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
3个月前 作者： 撒路斯提乌斯
罗马史学有这么一个特点：传世的历史作品的作者，他们的身世大都不甚清楚。李维和塔西佗就是突出的例子。撒路斯提乌斯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他的生平事迹也十分模糊。后人读其书，想了解其生平，也只能把其他作品里提到他的片言只语连缀起来，看一个轮廓而已。这些史料散见于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塔西佗、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通称圣·吉罗姆St．Jerome）以及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的注释、塞尔维乌斯（Servius）给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Aeneas ）所作的注释。本来阿斯科尼乌斯有一篇《撒路斯提乌斯生平》（Vita Sallustii ） [1] ，可惜失传了。
生 平 点 滴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年 [2] 即我国汉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罗马东北约90公里的小城镇阿米特尔努姆（Amiternum）。城镇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 Sasso d’Italia）之下，是萨宾人聚居之区。萨宾人可以说是罗马人与之最早打交道的一个部族，虽然罗马传说中罗慕路斯国王时代诱骗萨宾妇女做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萨宾人很早便和罗马人融合，而且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罗马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萨宾人是一个文化落后但是爱好自由的山区部族，自古以来便过着迁徙不定的牧民生活。他们的村落分布在山顶、山坡或山脚下，但筑城而居的情况极为少见。和萨宾人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的萨谟奈人则特别骁勇善战。据史书（李维、狄奥尼西乌斯）的记载，从王政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对萨宾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3] ，这之后因史无明文，我们对萨宾人的活动不得其详。而我们在李维的《罗马史》提要（11）里再看到玛尔库斯·库里乌斯·丹塔图斯（Marcus Curius Dentatus）征服萨宾人的记载，那已是公元前290年的事情了。萨宾人被征服后，一部分人被变卖为奴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没收，而其余的萨宾人则成了没有选举权的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 [4] 。萨宾人成为有充分公民权的公民是公元前268年的事情了。这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罗马人融合为一体了。
萨宾人又因其落后而保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罗马人吸收了他们很多宗教仪式。从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可以看到，当时预言者还几乎是清一色的萨宾人。了解萨宾人被征服、被融合的这个背景，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这一地区的骑士等级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始终对罗马的新旧权贵抱着十分敌视的态度。
当然，这一地区也产生过另一些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影响的人物，比如离阿米特尔努姆不远的列阿特（Reate）就产生过瓦罗和后来的皇帝韦伯芗（Vespasianus）这样一些大人物。阿米特尔努姆、列阿特和努尔西亚（Nursia）是萨宾人地区的主要城市。
骑士等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一般是要送到罗马来受教育的。西塞罗兄弟（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是这样，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不例外。条件更好的还可以东渡到希腊和小亚细亚去从名师，到罗马来讲学的希腊名师也不少。西塞罗时期在罗马颇负盛名的希腊著名学者路奇乌斯·阿泰乌斯·普莱特克斯塔图斯·腓洛洛古斯（Lucius Ateius Praetextatus 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乌斯的老师；而据苏埃托尼乌斯 [5] ，他曾把全部罗马史的提要提供给撒路斯提乌斯。罗马这里固然有学习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罗马侈靡放荡的风习对青年人是很不利的。归在西塞罗名下的《对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抨击》（以下简称《抨击》，［M．Tullii Ciceronis］ 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现在在学术界已被一致确认为2世纪的修辞学习作，但其中反映的问题，比如撒路斯提乌斯当他父亲在世时便卖掉他父亲的房产，未必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当时去古未远，可以看到我们已看不到的资料）。而证之以后来他因品德问题被开除出元老院这一情况，那么年轻时的撒路斯提乌斯有此等行径，便不是捕风捉影之谈了。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当时罗马青年几乎都有道德败坏（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记录，它和成年人的贪赃枉法可以说是同样普遍。在政治斗争中以这方面的事情作为攻击的借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不必过于认真对待。
罗马人的“仕途”（cursus honorum）一般是从财务官（quaestor）开始的，财务官从苏拉时期起定额增加到20人，顾名思义，应当是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但实际上除管理国库（aerarium）之外，还有不少财务官充当统帅在外的助手，不仅管理财务，也负责军事指挥的责任，例如在对朱古达作战期间，苏拉便是以财务官的身份隶属于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战指挥权。由于财务官是仕途的开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担任。撒路斯提乌斯自己说：“当我个人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投身于政治活动……” [6] 但是他在哪一年担任财务官——从《抨击》的记述来看 [7] ，他担任过财务官是没有问题的——法译本译者J．罗曼定为公元前59年，英译本译者罗尔夫说无法确定。苏联的罗马文学专家格拉巴里—帕锡克则定为公元前54年。我还没有找到罗曼和格拉巴里—帕锡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据，也可能是根据担任财务官的法定年龄（30岁）推算出来的，所以只好都罗列在这里，供进一步的探索。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年轻时担任过财务官就够了。
公元前52年他因自己的骑士等级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在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他的有记载的第一个政治活动。这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18日，深受民众欢迎的克劳狄乌斯在群殴中被杀死之后，撒路斯提乌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温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us）与提图斯·穆纳提乌斯（Titus Munatius）一道持反对西塞罗和杀害克劳狄乌斯的米洛的立场。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64年本来是极力反对喀提林的活动的，应当说是站在西塞罗的一面，不想两年后，却卷入了一场丑闻之中。原来在公元前62年12月，在当时担任最高司祭的优利乌斯·恺撒宅中举行纪念古意大利丰饶女神（Bona Dea）的节日时，这个克劳狄乌斯竟化装成妇女混到这只许妇女参加的活动中去。其原因只是作为恺撒的妻子庞培娅（Pompeia）的情夫，他想借机混进去幽会罢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渎神行为引起的轩然大波自然使克劳狄乌斯受到了指控，但是在一切都可以出卖的罗马，他仍然能用钱打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西塞罗提出了克劳狄乌斯那天确实在场的证据，使他大失面子 [8] 。克劳狄乌斯这方面也千方百计为此向西塞罗进行报复。公元前59年即恺撒任执政官的一年，克劳狄乌斯迂回作战，先是借恺撒的力量——恺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情夫，可见这是当时罗马的风气——使自己转入平民等级，然后当选为公元前58年度的保民官。继而他用讨好民众的办法在取消了埃利乌斯和富菲乌斯法（Leges Aelia et Fufia） [9] 之后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不经审判处死罗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这样，西塞罗在对付喀提林的阴谋时处死罗马公民的做法便旧事重提，受到了制裁。西塞罗为此只好亡命而离开罗马，克劳狄乌斯除了赶走西塞罗之外。还和庞培作对，而从恺撒（在克拉苏的一派里）和庞培两种势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劳狄乌斯显然是受到恺撒的支持的。一般史书说撒路斯提乌斯从公元前49年便站到了恺撒一面，其实他们的关系还要早得多。
另一方面，米洛则是站在庞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罗一面的。米洛和克劳狄乌斯的斗争在恺撒和庞培的较量中表现为直接的、明火执仗的格斗，它在几年当中把罗马搅得乌烟瘴气。西塞罗被迫亡命后，米洛极力活动使西塞罗返回罗马。此人后来（公元前48年）因勾结玛尔库斯·凯利乌斯·茹福斯（Marcus Caelius Rufus）进行反恺撒的活动而被杀。
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 [10] ，撒路斯提乌斯由于批评了庞培而受到庞培的一名被释奴隶的还击，这个名叫列奈乌斯（Lenaeus）的被释奴隶在一篇措辞尖锐的讽刺文中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公元前50年撒路斯提乌斯由于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Appius udius Pulcher）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元老院。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是个有名的庞培派。公元前54年任执政官之后，他到奇利奇亚去任长官，公元前50年回来任监察官。他设法把恺撒派撒路斯提乌斯赶出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要从生活上找一些丑闻作借口并不困难，这也是当时罗马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
至于这是怎样一件丑闻，有的历史学家把它同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根据瓦罗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联系起来 [11] 。原来撒路斯提乌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独裁官苏拉的女儿法乌斯塔（Fausta）私通时，当场被米洛堵住，结果不仅挨了一顿鞭子，还狠狠地被惩罚一番。但是我们知道，瓦罗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庞培派，他的话的可信性是大可怀疑的。
不过，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第3章）里所说的干了不光彩的事情云云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因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回避或隐瞒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公元前49年罗马成了恺撒的一统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乌斯感到日子好过的时候。恺撒一下子把财务官从20人增加到40人，撒路斯提乌斯于是再度成了财务官，同时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员。庞培东渡时两位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克茹斯（Lucius Cornelius Lentulus Cr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Caius udius Marcellus）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释奴隶都补充进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扩充到900人。反正这时的元老院已不同于过去，它已是恺撒个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说它是个点缀，顶多也不过是个咨询机构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虽然后来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军事方面是个不高明的指挥官，这是违反古罗马人的传统的。公元前48年他在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统率着恺撒的一个军团，却败在屋大维和司克里波尼乌斯·利波（Scribonius Libo）（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的手下 [12] 。
公元前47年，撒路斯提乌斯任行政长官，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在公元前46年，但无论哪一年担任都取决于恺撒的“任命”，实际上区别不大。此时驻坎佩尼亚的军团奉调去西西里，但是传达这项命令给军团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独裁者苏拉的侄子，曾参</a>加喀提林的阴谋，现在是恺撒的副帅。他在公元前65年担任过执政官——受到了士兵的凌辱。军团士兵对于不能得到土地和应有的赏赐，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显然极为不满，因而不听从调动的命令。撒路斯提乌斯继而被派去处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点也送了性命。事实上已经有奉派到那里去的两位元老死在军团士兵的手里了。问题是军团士兵（第十军团）到罗马后由恺撒亲自出面才解决的 [13] 。
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6年年初，恺撒在阿非利加战争中正处于焦急等待支援的困境时，撒路斯提乌斯登上了和小叙尔提斯相对的凯尔奇那岛（Circina），并把敌人在那里的大批粮食及时地运到茹斯皮那附近恺撒的营地里 [14] 。他的这一行动对于恺撒之取得最后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为了酬谢他的服务，恺撒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Nova）的长官 [15] 。我们知道，共和国时期的罗马高级官吏都是没有薪金的，大致相当于薪金概念的拉丁词srium（来自sal这个词，sal意为盐，象征生活中最必需之物，今天英语的sry即来自这个词）是到帝国时期才有的。官员一般靠什么生活，我们没有十分具体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长官所得便可一生享用不尽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平时人们以服务的酬劳的方式所得的也会远远超过后来法定的收入。否则人们就不会这样热衷于竞选高级官吏了。秦奇乌斯法（Lex Cincia）禁止人们在辩护方面收费，可见这以前是要花钱的，法律后来虽禁止取酬，但变相的酬谢可能费用更高。恺撒在公元前61年去远西班牙任长官（行政长官衔）之前在罗马因生活挥霍和搞政治活动负下了天文数字的债，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苏的帮忙几乎不能脱身，但一任归来不但还清了债，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债主。最清廉的如西塞罗，一任奇利奇亚（在小亚细亚）那样一个穷苦地方的长官，仅分内所得用今天（90年代）的购买力加以计算至少也有上千万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富裕的行省了。行省居民虽然可以到罗马元老院控诉长官贪赃枉法，但十之八九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有派别斗争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会得到补偿的。罗马竞选官职，举办各种讨好民众的活动，豢养为自己奔走的门客，都要个人出钱，若非权贵出身或有权贵撑腰，一般人是绝对应付不了的，这一点和现代美国竞选总统要有财团支持有点相似。所以罗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往往造成了许多负债累累的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了解这一点，才可以了解为什么喀提林如此不顾一切地要竞选执政官。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将来外放时搜括财富，以便还债和供他继续挥霍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这一任长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见此公尽管一直在进行着要人们蔑视财富的说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当然，这也怪不得他，这已成了罗马当时的一种风气。搜括手段的残酷当然会使他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恺撒只需打一个招呼他就可以过关了。据《抨击》的不十分可靠的说法 [16] ，撒路斯提乌斯为此曾贿赂了恺撒120万谢斯特尔提乌斯 [17] 。对于此事，一则事实的真伪尚难确定，只能姑妄听之。但按情理推度，拥有独裁权力并且一贯慷慨大度的恺撒绝不会把区区这样一点钱放到眼里。以这样一点点钱视为恺撒和撒路斯提乌斯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可怜的想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撒路斯提乌斯的财富多到何等程度，从他在恺撒死后买下了他的别墅和置办了一所闻名于后世的所谓撒路斯提乌斯园（Horti Sallustiani）可以看出。撒路斯提乌斯园在罗马北端科利努斯门附近，和路库路斯园邻接，位于今天的平西欧山（Monte Pinci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玛尔斯广场了。这个地方后来成了尼禄、韦伯芗、涅尔瓦和奥勒略的皇家园林。
作为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和恺撒相终始的。撒路斯提乌斯在恺撒的庇护下是个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了也恨透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元老权贵当权的社会，如果相信他写给恺撒的信和他对恺撒的演说的话 [18] ，那么他的恢复古罗马传统美德的理想的确是寄希望于雄才大略的恺撒身上，恺撒一死，他的理想随之破灭，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之中，不再参与后来的政治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卒年一般定为公元前35年，那已经是罗马帝国的前夜了。
此外，据耶洛尼姆斯的记述 [19] ，撒路斯提乌斯娶了西塞罗的离婚</a>的妻子特伦提娅（Terentia）。特伦提娅和西塞罗在公元前46年离婚，西塞罗已经60岁，这时他虽然得到恺撒的谅解返回意大利，但过的却是寄人篱下抑郁寡欢的日子。特伦提娅这时离开他等于是雪上加霜，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特伦提娅的生年史无明文，假定他们相差10岁，而她离婚后立即再嫁或在公元45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乌斯大10岁。富家出身的特伦提娅一直苦于西塞罗经济方面的拮据 [20] ，这很可能是他们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为暴发户的撒路斯提乌斯会对她有较大的吸引力，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撒路斯提乌斯退出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并不是无所事事，悠游林下。他拿起了笔从事著述，而最后这10年的著述活动反而使他不朽，成为罗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撒路斯提乌斯在文字修养方面是有准备的，这一点从他的成果得到证明。在这将近10年中间，他写了两部专题的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片断保存下来的是他最后的力作《历史》。此外还有给恺撒的演说和书信各一篇也保存下来，但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写的。如果给这些作品系年的话，那么情况大致是这样：
《对晚年的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AD CAESAREM，SENEM DE RE PUBLICA ORATIO ）写于公元前50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撒与庞培对峙时期；《给晚年的恺撒的信。论共和国》（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EPISTULA ）写于公元前46年即恺撒基本上战败了庞培和庞培派的军队之后；《喀提林阴谋》（Bellum Catilinae直译是《喀提林战争》）发表于公元前43年左右；《朱古达战争》（Bellum Iugurthinum ）发表于公元前41年左右。似乎在《喀提林阴谋》问世后不久作者即着手写作此书。
《历史》（Historiae ）记述从公元前78年到公元前67年大约12年间的事情，它们完全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西森纳的《历史》写到苏拉之死即公元前78年，此书可以视为它的一个续篇；但此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篇演说，即《执政官雷比达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 Lepidi cos． ad populum Romanum），演说发表于公元前78年，是抨击苏拉的统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Oratio Philippi in senatu），这是贵族派领袖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腓力普斯对前一演说的反驳，因为雷比达要求连任执政官并恢复保民官的权利；《盖乌斯·科塔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 C．Cottae ad populum 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75年度执政官，鉴于民众在这一年对权贵的攻击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丧服对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说进行安抚，以免群众的情绪激化成为内乱）；《保民官马凯尔对民众发表的演说》（Oratio Macri TR．PL．ad plebem），公元前73年在权贵和民众进行的斗争中，保民官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用这篇演说攻击权贵的统治。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书信，即《格涅乌斯·庞培给元老院的信》（Epist Cn．Pompei ad senatum，赛尔托里乌斯在公元前75年秋天利用游击战术切断了庞培的粮食供应，所以庞培写信给元老院要求金钱、物资的支援）；《米特拉达特斯的信》（Epist Mithridatis，公元前69年被路库路斯打败的米特拉达特斯写信给帕提亚国王阿尔撒凯斯，希望同他结盟共同抗击罗马人）。这些演说和书信是因其文字精彩而被后世的修辞学家选入他们的教本，得以保存下来的。此外还有为后世作家征引过的一些片断保存下来。在它们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罗斯（De Brosse）、克里茨（Kritz）、狄奇（Dietsch）和茂伦布莱舍尔（Maur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撒路斯提乌斯这部压卷之作，可能是在较早的时期便已开始准备了，说不定是和《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交叉进行的。就篇幅而论，其写作不大可能在《朱古达战争》发表之后。可以认为前两种专题历史只是后来的《历史》的一种试笔</a>，因为就文笔而论，《历史》的文字显然更完美，更成熟些。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
