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旺代

    那位残忍的暴君在牧月的覆灭，并不是国内原因造成的；迪穆里埃的失败和溃逃为其终结做了铺垫；次年7月份法军在边境线堡垒带的失败促其每况愈下；最终，当农民在弗勒吕斯获胜、战争的潮流倒转之后，覆灭的命运就降临了。因此，我们下面要来讨论这一连串对法国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战争。最初，尤其是在1793年夏天，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外军队，而是内战。在这四年期间，总是革命掌握着暴力。唯一活跃的反对力量是流亡者，但他们人数很少，而且代表的是一个等级的利益。他们没有一兵一卒，只有在不伦瑞克攻占法国部分省份时，才跟随他一起行动；在新秩序之下，广大乡村民众纷纷起义，试图达到他们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生活状态。效法以农为本的罗马，这场革命的纲领之核心内容是，那些辛勤耕耘土地的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应该享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的确定性。然而，现在，使革命摇摇欲坠的这场冲击，却恰恰就是一场那些得到了益处的农民的暴动；那曾经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打败欧洲所有君主政体的民主制度，现在却发现，它的军队被一支由农民和伐木工组成，由从来没有在军中服过役的不知名指挥官领导的乌合之众打得四散而逃。


    有一位法国人曾在华盛顿手下于过，他在拉法耶特之前就出了名，大家都知道他是阿芒德上校（Colonel Armand）。他的真名是德·拉·鲁埃里（de Rouerie）侯爵。他那饱经风霜的一生充满了冒险与磨难。他曾出现在歌剧院的舞台上；他曾跟猴子结伴而行；他曾跟人进行过决斗，以为自己已杀死了对手，其实人家是吞毒而死的；在经历过一场情场失意的短暂痛苦之后，他曾经被拉·特拉佩（La Trappe）修道院收容；他曾跟那些心怀不满的布列塔尼人一起被送进巴士底狱。在坐船到美洲大陆的旅程中，在已经看到陆地之时，他的船被暴风吹沉了，他游泳上了岸，但这个人上岸之后，却充满了大无畏精神和谋略。他很快就被提升为大陆军的团长；回国之后，他则由亲王们授权担任西部省份保王党人暴动的组织者，他曾到科尔布朗茨拜访过亲王们，他准备在布列塔尼组织一个秘密协会，与中部省份的其他人进行合作。


    就在拉·鲁埃里调整他的组织、准备使复杂的机构趋于完善时，入侵者进入法国，随后又撤走了。在他们控制了夏隆的时候，却没有发出采取行动的信号。当政府征召志愿人员抵抗入侵者时，戴着黑色帽花的人却冲出来打断了征兵活动，他宣称，任何人拿起武器，都只能为解救国王。他们的神秘的领导人科特罗（Coterreau）成了拉·鲁埃里的左膀右臂，他是第一个打出了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让·舒昂（Jean Chouan）旗号的人。看到列强军队被迪穆里埃打败，这场密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为，只有他们能够与国民公会决一死战，此刻，国民公会的军队正在莱茵河和默兹河 (1) 一带作战。布列塔尼拥有200英里海岸线，可以看到海峡群岛，英国巡洋舰可以提供援助。


    拉·鲁埃里是个具有创造力的奇才，他将自己的阵营组织得极为严密坚固，因而才能在他去世后爆发舒昂起义，从而掀起了1793年春天爆发的一场从塞纳河到卢瓦尔河的起义，并持续了十年之久，只是面对拿破仑的进攻，这场起义才开始瓦解。事实上，我们恐怕也不能说，他们是被拿破仑的天才打败的。1815年的起义也被称为小舒昂起义（Petite Chouannerie），它对拿破仑的垮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拿破仑被迫派出两万部队去对付起义者，而假如这支军队当年出现在滑铁卢，或许会改变他的命运。


