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走向一种大众精神病学

    精神病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就我们的367目的而言，还必须给它下个定义。有一种关于精神病学的含义使它成了一种关于精神障碍治疗及预防的艺术，或经验实践的一部分。不过，关于精神病学的这种含义与我们在这里的主题毫不相干。正如这里将要讨论的一样，精神病学是一门科学及其相关的技术。精神病学这门科学在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得到了滋养，在医院和诊所的环境中得到了成长，但是，这种科学只不过是一种像西欧的地理科学一样的精神疾病科学。


    精神病患者是生活在或多或少比较一致的文化中的特殊群体。精神病学这门科学是从关注有精神障碍之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自然而然会成为一种在既定社会制度中盛行之条件下的生活科学。我相信，虽然这种说法完全不言自明，但它并不意味着某一位特定的精神病科学家需要关注社会中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


    一位物理学家可能会把他在科学方面的所有努力都集中于自古以来称之为“光”的特定方面，而且，他的这种做法还很有用。只要他所发现的结果是有效的物理现象，那么，他的结果在整个物理学领域都会很有意义。例如，他所发现的结果在波动领域可能比在引力领域具有更为丰富的意义；但是，人们在此处也许会想起对爱因斯坦预期的确证，即光在穿过引力场时会“弯曲”。


    在我看来，精神病学这门普通科学所涵盖的领域与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必须将科学精神病学定368义为是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并最终需要使用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场论(field theory)的概念框架。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人格被视为是有前提的。可以进行研究的是过程的模式，这些过程的模式是特定周期性情境或场中人格互动的特征，而这些情境或场中也“包括”观察者。由于任何一个参与观察的人只能研究一定数量的情境或场，而这有限的情境或场绝不能代表人类生活整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此，他便无法揭示自己的所有人格，而且，“他对自己的了解”也将由于界定不清的因素或实际上没有注意到的因素而始终有点不完整，且带有各种偶然性。他对“他人”所作的概括也必然甚至更为不完整，更具偶然性。


    观察者(即，收集精神病学数据过程中用到的一种装置)因此可以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在理解上并不完善的工具，运用这种工具所得到的一些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这个结论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来禁止发展一种科学的精神病学， 更谈不上一种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的精神病学了。它无疑会禁止对精神病学的当前状态产生任何自负的态度，但是，人们很可能已经注意到，每一门科学一直以来——而且，不那么明显的是，至今依然——都处于相同的境地。人们也可能注意到，即便对内燃机的原理一窍不通，也不会妨碍一个人很专业地驾驶汽车，尽管如果一个人匆忙之中误用易爆物来代替汽油，则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现在，我试图在一般精神病学的领域内确定一个位置，由此出发，我将着手对世界的图景作一临时性的合理概括。人们能够观察和分析的事物，最终都将变成一个关于紧张和能量转化的问题，后者中有很多都是明显的行动(actions)，但是，正如我们所说，也有不少是在内心进行的模糊的活动。


    任何人只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过去便可以发现，令人真正感到吃惊的是，构成其生活的紧张模式和能量转化模式，实际上是他在一个369具有特定期望的社会里接受生活教育的问题。如果他聪明的话，他也能注意到他的教育者的期望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合宜的成分；他发现，对于在他业已介入的团体中生活，他还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果他具有哲学的倾向和历史的头脑，那么，他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缺乏充分准备这一要素，正是处于每一个扩展世界联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加速社会变革的时期的人们的特征。


    如果他对精神病学感兴趣，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将开始考虑预见在决定能量转化的适当性和合宜性，以及他相对于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他发现自己已经与重要他人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的真实需要而做出之外显活动和内隐活动方面的作用。


    在这里，我想略微谈一谈我所认为的人类特征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也就是人们常常说到但阐释得有些模糊的抱负、预期和期望的重要性，这些抱负、预期、期望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这个词语就是预见，它的显著影响在于使得不久的将来成为解释人类事件中的一个完全真实的因素。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在这里所介绍的显然是一些目的论的东西：我要说的是，环境并不干预一个人带着他的过去、现在和不久的将来生活，所有这一切在解释他的思维和行动方面都显然是相关的；不久的将来(near future)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遥远的未来则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请注意，我说过“环境并不干预”这样的话。这句话来自于对干预的研究，干预通常会减弱或者说改变预见的功能性活动，使得人性随着与他人的交往而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我们假设，一切生物紧张都来自有机体整个空间范围“内部”以及/或者“外部”的事件进程。人类的紧张也不例外，但是，有一种人类紧张——一种非常重要的紧张——紧随某种特定的事件而来，对于这些事件的体验，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所特有的。