撒路斯提乌斯少年时在罗马从名师学习；青年时开始从政，也像当时一般罗马青年那样，干正经事也干荒唐事；发生战争时就随军出征，吃得了各种各样的苦头，退下来又能拿起笔来写文章，这就是共和时期中上层罗马人的写照。从《高卢战记》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恺撒那样出身高贵的人，也绝不是弱不禁风的贵公子，而能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年轻时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似的屋大维（奥古斯都），一旦随舅祖父恺撒踏上征途，那就无论什么苦也经受得住，从而得到恺撒的赏识，认为他够得上罗马人的标准。要想养尊处优，克拉苏应当算是满有条件的了，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业，挥师东征，虽然最后战死在外面，却不愧是古罗马人。恺撒对撒路斯提乌斯无疑是赏识的，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极力报效，你看他自公元前49年之后，为了恺撒的事业几乎是马不停蹄，东西南北四处奔走出现在各个关键的场合，那劳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奇尔奇那岛的战斗，更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见以文笔见称的罗马史家同时又是艰苦备尝的斗士，这和帝国时代专作皇帝侍从的文学之士是大不相同的。
撒路斯提乌斯从政治生活中退下来之后为什么要写历史？他在罗马史学中占什么地位，要了解这一点，就得先回顾一下撒路斯提乌斯以前罗马史学的情况。
罗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还很简陋，处于刚刚形成的过程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史书。不过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关的事项记载下来，而纪年则是以执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级官吏的名字作为标志的，这就是所谓编年大事记</a>（Annales）。据说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编年大事记已毁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入侵。后来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大司祭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司凯沃拉（Publius Mucius Scaev）补充整理了80卷的《大编年大事记》（Annales maximi ）（已佚）。但这些记录都是零碎的，无系统性，至多只有史料的价值，不是真正的历史。
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诗人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和号称“罗马诗歌之父”的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前239年—前169年）虽都曾用诗体的文字记述罗马的历史，但他们都是把它作为诗歌（文艺）作品来写作的。当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历史的实际。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史诗，它们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历史。有人因为诗人用历史题材写作便把他们说成是罗马最早的历史学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些作家如克温图斯·法比乌斯（Quintus Fabius，公元前254年—？）、路奇乌斯·琴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活动时期和法比乌斯大略相当）、奥路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公元前151年度执政官）和盖乌斯·阿奇利乌斯〔Gaius Acilius，曾为公元前155年参加雅典哲学家使团的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作过翻译〕，他们都用希腊语撰写过罗马古代的历史，但是它们的读者对象更多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是一种为罗马的统治辩护，宣扬罗马声威的政治宣传品，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腊教育，所以撰史时使用的也是那种偏重于讲故事的希腊化手法，这种作品不能被承认为真正的历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入罗马史学的体系之中。
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年—前149年）即历史上所说的大加图或监察官加图是罗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写罗马历史的人。他是一位正统的、保守的罗马人，对罗马文化中的希腊影响一向深恶痛绝，而宁肯保持罗马粗犷质朴的特色。在文化方面，重要的是他制定了散文的拉丁语；罗马人对希腊取得的胜利使他不能容忍罗马人继续用希腊语写作。他写了一部7卷的《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时间从意大利和罗马的早期历史一直到他当代。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编年体而是分成若干题目来叙述的，文字虽然朴拙，但是已经有了真正史书的规模，只是在取材方面，除了罗马的有关文献之外，仍然不能不借重于希腊人的作品。可惜全书已失传，只有片断保存下来。
在大加图的影响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他的同时代人还可以举出路奇乌斯·卡西乌斯·赫米那（Lucius Cassius Hemina）和格涅乌斯·盖利乌斯（Gnaeus Gellius）。这两位老编年体作家也都系统地记述了从早期到他们当时的罗马历史，这些作品本身虽然没有传下来，其内容却部分地保留在后来的历史作品里。
以上就是撒路斯提乌斯撰史时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罗马史学情况。如果他也想写一部从古代以来的通史的话——他的老师阿泰乌斯·腓洛洛古斯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份提纲——那么他所能依据的拉丁文献实在有限，而只能照抄希腊语作品里提供给他的大量“演义”。对于通晓希腊语的撒路斯提乌斯来说，这方面的材料当时不但很多，而且是很容易获得的。且不说这些材料大都没有什么依据，那些为贵族树碑立传的东西肯定是不合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口味的。而且从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为撰史而撰史，而是要通过这一活动施展他另一方面的抱负，尽管他说他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
如何通过撰史表现自己的信念以及他对撰史的看法，他在《喀提林阴谋》的开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全部力量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体。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精神是我们和诸神共有的，肉体则是我们和禽兽所共有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用肉体的暴力去寻求荣誉，这样我们才可以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名垂后世 （重点引者所加，下同），因为我们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要知道，从财富和美貌得来的声名是转瞬即逝的和脆弱的。而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荣的和不朽的财富。” [21]
“……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业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 。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绝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但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 。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得上他所记述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人就会认为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则他们便认为你的话即使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 [22]
但是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又不致被人指为荒诞无稽，那么就以记述自己亲历的事情为好，而自己这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志愿：
“……在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之后，我的心情归于平静并且我已决心从此再也不参与政治生活……我决心回到我过去向往的志愿上来，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偏离这一志愿；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情挑选出来，笔之于书 。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因为这时我个人已经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的偏见。” [23]
由于他本人受过希腊教育，接触过希腊的史书，对比之下，罗马人在撰史方面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像他所说：
“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不是像传闻中描写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 [24]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已有的大量用希腊语写的有关罗马历史的著作只起一种宣传作用，根本不能同希腊本身的伟大历史作品相提并论。那里面的不少捏造和模仿的劣品，根本不能当作历史来对待。至于早期诗体拉丁语的有关神话历史传说的记述，也还太原始、太简陋、大零碎，难以列入史书之林。难怪撒路斯提乌斯会发出罗马无史书的慨叹了。
几百年前的史料既然大半毁于高卢之劫，而抄录那些编造的故事又于心有所不安，撒路斯提乌斯只能从身边的历史来着墨。喀提林的阴谋是他亲眼目睹的，里面的不少当事人是他的朋友；朱古达的战争虽然早一些，但是他可以得到不少有关资料，许多亲历此事的老一辈人还有在世的，更何况他在北非担任过长官，熟知那里的风土人情，所以写起来也更觉亲切。《历史》各卷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他亲历的（前78年到前66年），得心应手当不在话下。
至于撒路斯提乌斯为什么先从记述喀提林的事件着手，据他自己说，“这是特别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 [25] 。他写作这篇专题的历史著作时不但可以依据他可以看到的大量文献（如元老院的命令，西塞罗已发表的演说等等），还可以向有关人员查询，比如有关克拉苏是否参加了阴谋的问题，他就直接向克拉苏本人打听过。所以说，尽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来，无论作为历史，还是作为文章，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都是备受后代重视的重要文献。
作为用散文写作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直接的源流应当说是老加图。观点不用说了，就是文字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乃至攻击他的人竟说他抄袭监察官加图的作品 [26] 。比如拉奈乌斯就说他是“古人、特别是加图的语言的一个无知的抄袭者” [27] 。但关于他在史学中的地位，罗曼却说：“……当撒路斯提乌斯不得不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的时候（即公元前45年），他决心从事撰述；这时罗马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配得上这个名称。” [28] 这实际是把他说成是罗马的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了。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受希腊历史著作，特别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影响也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喀提林阴谋
下面我们就简略介绍一下喀提林阴谋这一事件本身。
喀提林的阴谋是在共和国末期罗马表面上繁荣而内部动荡不安，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夕发生的。这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院和势力急速扩大的庞培，庞培和克拉苏，庞培和后来异军突起的恺撒，克拉苏与恺撒同元老院贵族乃至民主派，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贵族出身的恺撒成了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保守立场。
喀提林的阴谋就是这种错综复杂形势的一个爆发点。
路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公元前108年出生在一个有广泛上层联系，但是破落的贵族之家。他在不久前的内战里站在苏拉一面，是一位卖力的打手。苏拉独裁进行大屠杀大没收（公敌宣告）时，喀提林又是他的一个急先锋，这期间他当然捞到了不少的油水，但总的说来没有受到苏拉的重用。他什么时候开始从政，史无明文，但公元前68年他已经是行政长官了；公元前67年他从阿非利加长官任上返回罗马后曾因勒索罪而被控于法庭，因此在公元前66年提出竞选公元前65年度的执政官时，他的诉讼问题因尚未了结而被取消了竞选资格。由于罗马当时外放者几乎无人不贪赃枉法，因而行省长官回来后被控乃是常见的情况，对这一问题本来是可松可紧的，偏偏主持此事的执政官沃尔卡奇乌斯·图利乌斯（Volcacius Tullius）对此毫无宽假之意，就和对待另两名候选人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 Autronius Paetus）和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独裁官苏拉的侄子）一样。后两个人也是在当选之后因发现有行贿行为而按照公元前67年的卡尔普尔尼乌斯法（Lex Calpurnia）被取消了执政官职位和元老资格的。这一点只反映出派别斗争的激烈而并不说明这个“可以出售的”罗马在政治上已经有了执法严明的迹象。但使他们极为恼火的却是，就在不久之前，公元前67年度的执政官、两个保守派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ius Calpurnius Piso）和玛尔库斯·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欧（Marcus Acilius brio）正是通过明目张胆的行贿而“当选”的。其实这些当选的执政官几乎都是权门子弟，高级官吏的职位照例是由他们包办了的。这些人就像在《朱古达战争》里马略的演说中所描写的那样：
“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
“他们的祖先把他们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全留给了他们——财富、胸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礼品那样授受的。
“……他们那些人间最无耻的人用他们的罪行玷污了他们自己之后，竟还要夺取有道德的人们应得的报偿！” [29]
但这些权贵之间相互斗得也是十分凶狠的。两位落选的执政官竟想组织暴徒，让他们在通过补充选举当选的执政官路奇乌斯·奥列利乌斯·科塔（Lucius Aurelius Cotta）和路奇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克瓦图斯（Lucius Manlius Torquatus）元旦就职并同元老院成员见面（在朱庇特神殿）时杀死他们，并夺取他们的棍束（执政官的权力标记）。他们的气焰极为嚣张，奥特洛尼乌斯本来就是个好惹是生非的人，负了一身债的喀提林更是干起坏事来百无禁忌，所以新任的执政官在元老院的关照下作了相应的防范。即使按照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里的说法， [30] 这一暴力行动后来延期到元老院开会的2月5日，但终归还是失败了。
历史上这所谓的第一次喀提林的阴谋，其主角其实并不是喀提林，喀提林只是一个参加者，是苏拉出钱拉来的一名打手。其余的参加者我估计也都是那些破了产的贵族子弟。我甚至怀疑这甚至算不上阴谋，而是一种表示不满的武装威胁，只是想给新执政官一点颜色看看而已，因为不可能有这样明目张胆的“阴谋”。在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为行贿事受到审判时，他便有了利用自己的剑奴冲散法庭的打算。这时的选举没有一次不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受到政敌的武装威胁和人身伤害已经是家常便饭。这次许给喀提林的报偿是支持他竞选公元前64年度的执政官。许给另一个参加者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naeus Calpurnius Piso）的报偿是使他去两西班牙（远、近西班牙）任长官。
这场官司从公元前65年一直拖到第二年；对喀提林来说，竞选公元前65年度执政官的资格被取消后，竞选公元前64年度执政官的机会也随之成为泡影。当选公元前64年度执政官的是路奇乌斯·优利乌斯·恺撒（Lucius Julius Caesar）和盖乌斯·玛尔奇乌斯·费古路斯（Gaius Marcius Figulus）。路·优·恺撒就是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在高卢作战时担任过他的副帅的那一位，也可称得是一位战将了。喀提林据说还是用金钱才摆脱了诉讼的困扰的。
一身是债的喀提林哪里有钱去竞选执政官，去贿赂别人？从个人来说，像喀提林那样的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只要不挥霍、不放荡，要竞选执政官的钱和其他条件是会有的，做一任执政官也是不成问题的。现在他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弄来的钱挥霍光了，就只好指望再以同执政官（proconsul）的身份外放再去搜括一笔钱。另一方面，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克拉苏为了同正在外面的庞培相抗衡，他也有必要在罗马拉拢一些闹得起来的帮手，所以看来克拉苏和苏拉都给过他经济上的支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正在高级营造官任上的恺撒，他为了讨好民众，把自己的产业花光了之后自己还负了债，当然没有帮助喀提林的力量。
竞选公元前63年度执政官的有7人，除了喀提林之外，他们是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盖乌斯·安托尼乌斯·叙布里达（Gaius Antonius Hybrida）、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路奇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Lucius Cassius Longinus）、克温图斯·科尔尼奇乌斯（Quintus Cornicius）和盖乌斯·李奇尼乌斯·撒凯尔多斯（Caius Licinius Sacerdos）。其中以喀提林、安托尼乌斯和西塞罗三人占较大优势。喀提林门第高贵、联系广泛、活动能力强，这一点连撒路斯提乌斯也不能不承认，再加上有后台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应当是一个热门。安托尼乌斯是死在马略的屠杀之手的那位大演说家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Marcus Antonius）的儿子，此人也有一掷千金的浪荡公子的一面，一度曾被元老院开除（公元前70年），但他和喀提林气味相投，他们正是联合在一起竞选执政官的。安托尼乌斯的父亲是元老院权贵的代表人物，所以有元老院的后台，在选举中自然也占有优势。西塞罗因其学识与口才早已声名卓著，他虽然没有门第的有利条件，但是比起善于捣乱的喀提林来，人们认为这个“新人”却更保险一些。对于不久之前的血腥的动乱，人们是记忆犹新的。
可以说，正是喀提林的嚣张气焰促成了西塞罗的当选。
在《喀提林阴谋》中，西塞罗是和喀提林针锋相对的重要人物，而由于我们把西塞罗的四篇著名的反喀提林演说，作为配套的参考文献一并介绍过来，所以有必要对西塞罗略作介绍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本书。
西塞罗公元前106年1月3日生于罗马东南，利里斯河（Liris）东岸的一个小市镇阿尔皮努姆（Arpinum，今天叫阿尔皮诺，Arpino）的一个骑士等级的家庭。阿尔皮努姆位于拉提乌姆界内，是沃尔斯奇人的住区。这个小城镇的居民自公元前188年以来便取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在西塞罗的青少年时代，它已经是一个自治市了。这个小城镇产生过在罗马史上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两位大人物：马略（《朱古达战争》的主要人物之一）和西塞罗。有人说马略和西塞罗还有亲属关系，这样恺撒也和西塞罗有亲属关系了，这当然是可能的，但具体情况我们已不得其详了。西塞罗的家庭是那种比较富裕而且又有教养的骑士家庭，所以他们的爱好文学的父亲在罗马的卡里奈（Carin?）购置了一所房子以便使西塞罗和比他小4岁的弟弟克温图斯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著名的演说家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公元前99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克拉苏（公元前95年度执政官）和占卜官克温图斯·穆奇乌斯·斯凯沃拉（Quintus Mucius Scaev， Augur，著名法学家，公元前117年度执政官）都是西塞罗的父亲的朋友，可见西塞罗在有高层次交往的家庭里从小便受到不寻常的熏陶。但是西塞罗在他的作品里很少提到他的母亲赫尔维娅，只是他的弟弟曾说过母亲持家有方。西塞罗的父亲据说死于公元前64年，即西塞罗任执政官的前一年 [31] 。西塞罗在学校时便显示出过人的天才，《西塞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他们（西塞罗的同学的父亲——引者）就是为了看一看西塞罗并且了解一下他的敏悟和学习的能力而经常到学校来的。” [32] 少年的西塞罗便已经出名到如此程度。
西塞罗才智过人，勤奋好学，在罗马的那个环境中又得到过希腊名师的指点，据我们所知就有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斐德罗斯（Phaedrus，约前140年—前70年，西塞罗对他的学说虽并不完全同意，但对其人还是十分尊重的）、第四学园的创立者拉里撒人腓隆（Philon，前160年？—前80年，他是公元前88年因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爆发而逃到罗马来的）、斯多噶派哲学家狄奥多托斯（Diodotus，从前85年西塞罗便从他受业，两年后他被请到西塞罗家里来）、修辞学家阿波罗尼乌斯·摩隆 [33] （Apollonius Molon，此人前87年和前81年曾两次来罗马讲学，后来西塞罗又去罗德斯向他问学）、阿斯卡隆人安提奥库斯〔Antiochus，腓隆和斯多噶派姆涅撒尔库斯（Mnesarchus）的学生，公元前78年西塞罗因病东行时，曾在雅典听他讲课〕、修辞学家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等人。此外在青少年时期他还有机会听到诸如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和路奇乌斯·克拉苏这样一些大演说家的演说，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他日后取得突出的成就。
