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睡眠、梦和神话

    作为从安全操作中329解脱出来的睡眠


    在讨论为人们所相对忽视的睡眠(sleep)、梦(dreams)和神话(myths)这些主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失调时，我将只简要地提一下睡眠问题。睡眠真的是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撇开所涉及的一切生物学因素不谈——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从定义上看，在生活中，我们几乎可以摆脱保持安全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当睡着时，我们相对缺乏安全操作，因为进入睡眠状态的活动本身需要这样一种情境，即这种情境按常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个体远离对其自尊构成危险的那些因素。当个体严重焦虑时，尽管他感到非常疲劳，而且很难赶走睡眠的需要，但他实际上是不可能睡着的；在这些情况下，睡眠被分割成一些简短的时期，也就是深度睡眠(deep sleep)和相对来说为时较长的浅度睡眠(light sleep)，对于这种浅度睡眠，我们很难从客观上将其与醒着的状态相区分。在其他一些情境下，深度睡眠往往是在非常浅的睡眠阶段不知不觉发生的事件，以至患者通常会报告说他根本就没有睡着；尽管在此情境中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对个体自尊的威胁，也不存在任何明显的焦虑之源，但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在做梦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具有焦虑特征的某些东西，例如与某些难缠的人打交道，等等。过去，我常常对有些病人持批评的态度，因为他们报告说自己睡不着觉，而且感到精疲力竭，但不带偏见的观察者的报告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实际上整个330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睡着的；我认为，这是某种类型的替代操作，其本身就应当加以处理。但是，有一次，当我在夜间有规律地每隔一段时间就被唤醒时，我发现，维持自己被唤醒的过程而耗费的时间，和试图去回避自己被唤醒的过程而耗费的时间(也就是使我回到睡眠过程而浪费的时间)加到一起，实际上，我的大部分睡眠时间都属浅度睡眠，以至我不能从安全操作中获得解脱，而这种解脱本身，与醒着时的紧张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于是，我很快就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人们在整个夜间都没有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未能保持自己所需要的睡眠状态——尽管他们可能断断续续睡着的时间加起来甚至达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或七个小时——就往往会认为自己整晚都没有睡着的原因了，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从这样的睡眠中得到任何好处。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根据精神病学的观点，睡眠的功能性重要作用在于使个体从安全操作中解脱出来，获得极大放松。这样一来，白天的许多未能满足的需要，以及白天业已满足之需要中未能满足的成分——它们之所以在白天不能得到满足，原因在于与其相联系的焦虑和安全操作——在睡眠中便可以尽可能地通过内隐操作和象征手段而得到满足。尽管这种情况难以直接证明，但却可以通过推断而得知，也就是基于人们在否认睡眠时的陈述</a>来进行推断；在这样的情境里，个体对先前不受欢迎的、不被赞许的动机所作的处理，会相当迅速地恶化，而且心理健康方面会出现明显的严重损害。


    虽然我在前面已经提出，安全操作在睡眠中是难以觉察的，而且睡眠情境事实上是根据放松自我系统功能的可能性来界定的，但我并没有说自我系统是绝对放松的，也没有说自我系统不起任何作用。关于自我系统之功能性活动的实际状态，我们在睡眠时频频发生的精神分裂症突然发作中很可能可以看到其最为生动、清晰的证据。有很多人在醒着时很紧张，感到极不舒服，有一天夜里，他们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a>，并且无331法从噩梦中醒来，即使他们从客观上看是“醒着的”；要不了多久，这种人毫无疑问会在其显然清醒的生活中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由此可见，把一个人从睡眠的某种内隐操作中唤醒过来的显然必定是自我系统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尽管存在周而复始的睡眠周期，但我们依然维持着分裂的状态，其方法是通过保持持续的警觉，也即对自我系统中的分裂装置保持持续的警惕。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即我们可以说，人格分裂越严重，个体的睡眠便越不得安宁，麻烦也就越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睡眠深度实际上具有这样一种直接、简单的作用，它使自我系统的活动可在24小时的某个时间段内得以放弃；而当强大的动机系统被分裂时，充分地放弃自我系统的功能便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个体便可以进入深度睡眠。


