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扩张和反动

    战争刺激了各国的领土野心，这使得革命的法国与旧制度的欧洲之间的斗争本质变得模糊不清。当时的人清醒地意识到，这首先是一场社会冲突，即以贵族为一方同取得第三等级特别是得到农民支持的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冲突。这也是一场政治冲突，因为国王的专制主义受到了威胁，国王在保护贵族的同时，有同贵族一起灭亡的危险。最后，这还是一场思想斗争，革命的敌人把革命视为理性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的大逆不道的批判揭示了世界的奥秘，并使支持旧秩序的传统观念陷于破产。如果说君主之间的战争仅仅为了扩展版图，那将是错误的。利己主义固然破坏了君主间的联盟，但他们对伯克鼓吹的以及马莱·杜潘和弗里德里希·根茨等御用文人不断推崇的十字军征讨也并非无动于衷。何况，如有必要，贵族也会提醒他们，这是一场保卫社会和文明的“意识形态”战争。皮特和格伦维尔声称，只是在恢复欧洲均势和维护英国利益的条件下，他们才能接受和谈；但他们从不放过机会大骂革命把法国搞得疮痍满目，并要求对方恢复社会等级制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和复辟君主制。“神圣同盟”是反法同盟的指导思想，正如它将是反拿破仑同盟的指导思想一样。


    一、革命扩张


    旧制度在比利时和列日已不再存在，这两个地区已并入法国版图，被划成行省，并推行共和国的全部法律。莱茵地区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莱茵河左岸的割让问题还悬而未决，行政改组刚刚开始，但那里的贵族已经被消灭。在依靠法国军队的保护新建立起来的巴达维亚和海尔维第共和国，革新正在进行之中。在西萨尔平，革新曾取得很大进展，但奥军和俄军在夺回意大利后，破坏了革新的成果；同时，他们还在利果里亚、罗马和那不勒斯制止了革新的进行。


    然而，革命只是通过武力征服，付出巨大代价和经历艰苦曲折才得以扩展自己的影响。在法军占领的地区，革命唤起的同情被战争带来的破坏、占领的负担以及文武官员的横行不法所损害。在其他各国，事态的发展使一般居民深感恐惧，使新秩序的拥护者不免痛心和失望。并非所有人都否定革命的原则。德国的康德和费希特仍坚定不移；在英国，集合在福克斯周围的辉格党始终为革命原则辩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保持沉默或承认自己的失望，甚至投靠敌对阵营。何况，当时很少有人相信能够不要国王，人们把共和国看作是昙花一现的怪物。革命的平民性质以及对权利平等的解释莫不令人愤慨；民主一词在其他各国比在法国更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慌。革命尤其成为寡头统治借以进行恐吓的稻草人，这在英国和美国特别突出，因为那里的立宪制已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推行了和平的改革。华盛顿和联邦派以这个理由反对杰弗逊和共和派，同样，热内的活动在平民中也并非毫无反响。大陆各国的情况自然更不在话下。


    督政府的成立及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成功使新法国的拥护者增强了信心。共和三年的宪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法军的接连胜利和辉煌战果证明，一个国家在破除君主制以后，未必就会垮台。兼并地区的资产者和开明贵族同督政府携手合作，接受归化；附庸国的资产者和开明贵族则创建与共和国类似的制度。


    革命虽然在恢复声望，但我们不能把自由思想的传播完全归功于它。英国的影响并未减少；1789年原则的许多信奉者仍持亲英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实行的民主比较缓和，不那么使人感到害怕。贵族和官吏历来对英国十分向往，贵族认为那里仍是贵族统治，官吏把英国当作革新经济的楷模。美国的榜样也令人神往；拉丁美洲的白人后裔同时吸取美国和法国的经验。最后，推动舆论转变的主要因素还是战争的进行及其后果，革命的思想渗透有时当然也起作用，但不能说它起主要作用，尽管推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把一切都归罪于它。


    在普鲁士，巴塞尔协定助长了启蒙思想家中与法国和解的倾向：例如，里埃姆牧师曾毫不隐讳地提出过这种主张。在军官中，甚至在宫廷里，这种意见也相当强烈，不过以维护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而已。督政府在1796年曾希望南德意志的骚动继续发展，因为入侵的前景正使不满情绪日渐加剧；巴伐利亚贵族和符腾堡三级会议始终反对入侵法国，但他们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特权。汉堡仍是法兰西影响的中心，既然政府不让商人从军需供应中谋得利益，商人也就对继续战争公开表现出不满。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平请愿运动在英国正日益高涨：厄斯金于1797年1月发表的《简论当前对法战争的起因和后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税收加重，经济困难，特别是饥馑，造成了人心不稳：本书在前面曾经谈到179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暴动以及1795年秋季伦敦出现的严重骚动，伦敦骚动对皮特决定和谈有一定的影响。当形势在1797年变得对英国极端危急时，皮特强迫英国作出的努力确实非同等闲；鉴于自己越来越不得人心，为谨慎起见，皮特再次把马姆兹伯里派往法国。


