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从婴儿期向童年期过渡：言语获得

    父母在教育方面之努力的一致性和明智


    在婴儿后期，父母(尤其是母亲)越来越努力地完善婴儿的社会化或开始社会化。在这一社会化的过程中，我想强调一下婴儿经验中的频率(frequency)要素，无论是在发展相对不充分的人类对复杂实体的学习过程中，还是在获得复杂行为模式的过程中——这越来越成为婴儿实际所处的情境，频率要素都非常重要。除频率要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一致性(consistency)；我们可以将一致性视作频率的一种功能，因为一致性意味着一种特定事件模式的重复，就好像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意味着某一事件模式的出现频率在减少，或者事件模式发生了较大改变。婴儿自出生第一年末起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困难，都可以证明是业已适应文化习俗的父母在教婴儿认物认人等努力方面所出现的不一致所累积的结果。如果父母不能提供一成不变的事件模式，那么，到了儿童把言语作为其杰作时(比如在3岁时)，这种不一致性便会表现出极大的意义；但是，那时极不一致的父母影响，犹如1周岁末时完全一致的影响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很难说清楚人际事件的一致性与频率的偏差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影响人格的发展的。


    现在，除了婴儿所经历的人际事件中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频繁或不频繁等要素之外，还有一个要素必须加以考虑，在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描述的情况下，我姑且先称之为教育努力的明智(sanity)。所谓明智，我的意思是指父母为了与婴儿在某一既定时刻的观察、分析和经验表达等能力相一致而修改自己的教育努力。请允许我举几个反面的例子，它们将能论证我要说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意志论(the doctrine of the will)，这是父母给出错误信息而导致的结果，即在这个文明社会中，所有过于容易而无法习得、保持的东西。现在，我不能在此详尽地讨论意志的根源(从这些根源之中，我们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即我们或多或少有着某种强有力的，或者至少是神奇的潜力)。不过，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注意一下这种对待1岁婴儿的方式(好像他故意让大人烦恼一样)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不管我们当中有些人怎样看待这种意志，我始终认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会把这种强大的意志观点推而广之，以至把才12个月大的婴儿的表现也包括在内。不过，有些父母却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好奇地(如果不是亚精神病的话)进行着一切尝试：引导、指导、改变、控制这个倔强任性的婴儿。


    我要说的第二个有关婴儿12个月以后在社会化影响过程中所遇到的不明智对待的例子，不那么明显地以有关人格发展之难以形容的误解为基础。不明智的对待会使婴儿受制于一个人，也即受制于养育者，她对于婴儿必将长大这一事实深感懊丧，并想方设法鼓励婴儿保持现状。于是，她以阻止其后代成熟过程的方式提供体验、奖赏和焦虑。除非他们的关系中发生了某种根本的改变，否则她将设法让孩子一直保持幼稚。


    我想考察的另一个有关缺乏明智之教育努力的例子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婴儿满15个月大时必须保持整洁、干净，并将此视作一种不胜骄傲的成就。我就曾在许多患有严</a>重——实际上是非常绝望——障碍的人身上，看到过有关这种早期训练的相当可靠的证据。我认为我这样说是对的，即能够使得15个月大的婴儿既整洁又干净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我的身体”(my body)这一概念及其与“我”(me)这一概念之所有关系的演化过程中，建立起严重的焦虑屏障，以阻止婴儿发展出任何有关会阴区的实用、有益、有助的感觉。


    我在大量出现了障碍、失调的人格中发现了另一种早期训练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早期训练我们可以视之为不明智的——对此，我已做过讨论；它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原始的生殖器恐惧：父母被婴儿摆弄外生殖器的表现弄得焦头烂额。在婴儿期结束以前，即还没有出现任何言语行为的时候，所有让人难以置信的矫正手段——例如，在睡衣裤内放弹子、绑绷带，以及这样那样的东西——有时候都会被用来防止婴儿用手探索外生殖器这种让人非常讨厌的行为。因为这种训练往往发生在生殖器感觉被整合进经验之前，所以，它显然与那些对我们后来的生活有用的事情毫不相干。即使它发生在特殊的生殖器感觉出现之后——我们必须记住，这种感觉在情欲动力机制成熟之前还是十分有限的——它也似乎仅仅代表着在“我体内”凿好的一个洞，并且得为后来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一些怪癖负责，如希望由他人来实施手淫，如果自行手淫的话，就会感觉很糟糕，等等。这些容易让人误解的有关后来所谓性生活的复杂观点，便是人格发展严重偏离(这种严重偏离发生于童年期之前)所导致的结果。