    心理治疗中梦的重要性


    现在，我想呈现相对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我的陈述，即睡眠是生命中的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内隐操作通常会处理一些尚未得到满足的需要，而在醒着的时候，个体是无法去满足这些需要的，尽管我所提供的证据与自然科学中使用卡钳或望远镜所获得的证据相比，相距甚远。最佳的证据要数人们对于所记得之梦的报告形式了。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说我们会做梦，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能记住梦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所能回忆出来的梦通常不会十分确切，除非这个梦的时间很短，而且还带有强烈的情绪印记。我的观点是，在睡眠中的内隐操作与醒着时的内隐操作以及对这些操作的报告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要想逾越这种障碍，唯有依靠诸如催眠术这样的技术，但是，由于催眠术等技术非常复杂，以至与回忆起来的梦境相比，前者的数据并不会比后者更加可靠，因此，从本质上说，障碍是无法逾越的。换句话说，就我的理论而言，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直接地与梦打交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精332神病学中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东西，以及在其他生活领域中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东西，都属于对梦的回忆；至于这些回忆究竟与实际的梦有多接近，这些回忆有多恰当，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原因在于，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够在对梦的回忆和梦本身之间建立起合理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我们许多人也许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即头天夜里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一直缠绕在心头，以至于想把回忆出来的梦境告诉某个人。这种急需报告和讨论梦境的感受，标志着这些内隐操作对于我们一直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存在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型心理治疗(intensive psychotherapy)的一个重要部分通常包含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一位患者在没有得到任何鼓励的情况下，回忆起最近生活中做过的一个梦的内容，而且他迫切想要将这个梦境报告出来，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他与精神病医生之间关系的一个合理的重要部分。在加强型心理治疗中，精神病医生根本没有必要质问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相反，他可以提一些更为合理的问题，如患者报告的完整性、所报告内容的交流价值等。我曾经听过关于梦境的种种描述，它们给我的印象是，梦境内容明显压缩了，因为患者根本不可能描述出梦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许多关于梦境的描述中，有些领域十分模糊，且无法进行交流，就像许多人利用替代过程来报告他们当前的生活一样。对于患者所报告的一个梦境，精神病医生明显有一种不可能的感觉或不该这样模糊的感觉，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为什么不应该做出同样的努力去获得报告的完整性，并对模糊的地方加以澄清，就像他对待患者醒着时所描述的生活内容那样。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追随另一个人的梦境；这样一种期盼顶多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妄想而已。但是，当患者在报告某个梦境时，精神病医生听到了一种对生活的模糊描述——很可能模糊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医生不可能区分出其中的关键人物究竟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一只狼还是一头熊——我认为，这个时候便没有理由不探究了，而且，如果能够澄清的话，受益肯定匪浅，因为借此可以弄清梦者是否真的无法区分这些相对没有关联的333可能性。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很重要，因为缺乏辨别能力会对一个人当前的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很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如果精神病医生的做法仅仅只是不加询问地接受患者关于梦境的模糊报告，那么，他的做法就好像是接受每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普遍存在的含糊陈述一样——它意味着精神病医生永远都不会发现正在讨论的东西，而仅仅只是处于一种相对有效的准社会关系(semisocial rtionship)之中。


    在广泛的人格研究中，精神病医生与这些从梦幻生活中奇异地幸存下来的人一起工作，这种梦幻生活始终与醒着时的生活相分离。在患者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报告出来的大多数梦境中，他们经常会遇到大量关于安全操作的证据，这些安全操作在醒着时往往会化为行动。尽管患者所报告之梦的片断很有帮助(如果这些片断保存了有意义的细节的话)，但是它们却不知不觉地被编织进了戏剧性的活动之中，在这种戏剧性的活动中，梦境之真正有用的每样东西都已几乎毫无希望地陷入了弗洛伊德所谓的“次级意匠作用”的混乱状态中。这些意匠作用实际上是自我系统的干预，而正是这些干预，使得有意义地利用这些报告成为有可能实现的事情。精神病医生所听到的其他一些梦境，都具有这样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即事实上，它们是对戏剧性活动的相当简单的陈述；它们是对某事的十分简洁的陈述，这些陈述十分生动，具有非常强烈的色彩。在这些简洁的陈述中(发生在一个人生活中最为关键的时刻)，存在着某种强烈的感觉，尽管那种感觉可能像某种与梦有关的强迫感或重要感那样模糊不清。例如，一个人来找他的朋友或治疗师，头脑中或多或少都在想着必须要把自己做的梦报告出来。但是，当他报告梦境时，却陷入了对梦的感受之中，这种感受可能是恐怖，也可能是诸如畏惧等不可思议的情绪。我之所以提及那种特定的经验，不是因为它经常发生，而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非常危险的重要性，以至于对一位精神病医生来说，倘若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突然出现了一种非常危急的情况，那将是十分可悲的。