    同大陆的情形相反，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影响只能导致民主；英国政府的反应因而与其他各国不同，它担心手工业者的不满以及工人阶级因百物昂贵而掀起的零星骚乱，因为这种状况只会有利于反寡头统治的宣传。1797年5月18日，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有人提议为选举改革、为爱尔兰自由和法国联盟而干杯。各种社团秘密地或合法地存在着；有一篇政论</a>文自称代表八百名坚定的雅各宾分子讲话。假定这种说法并无夸大，那就不说明一场暴动正在准备当中，而且，大批送往内务部的使人不安的报告也并没有证据。但是，政府却草木皆兵，故意制造紧张为</a>实行镇压寻找理由。


    任何人都不能再否认，资产阶级的上升是欧洲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盎格鲁–撒克逊的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法国革命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强大，因为这场革命要消灭贵族。法国革命将在未来激起无穷的反响。但在雾月十八日前夕，吉伦特派怀抱的希望竟全部落空，没有任何一国的人民按法国人的榜样行事。旧制度的拥护者在各国牢牢地掌握着镇压机器，显然不肯轻易放手。


    二、反动


    革命政府以个人权利的相对性作为在革命时期或在国内外战争时期暂停行使权利的依据，从而引起了各国君主和作家们的一片鼓噪。英国政府显得尤其不满，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纪被认为是人身得到尊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实际上，经验表明，如果国家利益需要，英国政府也同样践踏个人权利，反动的出现正是一个新的证明。“人身保护令”停止执行后，警察横行无忌；忠于政府的顺民及其组织通过监视和告密赋予自己类似俱乐部和革命委员会的使命。在1799年，又加强了对煽动暴乱的集会和出版物的镇压措施，勒令印刷商必须申报登记。英国没有发生旺代叛乱，因而不必设立特别法庭，镇压措施仅限于法国督政府时期使用的所谓“不流血断头台”，即把嫌疑犯送上国王陛下的船舰服役和把为首者流放到澳大利亚。只是在爱尔兰才出现流血事件，那里的起义者遭到了屠杀和处决。


    大陆诸国的专制君主没有宪法的约束，他们的镇压机器随时都可以开动：他们只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镇压的严厉程度。在伊比利亚诸国和教皇领地，宗教裁判所无须接到新的命令。在拉丁美洲，纳里尼奥被判处十年徒刑，罗德里格斯在一次密谋失败和同党多人丧命后，于1797年离开本国避难；他的门生玻里瓦尔在两年后跟着出走。沙皇保罗一世同样转向反动。他最初曾释放了诺维科夫、拉季舍夫和科希秋什科；但他同他的母亲一样极端仇恨革命，不久就加强了镇压，接纳了孔代的军队，并让路易十八在米塔瓦定居。哈布斯堡王朝的首席顾问大臣科洛雷多完善了约瑟夫二世的警察制度，后来的梅特涅为他担了恶名。警察的权威高于一切，暗中操纵内阁，实行新闻检查，普遍监视官吏的言行和任意实行逮捕。在匈牙利杀了一批人以后，世袭领地陷于一片沉寂。帝国的其他各邦也根据君主的不同态度，不同程度地以匈牙利为榜样。甚至在耶拿，费希特因被指控为无神论者，于1799年离开了学校的讲台。不甘屈服者流亡国外，例如雷伯曼于1796年来到了巴黎。在普鲁士，启蒙运动继续在抵抗；弗里德里希–威廉于1797年去世，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继位后，沃尔纳开始失宠，迫害政策也告停止；即使如此，康德仍必须极其谨慎小心。在法军被逐出意大利后，白色恐怖便横行无忌；在罗马，特加在那不勒斯，白色恐怖就在纳尔逊的眼皮下猖獗。


    维护政府的权威并不等于要放弃一切改革。皮特不能否认，辉格党主张的某些改良能取得他的赞同。在大陆上，效法英国革新农业的主张引起了政府和开明贵族的重视，其中包括废除农奴制、赎买领主权、小块土地合并和取消集体权。制宪议会和救国委员会的某些建设性措施也适用于开明专制，战争暴露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体制的种种积弊。


