夫特死得非常凄惨，他知道自己快要疯了，在死前的一刻，他看到一棵树的树梢枯萎了，说道：“就像那棵树一样，我也要从顶部死去了。”约翰逊认为斯威夫特是一个胡说乱写的人，给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了一个典型，一个严厉的教训。 注6


    另一个拥有同样思维而且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人是劳伦斯·斯泰恩，他身上也有一种在表面的恶中挣扎的伟大的善。虽然他严重地失职，但我们还是要敬佩他身上那种亲切、充满爱的愉快品质。他也是我们伟大母亲的儿子，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拘泥于僵硬的公式、依附于形式而不接触现实。虽然人们对他有很多微词，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博大的爱。因此关于他，就像我们对从良的妓女所说的：“多多宽恕他，因为他爱过很多。”毕竟，他是一个单纯的人。


    我对于蒲伯没什么要说的，争论他是否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没有多大用处，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古往今来最好的人之一，用英雄双韵体——押韵的英雄双韵体，写出了很多含义深刻的诗句。


    给18世纪的一切烙上最深刻印记的两个人，毫无疑问是塞缪尔·约翰逊和大卫·休谟。他们两人是影响时代的两座高峰，相反的两极——一个推翻了伟大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另一个则是极为出色的、严肃的、伟大的保守派人物。


    从某些方面来说，塞缪尔·约翰逊在欧洲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在那个年代，欧洲没有像他那样的人。例如，法国的保皇派只是一些因其愚蠢和各种各样的不诚实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


    约翰逊是一个胸襟博大的人，非常诚实、正直。不管我们对他持有多么不同的意见，在这儿都不重要，人们一定会视他为所有诚实之人的兄弟。任何一个在伪善的包围中坚持这一真理的人，都会感到“生活中还是有真理存在的”。而且，他是坚持那一真理之人，在来世的海洋中，当所有的船舶都失事时，他仍会坚持这一真理。如果不坚持这一真理，他的一切就都完了，约翰逊知道这一点，并且遵照它来行动。几乎没有人像约翰逊那样曾经影响现存秩序，他在英国掀起了一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运动，人们一般称之为皮特运动(Pittism)，说它是最诚实之士内心的需要。约翰逊的生活极为凄惨，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在早年的生活中遭受过那么多的磨难，甚至斯威夫特也没有遭受过如此多的苦难。他是个“极富忍耐精神的人！”约翰逊的体质非常差，总是生病并且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在牛津大学</a>公费读书的时候，他穷到没有鞋穿，常常赤脚走在街上的烂泥中。一位有仁慈之心的人看到他打赤脚，把一双鞋放在他的门口，但这激怒了约翰逊，因为这表示他穷得买不起鞋。他把鞋扔到窗外，而不是穿在脚上。然后，他就一次又一次地生病。周围的人认为他一定疯了，最好送进疯人院。


    离开牛津之后，他想当一名教师，但没能成功，之后他到伦敦碰运气。在伦敦，他一天只有四个便士维持生计，有时没有住处，只好睡在货物堆里、楼梯上，有时住在地下室里。他是我眼中最伟大的英雄，因为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幸，他始终没有倒下，像狮子抖掉身上的露水一样，他把不幸从身上抖开！他一点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伟人，他只是尽力不被饿死！虽然一想到如此伟大的一个人竟遭遇这么多的苦难不免令人难过，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苦难激发了他的进取心，最后他确实找到了要做的事情。他的目标不是四处寻找、研究事物的原因，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需要知道的事情并不多，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做些什么！


    在18世纪，再也没有比塞缪尔·约翰逊更乐观的人了，他忠实于那个时代，他有信仰而且坚持信仰，是一个真正有灵气的人。约翰逊有幸遇到一位能欣赏他的人——鲍斯韦尔。任何人都会喜欢可怜的鲍斯韦尔，他讲述了他对约翰逊的尊敬以及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看一看，一个是平民出身的不同凡响之人，另一个是自负的苏格兰人，满口我们国家的绅士之类的荒谬自负的鲍斯韦尔，竟然把约翰逊这个伟大、头发蓬乱、不修边幅的教师所说的话和他的奇闻逸事记录下来，并以崇敬之心珍惜它们。而且，鲍斯韦尔把这些东西加以整理，写成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书——《约翰逊传》，在他去世之后还产生着影响。《约翰逊传》是一部史诗性的著作，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位居英国传记文学之首。


