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重商主义提出的富国两大手段，虽是奖励出口和阻抑进口，但对于某些特定商品，所奉行的政策又似与此相反，即奖励进口和阻抑出口。但据称，其最后目标总是相同，即通过有利的贸易差额，使国家致富。它阻抑工业原料和职业用具的输出，使我国商人处于有利地位，并使他们在外国市场上能以比其他各国货物价格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它提出限制几种价值不大的商品的输出，使其他商品在数量和价值上都有大得多的输出。它又提出奖励工业原料的输入，使我国人民能以较低廉的价格把这些原料制成成品，从而防止制造品在数量和价值上较大的输入。至少，在我国的法律全书中，我不曾看到奖励职业用具输入的法令。制造业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职业用具的制作，就成为许多极重要制造业的目标。对这种工具的输入给予任何奖励，当然大大妨碍这些制造业者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输入，不但不被奖励，而且往往被禁止。例如，羊毛梳具，除了从爱尔兰输入，或作为破船货物或捕获货物输入，就依据爱德华四世第三年的法令而禁止了。伊丽莎白女王第三十九年，重申了这种禁令；此后的法令，继续禁止，使这种禁止成为永久的禁止。


    工业原料的输入，有时得到免税的奖励，有时得到奖励金。


    羊毛从若干国家输入，棉花从一切国家输入，生麻、大部分染料和大部分生皮从爱尔兰或英属殖民地输入，海豹皮从英属格林兰渔场输入，生铁和铁条从英属殖民地输入，以及其他几种工业原料输入，若按正当手续呈报海关，即可得到免除一切课税的奖励。这种免税条例，以及许多其他商业条例，也许都是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出于私人利害关系，硬要立法当局制定的。但这些规定，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要是符合国家的需要，可把这种规定推广到一切其他工业原料，那是一定有利于人民大众的。


    可是，由于大制造业者的贪欲，这种免税，有时竟大大超过可正当地看作加工原料的范围。乔治二世第二十四年第四十六号法令规定，外国黄麻织纱每输入一磅，仅纳少量的税一便士。先前，帆布麻织纱输入一磅需纳六便士，法国和荷兰麻织纱输入一磅需纳一先令，一切普鲁士产的麻织纱输入一百磅需纳两镑十三先令四便士。但我国制造业者，仍不长久满足于这样的减税。于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九年第十五号法令，即规定输出每码价格不超过一先令六便士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麻布得领奖励金的法令，免除了对黄麻织纱输入所课轻微的税。其实，由亚麻制成麻织纱的各种操作，比由麻织纱制成麻布的操作，需要使用大得多的劳动量。且不说亚麻栽种者和亚麻梳理者的劳动，要使一个织工有不断的工作，至少需有三个或四个纺工；制造麻布所需要的全部劳动，有五分之四以上，是用在麻织纱制造上面。而我国的纺工，都是可怜人，通常是妇女，散居国内各地，无依无靠。但我国大制造业者获取利润的方法，不是售卖纺工的制品，而是售卖织工的完全制品。他们的利益，在于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售卖完全制品，所以他们的利益，也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为使自己的货物能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硬要立法当局对他们自己的麻布的输出发给奖励金，对一切外国麻布的输入课以高的关税，对法国输入的供国内消费的某几种麻布一律禁止。为要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入贫纺工的制品，他们奖励外国麻织纱输入，使之与本国出品竞争。他们一心一意要压低自己所雇织工的工资，正如他们要压低贫纺工所得一样。所以，他们企图提高完全制造品价格或降低原料价格，都不是为劳动者的利益着想。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往往被忽视被压抑。


    麻布输出奖励金及外国麻织纱输入免税条例，颁布时原以十五年为期，以后经过两次延长，延续到今日，但将于1786年6月24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


    工业原料由于享受到奖励金而输入的，主要是从我国美洲殖民地输入的原料。


    最初，这类奖励金是在本世纪初对美洲输入的造船用品所发的。所谓造船用品，包括适于建造船桅、帆桁、牙樯的木材，大麻，柏油，松脂和松香油。但船桅木材输入每吨二十先令的奖励金，大麻输入每吨六镑的奖励金，也推广到苏格兰输入英格兰的船桅木材。这两种奖励金，按原有金额无变更地继续发给，一直到满期之时为止。即大麻输入奖励金，于1741年1月1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船桅木材输入奖励金，于1781年6月24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


    柏油、松脂、松香油输入奖励金，在其继续有效期间，经过了若干变更。原来，柏油和松脂每吨输入得奖励金四镑；松香油每吨输入得奖励金三镑。后来，柏油每吨输入奖励金四镑，仅限于按特殊方法制造的柏油，其他的良好纯洁的商用柏油，减为每吨四十四先令。松脂奖励金减为每吨二十先令；松香油奖励金减为每吨一镑十先令。


    按照时间的先后，第二次发给的工业原料输入奖励金，便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一年第三十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蓝靛输入所发给的奖励金了。在殖民地的蓝靛仅值上等法国蓝靛价格的四分之三时，按这法令，领得了每磅六便士的奖励金。这个奖励金的发给，亦是有限期的，但曾经数次延期，并减至每磅四便士，将于1781年3月25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


    第三次发给的这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六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大麻或生亚麻输入所发给的奖励金了。（在这期间，我国有时讨好北美殖民地，有时和它争执。）这个奖励金，以二十一年为期，从1764年6月24日—1785年6月24日。每七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吨奖励金八镑，第二期六镑，第三期四镑。苏格兰气候不宜于种麻，虽亦种麻，但产量不多，品质较劣，故不得享受这种奖励金。如果苏格兰亚麻输入英格兰，亦可得奖励金，那对联合王国南部本地的生产，就未免是太大的妨害了。


    第四次发给的这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第五年第四十五号法令对美洲木材输入的奖励金了。期限为九年，从1766年1月1日—1775年1月1日。每三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输入好松板一百二十条，得奖励金二十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英尺，得奖励金十二先令。第二期，每输入好松板一百二十条，得奖励金十五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英尺，得奖励金八先令。第三期，每输入好松板一百二十条，得奖励金十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英尺，得奖励金五先令。


    第五次发给的这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第九年第三十八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生丝输入的奖励金了。期限为二十一年，从1770年1月1日—1791年1月1日。每七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输入生丝价值一百镑，得奖励金二十五镑；第二期，得奖励金二十镑；第三期，得奖励金十五镑。但养蚕造丝，需要很多的手工，而在北美，工价又很高，所以虽然奖励金金额很高，却难以产生太大的效果。


    第六次发给的这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第十一年第五十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酒桶、大桶、桶板、桶头板输入的奖励金。期限为九年，从1772年1月1日—1781年1月1日。三年一期，第一期，输入各物一定量，得奖励金六镑；第二期，得四镑；第三期，得两镑。


    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发给的这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十九年第三十七号法令，对爱尔兰大麻输入的奖励金。限期为二十一年，即从1779年6月24日—1800年6月24日，每七年分为一期。这和美洲大麻及生亚麻输入的奖励金，全是一样，而每一期的奖励金标准，亦是一样，但不像对美洲那样，奖励金不推广到生亚麻。爱尔兰生亚麻输入的奖励金，对大不列颠这种物品的栽种，是太大的妨害了。在对爱尔兰大麻输入发给奖励金时，大不列颠议会和爱尔兰议会之间的感情，并不比以前大不列颠和美洲的感情好，但我们总希望，前者是在比后者更顺适的情况下发给的。


