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309[1]

    我们之所以在工作中出现障碍，其原因可能有很多。这些原因可能源于外部环境，如经济压力或政治压力，平静、独处或时间的缺乏，或者——举个在我们现代较为常见的具体例子——一位必须学习用一种新语</a>言来表达自己想法的作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些困难也可能来自文化环境，如公众舆论对一个人的压力可能会使得他的赚钱能力大大超过他的实际需要——如我们城市中的那些商人。但与此同时，这样一种态度对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来说却毫无意义。


    不过，我在本章不打算讨论这些外部困难，而只讨论工作中出现的神经症障碍。而且，我还对讨论主题做了更进一步的限制：工作中出现的许多神经症障碍通常与我们对他人、上司、下属及同级的态度有关。虽然我们事实上无法将这些障碍与工作本身所涉及的困难完全区分开来，但我们在这里将尽可能地忽略它们，310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内心因素对工作过程及个体的工作态度的影响上。最后，在任何常规工作中，神经症障碍相对来说都并不重要。只有当工作需要个人的主动性、想象力、责任心、自信心及独创性时，神经症障碍才会显得较为重要。因此，我的评论将仅限于那些要求我们必须挖掘个人资源的工作——从广义上说，即创造性工作。我们在前面以艺术工作或科学写作为例所说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教师、家庭主妇和母亲、商人、律师、医生以及工会组织者的工作。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范围极广。就像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神经症障碍都能被意识到；相反，有许多障碍都表现在工作的质量或者生产力的缺乏上。其他一些障碍则表现为各种各样与工作有关的精神痛苦，如：过度紧张、疲惫、衰竭；恐惧、恐慌、易怒，或者因抑制而产生的有意识的痛苦；等等。在这个方面，所有神经症仅有少数几个一般但相当明显的共同因素。除了某件特殊工作所固有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些困难虽然可能并不明显，但一直都存在。


    自信（self-confidence）很可能是创造性工作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但不管一个人的态度看起来是多么自信或现实，其基础始终都是不稳定的。


    对于某项特定的工作，很少有人会给予恰当的评价，但对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困难，却往往不是高估就是低估。而且通常情况下，对于所完成之工作的价值，也没有进行恰当的评估。


    大多数情况下，工作条件或许太过苛刻。与人们通常所形成的工作习惯相比，它们在种类上更为奇特，程度上更为苛刻。


    由于神经症患者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他内心对工作本身并不怎么关心。与工作本身相比，他更关心自己进展如何以及应该如何表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工作太具强迫性、充满了太多的冲突和恐惧，或者主观上对其评价太低，因此，311个体从合意的工作中所能获得的快乐或满足感往往会受到削弱。


    但是，一旦我们忽略这些一般特性，而是详细思考这些障碍在工作中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就会更多地注意到不同类型神经症之间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其相同点。我在前面曾提到过意识到存在的困难与因这些困难而产生的痛苦之间的差异。但是，工作能否得以完成的具体条件也是不同的。还有，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冒险、计划、接受帮助、给他人分派工作等方面的能力，也是如此。这些差异主要取决于一个人为解决其内心冲突而采取的主要方法。我们接下来将分别加以讨论。


    不论其具体特点如何，扩张型个体都倾向于高估其自身的能力及特殊的天赋。他们还常常认为自己所做的特定工作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并高估其质量。其他人如果不高估他们的活动，他们就会认为，那些人不能理解自己（自己是在对牛弹琴），或者那些人嫉妒心太强，不能给予自己应有的称赞。对于他人的任何批评（不论这些批评是多么认真或诚心），他们都会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恶意攻击。而且，由于他们必须抑制对自己的任何怀疑，因此，他们常常对他人批评的正确性不加审视，而主要关注通过某种方式回避这些批评。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需要他人认可自己的工作（不管是何种形式的认可），而且，这种需要是无限的。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这样的认可，如果没有得到，他们就会愤愤不平。


    与此同时，他们称赞他人的能力也极其有限，至少对与他们同属一个领域或者同一年龄段的人如此。他们可以坦诚自己崇拜柏拉图（to）或贝多芬（Beethoven），但却觉得很难欣赏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哲学家或作曲家。他们越是这样，就越会觉得这对他们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来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人当着他们的面称赞某人的成就，他们可能就会极其敏感。


    最后，这类人的特点——“掌控一切的吸引力”使他们坚信：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和卓越的能力，没有什么障碍是他们克服不了的。312我推测，我们在美国一些办公楼里看到的这句格言警句肯定是一个扩张型个体发明的：“现在能解决的困难，稍后就无法解决了。”无论如何，他都会逐字逐句地理解这句话。他想证明自己处于控制地位的需要往往会让他富于机智，而且让他有动力去尝试解决他人不敢着手解决的任务。不过，这也会带来低估其中所涉及困难的危险。他觉得：没有什么生意上的事情是他不能很快解决的；没有什么病是他不能一眼就诊断出来的；没有什么论文是他不能在短时间发表，也没有什么演讲是他不能在短时间内准备好的；他的车没有什么他修理不好的毛病，他甚至比任何机修工修理得更好。


    所有这些因素——高估自己的能力及工作的质量、低估他人及所存在的困难、不接受批评意见——解释了这样一种现象：他常常忽视工作方面存在的障碍。这些障碍会因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自恋倾向、完美主义倾向或是自大—报复倾向而有所不同。