    334我们在一些特别不幸的人身上发现，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生活中的某个部分就显然出了毛病，而这个部分往往属于睡眠领域，也就是说，这些人患了夜间恐怖症(night terrors)。夜间恐怖症有时候出现在童年期——出现在婴儿后期也是有可能的——据我所知，它可能会不受限制地继续出现，尽管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其能力不断增强，夜间恐怖症往往会变成梦魇。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夜间恐怖症这个术语，通常用于这样一种情境：在其中，一个人怀着一种原始的恐怖从某种完全未知的事件中惊醒过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处于人格完全瓦解的边缘，换句话说，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还拥有某种特定的能力，他几乎陷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因为他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恐慌的状态之中。此时，人格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任何与人际关系相像的事情都有可能通过它表现出来，幕帘已经降了下来——始终存在着一种与有关恐怖初发时所发生之事的意识的分离。由此可见，从关于夜间恐怖的回忆看，其内容实际上是空洞的。夜间恐怖与梦魇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夜间恐怖的内容可以被完全遗忘，因为夜间恐怖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当时成为一个人的过程受到了严重威胁。但是，梦魇——恐怖的梦，它具有可回忆的内容——代表了人格中十分严重的紧急状态，而此时，人格已更有能力来处理这种紧急状态；也就是说，人格可以根据一种奇怪的企图来利用人际关系，以证明威胁的性质，或者说，以克服那些与威胁相关的可怕的隔离状态和孤独状态。


    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许可以回忆起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很令人不悦的梦，它让你从梦中惊醒，但没有让你完全清醒过来；换句话说，它使你从深度睡眠转向了浅度睡眠。如何证明你仍然处于浅度睡眠呢？证据在于，虽然你有醒着的感觉，而且完全拥有随意运动(voluntary motion)的自由——而在深度睡眠中显然是不可能有这种随意运动的自由的——但你仍然无法获得你所了解的现实，以实施你的行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提一下我正好想起来的几个梦的片断。其中一个梦是我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时做的，它335可以证明我在实施上帝交给我的这项任务方面存在某些严重的障碍。为了提供这个梦的背景，我需要说一下，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十分厌恶蜘蛛，如果我看到楼梯顶上有一只死蜘蛛的话，就会一点儿爬楼梯的勇气都没有了，而且常常会让我从楼梯上滚下来。当然，如果有人认为，蜘蛛是母亲的象征，而上述情况又正好发生在大约2.5~4岁，那么，他便可能会认为我在压抑对母亲的敌意方面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更愿意说，我不喜欢蜘蛛，我非常讨厌蜘蛛，甚至不愿意从它身旁走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始终对蜘蛛没有任何好感。事实上，我对大多数生物都并不特别厌恶，但我从来都不喜欢蜘蛛以及与之同类的动物，而且恐怕今后我都不会欣赏这种动物。现在，我来谈谈我做过那个的梦。当时，我恰巧刚开始广泛研究精神分裂症，部分原因在于我的志向，但主要原因则是出于偶然；当时，我已经决定从事此项研究，而且所有安排也都令人满意。你们也许都能回想起蜘蛛在草丛里编织出来的几何图形，这种类似几何图形的蜘蛛网在乡村里随处可见。我的梦就是以一系列美丽的几何图形开始的，每股丝线正好位于前面一股丝线和后面一股丝线的中间——真是了不起的织物，顺便说一句，我显然对织物很感兴趣。随后，那个织物的形状变成了像隧道那样的东西，蜘蛛开始趋近它。随着蜘蛛的接近，蜘蛛网变得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可怕。于是，我从梦中惊醒，不停地颤抖，怎么也忘不了那只蜘蛛，它好像变成了床单上的一个黑点，而对此，我完全清楚，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试图入睡的话，那个黑点就会重新扩展成为一只蜘蛛。因此，我只好反其道而行之，我从床上爬起来，点了一支香烟，抬眼向窗外望去，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然后回过头来检查床单，那个黑点不见了。于是，我得出结论说，此时回去睡觉是安全的了。现在，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的梦境意味着什么；我刚刚告诉你们的只是我回忆起的内容。我正在试图强调一种遗留的感觉(hang-over)，它完全侵入我们的感336知(sensory perception)领域，为了阻止这件事情进一步发展，它意欲把睡眠过程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抹掉，意欲重新界定“我和我的”(me and mine)，意欲重新界定华盛顿(Washington)，等等。幸运的是，在一些人的帮助之下，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并在研究精神分裂症的过程中摆脱了某些障碍。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从此以后，蜘蛛消失了，永远地从我的睡眠中消失了——就我所知道的而言。


