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国顾问

    1914年模式的德国军国主义，被一帮子“不可调和”的鲁登道夫派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并在那里开展了教学和培训工作。这显然成为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中一个日益突出的新特征。它已经在中国国内政治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南京方面现在雇用了46名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被蒋聘为南京军队的首席教官。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南京政府的雇员，其工资全是由蒋介石</a>个人来支付的。


    在国内政治中，这些德国军事专家的存在已经召来了针对南京政府和德国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左翼甚至呼吁立即着手抵制德国商品的进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为南京方面的胜利出力不少，德国正在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一问题牵涉的国际形势首先是贸易方面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外国人的小圈子，他们在密切地观察这些德国人如何为德国公司进行商业代理并试图建立起商业垄断，至少就所有的政府采购和合同而言，都与此有关。


    另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是德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对这46名顾问的工作有多少了解。柏林的外交部嘲笑这些“幸运的士兵”除了不像是失业的军事专家之外什么都像，他们居然试图为南京政府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专家团的第一个顾问马克斯·鲍尔上校在定期向柏林传送秘密报告。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些军事顾问是德国新的“向东进军”政策的先驱，就像曾经受雇于土耳其苏丹的顾问一样。


    北京的德国公使馆用“异想天开”这个词来形容一种正不断甚嚣尘上的对时局的看法——德国正利用这些军人在中国建立一个普鲁士化的军事机器。无论如何，我们心里必须清楚，虽然在中国的德国外交和领事工作人员都强烈地否认德国将大量武器运往中国，但是对于细心的调查者而言，船只的清单、运送武器的发票、货物的到达日期等都是他们可以设法得到的。进一步说，我们并不怀疑外交部代表的真诚，我们似乎更应该继续关注柏林的外交部是否也被蒙在鼓里。


    马克斯·鲍尔上校曾是鲁登道夫将军的得力助手，也是南京政府的第一名德国顾问。一名当时驻德国的美国报社记者为他和中国驻柏林的公使之间牵线搭桥，于是鲍尔上校在1927年至1928年的冬天访问了南京。不久，他就偕同一个中国代表团返回德国。


    1928年11月，鲍尔上校再次返回中国并担任了南京政府的顾问。后来，鲍尔上校宣布他的部分使命在于工业领域，他会建议并希望南京政府关注，工业可以吸纳成千上万将会很快从庞大的中国军队中遣散回去的军人的问题。


    鲍尔上校返回中国后不久，又有大量德国军官紧随其后来到中国。这引起了所有在华从事贸易、银行业务以及领事圈子里的外国人深深的忧虑，他们唯恐日耳曼人会以伪装成军事专家代表团的方式进行工业的入侵。


    当这些德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招致了相当多的批评，因为有人说他们是持有“贸易代表团”成员的特别外交护照才得以成行的，而人们推测这些护照都已经被做了手脚，因为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明确禁止德国向别的国家派遣陆军或海军专家。


    在北京的德国公使馆依然坚称这些军事顾问的护照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这些文件涉及“外交”问题的唯一方面可能就是中国驻柏林的公使专门给他们进行了签发。


    大量军事专家从德国向中国迁移一度在德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国会的辩论中，保守派和保皇派发现彼此在为军事代表团辩护的问题上奇怪地联合在一起。这件事在德国媒体上引起了相当多的流言蜚语。


    德国官方的观点一直坚称这些南京的军事顾问不过是失业军人在寻找就业的机会，并且指出所有这些人已经被德国的军队除名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前往中国并不意味着德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


    的确，南京政府的大多数德国军事顾问曾有过积极地参与这起或那起试图推翻德意志共和国“政变”的相关记录，北京的德国公使馆告诉外界，这进一步证明他们与德国国防部完全没有关系。


    鲍尔上校是一个能力非凡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机会能够证明自己只是在与遣散军队有关的工业化中充当顾问的声明是真心诚意的。这不仅因为军队根本没有被遣散，还因为1929年5月鲍尔上校在一次指挥南京军队取得胜利的战役中感染了天花并由此葬送了性命。


