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学时代

    尽管我对科学的爱好与日俱增，我却时不时地回来读哲学方面的书。我该选择一种职业的问题已迫在眉睫。我急不可待地盼望中学时代的结束，然后我就可以上大学</a>学习了——当然是自然科学。这时，我将会掌握某种实际的知识。我刚刚为自己许下这一诺言，心里的怀疑便随之而来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我不是对埃及和巴比伦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最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除了巴塞尔之外，我可没钱去别的地方上大学了，但在巴塞尔，却没有教这门课的老师。于是这一计划很快泡了汤。好长一段时间，我下不了决心，总是拖延作决定的时间。父亲对此十分担忧，有一次，他说：“这孩子对能够想到的一切都感兴趣，但却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只好承认，他说得没错。随着大学入学考试的临近，我们只好决定报考哪种专业了，我草率地报了科学，但我的同学却很疑惑，不知道我到底坚决要学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


    这一显然草率的决定也有它的背景。几个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相互角逐，谁有资格作决定的时候，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身处一大片沿莱茵河生长的阴暗树林中。我走上一座小山丘，在上面的一个坟堆前挖掘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吃惊地发现，自己竟挖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骸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同时我又知道：我一定得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了解我们周围的各种东西。


    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又梦见自己来到一处树林里，那里溪流纵横交错，在最幽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池塘，池塘四周灌木丛生。半身浸在水里的是一种最古怪和最奇妙的生物：一个圆溜溜的动物，身上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它由无数的小细胞，或者说是由形如触手的各种器官所构成。这是一只巨型放射类动物，身宽大约三英尺。这一威严的生物竟躺在那儿，躺在隐秘的地方，躺在这清澈的深水中，不受打扰，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妙不可言。它在我身上激起了一股强烈的求知欲，结果我醒来后心还在怦怦跳着。这两个梦对我作出喜欢科学的决定起了压倒性的作用，同时也消除了我所有的疑虑。


    我非常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必须自谋生计的时代和世界里。想要自力更生，一个人就得成为这样那样的人，我所有的同学也都深切地感受到自食其力的必要性，而且并无他求。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古怪。我为何下不了决心，让自己致力于某件确定的事情中呢？甚至连我那个毫无情趣、单调乏味的同学D君（德语老师将其奉为勤学自觉的典范）也早已决定要学神学了。我明白了，我必须定下心来，好好想想这件事。比如说，我要是学动物学，那我将来只能当个小学</a>校长，充其量不过是在动物园里当个雇员罢了。这是没有前途的，甚至在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样——当然了，比起来，我更乐于在动物园工作而不愿经历教师生涯。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干吗不去学医呢？奇怪的是，我以前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尽管我总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自己的曾祖父曾经是个医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我对这一职业向来颇为抵制。“绝不步人后尘”是我的座右铭。但现在我却告诉自己，学医至少与科学性的科目相关。在这方面，我便可以随心所欲了。此外，医学这个范畴十分广泛，因此以后要专攻某个方面，总会有不少机会。我坚定地选择了科学，而唯一剩下的问题便是：怎么去学？我得自己挣生活费，但既然我没有钱，便无法到国外上大学，也就无法获得培训，使我有希望开始科学生涯。充其量，我也只能在科学方面浅尝辄止。既然我又具有一种个性，使许多同学和说话算数的人（就是老师们）都不喜欢我，我也就没有任何希望找到一个支持我追求的资助者了。因此，在我最终选定医学的时候，我的心情反而非常不快，总觉得如此的妥协并不是一件步入生活的好事。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作出了这不可逆转的决定，便可以彻底解脱了。


    然后，那痛苦的问题出现了：从哪儿去弄这么一笔钱呢？我父亲只能筹集一部分。他替我向巴塞尔大学申请定期生活津贴，这使我觉得很丢脸，但却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觉得丢脸，主要不是因为自家的贫困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是因为我向来暗自相信，所有“上层”人士，所有说话“算数”的人，都对我抱有成见。我从来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好处。我显然是由于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照顾，因为他是个良善而又心胸开阔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跟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我对自己抱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从第一人格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太合群、天资平平却又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具有一种不受约束的气质而且态度动摇，一会儿天真热情，一会儿又孩子气地易于失望，在第一人格最本质的地方居住着一个隐士和蒙昧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一种既困难，又费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是一门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的课程，这一课程由于如下种种过失而变得复杂起来，比如经常性的懒惰、泄气、沮丧，对无人崇尚的想法和事情饱有不适当的热情、轻信假想的朋友，见识有限、观念偏见、愚蠢（特别是在数学上）、对别人缺乏了解、对待哲学问题含混不清、既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又不信奉其他东西等。第二人格没有什么明确的特征；他是一种永存的生命，出生、活着、死去，集所有于一身，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幻觉。虽然他无情地看穿了自己，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浓重的、阴暗的媒介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在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第一人格便包含并淹没在第二人格中，与第二人格的情况恰恰相反，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一个内部黑暗的区域。第二人格觉得，关于他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都像投到世界边缘的一块石头，最后毫无声息地落入无限黑暗当中。不过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处于统治地位，好像位于一座皇宫的宽敞大厅里，高大的窗户全都朝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风景敞开。在这里是意义和历史的连续，它们与第一人格生活中不连贯的偶然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和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真实的接触点。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暗暗觉得自己与《浮士德》所体现的中世纪相一致，与过去的一种遗产相一致，这一遗产显然使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因此，之于歌德，第二人格也是真实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现在震惊地认识到，《浮士德》对我的意义，远胜于我那可爱的《约翰福音》。《浮士德》中的某些内容能够直接作用在我身上。我觉得圣约翰描述的耶稣有些古怪，但更古怪的还是其他几部福音中所说的救世主。另一方面，《浮士德》是第二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等价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为他那个时代所作出的回答。这种洞见不但对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还增加了我内心的安全感及一种我属于人类社会的感觉。我不再孤立，也不只是个怪人，不再是一个残酷大自然嘲弄的对象了。我的教父和权威便是伟大的歌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把我吓了一跳，又鼓励了我。梦中我身处黑夜中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我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四处飘飞。我拱起两只手，护住一盏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小灯。一切都取决于我能否保持灯的光亮。突然之间，我感觉背后有个东西正向我走近。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巨大无比的黑影跟在我后面。虽然我当时吓坏了，却还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也一定得守护住这盏小灯，以度过这个狂风肆虐的夜晚。当我醒来后，便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布罗肯峰的鬼魂”，也就是我自己的影子，透过我带来的小灯灯光，投射在飞旋浓雾上形成的。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唯一一盏灯。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拥有的唯一财富，而且是最大的财富。虽然与黑暗的威力相比，这盏灯显得无比渺小和脆弱，但它仍是一盏灯，我唯一的灯。