    在特权阶层中，大多数人憎恶变革，深怕雅各宾主义的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英格兰主教霍斯雷于1795年声称，平民百姓对法律唯有服从，无权说三道四。政府也持同样的主张；皮特认为改革只会助长平民运动；何况，即令他有别的看法，他已被乔治三世的盟约捆住了手脚。改善行政机构和施政措施十分缓慢，成效甚少，几乎可以说毫无进展，官僚们上下勾结，暗中加以阻挠。


    在奥地利，弗朗斯瓦坚持事必躬亲，同大臣的交往都以书面形式或由科洛雷多转达。他想方设法让贵族担任高级官职。他放弃了土地改革，并于1798年作出规定，减轻劳役须经领主和农民协商一致和取得当局的批准。


    人们对保罗一世不能寄予更高的期望。虽然他表面上似乎偏向农奴：确实，他禁止在小俄罗斯不附带土地出售农奴，并规定劳役为每周三天。但是，这些规定实际上无人遵守。他满足于让里沃尼亚省议会略为减轻对农奴的压迫，他派驻多瑙河公国的特命大臣吉谢廖夫并未作更多的努力。保罗一世还把皇家农奴分配给臣属，使这批农奴的处境更加困苦。行政改革也完全落空；他对臣属喜怒无常，即使潘宁、罗斯托契尼和苏沃洛夫这样的近臣也不免突然失宠。这种走马灯式的更替不仅造成人人自危，而且使政府无所适从，终于以沙皇遇刺而完成了一场宫廷革命。


    改革思想在普鲁士高级官员中仍相当活跃；例如，在科尼斯堡受过康德和克劳斯的熏陶的舍恩和施勒特尔鼓吹经济自由。一些来自西德意志的流亡者，如莱茵人施泰因、汉诺威人哈登堡和丹麦人施特伦泽等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最初准备同意实行税务平等；后来仔细一想，又改变了主意。施泰因只是在金融管理上作了一点技术改革，甚至未能取消国内税卡。贵族保留了高级职位：在1800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非贵族仅占六百九十五人。当时谣传，新国王希望结束农奴制度，请愿书便纷至沓来。土地改革在国王领地继续进行，但容克的财产不受影响。普鲁士同奥地利一样，行政体制没有任何进步。相反，由于归化的困难，不久前从波兰割让的土地另设总督单独管理，同西里西亚一样不受政府各部的节制。1794年的起义导致了教会的土地和让给贵族的王室领地一概没收，仅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作为薪俸留给教士，把百分之六十一留给未参与叛乱的贵族。国王成了被兼并地区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这片领地的经营人在出租时只收极低的贡赋；农业大臣助理泽尔伯尼曾揭发营私舞弊，但他因此被控参与秘密会社，并被判终身监禁。


    只有两个公国属于例外。在巴伐利亚，蒙特热拉于1799年执政，开始行政改组，奠定了新任的选侯和未来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统治：他用大臣代替了政务官，并建立了枢密院。在丹麦，特别在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地区，土地改革正深入进行；人们定出了劳役的赎买价格，土地兼并加快了，其结果与英国的圈地运动相类似，农民变成了为贵族地主做工的农业工人。可见，改革者与革命的同情者几乎同样软弱无力。正是共和国的军队才使世界的面目为之一新。可是，既然法国人渴望和平，这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雾月党在拥立波拿巴的同时，决心让革命大军在所到之处推翻旧制度。


    三、美国


    美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如今称作“联邦党”——虽然恪守中立，却不免对革命的事态发展感到不满；路易十六的处死，拉法叶特的出走，流亡者（例如塔列兰和原来的杜邦·德·纳莫尔）的叙述使他们愤慨莫名。民主派的暂时胜利尤其使他们恼怒，因为平民骚动在美国正此起彼伏。俱乐部纷纷成立，处处可以感到法国事态的影响。禁酒令更激化了矛盾，乡村中酿酒户有成千上万，他们的激烈抵制实在令人担心。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边区，华盛顿于1794年不得不派出军队，粉碎反对派的抵抗。吉伦特派的使者热内要求美国预付应偿债务和给法国购买食物的贷款，或至少根据同盟条约给法国必要的援助，当他的要求被华盛顿拒绝后，他竟诉诸舆论。总统把因禁酒令激起的骚乱的责任加在俱乐部身上，声称要像法国的福扬派、拉法叶特和热月党一样取消俱乐部。


    联邦党在党内和本阶级中都不能保持一致意见。作为种植园主的杰弗逊不赞成汉密尔顿的政策，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他责备政府歪曲宪法，一味为商业资本家谋利，不惜损害农场主和小自耕农群众的利益。麦迪逊也分裂出去。杰伊协定呼吁维护民族尊严，指责汉密尔顿卑躬屈膝地为英国人效劳。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党，即以民主为号召的“共和党”。华盛顿于1797年离职后，约翰·亚当斯接任总统，但他仅以微弱多数战胜了杰弗逊。他同汉密尔顿关系不和，后者接着辞职。但是，亚当斯对平民运动和法国革命都怀敌意，他利用与督政府的关系破裂，使国会不仅通过了外侨法案，以驱逐可疑的法国人，而且通过了惩治叛乱法案，以查禁被认为危险的俱乐部和书刊。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相继提出抗议，均属徒劳。这为1800年的选举作了准备，杰弗逊在那次选举中当选了总统。