    现在，我呈现在你们面前的这些“不明智”的例子可以归在一个标题之下(我在前面曾谈及过这个标题)，即父母对婴儿的期望，这些期望是存在于育儿者身上的婴儿人格化的一部分。即使在父母的纯粹期望这个领域里，在婴儿期快结束时(此时，婴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得了面部的表情姿势，即所谓的愉悦和不愉悦等表情，并且已经丧失了出生时以及出生后几个月处于支配地位的很多特殊的面部轮廓特征)，一种特殊的恶意有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家庭中，以及在一些养育者身上，情况就是如此，关于婴儿的预期此时开始以以下两点为基础而呈现出特定的色彩：一是其他人断言婴儿看上去像谁；二是其他人此时已经察觉出婴儿所表现出的“性格像谁”的迹象。这个被假定与婴儿在外貌或性格方面很相像的人，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也可能是亲属，甚至可能是一位虚构的祖先。在某些情境里，这些设想的外貌或行为雏形方面的相似，在养育者对行为的系统阐释方面，要比科学公正的观察者可能观察到的婴儿外貌或行为要重要得多。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父母的预期导致了这种情境，一些偶然事件就真的会开始优先于某些已经开始的学习过程，并因而干扰这些学习过程，对此，我马上就会谈到。


    外显过程和内隐过程


    现在，我想进一步展开我在讲述过程中尚未充分展开的论点。就像我在前面讨论回忆和预见那样，这里的讨论也围绕着过去经验对生活的影响，如果过去经验出现得够频繁的话——或者其重要性得到充分证明的话——因为，这样它就会被组织成信号。在当前的行为中，这一组织经验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作回忆与预见方面的信号过程的表现。到第九或第十个月时，观察者对这种组织经验的重要性的认识，还只能靠推理来进行。这种重要性虽然没有得到明确、客观的论证，不过可以根据所观察到的东西来推导。


    在这一点上，我想持久性地区分一下参与性观察者所观察到的东西与观察不到但通过所观察到的东西可以推断出来的结果——从婴儿期一直到生命结束，这一区分都非常重。这就是人际关系中的外显过程(overt processes)与内隐过程(covert processes)之间的区分。注83


    我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内容中有很大部分都涉及内隐过程，并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这是推断的结果。言语行为一出现，它便成为永久的东西，这对于正确推理的可能性来说，是一个极为理想的指标。此外，在婴儿期的后几个月里，由于延迟行为(dyed behavior)现象开始显现，关于内隐过程的某些推断就有了较为可靠的依据。我在前面曾讲到过焦虑的紧张是如何在与需要相对立的直接矢量(direct vector)中起作用的。现在，我们有可能在年幼的孩子身上观察到，需要本身会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定的层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有时候，饥饿优先于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行为就会旨在满足饥饿——或者干扰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当饥饿得到满足(而非伴发睡眠)时，这种受到干扰的活动会再次出现，并且显然以某种休眠的状态一直等候着，直至强大的动机自己得到解决或得到了满足。人们偶尔也会看到，当这种受到干扰的活动再次出现时，其情境模式真的会发生某种变化。从这一观察中我们可以推断，与延迟的或受到干扰的动机相联系的某件事情肯定正在进行，同时强大的动机正在趋向满足。这种推理活动，我称之为内隐活动，与明显表现出来的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注84