    冯·克里拜尔上校接替鲍尔担任了南京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并成为其他44名南京政府聘任的德国顾问实际的负责人。1929年11月，在河南的关键战役中，他利用停靠在北京到汉口铁路上的一辆私人装甲车做个人指挥部，他的战略对南京戡定那场严重的叛乱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鲍尔上校去世后，人们发现他一直在与德国国防部进行定期的沟通。鲍尔上校向柏林秘密地报告了他的判断，即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可能实现统一”。他还表达了对自己不是与中国北方而是与南方势力发生联系感到遗憾，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北方的军人经过适当训练能成为更好的士兵。


    鲍尔上校组织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军事情报局，至今仍在运转。这个情报局为南京政府收集了中国各派系战斗实力的全部信息，甚至还表现出对美国、英国和其他列强在上海、天津、北京驻扎着的武装力量的格外关注。各国针对上海租界以及其他各类在华租界的防御计划，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个雇佣部分外国人的军事情报局的好奇心。


    鲍尔上校在一份向南京政府呈送的长篇咨文中强调了在外国媒体中培育对中国友善态度的重要性，并敦促南京方面作为政府应该着手培养外国驻华记者的良好意愿。他说这些措施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中国在海外实在是声名狼藉。


    现在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包括步兵训练和战略战术专家、制造和使用毒气作战的专家、军事航空专家、地面和飞机轰炸专家、各种类型的武器专家以及修筑战壕、防空系统、卫生兵营等各种设施的军事建筑师，甚至还有军事史的教授。在北京的“陆军大学</a>”里，冯·林德曼将军、顾德威将军、阿尔滕上校都在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未来的军官。


    除了那些在北京和上海龙华兵工厂工作的人员以外，德国专家在南京有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并且他们严格按照自己的军事纪律在军营里生活。在那儿他们根据自己的专长来指导每日的课程，他们的学生包括各个军种的中国将军、上校和其他级别的军官。甚至一些高级将领也来听一些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讲座，例如关于拿破仑系列战役的专题、关于运输在维持军队士气中的重要性、关于1918年德国因为军用卡车没有橡胶轮胎毁坏了公路而加速军事失败等。


    但事实上这些德国军事专家的活动范围早已超出了课堂、交火线、操场和军火库，在上海到处流传着他们涉及垄断和正在迅速扩张的庞大贪污受贿体系的不光彩谣言。


    凑巧的是，迄今为止南京方面的大部分税收都不可避免地被用于战争，政府各个部门所进行的采购，也被细心的人们发现可能用于战时的用途。这就导致了一个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德国军事顾问负责起草合同的各项技术规范，而如此起草是因为只有德国的制造商才能完成订单。


    一家外国公司试图挑战这套体制，结果却落得个几乎破产的地步。最后才知道：如果支付给德国特别顾问合同所涉资金的25%做好处费，订单的规格条文将被更改以使得只有这一家公司能够中标。最终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获得了接近南京财政部长的机会，亮明了价格，也拿下了订单。不经意间，这种直接交易不仅为南京政府节省了25%的德国人要求的“佣金”，还为政府节省了另外一些中间人15%的佣金，财政部长因此而从大宗货物贸易中为南京政府节省了40%的购买费用。当然，外国公司还可以获得合理正当的利润。


    到目前为止，铁道部一直保持着与德国影响之间的清白关系，但交通部在购买供应物资方面却被归类为“亲德”的。南京部队中的空军由前德国战争飞行员福克斯中尉领导。胡梅尔少校正在改组宪兵队。德国专家们在南京、汉口和上海负责军火库的活动。


    毫无例外，所有由南京当局为兵工厂购买的新机械都是德国制造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学员由南京政府出资逐月派往德国学习。