    同时，这几种商品，若从美洲输入，我们就给予奖励金，若从任何其他国家输入，我们即课以很高的关税。我国美洲殖民地的利害关系，与祖国的利害关系，被认为是一致的。他们的财富，被认为是我们的财富。据说输到他们那里去的货币，会由于贸易差额，全部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无论怎样在他们身上用钱，亦不致使我们减少一个铜板。无论就哪一点说，他们的都是我们所有，用钱在他们身上，等于用钱来增进我们自己的财产，对本国人民有利。这样一个主义的愚妄，已为经验所充分暴露，我们无需多说一句话来暴露它的愚妄。如果我国美洲殖民地，真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这种奖励金便可认为是对生产的奖励金，但依然要受这类奖励金所要受的一切非难，但不受其他的非难。


    工业原料的输出，有时由于绝对禁止而受到妨碍，有时由于高的关税而受到妨碍。


    我国呢绒制造者说服国会，使国会相信，国家的繁荣，依存于他们这种业务的成功与推广，他们在这一点上，比任何其他种类制造业者都更成功。他们不仅从绝对禁止外国呢绒输入上取得了一种妨害消费者的独占，而且从禁止活羊及羊毛输出上取得了一种妨害牧羊者及羊毛生产者的独占。我国保证岁入的法律，有许多被人适当地指斥说，对那些在法律未颁布前被认为无罪的行为科以严厉处罚，实过于苛酷。但我敢说，连最苛酷的岁入法律，与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吵吵闹闹地硬要国会颁布，以支持他们那种荒谬的不正当的独占权的某种法律比较，亦会使人觉得平和宽大。像德拉科的法律一样，支持那种独占权的法律，可以说是用血写成的。


    伊丽莎白第八年第三号法令规定，输出绵羊、小羊、公羊，初犯没收其全部货物，监禁一年，在某一市日，截断其左手，钉在市镇上示众；再犯，即宣告为重罪犯人，判处死刑。此法律的目的，在于防止我国的羊种在外国繁殖。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第十四年第十八号法令，又宣布输出羊毛亦犯重罪，输出者需受重犯罪人那样的刑罚，货物亦被没收。


    为着国家的人道名誉，我们希望这两种法律都不实施。第一种，据我所知，虽至今尚未明令撤除，法学家霍金斯认为至今还是有效，但那项法律，也许在查理二世第十二年第三十二号法令第三节中，实际被取消了。查理二世的法令，虽没有明白取消前法令所规定的刑罚，却规定了一种新刑罚，即凡输出或企图输出羊一头，科罚金二十先令，并没收这头羊及其所有者对船只的部分所有权。第二种法律，则由威廉三世第七年、第八年第二十八号法令第四节明白撤废了。这法令宣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第十四年颁布的禁止羊毛输出法令，把羊毛输出看作重罪。因为刑罚过于苛重，犯罪者的控诉，未能按法办理。该法令关于该犯罪行为定为重罪一节，着即明令撤销，宣告无效。”


    但是，这个较和缓法令所制定的刑罚，以及先前法令所制定而未经这项法令撤除的刑罚，都还是十分严酷的。除了没收货物，输出者每输出或企图输出羊毛一磅，需缴罚金三先令；这大抵比其原价高四倍乃至五倍。而且，犯此罪的商人或任何人，不得向任何代理人或其他人索取债务或要求清还账目。不问其财产如何，不问其能否缴付这样重的罚款，法律总想使他完全破产。但人民大众的道德，还没败坏到法律制定人那样，所以我未曾听到过有人利用这个条款。倘若犯此罪的人，不能在判决后三个月内缴付罚款，即处以七年的流刑，未满期逃归，作为重犯处罚，不得享受僧侣的特典。船主知罪不告，船只及其设备没收。船长水手知罪不告，所有动产和货物没收，并处三个月的徒刑，后又改定为六个月的徒刑。


    为了防止输出，境内羊毛贸易全部受到极苛刻极烦琐的限制。羊毛不得装在箱内、桶内、匣内，只可用布或皮革包装，外面写着三英寸长的大字“羊毛”或“毛线”，否则没收货物及其盛器，每磅罚三先令，由所有者或包装者交纳。除了在日出及日落之间的时候，羊毛又不可由马或马车搬运，也不可在离海达五英里以内由陆路搬运，否则没收货物及车马。邻近海岸的小邑，得于一年内，对由小邑或经过小邑而运出或输出羊毛的人，提出控诉，如羊毛价不及十镑，则科以罚金二十镑，如在十镑以上，则科以三倍原价及三倍诉讼费的罚金。对居民中任何二人执行裁判，裁判所得向其他居民课税来偿还，像在盗窃的场合一样。倘有人私通小邑官吏，以求减免罚金，则处以徒刑五年；任何人都可告发。这种法规，全国通行。


    肯特及萨塞克斯两郡，限制尤为烦琐。距海岸十英里以内的羊毛所有者，必须在剪下羊毛后三天内，以所剪的数量及藏所，书面报告最近的海关。在其中任何部分迁移以前，又需以羊毛的捆数、重量，买者姓名住址，及移运地址，作同样的报告。在这两郡内，凡居在距海十五英里内的人，在未向国王保证，不以这样购得的羊毛的任何部分再售给距海十五英里内任何他人以前，不得购买任何羊毛。倘若未作这样的报告和保证，即以羊毛向这两郡的海边输运，一经发觉，就没收其羊毛，犯者科罚金每磅三先令。倘若未作这样的报告，即以羊毛存放于距海十五英里内者，查封没收其羊毛；倘在查封后，有人要求领还，必须对国库提出保证，在败诉时，除了其他一切处罚，还需交付三倍的诉讼费。


    在境内贸易受这样的限制时，我相信，沿海贸易决不会很自由。羊毛所有者，要输运或企图输运羊毛到海岸任何港埠，从那边由海道运至海岸上其他港埠，那么在他输运羊毛路出口港五英里以内的地方以前，需先到出口港报告羊毛包数、重量及记号，否则没收羊毛，并没收马、马车或其他车辆；其他各种禁止羊毛输出迄今还有效的法律，当然也定有各种罚则。但威廉三世第一年第三十二号法令，却又是那么宽大，它宣称：“若于剪毛十日后，将羊毛真实捆数及存地，亲自向最近的海关提出证明，并在羊毛迁运前三日，亲自向最近的海关说明其意图，就可把羊毛从剪毛地点运回家来，尽管剪毛地点，是在距海五英里以内的地方。”向沿海输运的羊毛，必须保证在登记的某港口起运上陆，倘若没有官吏在前，即自行上货，则没收其羊毛，并科以每磅三先令的通常罚金。


