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

    当我六个月大的时候，父母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维尔移居到莱茵瀑布边的劳芬城堡。那时正值1875年。我开始记事是在两三岁。现在还能回忆起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名叫沃斯的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像是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小岛，彼此孤立，毫不相连。


    有一个场景浮现在我脑海，它似乎是我生命中最早的记忆，但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个明媚温暖的夏日，天空蔚蓝，金灿灿的阳光透过绿色的叶子，照射着地面，留下斑驳的树影。我躺在树荫下的一辆婴儿车里，车罩被打开了。眯着惺忪的睡眼，我发现了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感觉舒服极了。我看见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闪烁。万物都那么美妙、多彩、辉煌。


    我记得的另一个情景是：我坐在屋子西边的餐厅里，蹲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用小勺儿舀热牛奶喝。牛奶里泡着碎面包块，味道好极了，气味也很独特。那是我第一次闻出牛奶的味。可以说，在那一刻，我有了嗅觉的意识。这个回忆也非常久远了。


    我还记得一个可爱的夏日傍晚，姨妈对我说：“现在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她把我从屋里领了出来，走到屋前的达申路上。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看得格外清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脉沐浴在夕阳的灿烂红霞中。“快看”——我听见姨妈用瑞士方言说道——“那山全红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听说，第二天村里上学的孩子们要去苏黎世附近的玉特利山郊游。我也特别想去。然而他们告诉我，像我这么小的孩子不能去，毫无办法，我难过极了。从那时起，玉特利山和苏黎世成了我梦中难以企及的圣地，那靠近闪闪发光、白雪皑皑的雪山圣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母亲带我去探访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旁有一座城堡。一来到湖边，我就被水迷住了。轮船激起的波浪拍打着河岸，阳光在湖面上闪烁，水下的沙子被浪花冲击成一个个小埂。湖水向无垠的远方延伸。那一望无际的湖水给我带来了非凡的乐趣，呈现了无可比拟的壮美。那时一个想法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一定要靠近湖边生活；我想，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存。


    后来，我又记起了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他们很喧闹，又显得很兴奋。女仆匆匆跑来嚷道：“渔民发现了一个死人——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想把它扔到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当时就等不及去看那死去的孩子。可母亲把我拉住了，严禁我到花园里去。当所有的大人都走了，我飞快地溜进花园，来到洗衣房。然而门却锁着。我绕着洗衣房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沟，一直通到斜坡下面，血水从排水沟里慢慢地涌出。我觉得这件事儿好玩极了，那时我还不到四岁。


    我还记得，我又闹腾，又发着烧，晚上睡不着觉。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屋里走来走去，唱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有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也特别喜欢，它总能让我安静下来。它是这样开始的：“四处静悄悄，人人入梦乡……”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父亲的嗓音，在寂静的夜为我歌唱。


    母亲事后告诉我，那时我得了湿疹。我心中总有种隐约的暗示：父母的婚姻遇到了麻烦。1878年我生的那场病肯定与暂时分居有关。母亲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住了几个月，她的病似乎也与婚姻难以为继有着些许联系。我有个姨妈一直没有结婚，比我母亲年长二十多岁，负责照看我。母亲的离去使我悲恸欲绝。从那时起，只要听到“爱”这个词，我总有一种不信任感。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女人”，我就自然地联想到一种不可靠的感觉。而“父亲”则意味着信赖和</a>——没有权利。这是我生命之初所面临的精神障碍。后来，那些最初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令我失望；我怀疑女人，但她们却没令我失望。


    母亲辞世后，女仆也照料过我。我仍记得她抱起我，将我的头依靠在她的肩膀上。她长着乌黑的头发，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大不相同。甚至在今天，我依然记着她的发线、嗓音、耳朵和黝黑的皮肤。对于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如此地陌生，却又如此地熟悉。好似她并不属于我的家庭，而只属于我自己，好似她以某种方式与一些神秘的东西相连。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所传达的既陌生又始终为人所知的感觉，是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形象的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a>中还出现过一个年轻、美丽、迷人的姑娘。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头柔软的秀发。在一个蓝色的秋日，她引领我来到沃斯城堡附近的莱茵瀑布，漫步于一片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在树叶的缝隙中闪耀，黄叶飘落在地面上。这个姑娘后来成为了我的继母。她爱慕我的父亲。直到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才再次见到了她。


