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定 义

    作为人际关系理论的精神病学


    我认为，没有一个领域会像精神病学领域那样，其研究人员的先入之见竟然那般令人感到麻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提供精神病学的三种定义。第一种定义(也是最广泛的定义)是这样的：精神病学是精神病学家的先入之见(preupation)；它完全由观念、印象、魔法、玄想、信息、幻想、奇想、概念、误解，以及空洞的文字汇集而成。这是最为广义的精神病学定义，而且，就我所知，有很多人都是该领域中非常资深的学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定义，这种定义是我多年前提出的，当时我正在试图找出我对精神病学的想法(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而且它也是对前科学时期精神病学的一种优雅的界定。第二种定义将精神病学视为一门艺术，即一门观察的艺术，一门很可能会影响精神障碍之进程的艺术。


    精神病学的第三种定义，也是与本书相关的一种定义，把精神病学看做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这种科学涉及各种各样的事件或过程，而精神病学家作为一名观察人员(observant psychiatrist)参与这些事件或过程。精神病学中那些被组织为一门科学的知识，并非源自于精神病学家所处理资料中任何特殊的东西。它并非来源于一种特殊的资料，而是来源于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独特活动或操作。这些活动或操作(精神病学信息就来源于这些活动或操作)就是人际领域中的一些事件，这些人际领域包括精神病学家本身。这些为精神病学之发展和精神病学理论提供信息的事件，是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一些事件；它们并不是精神病学家在象牙塔顶上俯瞰的一些事件。但是，在精神病学家作为一位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所有活动或操作中，那些从科学上讲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或操作，是伴随着概念图式化或智力阐释的，而这些概念图式化或智力阐释是可以传达的。反过来，这些东西又是那些相对精确和明确的活动或操作——其重要方面绝非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


    随着操作观点(operational view)的出现，至少在物理学领域，人们开始对操作方法能否用于心理学领域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我们可以在1945年9月的《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中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专题讨论，其中包括一场关于心理学中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的讨论。注46 杰出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P.W.布里奇曼(P.W.Bridgman)为这次专题讨论做出了非常有限的贡献。布里奇曼说：“当我使用一个术语的各种条件得到陈述</a>，而且当我从我邻居对该术语的使用中推断出这些条件已经很普遍时，这个术语便得到了界定。”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非常精确的论断了。你们看，我准备给一些术语下定义，但是，根据布里奇曼的观点，我不会取得成功。当然，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一个术语来陈述出我意欲陈述的东西，但是，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你使用这个术语的意图也许并不一定相同。这表明(如果有所说明的话)精神病学离成为一门科学还很远。在我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所听到的许多谈话中，说话人都并没有界定他的术语，我也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用于推测条件的基础，这些条件也涵盖了我对那些术语的使用。因此，当我使用某一特定的词语，并赋予其可用性以相当多的条件时，我希望你们至少听完我要讲的话，并看看你们是否能以一种相似的方式来使用该词语，这样你们才会逐渐相当充分地理解我要说的话。如果你们不去注意我采用一个词语的方式，而对于这个词语，你们完全习惯性地赋予它一种特定的含义——而不是词典上所有的含义——那么，我们很快就要为了迥然不同的目标而分道扬镳了。


    让我再摘引一段布里奇曼的话：“用于某一科学背景的术语必须服从于科学事业的先决条件。在这些先决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检验或者证明任何一种陈述正确的可能性……[而且]为了一切基本的目的，可以根据检验操作来说明定义[通过检验操作，人们便可确定这一条件得到了满足]。”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所运用的陈述可以根据它们的效度来加以检验，这种检验，不用说，不仅由运用这些陈述的人来进行，而且还由听到这些陈述的人来进行。精神病学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理应包括大量的陈述，而这些陈述的正确性可以这样来加以检验。但是，迄今为止，它还尚未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系统阐释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许多陈述，根据布里奇曼所阐述的这种精确的观点，肯定会给人们留下很多想要知道的东西。然而，如果一个人不仅仅全神贯注于表示异议，还有那些错误的理解，等等，而且还专注于研究这些陈述的真实基础，那么，他就会发现，虽然他们所作的很多陈述都无法超过布里奇曼这一定义的所有必要条件，但是，他们只需相当简单的操作和推论，就可以得到一个与其非常近似的定义。换句话说，虽然它们还不是令人满意的陈述，但也离令人满意的陈述不远了；而且，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中，要想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科学陈述，也还存在着一些非常实际的困难。实际上，所有关于例如内隐操作(covert operations)的陈述，正巧就是这种情况；关于人格发展很早阶段的一些陈述，也是这种情况。在这些例子中，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经历来考虑一些与这一陈述相结合之推论的可能正确性。


