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弗洛伊德与荣格

    ——比较的视角


    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本人的观点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应该由不曾受到我们二人观点影响的圈外人去讨论。我能客观公正地对待我自己的观点吗？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假如我听说有人已经完成了这一壮举，其成就堪与孟豪森（Münchausen）男爵媲美，那么，我可以肯定他的观点一定是从他人那里抄袭来的。


    诚然，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从来都不是其所谓作者的私人财产；相反，所谓的作者其实只能算是这些观点的奴隶。那些被奉为真理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都有其特殊之处。尽管它们出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但却是永恒的；它们产生于繁殖力强大的心理生活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个体那转瞬即逝的思想就像一棵植物，发芽、开花、结果，然后枯萎、死亡。这些观点并非来自某一个体的个人生活。我们不曾创造这些观点，而是观点创造了我们。当然，在面对某些观点时，我们不可避免要承认一点：它们不仅会阐明我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而且也会揭露出我们最为糟糕的不足之处和个人缺陷。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尤其如此。它们若非来自生活最为主观的一面，又会来自哪里呢？有关客观世界的经验能帮助我们避免主观偏见吗？每一种经验，即使是最理想状况下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不都也是主观的解释吗？另一方面，主体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世界的一部分。来自主体的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从这片普遍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就像世上最为罕见、最为奇异的有机体也依然是我们所共享的这个地球所支持和滋养的一样。正是这些最接近自然和生命有机体的最为主观的观点，才应当被认为是最真实的。但真理又是什么呢？


    就心理学的目的而言，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能够让我们对心理的本质作出“真实的”或“正确的”断言。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能是进行真实的表述（true expression）。我所说的真实的表述，指的是对主观上注意到的任何一个事物，都做公开坦诚的宣告和详尽无疑的展示。有的人可能会强调这种材料得以展示的形式，并因此认为，他创造了在自己内心所发现的这些东西。有的人则可能会强调自己扮演的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这一事实；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接受态度，并坚信他主观上所观察到的材料是自发呈现出来的。其实，真相就介于这二者之间。真实的表达就是给所观察到的材料赋上合适的表达形式。


    现代的心理学家不论他的志向有多远大，都很难声称，他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那种正确的接受性和合理恰当的表达。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心理学，只不过是少数一些个体将他们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东西进行了记述而已。他们的表述形式有时是恰当的，有时则不恰当。由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会与某一类型相一致，因此，他的记述就可以被接受为针对一大群人的相当有效的描述。而且，既然其他类型的人也同属于人类，因此，我们便可以断定，这些描述也同样适用于他们，尽管不那么契合。弗洛伊德有关性欲、婴儿期享乐及其与“现实原则”（principle of reality）的冲突、乱伦等的言论，皆可看做是对他自身心理构成的最为真实的表达。他为在自己身上所注意到的这些东西赋予了恰当的形式。我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反对者，我之所以被加上此一称谓，只不过是因为弗洛伊德本人及其门徒目光短浅。没有哪个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会</a>否认，他们曾至少遇到过几十个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基本描述的案例。通过将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公之于世，弗洛伊德推动了一个有关人类的伟大真理的诞生。他倾尽一生、竭尽全力创立了一门心理学，而这门心理学是对他自身存在的系统阐释。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既然他人与我们不同，那么，他们看待事物、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与我们不同。弗洛伊德最早的门徒之一阿德勒（Adler）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与弗洛伊德研究了同样的经验材料，但处理材料的方式却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阿德勒看待事物的方式至少可以说与弗洛伊德的一样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也代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类型。我知道，这两个学派的追随者都会毫不客气地说我讲错了，但我希望，历史和所有客观公正的人能够为我作证。在我看来，这两个学派都应该受到指责，因为它们过分强调了生活的病态方面，而且在对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过于绝对地依据人的缺陷。弗洛伊德不能理解宗教体验，这一事实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的著作《幻象之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就我个人而言，则更倾向于从健康、健全的角度去看待人类，并将患者从弗洛伊德撰写的每一页纸上所渲染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弗洛伊德的学说绝对是片面的，因为这种学说是他从仅与神经症状态有关的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它的有效性实际上只限于那些神经症状态。弗洛伊德的学说尽管有误，但在这些限制范围之内，它还是真实有效的，因为错误本身说到底也是学说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一种更大的真实。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的学说都不是一种关于健康心理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病态症状在于：它建立在一种不加批判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世界观之上，而这非常容易使人类经</a>验和理解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狭隘。弗洛伊德的一大错误在于他忽视了哲学。他从来都没有批判地思考过他的前提，甚至是作为他提出个人观点之基础的假设。而从我上面所说的内容，我们不难推断出，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他曾批判性地审视过自己的假设，那他就绝不会像在《释梦》（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所做的那样，幼稚地把自己独特的心理倾向公之于众。无论如何，他都会遇到我曾遭遇过的那些困难。我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哲学批判这杯苦甜参半的酒，但一直以来我都小心翼翼地饮用它，每次只喝一点点。反对我的人可能会说，这未免太少了，但我自己的感觉却告诉我，几乎可以说是太多了。自我批评太容易破坏人的天真无邪，而天真无邪是任何一个有创造性的人都不可或缺的无价财富，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种天赋。无论如何，哲学批判都帮助我看到，每一种心理学——包括我自己的心理学——都带有主观告解的特征。不过，我必须防止我的批判力破坏我的创造性。我深知，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带有与我自己有关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有其自身独特经历和独特世界的自我所特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当我在处理经验资料时，我也必定是在谈论自己。但是，只有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才能为人类认识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弗洛伊德也希望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而且不管怎样，他确实为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知识不仅建立在真理之上，也建立在错误之上。