    这个梦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启示。现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提灯的人，而第二人格则像个影子那样跟随着他。我的任务是守护着灯，不回头看那永存的生命力，后者显然是一个王国禁地，被不同的灯光照亮。我必须迎着风暴前进，而风暴则竭力把我推回到一个无限黑暗的世界里，在那里，除了背景中各种事物的表象之外，什么也意识不到。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须前进——我要学习、赚钱、承担各种责任、承受各种拖累、迷惑、犯错误、忍辱负重、经历失败等。时间，便是把我向后推的风暴，它一刻不停地流向过去，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它发出一种巨大的吸力，贪婪地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吸入身体里；只有费力地前进，才能暂时逃脱它的魔爪。过去是存在着的，真实得叫人可怕，谁要是不能以满意的答案来保</a>住自己的性命，它就把谁抓住。


    我的世界观又一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道路不可扭转地通向外部世界，进入具有三维特征的有限区域和黑暗之中。在我看来，亚当肯定以这种方式离开过伊甸园；伊甸园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幽灵，而他得大汗淋漓地耕种满是石头的土地，这算是清闲的活儿了。


    我自问道：“这样一个梦到底来自何方呢？”直到那时我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梦是直接由上帝送来的。但现在我却接受了大量认识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疑虑重重。例如，人们可以说，我的洞见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成熟起来，突然又以梦的形式破茧而出。实际上，它就是那么发生的。但是这种解释却只是一种描述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过程，它为什么以意识的形式破茧而出。我没有刻意做过任何事情，来加速任何一种发展态势；相反，我的同情心却在另一个方面。因此，这些景象之后一定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是某种理智，某种比我更加理智的东西在起作用。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王国的光芒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影子显现了出来，这一离奇的想法确实不是我自发想到的东西。现在，完全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许多在以前难以解释的事情——特别是每当我间接提到，任何能使人们联想起内心王国的事情时，人们脸上便会露出尴尬、疏远、冰冷、阴郁的表情。


    我必须得把第二人格抛到脑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得否认这种想法，并宣判它是无效的。这只会引来自相残杀，只会使我不可能再去解释梦的起源。因为在我心中，第二人格无疑与梦的创造有某种关系，而我可以很容易地认为他具有了必要的更高的智力。但我却感觉自己越来越与第一人格相同，而且后来证明，这种状态只是更加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觉得自己不再与它相同了。他确实是一个幽灵，一个能与黑暗世界对抗的灵魂。这是我在做这个梦前尚不知道的东西，甚至就在此时——回想起来我非常确信——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它，尽管我毫不怀疑自己在情感上是认识他的。


    无论如何，我和第二人格之间产生了分裂，结果，“我”被派给了第一人格，并在相同程度上与第二人格分隔开来，第二人格可以说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我并不把这与任何一种绝对的、个性的想法联系起来，而这种个性可能为一个幽灵所有；由于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本不应该显得奇怪。在乡下，人们根据不同的情况，会相信这些事物：其实他们有时候信，有时候也不信。这个灵魂唯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历史性，即他在时间上有延展性，或者说是他的无限性。当然，我不用如此赘述来告诉自己这一点，对他的空间存在也没有形成任何概念。在我那第一人格存在的背景里，他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没有清晰的限定，但却又绝对地存在着。


    小孩子对于大人说话的反应，远比不上他们对无法估量的周围环境所作出的反应。小孩潜意识地使自己适应它们，而且他们身上产生了具有补偿性质的种种关联。甚至在我幼童时期便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宗教”观念，它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只能理解为我对父母的环境，以及对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反应。我父亲对宗教的种种怀疑潜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自然地就屈服了。自己的世界以及整个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将其影响慢慢推进；影响的时间越长，我父亲有意识的头脑便会不顾一切地反抗它的权威。父亲的预感使他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之后又将它们转移到我的身上，这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从来没有印象，认为这些影响是来源于我母亲的，因为虽然她以某种方式深深地扎根于看不见的土地，但在我看来，她对基督教的信仰远没有那么坚定。对于我来说，她以某种方式与动物、树木、山脉、草地及流水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与她信仰基督教的外表以及她对信仰一贯的维护，形成了最奇妙的对比。这一背景与我自己的态度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因而没有给我造成任何不适；相反，它反而赋予了我一种自信和一种安全感，使我相信，这就是我可以站稳脚跟的坚实地面。我从来不觉得这一基础带有浓重的“异教徒色彩”。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在这种冲突中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在那时，这一冲突已经在父亲的传统观念和我奇怪的补偿性产物间展开了。这一产物的产生一直受到我潜意识的刺激。


    回顾过去，我现在终于明白，童年时的发展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预示了我未来的事件，也帮助我适应了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溃，适应了有关这个世界的，令人震惊的启示——今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新发现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的影响在事先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尽管我们人类拥有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集体精神（以世纪来计算时间）的代表者、牺牲者和促进者，我们可能终生都在认为，自己向来凭的是真本事，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只不过是世界戏剧舞台上的小配角而已。有些因素，虽然并不为我们所知，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些因素越是潜意识地存在，对我们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我们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好几个世纪里的——我给这一部分（只供我自己使用）起了个名字叫“第二人格”。它并不是被西方宗教所证实的，一种个人的好奇心。西方的宗教明确地把自己施加到这个内在的人身上，并在为时两千年的时间里，竭力使他了解有关表面意识（带有主观成见）的知识，“不用去外面寻找，真理就隐藏在内在的人身上”。


