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瑞典出版商要我讲述在中国服务11年的印象和想法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表达我对伟大而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在中国，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第二故乡一般。


    中国现在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内部危机，但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的主要是这些革命、内乱、掠夺和政治阴谋的外在叫嚣。


    在北京的岁月里，我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科学和文学先进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因此我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她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文化遗产的崇高价值和生命力。


    借此我也有机会反思一下在东方的外国人的活动，如果说在这个领域我有一些尖锐的评论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为我们白种人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所以我不能忽视任何可能损害我们良好声誉的事情发生。


    因此，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描述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这是其一；其二是讲述中国在适应西方机械工业生活方面的艰巨使命。


    很自然地，我无法全</a>面地讨论这个微妙而繁杂的问题。我主要描述了我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了使读者对我所描述的印象保持当下感，在某些章节中，我给定了日期，并可以明确地说明其中一些是从写于1915和1916年的札记中来的。


    当本书于1926年在瑞典首版的时候，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事态发展如此迅速，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有必要探讨一下北伐战争的后期发展，这场内战正在动摇帝国的根基。因此，我为这本美国版撰写了两个全新的章节，以使革命的故事和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故事保持了最新状态，但即使是现在也不能清楚地预见这场战争的结局。


    在本书中有关我的科学研究只是粗略地谈了一下。


    我的妻子协助修改了书稿，我的秘书英格丽德·斯塔克（Ingrid Starck）小姐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同样感谢埃森（I. Essen）夫人对书稿最终细节所给予的卓有成效的帮助。


    安特生


    1928年8月1日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