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国民革命（1926—1927）

    （1928年1月）


    瑞典人反抗外国入侵的历史长达500多年，这不由地让人联想起当今中国人反抗外辱的斗争。


    中世纪早期在瑞典的比尔卡（Birka），外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明眼的观察家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比尔卡不像是一个瑞典的城市，它倒像一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弗里斯兰人（Frisian）的“租界”。可以明确地说，外国人在比尔卡的影响特别重要。在汉语里，对外国人的称呼是“从外面来的人”。就像目前在中国北方一样，他们带来了新时代的知识和精神力量。瑞典最早的货币铸造，就是模仿外国的图案；瑞典早期也有从国外来的大量传教士，他们的目的是在瑞典传播基督教。这两点与当今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相似，主要表现在中国出现各式各样的外国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大量的外国传教士。


    如果我们转到瑞典古城锡格蒂纳（Sigtuna），它继承了比尔卡的传统，我们甚至会发现更明显的迹象，表明外国人曾在此居住。众多灰色岩石砌成的教堂，诉说着它昔日的历史：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一起生活在此，就像现在的北京和上海一样。这些教堂具有鲜明的特色，上帝和城堡融为一体，让人想起了北京的救世主教堂——俗称“北堂”。1900年，义和团攻入北京时，北堂躲过一劫。锡格蒂纳古城里那些篆刻日耳曼语的石碑仍然矗立在那里，讲述着弗里斯兰人庆祝宗教节日的故事。因此，它也是弗里斯兰人在瑞典土地上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象征。这不由地让人想起了天津、汉口和中国其他“条约口岸”的租界。


    在瑞典维斯比城城外靠近城墙的地方，当地外国殖民者设立了某种形式的军事分界线，以保护城内外国人不受哥特兰岛上农民的侵扰。这些军事分界线有些类似于北京使馆区周围的城墙、护城河以及墙外的斜坡，也是缓冲区；在维斯比城，也有许多教堂废墟。它们在默默讲述着那些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曾经在此生活的故事。


    根据《马格努斯·埃里克松法典》（Law of Magnus Eriksson），有一半的市政官员和市议员必须是德国人，这种情况类似于当时上海市议会的情况，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定的比例。


    在瑞典梅克伦堡王朝阿尔伯特国王（Albrekt of Mecklenburg）统治时期，不仅是德国人在贪婪地攫取权力，掠夺土地，就连瑞典部落酋长们也都如此。例如，马格努斯四世统治时期皇家议会主席博·琼森·格里普（Bo Jonsson Grip）同过去十年间中国最贪婪的独裁者不相上下。当时瑞典语中最糟糕的一个表述是，“法律就在长毛的尖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公正掌握在士兵的刺刀上”。换言之，河南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的诞生，亦是深受兵匪之患之深所致。他们不问青红皂白，见兵就杀，这同中世纪欧洲瑞典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从1916年到1925年，这十年期间的中国，军阀混战，横征暴敛，今日把酒言欢，明日兵戎相见，争得你死我活。中国目前的状况，让人看到了中世纪欧洲的影子。如果用瑞典作家斯文·拉格宾（Sven Lagerbing）对卡尔·克努森八世（Karl Knutson）时代的评论来描述中国这十年间的军阀混战，那是再准确不过了：“奸诈贪婪、无恶不作、毫不忠诚。丝毫不热爱自己的国家，打着忠诚的幌子，把国家变成了一个野兽横行的可怕洞穴。在这个地方，美德和荣誉这些词变得毫无意义。”


    由于古斯塔夫·瓦萨严重依赖强大的汉萨商业同盟（Hanseatic League），所以，他被迫允许汉萨同盟以零关税将产品带入瑞典。目前中国的关税同瑞典当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在1900年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外国势力控制了中国的关税。但到了20年代，外国人对中国关税的影响力处在崩溃的边缘。


    让我们再回到瑞典的历史。经过五百年的斗争，1536年，瑞典人在古斯塔夫·瓦萨的领导下，打败了汉萨同盟。至此，瑞典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即使一个未接受过正规历史学训练的人，也会乐于把瑞典人战胜汉萨同盟同当今中国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关税自主权进行对比，把当今国民党年轻将军蒋介石</a>同古斯塔夫相比，即使蒋介石永远不会像古斯塔夫·萨瓦那样，从丹麦人手中夺回斯德哥尔摩，打败汉萨同盟。但是，这些比较至少会告诉我们，评判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时需要谨慎、合度。