    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个梦：曾经有一度，我雇了一个很能干的助手——有些人虽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正规教育，但他们的天赋和生活经历却使他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些心存恐惧之人消除疑虑，我的助手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没有合适的手段可以让那些惊慌失措的年轻精神分裂症患者解除他们的恐惧，但他以各种方式自然地表现出自己的难能可贵的人格结构，而这种人格结构正是处理精神分裂症患者时所需要的。当时，我对于处理随人格问题而出现的各种风险了解得还不多，这位年轻人很快就成了我的左右手，不，可以说他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座右铭是“只要他们不在年轻时死去就好”(the-good-if-they-do-not-die-young)，鉴于这一信念，他开始对一名由于患有偏执症而极度痛苦的女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由于我们时刻保持着警觉性(尽管这种警觉性有些盲目)，随着治疗的进展，他开始担心这种关系，便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我与他谈了话，也与那名女子谈了话，建议他们把事情暂时搁一下，因为这名女子非常害怕我的助手会跟她分手，害怕他会离开她，而且，我也认为，如果让他们两人的关系合法化，这种担心将会进一步恶化。此外，我也不想让我的助手心烦意乱——他太宝贵了。嗣后，他做了一个梦。你们中间也许有人到过巴尔的摩，见到过罗奇·拉文(Loch Raven)。罗奇·拉文是用钢筋混凝土浇铸而成的大坝，造就了非常美丽的人工湖。这座整体式大坝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堤坝非常高，闸门非常宽。这个梦的地点就在罗奇·拉文大坝的脚下。那里有个岛，很小，遍地见绿——一个可爱的岛屿——这个岛离岸不远，这名助手和我正漫步在岸上，侃侃而谈。他的目光凝视着堤坝，看到他的未婚妻站在堤坝顶部，未婚妻的出现并没有特别分散他的注意力，我们继续交谈着。接着，他发现小岛和湖岸之间的水面一下子开阔337了许多(这个湖岸正是我们刚刚走过的)。我的助手从恐怖中醒来，发现自己已从床上跳下来，正站在照进卧室的月光之中。注97