    这些便是我外在的记忆。接下来，我记忆中的形象更加有力，更加引人入胜，而其中一部分，我只有模糊的印象。比如，我记得有一次自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摔倒在火炉腿儿的一个角上。摔得很疼，还流了血，医生缝合我头上的伤口——那伤疤直到我大学</a>预科的最后一年依然清晰可见。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在去诺伊豪森的路上，过莱茵瀑布桥时我差点儿掉下去。幸亏女仆及时抓住了我——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出了栏杆。这些事件暗指了一种潜意识的自杀倾向，或者有可能是对于生命的极度抵抗。


    那段时间，我对黑暗也有着莫名的恐惧。我总能听见有东西在屋里走动。莱茵瀑布沉闷的咆哮声也听得一清二楚。瀑布周边是个危险地带。总是淹死人，尸体被冲到岩石上。附近的墓地里，教堂司事总是挖着坑——翻出了大堆的棕土。一群皮肤黝黑、神情严肃的男子，身穿长袍，戴着特别高的帽子，脚踩闪亮的黑靴，他们总是抬出一个黑色的盒子。父亲总是穿着牧师的长袍，声音洪亮地讲话。女人们都在哭泣。听说，有人正被埋进地上的这个坑里。有些以前经常出现在墓地的人突然间再也见不着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被埋了，主耶稣将他们带到他那里去了。


    母亲教给我一个主祷文，每天晚上都要祈祷。我很乐意祈祷，因为这使我在深沉不安的夜里感到非常舒适。


    慈祥的主耶稣，张开您的双臂，


    吞下您的孩子，您的小鸡。


    “如果魔鬼要将他吞食”，


    “没有任何力量将魔鬼阻止”。


    就这样唱吧，请让天使！


    主耶稣能给人安慰，是个善良仁慈的先生，就像城堡里的赫尔维根斯坦先生一样，富有、手握大权、受人尊敬，在晚上特别关心小孩子。至于他为什么像鸟一样长着翅膀，则是个谜，不过我已经不再琢磨了。更有意思、更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把小孩子比作小鸡？主耶稣又为什么不情愿地，像吃苦药一样把他们“吃了”。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后来我突然明白，原来魔鬼也喜欢小鸡，虽然耶稣并不喜欢那味道，但是为了防止魔鬼吃孩子，才不得已这样做。但是现在，我听说主耶稣也“吃”其他人，“吃”就是把他们放进地上的坑里。


    这个不祥的类比导致了不幸的后果。我不再信任主耶稣了。他失去了那个高大的，令人安慰，又慈祥的鸟的形象，而与那些身穿长袍，头戴高帽，脚踩闪光黑靴，抬着黑色盒子埋葬死人的阴郁黑衣男人联系起来。


    这些沉思造成了我精神上的第一次创伤。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像往常一样，独自坐在房前的路上玩沙子。大路穿过房子通向山岗，消失在山顶的树林中。因此，从房里就能看到大路延伸的方向。我抬起头，看到了一个戴着巨大帽子，身穿黑色长袍的身影从树林中跑下来。好像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慢慢地，黑影离我越来越近，我清楚地看出那确实是一个身穿黑色及脚长袍的男人。这个黑色的身影使我内心的恐惧迅速演变成极度的惊悚，头脑中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人定是基督会信徒。”不久之前，我曾听到父亲和一个来访的同事，谈及基督会信徒的不法活动。从父亲谈话时又气愤又害怕的语气中，我猜测“基督会信徒”非常危险，甚至对父亲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基督会信徒”究竟是什么，但我对主祷词中的那个“耶稣”是熟悉的。


    我想，那个从山上下来的男人一定是乔装打扮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要穿女人的衣服呢？或许他有什么邪恶的意图。我害怕极了，仓皇失措地跑进了屋里，一个箭步冲上楼梯，躲在阁楼最黑暗的一根房梁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藏了多久，但一定相当长，因为当我壮着胆子下了楼，小心翼翼地将头探出窗外，那个黑衣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的许多天里，地狱般的恐惧束缚了我的四肢，使我再也不敢走出屋子。即使后来再去路上玩时，树木丛生的山顶依然使我不安与警觉。当然，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那个黑色的身影是个毫无恶意的天主教神父。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不敢确定，可能比这次经历还要早一些——我有了最早的梦的记忆，一个占据我生命的梦。那时，我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