    自恋型个体最有可能被自己的想象所左右，他公然地表现出了上述所有标准。虽然所具备的天赋与他人大致相同，但他却是扩张型个体中最具创造性的人。但他也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兴趣和精力的四处分散。例如，有一个女人，她觉得自己必须做完美的女主人、家庭主妇和母亲；她必须衣着华美，在委员会上积极活跃，并参与政治活动；她还必须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有这样的商人，他不仅参与大量商业活动，还广泛地追求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从长远来看，当这样一个人最终意识到自己绝对无法做某些事情时，他通常会将此归因于自己天赋太多。虽然他会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傲慢自大的态度，但他也可能会对那些只具有一种天赋的不幸的家伙表示妒忌。事实上，他可能确实具备多种能力，但这并不是造成他的问题的根源。根源在于：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其实有限。因此，限制其活动的短暂决心通常不会有持久的影响。313不管有多少与之相反的证据，他都会很快再一次坚信：其他人可能做不到这么多事情；但是，他能——而且，他能把这些事情做得完美无缺。对他而言，限制他的活动就是一种失败的打击，是可耻的弱点。一想到自己是一个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的人，而且同其他人一样也存在各种局限，他就会觉得很丢脸，因此也无法忍受。


    其他自恋型个体则可能不是在同时进行多种活动的过程中分散了其精力，而是在接连不断地开始某一追求然后又放弃的过程中，精力被分散了。在具有一定天赋的年轻人身上，这看起来好像只不过是他们需要时间和尝试才能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而已。只有通过细致地审视他们的整个人格，我们才能看出这样一种简单的解释是否正确有效。例如，他们可能对舞台有强烈的兴趣，于是开始尝试演戏，并表现出了颇有前途的开端——但很快他们便放弃了。此后，他们可能会同样激情满满地追求诗歌创作或农场经营，但结果也是很快放弃。然后，他们可能转而从事护士工作或研究医学，但同样很快从热情洋溢转为兴趣全无。


    但是，同样的过程也可能出现在成年人身上。他们可能会列出一本大部头书的提纲、发起一个组织、策划庞大的商业计划、开始某一发明创造——但一次又一次，他们总是在事情完成之前，兴趣便已消失殆尽。他们在想象中画了一幅鲜明的蓝图：自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辉煌的成就。但一碰到真正的困难，他们的兴趣就会马上消失。不过，他们的自负不允许他们承认自己是在躲避困难。因此，丧失兴趣就成了一种保全面子的策略。


    导致自恋型个体所共有的特点，即摇摆不定的因素有两个：讨厌关注工作中的细节，也讨厌持续的努力。前一种态度在患有神经症的学龄儿童身上可能就已经相当明显。例如，他们对某篇作文可能有相当丰富的想象，但无意识里却坚决抵制将其工工整整地写出来或者正确地拼写。这种草率的态度同样也会损害成年人的工作质量。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理应有卓越的想法或计划，但“具体的工作”应该由其他普通人去做。因此，314如果想法或计划可以完成的话，他们在分派给他人工作时就不存在任何困难。而且，只要员工或同事能把他们的想法付诸行动，结果可能就会很好。如果要他们自己动手做这些工作——如写论文、设计服装、起草法律文件等——那么，在仔细考虑这些想法、审查、重审并将它们组织起来这样一些真正的工作甚至还没开始之前，他们可能就会万分满意地认为工作已经完成了。在分析中，患者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在这里，除了普遍的夸张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个决定因素：他们害怕仔细地审视自己。


    他们之所以不能持续努力，原因也在于此。他们特有的自负在于“无须努力便可以获得优越性”。充满戏剧性的、不同寻常的荣誉吸引了他们的想象力，而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遭到他们的憎恨，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与之相反，他们偶尔也会努力，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得精力充沛又小心谨慎，举办盛大的聚会，突然爆发出洪荒之力写完积累数月的信件，等等。这种偶尔的努力能满足他们的自负，但持续的努力却有损于这种自负。任何人，不管是汤姆、迪克还是哈里，只要辛勤劳动，就会有所成就！而且，只要不努力，就总会有所保留：如果自己真的努力的话，取得的成就将更大。对持续努力的隐藏最深的厌恶在于，它威胁到了“自己具有无限能力”这一幻觉。我们假设有一个人想培育一个花园。不论他是否愿意，他都将很快意识到，这个花园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繁花似锦的天堂。它只会完全按照他所投入的工作而逐渐发展。在持续写报告或写论文时，在做出版工作或教学工作时，他都会同样清醒地体验到这一点。时间和精力方面确实有所限制，而且在这些限制中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是有限的。只要自恋型个体坚持这样的幻觉，即他拥有无限的精力，并能取得无限的成就，他就必定会小心提防，不让自己产生幻觉破灭的体验。或者，如果他真的产生了这样的体验，他必定就会像身处有损尊严的枷锁之下那样痛苦。而这样的愤恨反过来又会令他精疲力竭。