    由于两个主要因素，孙中山</a>建立的国民党，起初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但到了1926年时，已经成为中国内战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个是苏联因素。起初，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主要表现在资助“基督将军”冯玉祥</a>。但是，他们发现，这位势力强大、痴迷基督教，但不可靠的将军不会成为他们先前指望的中国强人。


    1925年底，确实有一段时间，直系军阀冯玉祥及其盟友几乎要控制中国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得力干将郭松龄曾在1925年秋同冯玉祥秘密达成协议：即在冯玉祥攻打天津时，郭松龄会举旗反奉。结果是，冯玉祥虽然占领了天津，但损失惨重。郭松龄指挥军队，曾一度逼近奉天。由于复杂的原因（特别是日军背后突袭），郭松龄兵败巨流河，同夫人一起被奉系所杀。


    兰州附近横跨黄河的现代化铁桥，是由比利时工程师设计建造的


    1926年春，冯玉祥再度处于守势。1926年夏，由于抵挡不住张作霖的进攻，冯玉祥退出北京南口关，向中国西北退却，屯兵陕西、甘肃一带。


    冯玉祥访问了莫斯科。初到莫斯科，苏联政府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但他离开苏联时却收获甚微。冯玉祥回到中国后，对基督教不再那么狂热，他开始反对在华外国势力，但是效果甚微。这样一来，苏联政府似乎觉得，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广东的国民党似乎比冯玉祥更可靠。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过分夸大苏联政府对于广东国民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援助的方式主要是派遣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彻底改组国民党先前军事薄弱的重任后来落到了蒋介石的身上，他是一位来自浙江的年轻将军。


    蒋介石带领国民革命军</a>从东南沿海的广东出发，一路行军，打到长江流域，攻克武汉，取得了胜利。在第一阶段行军中，国民革命军用铁路运输军用物资；到了河南地界，特别是山隘之处，所有设备都改用人工搬运。这一切的物资运输，都是广东人用新颖独特的办法组织完成的。


    中国北方的将军们，如吴佩孚、张作霖等，过去常常强征苦力，搬运装备。这些苦力既没有薪水，也吃不饱，穿不暖，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力气。这一切，加上暴力和掠夺，结果，北方军队所到之处，无不遭到民众的愤恨。国民革命军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们有相对固定的搬运工，这些人往来于铁路沿线车站，运输物资。他们伙食好，定期会拿到薪水。因此，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物资运输都会成为深受欢迎的一项工作。


    如果说苏联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对国民党有什么帮助的话，那么，除了安排军需物资和战场指挥以外，最具决定意义的贡献恐怕在于他们教会了国民革命军如何进行有效的革命宣传。国民革命军在攻占城市前先派遣大量政治特工宣扬孙中山的理论。他们承诺给苦力们支付更多的工资，给农民分配更多的土地。这样一来，国民革命军很快就占领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在军阀控制的长江重镇汉阳（这里有一个大军火库）、九江等地，未经激烈战斗，国民革命军就成功占领了这些地方。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进军湖北1，9月6日占领汉阳。由于手下叛乱、不听将令，9月8日，心情郁闷的吴佩孚逃离汉口。只有长江南岸的武昌，凭借坚固的旧城墙，负隅顽抗，虽然撑了几个星期，最终还是被革命军攻克。


    现在，吴佩孚被驱逐出长江流域。蒋介石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南京的军事长官孙传芳了。孙传芳或多或少控制着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从9月到11月，国民革命军攻打南昌。他们组织了三次强攻，最后占领了南昌。在11月初，九江不战自降，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


    此后，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活动转向浙江。1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浙江部分地区。1927年2月，占领浙江省会杭州。3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南京。至此，国民党占领了整个长江以南地区。


    国民革命军在向长江流域进发的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反对外国。国民党的政治原则包括强烈谴责外国租界、治外法权等，这些很自然，从一开始就对外国抱有某种敌意，特别是反对英国。当时，英国被视为“帝国主义”最危险的代表。国民党邀请苏联顾问加入，更加强化了对英国的敌意。