    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矗立在劳芬城堡附近，教堂司事的农场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我梦见自己就在草地上。突然间，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石砌的洞。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洞。我好奇地跑过去，朝里面瞥了一眼，发现一个通往下面的石阶。我有些迟疑，也有点害怕，不过还是走了下去。洞底有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挂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绿色幕帘。那幕帘像是用加工过的锦缎制成的，看上去十分奢华。我很好奇，想知道幕帘后面到底藏着些什么，便掀了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约30英尺长的长方形屋子。屋顶呈拱形，由石头砌成。地面是由石板铺成的，中间还铺着一条红色的地毯，由门口一直通向一个低低的平台，平台上放着一个金光闪耀的宝座，宝座上也许有一个红色的垫子。那是一座壮丽的宝座，像极了童话里国王的宝座。宝座上还矗立着什么东西，起初我以为是一个12到15英尺高、一英尺半到两英尺厚的树干。那是个庞然大物，几乎触到了屋顶。但是它的成分却很奇特：它是由皮和肉组成的，在顶部有个好似圆形人头的东西，没有脸也没有头发。在头部的顶端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


    屋里面虽然没有窗户，也没有明显的光源，却显得十分明亮。头顶处出现了一束辉光。那东西虽然一动不动，但我感觉它随时都有可能像虫子一样从皇冠上爬下来，爬向我。我害怕得全身都僵住了。就在那时，我听见外面和屋顶上传来母亲的声音，她喊道：“看看他，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使我更害怕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还怕得要死。这以后的好几天晚上，我都不敢入睡，害怕自己再做类似的噩梦</a>。


    这个梦纠缠了我很多年。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梦中看到的东西原来是男性生殖器，几十年后我才明白，那是在祭祀仪式中受人崇拜的生殖器。但我一直没弄懂母亲那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个东西是吃人的怪物呢，还是说那是个吃人的怪物呢？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意思是说吃小孩的不是主耶稣或基督会信徒，而是男性生殖器；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吃人的怪物”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因此黑暗的主耶稣、基督会信徒和男性生殖器就是同一种东西了。


    这个生殖器的抽象意义由这样的事实表示出来，它自立为王，“直挺挺地”立在那里。草地上的洞很可能代表一座坟墓，这座坟墓本身是一座地下神庙，它那绿色的幕帘象征着草地，或者说象征了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大地的神秘。地毯是血红色的。圆形拱顶又象征着什么呢？也许我已经去过姆诺，看见过沙夫豪森的城堡？但这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领一个三岁的小孩到那儿去。所以它不可能是一条记忆线索，同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在解剖学上无懈可击的生殖器是从哪儿来的。把输尿管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有明显的光源，它指明了“生殖器”这个词的词源</a>（“闪耀”“明亮”）。


    不管怎么说，这个梦里的生殖器好似地下一尊“不具名”的神，它一直留在我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只要有人过分强调主耶稣，它就会在我脑海重现。主耶稣对我从来没有变成真真切切的形象，从来没有被我完全接受，从来没有使我备感亲切，因为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它在地下的那个对等物。这个可怕的启示临到了我身上，可我并没有去找它呀。那个基督会信徒的“伪装”在人们教我的基督教教义上投下了阴影。我常常觉得它就像一场严肃的假面舞会，好像一个葬礼，哀悼的人脸色严肃，面带悲伤，不过一会儿却偷偷笑了起来，一点悲伤的感觉都没有了。在某些方面，主耶稣在我眼中似乎是一尊死神，他只是在驱散黑夜的恐惧时才对我有所帮助。可他自己却是一具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秘的、血淋淋的尸体。人们常常谈</a>起他的仁爱和善良，可我却暗自怀疑，主要原因是，那些经常说起“亲爱的主耶稣”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和闪亮的黑靴，他们总让我想起一场场葬礼。他们是父亲和我八个叔叔（全都是牧师）的同事。多年来，他们在我心中激起恐惧，更别提偶然见到的天主教神父了，他们叫我想起那可怕的基督会信徒，这些基督会信徒曾激怒过父亲，甚至使父亲惶恐不安。后来直到行坚信礼时，我曾想方设法迫使自己对基督采取应有的积极态度，可是我做不到，怎么也无法战胜心中隐隐的不信任感。