    在1892－1894年间，我与父亲进行过一些相当热烈的讨论。他曾在哥廷根学习过好几种东方语言，并就阿拉伯版的《所罗门之歌》写了学位论文。随着最后一次考试的结束，他荣耀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此后，他埋没了自己在语言上的才华。作为一个乡村牧师，他陷入了一种感伤的理想主义中，陷入了对大学黄金时代的回忆中，于是他继续用大学时代的长柄烟斗吸烟，他还发现他的婚姻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美满。他做了许多的好事——数不胜数——而结果常常令人气恼。父母两人都竭尽全力，过着虔诚的生活，但结果两人总是怒目以待。这些困境，虽然能够理解，但后来却粉碎了我父亲的信仰。


    那时候，他的愤怒和不满日益增多，而他的状况使我非常担忧。母亲避开所有可能刺激他的事，再不与他进行争执。尽管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做法，我却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雷霆时，我总是默不作声，而在他显得比较平和的时候，我便想办法找些话与他交谈，希望了解一点他内心的想法以及他对自己的认知。毫无疑问，某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正折磨着他，而我怀疑此事必然与他的信仰有关。从他无意中作出的几个暗示中，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正在忍受着由于对宗教的疑惑而产生的痛苦。我想他一定经历过那种必要的体验了。从尝试着与父亲谈话这件事上，我发现事实上，某种必要的体验是缺失了的，因为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给以同样的、陈腐的、毫无生气和合乎神学规范的回答，或无奈地耸耸肩，而这却使我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吵架时抓住这些机会，与这些情形妥协。我明白，我那些批判性的问题令他很难过，但尽管这样，我却不想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因为在我看来，他竟没有体验过上帝，这可是最显著的体验啊，实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对认识论了解不少，因而便意识到，这样一种知识是无法被证明的；而且我也清楚，这确实也没必要被证明，就像落日之美和黑夜之恐怖一样无须证明。毫无疑问，我曾笨拙地设法向他传达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满怀希望，想帮助他承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灾难。他不得不和别人争吵，于是便与自己和家人吵了起来。但他为什么不跟创造万物的阴暗上帝争吵呢？因为只有他才应该为世上的种种苦难负责。上帝一定会让他做一个奇妙的、深奥的梦，并为他揭晓答案；尽管我没有向他请求，上帝却让我做过这种梦，并让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这样而已。对呀，他甚至让我瞥见他自己的形态。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我不敢也无法向父亲揭示。要是父亲能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可以向他揭示的。但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我却从来没有涉及得如此之远，甚至从来都不曾触碰过这一问题，因为我总是以一种理智的、非心理学的方式来处理它，尽一切可能避免触及感情的方方面面。这种方法每次都像对着公牛的红布那样，导致了我所无法理解的种种愤怒反应。我实在想不通，一场完全理性的争辩，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感情上的抵制。


    这些毫无结果的讨论激怒了父亲和我，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些讨论，各自背负起自己独有的自卑感。神学使父亲和我彼此疏远了。尽管我并不觉得孤单，我却感到自己遭受了一个致命的失败。我模糊地预感到，他正无法逃避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交谈。至少我知道，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找不到一个令我信赖的人，能说些帮助的话，救救我父亲。有一次，我听见父亲在祈祷。他挣扎着要坚持自己的信仰。我心里为之一震，同时又很愤怒，因为我看出了，他是多么无助地陷入了教会和神学思想，无法自拔。它们阻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一切通道，然而随后又背信弃义地将他抛弃。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早期体验的深层含意了：上帝已拒绝为神学负责，拒绝为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负责。另一方面，上帝又宽恕了这种神学，就像他宽恕过太多别的东西一样。在我看来，人们应为这些发展负责的设想实在荒谬可笑。人类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就像小狗一样，生下来又聋又瞎，”我想道，“并像上帝所造的所有生物一样，只拥有最模糊的光线，这光绝不足以照亮他们在摸索前进时的黑暗。”我同样确信，我所认识的神学家中没有一人曾亲眼目睹过“那照亮黑暗的光明”，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就不可能去传授“神学宗教”了；这种宗教在我看来有明显的缺陷，因为没有事情与它相关，但人们还要不抱希望地去信奉它。我父亲曾经奋不顾身地尝试过，结果却碰了壁。他甚至无法抵御那荒唐功利的精神病医生的侵犯。这也像神学一样，是某种人们不得不相信的东西，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罢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他们二者都缺少了认识论方面的批判及体验。


    我父亲显然受了这种印象的影响，那就是精神病医生已经在人脑中发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证明了，在本应该有精神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而“精神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预感到，如果我要学医，我就应该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不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种警告意味着，我应该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唯物主义者相信的是他们的定义，就跟神学者相信他们的定义一样；我还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简直就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我意识到，他这一著名的信仰曾经狠狠地捉弄过他，不但捉弄过他，还捉弄过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严肃而有教养的人。在我看来，信仰的罪过主要在于它排斥经验。神学家怎会知道，上帝刻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的同时，又“允许”另一些事物存在呢，精神病学家又怎么知道，事物也被赋予了人类的某些特质呢？我要是屈服于唯物主义，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我父亲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显然，有人低声说起了“暗示”，因为我发现，他正在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关暗示的那本书，是伯恩海姆翻译的。这是一个崭新而重要的开端，因为除了读读小说，偶尔翻翻游记，父亲从来没有读过其他读物。一切“有智慧的”和有趣的书都在禁忌之列。但是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根本不能使他变得更加愉快。他沮丧的情绪与日俱增，情况也越来越剧烈，对于他患的臆想症也是如此。一连好几年，他一直在抱怨得了各种各样的肠胃病，然而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却一直不能确诊，他到底得了什么病。现在他又抱怨，感觉“腹腔有结石”。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但后来连医生也怀疑起来了。这大约是在1895年夏末。


    那年春天，我已经开始进入巴塞尔大学学习。我上高中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最无聊的一段时光，而通向“文科大学”与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正在向我敞开。现在，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至少可以听到关于大自然最本质的真理了。我将会学到前人已经掌握的，有关人体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并掌握有关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加入了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佩戴彩色徽章的兄弟会。在我还念大一的时候，他赶来参加了兄弟会的一次远足，他们聚集在马克格拉芬县下属的一个酿葡萄酒的村子，他在那里还发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演讲。让我高兴的是，他大学时代的那种愉悦精神在他的演说中再次体现了出来。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在他毕业之时，他的生活停滞不前了，一首大学生歌曲的歌词便开始在我的耳际回响：