    如果把极不相同的新旧两大陆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环境撇开不谈，人们会发现，有产者的担心虽然会因为悲观而加重或因为乐观而减轻，（其程度自然因各人的性格不同而异），但这种担心却到处都是历史的普遍运动的原动力。联邦党对伯克的思想怀有好感。他们没有国王、勋爵和教会需要保护，假如不是法国革命的曲折进程和反宗教措施已把他们吓怕，他们本来会更加靠拢已持保守立场的法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西哀士。


    杰弗逊的民主思想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彻底。他并不坚持普选制，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乡村独立小生产者的共和国，这同山岳派和某些制宪议员没有太大差别。作为地主，他对工业资本主义怀有戒心，深怕由此而形成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如同卢梭、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一样，他认为这同政治民主是决不相容的。他以为找到了一条脱身之计：让欧洲去搞工业，而美国仍停留于农业国家。这当然是个幻想。只图近利和不顾将来的商人不由自主地登上历史推动者的宝座。杰弗逊至少希望乡村的小产业主能大批增加；在这方面，他比最有宽阔胸怀的法国革命者更有理由采取乐观主义的立场。


    在旧大陆，扩大耕地需要以艰苦的垦荒为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正变得越加高昂，但在美洲，辽阔的处女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均有待人们放手大胆地去开发，这种状况减轻了社会的压力。所以，虽然大西洋地区的小农仍反对大农庄主，并拥戴杰</a>弗逊任总统；虽然新边疆人民的艰难和冒险的生活促使他们更明确地转向政治民主，资产阶级却仍能最完美地和最无阻力地奠定在美国的统治。


    四、观念的冲突


    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继续在观念世界中得到反映。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威和传统又重新变得时髦起来，越来越多的作家或者出自信念，或者为了迁就读者，对法国革命表现得冷淡和敌视。坎宁在英国创办了《反雅各宾报》，后来成为激进派领袖之一的科贝特猛烈斥责革新派。政府有鉴于宣传的重要，从经济上给予资助。皮特给最著名的漫画家吉尔莱发放津贴。来自日内瓦的避难者约瑟夫·台萨尔、伊佛诺瓦和马莱·杜潘在宣传运动中占了重要地位。维也纳人霍夫曼、瑞士人吉尔塔内和汉诺威人齐默尔曼声称法国革命是光明异端会和共济会阴谋的结果，这种说法在德意志诸国传播甚广，一个名叫罗宾逊的军官于1797年在爱丁堡再次申述了这个观点。


    法国流亡者也是反革命宣传的参与者。但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穆尼埃后来为共济会辩护；君主立宪派与君主专制派相对立。布瓦日兰在伦敦策划了一项宣传计划，夏多勃里昂继1796年发表了《论古今革命》后，于1799年开始撰写《基督教的真谛》，这些也许就是以上计划的一部分。另方面，维里埃热烈地信奉了康德主义。但大多数流亡者都毫无例外地诅咒大革命，巴吕埃尔于1797年和1799年出版的著作获得了经久不衰的成功。


    新制度的最杰出的捍卫者主要在英国出现。潘恩的《人权论》的第二部分于1792年问世，这是法国革命唤起的最热烈的同情表现。葛德文于1793年发表了《政治正义论》；他在次年发表的《卡莱布·威廉斯》中对当时的社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在他看来，社会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而传统的所有制是罪恶的发源地。同巴贝夫一样，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土地所有权的平等；但作为极端民主派，他对政府和政党不寄任何希望，而想通过个人的完善与和平而合法的演变达到共产主义。如果说他在当时已成为独立的派别，这恐怕还不尽然，他的妻子玛丽·沃斯托恩克拉夫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但其影响更要小些。程度不同地倾向民主派的律师和演说家直接接触群众；尽管警察的查禁，秘密出版从未停止过。自从英国认为不再有入侵的危险后，宣传运动的势头有明显下降。彭斯于1796年去世；其他诗人默不作声；科尔律治在听到法军进入瑞士的消息后，竟公开承认错误，并在一篇“自嘲诗”里谴责敌人的大逆不道、出尔反尔和轻佻残忍。在现存的大批漫画中，有反革命画家讽刺宫廷和大臣的对内政策或对外战争的作品，却几乎见不到民主派的作品，他们即使有作品，恐怕也无人印刷和购买。