    上面列举的两个例子——我故意不做任何的解释——表明，大量醒着时的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将其与醒着时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实际上变成了睡眠时期的幸存的参照过程，这些过程位居于感知现实的能力之上。因此，当一位精神病医生听到一个患者报告一个梦，而且患者由于与梦相关的不可思议的情绪或恐怖的重现而感到极度不安时，精神病医生就必须假设，他在当时的情境下看到了严重的危险，也就是一个人名义上清醒而实际上不清醒的严重危险；换句话说，精神病医生实际上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轻度精神分裂症的发作。同样，我们任何人，如果因为做了某种不愉快的梦境而难以断言对醒着时的现实的了解的话，那么，他们实际上已经至少有几分钟的时间生活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了几个小时的世界里。在精神病学实践中，精神病医生的任务是观察人格严重激变所导致的危险，除了聆听和准备在探索潜在内容的过程中听出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之外，还必须有所行动。在这里，除了提示在这种情境里应当做些什么之外，不可能再做更多的事了。不过，我还要说，当患者在报告梦境时，非常焦虑且完全无法控制，并构成对继续进行有益治疗的极大危险时，精神病医生应当立即加以干预。在这情境之下所进行的干预，是医生对患者体验到严重焦虑时所进行之干预的一个特例。因此，我认为，精神病医生应当用与处理其他极其重要之事件同样的方式去处理患者所报告的梦：精神病医生可以将那些看似对患者而言非常重要的陈述反馈给患者，排除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细节，澄清混乱、含糊不清的东西338(因为这样才能看出真正有意义的陈述)，然后看一下它是否会让患者产生任何的联想。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报告生活中所遇到的非常重要的困难时，往往会将同一事情的不同例子都告诉精神病医生，时间可长达六个星期之久。综合这几个例子，精神病医生逐渐弄清楚了，也就是说，他最终可以推测出那个家伙真正想要报告的是什么了。开始时，他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患者借助安全操作掩盖了有助于精神病医生理解这个议题的东西。尽管患者并没有撒谎，但是他却忽略了有助于精神病医生理解正在报告之内容的要点。精神病医生在确定了患者掩盖的要点并最终理解了他很可能要报告的内容后，便可以说：“你是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而其他人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对吗？”于是，患者往往会相当焦虑地说“对啊”，这样，精神病医生就有事可干了。我认为，梦境的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它花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罢了。精神病医生应尽可能弄清楚在患者报告的那个梦里，哪些东西是无关的，哪些东西含糊不清，并呈现他从患者对某个重要问题的戏剧性描述中所听到的东西，然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让你想到了什么？”如果精神病医生善于处理这种问题的话，那么，这种问题往往能够从病人那里引出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


    例如，我在治疗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多个月以后，终于听出了一些资料：患者的母亲在过去的好几年里总是莫名其妙地闷闷不乐，心情压抑。患者的父亲则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这是为了语气上温和一点才这样说的)，我们要理解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并不难。不过，他母亲的行为总是会让他感到压抑和烦闷，并以某种含糊不清的方式让他感到很沮丧。后来，这个患者梦见了一架荷兰风车。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一片平整的草地无边无际，地平线上竖立着一架荷兰风车，微风轻轻吹着。突然，他到风车里面去了。在那里，只见四处破败不堪，铁锈就有好几寸厚；很显然，这339架风车已经有多年没有转动了。当患者报告完他的梦，我便成功地从他的报告中整理出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这是我所遇到过的为数不多的幸运例子之一。我说：“也就是说，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充满了生机——里面却是死气沉沉的，破败不堪。这让你想到了什么？”他说：“天哪！我的母亲。”你们看，这便是他的麻烦所在。患者的母亲成了伏都教中的丧尸(zombi)——已经彻底被强加在她头上的生活重担所压垮。她完全就像一台疲惫不堪的留声机，不停地播放着文化方面的陈词滥调，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她还显示出生命的迹象，但其内心的一切都已枯萎。我们获得了相当迅速的进展，对这位母亲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当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一直没有讨论这个梦的潜在内容；不过，在心理治疗中，就像我已经开始考虑的那样，治疗师主要专注于让患者受益。


    神话：满足很多人需要的梦


    个体所回忆起来的梦中的操作类型，无论多么不完善，就其重要性而言，都不仅限于为报告之人的生活模式服务。在这些操作类型中，有些操作类型不仅服务于梦者的某种目的，而且也有助于对那些作为神话而并入文化之中的一般问题的处理。为了理解更高水平的参照过程(我们把这种参照过程称为不完善反应)，最有效的方法很可能是研究意义重大的梦境和神话，这些意义重大的梦境和神话，在好几个世纪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跨越了几个不同的文化时期。正因为如此，我打算提几个这样的神话。我想提醒你们的是，你们将会发现，我在这里所陈述的内容，完全直接涉及事实描述的很少，这是因为我现在正在论述的这些素材都是根据生活中不完善反应过程推断出来的。