    我国呢绒制造者，为要证明他们对国会要求施行这样异常的限制，是完全正当，竟然说英国羊毛具有特殊品质，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羊毛都好；说他国的羊毛，不掺入若干英国羊毛，就不能造出有相当质量的制造品；说精良呢绒，非由英国羊毛，不能织成；说英国若能完全防止本国羊毛输出，就能独占几乎全世界呢绒业，没有谁能和他竞争，他就可随意抬高价格，售卖呢绒，并在短时间内，依最有利的贸易差额，取得非常大的财富。这种学说，像大多数其他为许多人民所确信的学说一样，过去为多数人民所盲目信从，而且至今仍为他们所信从。至于一般不懂得呢绒业或未曾研究呢绒业的人，却是几乎全体相信。其实，英国羊毛，不但不是制造精良呢绒所必需，而且全不适合于制造精良呢绒。精良呢绒，全由西班牙羊毛织成，并且，把英国羊毛掺到西班牙羊毛中去织造，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低呢绒的质量。


    此等法规，不仅使羊毛价格降低到现时应有价格以下，而且使其大大低于爱德华三世时代的实际价格。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此法规即通行于苏格兰。据说，苏格兰羊毛价格因此跌了一半。《羊毛研究报告》的作者约翰·斯密，是一位极精明极聪明的作者。他说，最好的英国羊毛在英国的价格，一般比阿姆斯特丹市上极劣羊毛通常售卖的价格低。这些法规公开提出的目的，是把这商品的价格，减至自然应有的价格之下；毫无疑问，它们曾产生预期的效果。


    也许有人认为，价格降低，势必阻碍羊毛的生产，势必大大降低这一商品的年产额，虽不比从前低，但比现今状态下市场公开自由任其价格上升到自然应有水平时所会有的产额低。但我总相信，其年产额虽多少会受这种法规的影响，但不可能大受影响。羊毛的生产，不是牧羊者使用其劳动及资本的主要目标。说他从羊毛希图利润，不如说他从羊肉希图利润。在多数场合，羊肉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可以补偿羊毛平均或普通价格的不足。本书曾经在第一篇第十一章说过：“不论何种规定，如果能降低羊毛及羊皮价格，使其低于自然应有的程度，那么在进步和耕作发达的国家，就必然稍能提高羊肉的价格。无论是大牲畜或小牲畜，只要是在改良的耕地上饲养，其价格必须足够支付地主的合理地租和农民的合理利润。所谓合理的利润，即有理由可希望从改良的耕地上取得的利润。如果不够，其饲养不久就会停止。羊毛、羊皮如不够支付这种价格，那就必须由羊肉支付。前者所付愈少，后者所付必愈多。这种价格，究竟是怎样由羊的各部分分担，地主与农民是不关心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付足了价格没有。所以，在进步及耕作发达的国家，他们作为消费者，虽因这种规定可提高食品价格，不免受若干影响，但作为地主与农民，他们的利益，却不大受这种规定的影响。”所以，照这样推论下去，在进步及耕作发达的国家，羊毛价格这样的降低，不致引起这一商品年产额的减少。不过，由于它使羊肉价格上涨，所以可能稍稍降低这种家畜肉的需要，从而稍稍降低这种家畜肉的生产。但即便是这样，其影响似乎亦不很大。


    不过，对于年产量，其影响虽不很大，但对于品质，其影响却也许有人认为是非常的大。英国羊毛的品质，虽不比从前低，但比现今农耕状态下所应有的程度低，也许有人认为，品质的低，几乎与价格的低成比例。羊毛的品质，既取决于羊种、牧草及羊毛生产全过程中羊的管理与清洁，和牧羊者对于此等事件的注意，又一定要看羊毛价格对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能提供怎样的赔偿，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但羊毛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羊的健康、发育与身躯；改良羊肉所必要的注意，就某几点说，亦就很够改良羊毛了。所以，英国羊毛价格虽低，但其品质，据说，即在本世纪中，亦有相当的改良。价格要是好些，改良也许会大些；价格的低贱，虽然阻碍了这种改良，但却没有完全阻止这种改良。


    所以，此等规定对羊毛年产量及其品质的影响，似没达到人们所预期的那么大（但我认为它对质的影响可能大于对量的影响）；羊毛生产者的利益，虽在一定程度上受伤害，但总的来说，其伤害并不像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这种考究决不能证明，绝对禁止羊毛输出是正当的，只不过充分证明了对羊毛输出课以重税，不会是不正当的。


    一国君主，对其所属各阶级人民，应给予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为了促进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另一阶级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个原则的。这种禁令，正是仅仅为了促进制造业者的利益而伤害了羊毛生产者的利益。


    各阶级人民，都有纳税以支持君主或国家的义务。每输出羊毛一托德即三十八磅，课税五先令甚或十先令，就给君主提供很大的收入。这种课税，也许像禁止输出有那么大的降低羊毛价格的作用，所以对羊毛生产者利益的损害程度，会少一些。对于制造业者，它提供了足够大的利益，因为他虽然必须以比禁止输出的场合高的价格购买羊毛，但与外国制造业者比较，他至少能够少付五先令或十先令的价格，而且还可省免外国制造业者所必须支付的运费及保险费。要想出对君主能提供很大收入，同时又对任何人都不会引起困难的赋税，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禁令虽附有防止输出的各种罚则，并没有防止羊毛的输出。大家都知道，每年输出仍是很大的。外国市场与本国市场羊毛价格上很大的差额，对于秘密输出是那么大的引诱，以至严酷的法律也不能加以防止。这种不合法的秘密输出，除了秘密输出者外，对任何人都无利。但是，课有赋税的合法的输出，既给君主提供收入，又可省免其他更苛重更难堪的赋说的征收，对国内各阶级人民都可有利。


    漂白土，由于被认为是呢绒制造及漂白所必需，故其输出所受的处罚，几乎和羊毛的输出相同。烟管土，虽公认和漂白土不相同，但由于很类似，而且因为漂白土有时可作为烟管土输出，亦受同样的禁止与处罚。


    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和十四年第七号法令规定，除靴、鞋或拖鞋外，禁止一切生皮、鞣皮输出。此后，法律又规定，鞣皮业对每重一百一十二磅鞣皮纳轻微的税一先令，即可摆脱独占。他们以不加制造的鞣皮输出，亦可于输出时，收回所纳国产税的三分之二。一切皮革制造品都得免税输出；输出者还可收回所纳国产税全部。我国牧畜者，却仍继续受旧时独占权的害。牧畜者散居国内各地，彼此隔离，要团结起来，强迫他们同胞接受他们的独占，或摆脱他人可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独占，在他们都是极其困难的。各种制造业者，都住在大都市，所以能够很容易团结起来。连牛骨亦禁止输出；在这点上，制角器和制梳那两种不重要的行业，亦得享受一种妨害牧畜业者的独占。


    以禁止或课税方法，限制半制成品的输出，并不是皮革制造业所特有的。在一件物品还要加工才可以直接使用与消费时，我们的制造业者便以为那应当由他们来完成。羊毛线与绒线和羊毛一样，禁止输出，受同样的处罚，甚至白呢绒输出，亦需纳税；我国染业在这点上，取得了一种妨害呢绒业的独占。我国的呢绒制造者，虽有力防御他们自身，但大部分大的呢绒制造者，兼营染业。所以，用不着防御了。表壳、钟壳、表针盘、钟针盘，都禁止输出。我国制表者和制钟者，似乎都不愿这类制作品的价格因外国人的竞购而抬高。