    在欧洲大陆，革命的同情者不能公开投入论战，只是从事一些地下活动，还要冒很大的风险。黑格尔不能发表抨击符腾堡大公暴政的檄文。赞同新原则的思想家往往只谈哲学，不谈时事。而哲学几乎完全被德意志所垄断。赫尔德、康德和费希特至少仍忠于启蒙运动，但不免遭到他人的指责。费希特于1793年发表了《确立争取思想自由的原则》和《对法国革命公众评价辨谬》。深受卢梭影响的费希特主张国家以契约为基础，反对特权，认为只有劳动所得才合理合法。总之，他似乎是一个强烈反对国家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于1796年在《根据认识原理谈天</a>赋人权的基础》一书中奠定了先验论唯心主义的基础。他在该书中不再谈论法国革命，他的政治观点已转到另一个方向：人们只是在社会中生活；人与人在发生关系时便出现权利，国家则用强制手段保障权利；因此，个人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到了1800年，费希特甚至主张，为了保障生存权，应该让封闭的商业国家来领导经济。


    赫尔德于1793年至1797年期间所写的《论人类进展的通讯》更接近启蒙运动。康德在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1797年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和1798年的《学院之争》阐述了关于“法权国家”的原则和国家间法律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同1789年展望的理想是一致的。威廉·洪堡在其未发表的《论国家的界限》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个人不受任何限制的主张，这种主张肯定不会使雾月十八日时的西哀士感到不快。


    然而，所有这些思考都不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德意志思维的特点在于它强调人的解放从属于个人精神和道德的进步：自由首先是个人努力服从康德的“绝对要求”的产物。积极投身政治生活、甚至为法国出力的人，如福斯泰、雷伯曼和戈尔等，声称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法国人的道德低下。这种说法同哲学家们的说教遥相呼应。康德认为，即使国家首脑推行暴政，反抗也应受到谴责。费希特指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为一旦人民破坏权利，又有谁行使否决权呢？


    其他一些思想家虽然并不打算维护旧制度，却甘愿与反动派携手合作，因为他们对法国发生的事怀有强烈的反感。其中主要有魏玛文人，首先是歌德和席勒；两人在经历了狂热的青年时代后，已适应了环境：歌德担任了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的大臣，席勒在耶拿执教。他们声称从古希腊文化中发现，艺术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和谐一致，使生命的冲动和人的激情同理智互相协调。这种新兴的人道主义要求个人独自进行全面的修养；在哲学方面，它具有泛神论的倾向。歌德于1794年至1796年发表的《威廉·迈斯特》以及席勒于1789年和1799年发表的《华伦斯坦》三部曲和《钟之歌》曾轰动一时，人们争相阅读。威廉·洪堡加入了古典主义的潮流，贺尔德林也不置身事外。这些作家强调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但在政治上墨守成规。


    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时总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在聆听一些在旧制度下过着安逸生活的人的对话：他们对旧制度不抱幻想，但特别害怕自己的平静被搅乱。他们默认自己的软弱无力只能表明他们的孤陋寡闻，他们的见解远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独具一格。公民道德很难同个人道德相分开，没有公民道德，就不能设想有自由和民主：这类的话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已是老生常谈</a>。德国人本该承认他们已熟知孟德斯鸠、卢梭和罗伯斯庇尔的主张。法国人也完全了解，如果没有维护个人自由和提高人的精神水平的政治制度，“道德”之花便不能盛开。德国作家要他们的同胞作出精神的和道德的努力，却又不想把他们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这岂不是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此外，人归根到底还不能仅仅依靠精神，人的行为也取决于人的感情、感觉和肉体，这本是古人早已知道的事，特别在文艺复兴以后，自由派难道不正是大谈特谈这些东西吗？总之，每当历史环境还不允许人们打破暴君的统治时，便一定会有某种哲学或宗教出来向民众指出，他们应该把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拯救放在首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德意志的思想家虽然否定禁欲主义和愚民政策，却仍然在军队的残酷统治下，奉行摒弃一切人间希望的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义。


    在其他各国，理性主义的统治似乎不如法国那么稳固。首先，各国科学发展的程度十分参差不齐；在这方面，法国暂时占着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德国的高斯在数学方面仅仅初露头角。避居美国的英国化学家卡文迪什和普里斯特莱年事已高。才华出众的尼科尔森尚未完成水的分解。戴维和道尔顿只是初出茅庐，瑞典人柏采留斯也属同样情况。只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沃拉斯顿和伦福德才能和法国物理学家平起平坐。在意大利，对电的认识正酝酿着一场革命，波伦亚的解剖学教授加尔瓦尼的试验最早从1786年开始；正在帕维亚任教并已有起电盘和气体燃化计这两项发明的伏打即将向世界揭示电流的奥秘，但他在1801年已发现了电池。至于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正在拉丁美洲旅行，另一名德意志人帕拉斯正漫游俄罗斯帝国。这些观测和实验虽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思考的深度上毕竟比不上拉瓦锡所表现的综合天才以及意识形态家们的科学实证观。善于收集新事物的普里斯特莱直到临死仍顽固地抱住司塔尔的燃素说，拒绝接受近代的化学。