    在长江沿岸，中国人对外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敌意。公允地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普通民众的心理。以前，在长江上航行的都是当地无棚小船、平底帆船、舢板船等。当外国人带来他们的大蒸汽船时，整个长江航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的敌意，在长江上游宜昌地区尤为强烈。外国蒸汽船载重量大，几乎占领了整个长江航道，许多平底帆船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威胁，这也是事实。


    然而，更糟糕的是，外国蒸汽船常常碰撞、甚至撞沉当地平底帆船，这种事情在宜昌段发生的尤为频繁。因为宜昌段水流湍急，江水要穿过狭窄的山谷，外国蒸汽船通常要特别改装功率大的发动机。很有可能，在一些有激流险滩的河段，蒸汽船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不可避免发生撞沉平底帆船的事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必须要理解，由于撞船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以，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敌意确实广泛存在。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英国、日本、美国等外国炮艇加强了对长江（特别是这些水域）的巡逻。中国人是一个自豪、敏感的民族，他们不愿意看到在自己最好的河流上外国的舰炮在耀武扬威。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讲述了中国人对长江航道冲突事件的看法。但是，外国人也有抱怨的理由。他们认为，在过去，长江航道匪患不绝，在战争开始的那几年，交战各方军阀有时会强征外国船只为其运输士兵或战争物资。


    此外，长江流域，特别是上海，是中国的重要工业区，这里有大量薪资微薄的劳工。很明显，长江流域充斥着许多危险因素，很容易发生冲突。例如，早在1926年秋，中国南方局势动荡，很多外国传教士感觉到，他们的传教活动几乎无法进行，所以，很多人都回国休假了。


    国民党占领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后，发起了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运动。工人罢工是常事。他们成立工会，提出了要求资方增加工资等合理要求。外国人所控制的几个部门，如关税、盐业、邮政等，开始有所松动；反对传教士的激烈宣传也盛行一时。


    1927年1月4日，在汉口，一些民众围攻英租界。除了当地一些志愿者以外，英国领事馆只有少数海员在保护英租界。由于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所以，在此次汉口事件中，英国方面尽最大努力避免使用武力。面对中国民众的攻击、辱骂、扔泥巴等，英国士兵保持了克制。在关键的几个小时里，英国海员和志愿者表现出的纪律性几乎是无法比拟的，也展现了英国国民精神中冷静、明智的一面。


    最后，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英国当局不得不命令把英国妇女、儿童转移到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船上。此事过后，保护英国领事馆的海员和志愿者撤出，英国租界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管理委员会管理。


    英国领事撤出租界，放弃对租界的控制，这一点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一些批评者认为，英国领事原本可以用自己手头不多的兵力守住租界；英国撤出租界是明显的投降，它严重伤害了白种人的尊严。其他人认为，英国领事温和、有远见的行为值得称赞。


    然而，直接的后果是，在九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外国人的财产遭到了严重损害。在英国国内，汉口事件激起了广泛的民族情绪，他们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捍卫其在华利益。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前往上海来保</a>护英租界。英租界也是外国在中国最大的租界。在1927年春至关重要的几个月里，英国驻上海军队数量不断增加，这也成为英国在中国唯一的固定地点。毫无疑问，英国军队的出现挽救了在沪外国人，也让中国避免了在这个巨大制造业基地发生更加严重的复杂事件。再说，要从中国这个巨大的制造业基地仓促撤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我所知，英国这支防卫力量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据说，一些温和的中国人也承认，有外国军舰和军队保护外国人定居点对各方来讲都是幸事。美国、日本、法国等国也纷纷效仿英国在上海的做法。这样一来，在1927年春的那几个月，集中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和国际战舰也达到了一定规模。


    3月24日，当国民党军队占领南京后，针对外国人的攻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这只军队中多数人来自河南，也就是对外国人敌意最深的省份。许多外国领事馆遭到劫掠，特别是对日本领事，当时他正在生病，遭到了毫不留情的对待。外国人的办公场所和私人住所都遭到洗劫。起初，外国领事担心这样一来会造成大量外国人伤亡。但所幸的是，除了个别情况以外，在南京外国租界中的150位外国人基本上保住了性命，而一些妇女遭到了特别残酷的对待。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即刻做出反应，这些反应也是意义深远的。例如，美国政府命令撤离所有在中国南方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城市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安排在北京的美国妇女和儿童尽快撤出中国。他们甚至在讨论将所有美国侨民撤出中国的可能性。