    他们迈着步子垂头丧气，


    慢慢返回世俗的土地，


    往昔情景一去不回，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这些话重重地压在了我的灵魂之上。从前，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也是个充满热情的学生，就跟我现在一样；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过，就像现在为我敞开一样；知识的无穷财富展现在他的面前，就像现在展现在我面前一样。后来，一切对他来说却枯萎了，变得辛酸苦楚，这种情形怎会发生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答案太多了。那个夏夜，他喝过葡萄酒后发表的演说是最后一次机会，使他跳出回忆，使他度过一段自己本应该度过的时光。此后不久，他的健康情况恶化了。到了1895年秋末，他倒在床上一卧不起，1896年年初便去世了。


    上完课后我回了趟家，询问了他当时的情况。“唉，还是老样子。他身体很虚弱。”母亲说道。他呢喃地向她说了点什么，她为我作了转述，然后跟我使了个眼色，提醒我他已处于神志昏迷的状态了：“他想知道你通没通过国家级别的考试。”我明白我必须撒个谎：“考过了，考得很不错。”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过了没过久，我又进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独自一人，母亲在隔壁房间收拾东西。他喉咙里发出嘎嘎的响声。我知道他已处于濒死的痛苦之中。我在他床边站着，竟然给这种情形迷住了。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死去。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呼吸。我等啊等啊，等着他下一次的呼吸，可是却再也没有出现。于是，我想起了母亲，便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看见她正坐在窗前织毛衣。“父亲他快不行了。”我说道。她跟着我来到床边，看见他已经去世了。她仿佛觉得非常奇妙：“一切这么快就过去了。”


    随后的几天笼罩着忧伤和痛苦的氛围，没有多少留在我的记忆</a>中。有一次，母亲用她的“第二个”声音对我，或者说对她周围的空气说道：“他为了你及时地死去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你们并不理解彼此，而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妨碍你的东西啦。”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正好符合母亲的第二人格。


    “为你”这个字眼儿给了我可怕、沉重的一击，我感到昨日的一小部分已经永远地结束了。但同时，一种男子汉和自由的感觉开始在我身上觉醒。父亲去世后，我搬进了他的房间并取代了他在家中的地位。比如说，我得每星期把家庭生活用的钱亲手交给母亲，因为她不会计划家庭的经济开销，也不会理财。


    在父亲去世六个星期后，他对我来说显得像一场梦一样。他会突然间站在我面前，说他快要度假回来了。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现在正要回家。我觉得，自己搬进了他的房间，他可能会讨厌我。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尽管这样，我的内心还是感到愧疚，因为在我想象中他已经死掉了。两天之后，这个梦又出现了。父亲恢复了健康，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我便再次责备自己，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掉了。后来，我一遍遍地自问：“在梦里，父亲回到家中，样子又显得那么逼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迫使我第一次思考起死后的生活。


    父亲去世之后，我继续在大学读书便成了一个难题。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该在商行里当个小职员，以便尽可能快地赚钱养家。母亲的小弟弟提议要资助她，因为她的经济来源几乎无法养活自己。父亲这边的一个叔叔同意资助我。我在完成学业的时候，欠了他三千法郎。我还一边当助教，一边帮老姑妈出售她收集的为数不多的古董，以此赚取剩余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以高价把古董一件件卖出，便可从中抽取价格不菲的提成。


    我绝对忘不了这穷困潦倒的时期，这时，一个人便懂得了珍惜廉价的东西。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真是爱不释手。这盒雪茄我抽了整整一年，因为我只准许自己在星期天的时候才抽上一根。


    在我看来，大学生活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切都是理智的、充满生机的。大学还是一个结交朋友的时期。在兄弟会的几次会议里，我就神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作了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了许多热烈的讨论，但并不总是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叔本华和康德进行辩论，我们对西塞罗文体美了如指掌，我们还对神学和哲学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在有关宗教的问题上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家时，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与一位神学家谈过一次话，他曾经是我父亲所在教区的大主教。他不但以惊人的胃口闻名——这我是望尘莫及的——而且还博学多识。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教会神父和教规历史方面的东西。他还给我大致地讲了有关新教神学的新知识。里切尔神学在当时非常流行。这种神学的历史相对论使我感到异常兴奋，特别是用铁路火车作的比较。在兄弟会里与我进行多次讨论的神学系学生们，对“基督一生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理论似乎全都显得非常满意。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不但相当愚蠢，而且丝毫没有生气。我也无法赞同这种倾向，即把基督推到台前，使他在上帝与人的戏剧中充当决定性的角色。在我看来，这无疑掩盖了基督本人的观点：创造他的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人间的地位。


    在我看来，圣灵是无法想象的上帝的化身。圣灵的活动不但是崇高庄严的，而且还带某种怪异甚至是令人怀疑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又是耶和华神的行为所特有的；之于耶和华，我曾天真地把他等同于上帝的基督形象，这是我在坚信礼所接受的教导（这时我还不知道，严格说来，魔鬼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我主耶稣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因而也是个会犯错的人，或者就是圣灵的喉舌而已。这种极为不正统的看法，跟神学上的看法相去甚远，自然使人觉得完全不能理解。我对此感到的失望，逐渐使我产生了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并证实了我的看法：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我发现在大学一年级期间，科学虽然打开了通往渊博知识的大门，但却很少能提供真正的洞见。而总的来说，这种洞见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我从哲学著作的阅读中得知，灵魂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没有灵魂，也就没有了知识和洞见。然而关于灵魂，哲学著作中却只字未提。无论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它是理所应当的，因而甚至当有人提及它的时候——例如，C.G.卡鲁斯——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灵魂，有的只是神学式的沉思，然而作出这种那种沉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在第二学期期末，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将产生重大的结果。在我一位同学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找到了一本论述唯心论现象的小书，出版日期为70年代。这本书叙述了唯心论的起源，其作者是一位神学家。我最初的怀疑很快消失了，因为我忽然间明白了，大体说来，书中所述的与我童年时期在乡下反复听到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毫无疑问，这些材料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故事是否就是真人真事儿，对这一重大的问题的回答却不令我满意。虽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同样的故事都被反一遍遍地报道过。这其中必然有某种原因，但显然又不是最突出的原因，即世界各地拥有相同的宗教观念。相反，它必须与人类灵魂的客观行为相联系。但就这个主要问题——灵魂的客观性——而言，除了哲学家们所说的东西之外，我绝对找不出其他东西了。