    此外，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英国的经验主义从休谟开始早已变得保守，而到了边沁那时则更是如此，他们否认法国哲学关于人有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主张，竭力重建道德的规范和权威，他们持这种观点并非出自形而上学的考虑，而是有历史观察和政治经验作依据。人们通过实验找出物理世界的规律，从而加以掌握和遵循；在观察社会生活时，同样的方法也能使人们注意到，旧体制既然存在已久，早为人们所习惯，它不但“顺乎自然”，并且在事实上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在伯克那里，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生机论而变得复杂起来，蒙彼利埃学派曾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传播过这种生机论，比夏在督政府时期还坚持这个观点，因为拉瓦锡开创的实验生理学当时还没有占压倒优势。生机论认为，生物是一种叫做生命的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力量逐渐和自发成长的结果。伯克指出，社会像是一株植物或一种动物，而个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于个人，个人却不能摆脱社会的权威，正如他不能拒绝其躯体的需求一样。这种经验理性主义经过同神秘主义相杂交，开始与浪漫主义相衔接，并从英国经汉诺威传到了德意志：雷贝尔和布兰德受到生机论的深刻影响。费希特承认国家对公民具有至上权，这一新转变表明他的哲学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于1793年翻译了伯克著作的弗里德里希·根茨抛弃了神秘主义倾向，而用功利主义的观察为政治保守主义辩护。人们认为政治哲学便由此产生，后来成为根茨得力助手的梅特涅就用政治哲学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劳。甚至政治经济学也忍不住要压一压理性的傲气。马尔萨斯通过对当时英国的观察于1798年指出，人类的无限进步只是一种幻想，因为尽管技术在进步，人口增长的速度要比生活资料的增长快得多。一切社会改良既然促进人口的繁衍，便只会使祸害加剧，而疾病、恶行、饥荒和战争却能促使社会恢复平衡。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马尔萨斯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规劝穷人节欲和忍耐。恪守传统的思想家认为，马尔萨斯给了孔多塞和葛德文的希望一个致命的打击。


    正流亡国外的博纳特和约瑟夫·德·梅斯特尔于1796年分别发表了《关于政权和教权的理论》和《论法兰西》，这两部著作与以上保守的经验论也有一定的联系。例如，博纳特经常以所谓“顺乎自然”为理由。他们要个人从属于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竟把他们列入“社会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们用上帝造物论代替了生机论。既刻板又武断的博纳特还醉心于天主教的王政传统；在他看来，上帝为社会确定的结构将永恒不变，家庭作为社会的原始结构是社会基础在人类存在中的延续，国王则是家庭扩展成社会的一家之长。作为一名忠实的教权主义者，富有历史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对世俗政府的形式不大在乎；在他看来，明智的上帝满足于用极其灵活的行动维护社会现状，因而必须服从现实。


    反对知识至上的运动在各国远比在法国更为强烈地同实证科学和理性主义相对立，不管实证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方向是什么；这个运动在1789年前曾启发了卢梭和“狂飙突进”，如今为各种事件通过宣扬投机冒险和不健康的东西所加强，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正是个证明。多少不幸的情景重新刺激了人们的悲剧感，促使人们去思考人同自然力和命运作斗争的意义。然而，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追随这个倾向的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地位，才能充分衡量出这个倾向的力量：他们多数不能适应环境，因自己的病态或精神不定而陷于苦恼或企图自杀；他们是些渴望自立和贪图享乐的青年，但在谋求出路时因遇到社会的限制或受到地位、财产、名望和特权的阻挠而郁郁不乐。他们对锄恶扶善的“绿林英雄”怀有好感，这并不奇怪；其中许多人到了成年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后，自己就会清醒过来。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耽于幻想的人，但随着资产阶级的上升，原有的社会框架被打破，许多青年人容易变得愤世嫉俗或心灰意懒，耽于幻想的人也就成倍增长。