    然而，情势逐渐明朗。在南京发生的骚乱并不完全针对外国人。相反，这是国民党内部右派和左派内部斗争的表现。蒋介石，也就是广东国民革命军的总指挥，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时一直在长江上，正在从汉口南下去上海途中。当时有消息称，在汉口的激进左翼，因为担心蒋介石同外国人达成某种谅解，于是决定在南京制造事端。外国人起初讨论对南京发生的暴力行为进行报复，但最终并未实施，因为对于如何实施报复，各国意见并不一致。所以，情况越来越明显，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最好不要再搅动浑水，因为蒋介石正在考虑让可能的“幕后策划者”对此事负责。2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开始迫害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张作霖的总部早就知道，在北京使馆区苏联使馆附近一直有由其控制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活动。奉系军阀将其立场告知苏联驻华使馆，之后于4月6日搜查了使馆附近的一些房舍，包括苏联武官办公室。


    恶意的说法是，已经是一位老人的张作霖，这位不善于保守秘密的人，在傍晚5点刚要上床休息时，了解到他的阵营中有一些军官一直在调查一些事件。但不管如何，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证实，这个调查进行得极为迅速，而且非常有策略。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天早上，我正要去苏联领事馆办签证，但却发现使馆大门紧闭。但是，当时跟我一起去的中国脚夫情绪却很高涨。他建议我沿大街再往前走一段，因为那儿“有很多警察和士兵，那儿肯定在发生值得关注的事”。的确，那段使馆区被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占领，场面确实壮观。汽车一辆接着一辆，进进出出，中国警察带出一小群面容苍白的共产党人。他们被推进汽车里，其他车辆则装载着红旗、手枪、文件材料等。3这一次，近百人被逮捕，其中75位是中国人，剩下的是苏联人。不久，许多中国共产党员被处以绞刑。


    北京警察厅宣布，苏联的重要文件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字迹清晰可见——尽管他们曾经试图在最后一刻把这些文件扔到煤油灯上烧掉。


    就在北京警察当局大肆抓捕并迫害中国共产党人之际，蒋介石也开始了“清党”运动。


    张作霖在北京突袭共产党，似乎提升了他本人和奉系军阀的“声望”。5月初，张作霖在河南地位稳固。但是，由于几位将军的反叛，张作霖被迫放弃河南，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同时，他在安徽的盟友也遭遇挫折。广东国民革命军占领津浦铁路，北上抵达徐州。


    几周之后，张作霖又恢复了元气。6月15日，他在北京宣布自己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一个月后，因遭到党内反对，蒋介石被迫离开苏州南下。8月13日，蒋介石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取道溪口老家，后前往日本。蒋介石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的温和派和汉口的激进派之间的冲突升级。蒋介石的两个得力干将，其中一个是李宗仁</a>，另一个是陈诚4，也都直接与他对抗。


    蒋介石之下野在相当程度上伤害了国民党的声誉。因为一件无足轻重的飞机事件，英国人在8月16日给国民革命军下了最后通牒。当时英国人一直在上海等待国民革命军的回复。当英国的要求未得到满足后，英国军队拆毁了上海至汉口的铁路。但是，几天后，在日本的干预下，英国人调整了政策，表示愿意和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直系军阀孙传芳部沿着国民革命军撤退路线南下追击，他们跨过长江，再次占领浦口，目标是夺回南京。但是，在8月底，孙传芳的部队遇到国民革命军的激烈抵抗，孙传芳部在长江南岸损失了2万人。


    阎锡山</a>，太原府的“模范长官”，这些年来成功地确保山西免于战乱。从1927年开始，阎锡山越来越同情国民党。1927年11月底，他两线作战。一线是京绥（北京至绥远）铁路沿线，一线是京汉（北京至汉口）铁路沿线和通往太原府的铁路沿线交叉点——石家庄，向张作霖奉系军阀发起进攻。战争初期阎锡山军队指挥巧妙，屡次获胜。但是，由于奉系军队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到1927年年底，阎锡山的山西军又被迫退回到山西境内。在此次交战中，张作霖部也未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