    正因为这一个重要的例外，我们便可以认为，紧张是特定能量转化的需要(这些能量转化可以驱散紧张)，期间通常伴随着一种“心理状态”的改变(即，一种意识的改变)，对此，我们可以用满足370(satisfaction)这个综合的术语来加以概括。


    因此，对于特殊的紧张来说，可以感觉到的成分[我们称之为饥饿(hunger)]，可以通过包括取食在内的活动而得到愉悦的满足。我们的饥饿并不是紧张，紧张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意识中的一种现象，从任何简单的时空意义上说，它也不完全是我们的“内部活动”。但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我通常可以相信这种特定的“心理状态”，以完美地符合我对食物的需要，并“决定去吃东西”或者“决定去吃晚饭”，或者意识中会出现其他某种“想法”，这种想法听起来就好像是有一种被称之为“我”(I)的东西正指示某种其他东西[也就是“我自己”(myself)]为“我的饥饿”做点什么事情，同时我还相当肯定，当这一操作完成以后，我将感到更加舒适。


    不论“一个人的头脑中”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盛况或情形，对食物的需要总是会回溯至过去产生这种需要的情形，而且，在此基础上，其可以感觉到的成分就可以说是具有“意义的”，此外，它还会延伸至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某个适当的环境中，它的紧张会通过某种恰当的行动而得以缓解。


    我们像其他许多生物一样，也拥有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反复发生的需要——甚至还包括反复发生的想与他人接触的需要(这种需要常常被人感觉为是孤独)，这种需要在群居动物中也会出现。


    对于其他大量单一的反复发生的紧张，把握其本质的话，对于理解人类生活来说十分基本，当然，这很可能仅限于人类以及人类驯养的动物。它不仅产生于与维持生存和繁殖物种有直接联系之物理化学事件和生物事件的影响， 而且也产生自人的影响。这种紧张可以感觉得到的组成成分包括焦虑的体验；回避或缓解这些紧张的活动，都会被体验为连续的或增强的自重或自尊，它显然不同于平常所说的“自我满足”的含义。所有促成自尊371变化的因素，除了人类生来就具有的焦虑能力外，完全是一个关于过去人际经验、既定人际情境以及对未来将发生之事的预见的问题。


    根据人际活动的方式，我可以想到的是，个体的焦虑是被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话，只要个体预见这种活动会发生，他就会感到焦虑，而且，只要这种活动发生，他的自尊就会降低。这种紧张积聚的领域是个体在重要他人手中接受生活训练的领域，也是他能够某种程度上对这些训练经验进行综合的领域。


    在某些生物事件发生之前，个体不可能接受其他人的训练；也就是说，在适当的能力成熟之前，个体是不可能接受其他人的训练的。在此之前施加的训练，显然不同于“有意的”训练，而且，如果它们真的具有效果的话，也只能是对受害者的未来发展施加非常不幸的影响而已。注102 这种生物学上规定的能力的成熟顺序构成了目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人类发展阶段(婴儿期、童年期、少年时代、前青年期、青年早期、青年晚期、成年期)……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发展阶段这一观念的含义。当能力成熟时(而且也只有当能力成熟时)，一种有价值的经验才会随之发生。如果能力没有成熟，如果这种经验显然不适于提供与他人一起生活的能力，那么，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水平上，未来建立适当的、合宜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显然会降低，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可能性的降低与能力的形式有关，这些能力在这一特定阶段的有利环境条件下通常会发展起来。


    从这一观点看，不仅较早的发展阶段，而且每个发展阶段，就其本身而言，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就人际关系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在完整意义的人类世界上从出生朝着生活的成熟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发展阶段都同样重要。通常情况下，这样一种说法是对的，即童年期所出现的372严重失常情况，会严重干扰随后少年时代的事件进程，使得与同伴一起生活，以及在学校及其他非家庭成员权威之下生活的建设性影响明显缺乏。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即始于童年期的严重失常，会在少年早期由于好运而获得了纠正，因此，这种失常所残留的痕迹只有在诸如“情绪紧张”、过度“疲劳”、缺氧血症、低血糖、酗酒以及相关的“去脑”(decerebration)等情况下才能观察到。注103