    这种思想状态在德意志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它清扫了启蒙运动的影响和歌德人文主义的短暂魅力。事情并非出自偶然；因为神秘主义在德意志比在其他各国更加强大。神秘主义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自称有神附身的鞋匠雅各布·伯梅同浪漫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维尔纳、里特尔和巴德尔等学者对他们的经验认识居然作了最出人意外的上帝显圣的解释。因此，渗透进共济会和光明会的种种愚妄暗昧竟自称有科学理论或科学发现为依据：他们从医学那里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借用了磁力学，磁力也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催眠术把精神引向心荡神驰的无意识状态，进而接触超自然世界。这些有知识的人竟以自己的方式同神秘主义的宇宙观相妥协了，而神秘主义的宇宙观只能反映同启蒙运动始终格格不入的普通居民的原始迷信思想。神秘主义侵入了哲学领域。康德在破除了形而上学以后，又声称道德意识归根到底是神的直觉，从而为新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继康德之后，德意志哲学朝着这个方向走上了先验论唯心主义的道路。费希特在1794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幻觉，把“自我”当作唯一的实体；活动中的“自我”赋予自己活动的理由，并在竭力吸收“非我”的同时创造出“非我”。接着，谢林又赋予“非我”一个独特的但又纯观念性的存在；自然和自我从此成为绝对的两个表现方面，思考把绝对的无意识统一分割为二，但艺术天才却能凭直觉达到绝对，并在其作品中表现绝对。最后，这种思潮对器乐的进步大有好处；作为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器乐的规则完全取决于自身，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式，需要人们意会，着重在打动人的情感，即所谓以声娱人。德意志在器乐方面取得了无比光辉的成就。


    十八世纪的最后十年尚未完全过去，已有一群作家背离歌德和席勒，打出了浪漫主义的口号，并因此交上了好运。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其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于1798年在柏林创办了一个名叫《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该杂志共维持了三年。他们于1798年在德累斯顿，1799年又在耶拿同诺瓦利（他的真名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交往频繁。当时，蒂克刚出版了他的已故朋友瓦肯罗德留下的遗著《一个艺术之友、世俗修士的倾诉》，他们共同讨论哲学，但始终未能得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哲学体系。作为古典作家的门生，他们最初认为世界是生命力的变化无穷和永不枯竭的创造物；接着，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又认为创造物之间具有某种“普遍的同情”，其表现形式有化学亲合、磁力吸引和人类之爱等。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的宗教狂热所感动，终于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一词充当世界的灵魂和神的本原。总之，只有天才的艺术家才能通过直觉，甚至通过梦幻和奇迹，接触到真正的实在，而这种神秘的体验又通过艺术家转化成为艺术品。诗人变成了传教士，哲学也屈服于奇迹。这些假道学家如同被他们不屑一顾的穷人一样在坐等奇迹的出现。可惜的是，人们不能说他们等到了奇迹；他们没有留下伟大的作品。较受欢迎的只是诺瓦利的作品，特别是1798年和1799年写下的《夜之颂歌》。


    造型艺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继续遥遥领先；卡诺瓦的塑雕把十八世纪的美色传统同学院派的题材结合在一起。然而，在英国，风景画正刷新绘画艺术；布莱克的超自然视野与浪漫主义的梦幻相当接近。德意志的音乐也有进步；海顿当时创作了他最伟大的作品《四季》和《创世纪》，他的灵感使人想起十八世纪那种怡然自得、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而贝多芬的悲壮激越的灵魂已活跃在他的奏鸣曲中。


    就其本身而言，浪漫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由于浪漫主义在政治领域中也诉诸人的感情，浪漫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往往随环境而转移。当反动派得势时，他们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很快变成了狂热的反革命分子。但是，由于不满现状，他们力图在虚幻的过去中寻找藏身之地。诺瓦利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教廷，他于1799年曾为以往几个世纪增添荣耀的基督教统一大唱赞歌。天主教的祈祷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动；诺瓦利甚至为圣母玛利亚写了赞美诗，尽管他仍然是新教徒。后来，随着奥地利有更多的官职交给他们，诺瓦利的许多朋友转而为奥国服务，并皈依了天主教。


    这些新动向虽然值得重视，但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多数并非出自哲学方面的原因；如果他们感到有这种需要，他们本可以向教会提出要求。在十八世纪末期，自行萌发的宗教情绪在保守的实用主义和直觉主义的推动下逐渐重新抬头，这种状况在其他各国比在法国更加明显。贵族在向国王靠拢的同时，深感与国家的信仰休戚相关，大家一致同意：魔鬼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更何况，各种灾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胆战心惊的群众拉回到祭坛的面前。