    这一领域的历史包括两个分支，我想在这里提及这一点，目的是为了试图尽可能精确地为人际取向找到理由所在。不用说，作为精神病学这一阶段之基础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发现。


    第一个分支是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的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弗洛伊德的发现和迈耶的阐释，都明显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将其作为研究的核心单位。你们中间有些人也许非常熟悉阿道夫·迈耶所发展的精神病学体系，而且他还把心理生物学这个术语运用于了这个体系。在我看来，通过这一思想组织，迈耶为对生活的理解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迈耶做出这项贡献之前，知识的主要分支包括——其上限超越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心理学虽然是某个关于心理的学科，但其含意却清楚地表明心理依赖于伴生的生理基质。所以说，心理学是一门纯科学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依赖于其他事物的东西。


    心理生物学——我将抽取关于迈耶所提供的这个领域的定义，或者没有定义——是关于人的研究，认为人是具有心理整合性之生命(mentally integrated life)的最高体现。换句话说，它或多或少是一种意识的整合(conscious integration)，能够利用符号和意义。这种具有心理整合性之生命的具体体现，包括主体组织(subject organization)这种特殊现象，通过这一组织，人们能够客观地思考自己。虽然心理生物学的某些陈述看起来似乎并不确定，但迈耶已经非常明确、简洁地表明，心理生物学关注于单个的人类有机体，将其视为一个基本的实体。他说，尽管他也喜欢谈论多个个体和群体，但个体是接触的动因(agent of contact)。个体必须作出有关自己人际问题的选择，个体是一个拥有主体能力(subject capacity)的客体。


    当心理生物学开始成为知识层级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员时——在我看来，这是心理学中的一个巨大进步——另一门学科诞生了，它被称为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是人际取向的第二个分支。在查尔斯·H·库利(Charles H.Cooley)一些非常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的启发下，芝加哥大学</a>的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公式，其中包括自我的发展——与我所讨论的自我系统(self-system)较为接近——以他人的反映性评价以及角色的学习为基础，这些角色是一个人为了生活而承担的角色，或“是一个人得以生存的角色”(which live one)——使用了一个与乔治·格罗德克(Georg Groddeck)之陈述并不十分相关的陈述。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这样鲜明、彻底地以独特的单个个体为中心。它非常清楚地表明，独特的单个个体是其他许多人的一种复杂的派生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服务于这里所界定的精神病学的目标，因为(也许你会说)并不存在用来说明角色转换(shifts in roles)的能量源，也即在扮演角色等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


    现在，我想谈一个就米德在创立社会心理学过程中所做的有意义工作而发表的非常简练的评论：


    虽然米德的兴趣颇为广泛，并且富有成效地涉足了科学的历史和意义、宗教的作用、政治的基础和形而上学的主张，但是他主要关注的还是自我的发生和心理的本质。米德要比大多数哲学家更为认真地承担起了由达尔文遗留给思辨思想家的任务：详尽地阐述精神(psyche)的纯自然史。他很早就阐述过这一主题……即精神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以经验为根据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伴生的对这种相互作用之阻断的短暂性特征。