    在密集的、有指导的心理治疗进程中，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观察到一种凝练的、相对具有替代性的对发展经验的不足所进行的补救，这似乎是一种巩固患者人际关系方面的有利变化的成功方法。


    这样一来，在前青年期没有得到纠正的不幸，会使一个人一生中在与重要的同性打交道时，处于不利的境地。当通过与患者“一起”的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这种不适的模式变得非常清楚时，病人的前青年期往往就会来得晚，且很短暂。先前有所保留的接触将深入发展成非常友好的友谊；“交到好朋友”而产生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对患者来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当前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促进交到好朋友。与此同时，医患关系中的强烈动机处于中止的状态，就好像他对这一工作已经失去了任何特别的兴趣。很快，这种对“外部”的依附就会失去强度，一个朝着有利方向改变的患者会再次与精神病医生一起努力，去查找有关他目前正在慢慢恢复的无能的细枝末节。


    这就说明了我所说的三种人中的同性恋者的含义：这三种人我们可以分别称其为自恋者、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对于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场力量模式，我们可以恰当地分别称之为不爱人、爱上一个同性的人、爱上一个异性的人。爱的能力是生殖行为和性行为模式中的一个因素；不过它只是三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要想“弄清楚”这个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就必须考虑这三个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人在青373春期来临之前就已经表现出爱的能力。但是，还有很多人在某种相对活跃的性生活确立之后很久才逐渐发展出爱的能力。


    就我当前的目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引入人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治疗”过程的例子来加以论证。它来自对心理治疗中“成功”和“失败”的长时间考虑——以及对增加“成功”比例、加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的考虑——由此，我开始逐渐地确信，我们可以依赖每一个人朝着更加适当、更加合宜的生活方式前进的驱力；简言之，我们可以依赖每一个人朝着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方向前进的内驱力，如果预见未来能力的提高，能够提供一个令人满足的美好前景的话。当一个人因患精神障碍而住院，致使“脱离正常生活”好几年时，当一个人上了年纪，或者当一个人似乎面临着不得不放弃目前生活(不管这种生活有多混乱)所提供之声望和收入的前景时，上述如果便起了大作用。


    在提高与重要他人相处之能力方面经常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并非源于倾向的缺乏，而是由于其他某种东西而引发；不管生活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这种东西都表现为生活中的一种平衡因素，也就是，人格内广泛的经验组织，我将这种东西称为自我系统。


    我认为，如果说严重扰乱平衡状态的任何东西(即，倾向于给某个与人相处之确定模式带来根本改变的任何事件)会引起焦虑的紧张，并唤起缓解这种紧张的活动，那么，这种说法将满足我当前的目的。这种紧张以及减轻或缓解这种紧张所需的活动——我们称之为安全操作，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可以这样说，它们致力于在一个人与他人相处时所表现出来的尊严中维持一种安全感——总是会干扰任何其他碰巧同时出现的紧张和能量转化。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安全操作的效用。安全操作在保护个体的自尊方面通常十分成功。如果没有安全操作，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支离374破碎的社会组织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将会是非常困难或者不可能的。我们(尤其是美国的民众)在设计和传播适当的替代物来取代当前无处不在的安全过程之前，便很可能因为丧失安全操作而使自己难以生存下去。


    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在年轻人为生活做准备的过程中，过去比合理预见的未来更为重要，焦虑和安全操作就会成为人类生活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今天，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运用这一不可或缺的工具时，安全操作成了一个阻止个体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车闸——或许我可以用它们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来加以说明，它是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