    爱德华三世、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一些法令，规定一切金属都禁止输出。铅、锡列为例外，或许因为这两种金属极为丰饶。而其输出，又是当时王国贸易相当大的部分。威廉和玛丽第五年第十七号法令，为了奖励开矿，允许由大不列颠矿物制造的铁、铜和黄铜的输出不受禁止。铜块无论产自本国或产自外国，后来威廉三世第九年和第十年第二十六号法令都允许输出。未加工黄铜，即所谓枪炮金属、钟铃金属或货币鉴定人金属（shroff-metal），却仍继续禁止输出。各种黄铜制造品都可免税输出。


    不完全禁止输出的工业原料，往往就会在输出时课以重税。


    乔治一世第八年第十五号法令规定，英国一切货物，无论是英国生产或制造的，按以前法令，在输出时需纳税的，都可免税输出。但下述各货物，却作为例外，即明矾、铅、铅矿、锡、鞣皮、绿矾、煤炭、梳毛机、白呢绒、菱锌矿、各种兽皮、胶、兔毛、野兔毛、各种毛、马匹、黄色氧化铅矿。这些物品，除了马匹，都是工业原料、半制成品（可视为要进一步加工的材料），或职业用具。这项法令，依然要这些货物缴纳以前所需缴纳的税，即旧补助税及百分之一出口税。


    这项法令又规定，有许多染色用的外国染料，可于输入时免纳一切税。但后来输出时，需纳一定的税，但不能算重。似乎我国染业者一面认为奖励此等染料输入于己有利，一面又认为稍稍阻害其输出于己亦有利。但是，商人为了贪欲而想出的这种引人注目的巧妙手法，却似乎在这里失其所望了。因为它必然使输入者注意，不超过国内市场需要而输入。结果，国内市场上，这类商品的供给，总是不足，这类商品的价格，总是比输入自由输出亦自由的场合高些。


    依照上述法令，西尼加胶或阿拉伯胶，列在染料之内，亦免税输入。在再输出时，要纳轻微的税，一百一十二磅不过三便士。当时，法国独占西尼加附近生产这种染料的国家的贸易；英国市场不容易从生产地点直接输入来供应。于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五年规定，西尼加胶可从欧洲各地输入（那与航海条例的本旨大相违背）。但此法令的目的，不在于奖励这种贸易，所以违反英国重商政策的普通原理，于其输入时，每一百一十二磅课税十先令，而在输出时，又不许退还任何部分。1755年开始的战争的胜利，使英国像从前的法国一样，对那些国家也享受专营贸易的特权，和议一成立，我们的制造者即要乘此良机，建立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但有害于这种商品生产者及输入者的独占。所以，乔治三世第五年第三十七号法令规定，从英王陛下非洲领土输出西尼加胶，只许输往大不列颠；像对我国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各列举商品一样，加上了同样的限制、规律、没收及处罚。诚然，其输入，一百一十二磅只纳轻税六便士，但其再输出，一百一十二磅需纳重税三十先令。我国制造业者的意旨，是要把这全部产量运到英国来，而且，为要使自己能以自定的价格购买这商品，又规定其中任何部分，除非负担大的费用，不能再输出。事实上，这样的费用，就够阻害它的输出了。他们在这里，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都是受着贪欲的驱使，但结果同样大失所望。这种重税，是秘密输出的引诱。这种商品，有许多是由英国和非洲秘密输往欧洲各制造国，尤其是荷兰。因此，乔治三世第十四年第十号法令，把此输出税减为每一百一十二磅纳五先令。


    按旧补助税所依据的地方税则，海狸皮一件估定为六先令八便士；1722年以前，海狸皮每件输入所纳的各种补助税和关税，约等于这地方税的五分之一，即一先令四便士。在输出时，除了旧补助税的一半即仅仅两便士外，都可退还。一种这样重要的工业原料，在输入时，需课这样的关税，被认为太高；于是，在1722年，地方税减为两先令六便士，输入税亦减为六便士。但输出时，亦仅能退还此额的一半。那次胜利的战争，使英国占领了产海狸最多的地方，而海狸皮又为列举商品之一，所以，其输出就限于从美洲运至英国市场了。我国制造业者不久就想利用这机会。1764年，海狸皮一件输入税减为一便士，输出税则提高至每件七便士，并不得退还任何输入税。同时法令又规定，海狸毛或海狸腹部输出，每磅需纳税一先令六便士，但对海狸皮输入税则无所变改，由英国人用英国船输入的，所纳的税仍在四先令与五先令之间。


    煤炭，可视为工业原料，亦可视为职业用具，故其输出课有重税，现在（1783年）是每吨纳税五先令以上，或每纽卡斯尔煤衡量纳税十五先令以上。这在许多场合，简直高于炭坑所在地的商品原价，甚或高于输出港的商品原价。


    但真正职业用具的输出，一般不是通过高关税，而是通过绝对禁止来限制。于是，威廉三世第七年和第八年第二十号法令第八条规定，织手套和长祙的织机或机械禁止输出，违则不仅把输出乃至企图输出的织机或机械没收，而且需科罚金四十镑，一半归于国王，一半归于告发人。同样，乔治三世第十四年第七十一号法令规定，棉制造业、麻制造业、羊毛制造业和丝制造业使用的一切用具禁止输出，违则货物没收，犯者课罚金二百镑，知情不报又以船供其运输的船长，亦需课罚金二百镑。


    当死的职业用具的输出受到这么重的处罚时，活的职业用具即技工自不能听其来去自如。所以，乔治一世第五年法令第二十七号规定，凡引诱英国技工或制造业工人到外国去执行职业或传授职业者，初犯科罚一百镑以下的罚金，处三个月徒刑，并继续拘禁，到罚金付清之时为止；再犯即随法庭意旨，科以罚金，处十二个月徒刑，并继续拘禁，到罚金付清之时为止。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十三号法令，加重了这种处罚，即初犯科罚金五百镑，处十二个月徒刑，并继续拘禁，到罚金付清之时为止；再犯科罚金一千镑，处两年徒刑，并继续拘禁，到罚金付清之时为止。


    按照上述两项法令中前一个法令，某一个人如被证明曾勾引某一技工，或某一技工如被证明受人引诱或答应或订约为上述目的前往外国，那么这样的技工，必须向法庭提出不出国的合适的保证，而在未向法庭提出这种保证以前，得由法庭拘禁。


    若有某一技工，竟自行出国了，并在外国执行其职业或传授其职业，则在英王陛下的驻外公使或领事的警告下，或在当时阁员的警告下，必须在接到警告后六个月内回国，并继续住在本国，否则即从那时候起，被剥夺一切国内财产的继承权，亦不得做国内任何人的遗嘱执行人或财产管理人，更不得继承、承受或购买国内任何土地。他自己所有的动产及不动产，也被国王没收，作为外国人看待，不受国王保护。