    因此，他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任务，即对一个连续过程(即连续不断地发展出一种功能性心理或自我的过程)的这种不连续特征的发展作出解释。有机体从本质上看主动的性质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基础。人类有机体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在他看来，如果作一种不恰当的描述，就是模仿)，是自我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在扮演他人角色的过程中，我们也对自己的扮演作出反应。当有机体开始对他自己的角色假设作出像对他人一样的反应时，自我就出现了。从同时成功承担的角色中，逐渐产生出一种“被类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个体可能同时也承担了这个被类化他人的角色。一个人对这种被类化角色的反应便是他的个体自我。注47


    因此，人们可以在迈耶的心理生物学思想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中看到某种非常惊人的共同之处，后者关注的是自我的演化。


    对于这一理论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个领域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分支，那就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它关注的是关于人之社会传统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我想提一下马林诺夫斯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有关于他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的最为简短的陈述。由于关于这个主题我想说的内容非常多，因此我限制自己只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摘引了一小段话注48：“在每一项有组织的活动中……人类都通过与环境某个特定部分的联系，通过他们与一个共同庇护所的联系，以及通过他们通常会共同承担某些任务这一事实，而联系在一起。他们行为的一致性特征是社会规则的结果(也就是说，习俗的结果)，这些社会规则已经通过明确的措施，或者通过以一种明显的自动方式来运作，而成为约定俗成的。”后一种类型的习俗指的就是道德价值观，“通过这种道德价值观，人类受到内在强制力的驱使，而做出某一特定的行为”(再引用一句马林诺夫斯基的话)。如果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上(例如，语言问题)没有文化人类学学者所提供的大量帮助，我认为根本不可能这样容易就从所界定的心理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过渡到了这里所界定的精神病学领域。


    最后，我认为，在作为关于人际相互作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之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和作为关于人际相互作用之研究的精神病学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绝对必要的共同点——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重复地使用“人际相互作用”这个词。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多年来我一直感到迫切地需要这样一门学科，它不研究单个的人类有机体或社会传统，而是研究人际情境(interpersonal situations)，正是通过这些人际情境，人们才会表现出心理健康或是精神障碍。伦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注49根据另一种观点对此进行了探讨，我认为，他把社会心理学往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心理学中的研究必须置于人际情境的参考框架之内。


    在我试图勾勒这样一个领域时，我发现，这似乎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赋予一位精神病学家的活动——也就是活动和操作——以可传达的概念图式化，从而也可以赋予其可寻求的科学意义。


    我相信，布里奇曼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两种方式来做出行动……我的公开方式……和我的私下方式，[以后一种方式行事时]我感到自己不可侵犯地与伙伴们相分离……”注50 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精神病学既研究以公开方式进行的活动，也研究以私下方式进行的那部分活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部分活动都是处于不可侵犯的分离状态的)。我可以这么说，只要你对自己的独特个性感兴趣(这与你或他人可以观察到的人际活动截然不同)，那么，你就会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私下方式感兴趣——不过，对此方式，我是没有任何兴趣的。事实上，对任何科学研究而言(从精神病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无法涉足那种不可侵犯的私下方式。如果要使精神病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话，那么，把它设定为是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而且，通过如此界定精神病学这一简单的权宜之计，我们就可以从严重的精神病学问题中剔除大量的伪问题(pseudo-problems)——由于它们是伪问题，所以对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会很敏感，事实上，它们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仅仅是愉快地度过一生的方式。让我重复一遍，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科学，无法涉足任何不可改变的私下内容；它必须只关注于以公开方式进行的人类生活，或者以可转化为公开的方式进行的人类生活。


    因此，由于心理生物学试图研究单个的人类个体，而文化人类学(它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强大分支)试图研究社会传统(这种传统表现在那些组成群体的人们的一致行为之中)，所以，精神病学——以及与它会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受到生物和文化方面制约但却独特的(sui generis)人际过程，这些人际过程发生在作为观察者的精神病学家从事其工作的人际情境之中。