    天主教十分需要这样的复兴，因为它在革命中是主要的受害者。法国及其占领的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协定和康波福米奥协定宣告了一场普遍的世俗化运动即将来临，甚至反革命的新教徒也都热切盼望“把黑袍军赶出莱茵地区”。另方面，开明专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巴伐利亚向教会征税；在西班牙，历来以哲学家自居的萨维德拉和乌尔基霍于1798年接替了戈多伊：他们于1799年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力图攫取教会的产业以开辟财源。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地利几乎毫不掩饰它想同那不勒斯王国平分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变得反而对教会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人们的同情。英国热情欢迎被放逐的法国神甫，从而为天主教的复兴播下了第一批种子。为了安抚爱尔兰人，伯克不断主张给予他们宗教自由，皮特个人也持同样的立场。在德意志，集合在菲尔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周围的一小批狂热分子在明斯特建立了“神圣家族”，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人的妹妹）在其中十分活跃。在1800年，施托尔贝格很有改宗天主教的希望。保罗一世也使他们相信，复兴天主教可大有作为；俄国沙皇允许波兰人信仰天主教。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格律贝尔神甫已说服他提议重建耶稣会，沙皇已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当选为该骑士团的大首领。


    新教在大革命期间未受重大冲击，宗教情绪的抬头对它只有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于1799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再次激发了神秘主义狂热，而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又通过美学直观把人们重新引向宗教。在英国，卫斯理已于1791年逝世；他在保留世俗传教士的同时，创立了由教士互相推选的等级体系，从而使卫理公会逐渐向英国国教靠拢；因此，卫理公会于1797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这个教派竭力煽动平民中的神秘主义情绪，并继续取得进展，它对“英国非国教的新教徒”具有广泛的影响。浸礼会派步卫理公会之后尘，也有相当的进展，而普利斯特莱的索西长老派和普莱斯的卫理公会长老派却正迅速消亡。甚至在英国国教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维尔倍福斯为首的福音派集团，他们试图恢复国教的活力，但未成功。脱离英国国教的革新派教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虽然被人夸大了，但这种保守主义影响的存在毕竟是无可争辩的。在德意志，雷文特洛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建立的新教徒团体与明斯特的“神圣家族”相呼应。斯托尔贝格在皈依天主教前常与这个团体交往，后来在波拿巴统治期间主持宗教事务的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该团体有联系。雷文特洛的宗教热情扩展到整个荷尔斯泰因公国，基尔大学</a>因此受到了清洗。与此同时，雷文特洛坚决维护荷尔斯泰因的自主权，反对丹麦政府的干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要使德意志贵族至高无上的权威免受任何冲击。


    在君主们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看来，革命党人为之自豪的民族观念引起了敌对或强烈的反感。君主们认为，民族观念意味着主权属于人民，他们明白这对他们统治的国家具有何等的危险。形形色色的反动派认为，民族观念必然和平等相联系：“民族这个词，听起来像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教士宁愿回到奥地利的奴役之下，也不肯丧失他们的特权；同样的恐惧削弱了波兰的民族抵抗事业；匈牙利的大贵族仍然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只要保住对农民的奴役，即使实行部分的日耳曼化也在所不惜。匈牙利议会徒劳地要求维也纳作出让步：以马扎尔语为国语</a>，给予关税优惠，合并达尔马提亚和阜姆以取得出海通道。弗朗斯瓦不顾摄政王约瑟夫大公的谏劝，对这一要求置若罔闻。在爱尔兰起义后，皮特决心取消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进而摧毁爱尔兰残存的自治地位：联合将于1800年实现。


    然而，战争正逐渐使民族主义代替世界主义。革命党人又一次作出了榜样。英国在同革命军</a>作战中终于染上了民族主义的狂热。在福克斯领导下的辉格党残余分子长期附和平民阶级，认为战争是皮特和托利党的事情；但在康波福米奥协定后，当英格兰处境孤立、爱尔兰起义蔓延、尤其法军登陆日近时，舆论开始感到恐慌，战争便具有了民族性质。此外，法国在荷兰、西萨尔平和瑞士根绝了旧制度，实现了领土和国家的统一，大大促进了民族觉醒。法国入侵对意大利十分有利，持统一主张的意大利人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们指望这次入侵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迫于战争的需要，法国把意大利当成了军事竞技场，让意大利养活它的士兵；这使意大利人明白了独立所需付出的代价；正如罗伯斯庇尔预言的那样，战争必然使意大利人转而反对法国：意大利人于1799年把奥军和俄军当作解放者欢迎。但是，传染才刚开始，德意志还未受到影响。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浪漫主义推崇的“复古”，以及由怀念历史而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烈眷恋在文学家中激发了民族感情，但这种民族感情尚未具有政治的形式。它把作为“文化古国”的德意志同陷于野蛮厮杀中的新建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德意志人甚至把自己的弱点当作优点，并以此找到自己负有神圣使命的证据。这种傲慢自大和自甘落后的狂妄情绪在德意志遭到入侵后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