    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在我看来既古怪又值得怀疑，然而就客观唯心现象而言，这些观点却是我最先见到的。比如左勒纳和克鲁克斯的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实际上读完了我能够读到的所有文学著作。很自然，我也把这些事情说给朋友们听，然而他们的反应不是嘲笑就是怀疑，也有的急忙起来争辩。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我奇怪的是他们竟敢断言说，不可能有鬼怪和转动桌子的事，那都是骗人的。在另一方面，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表现出交际争辩的本性。我自己也不敢确定，这些报告是否准确无误，但是说到底，为什么就不能有鬼魂呢？我们怎么就能知道某些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焦急意味着什么？对我自己来说，这种种可能性是极为有趣、极为吸引人的。它们为我的生活</a>增添了又一个新天地，世界获得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说，梦可能与鬼魂有关系吗？康德的《通灵者之梦》出版得非常及时，而且我还很快就发现了卡尔杜普雷这个人，他从哲学上和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我还挖掘到了艾先梅耶、帕萨旺、尤斯蒂努斯、克尔纳和格雷斯的著作，还读了斯威登堡的七卷著作。


    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对我的热情表达了由衷的同情，但我认识的其他人显然使我泄气。在这以前，我只是在传统观念上碰了壁，但现在，我却狠狠地撞上了铜墙铁壁：人们的偏见以及完全不承认有异常事物的存在。甚至在最亲密的朋友中间，我也遭遇了这种情形。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一切比我专注于神学还要更加糟糕。我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边缘，能激起我满腔热情和兴趣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却枯燥空虚，甚至引起他们的恐惧。


    有什么可恐惧的呢？为此我找不到任何解释。有的观点认为，存在着某些超越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范畴的东西。但这并不是什么荒谬可笑和惊天动地的想法啊。我们都知道，动物能够事先预感到暴风雨和地震。确实有一些梦预见了人的死亡，确实有钟表在人死亡的那一刻停了下来，确实有镜子在危险的时刻破碎。在我童年的世界里，所有这些事情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到了现在，我显然成了唯一听闻这些事情的人。我非常认真地问自己，跌跌撞撞地走进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显然，城市的世界对乡村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对山脉、树林，河流，对动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种晶体）的现实世界，也是一无所知的。我觉得这样一种解释使人觉得舒服。不管怎样，这种解释坚固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我认识到，尽管它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城市的世界在精神方面却是十分有限的。事实证明，这种洞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诱使我产生了一种优越感，经常批评不当，盛气凌人，让我变得非常讨厌。真是活该呀。而这终于使我重新产生了旧日的怀疑、自卑感和抑郁的情绪——我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攻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不再愿意站在这个世界之外，忍受我是个怪人的难堪名声。


    最初的引论课学完后，我当上了解剖学方面的初级助教，随后的一个学期，示范老师让我负责讲授组织学课程——我对此非常满意，那是不用说的。我自己主要对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感兴趣，我还因此熟悉了新生机论。而最令我着迷的则是广义的形态学观点。形态学是与生理学恰好相反的学科。由于生理学要进行活体解剖，所以我对这个科目极为反感。而活体解剖的目的，只不过是示范罢了。热血动物跟我们人类相似，并没有理性的动机，这种感觉一直使我无法释怀。因此，当我能不上示范课的时候，我就不去了。我认为我们得用动物进行实验，但是，这种解剖试验的示范在我看来却是可怕的、野蛮的，而且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仅仅通过描述，我就能想象出整个示范的过程。我对动物的热爱并非来自叔本华哲学里那种装点门面的佛教理论，而是在于一种更加深厚的基础，即原始的态度——也来自潜意识里对动物的认同。当然了，当时对于这一重要的心理学上的事实，我是完全无知的。我对生理学深恶痛绝，所以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相应地变差了，不过幸好混了个及格。


    随后两个有关临床的学期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来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只有在星期天，我才有时间研究康德。我还刻苦研读了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尼采也列入了我的计划，然而我却迟迟没有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那时候，人们对他议论纷纷，不过大多都是负面的评价，据说议论他的人大多都是有能耐的哲学系学生；从这些负面评价中我可以推测，他在高层人士中间引起了多么大的敌意。当然，这些人中的最高权威是雅各布·布克哈特，他对尼采的各种批判性评论到处可见。此外，我们大学还有些与尼采本人有些私交的人，此时便到处散布他的谣言，说他从不阿谀奉承。至于尼采的作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一个字都没读过，因而便只好就他外在的怪癖大肆渲染，比如爱摆绅士的架子，他弹钢琴的方式、他夸张的文体——这些个人癖好使当时巴塞尔的上流人士都感到心神不宁。我延迟阅读尼采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事——相反，它们反倒激起了我强烈的欲望。我之所以延迟了，是因为我暗暗害怕，怕自己也会像他那样，至少是在那种“秘密”方面会像他那样，使自己和周围的环境隔绝。也许他曾有过内心的种种体验和种种洞见，谁又会知道呢？而不幸的是他又试图谈论自己的内心活动，结果却发现没有人能理解他。很明显，他是个怪物；或者至少在别人眼里，他是个怪物，是大自然嘲弄的对象；而我，无论如何不想成为尼采那个样子。我担心自己会被迫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怪人。当然了，他是个教授，写出过大部头的著作，并因此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但是，他也和我那样，是个牧师的儿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德国，国土辽阔远及大海，而我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家庭，在边境的小村庄里长大。他讲的是优雅的高地德语，懂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能还懂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而我有把握运用自如的语言却只有瓦格斯-巴塞尔方言。他，拥有了所有的荣耀，即使被人当作是某种怪人又有何妨，但我却绝不能让人发现自己那么像他。