    对“黑衣人”的恐惧，每个孩子都体会过。那不是我孩提经验中的关键；相反，关键在于一种深深印刻在我脑海的认识：“那就是耶稣。”因此在那个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和令人惊异的解释：“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才是至关重要的。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吓唬小孩的食人魔，而是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吃人的怪物，它端坐在地下室的一个金色宝座上。在我幼稚的想象中，首先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金色的宝座上；其次，上帝和主耶稣戴着金冠，穿着白袍坐在一望无际蓝天中一个更美、更高、更金碧辉煌的宝座上；从这位主耶稣的身上，我看到了“基督教信徒”的形象：他穿着黑色的女人服装，戴着宽大的黑帽子，从树木茂密的山坡上走来。我常常得朝山坡那里张望，以防又有别的危险走近我身旁。在梦里，我走进地下的一个洞里，发现宝座上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那是一种非人类的、阴间的东西，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以人肉为食。直到五十年后，一篇研究宗教仪式的论文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段文字的主旨是食人的习性，强调了弥撒的象征意义。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儿时那两次经历中进入我意识里的思想非但毫不幼稚，反而很复杂，过分地复杂。究竟是谁在我的心中讲话？究竟是谁的意识创造了那些景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级智力在起作用？我知道所有的傻瓜都会喋喋不休地说“黑衣人”和“吃人的怪物”，“巧合”和“事后的解释”，以便驱散那些可能污染孩子无邪心灵的极为有害的思想。哦，这是些多么善良、高效、头脑健全的人呀！他们总让我想起那些在小水洼里晒太阳的，无忧无虑的蝌蚪，它们挤在浅浅的水洼里，亲昵地摇着尾巴，根本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水洼将会干涸，它们就要无处栖身。


    那么，谁会同我讲过这些事呢？谁会谈起过这些我完全搞不懂的问题呢？谁将上苍和地下结合，奠定了我后半生激情澎湃生活的基石？除了那个既来自上苍又来自地下的陌生的客人，还会有谁呢？


    通过这个儿时的梦，我开始参与大地的秘密。那时候所发生的其实是一种地下的埋葬，过了很多年我才从中解脱出来。今天，我才明白，那是为了把最大量的光引进黑暗，是进入黑暗王国的开始。当时，我的理智生活有了它那种潜意识的开端。


    1879年，我家搬到了巴塞尔附近的克莱恩·惠宁根的事儿，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事却还记得。一天晚上，父亲搂着我，把我从床上抱起，来到朝西的门廊里。他指给我看夕阳西下的天空，那里正燃烧着一片灿烂的绿光。那时正值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之后。


    还有一次，父亲把我带出去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大彗星。


    后来，当地发了一次大水，流过村庄的维泽河泛滥成灾，冲垮了大坝和上游的一座桥。十四个人淹死了，尸体被黄水冲进了莱茵河。洪水退后，一些尸体插进了泥沙里。我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便不顾一切地跑去看。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的尸体，他穿着黑色的礼服，肯定是刚从教堂出来的。他的身子一半埋在沙子里，胳膊放在眼睛上。我还同样饶有兴致地看过宰猪，从头到尾，看得全神贯注。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她觉得太可怕了，但我对杀猪和死人都感兴趣。


    我对艺术的最早记忆要追溯到在克莱恩·惠宁根生活的那些年。当时父母亲住的那幢房子是18世纪的一座牧师住宅，里面有一间很暗的屋子。屋子里陈设的家具质量很好，墙上挂着许多古画。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幅画着大卫和歌利亚的意大利作品。它是从奎多雷尼的画室里复制的，原作保存在卢浮宫。这幅画是怎么出现在我家的，我并不知道。那间屋子还有另外一幅老画，现在挂在我儿子的屋子里，上面画的是19世纪早期巴塞尔的风光。我经常溜进那间昏暗幽静的屋子里，在那些画前面一坐就是好几小时，对着它们的美出神，那是我当时懂得的唯一美的东西。