西塞罗并没有积极地投身于内战。公元前89年他只在庞培·斯特拉波（Pompeius Strabo，他是格涅乌斯·庞培的父亲，是当年的执政官）的麾下服役过一个短时期，但很快他就转到学习方面去了。据普鲁塔克的说法，他“看到事情会发展成一场内战，而内战又会演变成不折不扣的专制，于是他便转而去过一种宁静的冥思的生活，同有学问的希腊人交往并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直到苏拉控制了局势而国家似乎安顿下来。” [34] 由于这时格涅乌斯·庞培也在他父亲的麾下服役，所以西塞罗肯定会认识这个和他同龄的青年并奠立了友谊的基础。此外，从西塞罗后来的行为来看，他不参加内战并不是出于逃避乱世的清高思想，而更多是为了利用青年时期做更坚实的准备，以便将来大显身手。果然公元前80年他因为替名演员克温图斯·罗斯奇乌斯·伽路斯（Quintus Roscius Gallus）辩护而声名大振。要知道，指控罗斯奇乌斯犯有弑亲罪行的是独裁官苏拉和他所宠信的被释奴隶克里索果努斯（Chrysogonus） [35] 。被告孤立无援，谁也不敢出来给他讲话，而年轻的西塞罗在这时却成功地为他进行了辩护，这不但表现了他的出色的语言和辩护功力，更重要的是他表现了不畏权势的高贵品质。更有意思的是，在敢于触犯掌握生杀大权独裁者的苏拉这一点上，西塞罗和庞培有其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青年时起便表现了不平凡的气概，不是那种卑微琐屑之辈。
公元前79年他离开罗马渡海去东方的希腊，普鲁塔克说他是因为害怕苏拉 [36] ，如果是这样，他本来是可以不为罗斯奇乌斯辩护的，更何况去东方也并不能解决逃避苏拉的问题。事实上恐怕还是他自己所说的为了恢复一下体力，同时在东方他能继续深造。他同特伦提娅结婚的年代史无明文，可能是在他东行之前即公元前80年或公元前79年，也可能是在他从东方返回之后即公元前77年。他的女儿图利娅生于公元前76年左右，也正是他按法定年龄正式开始从政的一年，就是说，在这一年他担任了财务官。公元前70年他在反对西西里长官盖乌斯·维尔列斯（Gaius Verres）——他曾在此人手下任职——的诉讼中以无可反驳的证据使得当时最有权威的演说家克温图斯·霍尔田西乌斯·霍尔塔路斯（Quintus Hortensius Hortalus，前114—前50年）也不得不放弃为维尔列斯辩护。这一辩护行动确立了西塞罗在罗马同霍尔田西乌斯分庭抗礼的地位。
公元前69年他任高级营造官，这是个花费很大的官职，恺撒曾因担任这一官职而把整个家当花光，还负了很多债。西塞罗则自称在这一任上他没有花很多钱 [37] ，但普鲁塔克认为这是因为得到了感恩的西西里人的帮助 [38] 。公元前66年他担任行政长官。作为一个被权贵视为异己的骑士等级出身的人，在仕途上这差不多是最高的限度了。要知道，执政官的官职是一直垄断在元老院权贵集团手里的。
西塞罗在7个候选人当中是真正具备一切条件的，他唯一的不利之点，就是他没有做过元老的祖先，但单是这一点就很难使他在执政官的竞选中有出头的机会。正如G．C．里查兹（G．C．Richards）所说：“如果他（西塞罗——引者）的主要对手不是喀提林，他就很难当选为公元前63年度的执政官；因为先前的苏拉派喀提林由于公开提出取消债务（novae tabe）而在元老院的眼里成了危险人物。另一方面，西塞罗作为骑士等级的代表则是安全的。”科瓦略夫也是这样看法：尽管西塞罗才华出众，极负盛誉，但限于出身，元老院集团并不是特别中意于西塞罗，而所以终于选他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意思 [39] 。
元老院正是在喀提林要铤而走险的危急时刻为了本身的利益才把西塞罗推到第一线去应付的，这和北方吃紧时，马略再次当选执政官是多么相似！
喀提林竞选公元前63年度执政官失败之后，接着又宣布竞选公元前62年度的执政官。他打出的是为民请命的牌子，实际上首先是使自己摆脱困境，而像他这样欲壑难填的人除了当选执政官后到行省再去搜括一番之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这也正是他为什么死乞白赖地非要把执政官职位弄到手的原因。跟随他闹事的那一群人的上层分子，其中包括现任的行政长官朗路图斯，也都是情况和喀提林差不多的负债累累的贵族分子。他们在经济上也都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想再掀起一次动乱，像苏拉专制的时期那样，乘机发一笔横财供他们继续挥霍。
西塞罗懂得让喀提林当选公元前62年度的执政官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又了解喀提林和盖乌斯·安托尼乌斯的前面提到的那种关系；而且安托尼乌斯和喀提林勾结起来竞选执政官也和那些权贵一样，无非是为了一个“利”字。为了分化他们，切断自己身边的这个内线，西塞罗把应当属于他的马其顿行省主动让给了安托尼乌斯，让他至少保持中立也好。这就等于把一块肉骨头抛给狗，让它到一边去吃，不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马其顿行省是个盛产牲畜、谷物、水果、木材的国土，它的银矿在罗马世界也是有名的。让出马其顿这一点也证明，西塞罗从政有他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绝不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人。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官，他时时对喀提林加以防范。喀提林以其门第和他的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本不把这位“新人”出身的执政官放在眼里，所以他反对西塞罗的活动几乎可以说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这一点西塞罗本人的演说可以证明。
喀提林一方面忙于竞选；一方面暗中作军事准备，他的根据地是埃特鲁里亚北部的城镇费祖莱，负责那里的军事行动的是苏拉过去的一名百人团长盖乌斯·曼利乌斯，此人也是因为挥霍无度破了产之后才和喀提林勾结在一起的。西塞罗买通了一个名叫富尔维娅（Fulvia）的妓女，并通过她买通克温图斯·库里乌斯，作为自己在阴谋者当中的内线 [40] 。富尔维娅是参加阴谋的克温图斯·库里乌斯（Quintus Curius）的情妇。库里乌斯气焰甚为嚣张，不懂得回避和保密，因此阴谋的内情他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富尔维娅，随之也便传到西塞罗那里去。公元前63年9月下旬或10月间，西塞罗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向元老院报告了喀提林准备夺取政权和取消一切债务的阴谋的详情。紧接着元老院在第二天召开会议讨论局势，为此而决定推迟执政官的选举。喀提林参加了这次会议，西塞罗在《为穆列纳的辩护词》（Oratio M．Tullii Ciceronis pro L．Murena）里对这一天喀提林的表现作了描述：
“……因此在第二天，在一个拥挤的元老院（除去元老之外还有站在外面的旁听者——引者）里，我指名要喀提林谈一谈人们报告给我的那些事情，如果他想谈的话。于是他像他一贯那样毫无保留，一点也不给自己辩解，他并且提出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而以身试法。当时他竟然扬言国内有两个身体，一个身体孱弱，头脑也不灵；另一个健壮，但是没有脑袋（unum debile infirmo capite，alterum firmum sine capite）。而只要他活着，如果这个身体理应得到他的支持的话，它是不会缺少这个脑袋的。拥挤的元老院虽然一致发出不满的声音，但依然没有作出与这一侮辱言辞相适应的严厉决定，因为有些元老认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因此没有鼓起勇气来作出决议。还有些元老是因为他们的胆子太小了。他得意洋洋地冲出了元老院，而按道理是根本不应当让他活着离开元老院的，特别是因为就是这个人，几天前在同一会场上，由于那位极为勇敢的加图说要公开审判他，他竟然对加图说，如果加图想使任何大火烧向他的财产的话，那他就不是用水而是用全面的毁灭来扑灭这场大火！” [41]
执政官的候选人在元老院的这种表现，哪里像是搞阴谋，而是公开宣传他想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权贵的贪赃枉法和沉重的债务早已是无法忍受的了。不过话虽然讲得厉害，行动却没有跟上。再加上西塞罗作了相应的严密的防范，还是举行了第二年执政官的选举。在场主持的西塞罗如临大敌，他在长袍下穿了全副铠甲并且有武装的侍卫严加保护 [42] 。喀提林的不顾后果的做法虽然在破产者上层赢得了一部分拥护者，但是对残酷的内战记忆犹新的一般平民毕竟是害怕喀提林再度挑起内战的。
选举的结果是喀提林再度落选。
当选公元前62年度执政官的当然还是以元老院权贵为背景的人物，这表明了加强同喀提林的对立的势态。至少在近期，元老院权贵对局势的控制是不成问题的。当选的执政官是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穆列纳（Lucius Licinius Murena）和德奇姆斯·优尼乌斯·西拉努斯（Decimus Junius Snus）。
穆列纳远不是一个干净人物，但他却因西塞罗的一篇家喻户晓的辩护演说（Oratio pro L． Murena）而成为拉丁文献里的知名人物。公元前65年穆列纳任行政长官之后，第二年外放山北高卢任行省长官。竞选这年他刚刚从任地返回，当然腰缠万贯，有足够的经费竞选；果然他在“当选”公元前62年度执政官之后，就被加图和苏尔皮奇乌斯指控有行贿行为。不过这时喀提林的问题风声正紧，西塞罗不愿树敌过多，竟然违心地替他辩护，使他免遭追究。好在他的原文具在，其中颇有诡辩之处和玩弄辞藻之嫌，不过这在西塞罗只能是白玉之瑕，我们不必深责了。另一位执政官西拉努斯，当时可说是声名显赫，但在历史的天平上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的妻子塞尔维利娅（Servilia）也是当时权贵集团里的一位实力派人物。她和前夫玛尔库斯·优尼乌斯·布路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所生的同名的儿子，就是作为谋刺恺撒的集团的领袖的那个布路图斯。但是人所共知，塞尔维利娅又是恺撒的情妇，所以说布路图斯实际上是恺撒的亲生子的传闻便不是无稽之谈了。西拉努斯的三个女婿也都是知名人物：后三头之一的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公元前48年度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瓦提亚·伊扫里库斯（Publius Servilius Vatia Isauricus）和谋杀恺撒的集团的另一个领袖人物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喀提林的再次失败使他加紧采取了极端的行动，因为他总之是走投无路了。
如上所述，喀提林依靠的一支主力就是曼利乌斯在埃特鲁里亚北方纠合的一支残缺不全的队伍。追随他的大都是负债累累的苏拉旧部。此外还有不甚可靠的坎佩尼亚的剑奴。洛德（E．Lord）认为站在他的一面的力量还有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lpurnius Piso）和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 Sittius）。实际上皮索在公元前64年已经在西班牙遇害。克拉苏虽然通过元老院把皮索作为同行政长官的财务官派往近西班牙以抗衡未来庞培的势力，但事实证明这个皮索只有捣乱而没有治军的本领 [43] 。西提乌斯在西班牙和玛乌列塔尼亚的情况又如何呢？他是公元前64年去了西班牙的，但是连最注视喀提林的阴谋动向的西塞罗也不同意西提乌斯和阴谋有牵连。正如他在《为苏拉的辩护词》（Oratio pro Su ）里所说的：
“……西提乌斯是被他（指苏拉——引者）派到远西班牙制造麻烦的。首先，公民们，西提乌斯是在路奇乌斯·优利乌斯 [44] 和盖乌斯·费古路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 [45] 离开的，这是在喀提林发疯和人们对阴谋有任何怀疑之前的某些时候。这不是他第一次去，几年前他由于同样的理由到过同样的地方，而且只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必要的原因，这就是为玛乌列塔尼亚的国王缔结一项十分危险的契约。而且在西提乌斯走后，负责管理和经营他的财产的苏拉卖掉了他的许多最精美的别墅并且清偿了他的债务；这样使别人犯罪的理由——保存他们的财产——对西提乌斯便不复存在……”
因此喀提林的主要支柱还是城市里没落贵族的上层，而且只有上层那么一点点人。
曼利乌斯的驳杂的队伍既缺粮又无钱，武器也不足，这种情况不容许他们拖延发动的时间，因此阴谋者决定：公元前63年10月27日曼利乌斯的队伍向罗马发动进攻。喀提林第二天在罗马城内接应，把所有的元老杀死。西塞罗从内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在10月21日召开元老院会议通报了全部情况。于是元老院宣布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并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宣布授予执政官西塞罗以应付紧急局势的全权（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这也就是在罗马宣布了戒严令。但是元老院授予执政官的权限应当有多大，对这一点人们还有争议。
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表示他要追究喀提林破坏和平的责任 [46] 。喀提林则表示愿意接受监管，他甚至请求西塞罗本人对他实行监管，但是遭到拒绝，因为这样做没有法律依据。曼利乌斯在10月27日按计划动了起来，可是罗马方面直到11月6日喀提林才在元老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家中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拟订了第二天凌晨刺杀西塞罗并占领全城的计划。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Gaius Cornelius）和路奇乌斯·瓦尔恭泰乌斯（Lucius Vargunteius）自告奋勇地担起了利用早上向西塞罗致意——这是对罗马上层人物例行的礼仪——的机会去刺杀他的任务。得到消息的执政官早已作了准备，使来访者吃了“闭门羹”，结果阴谋者的第一个重大举动遇到了挫折。两个人的出现证实了情报的正确；面对这一危急情况，西塞罗在朱庇特·斯塔托尔（Jupiter Stator）神殿召集了元老院的紧急会议（11月8日），发表了他那以著名的“喀提林，到底你还要把我们的耐性滥用到什么时候？”（Quousque tandem abutêre nostra patientia， Catilina？）一句为开始的所谓《反喀提林第一演说》（Prima Oratio Marci Tulli Ciceronis in Lucium Catilinam ）。喀提林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想发言回答西塞罗，但是被元老们制止。西塞罗的意思是要他离开罗马，这样至少可以保持城内也就是后方的安宁。西塞罗在演说中虽然威胁说执政官可以处死他，但大家其中包括喀提林心里都明白，西塞罗还不敢这样做，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况且元老院里有很多人同喀提林是老相识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所以恨他是因为他想重新挑起一场摧毁一切的内战，这却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如果西塞罗当真把喀提林逮捕，立刻会有保民官出来干预，熟知法律的西塞罗当然不会出此下策。不过他的气势逼人的演说——特别是那些排句的力量——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喀提林果然在第二天去了曼利乌斯的营地。对喀提林来说，这一行动注定了其阴谋的失败。
第二天即11月9日西塞罗向罗马人民发表了他的所谓《反喀提林的第二演说》（Secunda Oratio ad Quirites ）。他在演说中连用四个表示喀提林已经离开的词（Abiit， excessit， evasit， erupit）来表示他那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他向人民说明他为罗马都做了些什么。但另一方面，他也了解这时人民的情绪。权贵的腐化堕落、贪赃枉法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罗马人民对喀提林恨不起来。元老院虽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但西塞罗清</a>楚，相当一部分的元老实际上是同情喀提林的，只是不同意喀提林的过火的做法而已。
留在城里的阴谋者的首领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素腊（Publius Cornelius Lentul us Sura）出身名门，在阴谋者当中是资历最高的。他是公元前71年度的执政官，后因道德败坏被开除出元老院，但这时他又是现任的行政长官了。作为现任的高级官吏而参加反政府的活动，那情况当然就更加严重了。他之所以铤而走险，除了个人野心之外，经济上的窘迫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此人是个终日昏昏然只知贪图享受的家伙，共和国末期的高级官吏的职位一般就是由这类权贵门第出身的酒囊饭袋所包办的。正是和他们相比，像恺撒、西塞罗之流具有真正共和风范的人物显得特别不同凡响。
正在这个时候，山北高卢的一个部族阿洛布罗吉斯人（Allobroges） [47] 派使节到罗马来，控告罗马统治者和高利贷者对他们的压榨。阴谋者在罗马广场遇到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之后便同他们联系上了。过去高卢人的入侵曾是罗马人的一场噩梦</a>，这时高卢人的问题仍是罗马人感到头痛的问题。现在高卢人的使节来了，又是控诉罗马人的暴政的，阴谋者当然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反罗马的情绪。使节们刚刚听到要他们参加阴谋的建议时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但是在权衡了利害得失之后还是不敢冒险从事。他们通过他们的保护人法比乌斯·桑伽（Fabius Sanga） [48] 向西塞罗报告了这件事。西塞罗当即指示要阿洛布罗吉斯人将计就计继续和阴谋者周旋，以便取得确证。
阿洛布罗吉斯人按照指示，从阴谋者手中取得了确证，然后在12月2日的晚上在沃尔图尔奇乌斯的陪伴下离开罗马。沃尔图尔奇乌斯还带了朗图路斯写给喀提林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喀提林把奴隶也编入自己的队伍。西塞罗这边则把两位行政长官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佛拉库斯（Lucius Valeriusus） [49] 和盖乌斯·彭普提努斯（Gaius Pomptinus）安置到使节的必经之路穆尔维乌斯桥的两侧准备截击。一旦受到阻截的使节了解到是怎么一回事时当场就投降了，看到事情已经败露的沃尔图尔奇乌斯也乖乖地束手就擒了 [50] 。这时大约是12月3日的早上3点钟，因为是冬天，所以天还是黑的。
被截获的信给西塞罗原封未动地送到在协和神殿召开的元老院会议的会场上去。接着从阴谋者凯提古斯家中又搜出了大批武器。阴谋分子受到审问时，他们不得不承认那封印是他们原来的，信是他们亲笔写的。这样一来，在书信当众宣读之后，他们的罪证就确凿了。担任行政长官的朗图路斯只好交卸自己的职务并且和其他的阴谋者一道分别接受一些著名元老的监管。元老院发布命令：以西塞罗的名义举行一次向诸神感恩的活动。正如西塞罗自己所说，这是非军事领袖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荣誉。
紧接在元老院的这次会议之后，西塞罗而聚集在广场上的民众发表了所谓《反喀提林第三演说》（Tertia Oratio ad Quirites ）。演说有政府公报的性质。他向人民介绍了取得罪证的经过。在他拿出了真凭实据之后，才得到了人们的真正同情。
第二天即12月4日，一个名叫路奇乌斯·塔尔克维尼乌斯（Lucius Tarquinius）的人被带到元老院。据说此人是到喀提林那里去时被捉住的。他说他是奉克拉苏之命送信给喀提林的。但元老院立即否定了他的指控。同样地，想把恺撒牵连进来的阴谋也没有实现。元老院决定把赏金送给阿洛布罗吉斯人，已经定罪的阴谋者被宣布为叛国者。
12月5日早上，重兵守卫的元老院再次在协和神殿开会以决定在押阴谋者的命运。元老院发表意见按规定是按当选执政官、行政长官……、现任执政官、行政长官……以及前任的……次序发言。后发言的可以表示同意已有的意见或另行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由主持人交付表决。上面提到的当选执政官西拉努斯首先发言。他建议处死朗图路斯、凯提古斯、斯塔提利乌斯、伽比尼乌斯和凯帕里乌斯等人，其他4人一经拿获也一并处死。另一位当选执政官穆列纳和其他元老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轮到当选行政长官恺撒时，他却主张把犯人分到各自治市去加以终身囚禁，但是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他的意见显然对罪犯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他要求冷静地对待引起全体人民的恐惧和憎恶的一个人的案件。他的发言理路清楚并具有说服力，乃至又有许多元老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西塞罗发言，这就是所谓《反喀提林第四演说》（Quarta Oratio habita in senatu ）。他总结了恺撒的论据，但他个人则明确表示同意西拉努斯的意见，即使自己为此会遇到危险也在所不惜。继而提比略·尼禄——后来的提比略皇帝的生父——又提出了折中的办法，建议把囚犯关押到把喀提林打败并取得更多罪证之后再予处理 [51] 。西拉努斯于是又表示同意尼禄的建议。这时西拉努斯处死犯人的意见有被否定的危险，看情况犯人至多不过是终身监禁罢了。但是轮到加图发言时，形势急转直下。他坚决主张立即处死犯人并得到了元老们的同意 [52] ，而恺撒所能做的至多也不过是不使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罢了。结果绝大多数元老同意了死刑的决定。
就在12月5日那天晚上，以朗图路斯为首的阴谋者（凯提古斯、斯塔提利乌斯、伽比里乌斯和凯帕里乌斯）在西塞罗亲自的监督下被绞死在古老的地牢图利亚努姆（Tullianum）。西塞罗在行刑完毕离开时对在那里围观的民众只讲了一个词：Vixerunt，意思是“他们活过了”。
元老院的辩论是撒路斯提乌斯书中最着力加以描述的部分，而把恺撒同加图加以对比的描述尤其为画龙点睛之笔 [53] 。作者用加图的刚正反衬恺撒的仁厚，他同情谁是十分明显的。
公元前62年年初——具体日期未详——喀提林终于和安托尼乌斯的队伍展开了战斗。正如撒路斯提乌斯所说，他是在前后被堵截的情况下不得不背水一战的 [54] 。喀提林的队伍里的不坚定分子在听到罗马的5人被处死之后大都开了小差。但喀提林队伍的骨干在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作者带着感情写出的战斗的十分精彩片断，是拉丁文献中的不朽之作。
克拉苏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问题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从喀提林的阴谋所处的更大的政治背景着眼，才能了解为什么总是有人想把克拉苏拉到阴谋里面来。
对于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锐敏地察觉到了，所以在一个地方他以传闻的方式指出：
“当时还有一些人相信，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对这一阴谋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由于同他为敌的格涅乌斯·庞培正在统率着一支大军，所以他希望看到有谁的势力成长起来同他的对手的权力相抗衡，而这时他完全相信如果阴谋成功，他本人是很容易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位领袖人物的。” [55]
随后在另一个地方，在涉及皮索的时候，作者先是说“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他穷而又好生事，他想推翻共和国是因为他需要钱而又品行恶劣。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于是他们便同他一道在12月5日左右着手准备元旦那天在卡皮托利乌姆山上的朱庇特神殿杀死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塔和路奇乌斯·托尔克瓦图斯。当时他们设想由他们自己动手夺取棍束，并派皮索率领一支军队去两个西班牙行省。但是这次的阴谋败露了，谋杀的计划于是推迟到了2月5日……” [56]
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有什么权力能派皮索去西班牙率领一支军队？对此作者紧接着作了说明，这个说明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后来，当时只不过是一位财务官的皮索在克拉苏的支持下 （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带着同行政长官的头衔和权力被派往近西班牙，因为克拉苏知道此人乃是格涅乌斯 ·庞培的死敌 。但是元老院却十分愿意把这个行省给他，因为他想用这个办法把这个无耻之徒从政府所在地的罗马送到遥远的地方去。而且，许多贵族也认为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一个能够同这时权力已大得可怕的庞培相抗衡的力量。” [57]
还有一件事更是直截了当地把克拉苏拖在里面：