    人这种动物与人类的经验


    人生来是一种动物。只有通过新生儿才能了解人类这种动物。将人这种动物转化为其他某种东西的过程，在个体出生后很短时间内便开始生效了。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很有根据的，即人这种动物如果照这样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就会被发现是生物系列中非常具有天赋的成员，尤其在其中心整合装置(central integrative apparatus)的演化过程中极具天赋，这种中心整合装置提供了下述三种独特的能力：(1)视觉与用于握物的双手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是除了嘴巴之外最为重要的相互关联工具；(2)听觉与发音器官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发音器官已经达到了非常精炼的程度，以至于产生了让人难以相信的进化发展结果——语言；(3)上述这些东西与一个非常复杂的大脑中(这个复杂的大脑使得可以用多种经验的抽象物来进行操作)所有其他接收器—效应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这种动物在出生后有很长一段时期间不能照顾自己；证据还表明，作为人类之特征的能力，要经过不少于10至20年的时间才能逐渐地成熟。人这种动物在出生时完全依赖于他人，之后这种依赖性会逐渐减少，但仍旧很强，在出生后的五六年时间里，都需依赖于人类环境中的温柔合作。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在这期间，各种生物能力会依次成熟)，人性动物会进一步地形成特征。


    同样清楚的是，天生的潜力(inborn potentialities，这些潜力经过几年的时间已经变得成熟)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它们容易受到由经验产生的相对持久变化的影响，从而与比较稳定的模式形成对照［我们通常用本能(instinct)这一生物学概念来指这些稳定的模式］。认为不管任何方面的“人类本能”(human instincts)都如同一成不变的成熟行为模式固有的刻板含义一样这种说法，是完全荒谬的。因此，所有关于“人类本能”的讨论都非常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并且还会阻碍形成正确的思想，除非“本能”(instinct)这个术语［用形容词“人类的”(human)来加以修饰］的含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以便在使用该术语时不存在任何特别的意义。


    除了遗传结果或成长中的灾难之外［白痴(idiot)这个术语可以正确地用于这种遗传结果或成长中的灾难］，人性动物天生具有的个体差异，与人性动物与其他任何物种之间的差异相比，便有如小巫见大巫了——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多么的惊人，它们都是以某一特定文化时期的生活史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问题，对于一种纯粹出于幻想的对于人格以及人格独特性的兴趣来说是根本的；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麻烦，并且对于那些研究所谓人性的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个体差异，我都想大肆强调一下。与此同时，我想告诫你们，在精神病学中，作为一个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没有差异(诸如艺术中的相似性)以及无论在何处发现的人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相似性，要比所有这些个体差异重要得多。


    如果排除孪生子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假定，每一个人性动物之间多少都有些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作为一个生物的组织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生活(即在生物学上必要的环境中的生活)有关的机能活动方面。我几乎没有必要提醒你们去注意这些差异，例如头发的颜色、质地及它们在体表上的分布，虹膜的颜色，皮肤的色素，血液的类型，以及手指、鼻子和耳朵等各个器官的大小和形状。我几乎可以无限地列举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被描述为是一个特定的生物组织与另一个生物组织之间从外显到隐秘的各种不同。


    对于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要数机能方面的遗传差异，或至少是先天的差异，这些机能包括：(1)与光频(light frequencies)有关的视觉感受器；(2)与声频(sound frequencies)有关的听觉感受器；(3)表现在各种灵活可能性上的解剖学差异，包括言语差异；(4)作为由比内(B)“智力测验”所测得的活动之基础的各种因素之复杂性的差异。


    那些并不真正精通该领域的人往往提出常见但却错误的假设，认为，人类在所谓的可见光谱范围内对频率光波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反应。尽管从统计学上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即人们可以把一千个人的视觉敏感性或颜色敏感性曲线应用于十万个人身上，但是，当以极大的耐心去绘制一个特定视网膜颜色敏感性的曲线时，人们会发现，这条曲线并不精确地近似于统计上的曲线。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就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而言，可能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些中国人身上。我不知道他们枕部增加了的肌肉痉挛是否会影响视觉，但我推测是有影响的。很可能它并不影响颜色敏感性区域的视觉；不过甚至是那儿，它也有可能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并不十分确定。