    然而，1793年1月份，拉·鲁埃里病倒了，国王被处死的消息使他神智失常，30日，他死了。而为了使那场暴动在预定时间能够爆发，他的同伴们隐瞒了他已死亡的消息，夜深人静之时把他埋葬在树林中，坟墓中填满了生石灰。不过，消息还是泄露了，敌人找到了他的遗体，跟他密谋的那些人逃跑了，那些被抓住的人则至死都没有背叛自己的事业。


    就在这个时候，布列塔尼人的起义已经失败，保王党人控制的卢瓦尔河流域北部还没有从所遭之打击中复原，旺代人起义了。2月26日，埋在灌木丛中的尸体被挖出来；3月2日，他们的文件被搜获；3月12日，就在布列塔尼人的行动已陷于瘫痪之际，政府强制征兵却打响了内战的信号。不过，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密谋了很久，最后却没有任何结果；在另一个地方，却在任何人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了一场起义。旺代人并不是卢瓦尔河北岸的密谋分子发动起来的。它是在政府突然的挑衅行为刺激下完全自发地爆发出来的。不过，布列塔尼人的密谋也让人们对这场起义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一直有人强烈地期望两个地方能够携手行动。走私者、偷猎者、乞丐等人都信守那个秘密誓言，他们带的通行证上都写着下面这句话：“为了阿芒德，信赖本证的持有人，给他提供协助。”他们是由偏僻地方的无名乡村绅士领导的，而由于他们的起义，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他们中间有一位，叫做德尔贝（D''Elbée），后来成为义军总司令；他一直把3月份成功的起事视为命运的差错，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深思熟虑地谋划的结果。也正因为此，这位绅士最初踟躇不前，他是被农民使劲推着往前走的。现在，没有从前为进行战争而成立的组织的支持，没有布列塔尼更多人手的支持，却竟然要与国民公会相抗衡，似乎太疯狂了，尤其是布列塔尼控制着海岸线，可以与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保持联系。国民公会的政治和宗教政策确实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不过，激起民众第一次以实际行动起而反抗的，却是2月23日颁布的、历史上新出现的强制服役原则。


    将要上演这么一幕辉煌而又悲壮的历史剧的这个地区，位于卢瓦尔河左岸和大海之间。从索米尔（Saumur）到大西洋东西长100英里，从南特到普瓦蒂埃（Poitiers）宽五六十英里。政府军从来没有攻进其最南端的乡村地区，尽管这里的旺代人的骑兵很弱小，也没有训练有素的枪手；主要的战斗都发生在叫做博卡热（Bocage）的地区，这里的地形破碎、林木茂密，很难通行。在这里，没有几个城镇，也没有像样的道路。这里的民众构成了那支义军的骨干，旺代人的英勇事迹大多出现在这里。沿着海岸线是一片沼泽地区，这里居住着一群更为粗鲁的人，他们与内陆的同志们几乎没有多少往来，也几乎很少共同采取行动。他们的领袖沙雷特（Charette）是起义军中最积极、也最勇敢的人，他更多是为战斗本身带给他的狂喜而战，而不是为某项事业而战。他从海路与英国保持着公开的联系，并与英国进行谈判。他也向波旁家族表示，只要他们中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就可以让他成为20万大军的首领。他认为其他指挥官对教士俯首帖耳，认为他们无法跟他相提并论。


    旺代80万居民是比较富裕的，比起法国东部民众来说，他们受堕落的封建制度的剥削比较轻。他们与地主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因而对革命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因而也就倾向于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他们打心眼里是保王党人，拥护贵族制度和教士，除此之外，他们也具有其他地方人所不具有的反对革命的动机。这就是他们会发动起义的根源；而他们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秘密在于他们具有军事天赋，一种比勇气更为罕见的东西。征兵时在几个地方爆发的骚乱都是由普通人组织起来的。其中最早的一位领袖卡特里诺（Cathelineau）是一位送信人，是他所在村庄的教堂司事，在他挺身而出统帅自己的几百名邻居之前，他从来没有开过枪，他的助手则是肖莱（Cholet），他曾当过兵，来自东部前线。由于他的名字叫什里斯托费（Christopher），日耳曼人将其错误地发音为斯托费尔（Stoffel），结果他就以斯托菲厄（Stoffiet）而著称于世。当时，冲突规模还比较小，也不会有更好的人来领导他们。他和沙雷特坚持的时间最长，在他们为之而战的教士背叛之后，也没有屈服。