    尽管心里有这种种忧虑，我还是感到十分好奇，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拜读他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沉思》是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我被书中洋溢的热情牵引着，不久后我又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这本书是我的一次重大体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便是尼采的《浮士德》，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与查拉图斯特拉一致了——尽管这个比喻像是将小土丘与勃朗峰相比。而毫无疑问，查拉图斯特拉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使我十分惊恐，好长时间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个想法突然在不合时宜的时刻一遍遍地涌入我的脑海，吓得我一身冷汗，因此到了最后，我便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只是在人过中年之后才发现了第二人格，而我自打童年时代就认识自己的第二人格了。尼采曾幼稚地、轻率地谈到过“不可言状”这一概念，它看起来是很合适的，但很快我便注意到，这只会招致麻烦。尼采才华横溢，当他还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还未曾设想的时候，就来到巴塞尔大学当教授了。既然他如此聪明，本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出了差错。我觉得，这就是他病态的误解：毫不担心、毫不怀疑就把自己的第二人格放进了这个世界，一个人们一无所知毫不理解的世界。他被一种幼稚的希望所打动，希望人们能够分享他的狂喜，理解他“重新评估所有价值”的思想。然而他却只找到了受过教育的世俗之人——使他哭笑不得的是，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像他们当中余下的人一样，在他一头撞进那难言的神秘时，当他想赞美愚蠢堕落的大众时，他却对自己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他语言夸夸其谈、暗喻堆砌如山，并怀有赞美诗一样狂喜的原因——全都是妄图引起这个世界的注意，而这世界为了换取大量毫无关联的事实，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结果他——宣称自己是走钢丝表演者——一头掉进了出乎自己想象的深渊。在这个世界里，他并不认识回来的路，并且像个着了魔的人似的，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他。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听说过两个人公然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这两个人都是同性恋，其中一个自杀了，另一个则自暴自弃，像个被误解的天才。我其余的朋友并没有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现象惊得目瞪口呆，只是对它所受到的欢迎无动于衷。


    就像《浮士德》为我打开了一扇门那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砰的一声给我关上了一扇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扇门一直关着。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老农夫似的，明显发现自己的两头牛中了邪术，并把它们的头套在了同一个笼子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小儿子问道。“孩子呀，人们是不会谈论这种事的。”他的父亲回答说。


    我意识到，跟人们谈论他们不知道的事，就像对牛弹琴一般。幼稚的人根本不会领悟，与友人谈些他们完全不懂的东西是何等的屈辱。只有当一个人是作家、记者或诗人时，他们才会原谅这种粗鲁的行为。我逐渐明白了，一种新思想，甚至只是旧思想的一个不寻常的方面，只有靠事实才能与人沟通。事实是站得住脚的，而且不会稍纵即逝；某个人早晚都会遇到它们并认识到他所发现的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交谈，是缺少更好的东西，认识到我应该提供事实，但这些事实恰恰是我完全缺乏的。在我手中，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我经常发现，自己靠经验行事。我开始责怪哲学家们：毫无经验的时候喋喋不休，而该用事实应答的时候却把嘴闭上了。在这方面，他们看起来全跟肤浅的神学家没什么两样。我感到，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已穿越过了一个满是钻石的山谷，但是我却无法让任何人信服，我所带回来的样品不只是砾石而已。但当我更仔细地观察这些钻石的时候，我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了。


    此时正值1898年，我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把行医当成自己的事业。我很快得出结论，觉得自己必须有所专长。也就是选择外科还是选择内科。我倾向于选外科，因为我受过解剖学的专门训练，除此之外我还很喜欢病理学，如果我拥有足够的资金，便很有可能把外科当成自己的职业。为了上学而使自己债台高筑，向来使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期末考试之后，就得尽早地开始养活自己了。我想象过在某个县级医院开始助理医师的生涯，比起一个诊所而言，在县级医院更有希望谋得一个有薪水的职位。此外，在一个诊所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其负责人的支持或其个人利益。由于我人缘不太好，与人不太合群——这种体味经历得太多了——因此我不敢设想自己会交到好运，于是便只好满足在地方医院谋职，拥有个普普通通的前景。其余的便取决于努力工作，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实际应用了。


    然而，在暑假期间，却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一天，我正坐在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房间的门敞开着，我母亲就坐在里面织毛衣。那是我家的餐厅，里面摆着那张胡桃木圆餐桌。这张桌子是我祖母的嫁妆，到此时大概有七十年了。我母亲坐在窗前，隔桌约有一码远。我的妹妹上学去了，女佣则在厨房里。突然间，砰地一响好像发出了枪击声。我一下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房间，只见我母亲瞠目结舌地坐在她的扶手椅里，毛线团从手中落到了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出、出、出什么事啦？就在我身边！”然后她便盯着那张桌子。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事故的原貌。桌子从边缘到中心以外的地方裂开了一条缝，而且还不是沿着接缝处裂开的，那裂缝直穿坚硬的木材。我像遭了雷击一样惊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一张硬胡桃木桌子风干了有七十年了——怎么竟在一个夏天，在我们这里气候特有的、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候，裂了缝呢？如果是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将桌子摆在火炉旁边，发生了这种情形倒还是可以想象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爆炸呢？“一定有什么蹊跷之处。”我想道。母亲脸色阴沉地点点头，“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虽然并非刻意，但我对此时印象极深，而由于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便生起自己的气来。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在傍晚六点钟时回到家里，结果发现我们全家——我的母亲、我十四岁的妹妹及女佣——都处于一种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大约在一小时之前，又发生了震耳欲聋的响声。这一回，不再是那裂了缝的桌子了，而是从餐具柜的方向传来的，这东西是一件沉重的家具，早在19世纪初就买来了。她们已经从上到下把它察看了一遍，但却找不到任何裂缝的迹象。我立刻将这柜子仔细检查了一遍，连周围的地方也没放过，但是依然毫无结果。然后，我便开始检查柜子的内部来。在盛放着面包篮的碗柜里，我发现了一条面包，在面包旁边，放着一把切面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断裂成了几块碎片，刀把躺在长方形面包篮的一个角落里，在其余的三个角落里，都躺着一片刀刃。这刀子不久前刚刚使用过，在四点钟下午茶时间使用的，然后便被放到了一边。从那以后便没有人到餐具柜里取过东西。