    我国自夸爱护自由。无须说明，此等规定和此等夸大的自由精神是多么矛盾。十分明显，这种自由，在这场合，为了商人和制造业者琐细的利益而被牺牲了。


    这一切规定可称颂的动机，是推广我国制造业。但推广的方法，不是改良自己的制造业，而是阻抑我们邻国的制造业，并尽可能消灭一切可恶竞争者的捣乱性竞争。我国制造业者认为，他们应当独占本国同胞的技能才干。通过限制某些职业在一个时期内所雇佣的人数，并规定一切职业需有长时间的学徒时期，他们企图局限各职业的知识，使其仅为少数人所掌握，而且愈少愈好，他们又不愿这少数人中有一些人到外国去传授技能给外国人。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在输入时加以限制，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为了前者的利益，后者不得不支付这种独占所增加的价格。


    对于本国某些生产物，在输出时发给奖励金，亦全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国内消费者，第一不得不缴纳为支付奖励金所必要征收的赋税；第二不得不缴纳商品在国内市场上价格抬高所必然产生的更大的赋税。


    有名的与葡萄牙签订的通商条约，通过高的关税，使我国消费者不能向邻国购买我们本国气候所不宜生产的商品，但必须向一个遥远的国家购买这种商品，虽明知该国这种商品的品质较差。国内消费者为了使本国生产者能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输出某几种产物到这一个遥远国家去，不得不忍受这种困难。这几种产物的强迫输出在国内市场上引起的增高价格，亦得由消费者支付。


    但为管理我国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而订立的许多法律，比我国所有其他通商条例，都更严重地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以顾全生产者的利益。一个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而其建立的唯一目的，便是造成一个顾客之国，使他们只能向我国各生产者的店铺购买我国所能供给的各种物品。我国生产者由这种独占取得的仅是价格稍稍地提高，而我国消费者要负担全部费用，以维持这个帝国，护卫这个帝国。为了这个目的，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国在最近两次战争中，用去了两亿镑以上，借债一亿七千万镑以上，至于此前各次战争用费，还不算在里面。单单这一项借款的利息，不仅大于由殖民地贸易独占据说所能得到的异常的利润的全部，而且大于这贸易的价值的全部，换言之，大于每年平均输出到殖民地的货物价值的全部。


    谁是这重商学说体系的设计者，不难以确定。我相信，那决不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的利益全被忽视了。那一定是生产者，因为生产者的利益受到那么周到的注意。但在生产者中，我们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又要算是主要的设计者。在这一章所讨论的商业条例中，我们制造者的利益，受到了最特别的注意。消费者或不如说其他生产者的利益，就为着制造业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


    关于重商主义，我觉得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但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主义，却不需要这么长的说明。


    据我所知，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从来未被任何国家所采用；现在它只在法国少数博学多能的学者的理论中存在着。对于一种未曾，也许永远不会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学说的谬误，当然不值得长篇大论去讨论。不过，对于这个极微妙的学说，我将尽我所能，明确说出它的轮廓。


    路易十四有名的大臣科尔伯特，为人正直，而且勤勉异常，有渊博的知识，对于公共账目的检查，又富有经验，极其精明。总之，在各个方面，他的能力能让他把公共收入的征收与支出搞得井井有条。但不幸的是，这位大臣抱有重商主义的一切偏见。这种学说，就其性质与实质来说，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所以，对于一个惯于管理各部公务，并设置必要的制裁与监督，使各部事务不逾越其适当范围，而又勤苦工作的事务家，是很合脾胃的。他对于一个大国的工业及商业所采用的管理方式，与管理各部公务的方式一样；他不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与正义的公平计划下，按照各自的路线，追求各自的利益，却给某些产业部门以异常的特权，而给其他产业部门以异常的限制。他不仅像欧洲其他大臣一样，更多地鼓励城市产业，很少鼓励农村产业；而且他还愿意压抑农村产业，以支持城市产业。为了使城市居民得以廉价购买食物，从而鼓励制造业与国外贸易，他完全禁止谷物输出；这样就使农村居民不能把其产业产品的最重要部分，运到外国市场上去。这种禁令，加上旧日限制各省间谷物运输的各省法规，再加上各省对耕作者的横征暴敛，就把这个国家的农业，压抑得不能依照自然趋势，按其肥沃土壤和极好气候所应有的发展程度而发展了。这种消沉沮丧的状态，在全国各地都多少感觉到了；关于发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业已开始探讨。科尔伯特鼓励城市产业过于鼓励农村产业的办法，似乎是此中原因之一。


    谚语说，用多大力气拗弯一根杆子，就用多大力气把它拗直。主张把农业视为各国收入与财富的唯一来源的这些法国学者们，似乎采用了这个格言。由于在科尔伯特的制度中，和农村产业比较，城市产业确实过于受到重视，所以在这些重农主义学者的学说中，城市产业就必定受到轻视。


    他们把一般认为在任何方面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所贡献的各阶级人民，分为三种。第一种，土地所有者阶级；第二种，耕作者、农业家和农村劳动者阶级，对于这一阶级，他们给以生产阶级这一光荣称号；第三种，工匠、制造者和商人阶级，对于这一阶级，他们给以不生产阶级这一不名誉的称号。


    所有者阶级所以对年产物有贡献，是因为他们把金钱花在土地改良上，花在建筑物、排水沟、围墙及其他改良或保养上，有了这些，耕作者就能以同一的资本，生产更多的生产物，因而能支付更大的地租。这种增高的地租，可视为地主出费用或投资改良其土地所应得的利息或利润。这种费用，在这个学说中，称为土地费用。


    耕作者或农业家所以对年产物有贡献，是因为他们出费用耕作土地。在重农主义体系中，这种费用称为原始费用和每年费用。原始费用包括：农具、耕畜、种子以及农业家的家属、雇工和牲畜。在第一年度耕作期间（至少在其大部分时间内）或在土地有若干收获以前所需的维持费。每年费用包括：种子、农具的磨损以及农业家的雇工、耕畜和家属（只要家属中某些成员可视为农业雇工）每年的维持费。支付地租后留给他的那部分土地生产物，首先应该足以在相当时间内，至少在他耕种期间，补偿他的全部原始费用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其次应该足以补偿他全部的每年费用，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这两种费用，是农业家用于耕作的两种资本；倘若这两种资本不经常地回到他手中，并给他提供合理的利润，他就不能与其他职业者处在同等地位经营他的业务；他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尽快地放弃这种职业，而寻求其他职业。为使农业家能继续工作所必需的那部分土地生产物，应视为农业的神圣基金，倘若地主加以侵害，就必然会减少他自己土地的产物，不要多少年，就会使农业家不但不能支付这种苛酷的地租，而且不能支付应当支付的合理地租。地主应得的地租，只是把先前用于生产总产物或全部产物所必需的一切费用完全付清之后留下来的纯产物。因为耕作者的劳动，在付清这一切必要费用之后，还能提供这种纯产物，所以在这种学说中，这个阶级才被尊称为生产阶级。而且由于同一理由，他们的原始费用和每年费用，在这种学说中，亦被称为生产性费用，因为这种费用，除了补偿自身的价值外，还能使这个纯产物每年再生产出来。