    总之，我们可以说，自恋型个体虽然能力很优秀，315但他的工作质量事实上却常常令人失望，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工作（这与他的神经症结构相一致）。而完美主义型个体（perfectionistic type）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却正好相反。他常常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工作，对细节也过于小心谨慎。但是，由于他太过束缚于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因此没有太多空间让他发挥独创性和自发性。因此，他做事情很慢，而且没有效率。因为他对自己要求严苛，所以很容易工作过度而精疲力竭（众所周知，完美主义型家庭主妇就是如此），结果让他人也很痛苦。而且，由于他对他人也像对自己一样苛刻，因此他对他人的影响往往是束缚性的，特别是当他处于管理者位置时，更是如此。


    自大—报复型个体也有他自己的优点和缺陷。在所有神经症患者中，他是最为出色的工作者。如果说一个感情冷漠的人“极具激情”是适宜的话，那我们便可以说他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因为他有无情的野心，工作之外的生活又相对空虚，所以他认为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应该花在工作上，否则就是浪费。这并不意味着他喜爱工作——他通常无力喜爱任何事物——但工作也不会让他感到疲倦。事实上，他不知疲倦，就好像一台装满了油的机器一样。不过，虽然他机智、高效，而且往往很敏锐，并具有批判性智力，但他的工作却很可能毫无效果。在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这一类人中已堕落为机会主义者的那些人，这种人不管做任何事情（不管是生产肥皂、画肖像画，还是撰写科研论文），都只关心他的工作所带来的外在结果——成功、声望、胜利。但是，即使他对工作本身感兴趣（除了他自身的荣誉之外），他也往往只停留在自己这一领域的边缘，而不深入问题的核心。例如，作为一名教师或社会工作者，他会对教学方法或社会工作感兴趣，而不关心学生或当事人。他可能会写批判性评论，但写不出有自己观点的东西。他可能会急切地想完全掩盖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对这件事情有最终的发言权，但却不会加上自己的任何意见。简言之，他似乎只关心如何控制某一特定的主题，而不是使它更为丰富多彩。


    由于他的自负不允许他称赞他人，316他自己又缺乏效率，再加上他自己对此毫无意识，因此他很容易就会挪用他人的想法。但是，即使是他人的想法，一到他的手中也会变得机械呆板、死气沉沉。


    与大多数神经症患者不同，他有能力进行谨慎而细致的计划，而且对未来发展有相当清楚的远见（在他心里，他觉得自己的预见永远都是对的）。因此，他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组织者。不过，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降低了他的这种能力。他在分配工作方面存在一些困难。由于他自大且瞧不起其他人，因此，他坚信自己是唯一能够胜任工作的人。而且，在组织方面，他也倾向于采取独裁的方式：威胁利用他人，而不是激励他们；扼杀他人的动机和快乐，而不是激发它们。


    由于他制订了长期计划，因此他能相对较好地忍受暂时的挫折。不过，在严峻考验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变得极度恐慌。当一个人几乎只生活在胜利或失败的范畴内时，任何可能的失败当然都是可怕的。但是，由于他觉得他应该超越恐惧，因此他会对自己的害怕感到非常愤怒。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即接受审视的情况下），他对那些敢于坐着审判他的人也会狂怒不已。通常情况下，所有这些情绪都会遭到压抑，而内心混乱的结果可能会表现为这样一些身心症状，如头痛、肠绞痛、心悸等。


    自谦型个体在工作方面存在的困难几乎每一点都与扩张型个体截然相反。他往往把目标定得过低，常常低估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与价值。他会因猜疑和自责而备受折磨。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很容易就会被一种“我不能”的感觉所压垮。他所做的工作不一定很苦，但他却总是感到很痛苦。


    自谦型个体只要是为他人工作，就可能会感觉相当自在，而且事实上也能做得很好，如做家庭主妇、管家、秘书、社会工作者、教师、护士，或者是一名学生（师从某位令人钦佩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317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两种奇怪现象，这两种现象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表明某种障碍的存在。其一，他们在独自工作时和与他人一起工作时，这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一位人类学实地考察工作者在与当地人交流时表现得机智过人，但当要他系统阐述他的发现时，他却完全不知所措；一名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当事人或者担任监督者时可能表现得相当能干，但一要他做报告或者进行评价，他就会大感恐慌；一个学艺术的学生在老师在场时可能画得相当好，但独处的时候却会把所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其二，这类人的实际工作水平会远远低于其能力。而且，他们可能从来都不会想到自己有什么潜质。


    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可能会开始独自做一些事情。他们可能会晋升到一个需要写作或当众发言的职位；他们的野心（隐秘的野心）可能会促使他们去进行一些更为独立的活动；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即最为健康且最难以抗拒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所具有的天赋最终会驱使他们充分地表现自己。当他们试图跨越自身结构中“退缩过程”所设置的狭窄限制时，真正的麻烦便产生了。


    一方面，他们对完美的要求与扩张型个体一样高。但是，后者很容易沉醉于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自谦型个体则由于自身永无停歇的自责倾向而总是关注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即使表现良好（很可能是举办了一次聚会或发表了一场演讲），他们也仍然会强调自己事实上忘这或忘那了，自己没有清楚地强调所要表达的意思，自己太过顺从或太过无礼了，等等。因此，他们会陷入一场几乎无望的战斗之中。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一边追求完美，一边又打压自己。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强化了他们追求优秀的需要。由于他们对野心和自负有禁忌，因此，如果去追求个人成就，他们便会有“罪恶”感，只有最终的成就才能抵消这种罪恶感。（“如果你不是一个完美的音乐家，你最好就去擦地板。”）