    也许这里的问题就是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种心理学学说都带有其提出者的主观色彩，而这便是导致弗洛伊德与我的观点之间出现深刻差异的原因所在。


    在我看来，我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我总是尽量让自己摆脱那些有关一般世界的无意识的，从而也是未经批判的假设的影响。我之所以说“尽量”，是因为没有人能摆脱他自己的一切无意识假设。不过，我至少能尽量让自己避免那些愚蠢的偏见，并因而倾向于承认各种各样的神的存在，前提是只要它们活跃在人们的心理之中。我并不怀疑自然本能或驱力是人类生活的推动力，而不论我们称之为性欲还是权力欲望；但是，我也丝毫不怀疑这些本能会与精神发生冲突，因为它们总是不断地与其他东西发生冲突，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称这种东西为精神呢？目前，我还远远不了解精神本身是什么，也同样不了解本能为何物。两者对我来说同样神秘，但我不能根据精神的解释来否定本能的存在，也不能根据本能的解释来否认精神的存在。否则，那将是一种彻底的误解。地球上只有一个月亮这一事实并不是一种误解。自然界中不存在误解；只有在人类称为“理解”（understanding）的领域中才会出现误解。本能和精神当然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它们只是一些术语，用来指代一些我们并不知其性质的强大力量。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认为一切宗教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在宗教象征中，我可以发现我在患者的梦和幻想中遇到过的那些形象。在宗教的道德说教中，我可以看到与我的患者所做的相同或相似的努力，我的患者在自己的洞察力或者灵感的引导下，可以找到应对其种种内心生活压力的正确方法。各种形式的典礼、仪式、入会仪式、苦行禁欲，以及它们的各式变体，都让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凭借这如此众多之技巧，我便可以寻找出与这些内在生活力量的恰当关系。同样，我认为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总体上也具有积极的价值，从中，我们看到了从外在世界着手去理解人类心理的艰难努力。我认为，诺斯替教（gnostic religions）则从相反的方向做出了同样惊人的努力：从内在寻求有关宇宙的知识。我内心的世界图景，既包括一片广阔的外在领域，也包括一片同样广阔的内在领域；而人类站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时而面对这个领域，时而面对那个领域，然后依据他自己的心境或气质，把其中一个领域当作绝对真理，而否定或者牺牲另一个领域。


    当然，这个图景是假设性的，但它所提供的假设非常有价值，以至于我无法将之舍弃。我认为，它在启发性和经验性方面都得到了证实，而且，它还得到了一般共识（consensus gentium）的支持。这个假设显然来自我的内在领域，尽管我可以想象，是基于经验的研究让人们发现了这一假设。我的类型理论正是根据这一假设推论而来，它还使我与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弗洛伊德的观点）得以调和一致。