    所谓土地费用，即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费用，在这种学说中，亦被尊称为生产性费用。此等费用的全部及资本的普通利润，在还未通过增高的地租完完全全还给地主以前，这增高的地租，应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不应课以什一税，国王亦不应课以赋税。不然，就会妨害土地的改良，从而妨害教会自身的什一税的未来增加，也妨害国王自身的赋税的未来增加。因为在良好状态下，此等土地费用，除了再生产它自身全部价值以外，还能在若干时间以后，使纯产物再生产出来，所以在这种学说中，它亦被称为生产性费用。


    在这种学说中，被称为生产性费用的，就只有这三种，即地主的土地费用、农业家的原始费用及每年费用。其他一切费用，其他一切阶级人民，即使一般认为最生产的那些人，亦因为这个缘故，被视为是完全不生产的。


    按人们一般的见解，工匠与制造者的劳动，是极能增加土地原生产物的价值的，但在这种学说中，工匠和制造者却特别被视为完全不生产的阶级。据说，他们的劳动，只偿还雇佣他们的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这种资本乃是雇主垫付给他们的原材料、工具与工资，是被指定用来雇佣他们，维持他们的基金。其利润乃是被指定用来维持他们的雇主的基金。他们的雇主，垫付他们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工具及工资，也同样垫付他自己以维持用所需的费用。他所垫付的这种维持费，通常和他在产品价格上所希冀的利润成比例。倘若产品价格不够偿还他为自己而垫付的维持费，以及为劳动者而垫付的原材料、工具与工资，那他就显然没有偿还他所投下的全部费用。所以制造业资本的利润，并不像土地的地租一样，是还清全部费用以后留下的纯产物。农业家的资本，像制造者的资本一样，给资本所有者提供利润，但农业家能给他人提供地租，制造者却不能够。所以用来雇佣并维持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费用，只延续——如果可以这样说——它自身价值的存在，并不能生产任何新的价值。这样，它是全无生产或不生产的费用。反之，用来雇佣农民或农村劳动者的费用，却除了延续它本身价值的存在，还生产一个新的价值，即地主的地租。因此，它是生产性费用。


    商业资本和制造业资本，同样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延续它自身价值的存在，不能生产任何新价值。其利润，不过是投资人在投资期间或收得报酬前为自身而垫付的维持费的补偿，换言之，不过是投资所需费用的一部分的偿还而已。


    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对于土地原生产物全年产额的价值，不能有什么增加。诚然，他们的劳动，对于土地原生产物某特定部分的价值，确有很大的增加，但他们在劳动时要消费原生产物其他部分。他们对这部分的消费，恰好等于他们对那部分的增加。所以，无论在哪个时间，他们的劳动，对全部的价值，也没有一点儿的增加。例如，制造一对花边的人，有时会把仅值一便士的亚麻的价值，提高到三十镑。乍看起来，他似乎把一部分原生产物的价值增加了约七千二百倍，但其实，他对原生产物全年产额的价值毫无所增。这种花边的制造，也许要费他两年劳动。花边制成后，他所得的那三十镑，只不过补还这两年他给自己垫付的生活资料罢了。他每日、每月或每年的劳动，对于亚麻所增加的价值，只不过补偿这一日、一月或一年他自身消费掉的价值。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他对土地原生产物全年产额的价值，都没有一点儿的增加。他继续消费的那部分原生产物，总是等于他继续生产的价值。被雇在这种费用多而又不重要的制造业上的人，大部分都是非常贫穷的。这种现象，可使我们相信，他们制造品的价格，在普通场合，并没有超过他们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就农业家及农村劳动者的工作来说，情形就不相同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劳动，除了补还他们的全部消费，和雇佣并维持工人及其雇主的全部费用外，还继续生产一个价值，作为地主的地租。


    工匠、制造业工人、商人，只能由节俭来增加社会的收入与财富，或按这种学说的说法，只能由克己，即自行剥夺自己生活资料基金的一部分，来增加社会的收入或财富。他们每年所再生产的，只是这种基金。所以，倘若他们每年不能节省若干部分，倘若不能每年自行剥夺若干部分的享受，则社会的收入与财富，就丝毫不能因他们的劳动而有所增加。反之，农业家及农村劳动者却可享受其自己生活资料基金全部，同时仍可增加社会的收入与财富。他们的劳动，除了给自己提供生活资料以外，还能每年提供一种纯产物；增加这种纯产物，必然会增加社会的收入与财富。所以，像法国、英国那样以地主和耕作者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国家，就能由勤劳及享乐而致富。反之，像荷兰、汉堡那样以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国家，却只能由节俭与克己而致富。境况如此不同的国家，利害关系也极不相同，所以普通国民性也极不相同。在前一类国家中，宽大、坦白和友爱，自成为普通国民性的一部分。在后一类国家中，自会养成狭隘、卑鄙和自私心，厌恶一切社会性娱乐与享受。


    不生产阶级，即商人、工匠、制造业工人的阶级，是由其他两个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及耕作者阶级——维持与雇佣的。这一阶级工作的材料，由他们供给；这一阶级的生活资料基金，由他们供给；这一阶级在工作时所消费的谷物和牲畜，亦由他们供给。不生产阶级一切工人的工资以及他们一切雇主的利润，最终都需由地主及耕作者支付。这些工人和这些雇主，严格地说，是地主和耕作者的用人。他们与家仆的区别，仅为一在户外工作、一在户内工作。这两种人依赖同一主人出资来养活。他们的劳动，都是不生产的，都不能增加土地原生产物总额的价值。它不但不能增加这总额的价值，还是一种必须从这总额中支付的支出。


    不过，对于其他的阶级，这个不生产阶级，不仅有用，而且是大大有用。有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地主与耕作者才能以少得多的自己劳动的产物，购得他们所需的外国货物及本国制造品。要是他们企图笨拙地不灵巧地亲自输入或亲自制造这些东西，那就要花大得多的劳动量。借着不生产阶级的帮助，耕作者能专心耕作土地，不致为其他事务分心。而专心的结果是，耕作者所能生产的产品便更多了。这样就能够充分补偿他们自己和地主雇佣并维持这一不生产阶级所费的全部费用。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就其本身性质说，虽是完全不生产的，但间接有助于土地生产物的增加。他们的劳动，使生产性劳动者专心于原有职业，即耕作土地，因而增进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耕耘这一业务，往往由于不以耕耘为业的人的劳动，变得更简易，变得更好。


    就任何一点说，限制或阻害商人、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产业，都不是地主及耕作者的利益。这一不生产阶级越自由，他们之间各种职业的竞争越激烈，其他两个阶级所需的外国商品及本国制造品，就将以越低廉的价格得到供给。


    压迫其他两个阶级，也不可能是不生产阶级的利益。维持并雇佣不生产阶级的，乃是先维持耕作者再维持地主以后留下来的剩余土地生产物。这剩余额越大，这一阶级的生计与享乐，必越得到改进。完全正义、完全自由、完全平等的确立，是这三个阶级同臻于最高度繁荣的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秘诀。


    在荷兰和汉堡那样主要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这一不生产阶级构成的商业国家中，这类人也是由地主及土地耕作者来维持和雇佣的。但其中只有一个区别，即这些地主与耕作者大部分都离这些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非常远，换言之，提供后者以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基金的，乃是其他国家的居民和其他政府的人民。


    但这样的商业国，不仅对其他各国居民有用，而且大大有用。其他各国居民，本应在国内找到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但由于国家政策的某种缺点，不能在国内找到他们。有了商业国，这种极其重要的缺陷，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补。