“第二天，一个名叫路奇乌斯·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人被带到元老院来；据说这个人正在逃向喀提林那里，他是被捉住之后，给带回到这里来的。……他还说玛尔库斯·克拉苏曾派他去告诉喀提林，不要因为朗图路斯、凯提古斯和其他阴谋参加者被逮捕而惊惶失措，而是要更快地到罗马来，这样他们便能使其余人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并且他们能更容易地摆脱自己的危险。” [58]
作为当时历史的见证人，撒路斯提乌斯正确地从克拉苏同</a>庞培两种力量对峙的背景来看待克拉苏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的问题。
大家知道，喀提林在罗马闹得最厉害的公元前65年到公元前62年，正是声名显赫的庞培离开罗马去东方作战的日子。罗马既需要他又害怕他，因为人们还没有忘记不久前苏拉从东方返回时的旧事。罗马的每个上层人士都惴惴不安地担心会有什么不祥的事件发生。公元前70年和庞培一道担任过执政官的克拉苏尤其如此。在对付庞培这一点上，克拉苏和元老院有其共同的利益，但就克拉苏个人来说，他和元老院也有矛盾；对民众的态度也是这样，或联合或利用或反对都以个人利益为准。
克拉苏出身有名的李奇尼乌斯家族（Licinia Gens），他的父亲普布利乌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狄维斯（Publi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是公元前97年度的执政官 [59] ，随后出任近西班牙长官，公元前93年举行过一次凯旋式，公元前89年任监察官。克拉苏的生年一般确定在公元前112年左右，但如果说他东征帕提亚人时已经超过60岁，那么他的生年就应当是在公元前115年以前了。迈耶尔（Meyer）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前114年 [60] 。克拉苏的父兄都死在马略和秦纳之手，所以是天然的苏拉派。克拉苏投向苏拉时理所当然地受到苏拉的特别尊重。罗马科利努斯门一役，克拉苏在苏拉的决定性胜利中有回天之功，这一点苏拉当然不会忘记。庞培虽然也出身执政官家庭，并且他父亲本来也是反秦纳的，但他本人由于不清楚的原因在公元前86年出现于秦纳的营地，直到公元前83年他才征募了三个军团依附苏拉。克拉苏斯和庞培两人在苏拉麾下虽然都说得上是故功卓著，但论资历庞培自然是要差一些。
公元前72年，在对付斯巴达克起义的战斗里，当时任行政长官的克拉苏以同执政官的头衔接过了执政官路奇乌斯·盖利乌斯·波普利科拉（Lucius Gellius Poplic）和格涅乌斯·科尔涅利乌·朗图路斯·克洛狄亚努斯（Gnaeus Cornelius Lentulus Clodianus）对斯巴达克作战的统帅权。他补充了军团，整顿了军纪。他想把斯巴达克的队伍封锁在半岛南端的企图虽未能成功，但是奴隶队伍中间的意见分歧却大大地帮了他的忙，使他能将分裂出来的起义队伍各个击破。公元前71年春天的阿普利亚战斗实际上是奴隶起义的最后一战，走投无路的奴隶队伍6万人遭到了全军覆灭的命运。这是克拉苏为罗马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奉元老院之命在北方堵截的庞培队伍比较容易地解决了北逃的起义残部，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正是由于庞培的介入，奴隶起义才彻底被镇压下去。庞培不费什么气力便和克拉苏一道分享战胜者的荣誉，这当然使克拉苏极为恼火，一直耿耿于怀。
克拉苏当然也没有忘记，公元前71年他竞选第二年的执政官时，和他一道竞选的却是不但法定年龄不足，而且连正式的“仕途”（财务官、行政长官等等）都没有经历过的庞培。用苏拉的有关年资的规定（lex annalis）来衡量，庞培本来是绝对没有竞选资格的。但是庞培的军团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庞培还宣称要取消对于tribunicia potestas的一切限制，这当然会得到民众的热情拥护。因此元老院对此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但克拉苏在罗马是占着另一种优势的。
苏拉在公敌宣告中没收的财产很多都被克拉苏以低价买下。他还买了许多能建造房屋的奴隶，对残破的房屋加以修葺重建，以致罗马大部分房产都转到他手里。他还拥有土地和银矿以及各种有专业知识的奴隶，加上他又极会经营，所以普鲁塔克说他在东征时他个人的财产估计已高达7100塔兰特。 [61]
此外，他虽然极为贪婪（普鲁塔克说：“罗马人说克拉苏的许多优良的品质都被一种恶习所遮蔽，这就是贪婪；而事实看来似乎是他的品行中一种更加突出的恶习遮蔽了他的其他恶习。” [62] ），但是他很会做人。他和刚愎自用的庞培不同，他摆出一副“谦恭下士”的神气，从不拒绝任何来访的外人，经常无息借钱给人们（但到期必须立刻归还），愿意为任何人尽心辩护。他对任何人，不论对方地位多么低贱，也都在向他打招呼时还礼并且叫出对方的名字。如果一个普通罗马人被一位大人物叫着名字打招呼或是有机会和这位大人物握一下手，他总是会对这位大人物有好感并感激不尽的。难怪后来帝国时期的诗人奥维德（Ovidius）在《爱的艺术》（Ars Amatoria）里就提到了这种想讨好民众的方法，并且明智地指出这种办法惠而不费，而克拉苏肯定是善于使用这种办法的 [63] 。如果他记不住那么多的人的名字，他可以像贺拉斯（Horatius）那样 [64] ，买一个可以把他遇到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告诉他的奴隶 [65] 。总之克拉苏在罗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从元老到最底层，都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随便拿出对他来说是九牛一毛的一点钱就可以收买和笼络一批批人。今天，面对着昔日一同在苏拉部下作战的小伙伴而今天声名如日中天的庞培，再想起苏拉过去的故事，克拉苏自然不能不在罗马有所准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面对实力日益强大，威望日益提高的庞培将来返回罗马的前景，克拉苏自己如何打算呢？
首先自然是把元老院抓到自己手里。大家知道，罗马共和国的全名叫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缩写为著名的S．P．Q．R．四个字母。它的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从理论上说，罗马人民是主体，高级官吏代表人民行使职权，而元老院只是高级官吏的咨询机构。但实际上，作为主人的人民除了表现为人民大会和罗马广场上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之外，他们并不掌握实际权力。逐年更迭的高级官吏虽有实权，却又不固定，相对稳定的只有元老院。元老院虽非行政机构，但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决策都出自元老院，行省和附属国居民有所请求也都是找元老院，元老院给人以后世政府的印象。虽然在马略和苏拉时期，元老院只表现为个人权力的工具，但在人民心目中元老院依然是权力重心之所在，谁掌握了元老院，也就掌握了政府的权力。后来在庞培和恺撒的斗争中，庞培过海东渡，元老院主要成员都随他离去，好像罗马政权的主流仍在庞培一方，但他的错误却是放弃了罗马这个重心的位置，从而给人以偏安的印象。恺撒取得统治大权之后立刻就把元老院补充起来作为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段。至于克拉苏，以他的经济力量要想笼络相当一部分元老是容易的，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当有人提出克拉苏同阴谋有牵连时，整个元老院都为之哗然，继而决定不但对这个问题不予讨论，而且追究指使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说克拉苏没有具体参加喀提林推翻共和国的阴谋看来是正确的，但克拉苏一直在资助着喀提林进行政治活动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要在一旦需要的时候（比如在对付庞培的时候）有几个得手的人，就必须在平时加以培植，克拉苏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直接诉诸民众，总要通过一些活动能量大的人物，而这种人物又必须是不大安分的。应该说，克拉苏笼络或者说物色准备为己所用的人们当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喀提林，另一个就是恺撒。但喀提林的资历比恺撒要高一些。两个贵族门第出身的青年有其相同之处：交游广阔，活动能量大，能吃苦耐劳，慷慨大度挥金如土等等。当然，两个人中间不同之处也是十分显著的：在文字修养，军事才能，气度格局方面恺撒则远远高于喀提林，喀提林充其量是米洛和克劳狄乌斯之流的打手，恺撒看得却比他们都远都深；喀提林凶狠，恺撒仁厚。克拉苏可以豢养喀提林做一名打手，但对恺撒的帮助——例如出资帮他竞选，在他因在高级营造官任上举办各种活动而负债之后，又帮助他清偿部分债务——则的确有慧眼识英雄的味道。后来恺撒能在克拉苏和庞培两雄之间成为一位缓冲人物，不能不说是克拉苏在待人处世方面的得意之笔。
克拉苏培养自己的人，既要对付即将归来的庞培，又要对元老院内部的派系之争起牵制作用。喀提林后来发展到想杀人放火，推翻共和，这既违反克拉苏的利益，又并非克拉苏的本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参与其中。如果恺撒也是喀提林那种作风，共和末期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既然克拉苏、庞培和恺撒都提到了，我想就在喀提林的阴谋失败后不久由以上三人结成的一个私人协定补充几句话。这个私人协定在我国史书上一般译为“三头”，其实它的拉丁原文Triumviri本来只是一个三人组织的意思，任何性质的一个小组只要有三个人都可以称为Triumviri，而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人则称为triumvir（单数）。如果这个组织有十个人，那就叫decemviri，而其中的任何一人便叫做decemvir。克拉苏、庞培和恺撒在公元前60年（有异论）结成政治上的协定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当时的执政官，而当时的执政官（相当后来的政府首脑）却是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凯列尔（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Celer）和路奇乌斯·阿佛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而翻开近年来出版的不少外文辞书，却又大都把triumvir译为“三执政之一”，这显然是不妥的。第一，古罗马每年只有两名执政官当选，从来没有三人执政的；第二，具体的这三个人尽管都在政治上是有潜力的人物，但都不是政府领袖。它只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协定而已。
至于译作“三头”，则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世的“三巨头”。其实这三个人并不是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的三个人。克拉苏和庞培都是苏拉时期的“红人”，是敢于当面顶撞苏拉的为数不多的人物。恺撒是马略的内侄，在苏拉当政时期本来就是受到怀疑的人物，加之在婚姻问题上又没有听从苏拉的命令，只是仗着多方的说情才免于苏拉的追究，因此在苏拉时期，他过的只是半亡命的日子。克拉苏同庞培相比，虽然战功总的说来要差一些，但资历却要高得多。公元前70年克拉苏和庞培已经是执政官，而到公元前68年恺撒才是财务官。应当说，三人协定时，恺撒只是克拉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携起来的一个后来的从政者而已。恺撒为了拉拢庞培后来竟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比他自己还大五六岁的庞培，后来元老院一看到庞培解散军队立刻就神气起来，克拉苏的话在元老院也就不那么灵了；恺撒自己为了竞选的利益乐得顺水推舟把他们撮合到一起。至于某些历史书所说的当时恺撒和庞培都想取得独裁的政权，而克拉苏只处于缓冲者的角色，这是同事实不符的。恺撒的实力这时远还没有达到觊觎独裁权力的程度，而庞培却已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喀提林阴谋》是否为恺撒辩护以及撒路斯提乌斯是否为西塞罗的私敌的问题
西欧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撒路斯提乌斯写作《喀提林阴谋》有为恺撒辩护的意图，有人甚至认为他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才撰述这一专题历史著作的。
问题是不是这样，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撒路斯提乌斯一生在政治上和恺撒相始终的情况。恺撒出身罗马最古老的优利乌斯家族，但是到恺撒时这个家族衰落已久并且已不富裕。恺撒生于公元前101年 [66] ，他的直系的父祖辈中没有十分显赫的人物，但是在他的亲属中却有罗马历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姑丈是盖乌斯·马略，他的岳父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不容置疑，他在青少年时代确有强大的裙带关系做他的后援。这种关系决定了他的民主派立场，同时也决定了苏拉得势后他的坎坷命运。年轻的恺撒竟敢于违抗苏拉要他解除同科尔涅利娅的夫妻关系的命令。苏拉早就看出恺撒对他是一个潜在的对头 [67] ，只是由于亲属有力的庇护，恺撒才得以过一种半亡命的日子。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之后，恺撒才返回罗马从事恢复民主权利的活动。但是他感到在作为从政手段之一的辩护能力方面准备不足，所以又在公元前75年到公元前73年之间到东方去进修了一个时期。年轻的恺撒的活动能力给罗马的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68年即恺撒任财务官的一年他的妻子科尔涅利娅去世，第二年却和苏拉的外孙女庞培娅结了婚 [68] 。庞培娅是克温图斯·庞培乌斯·茹福斯（Quintus Pompeius Rufus）和苏拉的女儿穆奇娅所生的女儿。他这时开始和庞培接近并支持授庞培以广泛权力的伽比尼乌斯法（Lex Gabinia）和授权庞培在东方全权作战的玛尼利乌斯法（Lex Manilia）。克拉苏大约在此时也开始认识到了恺撒在政治上的作用并像前面所说的在经济上帮助他，否则以恺撒的财力是根本无法竞选公元前65年度的高级营造官的。
克拉苏公元前53年在东方阵亡后形成了恺撒和庞培两大力量对峙的局面。元老院只是在这两派势力中间随机应变，调整自己的位置。恺撒取得独裁大权后，正统的共和派不惜用暗杀的办法对付他，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恢复共和是不可能了。恺撒以后的权力之争仍在恺撒派之间进行。不管共和派还有多少潜在的力量，恺撒的历史地位是已经确定了的。如果说，恺撒不顾元老院的命令毅然挥师南下夺取统治大权的事实都没有人敢议论，有谁还会旧事重提，再去谈论恺撒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呢。
恺撒和喀提林的关系，如前所述，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恺撒的确有欣赏和同情喀提林的一面，但由于两人格局的高下不同，恺撒也确实没有、也不屑于参加喀提林的阴谋，否则恺撒就不可能在处理阴谋者的元老院会议上侃侃陈词，不惜作出庇护阴谋者的表示了，然而论声望、资历都比恺撒要高得多的朗图路斯却陷到了里面，而且又是现任的行政长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恺撒和当时一般的元老院权贵有多么不同。
恺撒和喀提林确有很多气味相投的地方。他们同是在克拉苏的资助下搞政治活动的人，同样负了很多的债，但是摆脱债务的手段却有区别。喀提林短视浮躁，竞选执政官不成就诉诸流氓手段，结果越搞越臭，就越是得不到执政官的职位，最后想把一切都搅乱，干脆提出取消一切债务的口号，但这样做触犯了大多数人——包括骑士、一般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等等——的利益，刚刚从血泊走过来的罗马人民已经吃够了动乱之苦。恺撒却有深谋远虑的一面，无论过去在受苏拉迫害时，竞选官职时，还是后来在高卢战场上，他都沉得住气，想得深看得远，终于通过外放搜括的“合法”途径，还清了债务。
尽管如此，撒路斯提乌斯最后还是满怀着同情描述了喀提林最后的战斗。作者着墨不多，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作者和恺撒与喀提林有气味相合的一方面，而且因为喀提林一伙不管他们怀着怎样的个人动机，他们毕竟是在同贪污腐化的贵族统治集团的殊死战斗中英勇地倒下去的。
此外，在拉丁文献里还有两篇据称是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相互攻讦的文字（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和In M．Tullium Ciceronem Oratio）。这是两篇很奇怪的作品，到今天涉及它们的问题人们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两篇文字都设定为元老院发表的演说，而前者乃是对后者的答复。格拉巴里—帕锡克认为两篇都是2世纪的修辞学拟作。对前者，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伪托之作，因为其拙劣的文字显然不是出自西塞罗之手，而库尔菲斯（Kurfess）则认为前者又是后者的不成功的仿作。对后者，学术界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但是把它的出现定在恺撒死后的一个时期（商茨的看法） [69] 。有人则认为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在公元前54年所作，但是匿名发表的（库尔菲斯的看法） [70] 。克温提利亚努斯也认为它是真的并且引用过它。 [71]
在国内的派系之争中，西塞罗站在庞培一面，而撒路斯提乌斯属恺撒派，两人在政治上对立本属自然，但是看这篇文字本身却完全不是什么争论，它不但攻击西塞罗本人，而且牵连到他的妻子女儿，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发言，而只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击，如果说是出自喀提林的余党之手，那倒还有点儿像。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那么，他为什么又撰写给西塞罗树碑立传的《喀提林阴谋》呢？
如果撒路斯提乌斯同西塞罗有个人恩怨，那么他一定会在书中极力丑化西塞罗，但事实上西塞罗的形象在书中即使没有受到特别的赞扬，但至少没有受到歪曲。有两个地方似乎是对他的批评。有关买通一个妓女作内线的问题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以西塞罗在罗马社会上的声望，在他广阔的交游中有妓女是不足为奇的。如前所述，他还因为给一个优伶辩护而大出风头呢。至于克拉苏指责西塞罗想把他牵涉到阴谋中去的问题这都只是传闻的事情。我们揣情度理，也不会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罗会没有根据和徒劳地去陷害元老院里的实力人物。这只能是阴谋者想用克拉苏的威望来给自己打掩护。
再说这篇抨击文字里，口口声声把西塞罗叫做阿尔皮努姆的“新人”（homo novus Arpinas），这是只有以门第自高的贵族而不是同属骑士等级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才应当说出的话。
西塞罗留给后人的作品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在如此众多而且公私无所不包的文献中以及别的有关文献中却再难找出可以证明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否则作者在《喀提林阴谋》中也完全可以指责西塞罗的非法行为。首先，元老院没有审判权，但元老院却判处阴谋者以死刑并立即执行；其次，元老院没有给罗马公民向人民大会申诉的机会。
而且，如果《喀提林阴谋》像学者们推定的那样，发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么我们知道这时正是西塞罗被杀害不久，西塞罗的作品被查禁的时候；这时如果把各种污泥浊水泼到他身上却是很趋时的，而撒路斯提乌斯却偏偏抛出使人记起西塞罗最神气时期的作品，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吗！这不但不能说明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私仇，却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如果作者不是已经退出当时的派系之争，这种作品肯定是会给他找麻烦的。
当然，还有人例如伽斯东·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甚至从文风的不同推定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 [72] ，这种提法虽然别出心裁，但毕竟只是一种大胆假设，而求证的方式却不免有点随心所欲了。
关于朱古达战争
朱古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场大规模的、关系罗马生死存亡的战争。战争的过程也并不太曲折复杂。朱古达即使精明能干，但他终归不是罗马人的对手，而且罗马人本来也不需要这样久才解决努米地亚的问题。而撒路斯提乌斯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材，除了他熟悉作故地点这个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暴露当时元老贵族寡头的腐化堕落，这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达之所以敢于这样耍弄罗马贵族统治寡头，也正是因为他看清楚，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无论什么都能出卖的、最黑暗、最无耻的城市。
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里对朱古达战争当时罗马的形势作了扼要的介绍：
“在盖乌斯·格拉古死后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动时期开始稍稍缓和下去了。贵族中最有远见和灵活的那一部分和骑士取得了妥协；骑士由于审判改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用这一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与此同时给了人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的民主运动长时期不能得到恢复。这一运动蜕变和式微了。保民官在这一时期只限于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从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动人物。
“当然，这种‘小打小闹’的政策并不能结束那个贵族集团——它由于反对派的小的让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统治。这个集团不大，只有几个家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关于这个家族后面我还要谈到。——引者）。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便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个女儿。
“统治寡头施行的是纯家族的政策，他们只容许‘自己人’当权，……格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则的。族阀主义、统治集团的狭小的圈子和没有真正的监督产生了从上到下遍及于整个国家机构的可怕的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人团长无一人不贪污受贿。
“这种可怕的堕落在军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的，并且遭到了许多可耻的失败。军队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由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租税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军队经常不足额，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论也是什么事也不顶的。纪律败坏得可怕：战士大量逃跑、投敌、从事掠夺。统帅部更要坏。军官收取敌人的贿赂并在饮宴中消磨时日。军营中有许多妓女、军官的奴仆、小商贩等等。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敌的罗马军队的战斗能力，这是很容易想象的！” [73] （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这一段和《朱古达战争》中的记述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根据的。科瓦略夫就随后为什么马略能够扭转战争形势作了分析：
“对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当然首先有责任……但是罗马军事制度的衰败有其更深的原因（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接触到了，但是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引者）。公民的自卫军已经过时了。以财产资格和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军队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经济上的退化使军队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们不能把军事技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公元前2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要求的是常备军而不是民兵。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 [74]