    因此，我认为，到了婴儿期结束和童年期开始时，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能够被解释为幕后的符号操作的继续，人们可能会说，幕帘就是正呈现出来的活动，即与一种更为强烈的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能量转化。这就好像是某些信号加工已经在进行，期间满足某种并发需要的行为处于运作状态，而且整个事情都已以内隐的方式进行。这类事情，人们在自己的身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最明显的例子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了，即人们可能对下午或晚上的某个问题大惑不解，一夜醒来，对这同一个问题可能就全然明了。


    现在，这些内隐过程可能会被视作极为私人的，也绝非完全直接地受制于社会模式或教育变化的影响，这种社会模式或教育变化无疑主要适用于1岁婴儿大量的外显行为。不过，归根结底，不管婴儿对他人的人格化是多么少，这些内隐过程都源于本质上具有人际性质的经验组织。也许，只有这个时候，即当不可能把内隐过程视作人际现象的时候，才是人际事件的综合得以发生的时候——就好像这些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时，人们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把原有的经验加以结合，得出了诸多新的结论；这种现象发生时，似乎与特定的人际事件并无直接联系。


    我相信，随着自我系统及其功能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展开，有一点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即对于1岁婴儿来说完全恰当的内隐过程，主要借助焦虑指导下的学习，此时已经完全从成人的信息库里被驱赶了出来；而且，这些内隐过程出现的可能性会迅速引发某种程度的焦虑，这种焦虑足以干预内隐过程的显现。


    姿势与语言的学习


    在从1 岁末起进行的学习中，直接而又非常重要的累积是外显行为的习得，这种外显行为通常属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际交往行为的两大类，即姿势(gesture)的人际交往行为和语言nguage)的人际交往行为。注85 为了表明言语之姿势操作(gestural performance of speech)的重大性，我想指出一点，将姿势成分从语言行为中剥离出来，只是生活中相当受限的领域——例如，当一位科学家正在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时。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这样刻板界定的语言行为比交往行为更令人昏昏欲睡。


    婴儿所表现出来的姿势学习(包括对面部表情的学习)，当然发生在1岁以前，人们也许会称此为对言语姿势的最初学习。这种学习充其量是通过对人类榜样所进行的试误学习来进行的。前不久，我观察到了在我极其有限的阅历中最为令人惊异的例子。跟随我的一位全职护士大约在11个月以前生了一个强壮的婴儿，上个月，出于对婴儿的兴趣，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在这次拜访期间，我非常惊异地注意到，在我们对话时，这个婴儿一直在进行着一种非常有趣的、属于他自己的对话。我发现，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那优美的语调模式。可以说，声音中很可能只有50%符合英语中的规则音位，但音调，即调型(the pattern of tone)，却是言语；在言语没有清楚表达出来的情况下所发出来的声音，便是我们的言语的真实样子。换句话说，婴儿在不到1岁时，就已经开始对所听到的东西进行试误学习——他是在一个充满语声的家庭里被抚养长大的——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在对言语音调的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他在这方面毫无明显的婴儿气。它与言语是如此相像，以至于我只有仔细聆听，并且在听了一会儿之后才能区分开来，然后我才能说，这个婴儿的反应包括许多绝非英语词汇的东西。这便是对大量姿势言语之早期习得的一个例子。


    我想提出一点，通过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来习得言谈举止，绝不仅限于生命早期。表现出模仿行为的成年人(尤其对言语之姿势方面的模仿)，数量大得惊人。精神病医生经</a>常会看到，患者有时候会学医生那样发声；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即使他们所用的音素完全不同，但他们的语调、音调等却与精神病医生的十分相像。举例来说，尽管过去我很轻易就能辨认出打电话给我的是两个人中哪个人的声音，但现在我却再也分辨不出来他俩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有一位老朋友(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未有空对他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其职业生涯中很早就习得了一个习惯，即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微笑就像操作电钮一样，按一下就能打开，按一下就能关上。我观察过他的一些同事，他们在职业生活中都能在某种程度上习得这种让微笑瞬现即逝的技能。因此，我提出，婴儿期最后阶段开始的有些东西并不会终止在那个时候。