    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触犯了这些禁忌，或者至少是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触犯这些禁忌，他们就会自我毁灭。318这与我所描述的竞争性比赛的过程相同：这种类型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将要获胜，他便无法再进行比赛。因此，他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经常在“必须要登临顶峰”和“必须要打压自己”之间徘徊。


    当扩张驱力和自谦驱力之间的冲突近乎表面化时，这种困境最为明显。例如，一位画家被某件物品的美深深打动，于是构思出了一幅极好的作品。他开始作画。画布上的初稿看上去棒极了。他感到异常兴奋。但紧接着，不管这幅初稿是不是太好（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也不管这幅初稿有没有达到他开始设想的那样完美，他都会转而反对自己。他开始尽力完善初稿，但结果却变得更糟。此时他开始抓狂。他不断地“完善”，但颜色却变得越来越暗淡、越来越呆板。不一会儿，这幅画就被破坏了。他在彻底的绝望之中放弃了努力。不久之后，他又开始创作另一幅作品，但结果也只是重复这一痛苦的过程而已。


    同样，一位作家在某段时间可能写作相当顺利，直到他开始意识到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这时——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满意正是危险产生的信号——他开始变得吹毛求疵起来。或许他真的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应该让他的主角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如何表现。不过，他的困难之所以看起来这么大，也可能仅仅只是因为他的破坏性自我轻视限制了他。无论如何，他都会变得无精打采，一段时间都无法工作，而且一怒之下甚至还会把最后几页撕得粉碎。他还可能会做噩梦</a>，在梦中，他和一个要杀他的疯子一起被关在了一间屋子里——这纯粹表达了一种对自己的极端愤怒，他恨不得杀了自己。[2]


    在这两个例子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看到了两种明显的趋势：一种是积极进取追求创造性的心态，还有一种是自我毁灭的心态。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扩张驱力受抑制而自谦驱力占上风的人，他们身上明显的积极进取举动极为罕见，319而自我毁灭的举动也不那么激烈和戏剧化。这些冲突隐藏得越深，工作期间的整个内心过程就越漫长，也越复杂——而且，要想理清其中所涉及的因素也会更加困难。虽然在这些例子中，工作方面的障碍可能是明显的抱怨，但也可能不能被直接理解。只有当整个结构都松散开来之后，这些障碍的性质才会逐渐地清晰起来。


    在从事创造性工作时，这种人注意到的是自己不能集中注意力。他很容易就会失去思路，或者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的思绪常常迷失在各种各样的日常事务中。他开始变得坐立不安、不得安宁，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玩单人纸牌游戏，打电话消磨时间，修指甲，抓蚊子，等等。他开始讨厌自己，疯狂地努力工作，但不一会儿便会疲惫不堪，以致不得不放弃。


    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常常面临两种长期障碍：自我贬低，以及处理事情时表现出毫无效率。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自我贬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需要打压自己，以免触犯对于“自以为是”的禁忌。这样一种微妙的破坏、责备、怀疑，耗竭了他的精力，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做了什么。（有名患者幻想有两个丑陋凶残的侏儒分别坐在他的两个肩膀上，唠叨不休，相互贬低。）他可能会忘记自己所读到、观察到、想到的东西，甚至是自己以前就这个主题所撰写的东西。他还可能会忘记自己要写的东西。所有用来写论文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一搜索便可以找到，但在他需要的那一刻却常常找不到它们。同样，当别人邀请他在讨论会上发言时，他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种无话可说的压抑感，直到后来他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中肯的评论要提。


    换句话说，他有一种打压自己的需要，而这种需要阻碍了他开发自己的资源。结果，他对工作会产生无能为力、毫不重要的压抑感。在扩张型个体看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即使这件事情的客观重要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他也觉得很重要），320而自谦型个体对自己的工作则相当谦逊，即使他所做的工作客观上很重要，他也会如此。他的典型特点是他只会说他“不得不”工作。在他的情况中，这不是像放弃型个体那样是一种对威胁高度敏感的表现。但他如果承认自己希望有所成就的话，便会觉得自己太自以为是、太有野心了。他甚至不能觉得自己想做一份好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事实上受到了对完美的严格要求的驱使，而且还因为在他看来，承认这样一种意图就好像是对命运的傲慢而鲁莽的挑战。