    大约就在那时——我还是不到六岁的毛头小子——一个姨妈带我到巴塞尔，看博物馆里那些用稻草填充的动物。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想非常仔细地看每一件展品。下午四点，铃声响了，博物馆要关门了。姨妈在耳边唠叨催促，可我紧贴着橱窗，就是不想走。这时展室门已经锁了，我们只好从另一条路，穿过古代画廊走到楼梯处。突然，我看见了美丽绝伦的画像！简直令人神魂颠倒，我睁大了眼睛，一直盯着它，我从来还没见过那么美的东西。姨妈拽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出口，我只好极不情愿地离开。她一边走一边嚷着：“坏孩子，闭上你的眼睛；坏孩子，闭上你的眼睛！”那是我最早看到的裸体和几片无花果叶子遮盖着的人像。以前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裸体美，这就是我第一次与美术的邂逅。姨妈怒气冲天，好像被人拖出了妓院一般。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阿尔勒斯海姆去旅行。那次母亲穿的衣服令我终生难忘，那是唯一一条我能回忆起来的裙子：黑色的料子，上面印满了绿色的月牙。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初是个年轻苗条、穿着这种服装的女郎，后来就变得衰老、肥胖了。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母亲说：“这是一座天主教堂。”我既好奇，又害怕，悄悄从母亲身边溜开，从开着的门往里面窥探，正好瞥见装饰华丽的祭坛上点着一支支大蜡烛（当时是复活节期间）。这时我突然在阶梯上绊了一跤，下巴撞在一块铁上，父母抱起我时，血流不止。当时我心里的想法特别有意思：一方面，我觉得羞愧，因为我的尖叫声引起了上教堂礼拜的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做了违禁的事。“基督会信徒——绿色的帷幕——吃人怪物的秘密……这就是和那些基督会信徒有关的天主教堂。我绊倒，疼得喊叫全都是他们的错。”


    许多年过去后，已经不再暗自害怕流血、摔跤和那些基督会信徒的我，还是一直不愿进天主教堂。摔跤、流血似乎就是天主教堂的气氛，但正是这种气氛深深地吸引着我。要是一个天主教神父非靠近我不可，我肯定会非常不安。直到三十多岁以后，我才敢面对母校教会，并没有了压抑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来到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


    刚过六岁，父亲就开始给我上拉丁文课，同时也开始上学。我并不怕上学，因为在上学之前，我就学会了阅读，而且在学校里也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觉得很轻松。记得有一次我读不懂，就缠着母亲大声给我朗读，那是一本有许多插图的古老的儿童读物《图解见世界》，里面讲到不少异国宗教，特别是印度教，有大梵天、毗湿奴、湿婆等插图，使我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后来总是不断地翻看这些插图。每当我看这些插图时，总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它们和我“原始的启示”很亲近；我从未对人讲起过它，也将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母亲间接证明了我的感觉，我总是能感觉到，一谈起“异教徒”，她语调中就带有那一丝淡淡的轻蔑。我知道，如果我向她披露了我的“启示”，她一定会惊恐万分，连忙驳斥。我当然不会去自讨没趣。


    这并不幼稚的行为，一方面与强烈的敏感和脆弱的内心有关系，另一方面尤其与我早年的孤独有关（我妹妹在我九岁以后出生），我只能一个人玩，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玩。遗憾的是，我已经记不清我玩的是什么了，但我只记得，玩的时候，不愿别人来打扰。我让游戏给迷住了，既不愿人看见，也不愿人评论。七八岁时，我才第一次对玩游戏有了清楚的记忆。我对玩砖头情有独钟，用砖建塔，然后再兴高采烈地用“地震”摧毁它们。在八岁到十一岁那几年，我总是不断地画战争场面、包围、轰击和海战的画。然后我把整个练习册上涂满了墨迹，又为自己的精妙解释感到愉悦。我之所以愿意上学，就是因为在学校，我终于找到了或缺已久的玩伴。


    在学校，我也有其他的发现。但在谈学校的事以前，我得先谈谈夜里的事。夜的气氛开始变得浓厚了，各种事都在夜里发生，令人费解又警觉。父母不在一起睡，我睡在父亲的房间。从母亲的卧室门里传来了骇人的声响。一到夜里，母亲就变得古怪、神秘。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从她的房门出来，它的头离开了脖子，在面前的空气中浮动，就像一个小月亮。突然，又出现了另一个头，那头又离开了脖子。这种情形重复出现了六七次。我总是做这些令人担忧的梦，梦中的事物忽大忽小。例如，我看见老远的地方有一个微小的球，那球缓缓朝我滚来，越滚越大，最后变成一个骇人的、令人窒息的东西。又有一次，我梦见了电线，上面落着许多鸟，突然，电线开始变得越来越粗，直到我被吓醒。