    第二天，我把这把断裂的刀子拿到镇上一个最有名的刀具商那里。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裂痕，然后便摇了摇头。“这把刀子完全没有问题。”他说道，“钢是没有毛病的。一定是有人一片一片把它故意弄坏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可以把刀刃插进抽屉的裂隙里，然后一次折断一片。或者可以用其他办法，比如从很高的地方把它扔到石头上。但是好钢是不会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开您的玩笑吧。”我小心地把刀子的这些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母亲和妹妹那时正好在那房间里，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把她们吓了一跳。我母亲的第二人格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但我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完全感到不知所措，对于已发生的事拿不出任何解释，我只好承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桌子怎么会裂开了缝，刀子怎么又碎成一片片的呢？假如说一切只是巧合，那这种巧合也太过分了啊。一次偶然的机会，莱茵河竟然倒流了，这在我看来也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而其他一切可能的解释也被自动驳倒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星期以后，我听说有几个亲戚一直以来都在从事桌子转动的活动，他们还有一个灵媒，是个十五岁半的年轻姑娘。这几个人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位灵媒，据说她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致灵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想起了在我们屋里的那种古怪现象，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或多或少与这位灵媒有关。于是，我便开始定期出席他们的会议，这种会议每周六傍晚在我亲戚家里举行。我们在沟通形式，墙的四壁及桌子嗡嗡作响方面有了结果。不依赖于灵媒，桌子会移动是令人生疑的，而且我很快发现，施加在这种实验上的限制性条件一般来说会有妨碍的效果。因此，我同意桌子是自动发出啪啪声的，随后便把注意力转到信息所包含的内容上来。我在博士论文里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经过大约两年的实验，我们全都变得相当厌烦了。我发现了这位灵媒企图利用诡计使人产生幻象，而这使我再也不参加这些实验了——不过我又感到十分后悔，因为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第二人格是如何形成的，懂得了它如何进入一个小孩的意识，最后使小孩融合到她身体里。她是早熟的灵异之一，二十六岁时患了肺结核。在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又见过她一次，她既成熟，又独立，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在她死后，我从她家里人那里打听到，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儿一点儿地解体了，到了最后，她竟回到一个两岁小孩的状态，而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去世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要的体验，它把我早期的哲学理念一扫而光并使我获得了一种心理学上的观点。对于人的灵魂，我已经发现了一些客观的事实。然而这体验的本质如此深奥，再次使我难以表达。我找不到一个人来诉说整个故事。于是只能再次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直到两年之后，我的专题论文才最终问世。


    在医务所里，弗雷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姆曼的位置。在穆勒身上，我邂逅了一个吸引我的思想。我明白了一种敏锐的智慧，如何抓住问题的关键并提出疑问，而在这些疑问中，问题的一半便迎刃而解。对于他来说，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种东西，因为到我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他接受了任命到慕尼黑就职。他提议让我做他的助手，应该跟他一起到慕尼黑去。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献身内科。要不是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消除了我对未来职业所有顾虑的事，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尽管我一直在上精神病学和临床的课，但当时那位精神病学的讲师却没有真正地激发起我的兴趣，而当我回忆起精神病院的经历对我父亲的影响时，我对精神病学就再产生不了好感了。因此在准备回家考试期间，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我是到最后才复习的。我并不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所以我仍然记得，当我打开克拉夫特艾宾编著的教科书时，我突然想：“好呀，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么话好说吧。”专题讲座和临床示范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医院里所见到的病例我连一个也记不起来，想起来的都是厌恶和恶心。


    我开始读序言，想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如何介绍自己的科目，或者如何证实其存在的理由。在为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辩护的同时，我必须清楚地指出，在当时的医疗界，精神病学是非常受人轻视的。但没有人真正了解精神病学，也没有一种心理学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并把人的各种病理变化包含到心理学的宏观图景当中。医院院长及其病人被关在同一个医院里，而这个医院又同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古时候的麻风病院和麻风病人一样，被隔离在城郊地区。没有人愿意朝这个方向看上一眼。而医生们像门外汉一样知之甚少，因而他们的感受也跟这些人没什么两样。精神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没有治愈的希望，这种看法也影响到了精神病学。精神病医生在那时被当成怪人，而不久之后我就得到了切身体验。


    打开序言，我读道：“大概是由于这个科目的特殊性及其发展尚不完全的缘故，精神病学方面的教科书便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一种主观的印记。”几行之后，作者将精神病患者称作“人格疾病”。我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只好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我清楚地知道精神病学才是我唯一可能的目标。只有在这里，两股兴趣的激流才能融汇到一起，形成一条水流冲击着自己的河床。这是一个经验性的领域，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领域，可是却一直没能找到。这里终于有了一方天地，一个大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形成的现实天地。


    当克拉夫特·埃宾讲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特性”时，我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因此，我认为这本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也是作者的主观坦白。他那特有的偏见和他自我存在的整体性，使他背弃了自己的客观经验，以自己的整个人格对这种“人格之病”作出反应。在医院时，我从来没有听老师说起过这类事情。尽管克拉夫特·埃宾的教科书与其他教科书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这几点暗示却使精神病学更加注重自身的转变，因此我无法抗拒地被它的魔力征服。


    我作出了决定。当我告诉内科老师我自己的意愿时，他的脸上流露出了惊讶和失望的表情。唉，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疏远了其他人，我的伤疤又开始疼了。不过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原因。没有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想到过我竟会对这一冷僻的学科感兴趣。对于我的选择，朋友们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困惑，认为我是个傻瓜，竟放弃了内科，放弃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放弃了一份理智的职业，而选择了满嘴胡言乱语的精神病学。


    我明白，自己显然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追随我。但是我懂得，何人何事都无法使我偏离自己的目标；我懂得，我作出的决定是站得住脚的，那是我命中注定的选择。它就像两条河流汇集成一股滚滚洪流，毫不留情地挟我流向远方的目标。我是一个“双重性格合而为一的人”，这种自信的感觉犹如魔力的波涛，帮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且使我名列榜首。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我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奇迹，然而潜藏着的绊脚石却使我在最拿手的病理解剖学上栽了跟头。由于一个可笑的错误，在玻璃切片上，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一些上皮细胞，没想到我却漏掉了藏在角落里的一些霉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到了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成功地躲过了好几个危险的暗礁。但是报复接踵而至：在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我却以最为莫名其妙的方式遭了殃。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本可以在这次考试中取得高分的。