    但我们现在必须来看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就是休谟。休谟和约翰逊同一年出生，但两人很少有相似之处。休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有着和约翰逊同样大的名气，同样的真诚，但感觉远不如约翰逊那样睿智。他不像约翰逊那样忠于自己的信仰，但他有着同样崇高的坚定，有着在沉默中爆发的力量，并在他那坎坷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他不应该去经商，因为那和他作为绅士之子的出身不协调。然而，他的父母希望他通过某种方式挣到钱，他们要他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最后把他送到布里斯托尔去做商人。但在商海沉浮了两三年之后，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且非常渴望用所学的知识去谋生，于是他弃商从文。


    他竭力想在爱丁堡大学当教授，但他们不接纳他，于是他在布列塔尼 注7 的一个名叫弗赖施的小镇居住下来，年收入只有60英镑。在那儿，他开始写书，不久就变得很有名气。他一生中没有得到任何有钱人的资助，虽然后来他引起某个阶层人士的关注。一些富人最后确实眷顾他，但他在世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他的主要作品《英国史》没有读者，他像一个有高度自制力的人，像一个英雄，像一个沉默的人那样，忍受了这一切，然后平静地继续做下一件事情。我听到一些对休谟印象深刻的老年人谈起他在考验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伟大的幽默感，幽默在他身上是一种沉默的力量，这一点与约翰逊极为不同，约翰逊的粗犷和他的英雄行为相得益彰。至于休谟的有条不紊，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他总是知道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虽然从本性上看他不易动感情，但在他的《英国史》中，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不时达到史诗的高度。例如，他对英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描述就像用蜡笔勾画出来的一样，人们在那儿看到他博大的心胸，而且充满了和谐。说到他的怀疑论观点，那是非常超验的，从头到尾都是超验的。他从研究洛克的论文开始。像当时通常的看法一样，他认为逻辑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从这一点开始，他不断深入，最后把他的结论展示给大家，即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信的或是能论证的，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是存在的。他坐在那儿，头脑中思考着各种事情，任何人对他来说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现在看来应该公开这种观点，因为如果那就是怀疑论的全部，让它广为人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休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而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怀疑论到底是什么，然后会放弃那种在头脑中编织逻辑之网的无用之举——没有人会再继续编织它们了。


    休谟也是我们已有的三位历史学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因为他写的历史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休谟比罗伯逊或吉本表现出更多的洞察力。罗伯逊就像约翰逊认为的那样，实际上是一个肤浅之人。在和鲍斯韦尔谈到他时，我们看到约翰逊总是反对罗伯逊。但罗伯逊有很强的架构能力，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一个故事如何开始，如何结束，这是他最伟大的品质。另外，他还有一种温和、圆滑的性格。总的来看，他只是一个政客，坦诚接受对他们三个人的共同指责，这种指责说他们三人都缺乏信仰。对罗伯逊的攻击更甚，说他是《圣经·新约》的牧师，讲道或者假装讲道。罗伯逊一定没有什么道德动机，例如，在描述诺克斯时，他所能探知的动机只是悲惨的饥饿、抢劫的嗜好和金钱的影响，而这也是休谟的观点。吉本的观点也同样出名，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令人不齿的方式出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比罗伯逊伟大，但比不上休谟。他极尽夸夸其谈、大吹大擂之能事，对于罗马帝国衰落及衰亡的描述，没有人比他更冗长，但对于这些现象，他没能找出深刻的原因，只是说是由于罗马人的病态神经以及各种各样卑劣的动机导致的。


    因此，那时的世界似乎是欺骗盛行，一团混乱，崇高之士只能鄙视它、嘲讽它。


    下个星期五（不是星期一），我们将继续这次的讨论，并评论一下怀疑论的衰落和它的终结，感谢上帝，怀疑论在历史上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