    不过，这种民众的、大众的自发行动维持时间很短。几天之后，贵族就承担起了领导责任。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密谋策划过起义行动，但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拒绝加入这场起义。我们知道得最详尽的一位是莱斯屈尔（Lescure），因为他的妻子的回忆录曾广为流传。莱斯屈尔让贵族与教士团结了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这项事业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他本来应当担任第三位总司令，不过由于他身体受伤而行动不便，他推荐他的侄子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Henri de Rochejaquelein）替换了斯托菲厄特。我们现在将会看到，严重的猜疑使他们的名声受到了玷污。与莱斯屈尔一样，德尔贝是个足智多谋、处事手段高明的人，而不是个狂热分子。他希望实现的是合理地恢复原状，而不是某种反动。他临死前曾说，如果政府采取绥靖政策，那就要采取措施让狂热分子服帖。


    在军事才能上与所有这些人不相上下、而在人格上与最卓越的人士又能相提并论的，则是邦尚侯爵（Marquis de Bonchamps）。他精通巧妙地操纵群众的艺术，在斗争进入生死攸关之际，他则努力为进行这场斗争而引导群众。他让群众变成了他们没有想到过的样子，并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业而奋斗。正是由于他这种无师自通的指挥才能，这场战斗才得以在较大规模上展开。那些在最开始时只能进行偷袭和夜间发动进攻、而一碰到敌人的正面进攻就四散溃逃的起义军，后来却能够打败自莱茵河调来、在法兰西共和国最出色的将军指挥下的军队。邦尚一直强烈认为，有必要派出一支部队去发动布列塔尼人；然而，这支部队渡过卢瓦尔河之时，他却死了。


    旺代远离普鲁士、奥地利军队入侵所经之路线，这里也不会受到日耳曼人的威胁。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家园遭革命破坏，对于这些没有卷入欧洲战争的人民来说，也没有经受过革命的恐怖。因此，如果他们必须投入战斗，那他们是决意为他们所热爱的理想而战。他们憎恶革命，这确实并不足以使他们拿起武器反抗它，但却足以使他们拒绝保卫它。他们被革命逼着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必须反抗压迫，要么为革命去当兵，为一个与他们的朋友为敌的政府去卖命，这个政府与整个欧洲的保守主义作对，而这些保守人士为流亡的贵族们提供了援助，为那些遭受迫害的教士提供了保护。因此，他们的反抗并不是个政策、策略问题。如果其中没有原则考虑，他们是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革命政府的征兵令不过迫使他们作出了抉择而已。在他们的起义背后，有一种厌恶和复仇的心理，尽管起义最后的爆发是自发的。开始是愤怒的农民孤立地进行反抗，但这种局面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很快就出现了更为有力的理由，它背后出现了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教士和贵族们提出了良心自由的权利，于是，那些曾经与拉·鲁埃里密谋过的保王党人开始编织了一个新的网络。那场起义密谋获得了流亡王公们的授权，他们希望恢复旧秩序。而这并不是旺代人最初的目标。这场起义从来就没有认同过复辟绝对君主政体的目标。这支军队最初被人称为基督教军队，后来，它则变成了天主教和保王军队。他们的祭坛更贴近自己的心灵而不是王座。有一个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教士在其理事会中占有较高位置。有些领导人还是1789年的自由主义者。其他人在政府保证宗教自由之后就立刻放弃了保王主义，接受了共和政体。因而，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尽管起义队伍中有一些不宽容的狂热分子，也曾经有过不顾后果的愤怒情绪发作的事，但旺代起义总的来说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有一个旺代人被包围了，政府军要求他放下武器，他回答说：“那先把上帝还给我！”