    在这个例子中，我将提及所谓的选择性忽视过程，它事实上与单纯的疏忽、忽略十分不同。通过选择性忽视，我们会对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所做的以及所说的大量真实存在的事物不予承认，这不是因为我们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区域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推论分析的过程遭到了自我系统的抵制。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予以选择性忽视之事物的含义，将会使得一个业已确定的处理人际情境的模式发生根本的改变，将会使我们要么更有能力，要么能力更差，但是，不论何种情况，它肯定不同于现在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对于大量选择性忽视的事件进行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将会扩展自我系统，自我系统通常控制着意识的内容和参照过程的范围(这种参照过程在与他人沟通的过程中十分有用)。选择性忽视这一经常重复发生的奇怪现象，就解释了我们在无数带有偏见的言语表达中所持有的信念(那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文饰作用”)，还部分地解释了波旁王朝家庭成员(the Bourbou)注104的人物特征，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也从不记住任何事情。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奇的事物到了一定程度总会引发一种分离的力量，其可以感觉到的成分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害怕，但其他大量具有启发性的观察(它们并不具有威吓性质的新奇性和差异)，却完375全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自我系统的平衡性影响——形状各异的树木往往能反映其枝丫在发展年月中弯曲的方式。


    精神病学理论超出了我们熟悉的范围，它属于“外国人”的世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相异，从而引起一种明显的区别，即害怕和焦虑的各种表现与自我系统的活动之间的区别，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讨厌、厌恶和反感，以及当今普遍存在的对他人的不信任。


    当前的理论使得憎恨成了人际情境的一种特征，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常“引发彼此的焦虑”，并且“无法离开这一情境”，因为有一些联结力量把它们结合到了一起。如果联结的力量完全在意识之外起作用，那么，不可思议的迷恋(有时候是厌恶或反感)就可能会出现。如果整合的力量不是十分强烈，如果情境“不是非常重要”，那么，“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隐蔽性的”、“实际上并不合理的”讨厌和不信任的轻微表现形式就会显露出来。所谓“实际上并不合理的”指的是一种关于讨厌或不信任的有效陈述</a>无法得到系统的阐述。不愉悦的“情绪”产生自某种事物，而不是产生自个体很容易就可以获得的对于情境的认识。


    让我们根据一些完全未经加工的例子来说明这些术语的含义。一对恋人若显然是为了相互利用而结婚，那么，双方的朋友都会越来越不舒服地注意到，这两个人在朋友面前似乎越来越多地相互羞辱对方。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一种日益增加的憎恨的整合。


    另一个例子：一位母亲从护士手里接过了照料她第一个孩子的工作，她感到心烦意乱——头晕，脸色苍白，颤抖得厉害，而且全身淌汗——原因在于，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弄脏了的尿布。显然，她正在经历一种不可思议的厌恶情绪，这主要是她的生活训练问题。


    还有一位母亲，她发现，她15个月大的孩子正抓着明显“勃起的”生殖器。为此，她内心充满了颤抖的“情绪”，这种情绪与许多人第一次想376到女巫安息日、 伏都教仪式或其他民间流传的人格化了的性罪恶(Sexual Evil)时产生的迷恋和恐惧有关。顺便说一句，上述那个婴儿由于共情而充满了最原始的焦虑，其惊呆的程度就像头上被榔头敲了一下一样；但是，如果那位母亲的“反应”由于习惯或“洞见”而没有改变的话，那么，随着孩子逐渐地进入少年时期，他将表现出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症——“触摸自己的生殖器”，或者想到“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就会感到非常厌恶；并且常常会充满活力地(如果有点冷淡的话)希望，自己可以被别人“触摸”，进而很可能希望“触摸”他人；在经历了实际的经验之后，他便会开始“讨厌”和回避他们，或者更为不幸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冲突”反复之后，令人不安的厌恶感不断地加深。


    或许，现在我可以进入本章的主题了；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没有哪个人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对每个人在每一个地方的基本“生活事实”进行意义重大的探索，但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可供建设性努力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如果)一个人通过参与观察来仔细检查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而不是一味地陷入“希望得到最好”的领域。


    今天，精神病学家的每一份建设性努力都是人际场操作的一种策略，人际场操作试图确定那些阻碍患者与其他人有效合作的分离力量的领域，力求拓展患者的意识，这样便可以排除使这种不必要的阻碍。


    要建立一种面向大众的精神病学，我们必须遵循与用于重要群体完全一样的策略——重要群体包括：家庭、社区、政治实体、地区组织、世界性集团——确定那些阻碍团体之间为追求共同福利而进行整合的分离力量，找出每个团体的文化特征或亚文化特征，以及用来将其强加于年轻人身上的方法(正是这些方法长久地限制了年轻人建设性成长的自由)。