    甚至在童年时代以前，对言语之姿势方面等的学习就已经显现；而且，越来越多涉及言语行为之非口头(nonverbal，不过具有沟通的效果)方面的学习，到此时已经牢固确立，且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是我们表现出来的能力之一(尽管这种能力可能并不太引人注意)。换句话说，在言语本身真正成为可能之前——我所考虑的婴儿期内——大量的学习不仅可以归入言语行为，而且实际上在那些并不特别受焦虑阻碍的婴儿身上能够清楚地显现出来。毋庸置疑，婴儿从母亲的言语表现中学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音调和缄默(silences)的连续交替——请记住，缄默如同声音一样也是言语的组成部分；这种连续交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节律的调型，所有家养的动物都会对其表现出相当明确的敏感性。我相信我已清楚表明，随着各种不同的成分最终加入语言行为——这是婴儿很早就表现出来的理解音律和更为总体之声音模式并使之日趋完善的能力——通过对周围他人的试误学习，那些构成家庭语言所需的语音小范型或亚范型就会变得更加精炼。


    语言学习中奖赏和漠不关心的作用


    现在，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母亲及其他重要他人的反应对这些能力所产生的影响。在相当早的时候(我假定是8个月或9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就能把诸如“da”那样的声音间隔开来，以发出“da-da-da”这样的声音。这就意味着，婴儿已经掌握了音调重复的要素(即有节律的发声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婴儿于某个恰当的时刻碰巧发出了一些像“dada”这样的声音，结果，热情的父亲就会想这孩子是不是想喊“妈妈”(mama)或“爸爸”(papa)呀，并做出一定程度的反应。如果婴儿碰巧发出了一声“妈妈”的音，大人就会认为孩子已经学会叫妈妈了(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并且会给予其一种强烈的温柔反应。虽然我可以肯定这样的举动不会让我对那样的父母产生好感，但是我想我所能做的也许只能就是这样了。因此，通过重复音节实验，那些碰巧接近婴儿交谈时所应该发出之声音的实验，会让育儿者铭记于心，并因而会得到育儿者更多的反应、重复和注意。当学习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当婴儿说出了不同的音节形式、不同的音素结合以及一些模糊的、试图模仿所听到的声音时，事实上，声音、调型、节奏，以及构成各种形式的世界语言(包括宝宝的私下语言等)的极其丰富的发展也已经开始了。正是在婴儿不仅仅用dada、caca、mama这样的声音来指称事物时，学习的要素通过奖赏而进入，这样，孩子通过试误学习，对于自己所发出的声音以及发出所听到之声音而产生的满足感随着育儿者的温柔反应而增强。此外，还出现了另一种巨大的教学影响，这种影响我在前面尚未做过强调，即通过漠不关心(indifference)的手段来教学。它虽然一直都存在，但只有在额外温柔奖赏这一教学要素成为婴儿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时，它才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通过漠不关心来进行的教学是人在后来生活中受到的最强有力之影响的一个范例，对此，我将不惜离题，花时间和篇幅来阐释对排斥(ostracism)的害怕。


    婴儿语言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成分是，虽然他发出的许多声音会获得奖赏，但也有很多声音不会激发母亲任何的反应——不用说，她越忙，想象力就越少，不能激发其反应的声音的比例也就越大。后者只适用于在听到它们时早已存在的微小的区域满足，它们因此而经常会退出，因为它们实现不了任何目的——它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回报。因此，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从12个月到18个月，育儿者在场时碰巧没有“击中”的那个区域的发声努力，会很难获得频繁的重复。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漠不关心影响之下的这种社会化要素——这是一种既无温柔奖赏又无焦虑的情形，而是一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情形——会变得颇为有力。