    1927年秋，国民党持续分裂。党内又把目光转向了蒋介石。蒋介石似乎成为有能力收拾国民党烂摊子唯一可能的人选。11月，蒋介石回到上海，那时，国民党仍在迫害共产党人。1928年初，蒋介石又成为南京政府的三军总司令。同时，蒋介石的部队再次占领了津浦（浦口至天津）铁路南段，到达山东地界。


    1927—1928年中国国内形势是这样的：张作霖在北京，担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势力范围包括东北三省及直隶、山东等省；国民党占领华南地区；冯玉祥占领河南、陕西、甘肃；阎锡山仍然统治着山西；杨森和吴佩孚在川西。


    蒋、冯、阎三人明显或多或少对北京的奉系军阀怀有敌意。听说，奉系中有一部分年轻将领试图同阎、蒋合谋，却有意避开冯，这种传闻一直不靠谱。


    1928年对张作霖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它决定了张作霖能否有效控制大半个中国领土；否则，他只好被迫退回东北老巢。


    如果国民革命军能够完全控制中国，那么，它就需要把权力移交给国民党。毕竟，国民党宣称自己代表着进步，表现出它有能力重建饱受十年内战之苦的国家。


    1927年夏，外国势力把它们的预防措施延伸到了中国北方。他们在中国北方聚集了五千多人的军队，主要驻扎在天津。此外，尽管遭到中国的抗议，日本也以保护在山东的侨民为由向青岛和济南调遣了大量军队。


    在中国发生内战和外国在华采取保护性措施的同时，双方也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在这些外交活动方面，外国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几乎都归于失败，而中国则取得了胜利。


    为了减轻“五卅惨案”的影响，各国外交使团力图表现得非常“温和”。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在治外法权谈判过程中，外国政府也越来越表现出，他们能够理解，中国在同外部世界交往过程中，需要废除这一不正常现象。毕竟来说，当时在世界上已经鲜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在土耳其废除了“投降条款”后，已经没有第二个国家还有治外法权这样的事情了。另一方面，各国在统一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谈判中，也包含着一些非法要求，如他们要求在中国驻军，这明显反映出，他们显然不愿意放弃这些权利，除非他们认为中国能够建立一套成熟、公正的法律制度。


    尽管如此，北洋政府开始越来越自主地将这些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并不事先征求外国政府的同意。


    去年圣诞节前，英国政府开始同中国政府谈判，试图就立即提高关税税率事宜达成协议。事实上，早在华盛顿会议时，英国就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前提是中国需要满足一些条件。英国政府的备忘录曾有这样的暗示，应尽快放弃各国在华治外法权，修改各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条约。


    英国的建议无疑是开明且意义深远的。但是，这些建议提出的时间似乎太晚了，中英双方都未从中获益。外国列强和媒体对这些提议的评价也并不完全是赞许的态度。北洋政府和广东国民政府对英国此举的态度是要么反对，要么漠不关心。


    在广东，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提议，进口关税已经提高；目前，在汉口也在安排提高税率事宜。北洋政府并未征求外国政府的意见，也遵循广东国民政府的先例，于1928年1月14日宣布：第一，从2月1日起，提高进口商品税率生效；第二，中国将在1929年1月1日实行关税完全自主。


    英国出生、此前担任中国海关署署长的安格联，其品性可谓是无可指责，自认为在帮助中国政府获得稳定贷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以此事未同各国商量为由，拒绝执行北洋政府提高关税的命令，结果被就地免职。


    事实上，在1926年秋，北洋政府曾经同比利时政府就以更加公平的条约取代旧时不平等条约问题交换照会。起初，比利时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甚至要将此事提交国际法庭，但1927年1月17日，双方重启谈判，认为两国新条约应该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这一次，比利时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慷慨之举。比利时驻华公使亲自宣布，比利时准备将其在天津的租界交还中国。就事论事</a>，比利时公使这一举动事实上毫无意义，因为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非常小，租界里仅居住着2000个中国人，没有一个外国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明显，比利时事先预料到了中国收回租界的愿望，并率先提出将其租界交还中国，这促进了在华各国将其租界归还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