    神职领导人中最有名的贝尼耶（Bernier）确实是个阴谋家，但他并没有狂热地坚持那些已经过时的制度。在他看来，这场起义的正当目标是恢复宗教，仅此足矣。他一度非常小心地使旺代人与布列塔尼人之间拉开距离，因为两者的目标不同，一个是为了宗教理想，一个是为了王朝的事业。在督政府时期，他看到了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便走出了自己的藏身之地，推进达成一项协议。在波拿巴谋划签署宗教协定过程中，他是波拿巴的代表和助手，这个协定既大大放弃了宗教不宽容，也大大偏离了保王主义。作为奥尔良主教，他再次出现在卢瓦尔河流域的乡村，离他建立自己功业的地方不远。但他的老战友们对他心怀猜忌，他们觉得，他一直在利用他们的忠诚追求其他目标，而不曾是个保王党人。


    旺代的乡村绅士们要么根本就没有外逃，要么在思考清楚逃亡的后果后，又回到了自己家乡。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坦然接受了这一局面。他们具有全部的勇敢无畏精神，这使他们为信仰而战的历程是如此的壮丽，而他们中很少有人显示出暴戾或极端的想法。旺代人的精神最主要地体现在这样的人身上。他们既不畏惧革命的本质，也不害怕其持久的后果。相反，他们努力要将他们的国家从宗教迫害狂和谋杀犯手中解救出来。当然，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跟巴黎的战斗者一样的残忍。尽管他们非常虔诚，但他们仍然具有残酷和报复的倾向。在法国，这种倾向经常跟宗教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在沙雷特那些粗野的追随者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昂儒（Anjou）和上普瓦图（Upper Poitou）等地的狂热分子更为糟糕，甚至已经是嗜杀成性了。他们都憎恨城市，因为正是那里的市政府逮捕了教士，征用军需和兵员。


    暴动始于一系列对城镇的小规模攻击，这里是政府所在地。在1793年春天的两个月中，共和派都被消灭了，旺代整个乡村地区都掌握在这些旺代起义者手中。他们没有秩序，也没有纪律，也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训练，他们厌恶有军官骑在马上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自己没有重型武器，但他们缴获了400门大炮。到4月底，其人数估计达到了10万人，战斗人员与人口之比，只有美国内战（War of Secession）时期才达到过。信号只要一发出，600个堂区的教堂警钟都会敲响。尽管形势随时都有可能逆转，但他们还是抢得先机，于6月9日占领了索米尔，这个堡垒使他们得以控制整个卢瓦尔河。在这个属于他们家乡最偏远的地方，他们以4万将士和大批武器装备进行防守。如果要想进一步向前推进，就必须超出邻里之间的纽带，需要一种更为强大的组织，需要比撞大运当上头领的当地人更为有力的领导。他们建立了统治机构，主要是由教士构成；他们也推举出了总司令。这一重任最后落到了卡特里诺肩上，因为他是个淳朴的农民，他得到了那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士们的信任。由于教士们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需要有一个主教凌驾于他们之上。拒绝效忠的主教在法国很少见了；莱斯屈尔竭力要满足这个紧迫的需要。现在，就在这个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时刻，在这个捷报频传的时刻，我们要讲述那位阿格拉（Agra）主教令人困惑而又荒诞不经的冒险过程。