    精377神病学家要治疗有缺陷的患者，必须掌握的策略有：(1)阐明目前反复出现不幸活动的实际情境，从而使得有障碍的模式清晰地显现出来；(2)发现这种波及当前和不久将来的不适当、不合宜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不那么明显的结果，包括医患关系，以及患者对于这种关系所抱的期望；(3)随着不适当发展的问题得到了清楚的系统阐释，便可利用他的能力去探索这个问题在他过去与重要他人相处时的经验中的起源。


    我们必须指出，一种与医生和患者经常看到的完全一样的对生活的歪曲，会使这种探索变得十分困难。医生和患者不仅“看”不到令人烦恼的模式，而且都会倾向于把这些困难与他人在不那么幸运的人际关系中所产生的不悦特性联系到一起。每个人都会关注他人身上相似的局限性，且双方的努力容易集中在无关的或不重要的问题上，直到两人都丧失勇气，或者依然坚持误导生活。


    要建立一种面向大众的精神病学，高水平治疗，同时也是高水平研究的这些策略要求必须进行如下扩展：初步发现紧张和能量转化的真实的主要模式，它们是该团体中更加适当、合宜的生活的特征；这是注意到以下这些例外情况——这些人中间心理障碍的事件——的背景，如果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对它进行研究，将会产生误导。在我们自己的发展背景中，也发展一种纠正局限的技能；这样，就有可能更好地观察实际上抵制拓展我们被试任何整合倾向的因素，以便可以将与他们相异的其他团体代表也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对我们自己整合程度的预备性试验；进而找出团体间生活之预见方面的真正问题所在，这些问题的根源常常可以追溯到我们被试所接受的生活教育。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述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些世界性的精神病学探究与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例子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这些都很常见，在这些例子中，医生和患者在生活中所承受的障碍差不多是一样的。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缓解这样一种378情境中的障碍，与此同时，还可以为一个经常听到的问题，即“我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提供答案。


    我关于焦虑的概念在此处很恰当。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至少是暂时没有意识到)与生活相联系的、程度较为轻微的其他紧张，但我们从来都不会意识不到焦虑的出现。这种意识有可能是(而且常常都是)短暂的，尤其是当一种恰当的安全操作被唤起时，更是如此。这种意识可能会因不同的个体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也可能会因不同的事件而具有不同的特征，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始终是令人不愉快的。在焦虑发生时，个体通常能够意识到某种令人不快的东西；但是，不论个体仅仅只是认识到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还是注意到活动中存在的某种困扰或相互作用区中的某种姿势紧张——例如，面部表情或音调的改变——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如某组骨骼肌的收缩、心跳加速、肚子不舒服或者意识到自己开始出汗等；正如我所说，不论出现何种症状，个体总会(至少会暂时性地)意识到自己有点不舒服，或者十分不舒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不管在意识到身体感觉状况变差之后会发生什么，意识始终都是存在着的。它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使人们“尽可能不去注意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并想方设法“忘掉它”。但是，如果一个人意欲对其做参与性观察，就需要付出极大的注意力了，或者至少回顾一下这些短暂的焦虑活动。它们是指示器，表明人际领域中的自我系统在那个时刻的活动增强了。


    它们标志着事件进程中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某种分离的东西(倾向于脱离其他同伴的某种东西)已经首次出现，或者已经突然增强。它们标志着一种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朝向某一共同目标的运动变为保护个人自尊，并且伴随着明显复杂的人际活动。


    一个人只要能够回溯性地观察到引发焦虑的确切情境，他便可以推断出379难以与人相处的相应模式。由于这些模式通常是过去训练或缺乏训练的问题，因此，察觉这些模式并非一件易事，但是，我想重复一遍，这绝不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个体的人格系统中存在真实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回忆与引发焦虑的实际情境相关的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会变得十分困难。