科瓦略夫指出了马略的军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战斗力这个方面，但是他简单地把这一战争说成是“民主运动新高涨的一个出发点”就不够全面了。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形势中，元老院的权贵集团和广大民众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随后又出现了有士兵作后援的掌握指挥大权的个人，这些力量的联合与排斥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往往不是单纯用个什么派就概括得了的。贵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贵族观点。朱古达战争所以在罗马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这样两点原因：
首先，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是弱小者对强大者的一次挑战。从国内的关系来说，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贱者对权贵集团的一次挑战。其次，这一战争全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的腐败。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决了战斗力的问题，但是造成了军队成分（因为他是从同按财产资格登记的民军无关的无产者和罗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军队对个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军队的个人成了决定大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恺撒后来的专政是撒路斯提乌斯亲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这一专政的受益者。他虽看到了但是不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对恺撒作共和理想主义的说教。他的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从说教家的水平对罗马的现实进行揭露。
努米底亚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玛乌列塔尼亚以东，北临地中海，南面则是一片沙漠地带。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由于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罗马人早就知道这块从西面和南面包围着迦太基的蛮荒之地，但是对它并不熟悉，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努米底亚人基本上还是个游牧民族（努米底亚的名称和古希腊语Noμáδε?即牧民这个词是有联系的），只有不多的从事原始农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罗马人的重视。
作为罗马人的忠实联盟者的玛西尼撒（前约240年—前149年）是东努米底亚的玛西列斯人（Massyles）的国王盖亚（Gaia）的儿子。他因为是在迦太基长大的，所以从公元前212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边在西班牙同罗马人作战，但后来他被斯奇比奥争取到罗马人一方面来（前206年）。盖亚死后，玛西尼撒在努米底亚的部族玛赛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领西法克斯（Syphax）的压迫下不得不逃离努米底亚。公元前204年，玛西尼撒在罗马人的帮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 Magni）对西法克斯的营地的一次夜袭中打败了他，收复了奇尔塔。公元前202年他又以他的精锐骑兵帮助斯奇比奥在扎玛（Zama）一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从公元前201年起他就成了整个努米底亚的国王。这之后的王朝之争，都是在玛西尼撒的后人之间进行的。他的后裔的世系可以参见《朱古达战争》第5章有关注释。
至于同朱古达作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属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个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他在憎恨权贵的撒路斯提乌斯的笔下应当说是个例外的人物。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梅特路斯严于治军，以身作则，是个符合标准的有古罗马人风范的人物。至于他对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一事的嘲讽，固然失于傲慢与偏执，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马略家一直是他家的门客（Protégé），而马略之所以能担任他的副帅也完全是由于他的提拔与举荐。至于梅特路斯一家何等显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权到什么程度，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乌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此人在公元前251年和公元前247年两次担任执政官。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前206年度的执政官。这个梅特路斯的两个儿子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Lucius Metellus Calvus）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Quintus Metellus Macedonicus）则分别是公元前142年和前143年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就是对朱古达作战的那位统帅（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父亲，大概是因为秃头所以有卡尔乌斯（Calvus）的绰号。梅特路斯·马其顿尼库斯则是参加过皮德那（Pydna）战役（公元前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欧皮米乌斯一道参加过对盖乌斯·格拉古的镇压。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这一辈叔伯兄弟6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也都担任过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巴列亚里库斯（Quintus Metellus Balearicus）是公元前123年度执政官，他因公元前123年至公元前121年间征服过巴列亚尔群岛而得到巴列亚里库斯的称号；路奇乌斯·梅特路斯·狄亚德玛图斯（Lucius Metellus Diadematus）是公元前117年度执政官；玛尔库斯·梅特路斯（Marcus Metellus）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Gaius Metellus Caprarius）是公元前113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Lucius Metellus Delmaticus）是公元前119年度的执政官。这一辈下面的一辈，包括他们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的女儿凯奇利娅·梅特拉就先嫁给了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公元前115年度执政官，首席元老），后来又嫁给了独裁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苏拉的第四位妻子）。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努米地库斯（即公元前109年度执政官）的姊妹和公元前104年度行政长官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路库路斯之间所生的、和父亲同名的儿子则是公元前74年度的执政官。
此外，就是后来像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和格涅乌斯·庞培·玛格努斯（两人同是公元前70年度执政官）也都和梅特路斯家族有裙带关系。克拉苏的儿子玛尔库斯娶了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的孙女、公元前69年度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Q．Metellus Creticus）的女儿梅特拉；另一个儿子普布利乌斯娶了科尔涅利娅，而正是这个科尔涅利娅又嫁给了庞培·玛格努斯。科尔涅利娅是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的外孙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Publius Scipio Nasica，公元前93年度行政长官）的孙女。
声势煊赫的梅特路斯家族的例子可以说明元老院权贵家族把持政权的程度和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在元老权贵的把持下，作为梅特路斯家族的门客的马略要想在罗马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地位将会遇到何等的困难！
马略是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一书中最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正是用他反衬当时当权贵族的腐败无能并通过他的嘴巴对权贵作了痛快淋漓的嘲讽。马略之当选执政官反映了民众对统治的权贵的憎恨，同时表明在北方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下，腐化的权贵中已无人能担起这一重任。
马略公元前156年左右生于沃尔斯奇人居住的山间小镇阿尔皮努姆。如果说他的同乡西塞罗的父亲是一位有教养的“乡绅”，那么马略的父母可能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他没有机会到罗马去受教育，所以过的是古罗马人的那种艰苦磨炼的日子。比起罗马的那些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粗人”。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个“粗人”，不但不讳言这一点，而且引以为荣。他嘲笑罗马人向自己的奴隶希腊人学习希腊文学。他具有古罗马人的美德，一向廉洁自奉，吃苦耐劳，作战时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的性格刚正不阿，近于暴躁，但他的美德得到世人的好感，尽管他缺少当时从政的两个主要条件：门第、财富与口才。他娶了出身高贵门第的优利娅，就是优利乌斯·恺撒的姑母 [75] 。普鲁塔克在马略的传记里还记载了他的惊人的忍耐力：
“据说他（指马略——引者）的双腿有动脉曲张的毛病，他不喜欢腿部的这种怪样子，于是决定去找外科医生动手术。他不要自己被固定起来就把腿伸给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但他却表现得坚定而沉静，不但一动未动，而且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当医生要在另一条腿上做手术时，他却不愿伸出腿来，说他看得出治疗的效果配不上他受的痛苦。” [76] 西方的这一轶闻简直可以同华佗</a>为关羽</a>进行的刮骨疗毒比美了。他最初在斯奇比奥·阿非利加努斯麾下参加努曼提亚战争时（公元前133年）便以其勇敢而得到统帅的赏识，据说甚至被统帅推许为自己的后继者 [77] 。公元前119年当马略担任保民官时也以其立场坚定和公正不倚著称。公元前115年他担任了行政长官后以同行政长官的长官身份去远西班牙（公元前114年），在这里他不是像一般贵族那样为自己搜括财富，而是整肃了那里的肆意掠夺的行为，因为那里的伊伯里安人还处于野蛮状态，把掠夺看成是正当的营生。修昔底德早就指出，远古的希腊人就把陆上和海上的掠夺都看成是正当的营生 [78] 。古代的强盗往往认为掠夺和战争就是一回事，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而耕作劳动则是他们所不屑为的事情。耕作是奴隶的营生，而掠夺才是男子汉干的体面事情。
公元前109年梅特路斯（当年度执政官）来非洲时选定了马略作他的副帅。梅特路斯当然了解马略的实干性格，这是他带马略同来的主要原因。马略虽然耿直、倔强，但与梅特路斯毕竟还是门客对保护人的关系；因此马略想竞选执政官使梅特路斯感到意外，又有点嫉妒，但他最后还是允许马略回去竞选，而不是压制他。马略的当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腐败无能的贵族寡头的厌恶；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民众，特别是与非洲有利害关系的骑士等级的支持。公元前107年马略以执政官的身份接过了对朱古达作战的统帅权。而为了准备这次战斗，马略用征兵制取代了过去的民军，正像科瓦略夫指出的：
“……元老院允许马略进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则是要败坏他在群众中的声誉（因为有财产的人家的子弟谁也不愿跟着这样一个非名门出身的执政官去吃苦、打仗——引者）。但是马略却能够摆脱这一困难，他是用征募志愿参加者的办法把在财产资格登记表之外的无产者（即先前没有资格在军团中服役的人——引者）征集到军队里来。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新措施。结果罗马军队的社会面貌完全改变了。” [79]
罗马早期的民军是和早期的城邦组织相适应的。城邦的范围仅限于城市和它附近的不大的地区，公民的人数也颇为有限。每当发生战争，民军要按财产状况组成军队，最有钱的公民占有优势，因为马匹武器都要自己出资备办，而在军队中占有优势的在政治上自然有更多的权利。战争一结束，军队便应解散，各归本业，这种做法作为共和的传统一直保存到共和末期，尽管有时只是形式上的。但罗马的统治范围一经扩大到整个意大利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这种原始的军队组织自然无法应付经常发生而且时间持久、范围扩大的战争了。在马略以前，事实上意大利与行省的居民和附属王国的部队早已受到征召并参加了罗马的军队，马略则把志愿征募的做法作为一种体制明确规定下来。“结果这便使罗马军队从公民的民军变成了几乎和罗马社会的生产阶级没有关系的职业军队（这当然完全不是说，新的军队不再是整个奴隶社会的阶级组织）。这支军队有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它靠自己的饷银和自己的一部分的军事卤获物过活。胜利的统帅（imperator）可以把这样的军队随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仰仗着这支力量变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而对于这支政治力量，人们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从马略的改革成长出来的职业军队又成了推翻共和国的主要工具。” [80]
很明显，没有朱古达战争，罗马贵族的腐败还不能暴露得这样清楚，而马略也许竟不会到北非来，这样他的军事改革也许会推迟到若干年后才会出现，也许出现在另一个什么人身上；但只要战争存在，改革便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军队之隶属于个人破坏了城邦的体制，给后来的帝国创造了前提，行省的军人也有了当罗马皇帝的机会。就这一意义来说，朱古达战争在罗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后果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
梅特路斯本人虽然未能结束朱古达战争，但是有他带来的马略接替他，马略麾下又出现了另一位未来的大人物苏拉。后来把罗马浸在血泊之中的两派领袖都在朱古达战争中亮了相，并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出身于不富裕的贵族之家；虽然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谈到了他的很多优点，但是在朱古达战争之前，他主要还是混迹于优伶之中的浪荡公子，没有什么作为。科尔涅利乌斯家族也是罗马的门第高贵的著名家族之一，斯奇比奥、朗图路斯、多拉贝拉等等都属于这一家族。普鲁塔克说他的祖先里有一位担任过执政官的茹菲努斯（Rufinus） [81] 。茹菲努斯是公元前290年度的执政官，还担任过独裁官（年代未详）。此人在公元前275年曾因违反反对浪费的法案而被监察官盖乌斯·法布里奇乌斯（Caius Fabricius）开除出元老院 [82] 。苏拉的祖先可考者就是这些。有趣的是，梅特路斯因赏识马略把他带到北非，但终于结怨而去，后来竟然也嫉妒起自己的门客来；马略则最初对苏拉冷淡，但后来苏拉取得他的欢心，负起了同波库斯联合对付朱古达的重要任务。但苏拉是个喜欢显露自己的人，朱古达战争之后他一再表白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功劳——据《朱古达战争》的记载，苏拉是确确实实有功的——最初马略对这个后生，本来正像普鲁塔克所说，是不屑于嫉妒的 [83] ，所以照旧重用他，但是一旦看出苏拉的咄咄逼人的非凡的才能，乃至有一次竟能以解救马略军队缺粮的困境时，两个人之间本来只是不大和谐的关系最后却发展成流血的惨祸，这就不能不说是两个人的野心在作怪了。这使普鲁塔克想到幼里披底斯的《腓尼基女人》里伊俄卡斯特的话：
“我的儿啊，为什么你寻求一切精灵中
最邪恶的那一种，就是野心？
它走进了许多家庭和繁荣的城邦，
把一切毁掉之后才离开。” [84]
这是题外话，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不详述了。
朱古达战争发生在我国西汉时期，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共和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而且也都已有了高度的文化。汉帝国这时正忙于对付楼兰、车师、匈奴，罗马共和国则对努米底亚进行战争。严格说来，罗马对努米底亚的战争是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战争，它以世界的当然主人自居，讲的大都是强权的逻辑，用今天的用语来说，可以说是对努米底亚内政的粗暴干涉。朱古达——如果相信撒路斯提乌斯的记述的话——对阿多儿巴尔和希延普撒尔的行为固然有负于养父米奇普撒的托付，但是纵观古今中外专制王朝的历史，在争夺绝对是排他的王权中发生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绝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因杀建成元吉而深责李世民</a>，我们也就不能过分指责处于当时历史形势之下的朱古达了。
作为小国之君的朱古达竟敢于抗击威震地中海世界（实际上就是他眼里的全世界）的罗马共和国，因洞察罗马国家腐化堕落症结之所在而敢于多次使用权术玩罗马统帅于股掌之上，使曾是不可一世的罗马士兵在他的军队面前蒙受从轭下走过的屈辱，这样一位“蛮族”的君主不能不说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直到最后关头，他还是选择了宁肯战死而不肯俯身为奴的道路。即使这时，他仍不放弃争取与波库斯联盟以图作最后一拼的计划，而如果不是波库斯背叛了他，他的战争即使不会最后打赢，肯定还会拖相当一个时期，给罗马制造更多的麻烦，因为这时北方的金布里人和条顿人也已经动起来了。
努米底亚对罗马来说远不像埃及那样重要 [85] 。它和罗马友好的意义在于使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个可以放心，甚至可以拱卫它的外围，这个外围在罗马人心目中几乎是一片蛮荒地带，至于外围之外的玛乌列塔尼亚根本还没有进入罗马人的视界，所以波库斯于公元前111年向贝斯提亚建议缔结联盟时竟然遭到了拒绝。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罗马当局的对外政策的昏聩与短视。到朱古达和波库斯联合起来向刚愎自用的马略显示了实力之后，若不是苏拉从中斡旋，那后果却还是大可忧虑的。至于波库斯为什么对苏拉这位年轻的财务官如此倾倒，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外交姿态，我们没有更多可以参证的史料，只好存而不论。从这时起玛乌列塔尼亚才同罗马有了正式的关系，虽然后来也有一些麻烦，但未造成严重的威胁。
撒路斯提乌斯笔下的罗马
显而易见，撒路斯提乌斯是一个严格的共和主义者，罗马传统道德标准的坚定维护者。他的理想色彩使得他对他当时由元老院若干权贵家族掌权的共和国的现实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
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对当权的贵族是通过喀提林这个反面人物之口加以斥责的。而在《朱古达战争》里，马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具体地揭露了贵族统治的腐败与无能。
这种情绪早在所谓《给恺撒的第二封信》 [86] 里便已有所表现，只是不那么激烈而已：
“反之，今天的一些贵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点进取的精神也没有，虽然他们没有受过苦，没有同敌人作过战，没有过过军事生活，但是他们却形成国内的一个帮派并且横傲地宣称要统治所有的民族。” [87]
接着他又揭露那些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元老院这一事实。这时元老院已经从罗马人民的代表蜕化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
“先前飘摇不定的国家 [88] 是靠着元老们的智慧来掌舵的，但是现在元老们却受到另一些人的控制并且随着他们的高兴而被折腾；他们按照他们的主子的好恶来发布一个又一个的命令，来确定什么对公众是有利，什么对公众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元老都有同等的行动自由，或者他们可以不必这样公开地表决，那么国家就会有较大的力量，而权贵 [89] 的权力也就会小一些了。” [90]
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对罗马为什么变得如此堕落已经能够作出系统的论述，也就是说，“它（罗马——引者）怎样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变成最坏、最邪恶的城市 ” [91] （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中间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繁荣……一旦青年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他们便在军营中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更加喜爱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战马，而不是妓女和宴会。因此，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任何劳苦都不能认为是自己所不习惯的……勇气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限的声名，但财富则只限于他们用诚实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 [92]
“……但是，当罗马由于劳苦和主持公道而变得强大起来的时候，当那些强大的国王在战争中被制服的时候……当……罗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陆地都通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那些能够泰然自若地忍受劳苦和危险、焦虑和灾难的人们却发现……闲暇与财富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种负担和一种不幸。
“……在他们身上，对于首先是金钱，然后是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贵品质，却使横傲、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人们待人接物只是摆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怀有真心诚意 。开头这些恶习蔓延得不快，它们间或还受到惩处，但是到了最后，当这种病像瘟疫那样流行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发生了变化，一个过去曾是极为公正诚实的政府竟变得残暴而又令人无法忍受了。” [93] （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这是撒路斯提乌斯解释罗马所以堕落的关键，他的现存的历史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特别是苏拉掌权和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情况便进一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些士兵（苏拉派士兵——引者）在成为胜利者之后，不给被征服者留下任何东西。老实说，繁荣幸福的生活甚至对智者的灵魂都是一种考验，那么在道德上本来就堕落的人们有如这些士兵在胜利时又如何能保持节制呢？ [94]