    这些梦说明了我生理的变化，而青春的发育，也在我七岁的时候拉开了序幕。那时，我得了假性哮喘病，还伴有阵阵窒息。有一天晚上突然发起病来，我站在床角，脑袋耷拉在床栏杆上，父亲把我抱进怀中。我看见头上有一个蓝色的光圈，大约满月那么大，里面许多金色的小人在不停地旋转，我想他们大概是天使吧。这一幻象不断出现，每次都能减轻我对窒息的恐惧。可是一做焦虑的梦，窒息就又来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心理因素：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


    我讨厌上教堂，但圣诞节的时候例外。圣诞颂歌《上帝创造了这一天》使我觉得特别愉快。当然，晚上的圣诞树就更棒了。只有圣诞节我才能热烈地去庆祝，对其余的基督教节日我却显得冷漠。除夕虽然也有某种像圣诞节时的魅力，但跟圣诞节是比不了的。基督降临节也不错，但无法跟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媲美。它总是和夜晚、暴风雪、风、房中的黑暗紧密相关，那时总能听到细微的声响，总有离奇古怪的事发生。


    现在来说说和我那些乡村同学有关的事。我发现他们使我自身发生了异化。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和在家里时大不一样。我和他们玩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有些把戏在家里永远不会发生。虽然我心里明白，这些把戏我独自一人完全就能策划出来。但我觉得，我自身的变化主要来自同学的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我，或者说强迫我与我想象中的自己不同。这个没有父母但却包含了别人的较广阔的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完全可疑的，至少也是隐隐约约有敌意的。虽然我愈来愈感到那个明亮白日世界的美，在那里“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但同时也预感到那个无法逃避的影子世界，那里到处都有令人害怕的、无法解答的，又抓着我不放的问题。当然，晚上的祷告可以给我一种仪式上的保护，因为它恰当地结束了一天，适时地开始了夜和睡眠，但白天又潜伏着新的危险。我仿佛觉得自己分裂了，害怕极了。我内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我还记得这段时期（七至九岁），我喜欢玩火。我们家花园里有一面用大石头砌成的老墙，石头缝形成了有趣的洞，我常在其中一个洞里生一小堆火，为了不使火熄灭，我就让别的孩子帮我四处找木头，不断添柴，不断燃烧。这堆火只归我一个人照管，别的孩子可以在别的洞里生火，可他们的火亵渎神灵，也与我无关。我的火烧得很旺，上面确有一圈圣洁的辉光。


    在这堵墙的前面有一道斜坡，里面埋着一块突出的石头，这是我的石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坐在上面，开始天马行空的想象：“我正坐在石头上，石头在我下面。”但石头也能说“我”，也能想：“我躺在这道斜坡上，他正坐在我上面。”于是问题来了：“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呢？”这个问题总使我感到困惑，我总是站起来，弄不清谁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没弄清，一种神秘的、有趣的黑暗感伴随着我的疑惑。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块石头和我有某种神秘的关系，我可以在上面一坐好几小时，被它提出的谜一样的问题搞得晕头转向。