    德国政府驻华的领事和外交人员保持默契，宣称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来自德国的武器。他们说：完全有这样的可能，自从武器禁运的命令被撤销以来，德国的一些船只从中立地区或者从波兰的格但斯克港带来一些武器。他们宣布：从德国境内运送任何规模的货物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从《凡尔赛条约》签署以来，盟国裁军委员会一直保持着警惕。他们承认，1918年秋天德国军队溃败，大量德制的武器弹药被德国撤退的军队遗弃在欧洲中部的许多地区。他们说，这些旧物资中有一些可能会从其他国家到达中国。


    但是，由德国军事专家提供非凡建议的南京政府并没有在市场上采购12年前的武器和弹药。


    这里仅仅是人们所知的自1929年盛夏以来抵达上海的武器弹药的部分清单。


    1929年8月4日，瑞克麦斯公司的乌苏拉号轮船载着21箱机关枪，71箱机枪子弹、17箱左轮手枪、202箱左轮手枪子弹、4箱伯格曼左轮枪及配件、69箱步枪、477箱步枪子弹、12箱自动步枪和96箱子弹抵达上海，它们全部来自德国，而付款方是南京政府。1929年9月13日，另一艘德国船只抵达，船上装着201箱兵工机械和兵工用品。1929年10月22日，瑞克麦斯轮船停靠码头卸载机枪和军事望远镜。11月，另一艘瑞克麦斯公司的轮船装载着南京方面委托一家英国公司订购的德国制造的货物，带来了一个马鲁嘉弹药库，包括400箱火药、200箱炸药以及5箱雷管和引信。还有一艘德国船于12月抵达上海，携带了22门77毫米、25门25毫米的野战炮和12.5万发的炮弹，以上装备全部由德国制造。南京将这些武器送到了奉天的兵工厂，当时的奉天已经是南京的盟友。


    当然，现在解除了武器禁运，德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的国家。


    从美国运抵中国的军用轰炸飞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货物是由南京政府订购的，但这些飞机要想离开美国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因而事实上这一行为导致了中国国内所有反对南京各派系的不满，他们纷纷指责美国政府，正如他们更加强烈地谴责德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集团”一样。


    这年的1月，50门野战炮，大量的野战榴弹炮和各种野战炮的配件从日本运抵上海，交付南京政府。


    去年12月，英国卷入一桩涉及5万支埃菲尔德步枪和1万支路易斯自动步枪的交易。这些武器表面上看是由四川省的一个将军购买的，而且他还被认为对南京方面怀有敌意。但实际上他是通过秘密的协议暗中支持南京的事业，因而他过去的一些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蒙蔽南京方面的对手。


    目前，在所有商业圈中，人们对雷兹曼贸易代表团的活动感到好奇。这是一大批的德国人，包括电气、铁路和土木工程专家、钢铁卡特尔以及许多德国制造企业的代表。这一代表团于1930年2月26日从德国出发开始远航，并准备抵达中国后在那里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柏林的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向南京汇报说，这个代表团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德国实业家希望它“对未来的中德合作能够发挥重要影响”。


    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外国人都表示，这个庞大贸易代表团的到来与德国军事顾问暗中的活动之间存在着联系。德国官方的态度是要摸清楚对这种联系的所有看法，并且宣布德国的军事顾问对德国在中国的贸易是一个障碍，因为他们是“职业的麻烦制造者，是靠挑起争端来生活的人”。


    1930年初，北京的北方派系指控德国正在向南京政府出售一批毒气弹，这一下子激起了民众巨大的愤怒。这一指控当然也引起了德国从公使馆到上海总领事馆的连锁反应，以下是德方否认的电文：


    “我们注意到了流传在山西和中国其他地方以及外国报纸媒体上关于从德国给南京政府运来所谓毒气弹的谣言，德国公使馆已经收到来自柏林的官方声明：制造有毒气体在德国是被严格禁止的，任何违反者都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但无论如何，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南京方面不仅在进行使用毒气的试验，而且他们的军队在1929年11月镇压国民军（西北军）反叛的战役中甚至尝试使用了毒气。只不过风向突然改变了，毒气的使用给南京军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上海的龙华兵工厂，德国专家指导下那里的工人进行着制造毒气炸弹的实验，而且众所周知，防毒面具正在那里大规模地生产。