    关于上述情况，有两点还需要说一下，我想要说的是，对人际关系的分离过程所做的自我观察。


    焦虑不仅表现为对其自身的觉察，而且还表现为处于某些复杂的“情绪”体验之中(这些复杂的情绪体验通过特定的早期训练，已被精心加工)。尽管我无法详细地论述所有这些情绪，但我可以列出它们当中的一些名称，这些名称应该可以“体现”其本质：窘迫、羞愧、耻辱、内疚和悔恨。这些不愉快的“情绪”在其中出现的情境，尤其难以进行精确的观察，也难以进行最有价值的回顾性分析。


    当经验融入这些复杂的不悦“情绪”的发展之中时，产生自经验的一组安全操作，对人们来说，同样是难以观察和分析的。这些安全操作都是思维和行动的活动，我们似乎经常把这些思维和行动的活动归因于他人的感受，或唤起他人的感受，如窘迫、羞愧、耻辱、内疚或悔恨等。对此真实的情境进行回溯性的观察和分析也特别困难，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被驱使着做出这样的行动，就好像他人“应该为他自己而感到羞愧”，就好像他人“很愚蠢”或者应该为某些事情而内疚(这些事情可能是品位的缺失，也可能是致命的罪恶)。这些人际活动基于相对较低的个人价值，将他人置于不利地位，因而是生活中极其麻烦的要素，也是探究陌生人时的一个极大障碍。


    贬抑和损毁的想法与行动会让一个人感觉比他人“好一些”，可以说，它以他自己的代价抬高了个人的自尊，我们一直怀疑这是由于焦虑而引起的。这些过程远</a>离了对个体相对个人的生活技能所做的一种明智的探究。它们表明人们无法很好地运用观察和分析，确切地说，它们反映了正在运用观察和分析的那个人的一种低自尊。一个人越是迅速地对另一个人380产生贬抑的看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内心深处对自身在这贬抑的领域中的价值的看法也会越差。


    在对他人做参与性观察时，纠正其中的干预(这种干预源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真正优越感)是相当容易的。至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有害结果，则是另一回事。当我们认为他人所表现出的正是我们深感羞愧且我们希望隐瞒的某种情况时，就会很容易对他们持十分严厉的批判态度。


    对于参与性观察(对典型的、不太熟悉的背景所做的参与性观察)所做的更为普遍但通常不被注意的干预，上述情况必定足以成为一种标志。我几乎不需要讨论语</a>言困难的作用或对文化模式的纯然无知(对此，无需加以评论)。后者实际上只是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情况，这与在跟陌生人打交道时的干预相似。


    一种走向大众的精神病学若要取得进展，可以沿着两条路线展开探究：(1)增强对有意义模式的把握——以及对模式之模式的把握；(2)揭示人格发展各过程中的重要细节，通过这些人格发展过程，不同社会组织中的人们会逐渐地在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表现出或多或少适当的和合宜的行为。


    这两条探究路线对彼此而言都是必要的补充。第一条路线可能会被人们视为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家的兴趣和技术，但是，如果没有第二种探究所获得的数据，第一条路线就不能很有把握地被推进得很远。而第二条探究路线，倘若没有第一种探究所提供的临时性假设，则难以获得有意义的数据。这两条探究路线为彼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检验，如果没有这种检验，这两条探究路线都不可能取得确定无疑的显著进展。


    人际关系理论非常强调参与性观察的方法，且不太看重通过其他方法所获得的数据，至多将其放在次要的位置。这种情况进而意味381着，面对面的技能或人对人的精神病学访谈(psychiatric interview)技能是最为基本的。


    虽然运用媒介渠道——通信、出版物、无线电、有声电影等——进行的交流可能有着重大的价值，尤其是有关人员通过之前面对面的交流彼此已经十分熟悉时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精神病学访谈中，交流绝不意味着仅仅只是交换语境，而是场过程(这些场过程意味着有关人员的重要推论)的一种十分复杂的模式的发展。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当前有关人们能够从精神病学访谈理论和实践中学到些什么的观点；我主要想强调从事访谈的精神病医生的工具性特征，以及他能够自由观察——以及后来的分析——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尽可能多地观察和分析他的表现，将其作为构成访谈的场模式的一个动力核心。


    我们可以认为，有关良好精神病学访谈的一切都与朝着一种大众精神病学方向所做的任何工作的人际关系方面直接相关。当语言障碍和文化方面的其他不确定性成为拦路虎时，重要的是，应避免对“他人”做出错误的结论。