    他在处理事情时表现出毫无效率，主要是他对一切暗含声明、攻击、控制之物的禁忌所致。一谈到他对攻击的禁忌，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他对于他人不苛求、不操纵、不控制的态度。但是，对于无生命的事物或者精神问题，同样的态度往往也占据上风。就像他对漏了气的轮胎或者卡住的拉链无能为力一样，他对自己的想法也会感到无能为力。他的问题不在于没有创造性。他可能会想出好的创意，但在把握、处理、应对、斟酌、检验、整理及组织这些创意时，却常常会受到抑制。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些心理操作是具有武断性、攻击性的举动，尽管它们的字面意思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当它们受制于一种对攻击的普遍抑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个事实。自谦型个体可能并不缺乏表达观点的勇气，但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先要有自己的观点。抑制作用通常在这之前的某个时刻便已发生——在他不敢意识到自己已经得出了某个结论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这些障碍本身往往就会导致缓慢、浪费、无效的工作，或者导致一事无成。关于这点，我们可能会想起爱默生（Emerson）所说的话：我们之所以没有什么成就，是因为我们贬低了自己。但是，痛苦——以及就那件事而言取得某种成就的可能性——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体同时也受到了他自己想追求终极完美的需要的驱使。321他不仅觉得他的工作质量应该满足他的苛刻要求，而且，他的工作方式也应该是完美的。例如，当有人问一个学音乐的学生她是否在有系统地学习时，她常常尴尬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在她看来，“系统地学习”意味着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八个小时，专心致志，几乎废寝忘食。由于她不能长时间专心致志地做到这一点，所以，她转而反对自己，称自己是永远都不会有所成就的半吊子。事实上，她常常努力研究一首乐曲，努力学习读谱和左右手的动作。换句话说，她完全有理由对自己认真学习的态度感到非常满意。由于心中有这样一些过分的“应该”，我们很容易想象自谦型个体因通常无效的工作方式而多么自卑。最后，完整地说一下他的困难：即使他做得很好，或者已经有所成就，他也不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好像是他的左手不能知道他的右手正在做什么一样。


    当开始做某种创造性工作时，他会感到特别无助——例如，开始写一篇论文时。因为他讨厌控制一个主题，所以无法事先做详细计划。因此，他往往不是先写提纲或者在心里充分地组织材料，而是一上来就写。事实上，这种方法对其他类型的人来说或许也是可行的。例如，扩张型个体毫不犹豫就可以这样做，而且他觉得自己的初稿就已经十分精彩，因此不会再对其多加修饰润色。但自谦型个体完全不可能就这样草草写下一篇在思想表达方式、文体、组织方面都必然不够完美的初稿便作罢。他会敏锐地注意到任何别扭之处，以及不清楚或不连贯的地方等。他的批评在内容方面可能相当中肯，但这些批评所引起的无意识的自我轻视却让他非常不安，以至于他无法继续。他可能会告诉自己：“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先写下来，反正你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重写”——但这往往毫无作用。他可能会重新开始，写下一两句话，记下一些有关该主题的松散想法。只有在浪费了大量的工作和时间后，他才会问自己：“你究竟想写什么？”322只有到了这时，他才会列出一个大概的提纲，然后列第二个更为详细的提纲，接着列第三个、第四个，等等。每一次，来自他内心冲突的受到压制的焦虑都会有所缓解。但当到了论文要最后定稿，准备发表或印刷时，焦虑又会再一次激增，因为这个时候论文就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了。


    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有两个相反的原因可能会引起强烈的焦虑感受：事情变</a>得越来越困难时，他会感到烦恼；事情进展过于顺利时，他也会感到烦恼。一遇到难题，他可能就会休克、晕厥、呕吐——或者可能会觉得四肢发软。与此同时，当意识到事情进展顺利时，他可能就会开始比平时更为剧烈地蓄意破坏自己的工作。例如，有一名患者，当他的抑制开始减弱时，他的反应具有很大的自毁性。当一篇论文快要写完时，他注意到有几段内容有些熟悉，他突然意识到他以前肯定写过这些内容。在桌子上一找，他果真找到了那几段写得相当完美的草稿，其实就是前一天写的。他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构想他已经表述过的东西，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遗忘”让他大为吃惊，他开始思考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他记得自己曾相当流畅地写过这几段内容，而且曾以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标志，表明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抑制现象，而且很快就可以完成这篇论文。虽然这些想法实际上有坚实的基础，但他还是不能忍受，因此开始自我破坏。


    当我们认识到这种类型的人在工作方面所遇到的可怕问题后，他与工作之关系的几个特点就更加清晰了。其中一个特点是：他在做一件对他来说较为困难的工作之前，就会开始担心，甚至感到恐慌——由于存在冲突，他会认为这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例如，有一名患者每一次在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之前总是会感冒，另一名患者在初次登台表演之前就病倒了，还有一名患者在圣诞节购物之前就筋疲力尽了。


    而且，323我们还逐渐明白他为什么通常只能分期完成工作。他工作时内心往往非常紧张，而且在他工作期间这种紧张感还会增强，因此他无法长期忍受。这不仅适用于脑力工作，而且在他独自做任何其他工作时也可能如此。他可能会整理好一个抽屉，而把其他抽屉都留到以后再进行整理。他可能会在花园里除除草、挖挖土，但干了一会儿就会停止。他常常在写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东西之后就必须中断。不过，还是这个人，当他为他人工作或者与他人一起工作时，或许就能不停地工作。


    最后，我们明白了他在工作中如此容易分心的原因。他常常指责自己对工作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经常表现得很愤怒，就像一个被逼学习的小学</a>生一样。实际上，他的兴趣可能完全真实且认真，但工作过程比他所意识到的甚至还要令人恼怒。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小的分心行为，如打电话、写信等。而且，他还过于轻易地满足他的家人或朋友提出的任何要求，这与他想取悦他人、赢得他人喜爱的需要相一致。结果有时候是这样的：他的精力也可能会四处分散，而原因却与自恋型个体完全不同。最后，特别是在年轻时，爱与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虽然爱情关系通常不能让他感到幸福，但却有可能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因此，他无法忍受工作中的困难时便会坠入爱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时候，他会循环重复这样的过程：工作一会儿，甚至可能取得了某种成就；然后沉溺于爱情之中，有时还是一种依赖型的爱情关系；接着，工作退步或者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于是他奋力从爱情关系中挣脱出来，再一次开始工作——如此反复。