“……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 [95] 、军事统率权和政权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德行便开始失去它的光彩，贫困被认成是一种耻辱，廉洁反而被说成是一种恶意的表现。……今天的人们，那些最卑劣的、穷凶极恶的人们……他们的行径好像表明，统治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96]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感到绝望，是因为他看到的民众只是随波逐流的城市中产阶级和靠国家养活的闲散游荡的“无产者”而不是最下层的奴隶和最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奴隶在他心目中本来不属人的范畴。
下面的记述可以说明他对“民众”的看法：
“这种精神错乱的现象并非仅限于参加了阴谋的那部分人，全体平民（其实只是他在城里看到的那部分人，难道他忘记了前不久的斯巴达克起义？——引者）由于渴望变革都赞同喀提林的计划。特别他们似乎是按照民众通常的做法行事的，因为，在任何国家里，那些没有钱的人总是嫉妒那些好人（指有钱的人——引者），称赞卑贱的人，憎恨已经确立起来的旧事物，渴望新事物，并且，由于他们很不满足自己的命运，因此希望看到一个全面的变革。在动荡和混乱的环境里，他们是容易适应的，因为贫困易于满足并且不会丢掉任何东西。特别是城市民众 不顾一切地投身到变乱中去。他们这样做有许多理由，首先，所有由于其无耻和胆大妄为而臭名昭著的人物，还有那些在放荡的生活中把祖业挥霍掉的人，最后，所有那些因不光彩的事情或罪行而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人，他们都汇集到罗马这个大污水坑里来。还有许多没有忘记苏拉的胜利的人……他们每个人自己都希望一旦参加战斗也能得到类似的胜利果实。在这之外还有在乡下靠手工劳动以维持悲惨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在公私赠赐的引诱下宁愿到城里来过闲散无所事事的日子……这些人和所有别的人一样是靠着损公来养肥自己的。因此那些贫困、不讲道德又心怀不轨的人对国家像对他们自己那样极不尊重，这就不使人感到吃惊了。” [97]
他看到的“民众”的随波逐流随即由作者用如下的事实给以证明：
“阴谋（指朗图路斯等人在罗马的活动——引者）被揭发之后，开头希望改换统治者从而急于想看到战争爆发的民众，这时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痛斥喀提林的计划，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西塞罗捧到天上去……虽然他们相信其他的战争行动会使他们得到战利品而不会给他们造成损失，但是他们却认为一场全面的大火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是残酷、恐怖而且是特别具有灾难性的，因为他们除了他们每日的食品和衣物之外是一无所有的。” [98]
《朱古达战争》用事实证明了罗马当局的贪污腐化，它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直到马略接管了统帅权，于是又借马略之口，对统治的贵族作了痛快淋漓的指斥：
“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身上担负的任务有多么重大：既要为战争做准备同时要节省国库的开支；迫使人们不愿去得罪的那些人（指元老院权贵——引者）去服兵役……如果别人犯了错误，那他们的古老的显贵门第、他们祖先的显赫功业、他们的家人亲属的权势，他们的大群门客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现成的帮手。……
……对于这一委托（指把对朱古达作战的任务委托给马略——引者），权贵们感到极为恼火。……如果你们改变主意，为这项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任务而从权贵当中选定一个门第古老、家里有许多祖先的塑像但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人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要选这样的人，对于这样一个职务应尽的责任一窍不通的人，那么他就会手忙脚乱起来并且从普通人民当中选定某一个人做他的顾问。……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
“……他们的主题总是称颂他们的祖先；通过列举他们的祖先的功业，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也变得比较光荣了。……祖先的光荣就仿佛是照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的一道光，他们的后人的德行和缺点都逃脱不了它的照耀。……
“……他们的祖先把自己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全留给他们了——财富、胸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礼品那样授受的。” [99]
撒路斯提乌斯看到了强大与富足导致堕落，但是他在这里并未能摆脱古罗马人的传统观念，而如上所引，把这种情况归之于命运的捉弄 [100] 。这就是作者所用的fors或fortuna两个词，fors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机遇”、“机会”、“偶然的事件”；fortuna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命运”、“境遇”。比如，他在《喀提林阴谋》开头的地方就指出：“毫无疑问，是命运在主宰着一切（Sed profecto fortuna in omni re dominatur）；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变得有名或默默无闻，而不顾事实。” [101]
但是，如果一切都取决于命运一时的好恶的话，撰史也就失去了供后世借鉴的目的，因而作者在另一个地方，又提出了有关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的看法：“在长期的思考之后，我确信这完全是由少数公民的突出功业所成就的，正是由于这些人，贫穷战胜了富足，少数战胜了多数。” [102]
在马略身上，撒路斯提乌斯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有关个人作用的观点：“在元旦那天（公元前104年——引者），他（马略——引者）就任执政官之职（第二任——引者）并且十分隆重地举行了凯旋式，当时我们国家的希望和幸福都掌握在他手里了。” [103]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笔和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名绝不下于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有如我国古代文史的传统，他也是身兼史家与文学家的双重称号而无愧。尽管有人指责过他的文笔，但他的作品依旧为后人所喜爱和传诵，成为拉丁文献中的瑰宝。
撒路斯提乌斯生在西塞罗文体风行的时代；从老加图到西塞罗二百多年间，拉丁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说来，拉丁语经历了从古朴、简洁转向繁复、曲折、绵密的过程。希腊文献的翻译丰富了拉丁语的词汇并提高了它的表达能力。西塞罗和恺撒都是大政治家，又都是大文学家，两人虽然都是驾驭拉丁语的能手，但西塞罗更多表现为一种曲折繁复的文风，爱用多层排比的句子，以达到修辞的效果，恺撒则通达平正，不重雕饰，有大家气度。
在这种文风的背景上，撒路斯提乌斯却表现出一种同流行的西塞罗文体截然相反的复古倾向，乃至反对他的人说他剽窃老加图的作品。这种高古简洁的文体同古罗马人的作风有其相通之处，但我们却不能说这种文体就表达能力而论便一定不如当时盛行的西塞罗体。问题在于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如何。因为简洁，所以用词必须准确得当，容不得废话；因为求简洁而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以及可有可无甚至是有用的零碎，所以在文章可以避免冗赘和拖泥带水的毛病；因为简洁，所以要特别注重剪裁以取得爽朗、严整的印象。因此要写这样的文章比写一般文章反而要费多倍的气力，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罗曼谈到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时指出：
“使撒路斯提乌斯在拉丁文学中绝对处于独树一帜地位的就是他的文体。这种文体完全是他个人的，没有任何可供模仿的原型（罗曼否认作者模仿加图。加图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复古倾向是出于修辞的考虑——引者），而（后来）模仿他的也只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词复活，塔西佗还‘制造’了古风的词——引者）。……这种文字是不计时间、艰难地写出来的，是精雕细琢出来的，这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地构成的一幅精细的刺绣。……
“他的文体严肃而紧张，具有突出的造型美和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一种奇异的美；它给人们一种金属的震动的印象。” [104]
简洁的文字还给人一种跃动感，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从一句到另一句，往往是以跳动的方式衔接起来的，有时不得不靠读者的想象和理解加以补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余地。但是，也还要指出，简洁也应当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要造成晦涩，造成歧义，使读者无法准确掌握作者用意之所在。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就有一些这样的地方。
但古朴、简洁的文字不见得就不能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我们能说《诗经</a>》、《左传</a>》、《史记</a>》、《战国策</a>》之类的作品写得不细致生动吗？与撒路斯提乌斯同时的卢克莱修不也是用古朴的诗语极为生动细致地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吗？他的哲学著作和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著作都是古拉丁语文献中的杰出成就。
当然，这更多是对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历史》而言的，不过在前两部作品中这些特点也确有相当程度的表现。
试看当罗马当局为对付阴谋而布置预防措施时，城内的紧张气氛在作者的笔下描写得何等活灵活现：
“这些预防措施使得罗马城内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由于长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极端欢快轻松的气氛突然变成笼罩全城的一片阴郁（Ex summaetitia atquescivia， quae diuturna quies pepererat， repente omnis tristitia invasit）（请注意原文的音乐效果——引者）。人们都感到恐惧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们感到这时既不像是战争时期，也不像是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内心恐惧的程度来衡量当时的危险（neque bellum gerere neque pacem habere， suo quisque metu peric metiri）。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过去一直使妇女不知道战争的恐怖，但现在她们也陷入极大的焦虑之中，她们向着天空伸出了恳求的双手，为她们的小孩子的命运而悲叹，……无论什么都会把她们吓得发抖（omnia pavere），她们抛掉傲气和放纵，而对自己和对她们的国家已经绝望了。” [105]
对于这样细致的描述，作者还是作了很大的压缩，省略了不少必要的连词和介词，以加强场景的紧张气氛。
撒路斯提乌斯是带着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后的战斗的：“当喀提林看到他的军队已被打败并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队人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的高贵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冲到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战死在那里，他是在多处负伤之后才倒下去的。” [106]
而对战斗之后战场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献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
“直到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才看到喀提林的军队进行了怎样勇敢和坚决的战斗。要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在牺牲时都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了在战斗开始他活着时所占据的位置。……但是人们发现喀提林远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杀死的一堆敌人中间，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脸上表现出在他生前给他以鼓舞的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Catilina vero longe a suis inter hostium cadavera repertus est，paululum etiam spirans ferociamque animi， quam habuerat vivos， in voltu retinens）。……
“……但是罗马人民的军队并没有取得任何欢快的和不流血的胜利，因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战斗中倒下就是在战斗时负了重伤。还有离开营地来参观战场或想打劫财物的许多人，在他们翻转叛军的尸体时，时而发现一位朋友，时而发现一位客人或亲属（hospitem aut cognatum），还有一些人认出了他们的私敌。这样，全军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有人高兴，有人哀悼。” [107]
撒路斯提乌斯传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虽然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两种，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国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心态都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的人物可以举出马略、梅特路斯、苏拉、恺撒、加图、喀提林、朱古达等等。作者使用的手法有时是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描述，有时是通过这些人的发言和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有时则是两种手法并用。
例如在《喀提林阴谋》中，像我们的列传体那样，一开始他就对喀提林作了概括的介绍：
“路奇乌斯·喀提林出身显贵家族（nobili genere natus），具有非凡的智力和体力，但禀性却是邪恶和堕落的（malo pravoque）。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便非常喜欢内战、杀戮、抢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他有钢筋铁骨般的身体，经受得住常人绝对不能忍受的饥饿、寒冷和不眠。他为人胆大妄为，不讲信义，翻云覆雨，无论什么都装得出，瞒得住（Corpus patiens inediae algoris， vige supra quam cuiquam credibile est． Animus audax， subdolus， varius， cuius rei lubet simtor ac dissimtor……）他觊觎别人的财产，挥霍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情欲十分强烈。他具有相当的口才，但是没有什么见识（satis eloquentiae， sapientiae parum）。他的错乱的精神总是在贪求着穷凶极恶、难以置信和稀奇古怪的东西。” [108]
对于恺撒和加图，作者不但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发言并且把他们作了十分著名的对比：
“就出身、年龄和口才而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对等的；在精神的伟大方面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在名声方面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名声是各自不同的（后半句原文只用了七个词：magnitudo animi par， item gloria， sed alia alii——引者）。恺撒被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仁厚而慷慨，加图则是由于他一生诚实正直。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温和并富有同情心，后者的严正给他带来了威望。恺撒是通过给予、帮助和宽恕而取得了荣誉的，加图取得荣誉是因为他绝不能被收买。前者是不幸的人们的一个庇护所（miseris perfugium），后者对恶人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malis pernicies）。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后者则是坚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称颂。最后，恺撒把自己锻炼得能进行艰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为自己友人的幸福尽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只要是值得给予的，从不拒绝给予。他渴望巨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反之，加图培养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而首先是严正的作风。他并不和富人斗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阴谋诡计，而是和有进取心的人比贡献，和有自制力的人比节制，和洁白无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109]
在《朱古达战争》里我们也看到对朱古达的精彩描述：
“朱古达身体强健，仪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长大成人后却没有沾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而是遵照本民族的习惯，骑马、投枪、击剑……虽然他的名声超过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功业却很少谈到。” [110]
而对于苏拉，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在政治上对他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其人的评价仍然表现了史家的公正：
“苏拉出身一个旧贵族世家……他既精通希腊文学，也精通罗马文学；他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乐但是更加追求光荣。在闲暇的时候他过放纵的生活，但是他的享乐绝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只是作为一位丈夫，他的行为本来是应当更正派些才好。他能言善辩，聪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在伪装自己的真正意图方面，其用心之深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是对于许多东西，特别是对于钱财，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内战的胜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从来不曾超过他的才干。许多人都无法肯定到底他的幸运更多有赖于他的勇敢，还是有赖于他的有利的机遇。” [111]
从撒路斯提乌斯就罗马历史所进行的说教来看，他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古罗马人。 [112] 但是从他所受教育的渊源来看，尽管他也许否认，尽管他对希腊文化抱有成见，但实际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来与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时间有先后）的地位是勉强的。在罗马人崛起之前，希腊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这一部分成为希腊文化的领域。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气质上大不相同。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山之城，离海虽然不远，但他们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辨，重幻想，长于理论；罗马人讲求实际，重实践，吃苦耐劳，勇于作战。希腊长于艺术，罗马长于治术。罗马人是在希腊文化的抚育和浸润下才慢慢自成体系的，是附丽于希腊文化而得到成长的。后来希腊（包括地中海东部）只是被罗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这个领域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政治军事中心在罗马，文化艺术中心却在希腊。在罗马主持讲坛的主要是希腊教师（有不少是赎身的奴隶），而罗马上层人物也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因此罗马人对希腊人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barbari（野蛮人）；一方面要把希腊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撒路斯提乌斯也是这样，他是罗马主人的身份，但是却受希腊文化的熏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这说明阅读希腊的史书给了他怎样深刻的印象：
“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传闻中描述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在世界上便被认为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optumus quisque facere quam dicere），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sua ab aliis benefactaudari quam ipse aliorum narrare malebat）。” [113]
后面这两句出自古罗马人之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特色。
撒路斯提乌斯受惠于希腊文化传统之处在他的传世之作里随处可见。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风格，如前所述，论者大都说它像老加图，甚至是在抄袭他，但更多人却指出它和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关系。不过要说明的是，加图的文章古拙是因为拉丁语还没有发展到西塞罗时代的那种曲折细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乌斯的古拙则是有意地避开当时风行的西塞罗体以表现它的力度，而这种力度是间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修昔底德的文体，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译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 Forster Smith）所说：“在对事件进行一般的叙述时，修昔底德的文风是清楚、直截了当、生动的，但是在描述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进行总结，特别在演说中，他的文风就和一般是简单和清晰的陈述</a>形式大不相同了；在这里，陈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简洁和凝</a>缩乃至变得十分难以理解。” [114] 看来，撒路斯提乌斯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简洁和凝练的方面，有些地方连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从修昔底德那里来的。比如，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所说的“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 [115] 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样意思的一段话：“……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便认为发言者对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 [116]