    在这一点上，我脑子里能够想起来的最为古老的神话是《巴拉姆和他的驴》。最近，我开始接触幸存下来的西方文化史前资料——也就是犹太文化——我对它有所体会，认为值得花点时间去加以研究。我的挚友萨丕尔在长期患重病期间，阅读了用亚拉姆语(Aramaic)写成的《圣经》，从而读到了《巴拉姆和他的驴》这则神话。他向我340详细叙述了这则神话，而这惹恼了我，于是我就作了某种令人不快的评论，这是我平时被惹恼时常有的举动。这则神话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巴拉姆是一个大好人，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商人和慷慨的捐助人，但是，他所居住的城市经常受到山上那些“野蛮人”的攻击。由于该城市的居民不想与“野蛮人”过不去，于是就派巴拉姆作为使者前往谈判——就巴拉姆一个人。巴拉姆骑上他的驴朝山里走去。走到一个地方，驴不走了，巴拉姆温和地让驴走，但驴就是不走。巴拉姆动手打了驴，结果，驴开口说话了——这便是梦中或神话中惹恼我的地方——它这样对巴拉姆说：“巴拉姆呀，巴拉姆，你为什么打我呢？一直以来我难道不都是你忠诚的奴仆吗？我什么时候没有满足你，哪怕是最小的要求？当你在我身上增加负担时，我难道还不够忍耐吗？”驴的话让巴拉姆很羞愧；正当他感到羞愧的时候，他眼中的翳障掉了下来，他发现一名天使手执利剑站在他的面前。而这正是驴畏缩不前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这则神话惹恼了我；但是，当我那天傍晚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位犹太学者曾以同样的方式向我描述过他做的一个梦，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关我们骄傲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对生活的接触之间关系的陈述。巴拉姆和他的驴，代表的很可能是人类的人格，而人格中只有那个骄傲的追求自尊(self-respect-pursuing)的部分会忽视正在逼近的危险——整个人格不会忽视危险。精神病医生在其工作中会发现无数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人们总是以某种强烈的狂热去坚持某种对生活的认识，而这会让他们陷入很多麻烦；但是，他们坚持或依附的强度则表明了那头驴——人格中较为深层、古老的部分——知道，这一切并非事实，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被患者呈现这些理想的强度吸引的精神病医生，只不过是适应了患者的慢性病而已。如果精神病医生观察到了患者所选择的特定生活道路——注意，患者有时候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他对理想给予了狂热的有意注意，并且通过其他一些人际操作而使它逐渐失效——那么，他341们将会发现，患者是依照一些标准来生活的，这些标准在童年期就被灌输给了他们，而他从其他一些经验中了解到，这些标准并非总是有效。但是，由于患者无法系统地阐述他所知道的内容，因此他只能继续以同样的方式生活。


    下面，我想简要地提一下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s)这个话题，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拥有这样的神话，当我们感到十分紧张或者觉得足够友善时，便可能被引导着去讲这些神话。例如，我有时候就会讲史塔克家族(Stack family)的神话，它至少会让我感兴趣。注98


    现在，我将提及一则神话，这则神话是伟大的音乐天才瓦格纳从欧洲西北部的文化中引进而来的，并把它编进了《尼伯龙根的指环》(Nibelung Ring)，这则神话无疑就是《莱茵黄金》(Rheingold)。“莱茵黄金”代表了可以为人们利用的先验力量。各种天神相当小心地保护着它，以免落入他人之手，因为“莱茵黄金”一旦被盗，它便会赋予盗窃者可怕的力量。此外，我们还应当指出，地母厄达(Erda)曾预言，盗取“莱茵黄金”将带来灭亡。这则神话论证了一种非常普遍的感觉，即在所有时代，在所有人中间，盗取先验力量都将是邪恶的。