    在靠近圣马罗（St. Malo）的多尔（Dol），有一位年轻神父，他曾向宪法宣过誓，不过后来他抛弃了这个圣职，满怀喜悦地来到普瓦蒂埃，并结了婚。他志愿加入共和国军队中，并走上了消灭保王党人的战场。他骑着马执行任务，并由羡慕他的朋友们配备了装备。5月5日，他被起义军俘虏，从他身上搜出了他加入雅各宾俱乐部的证书，他以为自己这下完了。他告诉抓住他的人说，他跟他们是一边的；由于他属于教士等级，所以，伤害他可是亵渎神圣；毕竟，他不仅是位神职人员，还是位主教，是教皇委任他为主教来解救蒙受痛苦的法国教会的。他的名字叫居约（Guyot），但他谎称自己叫福勒维勒（Folleville）。在起义军看来，这样一位俘虏要比一个团的骑兵还有价值。莱斯屈尔在他的家乡抵抗共和国军队已经好几天了；5月16日，居约穿上法袍，重新成为一位主教，带着主教冠、戒指、牧杖等等一切能够彰显他的尊贵的装饰。


    对白旗阵营来说，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天；敌人透过望远镜看到，旺代步兵成行地跪下，一位身体魁梧的高级教士大步从他们中间走过，为他们祈福。看到这种场景，敌人大为惊异。在旺代人投入战斗之际，这位主教向他们发表讲话，他向那些将投入战斗的人保证会取得胜利，那些战死的人会登上天堂，因为他们从事的是这样一种美好的事业；他手执十字架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为那些受伤者主持宗教仪式。于是，他们推举他为理事会首领，并要求每个教士都必须服从他，否则就要被监禁起来。贝尼耶曾经跟居约是同学，他当然不会上当。在罗马，他写信给莫里（Maury），揭穿了他的真面目，莫里当时正在旺代，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场骗局立刻就被揭露了。教皇庇护十一世宣布，并没有什么阿格拉主教，对于这个假冒阿格拉主教的人，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个冒名顶替者，是个无赖。在贝尼耶写信的那个时候，居约仍然掌握着权力；但到了10月份，他将教皇的拉丁文信件翻译给了将军们。他们决定不理睬这封信，但已被揭露的这位冒名顶替者不能再作弥撒了。拉·罗什雅克兰打算将他弄到船上，在第一个海港就将他弄死。但他们却没能走到海边。在格朗维勒（Granville），居约遭遇了险境，他的腰带成了那个战场上的收藏珍品了。虽然军官们已经知道了真相，但士兵们还没有发现真相。在他凑巧占据了重要职位的那六个月，他忠诚地为他们效力，他与他们同生共死。他本来可以靠戳穿他的同伙的谎言和这些容易受人愚弄的人的低能而救自己一命，但他宁可自己去死，也不愿意揭露他们。


    6月份，获得胜利的旺代人攻占了索米尔，现在，他们应当有一项政策和一个计划了。他们有四个选择：他们可以围困南特，从而打开与英国舰队的联络通道；他们也可以与法国中部的保王党人汇合；他们可以在布列塔尼发动起义；他们也可以进军巴黎。通往首都的大路已经是敞开的；被押在太庙中的囚犯们需要有人解救，君主也需复辟。大概描述旺代人事迹的报告，已经有人呈送给了王后，激起了王后脱出苦海的希望。在一份偷递出来的便条中，伊丽莎白公主曾问，西部的民众是否会攻进奥尔良；在另一份便条中，她又问——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英国舰队到底怎么样了。据说，斯托菲厄曾提出过这个大胆的建议。拿破仑相信，假如他们真的采纳了这个建议，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白色军旗在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飘扬。但这是一支没有组织的军队；士兵们没有军饷，只要他们乐意，就可以回家。将军们陷入令人绝望的分裂状态，沙雷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地盘。一直领导他的手下并在每场战斗中都受过伤的邦尚离开了，由于伤病，他无法再行军打仗。他的建议是众所周知的，他觉得，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派一小支部队去发动布列塔尼人。只要把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向巴黎进军。起义军最后采纳了这种方案，决定围困南特，这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是与西印度进行贸易的商业中心城市，也是非洲奴隶贸易的中心。只要攻下南特，就有可能激发布列塔尼人起义；而且，这样一次远征，沙雷特也愿意参加。这是卡特里诺提出的一个灾难性建议。他们沿着卢瓦尔河右岸顺流而下，从索米尔向南特进军。6月28日夜，他们发出信号，要沙雷特次日采取行动。他并没有拒绝，但他却在河对岸，无法渡过卢瓦尔河。他抱怨说，这样的安排等于把这座富裕城市的战利品，都交给了来自昂儒和普瓦图地区那些虔诚的士兵，他却只能从远处看着干着急。