    结果，另一个候选人跟我得了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家伙，我不太了解他的个性，但是怀疑他天资愚钝。除了“行话”之外，我根本无法与之交谈。对于每一件事，他总是高深莫测地微微一笑，让我想起了埃伊纳岛的希腊雕像。他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然而在这种外表下，他却显得十分尴尬，从来不应景。这难道不是一种愚蠢吗？但我却从没有证明这一点。关于他，我唯一确信的是，他给我留下了带有偏执狂式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对除了纯粹的事实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提到了这个典型的例子，证明凡事都有对应性。我的第一本书有关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在这种心理里，我的人格或者“人格倾向”便对应于这种“人格之病”。我向来认为，最广义的精神病学是病人心灵与医生（假设他是正常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病人的人格与治疗者人格之间的一种妥协，两者从原则上说都是同样的主观。我的目的是想表明，妄想和幻觉并非只是精神病表现出的症状，而且还包含着一种普遍的意义。


    在期末考试过后的那天晚上，我上戏院看了场戏，让自己享受了平生第一次渴望已久的奢侈享乐。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还不允许我如此地铺张浪费。但靠卖古董挣来的钱还略有所余，有了这笔钱，我不但看了场歌剧，甚至还到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游览了一趟。


    比才的歌剧使我陶醉，将我征服，令我在浩瀚大海的波涛上随波起伏。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越过边境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之时，《卡门》那美妙的旋律仍然萦绕耳际。在慕尼黑，我第一次领略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与比才的音乐融合在一起，使我如沐春风，沉浸在新婚之夜般的快乐气氛之中，其深意我已能朦朦胧胧地领会。然而在外部世界，却是1900年12月1日至9日这恐怖的七天。


    在斯图加特，我拜访了姑妈艾美尔·荣格夫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她的永别。她的丈夫是个精神病学家。她是我祖父第一次婚姻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所生的女儿。她是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性情活泼开朗。在我看来，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捉摸不透的幻想世界，生活在拒绝消亡的回忆里——生活在一种即将消失又无法挽回的往事中。这次拜访是我与童年怀念的永别。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苏黎世的伯格霍兹里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我很高兴能到苏黎世工作，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巴塞尔对我来说已变得过于枯燥乏味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除了他们这个城镇，别的城镇都不存在，只有巴塞尔才是“文明开化的”，伯斯河的北岸，延伸开去便是蛮荒之地。朋友们无法理解我为何离开，猜想我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但是他们却大错特错了，因为在巴塞尔，不论什么时候，人们都把我看作卡尔·荣格牧师的儿子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a>。我是个知识分子，属于一个有限的社交圈子。我对此颇为反感，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归为某一类人之中。在我看来，巴塞尔知识界具有一种令人艳羡的统治性气氛，但传统观念的压力过大，使我难以忍受。当我来到苏黎世后，我立刻感受到了这种差异。苏黎世并非通过知识，而是通过商业与世界相连。然而这里的气氛确实是自由的，我一贯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在这里，即使你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你也不会感到千百年浓雾的重压。时至今日，我对巴塞尔还有一种淡淡的怀念，尽管我知道它过去的风貌已然不再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巴霍芬和布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日子。仍然记得矗立在大教堂后面的古老牧师会</a>礼堂，仍然记得那横跨莱茵河河面，半木质结构的古桥。


    母亲难以接受我离开巴塞尔的事实。但是我知道，自己无法分担她的苦痛，而她则勇敢地忍受住了。她和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娇小柔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跟我一点也不一样。她仿佛天生注定要当老姑娘，所以终身未嫁。但她培养了一种非凡的个性，而她的处事态度也令我十分钦佩。她必须得经受一次据称并无大碍的手术，但她却未能幸免于难。当我发现，她事前早已把一切事情，甚至连最后一个细节，都安排妥当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动了。在我的心底，她永远是个陌生人，但我却非常尊敬她。我很爱动情，但她总是镇定自若，尽管她的内心深处非常敏感。我可以想象得出，她在妇女敬老院里是如何打发时光的，就像我祖父他唯一的妹妹经历的一样。


    随着我在伯格霍兹里精神病院工作的进展，生活也呈现出令人专心致志的现实性——精神集中、意识清醒、认真负责等。就像进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要屈服于誓言，屈服于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放弃一切奇特和有意义的东西，并把一切超凡脱俗的东西变成平淡无味的东西。从此之后，有的只是空乏的表面，有的只是无法延续的开端，有的只是毫无关联的事件，有的只是越发狭窄的知识面，有的只是被称为问题的失败，有的只是令人沮丧的狭隘眼界，有的只是日常琐事的无边沙漠。整整六个月，我把自己关在类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以便习惯这精神病院的生活习气；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人的思想活动，我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一遍。我想了解人类的心灵在面对自身毁灭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因为就我看来，精神病学清楚地表达了一种生物学反应，这种反应在精神病发作时支配着所谓的健康头脑。我觉得自己的同事也跟精神病人同样有趣。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暗地里编制了我的瑞士同事在遗传背景方面的统计数据，从中深受启发，获益良多。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想使自己受到启迪，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我对研究工作的专心致志以及我的自我封闭，使我渐渐与同事们疏离开来，这自然不必说。他们当然不知道，精神病学对我而言是多么的奇妙，而我又是多么急于洞悉其中的精髓。那时候，我在治疗学方面的兴趣尚未觉醒，但是所谓的正常性病理变异却令我着迷，因为它使我获得了期盼已久的机会，得以更深入地洞察具有普遍性的心灵了。


    所以这些便是我开始精神病学生涯时的状况——从客观生活中产生的主观实验。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脱离自我，以真正客观的方式观察自己的命运。我会编织一个事情原本应该如何的幻想，或者写一本《为吾生辩》的书，以这种方式犯下一个为人熟知的自传式的错误。说到底，人是一个事件，它无法判断自己，是好是坏，全都交由他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