    三十年后，我又站到那道斜坡上，此时我已结了婚，有了孩子和房子，有了地位，也有了一个充满各种想法和计划的头脑。但突然我又变成了原来的那个孩子：点一堆充满神秘意义的火，并且坐在石头上苦思冥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我立刻想到自己在苏黎世的生活，那段时光仿佛是陌生的，如同从遥远的空间和时间传来的消息。这使我感到心惊胆战，因为我刚刚沉浸于其中的童年世界是永恒的，我已被强行拽出这个世界，坠入不断滚滚向前、越来越远的时间中。那个世界的拉力是如此强大，我只能粗暴地把自己从那里拽走，以免失去对未来的控制。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它像闪电一般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这里的含义在我十岁那年被揭示了出来。我自身的分裂和对世界的捉摸不定致使我做出了连我自己也难以理解的行为。那时我有一个涂着黄漆的铅笔盒，小学</a>生一般都用它，铅笔盒里有一把小锁和一把普通的尺子。在尺子的一头，我刻了一个小矮人，大约两英寸高，穿着礼服，戴着高帽子，脚踩一双闪亮的黑靴子。我用墨水把他染成黑色，然后从尺子上锯下来，放在铅笔盒里。我在铅笔盒里给他做了一张小床，还用一点羊毛给他做了件大衣。我还从莱茵河畔给他找了一块光滑的椭圆形黑石块，涂上水彩，看上去像分成了上下两半，并装在裤兜里好久，最后，我把他放进了铅笔盒。那是他的石头。这一切都非常机密。我悄悄地把铅笔盒拿到房顶上的阁楼禁地（因为楼板已经被虫子啃食朽坏），相当满意地把他藏在屋檐下的一根大梁上，谁也别想看见！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和摧毁这一秘密，我十分放心，由于内心矛盾所受的折磨烟消云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感情受了伤害，每当父亲大发雷霆，或者母亲病弱不起使我感到压抑，总之，每当遭遇这些艰难时刻，我总能想起那个平躺着、小心翼翼包裹着的小人，想起他光滑的、染得非常漂亮的石块。我时不时地——每隔几个星期——躲开人们的视线，偷偷溜上阁楼，爬上大梁，打开铅笔盒，看看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块。每次我还要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上面是我在学校写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秘密语言。加一个小纸卷的行为总是有某种庄严仪式的意味，遗憾的是，我想不起我要对小人说什么了。我只知道，我的这些“信件”成了小人的一个图书馆，我猜想，这些信件可能包含着令我特别高兴的话。


    对于这些行为的意义，或者究竟该怎样解释它们，我从不担心。我满足于有一种刚得到不久的安全感，满足于占有某种别人不知道因而无法获得的东西。这是一种永远不能背叛，神圣的秘密，因为我的生命安全完全依赖于它。为什么如此，我没有问过自己。事情就是这样。


    心中藏有秘密对我性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我认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同样，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那个关于生殖器的梦，基督教信徒也属于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神秘王国。小木人和他的石块是我的首次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潜意识的、幼稚的，但我却希望赋予这个秘密以形态。我总是沉溺其中，总觉得应该探寻它的意义，但我却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总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些什么——也许在大自然中——它给我提供一些线索，使我弄清那秘密在哪里，是什么。在那时，我对植物、动物和石头的兴趣增加了。我总是不断地寻找某些神秘的东西。我的意识告诉我，自己有了某种基督教的意识，虽然总是相当保守：“事情根本不那么确定！”或者，“地下的那个东西又是怎么回事？”当人们把宗教教义灌输给我时，便对我说：“是的，这是美好的，善良的。”但我却告诫自己：“没错，可还有些别的什么，还有一些非常秘密的，人们不懂得的东西。”


    雕刻木头小人的逸事是我童年的高潮，也是它的终结。这事大约在我心中徘徊了一年。后来就彻底忘记了，直到三十五岁才想起，儿时记忆的片段才从迷雾中重新浮现出来，显得既质朴又清晰。当时我正沉浸于我的《潜意识心理学》一书的初期研究中，我研读了阿尔勒斯海姆附近窖藏的灵魂石和澳大利亚的护身符，我突然发现，我心中有了这样一个真切的石头形象，虽然我并没有看见过它的复制品，它是椭圆形的、微黑的、涂成上下两半，而铅笔盒和小人的形象正好加入了这一形象。小人是古时候披着小斗篷的神，如同站在艾斯库累普纪念碑上的泰勒斯弗罗斯给他读卷轴上的文字。随着这一回忆，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古代的心理因素在没有任何直接传承的情况下会进入个人的心灵。很久以后，查阅过父亲的图书室，发现里面没有一本书会传递此类信息。此外，父亲确定，对此也一无所知。


    1920年我在英国时，用木头雕刻了两尊与儿时小人儿类似的人像，却不再记得那时的经验。后来又用石头按照其中的一个刻了较大比例的复制品，目前放置在奎斯纳克特我的花园里。只有在我雕刻这一作品时，潜意识才为我提供了一个名字。它把这一形象称作阿特马维克图，意为“生命的呼吸”。这是我儿时梦境中那可怕的树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看来那可怕的树正是“生命的呼吸”，是具有创造力的脉冲。最终，那小人成了一个卡比尔，包裹在小礼服里，藏在西斯塔中，由椭圆形的黑石给他提供生命力。但是这些联系都是后来才明白的。当我是个孩子时，我自己参加一些祭祀仪式的活动，就像非洲居民现在所做的那样。他们采取行动，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许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