    除此以外，在对光的强度作出反应方面——例如，当视网膜杆接收暗淡照明条件的特殊时刻——也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而且，由于这些差异随着健康状况、营养和所涉及个体的其他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差异在某些影响所涉及个体之生存的特定环境里颇具意义，例如，晚间飞行，甚至是晚间驾车。


    对光的距离感受器(distance receptor)方面所存在的这些差异，与对空气波的听觉感受器(auditory receptor)方面的差异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里，我们也有一条通过统计方法而得出的相当典型的感受性曲线，而且这条曲线可以应用于有关个体听觉的大量数据。与色彩视觉领域中的个体差异相比，从这些统计曲线中得出的个体差异要大得多。事实上，听觉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年龄机能(function of age)：在大多数人身上，直到某一特定的年龄，这条曲线都可能以一种无法察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接着，听觉敏感性会随着时间而出现一种或多或少的持续递减。这里的差异可以更加容易地被察觉到，这样我们才会知道，对于某一个词语，有些人听到的与另一些人所听到的显著不同。而且，由于早年的疾病或创伤，还存在着一些病理性差异，这种情况要比视觉感受器领域的情况常见得多，并且会对所经验的外部世界产生隐秘得多的影响。在不同的人身上，灵巧程度也显著不同；例如，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想要成为钢琴家的人来说，修长的手指是非常有用的，或者对于一个想要成为演说家的人来说，裂腭将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


    但是，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人们谈论(有时以巨大的热情来进行谈论)得最多的差异是大范围的智力因素、智力禀赋，等等，正如你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样，这个范围包括从低能儿到天才，如果可以将天才视作智力的一种机能的话；所谓天才，我指的是那些拥有能够看出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真正杰出的能力的人，这种能力似乎是可测量之智力因素的终极。我们都知道，向有些人解释问题要比向另一些人解释问题容易得多；而且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完全不受约束地根据一群人是聪明还是愚钝而将他们进行分类。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尚未确定的先天因素，用以证明一个人的感觉，即他自身的动物基质无疑是独特的个性。而且，我们也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持久效应的信息，即这些效应可能产生自与最佳物理化学环境之互换所造成的缺陷，如在营养缺乏症中那样。


    另一个差异领域是精神病学家甚至更为感兴趣的，那就是个体能力在成熟速度方面的差异(有可能是先天的差异)。所以说，有些差异来自健康体格、事故伤害以及疾病等因素(这已经在听觉情形中加以说明)，但是，无须赘言，这些差异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


    迄今为止，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先天潜能的差异，以及作为潜在人类之人性动物的个体发展史的差异。现在，我想考虑的是非遗传因素、成分、环境或各种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这些影响因素根据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遭遇挫折、自尊是得到增强还是减弱，决定着人们的生涯路线。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就是语言nguage)。尽管我此刻不会把语言作为人类生涯路线中的决定性差异来进行讨论，但我还是想从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中注51 摘引一段话，以便为后面的考虑提供某种背景：


    [语言是一种]通过一个自发产生符号的系统来交流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纯人类、非本能的方法……[这些符号]首先是听觉的，而且……是由所谓的“发音器官”产生的……语言的本质在于，将常规的、自发发出的声音，或者其对等物分配至各种经验的要素……语言的要素，也即为经验贴上了标签的符号，必须……与所有划定了种类的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单一的经验本身相联系。唯有这样，交流才有可能，因为单一的经验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之中。而且严格说来，是无法进行交流的。若要进行交流，它就必须参照为群体所默认的某一个类别，将其作为一个认同的对象……


    [这个语言领域所包括的东西比基本的言语循环(cycle of speech)所包括的东西要多得多]就我们把它看做是纯粹的外部工具而言，[言语循环]开始于声音领域，也结束于声音领域……这一过程的典型路线很可能会经历无尽的修正，或迁移至对等的系统，而不因此丧失其基本的形式特征。