    我发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活动，并从这一观念出发发展出了我的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概念。我认为，心理能量来自对立双方的活动，就像物理能量涉及势能的差异一样，也就是说，存在着暖和冷、高和低这样的对立概念。弗洛伊德一开始把性欲视为唯一的心理驱动力量，直到我与他分道扬镳后，他才承认其他心理活动也具有同样的地位。就我而言，我把各种心理驱力或力量都归到了能量的范畴内，为的是避免一种只探讨驱力或本能的心理学所具有的那种任意武断。因此，我所谈论的并不是单独的驱力或力量，而是“价值强度”（value intensities）。[1]我上面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想否认性欲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性，虽然弗洛伊德固执地认为我确实要否认这一点。我的目的无非是想为性（sex）这个已被滥用的术语设定一个界限，因为它有可能破坏一切关于人类心理的讨论，我希望把性欲本身放到其恰当的位置上。常识始终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性欲其实只不过是生的本能（life-instincts）当中的一种——只不过是心理生理功能当中的一种——尽管这种本能或功能毫无疑问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意义重大。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性生活领域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混乱状态。众所周知，当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往往无暇顾及其他。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欲无疑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性强迫症（sexual obsession），每当需要迫使或诱使患者摆脱某种错误的态度或情境时，这种强迫症就会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堆积在一个大坝后面的被过分强调的性欲；只要正常发展之门打开，它马上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性欲常常被困在对父母和各种关系的积怨之中，被困在家庭情境中那些令人厌烦的情感纠葛之中，这种情境常常会阻断生命的能量。这种阻断现象会经久不衰地表现为一种性欲，即所谓的“婴儿期性欲”。它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性欲，而是对完全属于生活的另一个领域的紧张感的一种不自然的宣泄。既然如此，在这个洪水泛滥的国度里驾驶着小船划来划去又有什么用呢？诚然，具有冷静而有条理之思考的人都知道，此时，与其在洪灾中划舟奔逃，还不如凿开泄洪的渠道。我们应该在改变的态度或新的生活方式中，努力找到释放被阻隔的能量所需要的通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实际上，这正是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可能会导致的威胁所在。它并没有为人们指明道路，帮助人们走出无法更改的生物事件的循环。这种无望感会使得人们像使徒保罗一样大声呼喊：“我真是苦啊！有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躯体呢？”而我们当中有智慧的人通常会走上前，一边摇头，一边借用浮士德的话说：“你所意识到的只不过是一种冲动而已。”即只能意识到肉体的联系，它向前可以追溯到与父亲和母亲的联系，向后可以追溯到与传承了我们血脉的孩子的联系——与过去“乱伦”，也与未来“乱伦”，这是家庭情境中永远存在的原罪。除了生活中与之相反的冲动，即精神，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从这种联系中解脱出来。拥有自由的，并非血肉之躯的孩子，而是“上帝的孩子”。在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ch）的家庭生活悲剧小说《死亡日》（Der Tote Tag）的结尾，那个化作了魔鬼的母亲说：“奇怪的是，人们竟然不知道上帝就是他的父亲。”这是弗洛伊德永远都不会得知的事情，也是所有赞同他观点的人不允许自己得知的事情。至少，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打开此种知识宝库大门的钥匙。神学帮不了那些寻找这把钥匙的人，因为神学需要信念，而信念是不能凭空杜撰的：从最为真实的意义上说，信念是一种上帝恩赐的礼物。我们现代人亟须重新发现精神生活，我们必须重新去亲身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那个将我们束缚于生物事件之循环中的魔咒。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第三个不同点。因为这一点，有人便指责我是神秘主义者。不过，我并不认为以下这一事实是因我而导致，即不论何时何地，人类总会自动发展出宗教的种种表现形式，而且从远古时代起，人类的心理之中就充满了宗教情感和宗教观念。凡是看不到人类心理这一方面的人，都是盲目的；而凡是选择通过解释或者“启蒙”来把这个方面消除掉的人，则都没有现实感。弗洛伊德学派的所有成员，包括弗洛伊德本人，都具有恋父情结，我们是否应该可以从这种恋父情结中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任何值得一提的从不可变更的家庭情结中解脱出来的方式呢？人们非常固执、过于敏感且狂热地捍卫着这种恋父情结，这种情结其实是被误解的宗教虔诚的外壳，它是用生物学和家庭关系表现出来的一种神秘主义。至于弗洛伊德的“超我”观念，只不过是一种鬼鬼祟祟地想要偷取一向受人尊敬的耶和华意象的企图，然后穿上心理学理论的外衣而已。当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时，其实还是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为好。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用人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名称来称呼事物。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从原始的入会仪式开始，人们的精神生活一直在前进，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人们之所以允许科学对其研究领域进行划分，并提出有限的假设，那是因为科学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运作；但是，人类的心理却不能分割开来。心理是一个整体，意识是心理的一部分，心理是意识之母。科学思维只是心理的一种功能，因此它永远也无法穷尽生活的所有可能性。心理治疗师不能戴着病理学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他永远都不能忘记，病态的心理也是人类的心理，尽管处于疾病状态，但也是人类整体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心理治疗师甚至还要能够承认一点，即自我之所以生病，正是因为它与整体的联系被切断了，失去了与人类以及精神的联系。就像弗洛伊德在《自我与伊底》（The Ego and the Id）中所说的，自我确实是“恐惧之地”，但只有它不回到“父亲”和“母亲”[2]那里时才会如此。弗洛伊德在尼哥底母（Nicodemus）的问题上遭遇了挫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能再次进入母亲的子宫，然后重新出生吗？”见微知著，我们可以说，历史在这里重现了，因为如今这个问题再一次成了现代心理学争论的焦点。


    几千年来，入会仪式一直教导人们的是如何获得精神上的重生；但奇怪的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忘记了神圣生殖（divine procreation）的意义。当然，这不能证明精神生活的强大；然而，这种误解所导致的惩罚是沉重的，因为它简直就是一种神经质的衰退、极度的痛苦、萎缩和贫乏。把精神拒之门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一旦我们这样做，生活就会变得淡而无味——生活也就失去了它的滋味。幸运的是，古代入会仪式的核心教义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这一事实证明，精神的力量常在常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时会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理解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意义。因此，肉体与精神的平衡并没有在世界上消失。


    弗洛伊德与我之间的比较，可以追溯至我们的基本假设存在的本质区别。假设是不可回避的，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佯装自己没有做任何假设，那就错了。这就是我要探讨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以这些基本问题作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多种细微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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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比较文章“On Psychical Energy” in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al Psychology,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London, 1928。


    [2] “父亲”和“母亲”，也就是精神和自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