    对此等商业国的贸易或其所供给的商品征课高关税，以妨害或抑制此等商业国的产业，决不是有田地的国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利益。这种关税，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势必减低用以购买商业国商品的它们自己土地的剩余生产物或其价格的真实价值。


    这种关税的唯一作用是，妨害此等剩余生产物的增加，从而妨害它们自己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反之，准许一切此等商业国享有贸易上最完全的自由，乃是提高这种剩余生产物价值，鼓励这种剩余生产物增加，从而鼓励国内土地改良及耕作的最有效方策。


    这种完全的贸易自由，就以下一点说，也是最有效的方策。它在适当的时间，供他们以国内所缺少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使得他们在国内感到的那种最重要缺陷，在最适当最有利的情况下得到填补。


    土地剩余生产物不断增加，到了相当时期，所创造的资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润率投在改良土地或耕作土地上。这一剩余部分，自会改用于在国内雇佣工匠与制造业工人。国内的工匠与制造业工人，能在国内找到他们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资料基金，所以，即使技术与熟练程度远不如人，亦能立即与商业国同类工匠及制造业工人，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做成他们的产品，因为此等商业国同类工匠与制造业工人，必须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来所需的材料与生活资料。而且，在他们的技术与熟练程度改进了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于是，此等商业国的工匠与制造业工人，将在那些农业国的市场上遇到竞争者，不久以后，就不得不贱卖，被赶出市场。随着技术与熟练程度的逐渐改进，此等农业国制造品的低廉，将使其制造品在适当时期，推广到国内市场之外，即推销于许多国外市场，并在那里，按同样的方式，逐渐把此等商业国的许多制造品排挤出去。


    农业国原生产物及制造品不断增加，到了相当时期，所创造的资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润率，投在农业或制造业上。这部分资本，自会转投在国外贸易上，把国内市场上不需要的过剩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运到外国去。在输出本国生产物时，农业国商人亦将比商业国商人处于更有利地位，像农业国工匠及制造业工人比商业国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处于更有利地位一样。后者必须在远地寻求货物、原料与食品，前者能在国内找到这些东西。所以，即使他们航海技术较为低劣，他们亦能和商业国商人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在外国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货物。如果有同等的航海技术，就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了。因此，在国外贸易这一部门，他们不久就能和商业国商人竞争，并在相当时期内，把此等商人全部排挤出去。


    所以，按照这个宽宏制度，农业国要培育本国的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其他国家的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给予最完全的贸易自由。这样就能提高国内剩余土地生产物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不断增加，就将逐渐建立起来一笔基金，它在相当时期内，必然把所需的各种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培育起来。


    反之，倘若农业国以高关税或禁令压抑外国人民的贸易，就必然在两个方面妨害它本身的利益。首先，提高一切外国商品及各种制造品的价格，必然降低用以购买外国商品及各种制造品的本国剩余土地生产物的真实价值；其次，给予本国商人、工匠与制造业工人以国内市场的独占，就提高工商业利润率，使其高于农业利润率，这样就把原来投在农业上的资本的一部分吸引到工商业去，或使原要投在农业上的那部分资本，不投到农业上。所以，这个政策在两个方面妨害农业。第一，减低农产物的真实价值，因而减低农业利润率；第二，提高其他一切资本用途的利润率。农业因此成为利益较少的行业，而商业与制造业却因此变得更有利可图。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都企图尽可能把资本及劳动从前一类用途改投到后一类用途。


    农业国通过这种压制政策，虽能以比在贸易自由情况下稍大的速度（这大有疑问）培育本国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但这是在其尚未十分成熟以前，过早地把他们培育起来（如果可这样说）。过速地培育一种产业，结果就会压抑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产业。对于仅能补偿所投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的产业，如以过于急速的方法加以培育，结果就会压抑另一种产业，即除了补偿资本并提供其利润以外，还能提供一种纯产物作为地主地租的产业。过于急速地鼓励全不生产的劳动，必然压抑生产性劳动。


    至于按照这个学说，土地年产物全部是怎样在上述那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不生产阶级的劳动为什么只补还它所消费的价值，而不增加那全额的价值，则由这一学说的最聪明、最渊博的创始者魁奈，用一些数学公式表明出来了。在这些公式中，他对第一个公式特别重视，标名为《经济表》。他想象在最完全的自由状态下，因而是在最繁荣的状态下，在年产物能提供最大量纯产物，而各阶级能在全部年产物中享有其应得部分的情况下，他用第一个公式把想象的这种分配的进行方式表述出来。接着，有几个公式，又把在有各种限制及规章条例的状态下、在地主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受惠多于耕作者阶级的状态下、在这两个阶级侵蚀生产阶级应得部分的状态下，他所想象的这种分配的进行方式，表述出来。按照这个学说，最完全自由状态所确立的自然分配，每一次受侵蚀，每一次受侵害，都必然会不断地多少减损年产物的价值与总和，因而使社会收入与财富逐渐减少。减少的程度，必按照侵蚀程度，必按照自然分配所受的侵害程度，以较速或较缓的程度日益加剧。这些公式，把这一学说认为必和这自然分配所受不同侵害程度相适应的不同减少程度表述出来。


    有些有思想的医生，以为人体的健康只能靠食物及运动的正确养生方法来保</a>持，稍有违犯，即将按违犯程度的比例而引起相等程度的疾病。但经验似乎告诉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养生方法下，人类身体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状态，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甚至在一般认为很不卫生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健康。其实，人体的健康状态，本身就含有一种未被发觉的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极不良卫生方法的不良结果。魁奈自己就是一个医生，并且是个极有思想的医生，他似乎对于国家亦抱有同样的概念，以为只有在完全自由与完全公平的正确制度下，国家才能繁荣发达起来。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这种政治经济，虽无疑会多少阻碍一国趋于富裕繁荣的发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作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准备来纠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结果一样。


    但是，这种学说最大的谬误，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看作全无生产或全不生产的阶级。这种看法的不适当，可由下面的话来说明。


    第一，这种学说也承认这一阶级生产他们自身每年消费的价值，至少是延续了雇佣他们和维持他们的那种资财或资本的存在。单就这一点来说，把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名称加在他们头上，似乎很不妥当。只生一男一女来代替父母，延续人类而不能增加人类数目的婚姻，不能称为不生儿育女的婚姻。诚然，农业家与农村劳动者，除补偿维持他们和雇佣他们的资财以外，每年还再生产一种纯产物，作为地主的地租。生育三个儿女的婚姻，确比仅生育两个儿女的婚姻更有生产力，而农民与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确比商人、制造业工人与工匠的劳动更有生产力。但是，一个阶级的更多的生产，决不能使其他阶级成为无生产或不生产的。


    第二，无论怎样说，把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像家仆一样看待，似乎是完全不适当的。家仆的劳动，不能延续雇佣他们和维持他们的基金的存在。他们的维持与雇佣，全由主人出费用；他们所搞的工作，在性质上并没有偿还这种费用的可能。他们的工作，大都是随生随灭的事务，不固定亦不实现在任何可卖商品上，以补偿他们工资及维持费的价值。反之，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劳动，却自然而然地固定并实现在可卖商品上。因此，在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那一章中，我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归到生产性劳动者内，而把家仆归到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劳动者内。