    在这些修正中，最重要的是思维中所涉及之言语过程的节略现象。毫无疑问，它有许多的形式……众所周知，聋哑人能够熟练地将“唇读”(reading from the lips)作为理解言语的一种辅助方法。在所有的视觉言语符号中，最重要的当然要数书面文字或印刷文字了……[在其中]该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字母或书写的文字)对应于原始系统中某个特定的要素［声音、声群(sound-group)或口头的文字］。


    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迁移，关于这一点，萨丕尔提到了莫尔斯电码(Morse telegraphic code)，以及不同的手语，例如那些“为聋哑人使用而创制的手语、为天主教西多会特拉普派(Trappist)创制的手语，或者为可见距离之内，但却听不清对方声音的人们之间的彼此通信而创制的手语”，例如，通信兵所使用的旗语。萨丕尔继续写道：


    关于语言，最为显著的一般事实在于它的普遍性……我们了解到，所有人都拥有一种充分发展的语言……语言的根本基础——一个清晰语音系统的发展，言语要素与概念的特定联结，以及精细地提供一切关系的形式表达——所有这些，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一种语言中，非常完美、系统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与言语的普遍性几乎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难以置信的多样性……[言语的这种普遍性和多样性迫使我们]相信，语言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传统……如果人类任何其他的文化资产(不管是钻木取火的艺术，还是琢石的艺术)宣称自己的年代更为久远，那么，它就可疑了。我倾向于认为，它甚至比有形文化最低等的发展都要早，而且事实上，一直到语言这种重要表达的工具成形，这些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说才成为可能。


    因此，存在着一个源于人类传递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是生物学意义赋予的，也并非生物学意义上所赋予之装备身上所发生的事件的结果。这种传递来自他人，既非由生物遗传过程而发生，也非由构成这种基本生命过程的物理化学迁移的干扰而发生。正如萨丕尔所说，这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无限多样的领域，是一种涉及人类在各种环境中所接触到之一切经验和一切关系的象征性方法。


    还有一些差异存在于语言涉及不到的一般文化领域中，语言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文化领域，但绝不是唯一的文化领域。我曾提到过马林诺夫斯基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我还想提一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她曾就文化的本质及其在生活中的地位说了下面的话：


    ……对于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运作，我们感觉非常值得研究，但是，我们有一种思维方式，认为习俗只是最为平常的行为。事实上，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世人所继承的传统习俗实际上是大量详尽的行为，比之任何一个人在其个体行动中所能演化出来的东西来更为令人惊讶，而不管其是如何的异常。不过，那是问题的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方面。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习俗在经验中和信念中起着支配的作用，而且它还可以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


    没有人会用原始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的眼里，世界由一组明确的习俗、制度以及思维方式组成……约翰·杜威曾经非常郑重地说过，习俗在塑造个体行为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他所能影响传统习俗的任何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像他母语的全部词汇所占的比例，与他自己的孩子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占据家庭用语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样……个体的生活史首先是对他社区中传统地继承下来的模式和标准的顺应(amodation)。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所处的习俗就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他能够说话的时候，他成了他的文化的小奴隶，而到了他长大并能参加文化活动的时候，文化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文化的信念就成了他的信念，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成了他的不可能性。每一个与他身处同一群体的儿童都将和他共享上述这些东西，而生于地球另一端的儿童，没有一个能够获得上述东西中哪怕是千分之一的部分。没有哪一个社会问题像习俗作用这个问题这样让我们感觉义不容辞。在我们理解它的规律和多样性之前，人类生活主要的复杂事实必定还仍处于不可理解的状态。注52


    根据我对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类差异因素的讨论，人们乍一看也许会认为，这些差异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将试图研究人类的相似性。而且，我们不会研究人本身，而是研究他们做什么，以及就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相当可靠地推断出的东西。


    最具包容性的生物学、心理生物学术语是经验(experience)，我们对这个词已经有过多次接触，对于这个词，我将提供下面这段界定性陈述：


    经验指的是所有生活过的、经历过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经验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凭其自身而参与之事件的内在成分，也就是说，作为有组织的实体参与其中。经验的有限特征取决于有机体的种类，同时还取决于所经验之事件的种类。