    由此，我想起了另一则故事，就其起源而言，它要比巴拉姆和他的驴或尼伯龙根的故事与我们更为接近。这则故事便是马克·吐温的《神秘的陌生人》。马克·吐温在完成这部小说以后，决定暂不发表，并明确要求在他生前不可以出版此书。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场景取材于一个非常美丽的瑞士村庄，那里的人们世代相处，彼此熟识。那里几乎没有邪恶的东西。在值得尊重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他深受社区居民的喜爱，而且他有许多朋友。有一次，故事的主人公外出散步，沉醉于清晨的自然美景之中，正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年342轻人——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与我们的主人公一样很有吸引力，他是瑞士美德的化身。我们的主人公请教他的尊姓大名，他说：“我的名字叫撒旦。”这让我们的主人公非常震惊，于是他说：“该不会是那魔鬼撒旦吧？”陌生人回答：“不，不，不是，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很可能是我的表弟。”于是，他把这个陌生人带到了自己生活的社区。他擅长各项体育运动，同时也十分谦虚；实际上，他的到来，对社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补充。老老少少都钦佩他。


    一天，有一个男孩掉进了山间的一条河流，而且被卷进了漩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救他是不可能的了。这时，我们的主人公正好和撒旦一起站在河岸上，他对正在逼近的灾难感到很痛苦，他大声地说道：“为了拯救约翰，我什么都愿意做，即使献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撒旦说：“什么！”我们的主人公回答说：“是的，是的，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救他。”撒旦却说：“你愿意去救他吗？”我们的主人公确实这样做了。河流突然间干枯了。当然，那个男孩回到了岸边。接下来，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可怕的难以避免的事情一件紧接一件地出现，得救的男孩接连遭遇一系列灾难，这让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很紧张，其程度远比男孩跌进漩涡来得强烈。我们的主人公也处于焦虑、恐怖和悲伤之中，但是，他面对逼近的灾难，接二连三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使得他的新朋友撒旦终于充分理解了他想要做的事情。每一次，撒旦都感到很震惊，但他每一次都出面阻止；这种对人类愿望的阻止，通过冗长乏味的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撒旦的行为)不断产生可怕的、恐怖的和无可名状的结果。就像马克·吐温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这则神话已经进入了某种衰退期，人们也许不难猜测其原因所在。因为在这则神话所涉及的生活和它所谈到的先验论力量的邪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而且，“莱茵黄金”这个尼伯龙根神话中所说的东西与流传于民间的其他许多神话所说的东西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区别。


    让我简要地说一下，神话和梦都代表了相对有效的不完善操作，以便从不可解决的生活问题中解脱出来。在神话中，生活问题常常涉及许多人，而正是这一事实使得神话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并不断地得以精炼和润饰。而梦对于某个即时情境中的某个个体来说，具有这样一种功能343；但是，只要他记得这个梦，并且就这个梦进行交流，那么，他就是在寻求其他某个人的确认。精神分裂症(即以精神分裂的方式生活)所指的是个体所陷入的这样一种情况，即个体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患上了严重的生活障碍，致使他在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里必须用与处理梦—神话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生活障碍。只要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者剔除了精神分裂内容、所报告之梦境或者个人神话中某些装饰的成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交互确证，那么，梦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神话创作者，都会对其生活问题(迄今为止，这些生活问题由于安全操作而一直完全不能被意识到)有某种程度的意识。有鉴于此，这些内容可以在治疗中加以处理；但是，要以下述条件为基础来处理这些内容，即，个体能够通过理智操作将梦或神话转化成具有一致性的有效陈述，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它完全忽略了我们在达成具有一致性的有效陈述之前，是如何取得进展的——以至于我不知道该如何让大家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觉得他们应当将梦境或精神分裂内容分析为它所代表的东西，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就好像那个说下面这句话的人的心态，他对一个两岁半的小孩说：“你应当尊敬你的母亲，因为西奈山神曾经对摩西说过：‘尊重你的父亲和母亲。’”实际的与可行的东西是有限制的。我相信，在加强型心理治疗中，报告梦境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要不鼓励患者浪费时间对他的夜间生活进行胡编乱造就行；不过，梦的重要性在于梦者对梦境的模糊处理，对于这些模糊的东西，精神病医生有可能能够将其引导出来，也有可能引导不出来。强迫性观念和精神分裂内容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虽然观念所导致的麻烦越少，其内容的重要性也就越小。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精神病医生所处理的是参照操作的类型，它并不是以综合反应模式出现的，而且，按照我的思维方式，如果精神病医生试图以综合反应的模式来呈现这种报告，那么，他只能是自相矛盾。事实上，不是综合反应的模式，也绝不会改变它对于研究工作而言的有效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