    起义军在索米尔考虑的时间太长了，行军速度又太迟缓，南特抓紧时间修筑了防御工事，其居民的心灵中也已经建起了堡垒。进攻失败了。卡特里诺攻入一个市场，人们从窗户向外看，一个鞋匠击中了昂儒的这位英雄。旺代人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他们的事业从此就没有了前景。卡特里诺死亡之后，德尔贝被推举继承他的位置。他承认邦尚具有更为高级的地位，但他并不喜欢邦尚提出的将战争引向北方的政策。其他人更喜欢德尔贝，因为对他的支配地位和意志力不用太担心。他们的分裂不仅出于嫉妒，也出于互相敌视。沙雷特一直远离那个决定性的战场，当大军沿卢瓦尔河而下的时候，他很高兴，因为他们把整个乡村都留给了他。沙雷特和斯托菲厄找机会处死了炮兵司令马利尼（Marigny）。而莱斯屈尔曾宣称，如果不是他因为受伤而没法动弹，他就会杀了德·塔尔蒙（De Talmond）亲王。斯托菲厄向邦尚发出了决斗邀请；斯托菲厄和沙雷特两人最终被他们的同志抛弃了。起义的胜利靠的是德尔贝、邦尚和莱斯屈尔三人之间经过所有人事、政策变化之后依然保持的信赖。他们在海湾抵抗共和国军队达两个月之久。他们一直没有抵达普瓦蒂埃，在吕松，他们遭到共和军重创，但他们却攻占了图阿尔斯（Thouars）、帕尔特内（Parthenay）、夏蒂隆（Chatillon）、布勒絮伊勒（Bressuire），从而在西南方向构筑了一道城镇防御线。有一条道路，从北向南贯通博普罗（Beaupréau）、夏蒂隆和布勒絮伊勒；另一条大路则从东到西，连通杜埃（Doué）、维伊埃（Vihiers）、科龙（Coron）、莫尔塔纳（Mortagne）。所有这些，都是曾经发生过著名战斗的地名。位于旺代省中部、上述两条道路交叉处的肖莱（Cholet），起义军曾取得过第一场胜利，也打过最后一场仗。


    旺代起义者的有利之处在于，没有良好的军队来对付他们，共和军中也没有好军官。罗伯斯庇尔早期的政策是压制军事才能，这种才能在一个共和国中可能是危险的，相反，他喜欢利用那些会说大话的爱国者。他可没有让他们给蒙蔽，但他信任他们，认为他们是靠得住的人。只要他们狂热地、残酷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效仿在巴黎取得巨大成功的做法，就不会碍事。比起谋略家的技巧来说，这是彻底消灭保王党人的一种更为可靠的办法，因为一位谋略家可能会讲究人道，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个野心勃勃、令人不能放心的家伙。于是，巴黎接连派来无能之辈，这使得德尔贝的名声越来越大。他本来应该拿出时间跟英国首相皮特联络，人们本来就相信，皮特到处都在搞阴谋，而巴黎政府的各个委员会也确实越来越强烈地担心，英国军队将在西海岸登陆。