再比如，在《朱古达战争》里作者在描述扎玛居民观战的情况时 [117] ，显然是脱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关希腊人在叙拉古观看海港内海战的描述 [118] 。读者只需拿来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的。维莱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乌斯借鉴修昔底德之处 [119] 。
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传世作品中的许多看法都可以证明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在《喀提林阴谋》开头地方谈到“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 [120] 这一点，他显然是祖述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指出：“……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部分。” [121] 而作者所说的放纵肉欲是违反自己本性的说法 [122] 则是当时在罗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学说。还有一些表述，如“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123] 使人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的“这种人嘴里说着一种话，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 [124] ；而“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125] 。也许正是从埃斯库罗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里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话：“如果说他不想看来是最好的，他是想成为最好的。” [126] 得到启发的。
再如《喀提林阴谋》中作者写到“在战斗里，胆子最小的永远是最危险的，勇敢才能起堡垒作用” [127] 这一点时，他肯定记起了色诺芬（Xenophon）的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人们想活下去却又想逃跑，那简直是发疯了，他会懂得，胜利者能保证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坚守战斗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 [128]
《历史》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只有片断保存下来，所以要从结构方面对它进行判断比较困难。但是从两个专题的历史作品来看，作者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还是十分出色的。他把两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除了开头地方有少数作者本人的议论之外，他的见解已充分表现在他的叙事之中，不作过多的说教（尽管说教应当说是他的一个不小的毛病）。虽然他在剪裁上很见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上从今天的要求来看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在时间方面就比较马虎。喀提林阴谋的时间的顺序就不那么准确并且被作者人为地拖长了（具体的情况见于所附的注释）。
作者文字的简洁固然是一个优点，但简洁过头往往造成晦涩，甚至使人难以了解作者的本意。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了。撒路斯提乌斯虽是大手笔，但是也免不了犯这样的毛病。而译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便无法迁就原作的简洁，如果我们用与原文对等的西汉的古文来翻译，那势必造成译文的古奥与晦涩，显然这是不必要的。
原文里像希罗多德那样插笔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总的看来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别两书的结尾都十分精彩，这在拉丁的历史文献中也是不多见的。插入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腓莱尼兄弟的祭坛的故事 [129] ，另一个是那个利古里亚士兵因捉蜗牛而爬上山顶的故事 [130] 。而严格说来，第二个故事和正文还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不能说是抛开正文讲故事。
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借重于希腊作家的地方不少，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在古典文献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罗曼在二书的法译本的序中指出：
“撒路斯提乌斯是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一称号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 [131] ；他没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开创，他同时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历史概念。单是这一情况便保证他在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他有一切缺点——这些缺点我当然不应当回避——他依然是一位大艺术家，并且他的短篇的历史作品即使在当代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受到认真的研究。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腊的那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修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优点完全是他个人的。”
撒路斯提乌斯对后世的影响
译者少年时代学过一点拉丁语，当时接触到的不少选本里都有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的片断，那时就知道用拉丁语写作的古罗马作家里，除了人所必读的大名鼎鼎的恺撒和西塞罗，以及后来的维吉尔、贺拉斯、李维之外，还有撒路斯提乌斯其人。可见撒路斯提乌斯在西方读者中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世纪，欧美中学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就和我国清末和民初中学的古文水平差不多。马克思在高中时的拉丁语课本竟是塔西佗的《编年史》，这就难怪他有相当深厚的拉丁语的根底了。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这几十年，西方学生不但希腊语和拉丁语已渐渐放弃，就是本国文字的水平也大为降低，希腊、拉丁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已渐渐成为少数文史专业工作者的事情。
在我国，译者很荣幸地成了第一个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介绍到国内的人。希望这个译本能够为外国史、外国文学的研究者起一点添砖添瓦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撒路斯提乌斯的命运就比，比如说一百多年后刻意仿效他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培西佗，要好得多。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当时声誉就很高，因为当时人们除了两篇专题的历史作品之外，还看到了他的《历史》的全貌。坐拥巨资的在野名公当然有时间精雕细琢，像罗曼所说的那样。克温提利亚努斯（Quintilianus） [132] 对撒路斯提乌斯的估价很高，认为他可以同修昔底德平起平坐，但罗尔夫认为克温提利亚努斯所重视的是撒路斯提乌斯的爱国精神，而不是他对当时罗马国家的尖锐、中肯的批评。玛尔提亚利斯（Martialis）对撒路斯提乌斯的极高评价 [133] 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尽管诗人本身的意见并没有什么权威性。但同属史家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欧（Gaius Asinius Pollio）和李维却都批评过撒路斯提乌斯，只是情况还要加以分析。波利欧和撒路斯提乌斯同属恺撒阵营的战友，他也像撒路斯提乌斯那样，后来退出政治生活专心于著述。不过他退出的时间要晚一些，他在公元前40年还担任了执政官并在第二年因为对伊利里亚的帕提亚人的胜利而举行了一次凯旋式。他是后来因为同安托尼乌斯意见不合才退出政治舞台的。他在文化界是一位有影响的大人物，素以批评严格而出名，所以他对比自己年长的撒路斯提乌斯也要说三道四一番就不奇怪了。 [134] 至于李维，他的文风和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几乎形成两极，他当然不喜欢撒路斯提乌斯的简洁、古拙的文风。
塔西佗受到撒路斯提乌斯的影响可谓大矣，所以对他的推崇之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135] 。不但推崇而且仿效。从西塞罗到李维，文风从繁复绵密到了冗赘的程度，但是塔西佗却比早他一百多年的撒路斯提乌斯写得还要简洁，从而也更加难懂。作为这两位作家的译者，我感到两个人的文风虽然相似，培西佗却更加有意识地写得简洁，有时甚至用自造的古词；相比之下，撒路斯提乌斯就显得“古”得自然一些，尽管当时已经对他的仿古不习惯了。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在哈德良（Hadrianus，117—138在位）时期，一个叫吉诺比乌斯（Zenobius）的人还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译成希腊语。 [136]
公元2世纪，努米底亚出生的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担任过皇室的拉丁修辞学导师的玛尔库斯·科尔涅利乌斯·弗隆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约100—约166）在他常读的拉丁散文作品中除了西塞罗的书信之外，就还有加图和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2世纪末，埃米利乌斯·阿斯佩尔（Aemilius Asper）曾给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和《喀提林阴谋》作过注释，但是没有保留下来。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献中的地位。4世纪著名主教、出生在努米底亚的奥古斯丁写的拉丁语和西塞罗的拉丁语已经达到难以分辨的程度，但他仍然称撒路斯提乌斯为nobilitatae veritatis historicus [137] ，从而表明了自己的公正态度。
曾统率过屋大维的舰队的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Lucius Arruntius）写的一部《布匿战争》便有明显模仿撒路斯提乌斯作品的痕迹，塞内加在给路奇利乌斯（Lucilius）的信里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138] 。普布利乌斯·文提狄乌斯（Publius Ventidius）在公元前38年为战胜帕提亚人而举行的凯旋式中也借用过撒路斯提乌斯的一篇演说 [139] 。
阿米亚努斯·玛尔凯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狄克图斯·克列田西斯（Dictys Cretensis）、赫吉西普斯（Hegesippus）、苏尔皮奇乌斯·赛维茹斯（Sulpicius Severus）、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希拉里乌斯（Hrius）、优利乌斯·埃克斯苏佩兰提乌斯（Julius Exsuperantius）等人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的影响。
罗曼也提到了法国的仿效撒路斯提乌斯专题历史著作的体例的作品，诸如雷斯红衣主教（Le Cardinal de Retz）的《菲斯克的阴谋》（Conjuration de Fiesque ）、萨拉赞（Sarazin）的《瓦尔斯兰的阴谋》（La Conspiration de Valslein ）、圣列亚尔（Saint-Réal）的有关格拉克人和威尼斯的阴谋的作品。甚至卢利耶尔（Rulhière）的《俄国革命》（Révolution de Russie ）的写法显</a>然也是受到了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的启发。法国作家如圣埃弗勒蒙（Saint-Evremond）、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孟德斯鸠、伏尔泰、里瓦洛尔（Rivarol）乃至后来的梅里美都高度评价撒路斯提乌斯并在很多地方借鉴他的作品 [140] 。
撒路斯提乌斯生于我国汉昭帝时期，比生于汉景帝时期的司马迁</a>晚大约60年，但仍应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西汉和罗马共和国末期）。为了拓宽我们的视野，了解东西古代文化的异同，把古代东西方两大史家的作品的体例、文风，进而把汉帝国和古罗马共和国（包括帝国）的体制、文化、思想作一比较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很有意义的课题。希望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介绍能在这一课题的提出方面起一点推动作用。
《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的结构
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专题史书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动笔的。他不仅在史料的搜集和准备方面下了功夫，就是在布局方面也是十分用心的，颇有可供后来撰史者借鉴的地方。
《喀提林阴谋》的布局大致可以分成六个单元（第1章至第4章；第5章至第13章；第14章至第19章；第20章至第32章；第32章至第49章；第50章至第61章）。第1章到第4章约略相当于一篇序言。作者在这里首先指出应当用精神、才智去寻求荣誉，而撰史就是他本人追求不朽声名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因为他已退出了政治生活，可以摆脱派系的偏见，所以更加有条件这样做。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撰史乃是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的，是“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 [141] 颇像是我国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是搞什么学术研究或是文人雅士舞文弄墨以为消遣，记述别人的功业也是为了达到启发后人的目的，使有所遵循，有所儆戒，不是给人们看了好玩。掌握了作者“述往事思来者” [142] 的用心，才可以了解这部作品的分量。
从第5章到第13章可以认为是全书的一个引言。第5章先介绍喀提林本人，因为他是全书的主角，而作者认为他的堕落也受罗马当时风气的影响，所以从第6章起回溯罗马的历史，谈到罗马人的建立在法律上的统治体制，以及如何由王政转向选举执政官 的办法，以“防止人们因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变得横傲起来” [143] ，而“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 [144] 罗马人论功业实际上并不比雅典人差，只是缺少记述他们的功业的人。可惜罗马在繁荣强大之后，闲暇与财富腐化了罗马人，他们只追求权力与财富，罗马终于成了一个罪恶的、堕落的城市。
随着喀提林这个人物的出现，这些章主要介绍此人活动的背景——从历史的角度着眼的罗马。作者从他的传统的道德观点出发，对他当时的罗马和统治罗马的权贵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贯穿于作者的一切作品之中。
第14章到第17章记述喀提林的阴谋的缘起和始初的活动。他怎样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把那些堕落分子集合在自己周边，以及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吸引过来。他把被他拉拢过来的人教坏之后，便向这些人泄露了推翻共和国的计划（公元前64年）。第18章和第19章插笔夹叙了这之前也有喀提林参加的推翻共和国的一个阴谋。这是公元前66年的事情。一个名叫皮索的年轻的贵族同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相勾结，企图推翻共和，结果失败了。后来皮索被派往近西班牙以牵制庞培，但在那里遇害。这就是所谓第一次的阴谋。
应当指出，这次阴谋同作为本文正题的喀提林阴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作者因此只能顺便提一下，而且推迟到2月5日的说法是没有太多依据的。
从第20章起进入了喀提林阴谋的正题。第20章到第22章记载了喀提林对阴谋参加者的发言，向他们指出阴谋实现后他们会得到什么，然后让他们饮了血酒。第23章到第25章记述的是：克温图斯·库里乌斯由于不慎而泄露了阴谋。普遍的恐惧心理使得人们选出西塞罗和安托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对付喀提林。喀提林继续进行活动，收罗参加阴谋的人，特别是一个名叫显普洛妮娅的女人。
从第26章我们看到：喀提林在西塞罗保持警惕的情况下既未能把他除掉，竞选执政官（公元前63年）也未能成功，于是他决定诉诸暴力。
第27章和第28章告诉我们，喀提林一方面在全意大利范围内作了布置，另一方面在罗马城内，他在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家里召集了阴谋者的会议。虽然会上布置了第二天杀害西塞罗的行动，但因消息经富尔维娅传给了西塞罗，这一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对此西塞罗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元老院作出决定“执政官应注意不使共和国遭受任何损害”（第29章）。元老院在意大利以及在罗马都采取了对付阴谋的有力措施，例如把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分别派赴费祖来和阿普利亚及其邻近的地区，为揭发阴谋悬赏了重金等（第30章）。
这些措施使得罗马陷入普遍的惶恐之中，而这时受到传讯的喀提林竟然还敢于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以表明自己的“无辜”。西塞罗针对他的出席在元老院发表了所谓反喀提林第一演说，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公元前63年11月8日）。喀提林愤怒地走出元老院，离开罗马去了埃特鲁里亚曼利乌斯那里（第31章到第32章）。
从第32章我们知道，喀提林曾为留在罗马的凯提古斯、朗图路斯等人布置了任务，作为他率军攻打罗马时的内应。
接在下面，我们看到了盖乌斯·曼利乌斯派人带给玛尔奇乌斯·列克斯的一封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信（第33章）以及玛尔奇乌斯·列克斯的回信。同时还记述说喀提林在途中也致书罗马显要贵族，表明自己是因为受到迫害才离开罗马去玛西利亚（今天的马赛）的（第34章）。
但是克温图斯·卡图路斯在元老院宣读的喀提林给他个人的信则与前面的信大不相同。这封信并不对他的行动进行任何辩解，而是公然表示要“把保卫苦难者的利益的大事担当起来”。信中还表示把欧列丝提拉托付给卡图路斯（第35章）。对此，元老院采取了相应措施，喀提林和曼利乌斯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安托尼乌斯奉命率军去对付喀提林，西塞罗则负责保卫罗马的安全。但这时参加阴谋者没有一个人因贪图奖金而出卖阴谋（第36章）。
作者随即在第37章到第39章对罗马和意大利人们的思想动态作了分析，为什么平民，特别是罗马平民同情喀提林的行动，主要原因在于元老院和少数显贵把持权力和财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朗图路斯根据喀提林的指示在罗马进行了争取各色人等的活动。他甚至通过一个名叫普布利乌斯·翁布列努斯的人同到罗马来告状的高卢部族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接触，想把他们拖到阴谋活动里来。阿洛布罗吉斯人经过权衡，决定把事情全都告诉了他们的保护人桑伽，桑伽又转告给了西塞罗。西塞罗指示阿洛布罗吉斯人将计就计，以便取得第一手的罪证（第40章到第41章）。
这时阴谋者在行省和意大利都轻率地动了起来，罗马的阴谋者也加紧活动，作了具体的部署（第42章到第43章）。
阿洛布罗吉斯人按照西塞罗的意见行事，取得了书面的证据。他们在离开罗马途中，在穆尔维乌斯桥受到截击时，便向行政长官投降了。这是公元前63年12月2日到3日夜里发生的事情（第44章和第45章）。
在第二天元老院的会议上，卡图路斯、凯提古斯等人被召了来，由于执政官出示的证据以及阿洛布罗吉斯人和同他们一道被捕的沃尔图尔奇乌斯的证言，元老院决定拘留阴谋的参加者（第46章和第47章）。
西塞罗为此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原来同情喀提林的民众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变。想把克拉苏拖入阴谋的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企图以及想把恺撒拖入阴谋的克温图斯和盖乌斯·皮索的企图均未得逞（第48章和第49章）。
另一方面，朗图路斯和凯提古斯手下的人们积极活动，想把他们的主人用武力劫持出来。针对这一情况，西塞罗作了防卫的措施并召开元老院的会议（公元前63年12月5日）讨论处理在押阴谋者的问题。当选执政官（公元前62年度）西拉努斯首先发言，主张把阴谋者全部处以死刑（第50章）。但是恺撒发言时却主张把他们囚禁在各自治市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不用处死的办法（第51章）。后来轮到加图发言时他坚决认为应当把阴谋者作为叛国罪犯加以处决（第52章）。
加图的发言受到赞扬并为元老院所通过。作者由此产生感想：正是由于少数人不平常的功业，罗马才取得了赫赫的成就。作者随即把他们当时最伟大的人物恺撒和加图作了比较（第53章和第54章）。这种比较虽然和主题没有直接联系，却是全书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决定作出之后，阴谋者当夜被带进入地牢，在那里被绞死了（第55章）。
在喀提林这一方面，他把他带来的人和曼利乌斯原有的人勉强拼凑成两个军团，军备也不足。他起初拖延作战，但是在得知罗马发生的事件之后，他想逃到高卢去，但由于受到两面的夹击，他只好决定对安托尼乌斯展开战斗（第56章和第57章）。第58章介绍了他对士兵的演说。第59章记述双方部署的情况。安托尼乌斯为了避免同老朋友喀提林见面，托故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副帅玛尔库斯·佩特列乌斯。最后两章记述了战斗的情况。喀提林的部队被打败，他本人也阵亡了。但是元老院的军队胜利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作者充满感情的描述读了使人久久难忘。
喀提林的阴谋本身并不复杂，它是在当时整个历史背景上的特定产物，它体现了各种力量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纠葛。作者正是从大处并从事件的内部着笔，所以把这一事件描绘得丰富多彩，真切动人。除了远在东方的庞培之外，当时所有罗马的重要人物都出现在这有限的篇幅之中。古朴、生动、紧凑的语言跃动在首尾一贯，层次分明的布局里面，呈现出一幅精美严整的画面。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久不衰，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朱古达战争》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成五个单元。第1章到第5章是引言；第5章到第26章记述的是争夺努米底亚王位的战争；第27章到第39章进入正题，记述了罗马对朱古达的战争的第一阶段；第40章到第83章记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梅特路斯任统帅的阶段；第84章到第114章记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即马略任统帅的阶段。