    因为南京政府雇用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并且又有一大批德国军火于1930年1月初运抵中国，所以当上海一份由国民党左翼控制的中文日报《共和晚报》刊登了用中文所写的“对德国的警告”及其英文译本的时候，显然就成了中国人对这些事件怨愤不断增长的第一个具体证据。


    这篇社论指出：中国和柏林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尽管德国与中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了条约并促使两国贸易增长、友谊加深，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友谊正被滥用并因此而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警告”又继续写道：


    今天，许多的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家正做些什么呢？


    现在，已故国民党领袖的所有忠实追随者与正在试图消灭革命基本原则的叛徒所代表的势力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斗争。


    支持民主事业的忠诚国民党党员今天联合在一起，试图驱逐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自私的欲望使其成为篡改国民党信条的独裁者，从而使国家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进一步流血和痛苦的困境，甚至他们的腐败和不择手段超过了已经垮掉的北京政权。


    现在进行的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它关乎国民革命的前途命运。但这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所有友好的外国人民都应该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


    但事实上许多德国军事专家一直在帮助叛徒进行各种倾轧对手和扩张个人权力的活动……不是作为国家政府的顾问，而是作为独裁者对国民党的系统性破坏的个人工具。


    为此，中国人民不得不表达出对这些德国军事专家的厌恶之情，这些人曾经心甘情愿地做德国皇帝的工具，成功地使比利时、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陷入毁灭的境地并屠戮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现在他们又帮助中国的军阀残害成千上万无辜中国人民的生命。


    此外，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装甲坦克和轰炸机以及其他致命的战争武器，最近都被从德国直接进口到独裁者控制的港口——上海。


    因此，中国人民必须警告德国政府及其国民，这种针对中华民族的敌对行为不仅威胁并破坏着中国人民敦睦友好的精神，而且还会激起他们强烈的敌意。除非德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并尽量避免进一步卷入目前国民党全国性的反对独裁者的运动当中，否则，中国人民将被迫采取适当自卫性的报复措施，以维护国际公约的神圣性。


    从上海发往世界各地新闻界的上述“警告”摘要，引起了德国政府的注意，柏林的外交部矢口否认了种种指责，并发表以下对华的表态：


    上海《共和晚报》针对南京政府雇佣德国军官事件所进行的攻击以及关于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的指控，根据已知的事实可以说在每一个重要的点上都具有误导性。


    德国政府不仅从没有推荐过已故的鲍尔上校和其他现在仍在为南京服务的军官，这些人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服役的德国军队，而且恰恰相反德国政府一直试图说服他们不要接受对方的聘请，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可能会给人留下德国干涉中国内部冲突的印象。然而，这些过去的军官，毕竟是拥有独立权利的个人，德国政府没有权利阻止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


    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被禁止制造坦克、迫击炮以及类似性质的军用物资。因此，显然不可能有德国制造的军用物资从德国进口到中国。


    南京政府没有对指控德国顾问一事做出任何回应，德国顾问无论其数量还是他们的活动也丝毫没有减弱。


    至于德国武器的运输，每个熟悉上海码头的人都知道，在所有到达这个中国最大港口的船只当中，没有任何一艘船只会因为是德国轮船而遭到海关工作人员针对军火运输的严格搜查。通常情况下，搜查只是为了勒索些小费，搜查期间许多煤仓的煤炭会被搬来搬去，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劳动的回报是发现大量隐藏的步枪、左轮手枪或其他军火。


    换句话说，德国的武器经</a>常被走私到中国并出售给南京政府的一些竞争对手。南京政府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也在努力搜查这些东西，一旦发现肯定是将其全部没收。