    7月底，一场灾难性疫情袭击了法国军队，芒茨让普鲁士军队占领了，瓦朗西安纳斯很快也落入奥地利军队之手。他们的精锐部队尽管不能应付外国军队，却能对付国内的敌人。从马扬瑟（Mayence）调来的军队被派到南特。这支军队有8000人，他们带来了克莱贝尔（Kléber）。旺代起义到了最关键时刻。到9月中旬，法国政府所拥有的最好的士兵和最好的将军与邦尚和德尔贝经验丰富的老兵遭遇了。从18日到23日这一周之内，他们进行了5场战斗，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以所在村庄的名字托尔富（Torfou）命名。在这场战斗中，保王党人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战果，这样，他们就取得了每场战斗的胜利，缴获了100多门大炮。在某次战斗中，克莱贝尔和马索（Marceau）头一次互相看到了对方。看起来邦尚似乎更应该能够打败克莱贝尔和马索，因为他曾经打败过弗斯泰芒和罗西尼奥尔（Rossignol）。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些人化装偷偷地来到旺代前线。后来发现，他们是来自马扬斯（Mayence）的精锐部队。他们说，他们更愿意效力要求他们攻打的保王党将军，而不愿意在他们那些无能的将领手下卖命。但他们希望得到一大笔钱好带给他们的战友。邦尚和沙雷特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一提议，希望接受他们的条件。但这笔钱只能靠熔化教堂的器皿来筹集，而教士们拒绝这样做。有些人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失算。导致他们失败的其他原因也是明显的、决定性的。他们应该获得布列塔尼人的支持，但布列塔尼人却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本来应该团结一致，却陷入严重的内讧之中，缺乏协调。他们本来应当在卢瓦尔河两岸的高地上建立起坚固的堡垒，但他们不懂得防御策略。他们占领一个城镇后，不应当停止进攻，而应该撤出城镇，只有把敌人赶走才算真正成功。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应当寻求英国的支持。德尔贝的第一封信被中途截获，直到4个月后，英国政府才行动起来。流亡者和那些王公们不喜欢这些农民和继续留在国内的贵族和教士，而这些人也确实在很长时间中一直宣称自己不是保王党人，自己的主要或终极目标不是恢复君主制度。皮赛向纳皮耶（Napier）展示过一封信，路易十八在信中下令将他秘密处死。


    英国人应该早一些、也即在夏季风小的时候，就在海岸线上采取行动，但英国却希望找到一个更为安全的登陆地点，因而没有给起义者提供任何帮助。沙雷特费了很大劲坚守努瓦穆蒂埃（Noirmoutier）岛，此时，皮特本来是能够成为法国的主宰者的。等他作出一些承诺和建议的时候，已经是10月了，机会早已经消失了。