    总之，自谦型个体在独自完成任何创造性工作时，往往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他不仅在长期的障碍下工作，而且——多半情况下——还会在焦虑的压力下工作。与这样一种创造性过程相关之痛苦的程度当然是不同的。但通常情况下，这种痛苦只会消失极短的时间。当他开始构思某个计划，324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思索其中所涉及的各种想法，且没有因为种种矛盾的内心指令而受束缚时，他也许会觉得开心。当某件工作快要完成时，他还可能会有短暂的满足感。不过，到了后来，他不仅会失去完成工作后的满足感，而且甚至感觉不到不管外在的成就或赞誉怎样，自己都是完成这件工作的人。一想起这件工作，一看到它，他便会觉得丢脸，因为即使存在各种内心困难，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完成了这件工作而称赞自己。在他看来，记得这些困难的存在就是一种明显的耻辱。


    由于存在这些烦人的困难，因此，一事无成的危险自然就非常大。他一开始可能不敢独自开始做一件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可能会选择放弃。工作质量可能会因为工作时所遇到的障碍而受损。但是，由于有足够的天赋和毅力，他有可能完成一些相当优秀的工作，因为尽管他的毫无效率常常让人难以置信，但他还是坚持做了许多工作。


    对放弃型个体来说，阻碍他工作的因素本质上与扩张型、自谦型个体完全不同。属于一贯放弃类型的个体，也可能会解决一些低于自己能力水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与自谦型个体有些相似。但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更为安全：除了遵守自己对自负和攻击的禁忌外，他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还可以依赖于他人，且觉得自己受人喜爱、被人需要。而放弃型个体之所以这样做，则是因为这样做是他“退出积极生活”这样一种普遍倾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够在其中高效工作的环境条件也与自谦型个体截然相反。由于他的超脱，他单独工作时会做得更好。而且，由于他对强制性高度敏感，因此难以为某个老板或者某个有明确规章制度的机构工作。不过，他可以自我“调节”以适应这种情境。因为他抑制了自己的愿望和抱负，再加上他讨厌变化，325因此他可以忍受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条件。而且，由于他缺乏竞争性，迫切地希望避免摩擦，因此能与大多数人和睦相处，尽管他在情感上严格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但是，他既不快乐，也没有效率。


    如果他必须工作，他会偏向于做一个自由工作者，尽管做一个自由工作者也很容易受到来自他人之期望的胁迫。例如，自谦型个体喜欢某一设计的发表或某件礼服的交送有一个最后期限，因为外在的压力可以缓解他的内心压力。如果没有最后期限，他可能就会觉得必须永无休止地改进他的作品。最后期限使得他可以不用那么要求严苛，而且还使得他在按照某个人的期望为这个人工作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成就什么事情或者完成某件工作。在放弃型个体看来，最后期限是一种他极为痛恨的强制要求，可能会激起他强烈的无意识反抗，以至于他会无精打采、迟钝呆滞。


    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只是说明他对强制性普遍敏感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态度也适用于任何建议他、期待他、要求他、请求他去做的事情，或者他必须面对的事情——例如，如果他想有所成就，他就不得不工作。


    他最大的障碍很可能是他的惰性，其意义及表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3]惰性越普遍，他就越倾向于仅在想象中做事情。由于惰性而导致的“毫无效率”与自谦型个体不同：不仅其决定因素不同，而且其表现形式也不同。自谦型个体受到各种彼此矛盾的“应该”的驱使，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到处乱蹦乱跳。而放弃型个体则显得无精打采，缺乏主动性，且在体力活动或脑力活动中反应迟钝。他可能做事拖延，或者必须把要做的事情都写在记事本上才不至于忘记。但是，一旦他单独做事，这种情况就会倒转，而这又一次与自谦型个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例如，326有位医生只有靠记事本的帮助才能恪尽职守。他必须记下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每一个要参加的会议、每一封要写的信件或报告、每一种要开的药品。但在闲暇时刻，他会非常积极主动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弹弹钢琴，并撰写一些哲学方面的东西。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兴致盎然，而且心情愉快。在他的私人空间里，他才觉得他可以是他自己。他确实保存了真实自我的大量完整性，但其特点是，只有不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时，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工作之余做其他事情时也是如此。他并不期望成为卓越的钢琴家，也不打算发表自己的作品。


    这种类型的人越不愿迎合他人对他的期望，就越倾向于减少与他人一起工作或为他人而做的工作，或者越倾向于减少有固定时间要求的工作。确切地说，为了做他喜欢的事情，他会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最低限度。只要他的真实自我在更为自由的条件下能够活跃发展，那么这种进展就会让他有可能去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找到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不过，这取决于他所具备的天赋。不是每一个脱离家庭关系去南太平洋的人都能成为高更。倘若没有这样有利的内在条件，他就会面临成为一个粗野个人主义者的危险，粗野的个人主义者只高兴做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或者乐于过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生活。