    天津租界的前途是之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正</a>在发生变化，他们已经开始和北洋政府谈判修改条约的问题。1927年11月，北洋政府终止了同西班牙的条约——这个条约是1864年生效的。


    整体而言，很明显，中国同外国的关系将会发生变化，这令人想起了前些年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扫除了在以前看似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列强也都欣然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新要求。这表明，他们至少已经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动荡具有全民革命的特点。尽管内战不断，中央政府破产，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仍在胜利向前推进。


    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是过去二十五年来外国人在中国享受特权时代的终结。外国人必须要有思想准备，他们的工作环境将会发生变化。新的环境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时时刻刻对自己有利。


    管理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外国人聚居中心，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外交官们面临的有趣又棘手的问题。在过去一年零八个月中，列强已经表示出愿意理解中国人天生具有的雄心壮志。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有责任、有义务创造一个促进外国商业中心繁荣所需要的安全环境；从长久来看，这个环境也将有利于中国在物质上取得进步。


    一个可以无限讨论的问题是传教活动在中国未来的前景。因为政治动荡以及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中国的传教站门可罗雀。因此，现在有必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外国传教活动是否应该继续？或者如何拓展？许多有远见卓识的传教士倾向于支持（如果有可能的话）由中国人自己来创建中国的民族教会。这将表明，中国可以在同其他宗教运动竞争过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未来，假如外国传教士应该在中国继续工作，那么，在我看来，传教会必须意识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要去中国传教，那么，传教士自身的教育程度需要提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许多中国学生从欧美国家学成归来，他们对欧美非常了解。所以，以前那种简单、忠诚但教育程度低的传教士很难取得好的传教效果。换言之，一位外国传教士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自己需要接触的中国新型官员的特点，还要更好地了解并欣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最低的要求。


    因此，虽然瑞典传教会目前已经把大量传教士撤回了国内，但是，我还是要建议，传教会在传教士培训课程中增加文化史和宗教史等课程。


    假如许多传教士不能通过新的考试，因而不适合回到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地，那么，我觉着这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好事，他们有机会在我们的国家瑞典开展传教工作。


    在中国的许多外国人傲慢、自负、以蔑视的口吻谈论中国人贪婪、用不正当手段敛财。这无疑是非常糟糕的，在局势动荡的时候尤显恶劣。但是，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自己秩序井然的国家，也广泛存在着不诚实的行为。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盗用公款的行为：银行出纳、政府公务员以及其他领域，公众信任他们，把公共资金委托他们管理，他们竟然私挪他用。最近，国家教会中的一位牧师在盗走自己教堂金库中的钱后开枪自杀。有这样的迹象，瑞典的基督教会难道不应该保持谦卑，先教化好我们自己国家的野蛮人吗？


    * * *


    注释


    1．原书英文是Honan，中文应译为“河南”，但此处所指应为“湖北”。河南、湖北两省交界，根据历史资料，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10月10日攻下武昌城。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从武汉径直北上，穿过大别山，就是河南信阳。另外，此时江西、湖北、山东、北京、东北都是直系军阀的势力范围。吴佩孚是湖北大军阀。在英文原</a>作中，作者把河南、湖北放在一起讲，可能是这两个省距离比较近的缘故。——译者注


    2．前文所述事件即1927年南京事件。1927年3月24日凌晨，国民革命军攻入南京城后，北洋军溃逃，混乱中发生了数名外国人被杀，外国领事馆、外侨住宅等被劫掠的事件，英美军舰则借“保护侨民”的名义强行炮轰南京城，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态持续恶化。事后，英、美、日、法、意五国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要求惩凶、道歉和赔偿。此事件对于其后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外交形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编者注


    3．作者描述的是直系军阀北京警察厅在苏联使馆抓捕李大钊</a>同志和其他共产党员的情景。——译者注


    4．Chen Chien，英文版中此处是陈诚。但是，陈诚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是坚决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蒋介石的。由于被视为蒋介石的人，陈诚被何应钦找借口撤去了师长职务。此次蒋介石下野，一个是李宗仁，另外一个是何应钦。故此处应该是何应钦，而不是陈诚，原作估计有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