    我向语言


    在学习已经正常进行的这个阶段，婴儿发展出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是母亲的语言，也不是英语(我假定这是一个讲英语的家庭)，而是婴儿自己的语言。在此，我们要特别恰当地指出爱德华·萨丕尔的论述：“……语言的诸要素，即标注经验的符号，必定……与有限经验类别的所有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单一经验本身相联系。”注86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语言的解释——顺便提一句，这种解释是我听到的唯一有意义的解释——我们发现，孩子正在发展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consensus)，即某一特定的声音指向某类特定的事件，也就是说，指向某一类特定的经验。例如，我们假定，当母亲拿起用过一年的奶瓶或饭碗等东西时，孩子完全出于偶然地说了声“ha”。现在，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这些情形我不可能展开讨论)，有一种情境就很可能会被确立起来，致使下一次这种情境再度出现时，他便会又一次发出“ha”的声音，这样，“ha”指向食物的这种可能性会给母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快，“ha”——一个发音完美的词——便会真的用来指食物。不过，这在与玛丽婶婶交谈时可能并不十分有用，因为她是这屋子的稀客，但可以告诉她这一点。关键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完美的语言——而且，这样一种语言发展非常迅速——但它极少具有普遍的沟通力量。这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我向(autistic)的东西注87；把我向语言描述为婴儿的私下语言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的发展根本就不是私下的。某些声音的组合，是通过母亲的影响而逐渐用来指某些事件的。不用说，如果保姆等人在这地方兜圈子，那么，孩子的这种语言将对她们中的任何人都几乎不具有沟通的力量。不管怎样，这种语言的沟通力量都是有限的，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名词性的语言；顺便提一下，当它成了动词，从育儿者试图教授它们的用处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学习要蓄意得多。


    我在前面就已讨论过孩子通过确立特定发音调型和特定事件或物体之间的联系来创造单词，也已经讨论过孩子学习育儿者所教的特定的单词。现在，这两类单词都构成了孩子的词汇，而且两者都是我向的，因为在一个词与该词在用于成人间交流目的时具有的真正有意义的含义之间，缺乏明确的关系。而且，在许多例子中，母亲已满足了某种我并不十分理解的需要，其方式是让婴儿长时间(甚至在我向语言出现以前)接触她所处社会之交际语言的各种奇腔怪调，这些奇腔怪调被称为“牙牙学语”(baby talk)。某种“牙牙学语”已教会婴儿对言语的音调模式表示有意义的赞同或禁止。有人认为有些“牙牙学语”具有教育的价值，因为人们通常假定这是婴儿能够自行操控的一种言语。不过，我担心，在婴儿听到的“牙牙学语”的数量与其学习单词的能力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关。


    作为综合经验的语言


    就单词的词典含义与婴儿通过名词和动词对经验和活动的理解及组织之间碰巧存在一致性而言，婴儿的语言开始显现出我后面将要讨论的综合模式的经验。事实上，综合模式中第一种经验组织属于姿势和言语两大交际行为的范畴。正如我们到后面将要表明的，由于综合与诸如意愿假象这样的东西密切相关，因此，我应该强调指出，最好用那些业已得到一致证实的词语来说明综合的符号。当婴儿或幼儿习得了一个合乎情境的、完全正确的单词时，一致(consensus)就算达到了，也就是说，这个单词在育儿者看来的含义与在婴儿看来的含义是一致的。顺便提一句，在整个生活中所遇到的大量困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单词本身并不载有意义，而是引发其他的意思，从而导致交流行为的失败。而且，当一个单词在听者看来的含义与它所预期激发的含义相差甚远时，交流也不会成功。


    诚如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综合模式经验的首批例证出现在出生后12个月到18个月之间，此时，语言符号——单词、象征——得到了组织，它们事实上具有交际的性质。当然，在生命的这段时期内所进行的大量东西并非采取综合模式：还存在母亲的非交际行为，以及就所涉及的婴儿区域满足而言的全部非交际行为；婴儿甚至还开始回避一些禁止姿势，这是婴儿自我系统的最初表现。