    经验与有机体所参与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当我看并看到一只蛙时，我关于这只蛙的经验——我关于这只蛙的知觉——并不是这只蛙。这只蛙(如果它是一只“真正的”蛙的话)——这绝不是必要的——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特殊光线模式；我的双眼经受了这种特殊光线模式的冲击；紧接着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内部变化”，包括“内部”资料对蛙这个概念的识别。


    换句话说，有一个相对“外部的”客体，引起了我们所谓的“使我与之接触”的某些东西；同时，还存在着一组发生在这里或那里十分复杂的、相对私下或“内部的”状态变化，对此，我可以称其为知觉活动，而其结果便导致了知觉对象(percept)。在我们认识世界的当前状态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在对事件进程所知觉到的特征(诸如把蛙知觉为蛙)和这一事件进程最终的“真实”特征之间，存在任何必然的对应性。


    如果不去考虑知觉的内推活动(interpted act)，就会导致许多的伪事实和伪问题。有以下这一事实为证，即甚至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哲学家——我认为，这里说的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提出一种信号理论(theory of signs)时，对下列事实进行了评论，即有某个物件正在趋近于我们，在它触及角膜之前，我们就开始眨眼睛，把眼睛闭上。这是日常言语中大量相似现象的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不论这种日常言语声称自己有多么科学——它实际上相当严重地误导了一个人。事实无疑是这样的，即一种减弱的照明模式正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触及角膜，而先前的经验已经对这种特定的方式作出了解释。


    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用原始感觉(sentience)这个词来意指一些我们从中获得信息的原始数据。注53 我想在这里提供一种关于原始感觉和任何其他关于经验之原始数据——以及关于记忆现象学——的理论，将其作为与事件之冲击有关的有机体之意义重大状态的整体。


    在我关于蛙的例子中，我曾试图强调知觉活动的重要性。这种知觉活动介于外部现实和我们内心所拥有的东西之间。我们内心所拥有的东西开始于经验 ，而且人们也坚持认为，为了这种理论的经验都必定以我将提出的以下三种模式发生，其中之一通常是(但绝不是必然是)限于人类的。这三种模式是：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注54 我将提供这样一种论点，即这三种模式主要是关于对事件进行“内部”阐述的问题。最容易讨论的模式也是相对不常见的模式——那就是以综合的模式发生的经验；人们对其有所了解但却较难进行讨论的，是以不完善的模式发生的经验；而通常无法进行任何系统阐述，并从而也无法进行任何讨论的，是以未分化的或原始的模式发生的经验。这些模式之间的区别在于人们接触事件时所作阐述的程度和特征。


    未分化的模式(似乎是记忆的大致基础)是最为粗糙——我还可以说——最为简单、最早，而且很可能是最为丰富的经验模式。原始感觉(从实验的意义上说)与我所说的未分化的模式有着许多相关之处。至少在生命的头几个月，未分化的模式可以被视为敏感有机体分离的瞬间状态系列，尤其涉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区。我之所以用“敏感的”这个术语，是试图把所有那些感知有意义事件的渠道都带入你们的概念之中——从譬如说我臀部的触觉器官(它告知我，这是一把椅子，而且我在上面坐的时间够长了)，到各种传递信号的感受性(它们已经得到发展，以满足我在生活过程中的需要)。这就好像是所有敏感的、主要表征的东西都是不确定但却极其丰富的照明配电盘；如果你遵循我的说法的话， 则在任何分离的经验中，在该配电盘上显示出来的光线模式就是基本的未分化的经验本身。这条线索可能会向你表明，我认为，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有机体瞬间状态的分离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有机体正对它发生作用，而无疑意味着其他有机体的事件正朝着这种瞬间状态的变化发展，或者实际上对这种变化产生影响。


    直到我勾画出人类新生儿所经历的一系列的阶段，这些术语以及其他许多术语的完整涵义才会显示出来——用我的话说，人类新生儿是一个潜在的成熟个体。因此，我会马上开始追踪人格的发展史，正如你们将会看到的，人格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人际关系各种可能性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