作者在引言部分依然和前书一样从精神主宰人的生活这一信条出发，认为“只有精神是纯洁的、永恒的，是人类的主人，它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并支配着它们，而它本身却不受支配” [145] 。对物质的追求是速朽的，但精神的成就却是不朽的。而“在智力的追求中，记述过去的事件是特别有用的” [146] ，因此他才立意把罗马人民同努米底亚人的国王朱古达的一场战争记述下来。这不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而且是“第一次对贵族的横傲进行抵抗的战争” [147] 。后面这一点尤其重要，也是作者写这部著作的主要原因：抨击当权的元老贵族的腐败无能。这一观点，如前所述，贯穿于他的全部历史作品之中。
从第5章后半作者记述了罗马人民和努米底亚国王玛西尼撒结成友谊的缘起和朱古达的出身。第6章到第8章作者转入正题。首先介绍朱古达其人，他的突出优点以及米奇普撒对他的畏惧；他在努曼提亚的功业和他同罗马人的友谊；一些罗马贵族煽动朱古达觊觎努米底亚王位的野心，因为罗马方面“没有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在第9章我们看到：在罗马人对朱古达的称赞的影响下，米奇普撒正式过继朱古达为自己的儿子，认定他和自己的亲生子阿多儿巴尔和希延普撒尔为王国的联合继承人。
第10章记述了自觉大限临近的米奇普撒对朱古达讲的一番托孤性质的话。这之后不几天米奇普撒便去世了，这是公元前118年的事情。但不久兄弟三人之间发生了矛盾，自感受到希延普撒尔的侮辱的朱古达派人杀死了他（第11章和第12章）。
阿多儿巴尔于是向朱古达展开了战争。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跑到罗马来请求援助；另一方面，朱古达也派人携带礼物到罗马进行贿赂。元老院听取了双方的申诉之后，在作决定时还是“把金钱和包庇的行为看得比公道还重的那一派……占了上风” [148] 。罗马人主持了努米底亚的分割。较好的部分分给了朱古达（第13章到第16章）。
由于这部书的主战场是在北非，所以作者从第17章到第19章对这里的地理和居民的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自己在这里居住过，所以书中有关地理和风土人情的记述较之单纯征引文献有更大的史料价值。
行贿得手的朱古达肆无忌惮地再次进攻阿多儿巴尔的领土，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逃入奇尔塔。朱古达包围了奇尔塔。罗马元老院派人来调解，但未获结果。阿多儿巴尔再次派人去罗马。司考茹斯等人来北非处理此事，但仍无功而回。阿多儿巴尔在这里的意大利人的敦促下投降，他随即被朱古达杀死，这里全部成年的努米底亚人和被发现持有武器的商人也都被杀死（前112年）（第20章至第26章）。
在民众的激愤情绪的压力下，元老院不得不下令对朱古达作战。作战的任务交给了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但是他被朱古达收买之后，同意了讲和的条件（第27章至第29章）。
和贵族对立的保民官美米乌斯发动民众反对这个条约。他终于使朱古达本人来到罗马以便揭发贪污受贿者。但是朱古达收买了保民官巴埃比乌斯之后又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他甚至收买人暗杀了在罗马的玛西瓦（玛西尼撒的孙子</a>）。元老院下令要他离开意大利（公元前111年至前110年）（第30章至第35章）。
贝斯提亚的继任者阿尔比努斯重新开始对朱古达的战争，但是他受到朱古达的愚弄，最后返回罗马。贝斯提亚的兄弟奥路斯被留下来统率罗马军队。朱古达用计把奥路斯引出苏图尔，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他，使他不得不可耻地投降（前110年至前109年）。元老院拒绝批准奥路斯的这一可耻的条约。但是执政官带着一支士气低落的军队没有力量为他的兄弟的不幸遭遇报仇（第35章至第39章）。
在罗马方面，由于保民官盖乌斯·玛米利乌斯的建议，人民下令追究同朱古达合谋的罗马高级官吏（第40章）。联系这一情况，作者离开正题，谈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第41章和第42章）。
受命继续对朱古达作战的梅特路斯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工作并且整顿了军队（第43章至第45章）。作者在这里对梅特路斯采取史家的公正态度：“他（梅特路斯——引者）虽然站在同平民派对立的地位，但名声一直是清白无瑕的。” [149]
第46章和第47章记述了梅特路斯开头的军事活动。朱古达虽一再作出归顺的表示，但梅特路斯不作明确的回答，却在暗中鼓动朱古达的使节出卖他们的主人。
朱古达在穆图尔河附近的战斗中被挫败（第48章至第53章）之后，决定采取以一小支队伍尾随罗马人之后加以困扰的战术，而罗马人则放手到处进行蹂躏以造成恐怖的气氛（第54章和第55章）。
第56章到第61章记述的是梅特路斯对要塞扎玛的围攻，以对付朱古达的游击战术，因为“他认为朱古达理所当然地会来帮助他的陷入苦难之中的臣民，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战斗了” [150] 。但是梅特路斯并未能攻占扎玛。
从第61章后半，作者记述了梅特路斯把朱古达的主要助手波米尔卡争取过来的事情。波米尔卡说服朱古达向罗马人投降并交出了他的几乎一切，继而朱古达又决定把战争继续下去。梅特路斯的统帅期限得到延长（第61章和第62章）。
在第63章，作者开始介绍本书另一位主要人物马略。马略渴望取得执政官的职位，但是受到梅特路斯的嘲讽和阻挠。马略通过一些手法制造拥护他担任执政官的舆论（第63章至第65章）。
朱古达企图东山再起，重新加紧进行作战的准备。瓦伽城的居民响应他，对驻守城里的罗马部队发动了一场屠杀，但只有部队的长官一人得以活命（第66章和第67章）。梅特路斯随即对瓦伽的居民进行了报复（第68章和第69章）。
波米尔卡布置了反对朱古达的阴谋，但是被发觉并被处死，而朱古达从此处于对谁都不放心的状态（第70章和第72章）。
马略终于从梅特路斯那里获准返回罗马。他在罗马当选为公元前107年度的执政官，并且取得了在努米底亚作战的统帅权（第73章）。
受到梅特路斯的出其不意的进攻的朱古达逃到塔拉去，继而在罗马人到来时他又在夜里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大部分财宝逃离了这座城市。罗马人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终于占领了这一城市（第74章到第76章）。在塔拉被攻克的同时，列普提斯的居民请求梅特路斯派一支卫戍部队和一位司令官到他们那里去并得到了同意。梅特路斯派去了由盖乌斯·安尼乌斯率领的四个利古里亚人的步兵中队（第77章）。
第78章和第79章插笔叙述列普提斯的起源和地理形势，接着又记述了腓莱尼兄弟为国捐躯的故事。朱古达由于同盖土勒人以及同玛乌列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的联合又得以组织成一支军队，他于是率军向着奇尔塔进发。梅特路斯和波库斯接触，而当他得知他的统帅权已转归马略时，他便无心作战，而只是把战争拖下去而已（第80章至第83章）。
从第84章起转入了朱古达战争的最后阶段。
第84章和第85章记述马略进行的备战活动和在罗马所作的演说。马略的这篇猛烈抨击权贵的演说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也完全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想说的话。然后马略正式接过了统帅权并渡海来到了乌提卡。在这里把军队交给他的是副帅普布利乌斯·茹提利乌斯而不是梅特路斯，因为梅特路斯不愿见到他（第86章）。第87章和第88章记述了马略在这里的初步活动，此外还指出返回罗马的梅特路斯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波库斯暗中保持同罗马人的联系。
第89章到第91章记述了对位于大沙漠中心的大城市卡普撒的出其不意的攻占，这里所有成年的努米底亚人都被杀死，但这是违反战争法规的。
第92章到第94章记述了马略在这里到处进行的蹂躏，其中特别提到穆路卡河附近位于陡峭的石头小山上的一座要塞。就自然条件来说，这个要塞是无法接近的，但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名利古里亚士兵因为捉蜗牛而攀上山顶——使马略把这个要塞也攻下来了。
第95章和第96章介绍了另一个大人物的出场，马略未来的对头路奇乌斯·苏拉。苏拉是罗马人对要塞发动进攻时以财务官的身份率领着一支骑兵渡海来到营地的。作者随即对苏拉（尽管作者不喜欢此人）作了公正的描述，并说明为什么苏拉很快便受到了长官和士兵的爱戴。
另一方面，朱古达则拉拢波库斯一道进攻罗马人的营地，但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还是被打败（第97章至第99章）。他们又试图在奇尔塔附近进攻开赴冬营的马略的队伍，结果也遭到惨重的失败（第100章和第101章）。
第102章到第112章主要记述苏拉和在朱古达和罗马人之间举棋不定的波库斯之间的谈判。波库斯最后还是决定倒向罗马人一面，设计把朱古达捉住并交给了苏拉。然后苏拉又把朱古达解送到马略那里去（前105年）（第113章）。
马略再度当选为执政官，举行了凯旋式并接受了在高卢作战的统帅权（前104年1月1日）。
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钞本和版本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由于在古典文献中受到广泛的重视所以它们的钞本很多。最早对传世的钞本进行批判考察的是罗斯（Roth），他把这些钞本分成两组，一组是残缺的钞本（codices mutili），就是残缺之处比较多的钞本（其中有些被后人补足）；一组是完整的钞本（codices integri），这种钞本的空白处在钞写时便在原处或卷尾加以补足。一般说来，残缺的钞本比较古老，然而质量较高。本世纪初阿尔柏格（Ahlberg）对钞本作了新的研究，他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他所用的残缺的钞本大都是10世纪或11世纪的，其中残缺的部分都由抄录者或由后来的人所补足，此外还有订正之处。他还用了几种完整的钞本。这十几种残缺的钞本大体上来自三个更早的钞本。
由于撒路斯提乌斯经常为古代作家，特别是弗隆托（Fronto）和圣奥古斯丁以及语法学者阿茹西亚努斯（Arusianus）和普里斯奇安（Priscian）所引用，这些引文对于校勘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原文很有用处。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最早的版本（Editio princeps）出版于1470年。其他早期的版本则有格拉列亚努斯版（reanus）（巴塞尔，1538）、卡尔里欧版（Carrio）（安特卫普，1580）、格鲁特尔版（Gruter）（法兰克福，1607）、科尔特版（Corte）（莱比锡，1724）、哈维尔坎普版（Havercamp）（阿姆斯特丹，1742）。
19世纪以来的版本则有：
克里茨版（Kritz），3卷，莱比锡，1828—1853。
格尔拉赫版（Gech），巴塞尔，1832，1852。斯图加特，1870。
狄奇版（Dietsch），莱比锡，1859。
约尔丹版（Jordan），柏林，1866，1876，1887。
奥伊斯纳版（Eussner），莱比锡，1887。
阿尔伯格版（Ahlberg），莱比锡，1919。
奥恩施坦与罗曼版（Ornstein and Roman），巴黎，1924。
带有注释的版本有：
法布里版（Fabri），纽伦堡，1845。
克里茨版，莱比锡，1856。
雅各布斯版（Jacobs），柏林，1894（H．维尔茨注）
施玛尔茨版（Schmalz），哥达，1919。
凯普斯版（Capes），牛津，1889。
梅里维尔版（Merivale），伦敦，1884。
在欧洲，撒路斯提乌斯的译本常见的有：克莱斯（Cless）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55）和霍尔策（Holzer）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68）；德·布罗斯（De Brosses）的法译本（巴黎，1837）和罗曼（Roman）的法译本（巴黎，1924）。
英译本最早的大概是1557年出版的亚历山大·巴克雷（Alexander Bary）英译的《朱古达史》（Historye of Jugurth）与康斯坦提乌斯·费利奇乌斯·杜兰提努斯（Constantius Felicius Durantinus）英译的《喀提林阴谋》（The Conspiracie of Catiline）的合刊本。后来的则有：约翰·迈尔（John Mair）的英译本（都柏林，1788），威廉·罗兹（William Rose）的英译本（伦敦，1751），约翰·华生（John Watson）的英译本（收入博恩文库，Bohn Library，1852），罗尔夫（J．C．Rolfe）的拉英对照本（收入罗叶布古典丛书，The Loeb ssical Library，1921，……1971）。
罗尔夫的英译本的引言有关版本和译本的情况在1970年又作了如下的补充：
“现在我们有一个由阿·库尔菲斯（A．Kurfess）编订的全集本，收入特伊布纳丛书（Teubner series），这乃是阿尔伯格（A．W．Ahlberg）的全集本（1911、1915）的第二版，1954年在莱比锡出版；在布戴丛书（Budé series）中有埃尔努（A．Ernout）的编订本，1947年在巴黎出版；在企鹅丛书（Penguin series）中有一个韩德佛德（S．A．Handford）的译本，1963年在哈孟兹沃思出版。
“《喀提林阴谋》（Catilinarian Conspiracy）有戴维斯（A．T．Davis）的编订本，1967年牛津版。归于撒路斯提乌斯名下的书信等等由库尔菲斯重新编订过，1962年特伊布纳版，莱比锡；由埃尔努重新编订的有1962年的布戴版；由卡古西（P．Cagusi）重新编订的1958年在卡利亚里出版。
“利曼（A．D．Leeman）编的《有关撒路斯提乌斯的系统参考文献（1870—1950）》（A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of Sallust ，1870—1950）非常有用。”
王以铸
* * *
[1] 克温图斯·阿斯科尼乌斯·佩狄亚努斯（Quintus Asconius Pedianus，前9年—76年），他和李维一样，也是帕塔维乌姆（Patavium，今天的帕都亚，Padua）人，李维比他长50岁，应当是前辈，但他们仍算是同时代人。李维在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人竟从西班牙南部千里迢迢到罗马瞻仰他的风采这一点可以为证。所以阿斯科尼乌斯有“我们的李维”之称，表现了作为同乡的自豪感。保留下来的他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注释的片断在年代和背景方面都作了说明，而他写过撒路斯提乌斯的传记一事，见于他给贺拉斯（Horatius）的《讽刺诗》（I，Z，41）所作的注释。
[2] J．罗曼把撒路斯提乌斯的生年定为公元前87年，但公元前86年之说似乎更普遍。
[3] 李维：《罗马史》，第3卷，第38章。
[4] 维列乌斯·帕特尔库路斯：《罗马史》，第1卷，第14章。
[5]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10章。
[6] 《喀提林阴谋》，第3章。
[7] 《抨击》，第5章。
[8] 这一点可以证明西塞罗的正直，不包庇自己的熟人。
[9] 这两个法律大约是在公元前150年通过的，具体内容未详，大体上都对高级长官的职权作了规定。
[10] 《语法论》，第16章。
[11] 《阿提卡之夜》，第17卷，第18章。
[12] 欧洛西乌斯，6，8，15。
[13] 狄奥·卡西乌斯，第42卷，第52章；阿庇安：《内战史》，第2卷，第92章以下。
[14] 《阿非利加战争》，第8、34章。
[15] 《阿非利加战争》，第97章。
[16] 第7章。
[17] 罗马基本货币单位，用青铜铸造。
[18] 在学术界一般承认这两篇文字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的作品。
[19] Adversus Iovinianum， 1．
[20] 恺撒和庞培摊牌之后，西塞罗把他在奇利奇亚一任长官所得送给了庞培。
[21] 第1章。
[22] 《喀提林阴谋》，第3章。
[23] 同上，第4章。
[24] 《喀提林阴谋》，第8章。
[25] 《喀提林阴谋》，第4章。
[26]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10、15章；《奥古斯都传》，第86章。
[27]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10章。
[28] 《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法译本序，第iii页。
[29] 第85章。
[30] 第18章。但这次延期在西塞罗的作品里找不到任何旁证。
[31] 在西塞罗给他的好友阿提库斯的一封信（i，6）里，人们通常认为pater a nobis discessit指的正是他父亲的死亡。但这只是说“父亲离开了我们”，discedere不一定就是“死别”的意思，写在这里供参考。
[32] 第2章。
[33] 摩隆也是恺撒的老师。
[34] 《西塞罗传》，第3章。
[35] 从名字看，此人是一个希腊人。
[36] 《西塞罗传》，第3章。
[37] 《论义务》，第2卷，第59章。
[38] 《西塞罗传》，第8章。
[39] 《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拙译本，第583页。
[40] 《喀提林阴谋》，第26章。
[41] 第25章。
[42] 共和末期选举时发生械斗是司空见惯的。
[43] 《喀提林阴谋》，第19章。
[44] 路奇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45] 公元前64年。
[46] 《喀提林阴谋》，第31章。
[47] 阿洛布罗吉斯人是纳尔波高卢（Gallia Narbonensis）的一个部族，纳尔波高卢相当今天法国多斐奈（Dauphiné）和萨沃瓦（Savoy）地区。这一部族是公元前121年被当年度的执政官克温图斯·法比乌斯·玛克西姆斯·阿洛布罗吉库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Allobrogicus）和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阿埃诺巴尔布斯（Gnaeus Domitius Ahenobarbus，公元前122年度执政官，此时是同执政官长官）所征服的。
[48] 当为克温图斯·法比乌斯的后人。
[49] 西塞罗后来为此人进行过辩护（Proo）。
[50] 《喀提林阴谋》，第16章。
[51] 阿庇安：《内战史》（ii，1，5）。
[52] 普鲁塔克：《小加图传》，第23章。
[53] 《喀提林阴谋》，第54章。
[54] 《喀提林阴谋》，第57章。
[55] 《喀提林阴谋》，第18章。
[56] 《喀提林阴谋》，第18章。
[57] 《喀提林阴谋》，第19章。
[58] 《喀提林阴谋》，第48章。
[59] 同僚是格涅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Gnaeus Cornelius Lentulus）。
[60] Orator， Roman， Fragment．
[61] 《克拉苏传》，第2章。
[62] 《克拉苏传》，第2章。
[63] 第2卷，第253行。
[64] 《书信集》，第1卷，第i章第50行。
[65] 当然，主人一天当中遇到那么多的人，被称为提示人（Nomentor）的这个奴隶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来。怎么办？随便想一个名字告诉主人就是了，反正对方是不敢纠正大人物的错误的。
[66] 还有公元前100年和公元前102年两说。
[67] 据普鲁塔克：《恺撒传》，第1章，苏拉曾认为恺撒是个危险人物，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马略的影子。
[68] 由于前面提到的克劳狄乌斯化装成女人在丰饶女神的节日混入恺撒住宅同他的情妇庞培娅幽会（公元前62年），恺撒同庞培娅在公元前61年离婚。
[69] 商茨（Schanz）：《罗马文学》（Rom．Lit． ）12 ，第234页。
[70] 《柏林古典语言学会年刊》（Jahresb．des Phil．Vereins zu Berlin ），48（1922），第66页以次，又Bursians Jahresb．1922，第61页。
[71] iv，1，68；ix．3．89．
[72] La Conjuration de Catilina，第17—18页。
[73] 《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第495—496页。译文有改动。
[74] 《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第496页。译文有改动。
[75] 有人据此认为他的家庭可能贫而不贱，否则，优利乌斯家族的女儿不会嫁给他，但是这一点尚没有文献的依据。
[76] 《马略传》，第6章。
[77] 《马略传》，第3章。
[7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5章。
[79] 《古代罗马史》，第501页。
[80] 《古代罗马史》，第506页。
[81] 《苏拉传》，第1章。
[82] 盖利乌斯：《阿提卡之夜》，第4卷，第8章、第17卷，第21章。
[83] 《苏拉传》，第4章。
[84] 幼里披底斯：《腓尼基女人》，第531行以次。
[85] 埃及供应罗马以粮食，是罗马的生命线。
[86] 传世的有撒路斯提乌斯给恺撒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原文标题是发言（oratio），即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oratio。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这封信是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写作的年代西欧的学者一般定为公元前46年，格拉巴里—帕锡克认为不晚于公元前50年。第二封信原文标题为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epist，关于此信的真伪学者们有争论，波斯特（L．Post）和库尔菲斯等专家认为是真的，写作时间一般定在恺撒渡过鲁比康河之前。
[87] 《给恺撒的第二封信》，第10章。
[88] 罗马人习惯于把国家比作船。
[89] 权贵指那些把持国家政权的贵族（nobilitas），相对于旧贵族（patricii）也可称为“新贵”。
[90] 《给恺撒的第二封信》，第11章。
[91] 《喀提林阴谋》，第5章。
[92] 《喀提林阴谋》，第7章。
[93] 《喀提林阴谋》，第10章。
[94] 《喀提林阴谋》，第11章。
[95] 指由权位带来的尊荣。
[96] 《喀提林阴谋》，第12章。
[97] 《喀提林阴谋》，第37章。
[98] 《喀提林阴谋》，第48章。
[99] 《朱古达战争》，第85章。
[100] 《喀提林阴谋》，第10章。
[101] 《喀提林阴谋》，第8章。
[102] 《喀提林阴谋》，第53章。
[103] 《朱古达战争》，第114章。
[104] 法译本序XVII—XVIII。
[105] 《喀提林阴谋》，第31章。
[106] 《喀提林阴谋》，第61章。
[107] 《喀提林阴谋》，第61章。
[108] 《喀提林阴谋》，第5章。
[109] 《喀提林阴谋》，第54章。
[110] 《朱古达战争》，第6章。
[111] 《朱古达战争》，第95章。
[112] 参见《喀提林阴谋》，第6—8章。
[113] 《喀提林阴谋》，第8章。
[114] 《修昔底德》（罗叶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序言xvi页。
[115] 第3章。
[1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35章。
[117] 《朱古达战争》，第60章。
[1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7卷，第71章。
[119] 第2卷，第36章。
[120] 《喀提林阴谋》，第1章。
[121] 第1卷，第5章。
[122] 《喀提林阴谋》，第2章。
[123] 《喀提林阴谋》，第10章。
[124] 第9卷，第313行。
[125] 《喀提林阴谋》，第54章。
[126] 《七人攻打底比斯》，V，592。
[127] 《喀提林阴谋》，第58章。
[128]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3卷，第3章。
[129] 《朱古达战争》，第79章。
[130] 《朱古达战争》，第93章。
[131] 这是伽斯通·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的看法（La conjuration de catilina，pp．17—18）。
[132] 10，1，101：“nec opponere Thucydidi Sallusitium verear”．
[133] 第14卷，第191章：“primus Romana Crispus in historia。”
[134] 波利欧比撒路斯提乌斯小10岁左右，他的作用有点儿和奥古斯都时代的麦凯纳斯（Maecenas）类似，他建立了意大利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135] 《编年史》，第3卷，第30章。
[136] 希腊人翻译罗马人的作品，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即使写罗马的事情，希腊人也不屑于用拉丁语，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是罗马人学希腊语，希腊人在学习方面一般是不学拉丁语的。
[137] 《上帝之城》，1，5。
[138] 《上帝之城》，114，17。
[139] 见于纳倍尔（Naber）编的《佛隆托》，第123页。
[140] 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出现在几乎每一种拉丁文选</a>读之中，所以他的影响十分广泛。这几乎等于《古文观止</a>》和《唐诗三百首</a>》对作品的普及作用。
[141] 《喀提林阴谋》，第3章。
[142]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143] 《喀提林阴谋》，第6章。
[144] 《喀提林阴谋》，第7章。
[145] 《朱古达战争》，第2章。
[146] 《朱古达战争》，第4章。
[147] 《朱古达战争》，第5章。
[148] 《朱古达战争》，第16章。
[149] 《朱古达战争》，第43章。
[150] 《朱古达战争》，第56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