    沉思：非言语的指向过程


    随着婴儿真正的我向语言的发展——我已尽力用“ha”意指食物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开始观察到证据，表明它们与后来被称为沉思(reverie)的大量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个早期阶段，沉思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外显与内隐之间的关系，因为不管有没有人在倾听，孩子都会用他自己的语言进行某种程度的练习，这种语言最初是可以听到的，即外显的语言。逐渐地，这种语言变得越来越内隐(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但是，他的行为开始便显出延迟过程，甚至涉及发声，所以，我们能够假定存在着一种变化(事实也许就是如此)，即从可以听到的言语变为无声的言语。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的话转译成华生派的心理学(Watsonian psychology)，也不要认为我是在意指从外显喉部行为到内隐喉部行为的逐渐过渡。事实上，我在谈论内化(internalization)或外显过程变得内隐时，我认为，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属于喉部的听觉功能，我绝对不是意指运动肌的紧张等。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逆转有可能是成立的，而且，通常情况下，那些长期内隐的过程可能会外显地表现出来。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甚至在出生后18个月，就已有一些证据表明存在我们所谓的沉思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将会持续一生。这个时候，婴儿会得到一种婴儿语言——一种我向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来自婴儿的实际经验，并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属于精确的语言教学。在生命的第二年，这个沉思过程继续以此种纯粹的我向语言向前发展。就语言过程而言，沉思往往会持续一生，只是出现得不频繁而已，而且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将表达出来，对听者来说意思十分清楚，且具有交际的功能。只有为表达、交流做准备的沉思过程，才具有我们希望自己所说所写的思想要表现的属性。相对而言，沉思过程的继续并不受制于语法规则及造完整句子所必需的东西等。


    顺便提一下，当人们谈到非语言的参照过程，即无词思维(wordless thinking)时，他们似乎彻底不知所措了；这些人似乎完全没有能力掌握这样的观念，即大量内隐生活——难以客观观察，只能通过推理的生活——可以在不用词语的情形下进行。据我所知，严酷的事实是，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继续的。无论如何，这都并不降低词语和姿势这两大交际工具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有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说到了三四岁的时候，儿童对词语(大多数仍属儿童的特殊语言)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就像书中对图片的使用；它们对参照过程起到修饰、集中或说明的作用，这些参照过程不是言语过程，而是诸如辨别好ru头和坏ru头等早年时期以不完善反应方式组织起来的经验的表现，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谈论过。


    象征的与非象征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谈一谈一种对事物的抽象分类，它有助于思考，这种分类在社会心理学理论领域已发展得相当牢固：也就是说，把一切活动，无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分成象征的(symbolic)和非象征的(nonsymbolic)活动。我曾一度认为可把它用于精神病学理论的介绍，但现在我认为它与此无关。一旦做出外显和内隐的区分，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便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是涉及生命的头18个月或20个月，作出象征和非象征的次级抽象概括是十分容易的事，这种抽象概括能被投射到后来的生活中。这种观念大致是这样的：当婴儿从乳房汲取营养时，他是非象征地做出行为；当婴儿称一个无生命的玩具为“小猫”时，他便是象征地做出行为。现在，我尚无反驳下述事实的意向，即婴儿一生下来就是由中枢神经和肌肉组织等构造提供活动的，这就好像是实际上吮吸一个事实和吞食一个事实的精巧装置一样。任何一样东西，第一次发生时，它很可能是非象征的。但是，从出生伊始，与年长之人的合作对婴儿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从出生伊始，焦虑所产生的强有力的影响通常会允许经验组织产生，或防止经验组织产生，或逐渐把经验的方向引入为他人所赞许的渠道。因此，非常明显，在婴儿1岁时，甚至刚出生时，所从事的大量事情都是高度象征性的。我一开始就强调过，按詹宁斯(Jennings)的观点，回忆和预见即使在变形虫的水平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任何地方，只要回忆和预见现象在人类身上得以清晰显现，并从而以交流的方式推断出某种东西，人们就能发现对某种与之相关的成就的明确预期。我担心，出于实践的目的，一切人类行为都会非常纯粹而又毫无疑义地把经验的组织表现为有效的标记——不论是信号还是符号——以至对人类行为方面什么是象征和什么是非象征的分辨会产生更大的误解。因此，在不否定人类中可能存在纯属非象征操作的前提下，我想说，出于精神病学理论的目的，我唯一关注的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象征活动，也就是说，在满足或者回避、减少焦虑方面，受先前经验的信号组织所影响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