    属于肤浅生活类型的人，工作中往往不存在什么问题。其工作通常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努力追求自我实现”和“努力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这二者不仅会受到抑制，而且还会遭到抛弃。由于他既没有动力发展自身的潜能，也没有动力追求高尚的目标，因此工作对他来说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工作成了一种必须要做的坏事，它常常会打断那些“让人开心的好时光”。他可能会因为他人的期望而去工作，但通常不会有任何的个人参与。工作可能会沦落为仅仅只是一种获取金钱或声誉的手段。


    弗洛伊德看到了工作中经常出现的神经症障碍，327而且认识到了这些障碍的重要性，从而把工作能力视为他的治疗目标之一。但是，他认为这种能力与动机、目标、工作态度、完成工作的条件以及工作质量是相分离的。因此，他只认识到了工作过程中一些明显的干扰。此处的讨论所得出的一般结论之一是：这种看待工作中困难的方式过于形式化了。只有考虑到所有提及的因素，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广泛存在的障碍。换句话说，工作中的特点和障碍是而且也只能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而已。


    当我们仔细考虑工作中所涉及的全部因素时，还有一个因素也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认识到以一般方式来看待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是不正确的做法。也就是说，只考虑神经症本身的障碍是不对的。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我们只能小心谨慎、有所保留、有所限制地对所有神经症做一般叙述。只有辨清基于不同神经症结构而产生的困难种类，我们才能准确了解某种特定的困难。每一种神经症结构在工作中都有它的优势和困难。这种关系非常明确，以至于当我们知道了某一特定的结构时，我们就能——几乎能——预测可能出现的障碍的本质。而且，由于我们在治疗中并不处理“某种”神经症，而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患有神经症的个体，因此，这样一种精确对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迅速地找到特定的困难，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些困难。


    要想将工作中许多神经症障碍所产生的痛苦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工作中的障碍并非总会产生有意识的痛苦，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这些障碍总会浪费一个人的精力：在工作过程中浪费精力，因不敢做与其能力相称的工作而浪费精力，因不挖掘自身资源而浪费精力，328因损害工作质量而浪费精力。对个体来说，这意味着他在某个根本的生活领域无法满足自己。成千上万这样的个人损失加到一起，工作中的障碍就成了人类的损失。


    虽然许多人并不怀疑这种损失的真实性，但他们对艺术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艺术家的创造力与其神经症之间的关系还是感到不安。他们会说：“就算神经症一般情况下会带来痛苦，尤其会导致工作中的困难，但是痛苦难道不是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大多数艺术家不是患有神经症吗？如果让一位艺术家接受分析，他的创造力不是反而会削减甚至是破坏吗？”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分开来看，并审视其中所涉及的因素，那我们至少会有所了解。


    首先，个体所具备的天赋与神经症没有什么关系，对此几乎没有人怀疑。最近的教育事业已经表明：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大多数人能绘画，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伦勃朗（Rembrandt）或雷诺阿（Renoir）。这并不是说只要有足够的天赋就总会展现出来。就像这些实验所表明的，神经症毫无疑问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天赋的展示。一个人自我意识的程度越低，所受的威胁越少，他就越不会试图顺从他人的期望，越不需要事事正确或完美，也就越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天赋。此外，分析经验也更为详细地表明，神经症因素可能会阻碍创造性工作。


    迄今为止，对艺术创作的关注不是对既定天赋（即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艺术表现能力）的重要性及价值的看法不明，就是低估这种重要性和价值。不过，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算天赋本身与神经症不相干，难道艺术家的创造力也不与某些神经症状况紧密相连吗？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更为确切地弄清究竟是哪些神经症状况有利于艺术工作。自谦倾向占据上风很明显就是不利的。实际上，具有这些倾向的人对这个方面往往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完全清楚329——在他们的骨子里——他们的神经症已经剪断了自己的翅膀，使他们不敢表现自己。只有扩张性驱力处于上风的人以及放弃型中表现出反叛倾向的人，才会害怕在分析中失去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他们真正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用我的术语来说：他们觉得，尽管对控制的需要可能是神经症的，但正是这些驱力给了他们创造的勇气和热情，使得他们能够克服其中所涉及的一切困难。或者，他们觉得，只有完全摆脱与他人的联系，不受他人期望的干扰，自己才能有所创作。他们（在无意识之中）害怕，一旦这种觉得自己像神一样的控制感稍微有一丝动摇，自己便会深陷于自我怀疑和自我轻视之中。或者，就反叛者来说，他们往往觉得自己不仅会陷入自我怀疑之中，而且还会成为顺从的自动化机器，从而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


    这些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所害怕的其他极端情况在他们身上也存在——从其现实可能性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过，这些害怕都是基于错误的推理。在许多患者身上，每一次当他们仍深陷于神经症冲突之中，以至于只能“非此即彼”地考虑事情，并且无法想出真正可以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些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倘若分析的进展相当顺利，能让他们获益，那么，他们必定将会看到并体验到自我轻视或顺从倾向，但毫无疑问不会永远保留这些态度。他们将会克服这两种极端中的强迫性成分。