    10月中旬，克莱贝尔的力量大大加强了，部队人数已经达到25000人，邦尚认定，现在必须撤退到布列塔尼去了。他派出一只部队去保卫位于圣洛朗（St. Laurent）的卢瓦尔河渡口，他率领自己的全部人马退守肖莱，同时，他派人向沙雷特报警，现在已经到了决定性时刻了。在这里，10月16日，他打了自己的第一仗。德尔贝的身体被子弹射穿了，他被安全地运送到努瓦穆蒂埃岛，一直逗留在那里，直到1月份共和军收复该岛。他在被处死前与打败他的人的对话，是这段历史时期最有价值的一次谈话。莱斯屈尔的头部已经被子弹打穿了，在肖莱，邦尚也受了致命伤。但在那个时刻，命运仍然在摇摆不定中，他们的事业最后的失败应该归咎于沙雷特不愿救援。斯托菲厄和罗什雅克兰率残部从肖莱撤往卢瓦尔河。他们整整走了一天，这一天，都没有敌军追赶。他们赶到河边时，邦尚仍然活着，仍然能够发出他最后一道命令。从肖莱带出的被俘的政府军有4500人，他们被关在圣洛朗教堂中，军官们一致认为，应将他们处死。毕竟，国民公会也不会同意让这些被保王党人释放的人再回军中服役的。而文明战争的种种规矩早就已经被摧毁了，这些俘虏也肯定又会被用来对付饶恕他们的人。邦尚却下令饶过这些人，就在这一天，他死了。德尔贝、莱斯屈尔和邦尚在同一时刻永远离开了起义军，拉·罗舍雅居厄兰接过了指挥权。曾在拉瓦尔被他击退的克莱贝尔形容他是个非常有才能的军官；但他率领义军离开卢瓦尔河，进入乡村地区，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拉·塔尔蒙亲王——他是拉特勒穆瓦勒人（La Tremoille）——向他保证，只要他们接近他的家族的领地，一同打算起事的布列塔尼人就会加入他们的队伍。更重要的是，有两位拄着拐杖的农民现身。这两位农民其实是乔装打扮的流亡者，他们的拐杖中藏着从白厅 (2) 来的信，在这封信中，皮特答应，只要义军占领一个港口，他就将援助他们。他建议他们攻占格朗维勒，因为这个地方位于离圣米舍尔（St. Michael）山不远的一个海角。这两位信使不愿意进一步确认他们带来的令人鼓舞的信息。不过，拉·罗舍雅居厄兰仍然向海边进发，尽管被成千失去家园的妇孺所拖累；他开始进攻那个地方的堡垒。但他发动的进攻失败了。尽管在泽西岛 (3) 就能听到法国那边的炮声，却没有英国战舰赶来。现在，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这支伟大的起义军的残部一边诅咒着英国，一边撤回自己的家乡。已经有数千布列塔尼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斯托菲厄也一直抗击着阻拦他的共和派军队。他和拉·罗什雅克兰、萨皮诺（Sapinaud）一起乘坐一艘小船渡过了卢瓦尔河。然而，他们的军队发现，没有办法渡过这条河，他们就在没有军官指挥的情况下，无助地游荡着。直到12月26日，在萨维内，被敌人打败，并被全部处死。莱斯屈尔一直坐在车上跟着这支队伍，最后，他听到了王后被处死的消息。他在弥留之际说：“我们就是为了拯救她而战；我希望活着替她报仇。现在看来是没有机会了。”


    卡里埃（Carrier）同样是以这种精神在南特进行反抗革命的斗争的。但我实在无法去讲述那些取得胜利的共和分子是如何报复这些曾令他们颤抖的勇敢的人们的。同样的残暴行径也曾在南方上演。里昂人曾经推翻了雅各宾派，将其中最恶劣者处死，并在共和派军队的围困下坚持了一段时间。在南特互相敌视的吉伦特派和保王派，在这里却并肩作战；这个城市的防御十分坚固，他们一直坚持到10月9日。8月29日，土伦的保王党人召来了一支由英国和西班牙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并将舰队和军火库交给了胡德爵士（Lord Hood）。10月份，共和派军队开始围困这座城市。土伦港海水很深，也很开阔，但有一座要塞扼受着出海口。不管是谁，只要控制了莱居伊勒特（l''Aiguillette）要塞，就控制了码头中的每条船和军火库中的每支枪。12月18日午夜，在狂风暴雨之中，法国军队发动进攻，并占领了这个要塞。土伦再也无法防守得住了。英国人迅速摧毁了他们无法带走的法国船只，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全摧毁之，留下的东西就成了后来法国军队远征埃及的装备；英国人冒着要塞上的枪林弹雨，飞快地撤出了港口。波拿巴的运气就始于这一战功，他军事生涯中看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在冲天大火的掩映下，英国舰队在他眼前逃跑。至此，1793年胜利地结束了，国民公会成了整个法国的主宰，只有靠近大西洋的沼泽地带例外，沙雷特在那里打退了所有进攻，并成功地按自己的条件与共和国达成了停战协议。不过，危险已经降临，并扰乱了罗伯斯庇尔的睡梦，人们发现，这个家伙使革命仅仅成了军人攫取权力的一块垫脚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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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源自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在荷兰西南部注入北海。——译者注


    (2) 英国首相官邸。——译者


    (3) Jersey，英国海峡群岛中的最大岛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