    若要探究教育年轻人的不同方法，就必须密切关注生物时间(biological time)，因为它反映了年轻人一系列能力的成熟状况；同时，还必须密切关注社会时间(social time)，因为它反映了青年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知道自己如何做出行动”的一系列期望；此外，还必须密切关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大事记</a>(chronology)，因为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该年轻人所接受的各种教育努力。


    上述三个领域均有各种变式，这些变式的普遍流行对于理解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构成了社会)来说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延迟的青春期对我们任何一个地区的许多年轻人的继后行为的适当性和合宜性所产生的影382响。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当一个来自小镇的非常聪明孩子进入大都市的一所大学</a>时，对他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我们还可考虑一下，在性病预防方面，相比于封锁该领域的信息，早期训练所产生的可能影响。


    通过更好地把握这些系列事件中的重要模式，我们便能帮助患者让他们学会自助，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越来越好地了解到支配人际活动可能性的各种因素。只要我们能够理解(或者近似于理解)我们所咨询或治疗的人们继而表现出来的人格发展的实际过程，我们便能够“弄懂”正在进行的事情了。不管你是刚到马来亚的一个陌生人，还是当地人，情况都肯定是这样。


    由此而得出的紧迫任务


    在一个认为时间极其重要的世界上，在培养出新一代人来掌握政权之前，我们是无法推迟建设性的大变化的，因此，对人格中有利变化的动力机制做最为彻底的审查已成为十分紧迫之事。即便时间不是非常重要，这种紧迫性还是一样，因为我们不能“跳过一代”，使生活训练或按原生家庭的现状进行，或远远地脱离原生家庭的现状进行。对父母的工作矫正得越少，儿童的进步便越快。在为年轻一代的生活作准备时，我们给父母提供的帮助越确定，对大多数人来说，良好的结果将越以几何级数扩展。


    我认为，对于那些从实际年龄来讲已届成年的大多数人(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如果认为他们好像对重要的生活内容已经了如指掌，那么，这种说法和想法便不再明智，也不再是权宜之计。


    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普遍的文化教育和完全的“信息自由”本身并没有给时代的紧迫问题提供任何解决的办法……除非把信息自由用于一种目的，即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否则，信息自由便毫无意义。


    383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是否会怀疑用一种偏见去取代另一种偏见要比产生有根据的判断更容易些呢？我们在向所谓的世俗之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难道没有把这一点真正放在心上吗？也许我们换成这样的提问方式更好些：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吗？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父母之间交流不良家教经验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现象甚至在一些精神病医生家里也会看到。现在，有相当数量的父母深受各种有关“挫折”、“固着”和“依赖”等的不确定性之苦，致使他们自己都需要精神病学的帮助，更不要说他们的子女了。看来，我们没有做好这个充满活力的领域的大众教育工作。或许，我们的信息不适当；不过，也有可能是，信息不差，但我们却把它用得很糟糕。


    我坚持认为，实际年龄上已届成年的大多数人必定都是凭借信念来涉足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这一点不证自明。对未来的大希望并不在于改变这一事实，而是减弱当前信念中某些错误要素所产生的影响，使得那些在长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相比于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其他权威人物，拥有更大的自由来观察、理解并做出正确的预见，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力。


    要达到这一令人非常满意的目标，绝非易事。这需要我们想出建设性的、功能上一致的方法来修正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主流文化，这样，从中——不管是模糊不清的、很早时候就灌输的良心(conscience)模式，还是后来习得的、不那么深奥难懂的社会上所公认的文饰作用和强有力措辞的模式——产生的个人必须履行的责任在理解方面将较不受限，且更能自由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实际上，这是一项无数有技能的人都可以很好地致力于其中的任务。


    恫吓儿童的做法一旦被设计出来，大家就会更好地加以贯彻；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通常让人非常不愉快)都认识到了其必要性，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明确地承担起了责任。我以最为严肃认真的态度对384你们说，一旦你们欠下了社会秩序之债，别想用“无中生有”或“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的话来搪塞，那绝不是逃避还债的理由。从现在开始吧，并且如果历史继续，就让后人说你们在20世纪科学的西方世界曾从事过衡量人的高尚劳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