    第三，无论根据何种假设，说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都似乎是不妥当的。例如，即使我们假定（像这种学说所假定的一样），这一阶级每日、每月或每年所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他们每日、每月或每年所生产的价值，亦不能因此便断言，他们的劳动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对社会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无所增加。例如，某一工匠，在收获后六个月时间内，做成了价值十镑的作业，那么即使他同时消费了价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他实际上亦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增加了十镑的价值。在他消费半年收入即价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时，他又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产品，使他自己或别人能购买相等的半年收入。所以，这六个月时间所消费及所生产的价值，不等于十镑，而等于二十镑。诚然，无论在什么时候，只存在着这十镑的价值，但若这价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不为这工匠所消费，而为一兵士或一家仆所消费，那么在六个月终，还存在的那一部分年产物的价值，就比这工匠劳动的场合要少十镑的价值了。所以，即使他所生产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超过他所消费的价值，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市场上货物实际存在的价值，都赖有他的生产，能比没有他生产的场合大。


    这种学说的拥护者往往说，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在他们这样说时，其意思也许只是，他们的收入，或指定供他们消费的基金，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如果他们的话表达得确切些，如果他们只说，这一阶级的收入等于这一阶级所生产的价值，读者们也许更容易想到，这一阶级从这个收入节省下来的东西，必会多少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但为了要说出一种像议论一样的东西，他们不得不照他们本来的说法来说了。然而，即使假定事情真如他们所假设一样，那种议论亦是非常不得要领的。


    第四，农业家及农村劳动者，如果不节俭，即不能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和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是一样的。任何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都只能由两种方法来增加。其一，改进社会上实际雇佣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其二，增加社会上实际雇佣的有用劳动量。


    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取决于：一，劳动者能力的改进；二，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因为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劳动，能比农业家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实行更细密的分工，使每个工人的操作更为单纯，所以就工匠及制造业工人来说，这两种改进都能达到高得多的程度。因此，在这方面，耕作者阶级并不比工匠及制造者阶级处于优越地位。


    任何社会实际雇佣的有用劳动量的增加，必完全取决于雇佣有用劳动的资本的增加；这种资本的增加，又必恰好等于收入（资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资本出借人的收入）的节省额。如果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自然而然地比地主及耕作者更有节俭储蓄的倾向，那么他们也就更能够增加本社会所雇佣的有用劳动量，因而更能够增加本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第五，也是最后一条，即使一国居民的收入，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全由其居民劳动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构成，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等的场合，工商业国的收入，亦比无工业或无商业的国家的收入大得多。一国通过商业及工业每年能从外国输入的生活资料量，就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城市居民，虽往往没有田地，亦能靠自身的劳动得到大量的他人土地原生产物，不仅获得工作的原料，而且获得生活资料基金。城市与其邻近农村的关系，往往即是一个独立国家与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荷兰就是这样从其他国家得到他们生活资料的大部分。活牲畜来自霍耳斯廷及日兰德，谷物来自几乎欧洲各个国家。小量的制造品，能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所以，工商业国自然以小部分本国制造品来交换大部分外国原生产物；反之，无工商业的国家，就大都不得不费去大部分本国原生产物，来购买极小部分的外国制造品。前者所输出的，仅能维持极少数人，供应极少数人使用，但所输入的，却为多数人的生活资料及供应品。后者所输出的，是多数人的供应品及生活资料，但所输入的却只是极少数人的供应品及生活资料。前一类国家的居民，总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后一类国家的居民，却只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资料。


    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因此，凡愿细心研讨这个极重要科学的原理的人，都得对它十分留意。这一学说把投在土地上的劳动，看作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方面的见解，未免失之褊狭；但这一学说认为，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并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产能以最大程度增进的唯一有效方策，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公正而又毫无偏见的。它的信徒很多。人们大都爱好怪论，总想装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一学说与众不同，倡言制造业劳动是不生产的劳动，也许是它博得许多人赞赏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在过去数年间，他们居然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在法国学术界中，取得了经济学家的名称。他们的作品，把许多向来不曾有人好好研究过的题目，提到大众面前讨论，并使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农业，所以对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确有贡献。就因为他们这种说法，法国农业一向所受的各种压迫，就有好几种得到了解脱。任何未来的土地购买者或所有者都不得侵犯的租期，已由九年延长到二十七年了。以前国内各省间谷物运输所受各省的限制，完全废除了；输出谷物到外国的自由，在一切普通场合，亦由王国的习惯法所确认了。这个学派有许多著作，不仅讨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而且讨论国家行政组织其他各部门。这些著作，都绝对遵循魁奈的学说，不加任何修改。因此，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都和他的学说相同。对于这学说，曾作最明白最连贯的阐述的，乃是曾任马提尼科州长的里维埃所著《政治社会的自然与基本制度》那本小册子。这整个学派，对于他们的大师的称扬，不下于古代任何哲学学派对其创立者的称扬。不过，这学派的大师自己倒是非常谦虚非常质朴的。有一位勤勉而可尊敬的作者米拉波说：“从有世界以来，有三个大发明在极大程度上给政治社会带来安定，这些发明，与其他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许多发明无关。第一，是文字的发明，只有它使人类能把其法律、契约、历史和发明照原样传达下去。第二，是货币的发明，它使各文明社会联结起来。第三，是《经济表》，它是其他两种发明的结果，把这二者的目标弄得齐全，使它们完善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发现，而我们的子孙将从此获得利益。”


    前面已经说过，任何一国的贸易，都以城乡之间的贸易为最大最重要的部门。城市居民的工作材料及生活资料基金，仰给于农村的原生产物，而以一定部分制成了的适于目前使用的物品送还农村，作为原生产物的代价。这两种人之间的贸易，最终总是以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与一定数量的制造品相交换。前者愈昂贵，后者必愈低廉；在任何一个国家，提高制造品价格，就会降低土地原生产物价格，因而就会妨害农业。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或其价格所能购买的制造品量愈小，这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必愈小，对地主改良土地和农民耕作土地以增加其产量的鼓励，亦必愈小。此外，在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即原生产物的最重要市场，因而就会进一步妨害农业。


    所以，为了增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加以限制的那些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妨害他们所要促进的那种产业。就这一点说，其矛盾也许比重商主义还要大。重商主义为了鼓励制造业及国外贸易，而不鼓励农业，虽使社会资本一部分离去较有利益的产业，而支持较少利益的产业，但实际上，总算鼓励了它所要促进的产业。反之，重农学派的学说，却归根结底实际上妨害了它们所爱护的产业。


    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投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每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这些义务的适当履行，必须有一定的费用；而这一定的费用，又必须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所以，在下一篇，我将努力说明以下各点：


    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由对全社会的一般课税来支付，哪些部分应由对社会内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员的课税来支付。


    第二，应由全社会支付的费用，将用什么方法向全社会课税，而这各种方法的主要利弊怎样。


    第三，近代各国政府几乎都用这种收入的一部分来作抵押以举债，其理由及原因何在，这种债务对社会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又怎样。


    所以，下一篇自然而然地分作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