    在这一点上，又引发了更为深入的争论，这种争论比其他的更富思想性，也更为重要：假定分析能解决神经症冲突，并使个体更加幸福，那它不会同时因为消除了过多的内心紧张而使他仅仅满足于存在（being）从而失去创造的内心冲动吗？这种争论可能具有两大意义，而且这两种意义都不能轻易忽略。它包含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艺术家需要内心的紧张，甚至是痛苦，才能激发出创作的冲动。我不知道一般情况下是否真的如此330——但是，即便是如此，难道所有的痛苦都必须来自神经症冲突吗？在我看来，即使没有这些神经症冲突，生活中也有足够多的痛苦。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不仅对于美丽与和谐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性，而且对于不和谐及痛苦亦是如此，除此之外，他还具有更强的体验情感的能力。


    此外，该争论还包含这样一个具体的论点：神经症冲突可能是一种生产力。我们之所以要认真对待这一论点，其原因在于我们在梦中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梦中，我们的无意识想象可以解决当时困扰我们的内心冲突。梦中使用的意象是如此浓缩、如此相关，如此简明扼要地表现了本质，以至于在这些方面它们与艺术创造相似。因此，一个极具天赋的艺术家，如果掌握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并能应用于作品之中，那么，为什么他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创作诗歌、绘画或作曲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下面这些情况，从而对这一假设做出限制。在梦中，一个人可以获得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神经症的，两者之间的可能性范围极为广泛。这一事实对于艺术创作的价值来说也并非毫不相关。我们可以说，即使一位艺术家只能很好地使用其特定的神经症解决方法，他也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倾向于采用这同一种解决方法。但我想知道，比如，达利（Dali）的画和萨特的小说的一般有效性会不会因此——尽管他们具有高超的艺术能力和敏锐的心理领会力——而减弱呢？为了避免误解，我得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任何戏剧或小说都不应该表现神经症问题。相反，在某个时期，当大部分人受到这些问题的折磨时，艺术表现能帮助很多人意识到其存在及意义，并帮助他们弄清楚这些问题。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任何涉及心理问题的戏剧或小说，其结局都应该是大团圆。例如，《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的结尾就不是美满的结局。但是，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它不仅控诉了一个社会和一种生活方式，而且，331它还清楚地描述了一个深陷于想象之中却不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自恋型解决方法的意义上说）的人必然会遭遇的下场。如果我们不了解作者的立场，或者不了解作者是否在表述或宣称某一种神经症解决方法是唯一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位作者的某件艺术作品。


    从刚才所提及的考虑中，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到另一个有关问题的答案。由于神经症冲突或者他们的神经症解决方法可能会麻痹或损害艺术创造性，因此，我们肯定也可以说它们同时也能引发艺术创造性。也许迄今为止大部分这样的冲突和解决方法对艺术工作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该如何界定哪些冲突能为艺术家提供建设性动力，而哪些冲突会扼杀或削减艺术家的能力（或者损害其作品的价值）呢？这种界定仅仅取决于一个量的因素吗？我们当然不能说艺术家的冲突越多，对他的工作就越好。是不是有一些冲突会有利于他的工作，但太多冲突就没有好处了呢？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界定“一些”和“太多”呢？


    显然，当根据量来考虑时，我们会不着边际。有关建设性的神经症解决方法及其含义的思考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不管艺术家冲突的性质任何，他都不能迷失在这些冲突之中。他身上肯定存在某种非常有建设性的东西，能激发他挣脱这些冲突并对它们采取一种立场的愿望。不过，这等于是说不管他的冲突如何，他的真实自我都必须活跃到足以发挥作用。


    从这些考虑中可以看出，人们通常所坚信的神经症对于艺术创造而言的价值其实并不存在。剩下唯一有可能发生的是：艺术家的神经症冲突可能有助于激发他进行创造工作的动机。而且，他的冲突以及他寻求摆脱这些冲突的方式可能是他创造的主题。例如，就像一位画家会表达他对某个山景的个人体验一样，他也会表达自己内心挣扎的个人体验。但是，只有当他的真实自我还活跃，还能给予他深刻的个人体验、332自发的欲望以及将其表达出来的能力时，他才能进行创作。不过，正是这些能力，会因为他与自我的疏离而使他有陷入神经症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逐渐看清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所在——认为神经症冲突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冲突最多只能暂时性地激发动机，但创造冲动本身和创造力只能来自他自我实现的欲望以及服务于自我实现的精力。如果这些精力从用于简单而直接地体验生活被转移去证明什么东西——证明他不是他自己——那么，他的创造力必定会受损。相反，如果在分析中艺术家的自我实现欲望（即他的自我实现驱力）得到了解放，那么他便会重获其创造性。如果认识到了这种驱力的力量，那么，有关神经症对于艺术家之价值的所有争论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因此，艺术家不是因为有了神经症才能创作，而是尽管有神经症，但还是能够进行创作。“艺术的自发性……乃是个人的创造性，是自我的表达。”[4]


    * * *


    注释：


    [1]本章部分段落摘自1948年发表在《美国精神分析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上的一篇论文《工作中的抑制》（Inhibitions in Work）。


    [2]在《工作中的抑制》一文中引用这两个例子时，我仅提到了因未能达到预期的优秀而产生的反应。


    [3]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放弃。


    [4] John Macmurray, 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